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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7 February 2014

2013：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

旧秩序正在加速瓦解，新世界如腹中胎儿尚未定型；许多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已经开启，更多虎视眈眈的旧势力从未离场。2013年是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新媒体与旧媒体的更替仍在进行，新闻与观点的界限日渐模糊，作为一种专业的新闻遭受严重侵蚀，媒体与权力、资本继续纠缠。虽然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嗅到未来的趋势，但具体情势远未明朗。
“混沌”一词的灵感，来自经典著作《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2010年，他们再次联袂，出版了一本《Blur》（混沌）。这个词恰到好处地捕捉了变革年代新闻业的模样：往昔确定的模式、例行的步骤、惯常的规律都烟消云散了，虽然砸碎了许多锁链，但伴随而来的是混沌之中深深的茫然，甚至新的镣铐。
反思2013年的中国媒体，可以看到混沌之中的诸多现象及其背后的问题。

反思一：严肃新闻生产面临萎缩
2013年开年的第一件大事——《南方周末》事件激起了公众短暂而热烈的共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证明了一家传统媒体依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共鸣昙花一现，2013年的中国新闻业很快就回到了持续下跌的姿势，不得不直面内外交困的现实。《好运Money+》、《新闻晚报》、《风尚周报》…… 纸媒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
最显见的困难，当然是钱。读者不爱看报了，电视观众直接开电脑或者在iPad上搜韩剧和娱乐节目了，而传统媒体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又是臭名昭著的老大难问题。一些广告商也已经随之用脚投票，媒体的经典“二次销售”模式成了“二次滞销”模式。
钱不好挣了，“紧箍咒”却从来没松。新媒体的捷报频传依靠的不仅是移动阅读的便利性，更有言论尺度上的相对优势。在例行的年度传媒总结中，《南方周末》道出了传统媒体的心声：“就新闻而言，2013年本应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狂欢之年……但对传统媒体而言，2013年的新闻盛宴中收获更多的是苦涩。”
苦涩的现实中，不少媒体疲于应付，有的还屡走弯路，这些都极大地分散了原本应该用于提升新闻品质的精力——而这才是对传统媒体最致命的打击。 2013年初，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传媒报告指出，有将近1/3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抛弃一份传统媒体，原因并不是在iPhone上看新闻更时髦，而是这些媒体不再能够提供与此前品质相当的新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种原因抛弃传统媒体的人又以高教育水平、高收入、“重度读者”为多。这表明，有经验的读者已经察觉：厨房缺粮的媒体供应大餐的频率在下降，品质亦多少受损。地球另一端已经发生的，或许即将（甚至已经）在中国上演。
下半年的《新快报》陈永洲事件更是给传统媒体的伤口上撒了把盐。有关程序正义、央视审判的话题自然重要，但更多读者看到的却是又一个足以抵消许多位优秀记者形象的“无良记者”。与喉舌媒体不同，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读者的选择和信赖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失去读者的信赖则是最深刻的危机。推而广之，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业而言，探索与彰显专业主义的道路上也一直是与读者的选择如影随形。但是今天，这个专业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受到空前的侵蚀。
传统媒体的危机不仅仅意味着一些机构的死亡和一些新模式的诞生，真正的问题是：在新旧交替的混沌之中，可靠、严肃的新闻生产面临萎缩，耗时耗力、风险性大的高品质新闻生产正在衰退。而新闻的赤字最终将导致民主的赤字。

反思二：“自媒体”难以填补严肃新闻的空白
2013年中国新闻业最火的词莫过于“自媒体”。百度搜索指数画出了清晰的折线：从3月初开始，这个词的搜索量突增，全年高烧不退，至年底达到最高峰。

暂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成立、是否准确，即便用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理解“自媒体”——即活跃在各类新兴平台、持续发布内容的个人或机构账号，也难以将填补新闻赤字的希望寄托于它们身上。
一些人欢呼新媒体的低门槛带来的内容多样化。仅从数字上说，这确实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一家平台上有几百万账号丝毫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仔细考察那些流行的自媒体平台上活跃的账号，你会发现大部分不过是泡沫——只需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自媒体们，你们这么牛，可是你们的内容是从哪来？
大部分还是传统媒体生产的，自媒体们只不过进行了挑选、编辑、标题党。自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的再包装和再传播，的确充满了智慧，但这却建立在系统性地侵犯著作权的基础上。我个人的判断是：假如中国有一套严格的版权法规，大部分的自媒体或许会因为没有内容可发而自然死亡。
戳破那些美丽的数字泡沫，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是：真正的内容多样性从未实现。细究几百万账号的内容来源，不过还是那么少得可怜的几个。放下了纸质版的《读者》，捧起移动版的“每天一点正能量”，手机上煲的心灵鸡汤真的更好喝吗？
自媒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事实更少了，观点更多了——想想那几个在去年暴得大名的自媒体，哪个不是在贩卖观点？比起挖掘事实，生产观点的成本更低，只要设置好了噱头，收益就会更大。可是，真正的靠谱观点需要建立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之上，这同样是费时费力的事情，精明的自媒体们愿意做吗？
幸好，还是有凤毛麟角的几家自媒体真正在生产和传播原创、可靠的内容，比如智谷趋势、大象公会、拇指阅读、政见，甚至包括知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的创办者大多是传统媒体人，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做的事情大多是此前在传统媒体未能实现的。对于他们而言，新媒体带来的是解放，而不是一个复制粘贴的平台。
当然，细究起来，这些自媒体生产的内容依然以观点为主。真正在事实报道方面进行探索的，是以刘建锋为代表的新闻人开始的“众筹”式实验——依赖公众的力量或许是一条出路，但在中国，这注定艰难而充满风险。
自媒体带来的传播生态变化自然不乏积极的一面。只是，在资本若隐若现的一片喧哗中，太多隐藏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反思三：权力与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
“新媒体赋权”是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说法，它的宾语一般是无权力的普通人。然而，新媒体也能成为放大镜，给原本就手握权力者赋予更大的权力。
2013年，依靠新的传播技术和平台，权力和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账号将“政务微博”再次推向一个高潮——当然，“政务微博”的最高潮必然是薄案的庭审“直播”。
同是在2013年，Instagram上还出现了一个“习·近平官方账号”，尽管无法证实，但每一张照片都获赞无数。这番景象不得不让人觉得：假如“习大大”真的开了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账号，必定会遭遇热捧，民望再上一个台阶。
表面上看，拆掉中介与民众直接建立“被粉”关系，拉近了权力和底层之间的距离。然而，这却是值得警惕的一步。中介的作用是代表民众观察、提问、质疑、监督，而不是将对方想表达的内容进行原封不动的传递。抛掉中介，权力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议程设置、观点说服能力。
制作视频《领导人是怎么炼成的》的复兴路上工作室，最早传出“习大大”光临庆丰包子铺的@四海微传播，都说明权力对新媒体的掌握已经日趋纯熟和精巧。当然，作为喉舌的党报党刊也许还不会被抛弃，不过，没看到中央党报也已经在微博上旧貌换新颜，粉丝众多了吗？

结语：
2014年，中国，乃至全球新闻业都会继续经历这一混沌年代。新旧交替间，高品质的新闻生产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观点与事实之间的界限继续消融，且呈现出前者繁荣、后者歉收的局面；政治和资本的权力都将试图营造于己有利的新传播生态——当然，也有许多新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from 绝版青春 http://www.fangkc.cn/2014/02/2013-chinese-journalism/

骆家辉卸任讲话兼顾中美关系喜忧

北京——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F. Locke)周四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称赞了中美之间不断增强的经济纽带，但他表示，中国在法治建设、政府透明度以及尊重言论自由和人权方面需要取得进步。
骆家辉的这次讲话涉及面很广，他提到了一系列外交问题，包括摩擦点，他还呼吁中国和日本在领土纠纷问题上“降降温”，并讲述了在采用更清洁的技术来减轻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上，美国和中国能如何进行合作。
“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利益会继续大于我们的分歧，我们的经济关系实际上起着非常稳定的影响作用，”骆家辉在记者会开始时，在一份准备好的发言中这样说，这次为时40分钟的记者会是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
当被问及中国政治时，骆家辉提到了棘手的人权问题、以及共产党加强压制异议的问题。
他说，“我非常、非常引以为豪的是，在我的整个任期间，我们能与不同民族的团体会晤和接触，不论是藏族还是维吾尔族，或者是宗教领袖、维权律师，以及其他倡导人士。我们在让他们舒适的环境中，毫不声张地与他们会晤。”
在一位外国记者问到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时，骆家辉借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记录，伊力哈木是最近被维吾尔族人口聚集的新疆地区官员带走的维吾尔族学者。
“我们对此非常关心，”他就伊力哈木被拘留一事这样说，“我们对于最近活动人士和记者被逮捕情况增多感到十分担忧。我们在此重申，言论自由是一种普适权利，我们对那些以和平方式进行倡导活动的人士被逮捕和被拘留深感忧虑。”
骆家辉在开场白中强调了美国官方对中国限制言论自由的担忧，他批评中国对待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的方式。中国已拒绝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新闻机构记者签发新的居留签证，这些新闻机构曾发表被认为是危及共产党合法性的报道。华盛顿的美国官员在讨论是否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白宫也在1月底发表声明称对中国给外国记者施压“深感担忧”。
骆家辉说，“美国当然希望看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受到更平等的对待，给予他们如实报道中国正面和负面新闻的自由，正如在美国的中国记者享有这些自由那样。”
现年64岁的骆家辉没有透露回美国后有何打算，但他说不会竞选公职。他的继任者已确定是马克斯· 鲍卡斯(Max Baucus)，鲍卡斯曾在参议院长期担任代表蒙大拿州的议员，但目前还没有宣布鲍卡斯将在什么时候动身前往北京。
骆家辉曾担任华盛顿州州长，也曾担任联邦政府的商务部长，他于2011年携妻子李蒙(Mona)和三个孩子来北京就任驻华大使。他的言行举止很快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家常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首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很多中国人称赞他不高高在上的形象，这与中国官员不同，比如，有人在网上发帖指出，他自己去星巴克咖啡店买咖啡，出机场时自己提着行李。但是一些爱国者怀疑，这是否是一种旨在破坏中国领导人形象的表演，中国官员很快就下令这里的中国媒体减少对骆家辉的报道。
骆家辉在北京上任刚几个月，就遇到了一次紧张的外交僵持局面，当时重庆市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跑到一个美国领事馆，告诉美国官员他怀疑薄熙来之妻谋杀了一名英国商人，薄熙来当时是重庆市市委书记。王立军在该领事馆停留30个小时之后，在一名高级安全官员陪同下去了北京。后来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薄熙来的妻子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几个月后，在又一次中美关系的紧张时刻，骆家辉和其他美国官员不得不为让让陈光诚能飞往美国一事与中国领导人谈判，陈光诚是一位权利倡导者，曾被软禁在山东的家中，他逃离软禁后，进入美国使馆。
“那是任期中的一个亮点，”骆家辉说，“我觉得，那也是对我们在解决异常敏感的人权问题上能与中国政府很好地合作的一个证明。”
就更近的情况而言，中美外交的一个焦点是北京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议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在这次记者会上，几次有人问骆家辉有关中日之间在东海几个岛屿主权上的纠纷，这些岛屿目前由日本管辖。
“我们最不需要的是某种意想不到的事件，最终导致意想不到的、非常严重的结果，比如渔船撞上军舰导致有人溺水死亡，”他说，“因此双方都该降降温，以外交为重点，这很重要。”
骆家辉在任期内，经常向中国普通老百姓强调，他的祖籍在广东省的台山南部。在周二的记者会上，他两次提到那个台山地区，但是，在记者会的结束语中，他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对哪个国家忠诚。
“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自豪，”他说，“我把中国几千年来给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引以为荣。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我为美国给全世界带来的伟大价值、以及美国所代表的一切而骄傲。”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228/c28locke/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四）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四）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建構的記憶

毫無疑問，個人經歷能左右歷史學家研究題目的選擇，大概較數學家或物理學家更甚。但假設個人經歷主導歷史學家工作的過程和方法，卻是錯誤的。有時候一筆可觀資助會把研究者引到某個特定範疇，也有時候，若較少有的話，新發現會逼使學者探納新的方向。與此同時，所有曾觸動學者核心關注的事物，都繼續連繫其心靈。別的因素也當然形塑著任何學術上的作為。

在這種種元素之上是一個事實：歷史學家一如社會上其他成員，遠在成為研究者之前已累積了重重集體回憶。我們每一個人，都攝取了由過往意識形態鬥爭所形塑的多重敘事，歷史課、公民課、教育制度、法定假日、紀念日和週年慶節、國家典禮——各個記憶場域匯聚成一個想像的宇宙再現過去，而且在一個人取得對它進行批判思考的工具之前已經匯聚完成。當歷史學家踏上他職業生涯的第一步，開始瞭解時間的面貌，這個由文化建構出來的「真相」組成的龐大宇宙就待在那學者的腦海裡，思想無法繞過它。因此，歷史學家不僅是個人經歷的心理與文化產物，也是這些被灌輸的記憶的產物。

還是幼兒園裡一個小孩的時候，作者在光明節（Hanukkah festival）跺著腳熱情歌唱：「我們帶著火與光而來，驅走黑暗！」「我們」和「他們」的基本印象在他心裡逐漸成形。我們，猶太人的馬加比家族（Maccabees），就是光明的一方；他們，希臘人及其從眾，是黑暗的一方。之後在小學，聖經課告訴他聖經裡的英雄征服了應許之地，而這片土地是應許給他的。來自無神論家庭的他質疑這個應許，但又很自然地贊同約書亞手下戰士，把他們認作自己的祖先（他屬於那個將聖經與民族復興直接連成一線的世代，不像之後把摩西出埃及和納粹大屠殺連結的講法）。身為古老猶大民族後裔的感覺變成不單是一份確信，甚至是他自我認同的核心成份。不論修讀歷史抑或成為專業史家，都無法化解這些結晶了的歷史「記憶」。儘管歷史上民族國家比普及教育更早出現世上，但民族國家惟有靠普及教育制度才可使自身位置穩固。文化建構出來的記憶，牢牢嵌在國家教育上層，其核心乃民族史學。

為了在現代成就一個單一的集體，必須提供一串長長的敘事，指出現時集體中每位成員的父親和「祖宗」有甚麼時空上的連結。這樣一個理當貫穿整個民族身軀的緊密扣連，實際上在任何社會皆從未存在過，於是記憶的代理人只能拼命去發明它。藉著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的協助，形形色色的發現被蒐集起來。這些發現經過散文家、記者和歷史小說作家之手大加美化，化粧整容之後的過去演變為民族驕傲又帥氣的肖像。（注一）

每種歷史皆包含神話，但那些潛藏在民族史學裡面的神話特別厚顏。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被設計得像廣場上的雕像——一定得宏偉、聳立參天、英雄壯烈。直至二十世紀最後的四分之一時間為止，閱讀一個國族的歷史就像看本地報紙的體育版：「我們」與「所有其他人」是慣常的分類，幾近天然。一個多世紀以來，生產我們是民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畢生工作，是記憶的權威聖職。

在這個民族從歐洲分支出來之前，很多人相信他們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後裔。這個神話到十八世紀末被科學地調整過，受到了專研過去——希臘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幻想著作影響，在現代希臘土地生活的居民自視為蘇格拉底與亞歷山大大帝生物學上的後代，又或者是拜占庭帝國的直接繼承人。從十九世紀末起，具影響力的教科書把古羅馬人轉化成典型意大利人。在法國第三共和時期的學校裡，在儒略‧凱撒年代反叛羅馬的高盧部族被描繪為真正的法國人（雖然不太有拉丁氣質）。別的歷史學家則挑選了公元五世紀克洛維一世改信基督宗教，作為永恆法國民族的真正誕生。

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先驅者從古代羅馬殖民地達西亞（Dacia）提取他們的現代身份，他們以這個崇高起源將自己的新語言命名為羅馬尼亞語。在十九世紀，許多不列顛人開始當曾激烈抵抗羅馬征服者的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居爾特部族愛西尼（Iceni）的領袖，是首個英國女人，在倫敦為她豎立了光榮的雕像。德國作者抓緊塔西陀（Tacitus）筆下阿米尼烏斯（Arminius）率領古代切盧西（Cherusci）部族的記載，將他描述成他們民族之父。就連擁有眾多黑奴的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也堅持在美國的國璽刻上亨吉斯特（Hengist）與賀薩（Horsa）的模樣，他們在克洛維一世受洗的同一個世紀率先帶領撒克遜人侵略英國。傑佛遜給的理由是他們「是我們光榮地繼承的先人，我們亦繼承了他們的政治原則與政府形式」。（注二）

大同小異的事在二十世紀繼續出現。鄂圖曼帝國崩解後，新土耳其的居民發現自己是白種雅利安人，是蘇美爾人和赫梯人的後裔。一個懶惰的英國官僚隨意定下伊拉克的疆界，在地圖上畫了一條死板板的直線。那些一夜之間變成伊拉克人的人們，不久就從他們權威的歷史學家口中學會自己是遠古巴比倫人和阿拉伯人的後裔，是撒拉丁手下英勇戰士的子孫。許多埃及公民毫不懷疑他們第一個民族國家就是古代而異教的法老王國，但這並未妨礙他們對伊斯蘭教的熱忱。印度人、阿爾及利亞人、印尼人、越南人和伊朗人依然相信他們的民族一直存在，而他們的學童年幼時已經要記下長長的歷史敘事。

對以色列人而言，尤其是猶太裔出身的，這些神話牽強附會，而他們自己的歷史則建基於牢不可破的精準真相。他們確切知道猶太民族打從摩西在西乃山上取得十誡法板時已經存在，他們是它唯一的直系後裔（除了還沒被發現的十個支族以外）。他們深信這個民族「走出」埃及，在神祇廣為人知的應許之下征服了「以色列之地」並安居其上，創造了大衛與所羅門的偉大王國，然後分裂為猶大王國和以色列王國。他們亦深信這一個民族在它的光輝歲月後流亡了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第一次是公元前六世紀第一聖殿陷落之後，第二次是公元70年第二聖殿陷落之後。然而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這個獨一無二的民族也創立了希伯來哈斯摩尼（Hasmonean）王國，對抗希臘化的邪惡影響。

他們相信這些人——他們的「民族」，必定是最古老的——流浪了接近二千年，儘管長年累月身處異邦人之中，卻能夠避免融入其中或被人同化。這個民族廣泛分佈，苦澀的流浪足跡遍及也門、摩洛哥、西班牙、德國、波蘭，還有遙遠的俄羅斯，但它總是有辦法在廣泛分佈的群體之間維持緊密血緣關係，保存自身的與別不同。

然後，到了十九世紀末，他們互相競逐，在很偶爾的情況下聯手要將這個古老民族從長眠中喚醒，為了復興及回歸古老故鄉而準備。這個民族歡欣地開始洶湧回歸，很多以色列人仍舊相信——縱使是出於希特拉可怖的屠殺——「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很快就會被數以百萬計出於自由意志「回歸」（aliyah）的猶太人填滿，因為這是他們堅持了數千年的夢想。

在這個流浪民族需要自己疆土的同時，那塊空曠的處女地也在等待一個民族來臨並使它綻放。某些不速之客無疑在這片土地上定居，但由於「這個民族在大流散（Dispersion）裡貫徹信仰」了二千年，這片土地只屬於這個民族，而不是那一小撮沒有歷史只在地上蹣跚爬行的人。因此流浪民族為了征服國家而發動的戰爭被合理化了，本地人民的激烈抵抗是罪惡，僅僅是因著猶太人（非常不符聖經的）慈善這些陌生人才得以留下來，在這個回歸到它的聖經語言和神妙土地的民族之間及旁邊居住。

即使在以色列，這些記憶的負擔也不是自行出現，而是由天賦不凡的過去重構者自十九世紀下半葉層層積累。起初他們搜集了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記憶碎片，從中以想像力建構一段悠長、不斷裂的「猶太民族」譜系。在此之前，不存在有組織的公開「回想」，最妙的是在此之後情況也沒有改變。儘管猶太歷史研究學術化——憑著在英屬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先後開辦大學，以及在西方到處開設的猶太研究課程——關於猶太人過去的觀念一般維持不變，保留著它統一的、種族式的特質直至今日。

猶太教和猶太人的史學當然採用過各種研究路徑，在生產力旺盛的「民族過去」領域從來不缺論戰與異議。但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任何人質疑過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初形成並被接納的根本概念。不論是二十世紀後期在西方世界大大改變歷史研究的重要過程，抑或是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的明顯範式轉移，都不曾影響以色列大學裡面的「以色列人民歷史」（即是猶太人歷史）學系。神奇地，它們也沒有在歐美大學猶太研究的海量著述裡留痕。

每當偶有威脅到那幅不斷裂、線性的猶太歷史圖像的發現，它們鮮有被引述；待它們曝光了，就迅速被遺忘湮沒。國家的緊急狀況造就了阻止任何有違統治敘事之舉的鐵鉗，關於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以色列過去的資料都得在特定框架之內生產——那些猶太歷史的專屬學系徹底獨立於中東史的一般學系——這些框架大力促成那份驚人的麻木與頑固的拒絕，不去開拓新的史學以冷靜研究猶太人的起源與身份認同。「誰是猶太人」這條問題一再在以色列公眾裡浮現，主要是基於它意味的法律事宜。可是它沒有困擾以色列的歷史學家，他們永遠知道答案：猶太人就是那個流亡了二千年的民族的後裔。

在 1980年代初開始並持續了一會的「新歷史學家」爭論，希望搖撼以色列記憶的結構，卻幾乎沒有半個「權威的」歷史學家參與其中。參與那場公共辯論的少數人裡面，大部份來自其他學科又或者學術圈之外，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東方學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文學學者、考古學家，甚至一些獨立評論家，都就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的歷史表達了新的保留。他們有些人在以色列之外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卻在國內的院校找不到一席之地。為此，猶太歷史學系本應是提供研究突破的主要來源，到頭來卻不過以護教式的官腔作出了坐立不安的保守回應。（注三）

1990年代，異議歷史主要處理1948年戰爭各階段及其後果，尤其聚焦於箇中道德意涵，這場辯論無疑對以色列社會的記憶演變功不可沒。纏繞以色列人良心的所謂1948症候群，對以色列這個國家未來的政治重要，但也許對它未來的存續更是必要。任何對巴勒斯坦人有意義的妥協，如果可以實現的話，必須不僅僅考慮猶太人的歷史，還要考慮「他者」近代的歷史。

可惜這場重要辯論在學院研究的領域成果有限，在公眾意識的出現亦只屬邊陲。年紀較長、已有地位的世代完全否定一切新發現和檢討，來自年紀較輕世代的知識分子或許願意承認建國路上曾犯下罪孽，但他們很多都抱持相對而彈性的道德觀去容許例外情況：巴勒斯坦浩劫（譯按：Nakba，指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佈獨立建國後發動戰爭佔城滅村，導致七百萬巴勒斯坦人流亡。Nakba紀念日為每年以色列獨立日的翌日）比起納大屠殺算甚麼？甚麼人竟敢將巴勒斯勒難民的短短經歷與流亡二千年的痛苦相提並論？

較少強調「政治罪行」而多聚焦猶太復國主義事業長期發展過程的社會史研究，並沒有受到那麼多重視。儘管由以色列人所著述，這些研究從不以希伯來文發表（注四），少數以希伯來文質疑民族歷史範式的著作則普遍遭到漠視。這些包括波亞斯‧艾維朗（Boas Evron）大膽的《猶太國家抑或以色列國族？》（Jewish State or Israeli Nation?），以及尤里‧拉姆（Uri Ram）迷人的論文〈猶太復國主義史學與現代猶太國族性的發明〉（"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兩者根本地挑戰了關於猶太人過去的專業史學，然而上述挑戰卻鮮少困擾生產這種過去的權威人士。

這本書執筆於1980年代與1990年代早期的突破之後。要是沒有艾維朗、拉姆和其他以色列人的挑戰性著作（注五），最重要是埃納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班尼迪‧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等等非以色列學者對民族主義研究的貢獻（注六），作者能否重頭質疑自己身份認同的根源，又能否自童年堆滿其對過去觀感的層層記憶之中解脫，不無疑問。

談到民族歷史，不但容易見樹不見林，對整片林地驚鴻一瞥亦揭示了森林廣袤得嚇人。專業化分工把學者分隔於過去的特定部份。敘事是朝共融發展，但若要一個異議的後設敘事成形，歷史研究須得在多元文化下進行，遠離民族武裝衝突還有對身份和尋根的長期焦慮。

在 2008年的以色列現實裡，如此宣言大概不可不謂悲觀。以色列存在了六十年，其民族歷史卻一直難以建立，沒有理由預期它會在短期內成熟。作者不怎奢望這本書會被人接納，但無論如何，他確實希望少數讀者願意冒險更基進地重新審視過去，繼而協助鬆動那種貫徹幾乎全部猶太裔以色列人所思所行的本質主義身份認同。

雖則這本書出自專業歷史學家之手，它還是冒了一些在這個研究領域不被容許的風險。根據行規，學術界要求學者跟從規定的途徑並待在他的專攻領域，但翻看這本書各章節的標題，不難發現當中探討的一系列議題超出了單一學術領域的疆界。聖經研究導師、古代史學家、考古學家、中世紀研究者，當然還有猶太民族的專家會抗議作者侵入了不屬於他的研究領域。

這個主張不無這理，而作者亦清楚知道。比起一個歷史學家獨自完成，這本書還是交由一個學者團隊去寫較理想，可惜這並不可能，因為作者找不到搭檔。故此書中或有不準確之處，作者為之抱歉，並邀請各方評論全力糾正。他不自視為以色列的普羅米修斯，為以色列人盜取歷史真相的天火，所以他不害怕以猶太史學專業企業姿態出現的全能宙斯。他不過嘗試喚起大家注意一個廣為人知的現象——走出特定的領域探險，或者在幾個領域的圍欄之間徘徊，偶爾會取得意想不到的啟示，揭露出人意表的關連。有時在旁邊思考，而不是在裡面思考，能夠萌發歷史的思維，縱使缺點是變成非專家而且經常臆斷。

對於驟眼看來簡單得教人驚訝卻又根本的一些問題，被認可的猶太歷史專家不習慣去面對，於是值得我們代勞。譬如說，到底是否有個猶太民族當真存在了幾千年，而其他「人群」則衰頹消亡？到底聖經這個可觀的神學圖書館（而沒有人真的知道誰撰寫和編輯它的書卷），如何又為何變成記錄一個民族誕生的可靠史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猶太哈斯摩尼王國——它分散的臣民不全都說同一種語言，而且大部份是文盲——算是個民族國家？到底猶太人群是在第二聖殿陷落後流亡，抑或那是個並非巧合地化成猶太傳統一部份的基督宗教神話？假如沒有流亡，留在當地的人身上又發生了甚麼事，在歷史舞臺上出現的那數以百萬計位於意外且遙遠地區的猶太人，到底又是誰？

假如猶太人當真是一個民族，除了宗教信仰與某些宗教習俗之外，一個在基輔（譯按：Kiev，烏克蘭首都）的猶太人和一個在馬拉喀什（譯按：Marrakech，摩洛哥西部都市）彼此民俗文化有甚麼共同元素？也許，撇下了別人告訴我們的一切事情之後，猶太教只不過是在其對手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崛興前廣泛散佈的一個宗教，然後捱過屈辱和逼害存續至現代。主張猶太教是個向來重要的信仰文化而非統一的民族文化，會減損它過去一百三十年在猶太民族主義支持者口中所聲稱的尊嚴嗎？

假如各個猶太教社群之間沒有共同的文化公約數，他們是如何靠血緣連繫和劃分？猶太人是不是某個外來的「民族—種族」，一如反猶主義者十九世紀以來所想像並企圖游說我們相信的那般？當那麼多以色列公民全心信服他們的種族同一性，打倒假設並宣稱猶太人有其獨特生物學特徵（從前叫猶太人的血，今天叫猶太人基因）此一教條，前景又何在？

另一個歷史的諷刺是：在某些時期的歐洲，若有任何人指所有猶太人均屬同一外來民族，馬上就會被歸類為反猶主義者。時至今日，任何人膽敢提出被世人看作猶太人（不同於現在的猶太裔以色列人）的那群人從來不是，而且至今仍不是一個民族或國族的話，將即時被斥為仇猶者。

受到猶大復國主義獨特的國籍概念主導，以色列政府成立了六十年卻依舊拒絕自視為服務其公民的共和國。四分之一公民不被歸類為猶太人，而國家的法律意味著以色列既非他們的國家亦不由他們擁有。國家也迴避將本土居民包含進它所創造的超級文化裡面，反倒刻意把他們排拒出去。以色列又拒絕成為協商式民主政體（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如瑞士和比利時）或多元文化民主政體（multicultural democracy）（如英國和荷蘭）——這是說，一個服務其居民並接納差異的國家。恰恰相反，以色列堅持自己是個屬於世上所有猶太人的猶太國家，儘管他們已不再是受逼害的難民，而是他們選擇居留之國家的完整公民。之所以能嚴重違反現代民主原則、死守肆無忌憚的民族政權粗暴歧視某部份公民，其藉口乃建基於這個積極打造的神話：一個終必在其祖先土地重聚的永恆民族。

戴著猶太復國主義厚厚的有色眼鏡去擬定新的猶太歷史困難重重——光線穿過了它卻化成刺眼的種族中心色彩。請注意：這本書認為猶太人一直構成現身世界各地的重要宗教社群，而不是有著單一起源而永久流亡的民族，但這本書並不直接處理歷史。既然它旨在批判一個廣泛流傳的史學論述，無可避免要提出替代的敘事。作者從法國歷史學家馬賽‧德田（Marcel Detienne）的問題迴響心頭開始——「我們如何將民族歷史去民族化？」（注七）我們怎樣才能不再在由民族幻想捏造的材料舖墊的路上長途跋涉？

對民族的想像，是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事實上也是現代性演化的重要階段，自十九世紀以來很多歷史學家牽涉其中，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民族身份認同之夢逐漸褪色。越來越多學者剖析並檢視宏大的民族故事，尤其是迄今仍籠罩著歷史書寫的共同起源神話。更不用說不斷以意料之外方式席捲西方的文化全球化衝擊，而歷史的世俗化在其影響下發生。

昨日的身份認同惡夢，不是明日的身份認同夢想。正如每個人格都由種種流動多樣的身份認同組成，歷史也帶著流動變迭的身份認同。這本書嘗試在人物和社會兩方面點明這個內在於時光流逝的維度。雖說這次對猶太人歷史的深長探究與常見敘事有異，卻也未必能擺脫主觀，作者亦無意自詡毫無意識形態偏見。他志在為未來的異議歷史展示一些概要，或可推動另一種不同的文化建構記憶——那將是一種記憶，意覺自身包含的相對真相，渴望協助打造在地的身份認同，同時又建立對過去批判而普世的意識。

注釋：
一. 關於發明虛構的過去，參見E. Hobsbawm與T. Ranger編輯之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二. 引述自Patrick J. Geary著，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7。這本優秀著作揭示了將大部份現代民族歷史應用的「民族」標籤在處理中世紀時的錯誤。
三. 理解這場爭議，參見Laurence J. Siberstein著，The Postzionism Debat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sraeli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以及本人所著Les mots et la terre. Les intellectuels en Israël, Paris: Fayard, 2006, 247-87。
四. 主要是兩部著作：Baruch Kimmerling著，Zionism and Territory: 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以及Gershon Shafir著，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882-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五. 參見Boas Evron著，Jewish State or Israeli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及Uri Ram著，"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 The Case of Ben Zion Dinur", History and Memory 7:1 (1995), 91-124。參與「迦南人」運動的知識分子，是挑戰猶太復國主義史學經典範式的首批以色列人，但他們依賴的是非常脆弱的神話。
六. 參見Benedict Anderson著，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以及Ernest Gellner著，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七. Marcel Detienne著，Comment être autochtone, Paris: Seuil, 2003, 15。值得一提的是我跟法國歷史學家Marc Ferro的對談為這本書帶來了資料與靈感，參見"Les Juifs: tous des sémites?"，收錄於Les Tabous de l'Histoire, Paris: Nil éditions, 2002, 115-35。

（四之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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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三）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三）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續前文）

故事三：兩個（非）猶太人學生

參照祖母名字，被命名為芝莎萊（Gisele）的她，在巴黎土生土長。她是個活潑又性急的女生，回應人家的第一句話總是「不」。儘管那個頑固的「不」，又或者恰恰因為它，她是個優秀的學生，卻少有老師能夠容忍。父母在每方每面都放任她，當她忽爾決定要學習神聖語言的時候也一樣。他們希望她成為一個科學家，她卻執意要到以色列生活。她在索爾本大學唸哲學，同時學習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她選擇意第緒語，因為那是她從未見面的祖母說的語言；選擇希伯來語，因為她希望她將來的孩子說這種語言。

她父親曾被囚禁在集中營。主要是靠著德裔囚友的幫忙，他獲救了，有幸於戰後重返巴黎。他母親芝莎拉（Gisela）跟他一起在1942年夏天被帶走，卻從德朗西（Drancy）直接被送到奧斯威辛（Auschwitz），沒有活下來。他加入法國社會黨，結識了日後的妻子。他們有兩個女兒，其中一個的名字是芝莎萊。

在中學時代，芝莎萊已經是一位奔放的無政府主義者，跟六八學運的傳奇團體餘部有聯繫。到十七歲，她突然宣佈自己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那年頭，還沒有很多法文書籍是關於法國猶太人在納粹佔領期間的命運，她只能屈就著看關於那個時代的一般著作，看得如饑似渴。她得悉很多集中營倖存者都往以色列去了，但祖母芝莎拉已然殞命。芝莎萊尋找跟她境況相返的猶太女性，準備進行「回歸」（aliyah）。

1976年冬天，她報讀了猶太人辦事處在巴黎開辦的希伯來語密集課程，老師是個急躁又敏感的以色列人。她的提問讓他感到煩擾，亦從不放過在刁鑽的動詞變位上糾正他。雖則她的尖刻發言令他不爽，她作弄他他卻沒有還以顏色：她是班上最好的學生，他無法不尊敬。

那一年年末，芝莎萊忽然不再來上課，那個希伯來語老師思疑是不是自己在某次堂上爭執時冒犯了她。幾星期後，課程快將完結，她忽然現身，比一直以來更高傲，眼裡卻帶著一抹憂傷。她知會他，她決定停止學習希伯來語。

芝莎萊到過猶太人辦事處安排以色列之旅。那邊說她可以到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讀，也享有一般移民的福利，但若不改宗猶太教就不會被視為猶太人。芝莎萊向來堅持自己是猶太人，以她典型的猶太姓氏為榮。她知道母親（即使全心認同丈夫）是個外邦人，也知道在猶太教中子女的宗教身份繼承自母親，但她以為那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官僚瑣事。既年輕又不耐煩的她，堅信父親家族的歷史足以成為自我身份的確據，預料這些事情可以輕鬆解決。

她傲岸不遜地用法語質問猶太人辦事處的官僚是否信徒。不，他回答。接著她問他為何一個當自己是猶太人的不信者可以叫另一個當自己是猶太人的不信者去改宗，好加入猶太人民和猶太人民的國家？那位猶太人民的代表冷然應曰此乃法律規定，再添一句：假如在以色列她父母根本不能結婚，因為只有宗教婚姻才被許可。霎時之間，芝莎萊明白了她就是——可以這麼說——一個民族雜種。即使她當自己是猶太人，而自從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後旁人也視她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政府來說她要當猶太人還不夠格。

芝莎萊拒絕改宗。她無法忍受教士的任何游說，也聽說過改宗正統派猶太教過程裡的尷尬和偽善，在厭惡中卻步。她性格上仍殘餘著少許基進無政府主義的痕跡，很快就將以色列從理想目的地的清單裡剔除。她決定不移民往猶太人民的國家，放棄學習希伯來文。

她用法語跟以色列人老師最後一次對談，對談末了，以帶有濃重口音的希伯來語作結：「謝謝你的一切，再見，也許不再見了。」

那個老師覺得在她的聲音裡辨識到意第緒語的腔調，不管怎樣，她學過意第緒語。他再沒有聽過她的消息。多年之後，他在巴黎一份有名望的報章看見她的名字。她寫了一篇關於以色列在佔領區所作所為的文章；在她名字下面，注明了她是個精神分析學家。毫無疑問許多法國猶太人馬上將她歸邊成「自我憎恨的猶太人」，而反猶主義者可能認為她是個典型的猶太尊業人士。

另一位學生叫拉莉莎（Larissa），1984年生於西伯利亞一個小鎮。蘇聯瓦解後不久，她父母在1990年代初移民到以色列，被送往上加利利一個所謂的開拓城鎮。拉莉莎在那裡的移民和以色列孩子之間成長，看來融入得不錯。她開始像個撒巴拉（譯按：Sabra，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般說希伯來語，滿足於自己在以色列的日常生活。偶爾她會為了被喚作俄羅斯人而難過，也曾因為一頭金髮而被取笑，但那就是本土少年對待新移民孩子的做法。

2000年，她十六歲，到內政部的辦事處領取第一張身份證。一位女性文員親切地接待她，遞上一張申請表讓她填寫。來到國籍那一欄，她天真地問可否填寫「猶太人」。文員看了一遍她填好的資料，像護教地解釋說不可以。她會跟母親被歸為同一類別，因此負上被嘲弄的「俄羅斯人」銜頭。事後她說那一刻感受到跟初來月經時相同的痛楚——某種與生俱來而永遠無法擺脫的東西。

拉莉莎不是鎮上唯一背負該隱印記的女孩。在學校裡面，她們甚至組織了非猶太裔女生的同學會，互相掩護，嘗試塗污身份證上的國籍資料使它無法辨識卻辦不到，不得不繼續帶著那張罪證。到十七歲，她們人人爭著考取駕駛執照，因為上面不會列出詳細國籍資料，又可以代替身份證。

然後學校前往波蘭死亡集中營的「尋根」之旅來了。問題出現了，若要取得護照，拉莉莎必須帶身份證回校。害怕班上所有人發現自己的秘密，父母經濟能力又有限，讓她放棄了那次旅程。因此她沒有去看奧斯威辛，那裡已逐漸取代馬薩達（譯按：Masada，相傳是公元一世紀猶太人反抗羅馬統治的遺址）作為塑造現代猶太人身份認同的記憶地標。不過，她還是被徵召去服國家兵役，即使她嘗試過用她的俄羅斯國籍迴避入伍——甚至寫了一封長長信件給徵兵辦事處去談——她的要求被否決了。

實際上兵役為拉莉莎帶來了一點好處。在宣誓入伍的儀式裡摸著聖經，她顫抖流淚。有一陣子，她忘記了小時候離開俄羅斯之際，從外婆手中收到的小小十字架。穿上了軍服，她覺得有了歸屬，相信從今以後將會在所有事情上面被視為以色列人。她背棄了父母那可厭又衰頹的俄羅斯文化，選擇只跟撒巴拉約會，避開俄羅斯男生。別人說她看起來不像俄羅斯人最讓她高興，儘管她頭髮的顏色很可疑。她甚至考慮過改宗猶太教，還真的去找隨軍拉比，卻在最後一刻斷念。雖然她母親不算虔誠，但拉莉莎不想將她丟棄到一個隔絕的身份。

服完兵役，拉莉莎移居特拉維夫。適應這個活潑無憂的城市很容易，她產生了一個新感覺，覺得身份證上的國籍無關緊要，自己長久以來的劣等感不過是主觀地一廂情願。只是在某些晚上，當她跟某個人愛上，憂慮卻纏繞心頭：有甚麼猶太人母親會想要一個外邦人媳婦，一個外邦蕩婦（shickse），為她生下非猶太人孫子？

她開始在大學修讀歷史。她感到那裡很美妙，喜歡到學生飯堂打發時間。在第三學年，聽說了那邊的講師不太嚴厲課業亦不艱難，她選修了一門叫「現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課，不久發現尚有其他東西引起她的好奇心。

上第一課的時候，老師問課室內有沒有同學被內政部登記為猶太人以外的其他東西，沒有人舉手。她懼怕講師會瞪著她，但他只是看起來有一點點失望，不再說甚麼。課程吸引了她，縱使課堂有時沉悶，教授又傾向嘮叨重覆。她開始懂得以色列身份政治的獨特性質。她剖開成長裡經歷過的種種情境，重新審視；她明白了在意識上，若非血統上的話，她其實是以色列國內最後的猶太人之一。

學期稍後，為了選擇學期論文題目，她悄悄去找教授。

「你還記得你在第一課問的問題嗎？」

「甚麼意思？」

「你問班上有沒有學生不被歸類為猶太人，我應該舉手的，但我辦不到。」她微笑補充：「或許你會說我再次出櫃失敗。」

「那麼，」他說：「就寫一篇論文談談是甚麼逼使你『假裝』。說不定它會鞭策我開始寫一本書，關於一個假裝是流浪種族的迷惘國族。」

她的論文取得很高分數，成為衝破焦憂與掙扎的最後一推。

至此，你大概已猜到拉莉莎在特拉維夫的歷史老師，也就是芝莎萊在雨中巴黎的希伯來語老師。年輕時，他是電梯師傅馬茂德的朋友，同時也是成為巴勒斯坦民族詩人的馬茂德的朋友。他是巴塞隆拿無政府主義者班拿度的女婿，也是羅茲共產主義者舒歷克的兒子。

他也是現在這本麻煩書籍的作者——除其他原因外，寫這本書是為了嘗試理解埋藏於前述的個人身份認同故事底下，貫穿其中的歷史邏輯。

（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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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二）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二）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續前文）

故事二：兩個「本土」朋友

第一位馬茂德（故字裡兩位主角都名叫馬茂德，Mahmoud）1945年生於雅法（Jaffa）。1950年代，那裡還有一些阿拉伯人社區，居民仍被允許在他們土生土長的城市生活，未因戰亂逃亡到加沙。城裡幾乎到處都已被猶太人移民殖民，這位馬茂德就在貧酸的橫街窄卷長大。不像沙崙平原（Sharon Plain）和加利利（Galilee），雅法的巴勒斯坦人口所餘無幾，陷於孤立，城裡剩下太少原來的居民去維持他們獨自的文化，外來的移民社會則既拒絕參與其中，又拒絕與之融合。

在雅法這個狹小的阿拉伯貧民窟，其中一條出路是以色列共產黨。年少的馬茂德參加它的青年運動，從中認識了年紀相近的以色列人。運動也讓他學會希伯來語，到處漫遊還不算大的「以色列的土地」。像舒歷克在波蘭一樣，他超越了在阿拉伯人學校受過的基礎教育，研讀恩格斯與列寧，亦嘗試閱讀世界各地共產主義作家的著作。以色列的青年導師對他青眼有加，而他也向來樂意幫助同志。

馬茂德跟一位比自己小一歲的以色列男生很要好。他們分享同一個志願，而馬茂德幫他的朋友應對雅法充滿挑戰的街頭生活。他孔武有力讓年少的朋友感覺安全，後者的伶牙俐齒有時也讓馬茂德高興。他們日漸親密，互訴心事。友人得悉馬茂德夢想被叫作摩西（譯按：Moshe，猶太人常見的男性名字），像其他男生一般被人接納。幾個晚上他們逛街，馬茂德以摩西之名介紹自己，一些小販和商舖相信了他是猶太人。但他維持不了這個身份多久，總是打回原形為馬茂德。他的尊嚴亦不容許他背棄家人。

馬茂德身為亞拉伯人也有個好處，就是豁免服兵役。他的朋友卻收到徵兵通知，將他們拆散。1964年一個週末，他們坐在雅法美麗的沙灘上隨意計劃將來。想得天馬行空，他們決定一旦馬茂德的朋友服完兵役，立即環遊世界，運氣好的話從此不回以色列。為了鞏固這個命運的決定，他們像一對傻小子，小心翼翼地割破手掌相握，發誓結伴展開偉大旅程。

馬茂德等待那個年輕人為期兩年半以上的兵役結束，朋友歸來卻改變了——墮入愛河，情有所屬，陷入迷惘。他記得他們的約定，但變得猶豫。他對特拉維夫的活力著迷，那裡滿載難以抵擋的誘惑。馬茂德耐心守候，最終不得不承認友人對以色列各種刺激已經不能自拔。於是他放棄了，儲夠盤川，然後離開。他慢慢橫越歐洲，將以色列拋到背後越來越遠，直至抵達斯德哥爾摩。他苦苦適應瑞典陌生的寒冷和刺眼的白雪，在一間電梯公司當上了專精安裝電梯的師傅。

縱是身處北國悠長寒冬，他還是夢縈雅法。到了想結婚的時候，他回到從前的家鄉，但歷史在他三歲時已決定了那裡不再屬於他。他找到一個合適的女子帶回瑞典，跟她在那邊成家立室。某程度上這位巴勒斯坦人成了北歐人，他的孩子們說著瑞典語長大，教母親學習他們的母語。很久很久以前，馬茂德已不再渴望他的名字是摩西。

1941年，另一位馬茂德在鄰近阿卡（Acre）的一條小小村莊出生，現在那兒一早滅絕了。1948年，他一家人為避戰火逃到黎巴嫩，淪為難民，出生地被夷平。一條興旺的猶太人村落從廢墟上升起。戰後一年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馬茂德一家悄悄闖過邊境回來，前往在加利利一條叫賈迪達（Jadida）的村莊，投靠那裡的親戚。就這樣，馬茂德也被包含在多年來被歸類為「不存在的存在者」的人 ——留在自己出生的國家、卻喪失家園的難民。第二位馬茂德是個有著夢幻天賦的孩子，辯才與想像力令師長朋友為之驚歎。正如第一位馬茂德，他加入共產黨，旋即成為它有名的記者和詩人。那時候海法是以色列境內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並處的最大都市，他移居至此，遇上以色列的青年男女，詩作聲名漸著。1964年他大膽寫下《身份證》一詩，振奮了以色列內外一整代的阿拉伯青年。詩中藉驕傲地挑戰以色列內政部官員開首：

寫下來！
我是個阿拉伯人
我的身分證號碼是五萬
我有八個孩子
第九個將在夏季之後出生
你會生氣嗎？

以色列強制土生土長的非猶太裔公民攜帶身分證，上面不是將他們的國籍列為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而是阿拉伯人。弔詭地，以色列不單成為了世上罕有地承認加泰羅尼亞國籍的國家，也成了承認阿拉伯國籍的國家。詩人富含遠見，預視了非猶太裔公民的增長會導致官僚和政客坐立不安。

馬茂德很快被標籤為煽動者。1960年代，以色列畏懼詩人更甚於殉道者（shaheed）。他再三遭扣押，軟禁在家，在靜止期沒有警方許可不准離開海法。面對檢控與限制，他以堅忍的而非詩意的態度保持冷靜，朋友遠道來到他在海法的拿迪‧尼斯拿士（Wadi Nisnas）一帶的斗室拜候，也讓他感到安慰。

在那些遠來的伙伴之中，有一個是來自雅法的年輕共產主義者。這位同志不諳阿拉伯文，但馬茂德詩作的希伯來文譯本燃起他的想像，提起筆桿寫作。每逢軍中休假，他常到海法探望詩人。兩人的對談不獨讓他在掙扎當中更具信心，同時也制止了他寫下媚俗的詩句。

1967年末，年輕人再次來臨海法。在攻佔東耶路撒冷一役，他必須向敵人開槍，恐嚇居民。以色列人陶醉於勝利，阿拉伯人鬱鬱於羞辱。馬茂德的年輕朋友心情壞透，渾身沾滿戰爭的惡臭，渴望放棄一切離開國家，但又想跟他仰慕的詩人見上最後一面。

在聖城戰亂期間，馬茂德被銬上手扣，穿過海法的街道送往監獄。那士兵在他獲釋後跟他見面。他們在窗畔度過無眠酒醉之夜，酒精燃亮了，香菸的煙霧又將它變得暗澹。詩人嘗試游說年輕仰慕者留下抵抗，而不是遠走他鄉放棄他們共同的家園。士兵傾吐他的絕望，他對勝利情緒瀰漫的厭惡，他對自己灑下無辜者鮮血之土地的疏離。長夜將盡，他嘔吐得五臟翻騰。待日上三竿，詩人喚醒他，送上前一夜寫的詩作譯文，《夢見白色百合的士兵》：

理解地
　正如他告訴我的
那個家
啜著他母親的咖啡
晚上平安歸去

我問他：
　那土地呢？
他說：
　我不知道

1968 年，一首關於以軍士兵懂得為自己暴行與失控感到悔恨，為參與征服他人土地感到罪咎的詩，被阿拉伯世界視為背叛——這樣一個以色列士兵絕不可能存在。海法的詩人遭嚴辭斥責，甚至被指跟猶太復國主義者文化勾結。然而這為時不久，他的聲譽繼續增長，迅即成為巴勒斯坦人自豪地抵抗以色列的象徵。

那士兵最後拋下國家，但詩人比他更早離去。他不能再忍受警方以無止境的檢控和騷擾使之窒息。以色列當局迅速廢止了他可商榷的公民資格，他們不會忘記那是以色列境內首個為自己簽發身份證的阿拉伯人，而他本應不被認可擁有任何身份。

詩人周遊列國，名氣一路高漲。最終，在奧斯陸和談短暫的和緩期間，他被准許回到西岸的拉姆安拉居住，但不得進入以色列。只有在一位作家伙伴逝世之際，治安當局才酌情准他回去看看童年成長之地的景貌，不過也僅僅是幾個小時。由於他沒有帶炸彈在身，此後他亦數度被允許入境。

與此同時，士兵在巴黎度過了許多歲月，在它華麗的大街上散步讀書。後來他衰弱了，縱使心存隔閡，他還是不敵對成長之地的鄉愁，回去那片塑造他身份的痛苦地方。他那自稱「猶太人國家」的故鄉高興地接納了他。

至於那位生於斯的叛逆詩人，還有那位曾經夢想成為摩西的朋友——這國家狹窄到無法容納他們。

（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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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一）

偶爾受邀談論以巴衝突，說多了以色列的國家暴行，不免會想：國家不堪，人民呢？所多瑪人人不義盡該天誅的神話，騙小孩或許還可以，現實卻從來不能輕易歸邊。然後，我遇上了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的著作：《發明猶太人》（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這位仁兄是以色列人，是特拉維夫大學的歷史系教授。該書初成於2008年，以希伯來文寫作，本是寫給他的以色列同胞看。同年年末，以色列入侵加沙大開殺戒。文人無力回天，自古皆然。

民族本質論的虛妄，不難洞察，身為巴勒斯坦人的薩依德多年來不知花了幾許心力去鬆動，山德站出來，又是來自另一邊的遙遙響應。如《衛報》所言，他象徵當代以色列社會對國族神話的反叛，不諱言「猶太人」其實缺乏共同根源——語言？希伯來語一般只在祈禱場合使用；宗教？基督徒或伊斯蘭教徒是一個民族嗎？何況很多猶太人不信教；猶太復國主義？那不過是政治立場，一個猶太人可以不信猶太復國主義，比起回歸聖地更渴望移民西方發達城市。「猶太人」，純屬政治虛構。

但這些都是抽象的。書中故事鮮活，一個又一個以色列人的真實生平呈現開來，貌似鐵板一塊的民族，湊近一看，原來是歷史的種種偶然加疊。紅黑旗下胸懷國際主義的男人卻流落到排拒與歧視之國，土生土長卻只因身為阿拉伯裔的少年轉折漂泊北歐變成瑞典公民，滿心相信自己血統純正的烈女、希伯來語琅琅上口的少女，到頭來卻都不被官方視為猶太人。沓雜紛陳，世情本如是，卻笑他世人畫地自限。

謹譯《發明猶太人》之導言，分成四部份連載。在「本土」神話日趨鞏固的香港，大概需要一抹清泉洗臉醒腦。

＊＊＊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一）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民族……就是一群人，因著對祖輩的共同誤解，以及對鄰居的共同厭惡而聯合起來。

——卡爾‧杜意契（Karl Deutsch），《民族及其取代》（Nationality and its Alternatives），1969

我確實曾就民族主義著書，而要不是靠一點點酒精的幫助，我不以為自己能夠不哭泣當歌就寫成它。

——埃納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回應批評〉（”Reply to Critics”），1996

這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書。無論如何，像所有傳記書寫，它會由幾個個人故事開啟，需要充份想像力使之躍然紙上。這樣的開始，並不如讀者驟眼看到的奇怪。學術研究經常由個人經歷驅動，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經歷隱藏於層層理論之下，當中有些如今萌發顯露。它們會成為跳板，在字裡行間引導作者步向歷史真相，他知道，那裡是個無人真正到達過的理想彼岸。

個人回憶不可信——我們不曉得書寫它的墨水是甚麼顏色——故此宜乎將接下來的遭遇描述視作不精確且局部虛擬，儘管那不比任何其他傳記書寫更不精確或虛擬。隨著情節推進，讀者將明白它們與本書核心論題容或糾結的關聯。誠然，語調偶帶諷刺，甚至憂鬱。但諷刺與憂鬱有其用處，對於一部冀求在以色列隔絕歷史根源和轉變中之認同政治的批判作品來說，它們大概是恰當的衣冠。

移動中的身份認同

故事一：兩個移民祖父

他叫舒歷克（Shulek）。後來，他在以色列被喚作掃羅（Shaul）。他1910年出生於波蘭的羅茲（Lodz）。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他父親死於西班牙流感，他母親到鄰近市區的一間紡織廠打工。她的三個孩子，有兩個交給當地的猶太人社群領養，只有最年幼的舒歷克留在家裡。他在猶太兒童宗教學校（heder）唸過幾年書，但母親拮据的狀況使他很小就得走到街頭，開始從事各稱處理紡織品相關的工作。那就是波蘭紡織生產重鎮羅茲的日常。

年輕人基於相當普遍的理由脫離父母的古老信仰。當母親隨著父親逝世陷入貧窮，當地的猶太會堂命令她在聚會裡坐在後排。經濟資本減少幾乎必然引致象徵資本急劇減少，母親跟可敬社會地位的距離，映照成她跟神聖的托拉（Torah）的距離。她的兒子被排拒浪潮捲入，發現自己遭逐出了祈禱室。青年喪失信仰在大城市的猶太社區舉目皆是。一夜之間，舒歷克也發現自己既無家可歸，亦無信仰所依。

但為時不久。他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是個風尚，將他帶進波蘭文化和語言上的主流。舒歷克很快成為了革命分子。社會主義願景充滿他的想像，支撐他的心靈，讓他在營生餬口的勞苦裡仍然閱讀和思考。黨成為了天堂。可惜，沒多久這個溫暖又有活力的庇護所同時也讓他被扣上政治煽動的罪名入獄。他在獄中待了六年，雖則從未自學校畢業，他受的教育明顯拓闊了。即使無法消化馬克思的《資本論》，他通曉恩格斯與列寧的普及著作。他不曾完成他猶太兒童宗教學校的學業，也沒有如母親所願的入讀猶太神學院（yeshiva），他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

1939年12月一個寒夜，舒歷克目睹三名猶太人在羅茲的中央大街被吊死——某些德國士兵在附近啤酒吧酒後的行兇。幾天後，他和年輕的妻子，還有妻子的妹妹，被逃難的狂奔人潮沖向東面，投奔其時佔領了半個波蘭的紅軍。舒歷克沒有帶著母親一起走。後來他說她年老體衰；事實上，她當時才五十歲。屠殺開始，她和其他差不多一般老一般窮的貧民窟居民被送往又慢又笨重的毒氣車，在更高效率的毒氣室出現前，那是原始的屠殺科技。

當難民抵達蘇聯佔領區，舒歷克明白他最好別公開自己是個共產主義者：斯大林剛剛除掉了波蘭共產主義的領袖們。作為替代，舒歷克帶著一個既舊又新的身份跨過德蘇邊界：自承猶太人。那時候，蘇聯是唯一願意接納猶太難民的國家，儘管它把他們大多送到國內的亞洲地區。舒歷克與妻子幸運地被送往遙遠的烏兹別克，他的小姨受過教育懂好幾種語言，享有留在文明歐洲的權利，卻不幸地未被稱為猶太基督徒。於是1941年她落入納粹手中，被發配到火葬場。

1945 年，舒歷克與妻子回到波蘭，但縱然德軍離去，這個國度仍是繼續排斥猶太人。再一次，這位波蘭共產主義者喪失家園（除非我們把共產主義也算進去。即使經歷重重波折，他依舊忠於它）。兩夫妻和兩個孩子棲身巴伐利亞山區的一個難民營。舒歷克在那裡重遇其中一個哥哥，但他不像舒歷克，厭惡共產主義卻偏好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對他們的命運投以諷刺的微笑：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哥哥取得簽證移居蒙特利爾，在那裡度過餘生，舒歷克一家則被猶太人辦事處（Jewish Agency）送到馬賽，1948年底渡海前往海法（Haifa）。

在以色列，舒歷克以掃羅之名生活多年，卻從來沒有變成一個真正的以色列人。連他的身份證也沒有將他如此歸類。它以國籍和宗教界定他為猶太人——自1960年代，政府記錄了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包括確認了的不信者——但比起猶太人，他從來更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比起波蘭人，他更是意第緒人（譯按：Yiddishist，歐陸猶太人）。雖然學會用希伯來語溝通，他不太在乎這語言，繼續跟親戚朋友說意第緒語。

舒歷克懷念東歐的「意第緒之地」，還有戰前在那裡蘊釀的革命理念。在以色列，他感到自己在竊據他人土地，即使那不是他自己所為，他一直認為那是搶劫。明顯的疏離不是因為本土出生的撒巴拉（譯按：Sabra，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瞧不起他，而是來自本地氣候。黎凡特（譯按：Levant，地中海東岸地區）的熱風跟他格格不入，它只是讓他對覆蓋羅茲街巷的大雪越加渴望。波蘭的雪在回憶裡一點一滴溶化，直至他終於閤上雙眼。在他墳前，他的老同志們高唱《國際歌》。

班拿度（Bernardo）1924年生於加泰羅尼亞的巴塞隆拿。多年之後，他被喚作杜夫（Dov）。班拿度的母親就像舒歷克的母親，終身都是虔信宗教的婦女，雖則她去的不是猶太會堂而是天主教教堂。他父親卻一早放棄了任何靈性上的熱切追尋，一如叛逆的巴塞隆拿裡面很多五金工人那般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初，年輕的左翼共和國實際上統治著巴塞隆拿一段時期，備受各個無政府工團主義合作社支持。但佛朗哥的右翼軍隊不久到達該城，青年班拿度與父親在最後撤退一役於街頭並肩作戰。

內戰結束後幾年，班拿度被徵召進佛朗哥的軍隊，但他對新政權的觀感沒有因此軟化。1944年，他以一個武裝士兵的身份被丟到庇里牛斯山，在那裡他幫助反對該政權的人士越過邊境。當時他很樂意等待美軍到來整垮那個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殘暴盟友，但那些民主的解放者根本從不嘗試這樣幹，使他為之沮喪。沒有選擇之下，班拿度自行越過邊境，成了無國之人。他到了法國當礦工，然後登上一艘船希望偷渡往墨西哥。可是他在紐約被捕，鎖上鐐銬遣返歐洲。

因此，1948年他亦身在馬賽，在船廠打工。五月的一個傍晚，他在碼頭附近的咖啡館遇上一群熱情的青年。這位年輕五金工人仍然夢想著巴塞隆拿革命合作社的人類美善，他開始被說服了，覺得以色列這個新國家裡的集體農場（kibbutz）就是它們的自然繼承者。跟猶太教或猶太復國主義沒半點干連的他，登上了移民船，甫抵達海法旋即被送往拉特倫（Latrun）山谷的戰場前線。他的同伴們很多都倒下了，但他活到最後，再而加入他在馬賽春光裡夢想的集體農場。那裡，他邂逅了他的終身伴侶。他倆跟另外幾對新人一起，由一個拉比主持簡潔的儀式迅速成婚。那年頭拉比們還是樂意提供這種服務，不過問多餘的事。

不久內政部發現一個嚴重錯誤：現在被喚作杜夫的班拿度，並非猶太人。儘管婚姻未因此宣告無效，杜夫被傳召到正式聽證會以核實他的真正身份。在政府辦公廳裡，他被帶到頭戴一頂黑色大無邊帽的官員跟前。當時，掌管內政部的宗教性猶太復國主義米玆拉希（Mizrahi）黨，仍是審慎又遲疑，尚未堅執「國家」疆界或身份排斥政治。

兩人對話大致如下：

「先生，你不是猶太人。」官員道。
「我從沒說過我是。」杜夫回答。
「我們要更改你的登記。」官員旁若無事。
「沒問題。」杜夫同意：「就這麼辦。」
「你的國籍是甚麼？」
「以色列？」杜夫試著說。
「沒這種東西存在。」官員斬釘截鐵。
「為甚麼？」
「因為沒有以色列這種國籍身份。」官員嘆一口氣：「你在哪裡出生？」
「巴塞隆拿。」
「那麼我們就寫成『國籍：西班牙人』。」
「但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加泰羅尼亞人，而我拒絕被歸類為西班牙人。那正是父親和我在三十年代戰鬥的原因。」
官員抓抓頭。他不懂歷史，但尊重他人。「那麼我們會寫上『國籍：加泰羅尼亞人』。」
「好極！」杜夫說。

就這樣以色列成了世上首個正式承認加泰羅尼亞國籍的國家。

「好了，先生，你的宗教是甚麼？」
「我是世俗無神論者。」
「我不能寫上『無神論者』，以色列政府不承認這個類別。你母親信甚麼宗教？」
「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她還是天主教徒。」
「那我就寫『宗教：基督徒』。」官員鬆一口氣。
平素冷靜的杜夫開始失去耐性：「我不會帶著一張說我是基督徒的身份證。這不但違反我的原則，更冒犯我對父親的思念，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內戰時還向教堂放火。」

官員再次抓頭，權衡選擇，找出了辦法。杜夫帶著一張藍色身份證離開，上面註明他的國籍和宗教都是加泰羅尼亞。

許多年來，杜夫都為在苦惱如何不讓女兒受到他國籍和宗教的不利影響。他知道以色列的學校教師常把「我們猶太人」掛在嘴邊，即使他們的學生或學生的父母不屬於那一群人。由於杜夫抗拒宗教，妻子亦反對他受割禮，身份證上面始終沒被寫上改宗猶太教。某程度上他想像自己跟西班牙的馬拉諾人（譯按：Marranos，中世紀時被逼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來宗教的猶太人和摩爾人）有點相似。但女兒長大後向他保證，他的非猶太人背景沒有為她們帶來麻煩，他才釋然。

幸好，他所屬的集體農場不像其他所有以色列社群，不把外邦人埋骨墓地欄外，又或者送到基督教墳場。於是杜夫跟其他成員一起，被葬在集體農場的土地。不過，他的身份證不見了，儘管他不太可能拿走它陪自己最後一程。

到了某個適當時刻，舒歷克和班拿度這兩位移民，有了共同的孫女們。她們的父親，是這兩位故事主角的朋友。

（四之一）

from 心湖淬筆 http://mindtologos.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9.html

李江琳：清除了維族理性派以后怎么办？

中國政府要想一勞永逸地處理好邊疆民族問題，應該發揮理性派的作用，和理性派達成某種諒解和合作。這是良性處理民族問題的最好路徑。清除掉理性派，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地區，將永無寧日。
中央民族大學的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中國警方以涉嫌“分裂國家”而拘捕，只會使得本來就緊張的西北地區民族關係雪上加霜。伊力哈木是新疆非漢民族中的理性派。中國政府要想一勞永逸地處理好邊疆民族問題，應該發揮理性派的作用，和理性派達成某種諒解和合作。這是良性處理民族問題的最好路徑。清除掉理性派，新疆問題的麻煩就更大了。
新疆問題和西藏不同
近年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關係日趨緊張，各類衝突事件此起彼伏。我在研究當代西藏問題的時候，常聽到熟悉新疆的朋友說，新疆和西藏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新疆的民族關係問題更嚴重更棘手。
西藏是單一的藏民族和中央政府形成雙邊關係，由於藏民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又有具備無與倫比道德感召力的達賴喇嘛作為精神領袖，而達賴喇嘛多年來一直公開聲明“中間道路”的方針，所以，儘管中國政府一直呈現一種以達賴喇嘛為敵的惡劣姿態，達賴喇嘛卻始終對中國政府抱著希望，希望中國政府有朝一日良知發現，和藏人坐下來談判，讓藏民族在中國憲法框架內獲得自治權。達賴喇嘛這樣說了，藏民族就會同樣地追隨。即使年輕一代裡有越來越多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希望西藏能獨立，能復國，但未能成為藏人訴求的主流。藏人的主流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中間道路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政治主張。我前不久在印度的某佛教聖地遇到一群從境內來的藏人，大家一起一路上口誦六字真言，到了山頂年輕人大叫一聲“西藏自由”。我問，“西藏要獨立嗎？”大家竟然齊聲笑著說，“不獨立不獨立。” 這說明，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境內藏人中也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
新疆的問題就更為複雜。首先，新疆的非漢民族不是單一的，即使是在最大的非漢民族維吾爾族中，還有宗教流派和地域的不同，其政治訴求有所不同。再者，新疆沒有像達賴喇嘛那樣一個全民服膺、全民崇敬，並且具有崇高國際信譽的精神領袖。過去半個多世紀裡，西南西北地區的非漢民族遭遇都很慘烈，但是只有西藏問題始終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活躍，只有藏民族在尋求和中國政府談判，爭取民族自決權的鬥爭中始終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廣泛支持。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藏民族有單一的領袖，單一的訴求。簡單地說，藏民族是統一的，團結的。而新疆的非漢民族缺乏這一條件，所以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組織或領袖，成為中國政府面前的單一談判對象。相比藏族而言，新疆非漢民族的處境更為困難。非漢民族人民在高壓狀態下倍感沮喪和絕望，其反抗就會更激烈。而有朝一日中國政府想通過談判協商來改善民族關係的時候，它在新疆找不到一個單一、能夠一錘定音的談判對象，想要談出一個和平來也會更困難。而新疆非漢民族的反抗卻不會停息，只會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頻繁。中國政府應該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和人類歷史上以往的情況完全不同，由於技術的進步，世界上已經不存在絕對的封閉地區，你不可能把一個民族斬盡殺絕，不管你殺人的能力有多大。
理性派伊力哈木
伊力哈木是維吾爾知識分子中的理性派。伊力哈木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精通漢語，了解新疆也了解中國。他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工作生活多年，對於新疆的民族問題，他的態度一直是理性的。
伊力哈木指出：“在新疆，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反恐扩大化问题。以反恐的名义掩盖其他矛盾，包括地方政府的无能以及维稳部门的无能。其实，新疆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反恐问题，也不是恐怖主义问题，而是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权力的不平等以及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和垄断的问题。”這一判斷，可以說是切中要害。他是一個有勇氣也有洞察能力看到和說出問題的人。對於這個要害問題，他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建言是：“政府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一再高压，而是要首先对自己动手术。治理不好自己，它也治理不好这个国家。治理不好自己，不去改变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和思维，不尊重人民的发言权，包括民族自治的权利，那么维吾尔人与政府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尊重民族自決權是當今的歷史潮流，為全世界所公認。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大國，不管政府打算拖多久，最終也繞不過去民族自決權這一關。尊重民族自決權，多民族的國家長遠來說才能攏在一起，以大欺小的民族壓制政策，不管帝國貌似多強大，最終也免不了分崩離析。中國的領導人如果有一點長遠見識，就必須直面民族自決權問題。而面對新疆這樣的多民族地區，處理民族問題的最好合作夥伴就是伊力哈木這樣的理性派。
可惜的是，現在的中國政府還不在這個思路上。中國政府現在實行的是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式強人政治，沒有周永康的周永康式維穩手段，它把一切不同的聲音都看成敵人，它以為消滅了這些敵人，不同的聲音所指出的問題就算解決了。於是，維穩的刀子終於落到了指出問題的理性派伊力哈木頭上。
當今世界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了。
當理性的聲音沉寂以後
這次中國政府拘捕問罪伊力哈木，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伊力哈木是一個北京的大學教師，他在互聯網上創建和主持維吾爾在線，提倡非漢民族和漢人之間的對話，他的活動就是他的言論，他的言論都是公開的。公開地說理，正是伊力哈木的理性表現。中國政府其實也知道，按照法律來治罪于伊力哈木是很難的，於是在公佈拘捕伊力哈木的消息後，指揮網評員在網上瘋狂轟炸，成千的匿名網評員狂呼“槍斃伊力哈木”，此情此景酷似文革。這種做法是蠢上加蠢。因為它不僅向維吾爾民族，也向藏人和其他非漢民族傳遞了一個信號：和中國政府理性溝通是不能成功的，爭取自己的權益只能走別的路。
除了伊力哈木所一直在身體力行的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說理溝通意外，還有什麼路可走？清除了理性派以後怎麼辦？
只有一個可能性：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地區，將永無寧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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