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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本月18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因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有关的行贿案,被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并当庭被捕。一周后的25日,李在镕通过律师表示,虚心接受判决结果,放弃上诉。由于李在镕已于2017年被捕入狱并服刑1年,他还需度过1年零6个月的铁窗生涯。
这意味着三星电子这家科技巨头将面临一段时间的无主局面,韩国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向美国之音担忧地表示,李在镕的空缺不仅将使三星电子的转型计划受挫,恐怕还会拖累韩国经济。同时,该案件的判决结果打破了韩国财阀通常获缓刑的“公式”,宣告了韩国政商关系的重大转变。
李在镕案尘埃落定 提前出狱可能为几何?
自李在镕父亲、三星前任会长李健熙2014年因病住院后,三星实质上由李在镕执掌。2016年11月,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干涉国政的事件被媒体曝光,李在镕和三星电子也深刻地牵涉其中。
2017年2月,李在镕因涉嫌向时任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298亿韩元(约折合2702万美元),以换取在经营权继承问题上的帮助而被起诉并入狱。在一审中,法院认定李在镕的部分行贿罪成立并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一年后,二审法院作出了有期徒刑2年半、缓刑4年的判决,李在镕被释放。2019年8月,韩国最高法院在终审判决中撤销二审法院对李在镕等人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
在重审过程中,李在镕本人和三星曾作出一番努力以争取宽大处理。三星遵照法院建议设立了守法监督委员会;李在镕本人也召开记者会就“财阀世袭”问题明确表示,自己的子女将不会继承三星经营权。不过法院认为,三星守法监督委员会的活动不具备实际效果,最终宣判实刑。
在放弃上诉后,李在镕是否还有可能提前出狱?韩国DIDIMDOL律师事务所律师朴智壎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在镕方面可以采取的有两种方式,首先是假释。如果服满刑期的三分之一,就可以要求假释。他现在被判刑30个月、已经服刑12个月,已满足假释条件,不过一般情况下估计会在服满20个月、也就是8-9个月以后要求假释。另外还有通过总统权限进行赦免的方法”。
三星半导体十年大计料受阻
无论如何,三星电子都将面对一段时期的无主困局。判决至今,三星电子未公开发表任何立场,也未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要求。
从市场反应来看,三星电子早已从李在镕被判刑的冲击中恢复。其股价在判决当日骤跌3.4%,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便收复了全部跌幅。不过仁川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洪起用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在镕的空缺对三星的影响将是长期的。由于韩国大企业的特殊结构,职业企业管理人的作用有限,掌门人的空缺将使三星在长期性投资决定上面临极高的不确定性。
李在镕执掌三星后致力于推动公司的业务重组和实力提升,尤其是深耕半导体产业链上游。2019年,三星公布了“半导体愿景2030”,计划通过规模达133万亿韩元(约折合1200亿美元)的投资,到2030年实现全球系统芯片市场第一的目标。根据计划,三星将首先通过大力投资芯片代工业务,缩小与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商台积电的差距。集邦咨询(Trendforce)的数据显示,去年三至四季度,台积电在全球芯片代工市场中占据的份额为53.9%,排名第二的三星则仅为17.4%。
“半导体这类尖端产业,需要作出迅速大胆的投资决定,时机非常重要”,洪起用指出,“李在镕的空缺会使三星的投资速度落后于台湾等国家的竞争对手,从而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就在李在镕被判刑不久前,台积电发布了创纪录的280亿美元设备投资计划,其中绝大部分都将投入到最先进的制程工艺中。
韩企业界忧虑国家经济受拖累
韩国企业界担忧,李在镕入狱的影响还将进一步蔓延至韩国经济。在判决前,韩国多家经济团体曾向法院提交请愿书,呼吁考虑经济影响,宽大处理李在镕。判决后,韩国主要经济团体之一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发表评论指出,“考虑到三星在韩国经济中占据的比重、作为跨国企业的地位,我们忧虑此次判决导致的三星经营活动的萎缩,将不止影响个别企业,还会对韩国整体经济造成负面效应”。
韩国素有“三星共和国”之称。数据显示,目前三星电子的出口额占据韩国出口总额的约20%,其企业市值占到韩国综指总市值的约25%;三星电子缴纳的法人税也占到了韩国企业法人税总额的16%。
由于其庞大的体量和韩国围绕财阀企业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三星的业务与韩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深度融合、密不可分。例如,韩国政府本月12日宣布的投资1253亿韩元(约折合1.1亿美元)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的计划,就与三星的“半导体愿景2030”遥相呼应。这也意味着三星转型的受挫很有可能使韩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步伐放缓。
韩国另一家主要经济团体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就忧心忡忡地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全球经济面对着后新冠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等重大变化,可以说是产业范式大转换时期,正需要进行大胆、冒险性的挑战。但是这次判决结果将削弱三星作为韩国代表性企业的引领作用,令韩国经济承压”。
李在镕判决结果释放韩国政商关系转型信号
即便不论经济影响,李在镕案的判决结果本身也令韩国各界感到意外。朴智壎告诉美国之音,“在韩国,对财阀掌门人一直有一个“三五律”,即3年有期徒刑、5年缓刑,因此形成了财阀即使犯罪也不会坐牢的普遍想法”。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也曾因与韩国政界、司法界权力者的权钱交易,于1996年、2007年两次被起诉,不过最后均获缓刑,免去牢狱之灾。可以说,李在镕的判决结果清楚地释放出了韩国政商关系转型的信号。
“财阀应该认识到,过去的方式行不通了”,韩国建国大学经济系教授崔培根对美国之音说。他指出,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独裁政府与财阀资本形成了相生共存的关系。政府将外汇等公共资源投向他们想扶持的产业和与之有关的企业,并给予特惠;通过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企业又向政府提供政治资金,帮助维持独裁政权。“不过韩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透明性在40多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司法部门也不能不顾及民意”,崔培根说。
自2016年前总统朴槿惠在韩国民众对政商勾结的强烈抗议声中被弹劾后,文在寅领导的本届政府大力推动财阀改革。去年底,被称为“公正经济三法”的《商法》修正案等3部法律在国会通过。这3部法律旨在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防止财阀不正当扩张对企业的支配力、加强对财阀家族内部交易的监视。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财阀肯定会就‘公正经济三法’提出质疑”,朴智壎表示,“虽然三法对大企业有不利之处,但是对正常的企业活动、尤其是劳动者和大多数国民都是有利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三法也是必要的”。
面对这种变化,韩国财阀应如何自处才能避免对自身和企业、甚至国家经济造成风险呢?“任何人,无论是企业总裁还是高层,若做出行贿等不正当行为,就应该受到惩罚。但是韩国的情况与外国不同,财阀家族支配着整个企业,今后需要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文化”,朴智壎认为。
崔培根和洪起用则指出,财阀需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李在镕以和他的祖父李秉喆、父亲李健熙相同的方式,向总统行贿、为自己谋利……他未能认识到韩国社会已与过去不同,按照过去残留的惯性行动,才导致了这种悲剧性的结果”,崔培根认为。
洪起用表示,“目前韩国大企业已经成为跨国企业,韩国也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法律和制度都在向全球性标准看齐。如果说过去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韩国文化、社会一些特有的因素陷入了困难,那么今后需要以守法、贡献社会、符合全球性标准的方式经营,才能在全球市场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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