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其他同案被告遭加控暴動罪，《國安法》來勢洶洶，梁繼平在人大表決《國安法》前數日改變主意。梁繼平說，現在已「完全看不到有空間可以受公平審訊、在沒有政治考量下面對控罪」，未來數年、甚至更長的日子不能回港。
快將26歲的梁繼平，或要展開「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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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題目是公民社會，特別是示威及民主化，與極權之間的關係。同期遇上香港爆發示威，過去刻板的論文、研究數據之外，梁繼平說「我城發生史無前例的示威，全部都是有血有淚」，然後與導師相擁而泣。
梁繼平小時夢想是成為立法會議員，立志為民發聲，未料去年七一，與其他示威者以佔領方式「走入」會議廳。
我們不是用想像中的方法，而是用奪回、衝擊、佔領的方式進入體制，所以進入立法會是香港政治史上，極度symbollic的東西，因為立法機關不民主，所以無法不佔領。事後雖未出現類似台灣「太陽花學運」的佔據立法院，但梁繼平發言改寫反對《逃犯條例》修例運動的走向。
闖入立法會後，梁繼平隨即離港回美，避開警方追捕，去年底也協助香港眾志、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等在華盛頓進行遊說，同時繼續兼顧研究及教學工作。
他說下半年看著大規模拘捕，部分更控告刑期十年的暴動罪，港人難以揮別集體創傷。梁繼平說在美國，半年來也無法好好讀完一本書、一篇文章，但自己認清熬過考驗，才是能否走下去的關鍵。「You either make it, or you're broken by it。」
「可能很天真，當時整個示威、整個中國政府泰山壓頂，公民社會低迷……如果我做到的，可以給他們帶來一絲鼓勵，好簡單，（話畀佢知）有人同佢地同在、有人記得佢哋、紀念佢哋。」梁繼平接受眾新聞專訪時如是說。
他承認自己天真幼稚，甚至親友前輩誤解他太抬高自己，令他傷心流淚。
「梁繼平坐監，大形勢上無影響，但好似耶穌性格，同人一齊受苦、進入別人的苦難。」他說。
「我同女朋友講，你無辦法明白那種革命的情緒、手足之情。你無投入過這場時代革命，是無法投入這種情緒。」
另一方面，梁繼平只是涉嫌違反《立法會特權法》下闖入會議廳，最高判監3個月，當時他認為可以「博一鋪」爭取相對短的刑期。他回想：「諗住返來坐一段時間的監，換取一生的自由。」
計算回港14日隔離要求，梁繼平原定在全國人大表決《國安法》前一日返港。可是《國安法》及同案13名被告加控暴動，把他拉回現實及接受一段時間不能回港的命運。
無可能入去做一些好trivial的舉動會被告暴動時，一個公開identify自己、公開朗讀宣言、呼籲人留低的人，唔會被人告暴動。
Make no mistake，返到去（香港）一定會同等處理，甚至是煽動暴動，所以是認清事實，政權係會全面清算抗爭者，特別是所有想復燃運動的人，所以我唔會再好幼稚去幻想。
他在大學期間受到台灣抗爭啟蒙，但由於本土派未成為主流思潮，幾乎是「孤獨地」探索香港本土的定位。尤其是以港大《學苑》總編輯身分提出《香港民族論》，當時仍是小眾意見，遭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民主派保持距離。
「當年本土派唔係好受歡迎，我們討人厭，在學術界不受認同，不會有好多教授話好provocative。」申請美國博士學位時要寫推薦信，名單沒有任何一個本地老師，梁繼平千叮萬囑並非怪罪任何人，只是當時真的未遇上好的啟蒙先導，在學海中自己探索。
「我在大學時，係好孤獨，無咩intellectual support……自己就是自己導師，自己看書、自己寫文，我當時就會想，為什麼讀大學intellectually無mentor呢？」
梁繼平說自己志願是回港，成為教授政治的學者，希望學生避免重犯自己孤獨探索的路。「學生是會成為明日的改變者，會分析時事，會根據知識做事。」
港大畢業後，梁繼平到美國華盛頓大學就讀碩士及博士。當時，反修例運動未爆發，家中兩老是典型香港父母，教育程度不高，還以為他日學成，可以回來加入特首林鄭班子或中央政策組做政策研究，謀個一官半職。
「佢以為我讀博士，就係好似羅致光，沒有想到博士其實是extension of my activism。」梁繼平如是形容父母。「（過去）在他們的世界觀，共產黨是衰，所以我們走落來（香港），但他都有考量，我們都是中國人。」
梁繼平說，在數個星期「冷戰」後，梁爸爸看到輿論逆轉，開始轉為支持兒子，如今已是脫胎換骨。
他會send時代革命、齊上齊落的貼紙給我，日日幫我剪報。」他笑說。「他進化了很多，看很多連登、文章，他在家庭（通訊）group中send了但丁中英文對照：地獄是留給道德中立的人。我老豆進化了，他是時代革命成長的人。母親則日漸消瘦，雖令梁繼平掛心會否造成人生遺憾。在他成長路上，梁繼平習慣全靠自己，父母對他沒有期望也沒有壓力。梁繼平說，此刻離開，對他不算什麼羈絆，也無阻他繼續參與政治。
即使五年、十年不能歸家也無牽掛？梁繼平半開玩笑說：「五年十年好樂觀喎。」
我覺得我們要預計二三十年的戰爭，可能要摒棄一次運動可以成功、可以改變的想法，我們要面對遏制十三億人而擁有過千萬黨員的機器，是前所未有地龐大國家機器。捷克、波蘭及台灣，脫離威權時期不下三四十年，香港或是剛剛開始。
在歷史前所有人只能謙卑，梁繼平說沒有中國因素，香港老早已經民主化，不要先猛怪自己。
「 我們要意識到，我們面的對手是historically難對付。香港未有民主化，唔好blame自己、blame同路人住。我都犯過呢個歷史錯誤，好快地歸咎大中華膠。」
「中國全面威權主義現在抬頭，清算公務員、清算教師、清算中小企、清算媒體、清算抗爭者，鋪天蓋地的打壓，係現在開始。」
「歷史上，完全知道流亡是政治抗爭，是一個很正常，甚至無可避免的階段。」
梁繼平說，《國安法》通過後，本地政界的國際遊說預計會面對更多壓力，下一步，需要更多海外港人參與外國遊說及做好分工。他自言，大學有簽證可以留美，已是幸運的一群，其他抗爭者被迫海外流亡，是延續抗爭的，下一步，希望為他們和流亡「去污名化」。
我可以寫包單，無抗爭者準備好流亡，一世都唔會準備好。沒有人會適應、習慣、準備好做一個流亡者。一個真係愛香港、為運動付出更多的人，不會為所謂安穩生活，在外地的自由，放下香港的東西。
他回到美國後，開了Twitter，當中放了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be a polis」名言。鄂蘭是出生德國的猶太人，納粹德國上台後，她流亡到法國，最後在美國定居及多間大學任教。
梁繼平說，鄂蘭那一代很多出色的知識份子都從歐洲或納粹德國流亡到美國，著作多對政治本質深刻反思、對人類痛苦的刻畫。
「不論身在哪裡，哪裡就是城邦」，也是鄂蘭強調透過言、行，透過人與人連結甚至互聯網，創造一個政治共同體、小城邦。
無論我在哪裡，我在不在香港，我都可以是政治共同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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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0/06/69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