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兆音
BBC中文駐美記者 發自華盛頓
達雷爾·韋斯特（Darrell West）收到過一張別出心裁的生日賀卡。
封面是「總統希拉里」坐在白宮橢圓辦公室微笑的樣子，內附的賀詞是「你瞧？有比老一歲更可怕的事情！」家人不忘手寫幾句為他量身打造的問候：「生日快樂，達雷爾！我敢肯定你不像我們一樣覺得這張賀卡很搞笑！」
韋斯特和三個兄弟姐妹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保守郊區的一個奶牛場長大。他的姐妹們一直在家鄉生活，是虔誠的基督徒。他與哥哥則取得了博士學位，搬到了東海岸生活。
韋斯特成為了政治科學家，曾在常春藤聯盟之一的布朗大學教書。他還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共出版了24本專著。韋斯特如今供職於負有盛名的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其多次被評為世界排名第一智庫。韋斯特是該學會政府治理研究項目副主席，是競選和選舉、人工智能、科技政策領域的重量級專家。
韋斯特毫不諱言，他的政治理念偏左，但他與屬於保守派的家人互相尊重，並從微觀的家庭分歧出發，思考美國政治分裂的根源和解法。
手足四人關係密切，只是每次談到美國政治就水火不容。他與哥哥會站在同一陣營，兩位姐妹則持幾乎完全相反的意見。「我的家庭就是微縮版的分裂美國，」韋斯特對BBC中文說，「政治、經濟、地理、文化層面上全方位的分裂。」
韋斯特的新書《分裂的政治，分裂的國家：特朗普時期的超紛爭》（Divided Politics, Divided Nation: Hyperconflict in the Trump Era）是一本充滿鮮活故事的家族回憶錄，同時也是他作為一位政策學者，對美國政治極化過程的記錄與分析。
以下是BBC與韋斯特的獨家訪談記錄，文字有刪節及編輯。
親歷微縮版的分裂美國
BBC：在這本書裏，你想講一個怎樣的故事？
韋斯特：這本書結合了我家族歷史和特朗普上台以來的國家政治。我在俄亥俄州政治理念保守的郊區奶牛農場長大，曾在自由化的大學教書，如今在華盛頓特區生活。我的家庭是政治理念分裂的微縮版美國。我的兩個姐妹是特朗普總統的忠實支持者，而我和哥哥並不喜歡特朗普。我們經常有非常有趣的家族辯論。幾十年來，家人間都知道對方持不同政治理念，但我們還處得來。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目前都對對方很氣憤，與兩派皆有深入交流的人並不多，這也是我想寫這本書的原因。
BBC：你指的分裂是什麼？只是民主黨、共和黨的區別，還是更普遍的分裂？
韋斯特：幾乎是各種意義上的分裂。我和三個兄弟姐妹間，兩人是民主黨人，兩人是共和黨人；兩人是自由派，兩人是保守派；兩人生活在東海岸，兩人住在中西部郊區。這種分裂是政治、經濟、地理、文化層面上的。
BBC：這簡直像是個社會實驗。你們來自同一個家庭，有相似的童年，什麼原因讓你們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韋斯特：最關鍵的是教育。我們在同一個家中長大，上一樣的初等學校，到同一個教堂祈禱。我和哥哥上了大學，最終獲得博士學位，搬到東海岸生活。我的姐妹從大學肄業，留在我們從小長大的郊區生活。相異的生活經驗把我們推到了不同的道路上。姐妹在當地教堂很活躍，變得更虔誠，我和哥哥變得世俗化。幾乎在 每個議題上，我們兄弟姐妹都有不同看法。
大學時期，我的政治理念從保守轉趨開放，因為我感受到工薪家庭人士需要政府系統的幫助。我就來自普通工薪家庭，申請了助學貸款，讓我覺得"政府可以幫到他人"。而我的兩位姐妹並不認可大政府，支持低稅收、加強規管政府，看待政府的角度與我不同。
BBC：你與家人如何維持尊重、不因政見不同而仇恨對方？
韋斯特：40年前，我和家人就說好了就政治問題要求同存異。從里根時代起，我們就明白對方持不同政見，但依舊互相尊重，還經常以我們不同政治傾向開玩笑。
每次總統選舉，我和哥哥會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姐妹們則支持共和黨候選人。不過我們經常交談，一起慶祝聖誕節，一個生日都沒落下，總會給對方寄卡片、打電話。我們從來沒有大吵一架或是冷戰。然而，特朗普的確讓家族內求同存異變得更有挑戰性。他實行了更極端的政策，說過更極端的言論，侮辱過不少人。
另外，在家庭中求同存異是一回事，與朋友、同事或陌生人克服分歧又是另一回事，畢竟家人一起相處很多年，有情感紐帶。很多美國人越發視政見不同的人為敵人，跟敵方很難有禮貌的對話。
特朗普：利用政治分裂的選舉勝利
BBC：你剛解釋了為什麼你與家人政治理念分歧，在你看來，美國變得更分裂也是由於相似的原因嗎？
韋斯特：我認為是相似的。2016年大選的政治分野關鍵在於教育，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大多支持了希拉里，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投票給了特朗普。
在經濟與地理層面上，美國約15%的區域製造了全國64%的GDP，東西海岸與其他幾個主要城市囊括了美國絶大部分的經濟活動。其他區域在經濟上面臨難關，人們找不到工作，年輕人要離開家鄉到城市去。而"被拋在後面"的人們的政治怨念，為特朗普2016年大選勝利奠定基礎。特朗普告訴這些人，他理解他們的困境，說這個系統「被操縱」來針對他們，他的勝利是得益於這群支持者。
BBC：你曾說過，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認同美國正面臨困難，但兩方對徵結的理解不同，從而得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
韋斯特：兩方都同意有很多美國人「被拋在後面」、掉隊了，沒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經濟紅利，但對誰是應對此負責的始作俑者，有不同見解。保守派責怪政府，因此支持減稅和減少規管；自由派認為政府不是問題，而是華爾街金融業，收入不均，我們需要稅收政策來重新分配財富。
在我家的討論也是這樣的。我的姐妹認為政府是問題所在，應減輕政府的角色；我和哥哥反對這個看法，認為主要的問題是收入不均。如果沒有消費者就沒有資本主義，人們需要有財富來花費。
BBC：你年輕一代的家人與你在布朗大學接觸到的學生，他們的政治觀念有什麼異同？政治分歧是否在年輕一代當中循壞？
韋斯特：這正是現代美國的故事。我的外甥們還生活在俄亥俄郊區，價值觀偏保守。而大部分的布朗大學學生非常自由派，學校內部的調查顯示，77%自我認同為民主黨人或綠黨，只有5%支持共和黨。
BBC：你肯定聽說過這麼一個說法：如果一個人30歲以前不是左派，就沒有良心，如果超過30歲，還是左派，這人沒有頭腦。你怎麼看？
韋斯特：這並不符合我的經歷。人們通常會說，當人年紀漸長，有了家庭、房產、貸款，就會在稅收政策偏向保守。但對我來說，那並不準確，因為稅收政策讓政府有收入，資助社會項目來幫助一般家庭。我很願意交稅，只要稅收是用在刀刃上。
克林頓時期：美國政治分裂的關鍵節點
BBC：在書中你寫道，如今的政治分裂並非特朗普創造的，克林頓政府才是關鍵節點。為什麼？
韋斯特：這本書是40年的政治歷史記錄。美國極化政治不是從特朗普時期開始的，很久之前就埋下了種子。
我認為克林頓時期是分裂的關鍵節點。克林頓接了里根和老布什的班，他是第一位年輕一代的總統、60年代美國文化變革的產物，他是一個分裂歷史的人物。
有人喜歡他是一個年輕有活力的領袖；其他人對他的背景不以為然，認為他會給美國帶來壞影響。而克林頓最終在橢圓辦公室跟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發生婚外情，證實了後者的質疑：「他正是我之前猜想的那樣壞！」
我記得我的姐妹們當時勃然大怒，但在東海岸，人們認為克林頓的確不應該做那樣的事，但這不代表他是個不稱職的總統。克林頓的婚外情尤其激化了城市與郊區居民的政治分歧。
政治極化在接下來每一任總統任期內愈趨嚴重。911事件後，小布什下令美軍入侵伊拉克，這個決定使國家更分裂了。比如，我的學生們很不滿意他開啟了一場完全錯誤的戰爭；而我在俄亥俄的親戚全力支持總統，認為他在打擊恐怖主義。
在奧巴馬任內，分歧的里程碑議題則是全民醫保（奧巴馬醫保）。自由派認為醫保是基本人權，全民醫保能照顧到每個人是件好事，其他人則擔憂大政府控制了醫療保險。奧巴馬醫保再次加強了左右派的分歧。同時，奧巴馬是位非裔總統，族裔是一個分歧熱點。美國的少數族裔逐年增加，有人喜歡更多元的美國，有人感到受威脅，懷念50年代時白人說了算的美國。
撕裂的美國走向何方
BBC：在特朗普時期，我們似乎看到越來越多這樣撕裂國家的議題，例如大法官提名、「通俄門」調查穆勒報告、男星史莫利特（Jussie Smollett）的案件……
韋斯特：特朗普一直在利用美國的政治分歧。他之所以成為總統，就是因為他有能力動員其中一派去衝擊另一派。他創造了「替罪羊」，讓有經濟壓力的人去責怪移民搶走他們的工作、中國搶走了製造業。他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們的恐懼和焦慮。但自由派對此極其反感，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違反美國最根本的價值觀。政治分歧從而在他的任內發展得更為深重。
當一個國家極其極化時，這樣的國家是無法治理的。在華府，人們常看到政府關門，因為共和、民主兩黨無法就政府預算達成共識。政府無法正常運作，很難就重大政策達成跨越黨派的共識。如果我們不凝聚在一起，這對美國民主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事。
BBC：美國人要如何在國家層面克服分歧？
韋斯特：在書中我寫道，我們需要認識政治極化的根源，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東西兩岸與中部人們的地理經濟差異、貧富差距、媒體報導與科技……這些因素讓人們更分裂、極端，因而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就說說媒體方面吧。在高度競爭的新聞行業，商業媒體瞄凖利基市場，抓住一小部分的死忠粉，因此我們現在基本剩下自由、保守兩派的媒體。
大多數人如今只依賴印證他們看法的媒體來源。作為一個新聞消費者，我在嘗試兼讀自由、保守、溫和中立的媒體資訊，我想聽到多元化的聲音，然後決定自己的立場。大部分人不這麼做，這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有害的。
BBC：美國還存在中間立場嗎？對美國政治的未來，你有何預期與建議？
韋斯特：中間立場依然存在。國民的整體政見還是相當溫和與中立的，統計數據顯示，大部分美國人自認是中間派，但這些人通常較少參與政治。對某個議題有強烈情緒的人，是那些去投票、給競選人捐贈或當義工、說服朋友也投票的人。政治取向溫和的選民，如果不投票，就無法反映他們的意見了。
美國政治體系和領袖已變得更極化。如今，政治人物要吸引他們的基本盤選民。你要顯得很開放才能贏得民主黨選民的選票，要很保守才能討得共和黨選民歡心。這意味著政治領袖和選民之間存在不匹配，人們的政治取向實際上沒有政治人物那麼極端。
如果人們開始反對極端化，那會發出信號：我們想要更溫和、更願意妥協的領袖。那正是美國政治在二戰後的情況。我們需要回到那段理性的時期。
在書的總結章節，我提出一些建議，包括實行全民強制投票，就像澳大利亞那樣，他們有90%到95%的投票率。而在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率大概是60%，中期選舉經常只有35%到40%。如果實行全民強制投票，政客就無法靠極端政策獲得選舉勝利。
在美國政治歷史中，人們通常會選一位跟現任總統南轅北轍的人。奧巴馬，自由開放、民主黨人、非裔，於是下一任就是特朗普，完完全全的反面。我認為下一位總統很可能特朗普的絶對反面。這就是美國政治的鐘擺效應，從一邊擺到另一邊，在愈趨分裂的當今美國，每次擺的幅度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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