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13时，温州乐清市20岁女孩赵某通过滴滴平台约上了车主钟某的顺风车，后于当日14时50分被钟某性侵后以残忍手段杀害。引起众怒的是，三个月前类似凶案已夺去一名花季女性的生命，类似年龄的顺风车车主一再作案得逞。
不同于线下出租车行业恶性案件的隐蔽性，线上互联网平台具有强大的网络公众效应，社会各界从对顺风车社交属性和安全性的讨论出发，很快将滴滴放进“全民找茬”的“放大镜”中，滴滴被全面起底，一连串产品缺陷与平台管理漏洞浮出水面。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部委及十余个城市管理部门，从事发两日后开始约谈滴滴。交通部和滴滴运营主体注册所在地北京都责令滴滴全面整改顺风车业务，不能承诺多、整改少；深圳则表态如滴滴整改不到位，将采取撤销经营许可证、App下架等措施；一直未获滴滴顺风车业务备案的上海，直接质疑该业务合法性，称其“涉嫌违法经营”。一些地方政府的约谈对象从滴滴扩展到首汽、神州、曹操专车等多家网约车平台。
在温州女孩被害四天后，8月28日，滴滴创始人、CEO程维和总裁柳青终于发表公开道歉信，将一系列管理失控的危机，归咎于激进的业务策略及资本夹持中的一路狂奔，“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好胜心盖过了初心”。
滴滴的所谓“好胜心”，是一度备受市场追捧的传统行业颠覆者形象或互联网创业精神。从2012年草莽初创开始，滴滴一路与传统势力及监管体系“游击”，对危机公关并不陌生。在2016年7月28日网约车新政落地之际，程维曾发布公开信称，滴滴四年来30多次被叫停，诸多司机被扣车罚款，“今天终于看到改革的曙光，怎能不备受鼓舞。”当年5月发生的“滴滴司机奸杀深圳24岁女教师案”，并未挡住网约车合法化的前进脚步。
滴滴在网约车“烧钱”大战中厮杀出来，先后合并快的和优步中国，如今已是市占率超过90%的巨无霸。期间累计融资规模超过300亿美元、估值在2018年逼近600亿美元。每一轮估值都在合并消灭竞争对手后跃升，投资者竞逐给出“垄断溢价”，它们甚至一度预期，滴滴如启动IPO（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估值还要提升超过百亿美元。
资本的高预期和管理团队的“好胜心”，推动滴滴必须不断长大。在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平台的估值中，交易单量是关键要素。滴滴目前平台交易接近3000万单/日。而在超大型城市，网约车业务已被政策性“控量”，单量增长触及“天花板”。
2015年6月，滴滴顺风车上线，双向匹配非运营性车辆和用户需求，平台抽成。因其利用大数据撮合交易等互联网平台技术，以合乘方式实现车辆出行共享，理论上似乎最能实现减少资源闲置、提升节能环保、缓解交通拥堵等社会公共效应。令人意外的是，以“公益性”与“共享经济”为名的顺风车，不仅为滴滴贡献了可观的单量，更以其低成本的运营，成为比专车、快车等产品还要更早盈利的品类。
滴滴顺风车盈利的背后，是违反公益合乘出行的“初心”，是在网约车和合乘车相关政策之间腾挪套利，以平台经营性之实、行非经营性之名的灰色产业链，其间种种管理失控，为偶然之凶案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在网约车新政的讨论过程中，顺风车一直未引起相关方重视，参与讨论者普遍认为顺风车作为点对点的公益产品，具有明确的法理“天花板”，不可能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网约车新政对顺风车的态度是“鼓励并规范”，但这种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宽松，却被滴滴顺风车滥用。
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长期在与监管博弈中采取“唯快不破”的方法论——在政策变严之前，快速成为第一，变得“大而不能倒”，这是相当多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理念，监管套利很多时候与商业模式或产品创新难分界限。
“要拿的许可不拿，要接受的监管不接受，大量运营车辆不纳入监管平台，滴滴不只是纵容，而是故意。”曾参与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网约车法规论证的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陈越峰一针见血地指出，合规的实质就是成本问题，滴滴一直不做合规，说明更在乎的是用户数、营收增长及资本估值等。
程维、柳青在道歉信中坦承，“经历的悲剧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缺乏敬畏之心……全公司开始深刻检视甚至质疑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正确。”
一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亦在密切关注滴滴顺风车车主杀人案事件。他对财新记者称，“决策层现已开始关注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效应与赢家通吃等问题。但现有行政监管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多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互联网与有形市场的极大不同是具备多边市场的特点，结果就导致多头监管。而互联网平台在监管套利过程中往往无限压低成本，比线下有更大的规模化和降低边际成本的空间。至于对策建议，就是要让平台负起应负的责任，提升技术和内部监管水平。”
滴滴顺风车事件充分暴露了互联网平台在合规、风控与管理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同时也能看到政府和监管在其间的疏漏甚至失能。大力鼓励互联网经济创新发展的中国，是第一个全面实现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而这一新兴业态的监管极具挑战。比如网约车地方细则中类似京籍京车等严苛规定是否合理，现实中有无可操作性，学界业界一直颇有争议；政策发布后，各地执法尺度多变，被市场指称为除了罚款并无有效管治的“保护费”模式，等等。这些都给互联网平台提供了套利空间。
“颜色”社交扭曲共享
“温州女孩遇害案”犯罪嫌疑人钟某于案件发生次日凌晨4时被抓获；三天后，市级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依法批捕。滴滴于案件告破10个小时后，坦承对这起发生在顺风车整改期间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顺风车上一次大规模整改发生在今年5月，起因是另一起乘客遇害事件。5月6日凌晨，21岁的山东济南籍“空姐”李某在执行完任务后，在郑州空港区搭乘了一辆滴滴顺风车前往市区，途中遇害。该案于六天后告破，警方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刘某畏罪自杀的尸体。
通过“空姐遇害案”，外界关注到滴滴顺风车平台的“男女社交属性”和“司机审核漏洞”等问题。滴滴从5月12日将顺风车下线整改，声称对全平台司机全面审查，用一切手段清理“人车不符”情况，并进行运营及客服体系全面整改；表态放弃所有个性化标签和评论功能，车乘双方头像和信息改为仅自己可见；顺风车车主每次接单前需人脸识别。
顺风车业务停止仅一周后再次上线，不允许夜间10点后接单，但一个月后改为夜间10点后不允许异性接单。到“温州女孩遇害案”发生后，多名顺风车车主爆料，案发前一周，滴滴放开了包括头像等个人信息显示，社交属性悄然“重来”。
今年连续两起顺风车恶性事件激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姜楠在财新网撰文指出，2014年-2018年间，北京范围内可查滴滴司机在完成订单过程中所犯的4起强奸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中，有3起涉及顺风车。而全国范围内近三年发生的恶性事件案例都显示，滴滴平台所衍生的刑事案件数量远高于公众知悉的情况。强奸、猥亵案件嫌疑人以顺风车车主最为集中。
顺风车并不天然吸引性犯罪者，之所以记录在案的性犯罪事件多于其他产品线，是因为产品中加了不该有的“调味料”。顺风车事业部总经理黄洁莉一手打造了滴滴顺风车，把控产品“调性”。滴滴顺风车在2015年6月上线，与其他业务线采用了相同打法：车主招募、大力补贴拉新、加大营销力度。黄洁莉在一部滴滴宣传片中透露，“顺风车在上线之初就顺利招募到100万车主，单量很快突破每日1万单，随着加大营销和补贴，免费乘车营销的推出使顺风车单量猛涨”。
“但随着补贴下降，单量也大幅下降”，焦急的黄洁莉找到了一剂药方——社交。在2015年8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黄洁莉说：“数据显示，女乘客较男乘客的被接单率高出10个百分点。（顺风车主）绝大多数是男性，平均年龄32岁。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课题，很希望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为增加这种陌生异性社交模式的吸引力，黄洁莉允许车主在接单前看到乘客头像、性别和评价标签，以及大量极富挑逗意味的海报和宣传口号。
这种模式的真正危险性在于通过性暗示的口号，鼓励司机和乘客之间的暧昧，来吸引顺风车车主增加运力，进而增加交易量。“这种鼓励‘颜色’社交的做法，置交通运输的公共性服务及安全义务于不顾，由此也为平台吸引了大量潜在的‘狼’。”分析人士指出。
灰色产业链
乘客安全的防护网，关键在司机准入环节。滴滴心知肚明，这一环最为失控。
顺风车车主的资质限制与平台约束远低于网约车司机。以2016年12月北京出台的《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为例，其对顺风车、拼车司机的要求不高，仅需“1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在合乘中依法自律、安全驾驶；所选择线路符合顺路便行原则”。对顺风车车辆要求是“驾驶员本人所有、具有本市号牌且经检验合格的7座以下小客车”。
但事实上，顺风车司机很多并非真正的“车主”。在滴滴平台上，不但专车、快车司机能通过身份造假注册，在遭遇强监管时转为“顺风车车主”避风头；租赁运营车，甚至有“案底”的人，都能轻易成为在滴滴平台接单的“顺风车车主”。据财新记者调查，依傍极速发展的网约车平台，虚假注册、封号“洗白”等黑灰产早已形成完整产业链，操作流程快捷，通过代理模式可复制性极强。
财新记者于8月26日在QQ“找群”中搜索“滴滴”，直接蹦出大量“代办”“抢单”群，分别指向“疑难注册”和“辅助抢单”两大业务。其中“解封洗白”业务在疑难注册中颇有市场。
一个成立于2014年的“解封洗白业务群”，主营业务包括驾龄不足、车型不符、超龄车、异地牌照和二次验证等。群主打出“大量接单、一律后付款”的口号招揽顾客。从名字便可看出，这些业务可以让滴滴在注册和身份验证环节设置的门槛形同虚设。
“我还有案子在身，没完结的”，一名业务代理商称，有案在身并不影响顺利注册成为滴滴司机。一名号称“代办司机端，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代办商家，其微信签名“单量大，急单不接”，显示出生意火爆。
“洗白”一指洗掉之前服务记录并提升“服务分”，技术“高超”的代理商称可以直接洗到100分，司机借此清除差评记录，迅速成为“好评”司机；二指洗掉之前背景中影响注册的因素，如“案底”“车辆超龄”“驾龄不足”等。与“洗白”类似的术语是“解封”，即解除账号封禁。无论因何种原因被滴滴后台封号，都有代理商承诺可通过办理该业务恢复正常使用。
另有一名揽客的代理商表示，他的“洗白”业务不是采用黑客手段，而是“滴滴内部技术人员操作，几分钟洗白”。只需提供一些注册证件和相关信息，各代理商都标榜能在一个小时之内迅速“洗白”，报价600元-1500元不等。
一个代理商还告知财新记者，“8月份凡是通过我们渠道注册滴滴快车的，激活后3天内完成8单，即可获滴滴官方奖励200元”。
“温州女孩遇害案”带来的大整顿，迅速影响到了这条地下产业链。滴滴开始整顿平台司机，加强背景审核。从8月28日起，凡有“案底”的司机一律封号处理，曾有“投诉”记录账户也有不少被封。当财新记者当日再向一名代理商咨询前科注册和解封业务时，对方称，“滴滴这两天严查，估计会卡很久，暂时不接这两种业务。”另一名代理商称，“快速洗白口子关闭，但慢速洗白业务照常接，5-10天内洗清服务记录，报价1500-2000元”。
对滴滴的新一轮整顿，代理商们在观望中伺机而动。按他们的经验，这样的整顿如“家常便饭”，也许这次不会有什么不同。
处于监管盲区的顺风车混乱至此，网约车又如何？北京地区对网约车司机的要求自今年7月1日起加严，按照《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北京地区网约车司机除需满足“京人京牌”，车辆属性必须为运营车辆外，司机还需考取网约车运营资格证。因此，一名滴滴内部人士称，“本来北京市7月份就在‘收拾’滴滴的司机准入问题，没想到又出了大案，真是在劫难逃。”
一名北京地区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在北京真正实现“京人京牌”非常困难，目前北京只有10%的网约车司机是北京户籍，剩下的90%都是外地籍司机。这一数据透露出网约车背后，也是一样的灰色产业链。
这样的结果源自滴滴在供给端的“四方模式”，指滴滴分别和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签订合同，劳务公司再雇佣司机，或个体运营者不通过劳务公司直接从租赁公司租车参与网约车平台服务。为增加运力供给、快速起量，滴滴平台上大量司机通过跟租赁公司合作招徕，滴滴通过“返点”激励租赁公司，由后者组织车辆并进行司机招募。
租赁公司的最大收益来自滴滴“返点”，下属车队跑的单量越多、司机评价分越高，则租赁公司获得“返点”越高。在此模式下，租赁公司广泛招募外地司机充实车队司机规模，成为违规“重灾区”。
租赁公司采用多种方式经营。其一为本身并不拥有车辆，仅作为帮助滴滴“管理”司机和组织车辆的平台；其二为公司车辆自有，通过向司机出租车辆或与司机分成的方式获取收益；还有租赁公司实为汽车销售公司，司机以租代买，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最终获得车辆所有权。租赁公司一般不愿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管理极为松散。
顺风车一次次命案发生，一次次整改内容、流程和结果几乎雷同，有接近滴滴的人士评论称：“每次只是阶段性清理，治标不治本，根源在于滴滴从未彻底改变顺风车以社交为导向的产品设计。顺风车和网约车相比，仅仅体现在更低定价和更低准入门槛上，实际上是低价版网约车，运营性车辆大量掺杂其中。”
对于滴滴这样撮合交易的平台，提高司机准入意味着减少供给，削弱网络效应；而后续客服和应急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但从连续发生的悲剧可以看到，滴滴既没有真正整改产品的内驱力，也没有处理事故的流程保障。
客服体系失灵
在“温州女孩遇害案”案发前日，滴滴客服已收到乘客举报同一名司机的不轨行径；案发当天，滴滴平台仍正常向该司机派单，期间看不到存在任何风险警示机制。
滴滴一名内部人士痛惜地说，复盘整个案件，案发前日的乘客举报本是阻止次日悲剧发生的惟一机会，滴滴客服却与之失之交臂。
此次案发后，滴滴首次在顺风车事件处理中问责管理人员，一是设计了顺风车业务和产品逻辑的顺风车事业部总经理黄洁莉，二是负责客服管理的客服副总裁黄金红。
温州市公安局的案情通报，透露了民警与滴滴客服的沟通细节。目的地派出所民警采用接警电话联系滴滴客服时，得到回应“需要3-4小时提供查询结果”。从客服同意对该条申请提请加急处理，到致电民警要求提供介绍信和警官证等手续后，至最终获得车主信息，加急处理的情况下耗时共计27分钟。
一名承接滴滴呼叫业务的外包商告诉财新记者，所有来自用户的投诉和查询电话（或短信）都由机器自动分发到一级客服，由一级客服记下关键词并统一录入数据库。一般而言，由一级客服提交领班，领班再提交给滴滴内部对接外包客服的团队，由他们发布处理指令。但若发现抢劫、恐吓、强奸等字眼，一级客服需按规定对该条信息标红并加急。该外包商告诉财新记者，一旦被加急标红，该条消息将直接越过其他级别客服，直接进入滴滴自己的“安全专家”团队，由他们判断事情的严重程度。
该外包商分析称，24日举报同一名司机不轨行为的信息“肯定也被标红加急处理了。但每天这样的信息太多了，还夹杂了大量谎报信息”。因此，那条只投诉了一次的信息，“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前述滴滴内部人士指出，2018年以来，类似投诉数千起，而查实的不多，客服遂有侥幸心理。滴滴直接对接用户投诉的一级客服有三分之一是外包团队，三分之二是自营团队。一家滴滴客服外包商也证实了这一比例。
这种层层叠叠的客服体系与不顺畅的侦破联动机制交织，延误了案件侦破的速度。受害者赵某的朋友最早于当日16时22分前往受害者目的地派出所报案，民警与客服几经交涉并未获得司机车辆信息，直到当日18时13分（赵某被害四个多小时后），属地乐清虹桥派出所才从滴滴获得相关车牌和司机信息。
“温州女孩遇害案”发生后，网络上传出多名地方警察抱怨滴滴充满互联网公司的“傲慢”，调取司机车辆、身份等数据信息十分低效。
一名互联网平台风控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按公安部规定，公安机关通过互联网平台调查取证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即各地公安机关需向互联网公司注册地的网安提供公章证明和警官证方可调取信息。这意味着所有涉及滴滴平台的信息调取和取证，均需各地公安机关通过北京网安向滴滴提出。北京某区级警员证实，“像滴滴这类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监管级别较高，由北京市局网安总队直属管理，普通区级办案民警无权限直接接触。”
滴滴并未与公安机关建立信息交换机制。一键报警机制早在2016年就已推出，但并非与公安机关联网，而是接入滴滴内部客服系统。该功能后因频繁“误报”而隐藏。今年5月“郑州空姐遇害案”发生之后，滴滴将紧急求助功能提升至显著位置，按下后将开始上传实时录音、上传车辆信息和位置信息并自动通知紧急联系人。报警功能可由滴滴客服在根据录音判断危险级别后代为完成。
上述滴滴人士解释称，各地110报警系统警力不足，滴滴和各地公安部门沟通艰难，也是一直未能打通信息联动的重要原因。
8月28日，程维和柳青发布“郑重道歉”，提出顺风车整改新增三条措施，将升级紧急求助、行程分享等安全产品功能，对于人身安全客服投诉将确保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给到警方；将与公安部门共建用户安全保护机制，启动测试已开发完成的警方自助查询系统；将重新评估顺风车业务模式，在安全保护措施获得用户认可之前无限期下线。
垄断溢价的重压
在近五年的“互联网+”浪潮中，“唯快不破”成为普遍的制胜法则。滴滴的发展路径就是：用高增长吸引巨量资本；合并消灭竞争对手；拓展新业务线和市场，以推进新一轮高增长；进入下一轮融资吸金循环。
滴滴在2017年12月的私募市场融资中融得了40亿美元资本。连同并购的快的、优步中国，滴滴出行总计融资规模超过300亿美元，拥有近百家机构股东。一名在2018年二季度接触过滴滴高层的人士透露，截至2018年一季度，滴滴最新总估值已达600亿美元。
“滴滴在私募市场的价格到头了。去年4月的融资估值已超过500亿美元，年底实际是平轮融资，投后估值到达560亿美元。”一名滴滴早期投资人告诉财新记者，他关注滴滴能以怎样的进度IPO：“按现在市场情况，滴滴想二级市场市值到700亿-800亿美元不现实。”
市场一度猜测，滴滴可能通过分拆方式实现公司部分业务独立上市。一名投行人士分析称，滴滴如果将平台业务和自营车队等业务拆分，二级市场的估值压力可能减轻一些：“至少不会出现像今年一些新上市公司那样，股价贴着私募估值走、甚至倒挂的情况。”
一名Uber投资人则告诉财新记者，滴滴和Uber面临的问题一样，都需要在增长和盈利两个故事中取舍：“Uber收缩业务是做出了选择——减少投入、提升效率，滴滴如果在Uber上市后IPO，所有数据都会有对比，压力很大。”
资本市场对滴滴的耐心正在消磨，和优步中国合并近两年后，滴滴仍然没有通过“赢家通吃”的网络效应实现盈利，管理层对业绩增长的渴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滴滴创始人程维出身阿里巴巴素有“铁军”之称的B2B团队，是商务拓展能力强悍的“土狼”。2012年，中国市场出现一批打车软件公司。在创业公司混战中，程维靠2013年春节北京的大雪“杀出重围”。在大部分创业公司回家过年时，程维团队在北京西站用最原始的方式一个个向出租车司机推销滴滴应用，App装机量在那个冬天爆发。
2013年3月，急需支付场景的腾讯在一众创业公司中选中了程维。在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授意之下，程维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最“血腥”的补贴战，和阿里投资的快的对打数月，当时两家各自“吸金”八九亿美元。阿里在2014年底首先放弃补贴。一名快的人士回忆称：“阿里的支持一停，我们就知道这场仗输了。”2015年2月14日，滴滴和快的合并，新公司成为中国市占率最高的出行平台。
合并整体作价70亿美元的滴滴快的，以更强的市场地位提升估值，原本融资15亿美元、投后100亿美元的计划，在2015年9月超预期融资30亿美元、估值165亿美元。“柳青的融资能力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中数一数二，Uber这样的全球巨头也很有压力。”一名Uber中国投资人告诉财新记者，滴滴融资时讲的愿景比Uber还要大，理想是做整个出行市场的所有业务。
滴滴的业务赛道从2015年开始迅速铺开，除了出租车和专车，4月底放出顺风车车主的招募接口；5月推出定价比出租车更低的快车服务；紧接着，巴士业务、代驾业务正式上线。
前述Uber投资人回顾这段时期时称，“从2015年三季度开始，中国创投市场大降温，而滴滴新兴业务的相继上马成了市场亮点，很多资本是基于避险逻辑集中投向头部公司，这使得滴滴的股票非常抢手，而Uber投资人对其在中国市场获得胜利缺乏信心。”
在他看来，柳青在前期融资时引入了包括中投、中信等“国”字头投资人，对滴滴建立政府信任有极大帮助。
财新记者此前获得的多份融资材料显示，滴滴2015年全年亏损高达12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烧掉10亿元；而Uber进入中国后烧掉了25亿美元，月均“烧钱”规模和滴滴旗鼓相当。当年底，水木清华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滴滴全年合计订单14.3亿，市场占比71.5%，而优步中国订单量3.7亿，市场占比18.3%。
在2016年8月1日，网约车新政出台后第三天，滴滴和优步中国合并，滴滴估值在270亿-280美元，距离18个月前合并快的后估值涨了接近4倍，而优步中国作价70亿美元，两家合并后总估值350亿美元。
多名投资人称，对滴滴的高估值基于“垄断溢价”。因为经历“三生二、二生一”的逆生长之后，滴滴的市场份额占比高达九成。滴滴在2015年的融资材料中向投资人给出了乐观的盈利预期——2016年到2018年利润预计分别为5.4亿美元、10.2亿美元、15.1亿美元，目标是2018年在美国上市，届时整体估值将达870亿美元。
所有盈利预期的前提是——以消灭竞争对手来消灭补贴，提高价格，且保持单量增长。根据滴滴公布的数据，合并优步中国前，其日单量峰值已达1400万单。
此时的滴滴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但从2016年10月开始，各城市网约车细则陆续出台，在超大城市京、津、沪、广、深等地，无论对专车、快车还是顺风车业态，均给出了各自明确的限制条件，比如户籍、当地牌照、车辆情况、备案、注册或数据接入等。
滴滴由此陷入成立以来最大的增长瓶颈：在供给端，被控车控人。
“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此次顺风车车主杀人案引发的新一轮监管风暴之前，滴滴和有关监管部门之间一直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将各种交罚款视作“保护费模式”，持续在灰色地带图谋增长。
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交通部等七部委配套公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后，全国各城市配套细则相继出台，业内统称为“网约车新政”。网约车合法性争议至此尘埃落定，但也为发展戴上了“紧箍咒”，面对多方面的资质和审核要求，网约车平台运力受到直接约束。
网约车新政把顺风车和拼车定义为“合乘车”，明确界定其“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不适用网约车管理办法”；新政对合乘车采取“鼓励并规范”的态度，没有纳入重点监管视野，并将监管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比如北京市规定，合乘车指提供合乘出行的驾驶员通过合乘服务信息平台预先发布合乘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合乘者选择驾驶员的车辆合乘出行、合乘者分摊部分合乘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在地方一级的细则中，两类业务具体管理方式不同，网约车是牌照式，而合乘车是备案制。上海、北京等地细则对合乘车有每天只能接两单等规定，北京市还规定合乘车和网约车、巡游车需功能分别设置、后台数据分开，前者直接限制了顺风车的单量增长，后者则希望避免快车司机转移到顺风车“套利”。目的在于将顺风车限定在私家车冗余运力的资源再配置，而非经营性车辆的越界发展。
如果按照这些网约车和合乘车规定严格执行，滴滴的所有业务都会受到极强的限制，高速增长怎么可能实现？
政策在各种博弈中难以真正落地。程维在2017年1月的滴滴年会上给员工“打气”：“从2015年交通部征求意见稿到2016年最终成文，中国的专车、快车在全世界率先合法。合法以后怎么管？最早跟出租车一样价格管制、数量管制，还有一些轴距等这样那样的限制，到最终很多地方放开了这些限制。要不断地通过我们的发展推动制度改革。”
一家网约车平台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在2017年北京的检查中，滴滴符合京籍规定的人数不足10万，而注册的网约车司机有100万之巨。近日，深圳约谈滴滴的情况通报显示，深圳市滴滴营运中的近5000名驾驶员中近2000辆车未取得相关营运证件。截至2018年8月25日，深圳市共有合法取得许可的网约车3.1万余辆，获得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许可的驾驶员近7万名。但接近滴滴的人士透露，深圳的滴滴司机至少在10万以上的量级。
上海、重庆近期通报称，滴滴并未在自己辖区备案顺风车业务，属于“违法运营”。滴滴为何一直不备案？一名接近滴滴的政府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滴滴对合乘车司机需要当地户籍的要求有异议，认为没有上位法依据。此外，上海要求滴滴顺风车数据接入城市交通出行平台，滴滴拒绝，双方拉锯至今，终未备案。
正因为不备案，顺风车司机每天只能接两单等政策要求，滴滴从未执行。而在产品设计层面刻意突出的社交属性，为后来的连发事故埋下了隐患。
“顺风车属于非营运车辆，民事上是互惠或非盈利的，定位和逻辑在法律上很清楚，用商业逻辑做顺风车本身矛盾明显。”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认为。在多名受访者看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各地对网约车的监管尺度区别较大，广东等地相对严格，成都等地则以放任为主，“除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思路不同，或许也与滴滴的政府公关能力有关。”而对顺风车，很多城市甚至没有具体细则。
还有激进的看法者认为，近些年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已出现监管俘获的迹象，其中有政府不作为、“新经济拜物教”（过度鼓励创新或不能识别假创新）等原因。
“两个司机”的公司
滴滴为何冒着和地方政府游击对抗、明知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极大，也要死保顺风车？
据财新记者了解，顺风车业务是撮合交易的提成模式，滴滴几乎没有车辆运营成本，抽成却高达28%。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单量明显小于专车和快车的业务，很快成了滴滴最早实现盈利的业务。
在合乘车地方监管细则出台时，滴滴内部人士曾对财新记者称，顺风车业务的定价只有出租车一半，出行平台只是维持营收成本持平，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生意。事实上，一年过去，顺风车却成为滴滴在快车等运营类车辆遭遇严打时的“避风港”，司机在顺风车和快车两类业务中来回转换——一边享受顺风车更低的审核门槛，另一边快车则不受接单数量限制。
财新记者近日获得的一份融资文件显示，2017年全年，滴滴订单量达到空前的74亿单，日订单量超过2000万。而前述滴滴内部人士透露，目前日订单数已升至3000万。在国内网约车控量背景下，2017年滴滴全年仍取得两位数的增长，但未能实现整体盈利。
这一年，面对国内严峻形势，滴滴找的新增长故事是新能源和海外市场，尤以海外市场为重。2017年年会，程维明确提出国际化战略，将战略部、国际业务事业部和金融业务事业部合为第三个事业群——战略事业群。
战略事业群的直接负责人是柳青。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程维和柳青在滴滴内部的关系颇为微妙，程维负责政府关系和国内经营，柳青负责投资人、股东协调以及国际业务，二人表面互补，事实上各据一方。一名“国”字头投资机构人士透露，程维英文不好，也不太和滴滴海外投资人沟通接触，整个投融资板块几乎全交给了柳青。
“程维和柳青谁做主？”一度引发市场猜测。一名滴滴投资人曾在Uber创始人卡兰尼克被逼辞任CEO时笑称：“Uber是无人驾驶的公司，而滴滴是两个司机的公司。”他透露，程维和柳青在滴滴董事会均有一票否决权，而柳青代表的是诸多投资机构的利益。
尽管双方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不一致，但对公司战略并没有明显矛盾，为了不给外界带来困惑，公司一度对程维和柳青对外露面的频率都有刻意的平衡。
滴滴从2015年开始布局海外，当时的主要策略是联合Uber的海外竞争对手联手防御。2017年后，滴滴开始通过投资方式大举进入海外市场，7月和软银以20亿美元共同投资新加坡共享出行公司Grab；通过投资或换股间接参与了5个海外出行平台的运营，包括巴西出行企业99、东南亚的Grab、印度的Ola、南非和欧洲的Taxify、中东的Careem。2018年6月进入澳大利亚墨尔本；7月和软银成立合资公司，将于今秋采用与出租车公司合作方式登陆大阪等地。
仅从投资效率看，滴滴的海外扩张速度不可谓不快。但多名人士指出，滴滴的国际化目前来看难言成功。“日本对网约车的限制非常严格，2016年禁止了Uber进入私家车运营市场，滴滴希望复制从出租车切入市场的方法，仍将面临极严格的政府管制。”前述Uber投资人称。
就在滴滴大举进军海外的同时，筹备上市的Uber却在剥离海外资产，放弃“烧钱”的自动驾驶业务。曾在国际市场上比滴滴更激进的Uber放缓脚步，其在全球扩张过程中深切领教了监管和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挑战。
目前国际上对网约车管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其中欧洲设置了最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丹麦全面禁止Uber运营，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禁止Uber私家车运营；美国不同的州也实行不同的监管策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局部禁入。多数对网约车设立限制的国家和地区，主要考量就是私家车从事商业运营的风险。
美国加州政府依据禁止商业运营车辆开展共乘服务的相关法律，在该州禁止Uber、Lyft等一切打车平台开展顺风车和拼车业务。而中国台湾是滴滴顺风车惟一在大陆之外尝试运营的区域。2018年2月，滴滴通过中国台湾本地代理商乐迪科技上线顺风车业务，上线两月就被罚款1.8亿元新台币（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并责令下线。中国台湾相关部门认定，滴滴顺风车涉嫌未经申请核准，且有司机一天载客超过2单，属于盈利行为，违背交通部门规定。
性侵事件也是困扰全世界网约车平台的共同难题。根据CNN今年4月统计，在过去四年时间，共有103名Uber司机被指控性侵犯或虐待乘客，其中31人因强奸和非法监禁被判刑，另有数十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Uber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表示，安全是今年Uber的首要任务。Uber宣布聘请美国国土安全部前部长担任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其他采取的措施还包括：雇佣独立公司对司机进行背景审查，搜集所有司机的指纹信息，紧急联系人行程分享功能等。截至今年5月底，Uber已在美国8个城市试点一键报警按钮，该系统已接入当地警察系统，可实现一键报警。
平台责任边界
自8月26日起，针对顺风车的监管风暴席卷全国，从交通运输部到各级城市，提出约谈的地方名单还在不断增加。
目前多地约谈均强调要对“温州女孩遇害案”认真调查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指滴滴公司在运营中存在“重大经营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等共性问题，包括人员车辆合规一致问题、运营数据接入网约车监管平台不完全问题、以顺风车名义开展网约车非法经营问题等。交通部在官方新闻稿中强调，“滴滴公司在此次恶性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以交通部约谈为首，各地都提出要求滴滴加快清退不合规车辆人员，并禁止新接入未经许可车辆人员，全面推进合规化；要求滴滴运营数据实时、全量、真实接入各地及全国网约车监管平台；要求滴滴坚决杜绝以顺风车名义组织非法网约车的经营。此外，加强与公安部门的信息共享配合侦查取证，完善客服和投诉体系，解决虚假注册等软件问题。
如滴滴无法在各地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面临的处罚将包括下架App、停止互联网服务、停止联网或停机整顿、甚至撤销经营许可证。这场命案引致的舆论危机，似有上升为经营危机之势。
在各方对滴滴的批评中，“垄断”是高频词。滴滴到底是否形成市场垄断？发改委、商务部关于滴滴和优步中国合并案的反垄断审查已过去两年，时至今日，监管部门未披露任何审查经过和结果。
而从市场来看，滴滴的确在出行市场一家独大，具有极强的网络规模效应，但这种效应目前尚未带来净盈利；如从市场竞争角度看，滴滴的各个业务线都有竞争者，尤其在2018年初，具有同样网络规模效应的美团点评杀入打车市场，是滴滴潜在的劲敌。
今年5月，就在“郑州空姐被害案”之后，财新记者采访了波士顿大学信息经济学教授兼信息系统部主任、平台战略峰会联合主席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Marshall W. Van Alstyne）。他在著作《平台革命》中详细介绍了平台垄断和监管等议题。
在他看来，平台真正的问题来自于数据垄断，用户必须通过放弃数据才能使用服务：“这相当于，在工业时代，铁路公司说要么支付税款，否则不会将货物运到你的城市。”如果用户需要通过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来参与互联网经济、使用服务，那平台公司构成垄断，监管干预是合理的。至少在数据层面，埃尔斯泰恩认为，大部分平台均没有做对，只向用户索取数据，利用数据创造价值，却不向用户回报。
包括滴滴在内的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普遍视数据资产为核心竞争力，与政府、用户极尽博弈之能事，远未到与用户分利的阶段，政府相关部门的数据接入要求被频频拒绝。
新政要求网约车平台数据库接入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平台，但该政策直到今年3月颁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才开始缓慢落地。“滴滴出现那么多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它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的监管。”8月28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富民做客“广东民声热线”节目时直言。王富民称，目前滴滴并没有把自身数据全部传到监管平台，特别是顺风车。按要求，滴滴顺风车要把车辆信息、行驶路线等上传到政府监管部门，但它至今没有传送。王富民称，“这些问题不仅是广东的问题，是全国都存在的问题。”
针对顺风车强奸杀人案的平台责任，埃尔斯泰恩明确指出，滴滴必须负责，因为相较其他主体，滴滴拥有更为充分的数据，可以介入并确保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或者及时纠错：“当不幸事件发生或者好交易受阻，就意味着市场失灵，有效的市场管理应始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只有这样，平台才能鼓励健康的互动、创造价值；抑制恶性互动、避免破坏价值。”
但埃尔斯泰恩认为，平台责任分为内部和外部，像滴滴顺风车这样的恶性伤害事件属于内部，平台必须负责。而电商假货问题更为复杂。如果用户心知肚明自己买的是廉价假货，那么交易双方均没有受损，受害人是平台交易之外的品牌方，损失发生在平台之外，此时就需要监管和法律介入解决问题；如果用户对买了假货不知情，那么就是平台的市场机制失灵，需要平台解决。
多名法律人士认为，在顺风车业务上，滴滴平台作为居间商提供信息中介服务，应当承担信息审查义务和必要的安全管理义务。如未尽到上述义务，滴滴需就案件民事赔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但至今顺风车相关案件还没有对平台追究责任的判决案例。
在中国，对于平台责任的讨论由来已久，利益集团也在立法层面多方游说。就在顺风车凶杀案的舆论高潮中，博弈多年的电子商务法草案第四次提交人大审议，并再次引发极大争论。相比此前版本，草案将电商平台未尽审核义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消费者人身伤害的责任承担方式，由此前三审稿的“连带责任”改为“补充责任”。这一修订被指“倒退”。在8月31日草案第五次提交人大审议时，有代表建议将“补充责任”改为“相应的责任”，但未对相应责任作进一步说明。
在8月28日的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中，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及滴滴顺风车主强奸杀人案，认为立法应对此作出回应，增加规定消费者投诉及反馈机制、平台经营者“责令退出”机制等。草案第五次审议中，代表建议增加了一条对电子商务平台的行政处罚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或对平台内经营者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或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目前确实处于平台管理用户的时期，用户没有投票权。打个比方，平台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封建制度的国王，认为他们的人民不应该投票一样。但某一天，平台将不得不倾听用户的意见，并且用户将开始获得投票权，平台将对选票负责。这一点暂时没有发生，但未来应该发生。”埃尔斯泰恩告诉财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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