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6 July 2016

长平：虚假新闻与时事逃亡

又一次，中国政府要打击虚假新闻。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日发布消息，要求加大力度整治网络虚假新闻，确保新闻报道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严禁未经核实将社交工具等网络平台上的内容直接作为新闻报道刊发。

同样以打击虚假新闻为名整治媒体，上一次是在两个月以前的4月底。当时，官方称为了落实以宣传部为首的九部门通知要求，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成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开通报《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等15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

两次整治通知都宣称，要保持打击工作的高压态势。官方倒是一点也不含糊，知道自己从来都是高压姿势，而且需要保持下去。不仅要保持，还要时隔两月高调宣示一次。看起来，世界上没有谁比中国政府更在意新闻的真实性了。

政府帮助旧媒体抵制新媒体？

首先是新闻网站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其次是社交媒体对新闻网站的冲击，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政府一直在帮助旧媒体抵制新媒体。十年前，政府的禁令中，商业网站被污蔑为谣言集散地，传统媒体不得将它们作为新闻来源。今天，禁令发布的对象变成了商业网站，要求他们不得将自媒体作为新闻来源。

其中的奥秘在于，旧媒体总是政府先行管制的那一部分。于是出现中国的另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相对于国际环境来说，新媒体更热衷于传播和讨论时事问题。无论是商业网站还是社交媒体，作为后起之秀并不在于对旧媒体的补充，而是更多地作为时事新闻及批评舆论的避难所与流亡地。

自媒体本身缺少传统媒体的核实机制，从严格控制的主流媒体逃跑出来的敏感新闻及话题，又带着死里逃生的惊呼与狂乱，夸张和错漏成为必然。有些商业机构也利用这一特性，炒作话题牟利。

政府管制部门很快又追杀过来，锣鼓震天，捉拿那些企图逃脱的时事新闻。尖叫声响成一片。在喧闹声中如何引人注目，那就得发出更大声音的喧闹。

于是，新媒体在中国承担着更多的公共舆论责任，也包含着更多的错误信息。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依赖，也比很多国家的媒体更严重。

哪种虚假新闻更恶劣？

如何保障新媒体的新闻真实、客观、公正呢？首先是政府管制退场，不让新媒体成为时事新闻避难所与流亡地。从历史上看，离政府越近的媒体越容易造假，更不用说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从小麦亩产万斤到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过“六四”屠杀，从人民公社万万岁到伟大的中国梦，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依法治国，无一日不在谎言之中。

相比之下，官方例举的社交媒体中传播的虚假新闻，比如“东北村庄’礼崩乐坏’”、“长沙大巴被纵火”、“魏则西事件后续：国家信访局为近百名相似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上海女孩春节逃离江西农村”及“城市媳妇回乡过年不能上桌吃饭怒掀桌子”等，尽管失实造假令人遗憾，但是官方义正辞严地称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仿佛比官方媒体造假更加恶劣，这本身就属于虚假新闻。

其次，媒体自净需要自由竞争的言论环境，这是新闻自由的要义之一。没有这样的环境，官方要求的“核实”就无从谈起。更何况，“核实”本身就包含着新闻专业主义应当检讨的权威崇拜。官方发布、专家分析被当作可以信赖的权威，问题是这二者在专制政治中成为一体，“权威”地制造着谎言。“高压态势”只会压出更多虚假新闻。

中国政府严格管制新闻不是新闻，但是如此频繁、高调地宣示“高压态势”，透露出高层权力失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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