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因此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一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作——《没有墓碑的大草 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为了一种责任感,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 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泯灭在极权主义的铁腕之中。
◎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小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 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2011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14届“司马辽太郎奖”。该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 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著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 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从1968年到1969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骆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 的遗体和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过路 人。
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 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专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 于破旧的仓廪,甚至被剥夺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权——放牧牲畜。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人为刀俎,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1989年3月他赴日本留学,毕业于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2004年起,杨海英在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那个走出蒙古包的小男孩对得起他所遭受的苦难,长大后,他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 ——做一个杀戮时代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大部分蒙古人被迫沉默噤声之时,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 了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仍属忌讳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 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 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 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 十四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监禁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与牺牲,但只要无人出面作证,纵然有很多人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仍然不会为人所知。
因此,这位勤奋努力的蒙古族学者所做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让蒙古人的苦难有出声的机会。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 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 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 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中有的是从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 留学的民族精英,被称为“挎洋刀的”,有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被称为“根正苗红的延安派”;有的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 有的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的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有的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著名作家诗 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因此大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 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 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涉及内蒙的广大民众,从而透视出整 个民族的命运。
此书在历史的记忆中给了众多死难者一个确定的位置。最让笔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采访后指出:“中国的政冶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它呲牙咧嘴地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
◎ 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
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这几乎是该书作者和被采访者都在询问的问题。在大劫大难过后,蒙古人从不同的角度,长久而痛楚地思索和探究。
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对杨海英说: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在全国率先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日趋激烈的中苏对 立中,毛泽东早就考虑到与‘苏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毛泽东是一个疑心重重、弓杯蛇影的人,当然他事先要肃清缺乏忠诚心的内 蒙人,先手为强,除去心腹之患。内蒙距离北京仅几百公里之遥,与“二修”陆地接壤,打起仗来,内蒙为战略要塞之地。”
除了从地政学角度分析这场大屠杀之外,被采访者还揭露了一些汉人的言论,证明文革中对蒙古 人的杀戮既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源于汉人对蒙古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例如,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 把锡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 个少一个。”
内蒙古地质勘探队革委主任李国道提出的挖肃口号是:“一网打尽蒙古佬!”强暴蒙古女性的汉人打手说:“殴打你们蒙古鞑子个个都是分裂祖国的反革命,你们的婊子由老子想怎么操就怎么操!”“蒙古鞑子没一个好的,打死了还怕没地儿埋,笑话!”
上述文革中的汉人言论,与清末金丹道“灭尽蒙古鞑子,杀人腾地”的口号有相似之处。“金丹 道暴乱”曾在10余天内杀害蒙古人数万之众。此书中哈斯毕力格图作证说,在内蒙“挖肃”运动中充当打马前卒的汉人,还返回陕西呼朋唤友,抢占蒙古人的土 地。这就揭示了内蒙大屠杀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内蒙屠杀是符合中共汉族政权的利益的,被中共高层视为是正当的和必要 的。杨海英的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认“肃清内人党扩大化了”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基本上肯定内蒙屠杀:“内人党有没有? 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那么多,有老的,有新的……内人党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
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学的专业学者,杨海英不能只有详实的资料,他还必须从事实出发,一步步展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结合时代政治背景和民族学理论,从根本上剖析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
杨海英的看法是,内蒙古发生大屠杀的本质是: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的、先进的汉人”对“远离 文明轴心、黑暗落后的蒙古人”的歧视结构,在极权主义囯家内,发展成为消灭“劣等种族”的杀戮行为。他认为,内蒙文革从根本上与汉地文革性质迥然相异。文 革中蒙古人的遭遇并非源于左倾错误,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蓄意而为的民族清洗。这不只是一场上层政治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公然违背了1948年《灭绝种 族公约》的“反人类罪”。
◎ 汉人的良知与该书的争议性
《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1日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原文为日 文,将此书上下两卷译为中文的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女士,都是中文语言功底极好的学者。身为汉人,他们父女俩铁肩担道义,怀着“我们对不起蒙古人”的负疚心 情,耗费两年的心血和汗水,使我们能够读到行云流水般的准确而精致的中文版。
杨海英在此书中多次提到锡伯族学者吴迪(笔名启之)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教授曾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他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记录中云北峰的故乡、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的‘挖肃’之惨烈实态。”
刘英伯、刘燕子和吴迪等非蒙古族人,以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关注内蒙受难者的命运。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呼吁“一个声音、一个力量,理性与了解的力量”。只有对他民族具备这种理性和了解的力量,我们才能获得判断历史与现实的能力。
笔者可以预测,这一部涉及重大主题、言辞犀利的著作在出版中文本之后,必将引起争议。一个 多年来失去声音、被同化被边缘化的民族,突然有人为之发出如此尖锐、如此严重的指控,势必遭遇到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论的拒斥。同时,杨海英关于内蒙文革的性 质是“种族灭绝“的观点,也可能会遭遇到学界中人的质疑。
作为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杨海英在他的宏大著述中,也许会在其他某个领域如中国政治、国际关系方面有力所不及之处。作者有自己强烈的爱憎,这种受害者情感也会影响历史学需要的平实冷静态度。他的叙事背后所显示的一些假设和框架,也会有可讨论之处。
但是,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写的著作,诚实记录了一个民族走向毁灭的过程,承担了揭露伤口、书写痛苦的责任,为一个黑暗时代填补了空白。无论有何不足,它仍然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按照尼采对历史的分类,杨海英这部内蒙文革史应该属于“批判性历史”。尼采认为,对受难者 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够生活。批判性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学习,它拒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类的犬儒主义态度,力图使灾难不再循 环。这样的历史描述过去,更着眼于我们汉蒙两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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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十一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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