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另一件事情可能是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和需要重视的，那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或AIIB）的正式挂牌成立。上周五（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区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 《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据报道，之后各国将启动章程谈判和磋商，预计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使这家继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基金之后最新诞生 的跨国金融机构得以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签字仪式后会见创始成员国代表时说，这个新银行“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根据协议，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规模相当于总部位于马尼拉、拥有1650亿美元资本金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或ADB)的三分之二。亚投行的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代表中国签约的中国财政部长楼继 伟表示，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但中国在亚投行并不刻意寻 求“一股独大”，也不一定非要占到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当然，按照经济权重计算，中国仍将持有最大股份。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四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的代表缺席了24日的签约仪式，这使得这家雄心勃勃的地区性机构未来所具有的代表性 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虽说四国对外宣称的原因各异，态度也各有微妙的不同之处，但它们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子——美国的反对。此前，华盛顿 曾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这项提议并不欣赏，并以出人意料的决心游说各国不要参与。
多年来，中国将自己视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言人，为了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获得更多话语权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收效甚微。这使得北京对于西方主导现有多 边机构日益失望，金砖银行等机构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在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之外另起炉灶的尝试，亚洲开发银行也是这 个体系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IMF和世行的负责人由欧美把持、亚行的领导人由日本人担任，是也一直是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鉴于近年来中日之间的敌意日渐加 深，经济总规模已经取代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试图绕过深受日本影响的亚行而另搞一套，完全在逻辑之中。
在亚投行正式筹备的大半年时间里，亚行和世行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显著变化。今年早些时候，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和世行行长金墉先后都公开表达过愿意 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但到上周相关《备忘录》在北京正式签署前夕，中尾武彦却改口称，自己“不欢迎”成立这样一家与亚行“业务重叠”的新机构。
关于亚投行的业务定位问题，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解释说，世界银行、亚行等现有机构侧重于减贫，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在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情况下，由于定位和重点业务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楼继伟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今年7月曾说，世行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预估最低也在每年1万亿美元左右，这其中，亚洲 地区占了很大比重，资金缺口很大。就连亚行行长中尾武彦自己也说，亚行预估亚太地区2010年至202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 年8000亿美元，而亚行每年能够提供的新的项目贷款仅有约130亿美元。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创办亚投行这样一家新金融机构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将雄厚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软硬实力，显然有着巨大的好 处。中国也正是看到了二战以后形成的现行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对于美欧和日本维护其国际地位，同时以更低廉的成本获取全球资源方面的优势，才决心尝试另起炉 灶，搞一套能够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平行体系的。而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综合国力、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都足以支撑这样一个金融机构，它甚至可以成为中国十分“烦 恼”的外储投资多元化战略中的一部分。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同时，中国还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等基础设施领 域培育出了拥有全球竞争力的施工建设能力，这也是李克强总理近来不遗余力地向外国领导人“推销”的。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过剩的资 金和产能走出国门，发挥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基建市场。更长远和宏观地看，这对中国扩大和优化外需、突破国内市场瓶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型……都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据透露，亚投行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将是投身新“新丝绸之路”建设，其中包括一条连通北京和巴格达的铁路——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不断倡议的。
不过，正如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的，亚投行的抱负虽然可嘉，前景虽然看好，但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成熟程度、金融市场开放度、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以及金融市场 和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等至今都仍然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这些都限制了中国开展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金融合作、进而融入并改造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雄心。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的当务之急也许不是挑战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旧秩序”，而是加大力度改革国内金融体制。
但反过来看，不论亚投行的前途将是多么复杂、艰难和叵测，它毕竟代表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抛开旧秩序另起炉灶的尝试。最终，它们也许很难达到预期的成 就，但它们所代表的呼吁改革的压力对加快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而言，注定会起到非常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注意到，世行和亚行最近都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计 划（世行将要“减员增效”，亚行则许诺“简化流程”），它们正是为了回应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这些后来者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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