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陳忠實巨著《白鹿原》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本有拍成黃土地上的史詩之野心，結果公映版卻只呈現給觀眾滿目的失望。儘管如此，電影卻難以掩蓋《白鹿原》原著中展示的內涵，而且以更好的形式體現了出來。在電影中，明線是田小娥的情史，暗線則反映了中國國家權力的下放與鄉土社會秩序的逐步瓦解，以及這過程中二者的衝突。
無獨有偶，由於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人們也重新開始關注莫言作品。而與之相關的鄉土文明的變遷，通過媒體無孔不入的報導，也在一點點地浮現。這些也都足夠提示我們，有必要關注一個重要的文化轉向，也就是中國鄉土社會秩序與文明的終結。
宗族的意義
晚清以前的中國傳統社會處於農業社會階段，屬於宗法血緣社會的範疇。宗族管理著廣袤中國的社會基層，同時滲透到每一個社會環節之中。如學者秋風概括的：「宗族是鄉村社會中最為重要的自治性組織，它具有深厚文化根基，並且源遠流長，至少從宋明以來高度平民化的鄉村社會，就是以宗族作為治理之基本單位，以祠堂作為宗族公共生活之中心的。」由於國家政權基本上只能通過鄉紳階層向基層鄉村滲透，而從未實現對鄉村的直接控制，因此有了秦暉教授概括的「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之說。如此，中國的社會結構便一直是一個相對凝固的社會形態，在學術術語上，有滕尼斯所說的「有機的團結」(organic solidarity)，以及費孝通所說「差距格局」、「禮治秩序」等顯著的特徵。
這些特徵，在《白鹿原》中就有具體的體現：祠堂是一個無上神聖之地;鄉約成為白鹿原人際關係中最為核心的規範;族長白嘉軒擁有無上威嚴，是鄉約(在鄉里中訂立的共同遵守的規約)的維護者與執行者;白嘉軒與鹿三之間，雖然一個是東家，一個是長工，身份區別但卻形同一家;新媳婦必須明媒正娶地娶進門方能進入祠堂，否則就難以在村莊裡立足;而黑娃和田小娥只能居住在村外破窯洞裡等等。
族長白嘉軒就是典型的中國鄉土中的鄉紳，他正如張仲禮先生在《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中描述的：「紳士是一個統治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它所承擔的許多重要職責包括了一個廣泛的社會管理範圍，從意識形態的引導到政治、社會和經濟事務的實際管理，以至於進入行政職責的範圍。」「他們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任。他們承擔了諸如公益活動、排解糾紛、興修公共工程，有時還組織團聯合徵稅等許多業務。」
但在辛亥革命之後，朝代更替，新的權力格局誕生。在白鹿原，高喊著「革命」的鹿子霖剪掉辮子，成為了白鹿鎮「保障所」的「鄉約」(指在鄉里中管事的人)，形成了族長之外的二元權力格局的一端，這也揭開了國家權力滲透鄉土社會的開始。隨後發生了一系列事件。
黑娃娶田小娥、鬧農會、率眾砸祠堂、當土匪(這也代表了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趨勢)；村民們在鹿子霖的攛掇下要求白嘉軒下令修廟「震鬼」未遂後，威脅另選族長，使得族長權威削弱;黑娃對父親鹿三反叛、白孝文對父親白嘉軒反叛。這些都意味著新的價值觀對鄉土秩序與文明的反叛與衝擊，這種民間內生秩序力量的反抗招致了更大的混亂。另一方面，有革命思想的鹿兆鵬對父親鹿子霖反叛，也反映了新思想的攪動。鄉土社會秩序的崩盤與國家權力的滲透，就體現在這些被放大的電影情節之中，這些事件與行為，一步步地撕裂著原本凝固的社會形態，嚴重地衝擊著原本的平衡秩序。
然後隨著抗日戰爭的開始，社會的動盪更使得這種搖搖欲墜的鄉土社會秩序更加岌岌可危。不過，雖然情形不容樂觀，但以族長為表徵的鄉土秩序，深植於鄉土社會之中，即使在國家權力滲透之時，依然生命力頑強，發揮著巨大的影響，並沒有徹底被終結。電影中的兩個場景深刻揭示了這一點。比如當代表著野蠻權力的軍閥隊伍進入村莊搶糧時，排長也要用武力威逼族長白嘉軒拿起銅鑼吆喝村民交糧才能實現。而在另一個場景中，被授予「鄉約」官職的鹿子霖儘管有外來賦予的權力，但實際作用並沒有族長的權力大，他搞不定的事情都得請白嘉軒出山。
瓦解的歷史
傳統鄉土秩序的真正瓦解出現在解放後。從1949年以後尤其是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合作化開始，社會主義改造下的國家權力第一次全面深入鄉村，取締了鄉紳階層和宗法制度，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控制。原先的階級劃分轉化為政治等級，貧下中農、富農、地主等政治身份通過血緣遺傳而被標籤化(如「黑五類」)、政治化(如「剝削階級」)，原有的身份秩序完全被打亂。隨之而來，鄉土社會秩序全面瓦解，鄉紳徹底被改造或者「革了命」，宗祠、族譜、族規等鄉土社會的事務與事物，被當作封建糟粕予以「破四舊」。所有人都被納入到國家權力規訓中，成為公社社員。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是他們的生活軸心，持續地接受思想改造，再加上以戶籍為標誌的嚴格的城鄉二元機制，牢牢地鎖定了整個鄉土社會的流動性。
再接著，改革開放以農村改革為先鋒，包產到戶的實施，以及之後更深入的改革，社會控制已經鬆動，隨著遷徙和流動的約束逐漸減少，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後，經歷了市民化過程，在身份上由純粹和傳統的農民，向具有了更多現代性的「農民工」或「新市民」轉變。二代農民工很多人已經實現了個人的市民化，個體上已經與城市居民沒有明顯的區別了，真正地實現了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所言的「農民的終結」。
從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到政策明確反對、引起社會恐慌的「盲流」，再到自由遷徙的「新市民」，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去看，是一種巨大進步;但從對原有社會的結構來看，其衝擊力也是空前的。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吞噬了大量的鄉土空間，而鄉土社會之主角毅然決然的出走，已經宣示著鄉村已經被遺棄，鄉土秩序已經被瓦解，鄉土文明已經被淡忘。
而電影《白鹿原》，讓我們又有機會重新審視其背後的鄉土文明，可惜真實的原上早已沒有那個牌坊，原上的老房子、遺址早已無存，鄉民們亦紛紛外出，成了陝西廚師行業的主力軍，空留老幼在村子裡。如同莫言的獲獎，恰似給落日的鄉土文明，抹上一層絢爛無比的晚霞，在晚霞的絢麗之下，紅高粱早已成追憶了。如今中國鄉土文明在很多地方幾乎消逝殆盡，除非它被重新改造，以一種風景觀光的方式，如同高密東北鄉要花費鉅資虧損種植紅高粱一般，已成為鄉村生活之外的另一種魔幻了。
鄉土文明將安附？
在高速奔向全面城市化和現代化的中國，卻有另一種值得思考的現象，今天的城市和鄉村，正在匪夷所思地互訴衷情：鄉村為了接近現代化，滿眼都是鋼筋水泥，而偏遠的農村地區，則像是一個個被掏空的鳥巢，裡面的人都飛往城市。而另一面，鄉土式生活，在城市中依然開始有回歸趨勢，如在城市大造別墅，只為營造鄉村的味道，以及郊遊農家樂與農家菜的流行。雖然這種鄉土式生活有些只是中產階層的消遣方式，但是這也給了我們足夠的文學與社會學的想像力：時間一直在證明，鄉土文明恰恰是我們的文化記憶中最堅實的部分，仍然對中國當下生活秩序和生產關係產生深層的重要影響，仍是中國文化的根基。
但問題是，鄉土社會秩序之不存，鄉土文明將安附?傳統維繫鄉土秩序的各種鄉俗民約、家法族規等規則面臨解體，鄉土生活秩序已經幾近瓦解，鄉土文明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已成昨日黃花。如同《白鹿原》電影中反復出現這樣的鏡頭：一座中式牌樓遠遠豎立在大片麥田中。它像一個隱喻，隱喻著中國鄉土文明在曠古的憂傷中，淪為遠方的記憶與模糊的想像……如今白鹿原、高密東北鄉等，其鄉土秩序已經消解，宗族等鄉土關係已經式微，在中國北方各地，宗祠等鄉土秩序的標誌性建築已難覓影蹤。
儘管鄉土社會秩序瓦解與鄉土文明終結的趨勢是不可逆的，我們也毋庸固守與迷戀那些必然要走入歷史的傳統。但在很大程度上說，鄉土文明又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這是幾千年的文化積澱。如今，這種文明的消逝是很多人心中的不舍。
時值至今，在南方許多地方鄉村宗族仍然發揮著巨大的社會作用。這就體現在國家基層權力運行中，都時刻受著這種鄉土的特性影響，宗族關係在村民選舉以及村民自治中，有著重大的影響，乃至在現在的城市化生活中，建立在鄉土文明之上的文化也在時刻影響著中國人。
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在中國未來的社會建設中，特別是重建中國底層社會秩序時，如何有效地吸收中國本土的知識與傳統經驗，來建設一個更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社會與文明國家，以使得生活於其中的人能夠有更豐富的多元化生活的可能，有更多的傳統文化與精神的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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