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13-5-2012
早就聽說傅高義（Ezra F. Vogel）先生在為鄧小平寫傳，這樣一位國際漢學界泰斗，寫的又是當今中國最著名的人物，理所當然會為人所關注，想這部著作早點問世，先睹為快的，恐怕不止是學界中人。然而，先生的《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問世之後，雖然不乏好評，但爭議也不小。如我這樣的土包子，英文版倒未必不能讀，但耗神費力太多，幸好，《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得友人之惠，我拿到了這部由馮克利先生翻譯的大作。
雖然，《鄧小平時代》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卻是一部能讓人一口氣讀完的書。一如既往，傅高義先生的著述，平實，紮實，立論堅實，同時又引人入勝。不可否認，雖然傳主三起三落的經歷頗為傳奇，但鄧本人卻不像毛澤東一樣，具有那麼強烈的戲劇色彩，所以，給鄧寫傳，很少能討好。應該說，傅高義的這部巨著卻平中出奇，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傅高義先生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回應批評者批評的時候說，「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也就是說，他的工作，是努力找出鄧小平行為的邏輯，而非一味地加以道德評判。無疑，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已經抓住了他想要抓住的東西。
我注意到，傅高義的書中多次提到，鄧小平反覆強調自己的身分，是一個老兵，一個軍人，甚至開玩笑說，自己是一個丘八。我們知道，丘八在鄧年輕的時代，是個貶義詞，是人們罵大兵的話，當然，有的大兵也會用來自嘲。比如，五四運動的時候，上街攔阻學生的軍警，就會說，「我們是丘八，而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兒，求求你們回家去吧」。而一個跟鄧小平有過職業關係的軍閥馮玉祥，也自稱自己的詩是丘八詩。
在人們的印象中，鄧小平雖然也有過指揮作戰的經歷，但人們更多地感覺他其實是一個文官。筆挺的戎裝，似乎跟他相當的不搭。以至於說起他那段看起來還挺輝煌的戰爭經歷，人們也往往只把他視為一個「政委」，一個思想動員工作者，而將戰爭的業績，更多地歸結到他的搭檔，著名的軍事家劉伯承身上。但是鄧本人，卻更樂意說自己的本色是個軍人。顯然，人們日常的認知，跟鄧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有了很大的反差。
最愛讀金庸的老兵
說起來，中共具有文官形象的高級幹部，大多具有幾分文人甚至儒者氣質，而且出身多半是學生。但是，鄧小平卻不愛讀書，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沒進學校讀書，但蔡和森、鄭超麟這樣的人，至少馬列經典著作，還是會讀幾本的。鄧小平雖然有「油印博士」的美稱，卻不愛讀書，只喜歡打撲克。所以鄭超麟回憶說，當年他動不動就教育年紀小的鄧小平，要多讀點書。然而，一直到晚年，人們都大張旗鼓地闡釋有鄧小平理論了，但真正的鄧小平，最愛讀的，居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那個我們都只能讀粗陋盜版的年代，鄧小平卻能讀到金庸親自送的精緻正版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依碧鴛」。我曾開玩笑地對某些鄧小平理論專家說，鄧小平其實不知道鄧小平理論是什麼，你們知道。應該說，鄧小平的自我感知很準，他就是一個老兵。
見血太多意志無比堅強
二戰和二戰之前的世界，是一個烽火連天的世界。那個時代的禍害是大兵，那個時代的英雄，也是大兵。從那個時代混出來的牛人，有幾個不是帶過兵打過仗的人呢？一手攻克天京掃平太平天國的曾家老九（曾國荃），說他一生快意之事，就是殺人如麻，花錢如水。連那個喜歡跟文人詩酒唱和的徐樹錚，都感到「以殺止殺」是一件得意的事情。殺人，對於老兵來說，不算什麼。不是說他們個個嗜血成性，而是說他們見識了太多血，神經和意志，非尋常人可比。
毛澤東曾說，鄧小平開了一家鋼鐵公司。鄧的意志，的確像鋼鐵一樣，這其實就是軍人的意志，身經百戰的軍人的意志。這樣的意志，曾經讓有鐵娘子之稱的戴卓爾夫人，差點在記者面前，失神失足摔了跟頭。這樣的意志，也讓比鄧更強的政治強人毛澤東，雖然對黨內同志毫無情義，但卻也要讓他三分，兩次拿下，兩次都留有分寸，保留鄧的黨籍。至於鄧的同僚、部下，就更是對這個鋼鐵公司印象深刻。說要你做替罪羊，你就得做，說要拿下你，就會拿下。在鄧小平最後的輝煌，南巡之際，在電視裏，人們看覑鄧小平熱情洋溢地跟楊尚昆敘交情，但是過了沒多久，楊氏兄弟就從權力的頂峰滾落。
沒「鋼鐵公司」開放改革難實現
這樣的鋼鐵公司，只有在碰上美國人的時候，會打折扣。中美建交談判，美國就是在武器售台問題上不讓步，最後，兩國還是建交了。因為，中美建交，是開放的大局。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美國日本開放，對歐洲開放。不開放，改革則無從談起。甚至，1979年的對越動武，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對美國送的「大禮」（據說是李慎之的建議）。
開放，是鄧小平後半生事業中的大局。即使六四之後，整個國家向左轉，鄧小平選擇總書記，還是首先想找一個沿海開放城市來的人，以示儘管鎮壓發生了，開放的格局不變。如果說，毛澤東的業績，是創建了一個共產黨的國家，那麼，鄧小平足以讓人記得住的事業，就是改革開放，如果沒有了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跟他眾多的同事一樣，被淹沒在毛的陰影裏。而開放，則是改革的前提。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經歷了多年毛式的極權主義統治之後，如果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即使能夠啟動，也步履維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比當年晚清的維新還難。畢竟，晚清不管多麼落後，市場還是存在的。做生意的人，不會被視為洪水猛獸。而改革之初的中國，讓農民自己種地，讓人們自由經商，都是大逆不道的背叛行為。一個年廣久賣瓜子發了點小財，居然會鋃鐺入獄，得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批示，才能暫時放出來。廣東、福建僅僅做了一點市場化的改革，領導人的頭上就烏雲翻滾，做檢討還是小事，項南等人還因此丟了烏紗帽。在一個女孩子穿樣式新一點裙子、男孩子穿條牛仔褲都會當成資產階級思想捱批的時代，改革開放的艱難，絕非今天的年輕人所能想像的。
傅高義先生將改革之初一系列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比喻為日本明治時代的岩倉使團出遊歐美。然而，當年的岩倉使團回國，就做出了市場化改革的規劃，但是此番走出國門的中國領導人，卻只看到了人家精美的器物，先進的技術。也就是說，改革之初的多數中國領導人，即使走出了國門，其見識，也就是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的水平。儘管說，有文革的反面刺激，但是真正推動改革，沒有鄧小平和他的鋼鐵公司，估計也難。
三個雞蛋﹕改革開放黨領導政局
然而，即使像鄧小平這樣具有堅強意志的強人，推動改革事業，也必須維持政局的平衡。我們不知道，主持晚清新政的慈禧太后，在保中國還是保大清之間，有沒有做出最後的抉擇，如果她晚死幾年，會不會像後來的少年權貴一樣，在保中國和保大清出現碰撞的時候，選擇後者。鄧小平也一樣，他沒有在黨的事業和國家命運面前，做過選擇。也許，在他看來，兩者沒有矛盾。抗戰時的閻錫山，說他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的人，一個老蔣，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日本人，哪個雞蛋都不能踩破。而改革中的鄧小平，實際上也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一個是改革開放事業，一個黨的領導，一個是政局。三個也都不能踩破。改革和黨的領導不必解釋，所謂政局，實際上就是三種平衡，一是陳雲的鳥籠經濟和市場化改革的平衡，一個是前台年紀較輕的操盤者和後台元老的平衡，還有意識形態中，左和右的平衡。有哪個平衡被打破，在鄧小平看來，政局就亂了。
當然，在我看來，也許是局面更加複雜的緣故，鄧小平遠沒有閻錫山舞技高明，三個雞蛋雖然沒有踩碎，但破倒都是破過了。不僅前台操盤手接連兩任落馬，還發生了六四風波，中共不得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動軍隊開槍鎮壓和平示威的民眾，不僅讓自己的國際聲譽跌到谷底，甚至對自己以往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深深的傷害，讓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基本上損失到了最大限度。
六四論述成敗筆
談到這兒，我不得不說，有關六四的論述，是本書的敗筆。傅高義先生把鄧小平六四前的價格闖關視為敗筆，其實並不確切。市場化的改革，價格闖關，是早晚的事。儘管引起了震盪，民眾的不滿，但這種不滿至少在當時，沒有動搖中共統治的危險，作為改革的領導者，其實正好藉此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打掉那些阻擋改革的人，迅速建立市場體制，改變政治結構。事實上，六四民眾的改革呼聲，也恰好集中這方面。正像後來趙紫陽所說的那樣，事實上只有政治強人鄧小平，有資格推動這一改革，然而，他卻按兵不動，刻意小心怕踩碎了某個雞蛋。
可惜的是，傅高義先生對此卻沒有任何批評。雖然他比較客觀地陳述了鄧小平在六四前後的作為，點明了他對六四鎮壓的責任，但卻對此沒有過多的譴責，反而強調了鄧的所謂不得已。有意無意地，還把六四鎮壓後的中國經濟20年的繁榮穩定，跟鎮壓聯繫起來。他寫道﹕「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覑社會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蹟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覑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更大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資訊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馬上進入了嚴重的衰退，政治上的倒退，幾乎堪比晚清戊戌維新失敗後的情形。沒有招來義和團，已經萬幸。以至於鄧小平要重新啟動改革，居然需要採用「非組織手段」，自下而上的倒逼。傅高義先生所說的經濟奇蹟和繁榮，跟六四鎮壓無關，恰在於鄧小平南巡之後，局部地開放了政治，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
政改沒啟動繁榮帶來瘋狂貪腐
然而，即便如此，中國的政改仍然沒有啟動。連晚清那種預備立憲，諮議局的選舉都沒有，民間精英的參政，都沒有做到。所以，在經濟繁榮之後，無節制的政府擴張，瘋狂的貪腐，幾乎把經濟迅速成長帶來的民眾幸福感吞噬乾淨。被經濟高速發展激化的社會矛盾、官民矛盾、貧富矛盾，環境問題迅速惡化。中國社會結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平衡過。精英的大規模出逃，堪比當年廣東的大逃港，而官員的瘋狂掠奪，也舻近歇斯底里。也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一方面製造了中國奇蹟，一方面也把中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
「人民」只是抽象的符號
鄧小平跟台灣的蔣經國曾經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們都是二戰留下來的打過仗的強人，但是，蔣經國開啟了台灣的政治改革，但同樣是強人，鄧小平卻把難題留給了後輩的庸人，平白增加了改革的風險，很大的風險。當然，在鄧小平的字典裏，沒有動搖黨領導的政改，他不是戈爾巴喬夫，更不是蔣經國。這就是鄧小平自己的局限，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黨化的獨裁者。其實，他並沒有理解他所親手啟動的改革開放的真實意義。他自稱是人民的兒子，但這個人民的兒子對於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卻毫不手軟。說到底，鄧小平這個共產黨的老兵，他心目中的人民，還是抽象的符號，並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鄧小平時代》來了，在這個似乎又要重啟改革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再一次一起走過從前，那改革歲月的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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