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30日
苏小和
此时此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阶层正好处在一个景气下行的时代，一个迷茫的时代。中小企业成片倒闭，有些名头的私人企业纷纷靠拢政府，试图获得体制内资源，而国有企业财大气粗，他们花着超发的货币，像吃了激素一样，奇怪地生长。可是市场自有市场的逻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都是靠着以制造业为主的私人企业和中小企业支撑起来的，国有企业则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他们做的是坐地分赃的买卖。
这可能是眼下最醒目的市场风景。政府和官僚们越俎代庖，把本该企业家做的事情都揽过去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的运转之中强加了货币因素，导致政府的货币、信贷和各种不受预算控制、不受市场监督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把真正的微观经济逼到了墙角。
我最近阅读的著作中，《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集中提到了企业家才能的创造性本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产生了三个极为重要的效果：其一，企业家能创造出市场以前不曾有的信息；其二，这个信息通过市场传播开来；其三，企业家行为有关的市场主体，调整自己的行为，满足他人的需要。
需要提出一个事实。真正的企业家天生就是善于妥协的人。为了利润，企业家首先要和市场妥协，一个和市场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创新，而是愚蠢；其次要和制度妥协，一个和政府管理方式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使命，而是僭越。在政府和企业家分工的命题上，经济学家不应该把棍子打在企业家身上，该关进笼子里的，从来只有政府和官僚。
但是现在，政府似乎成了救世主，企业家反而悲伤，反而作鸟兽散。这个国家显然才开始显得有点财富，但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如何瓜分财富竟然成了主流的经济方式；这个时代刚对市场经济有一点懵懂的认识，但在市场上进行资源配置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拉关系走后门，靠着潜规则赢取财富，似乎比市场的逻辑更符合逻辑。
要命的是，似乎民众对这样的经济态势热烈欢呼。民粹主义和均贫富主义以一种道德的姿态出场，他们首先找到的敌人，竟然是市场和企业家，以及为市场和企业家说话的知识分子。人们似乎永远不会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企业家没落了，如果市场停滞了，那么民众的末日就要来临。
官员们也并不在乎这些价值。前几天与友人聊天，谈到现在的国有企业在发改委、国资委等要害部门的推动下，似乎越来越不考虑企业的投入产出比，而怎样把海量的资金花出去；上峰考核的指标之一，竟然也是完成了多少投资，而不是实现了多少利润。
这听上去有些黑色幽默，但的确是事实。国家财政财大气粗，国有企业岂有不铺张的道理？不过，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历史里看，情况可能不那么美妙，因为有些历史已经显现出它的结果，虽然今天很多人依然不愿意正视历史。
纯粹从国家财政能力的角度看，失败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典型的国有企业运动，其结果是让晚清政府再也无力为继。有意思的是，晚清政府的垮塌，却导致被遮蔽的市场开始勃兴，由于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经济力量得以萌生。这正是被史学家反复称道的“黄金时代”的来由。1911年到1937年，这大约25年的时间，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发展豪迈，在各个领域同步发展，并诞生了一批在今天看来气象宏大的中国企业家。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的著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就详细呈现了该时期的经济景象。
按照这样的脉络，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迎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事实并非如此。1927年值得后人分析。这一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基本稳固，官僚经济开始上演。侯家驹先生在他的《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7月）中，反复陈述中国经济绵延几千年的管制特征。白吉尔也持守这样的分析框架，把1911年至1927年称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自主企业时代，把1930年至1940年称为“统制经济”时代。这个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正是当时被人们热捧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有意识地从德国和苏联学来国家机器以行政力量来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他们坚信这种模式可实现最快速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民国经济的主流形态，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很快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抑制了民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把洋务运动称为中国近代企业史第一次“国进民退”，那民国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导的经济发展，就是第二次“国进民退”。面对这样的历史图景，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政府与企业分工的重要性。政府主导公共领域，企业家主导市场的推进，这是最核心的经济学理念。原因在于，只有利益导向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市场迂回的分工体系里，而政府因为行政权力的色彩，不可能维护市场的自发秩序，只能形成一些小众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市场层面的“私人俱乐部”。
“私人俱乐部”的名称，来自经济学家德·索托那本著名的《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这类似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陈述的“权贵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抵制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沿着这种糟糕的体制摸索。当这种现象出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就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台湾的经济思想史家赖建诚先生的《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也在反复陈述这样的经济现象。读完这样的著作，就会生出这样的感叹，人啊，你可以借助无知的名义来抵挡经济学的理论，但你不可能让自己彻底走出历史，因为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确，中国最近200年的经济史叙事，让人唏嘘。市场经济获得相对发展的时期，恰恰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相对薄弱乃至破碎的两个时期。一旦政府权力回复重建，可以逐渐发挥强有力的社会管制功能，它就必然越过公共管理的边界，收缩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扩展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力量，做大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地盘。当这样的逻辑发展到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政权，终于让民间资本主义的力量彻底绝迹了。
好在我们还有1978年。
周其仁教授的著作《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轨迹有一个聪明的分析，他认为邓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方法，把企业家重新请回到经济生活中，以及重新认识那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这就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历史。从1978年开始，政府管制能力开始大面积退出，让农民和企业家自主经营，这本质上就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确认。至于邓之后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都可以沿着分工的命题予以分析和阐释。
从经验的层面看，应该说中国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方法，只是在节奏上采取了一种更加保守的渐进式思维模式。但问题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骤起，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更加凶猛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所谓主导，事实上就是控制，就是做大国有企业，消减私人企业的市场容量。今天的中国，任何观察者都能看到，在诸多关键的产业上，政府之手都是牢牢在握。不要说银行金融系统，土地资源系统、能源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运输系统、教育产业系统等这些本就不打算放开的核心资源，就连看上去已经有限市场化的新经济信息产业、文化传媒业，甚至包括房地产业，都被政府之手超级垄断。大量的超发货币流入这些国有企业，再次推高了国有企业的垄断能力。这已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种经济的惯性：正是有这些战略制高点的政府控制，中央一级的大型国有企业才可能越做越大，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的几大金融类国有企业，竟然登上了全球五百强企业的头几名。
此情此景，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经济自由度”国际比较指标提供了一组有意思的数据：2011年度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是51%，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0名，综合自由度大致与俄罗斯50.3%、越南49.8%、老挝51.1%、孟加拉51.1%、阿根廷51.2%相当，显著低于中国台湾70.4%、韩国69.9%、日本72.2%、中国香港89.7%。这正是中国企业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醒目的国进民退浪潮。历史会再次重演吗？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晚清政府1883年金融危机之后官商结合的发展悲剧，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民国时代“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政策悲剧，如果不沿着1978年之后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继续深化，那么我们将真正进入一个市场经济与企业家建设双重蒙昧的时代。
当然，这是个令人绝望的假设，因为这其中隐含着对历史的无知，对未来的狂妄。丁学良先生在《中国模式辩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中坦陈，中国的企业发展模式，不应是威权体制和社会管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扩张与私人企业退缩，不应是政府对市场实现一种越来越严厉的限制，而应该是相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的普遍发展。最近，人们听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演说，他说今后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市场利好消息，由此，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信心，也有理由增添一些。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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