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ZEN MERO* PARWA)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John Lee
原文发表时间：201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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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8日，西藏支持者在台湾举行抗议活动 |
去年（2010）的12月中旬，为了抗议警察和地方官员没收他的货物以及每天遭受的骚扰和侮辱，在街头售卖水果蔬菜的卑微的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①点火自焚。他的自焚行为引发了蔓延突尼斯全境的抗议示威和骚乱，并在（2011年）1月4日随着布瓦吉吉的去世而达到白热化，导致了用高压和腐败手段统治国家23年的独裁政府最终垮台，领导人②亡命海外。
这一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被称为“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这一系列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埃及的和平革命、利比亚的武装起义（独裁者最终下台）、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的民众起义，还有发生在以色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摩洛哥、阿曼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抗议活动，而这些活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从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去世后的第12天（2011年1月16日）开始，仅在今年西藏已经发生了八起自焚事件③。还有令人不安的传言说将会发生更多这样的事件。最近的这起自焚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写完了这篇文章，昨天深夜正在为了在其他一些博客网站和网络刊物上发表进行一些改动。这使得我有机会对文章进行必要的补充——但是这种补充的“即时性”实在让心情难以平复。在当地时间的10月15日11点50分，格尔底（Kirti）寺的还俗僧人诺布占堆（Norbu Damdul）在阿坝县城中心自焚。“在熊熊烈火中，诺布占堆高举标语，要求‘西藏彻底独立’和‘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一周以前还发生了两起自焚事件，10月7日中午“大约11点30分，格尔底寺的僧人19岁的曲培（Choephel）和18岁的卡央（Khayang）在阿坝县城中心自焚”。“目击者告诉流亡媒体，当他们被火焰包围的时候，他们呼吁藏人团结起来反抗中国政府，还举着要求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回归的标语。”
在此前三天，即10月3日的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一位非常年轻的僧人“格桑旺久（Kesang Wangchuk）高举达赖喇嘛的照片走上阿坝县城的大街并高呼反对中国统治西藏的口号。随后，他点火自焚。”
上个月，即9月26日，两名18岁的格尔底寺僧人洛桑格桑（Lobsang Kalsang）和洛桑贡却（Lobsang Kunchok）“在阿坝县城中心地带自焚以抗议中国的统治。他们的下落和状况无人知晓。”④
再上个月，即8月18日，来自甘孜道孚县（Tawu）灵雀（Nyitso）寺西藏僧人29岁的次旺诺布（Tsewang Norbu）自焚身亡，他在自焚时高呼“信仰自由、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
还有在今年年初的3月16日下午，16岁的格尔底寺僧人洛桑平措（Lobsang Phuntsog）点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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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8日，流亡僧人为自焚者守夜祈祷 |
读者应该还记得两年前，2009年的2月27日，一位名叫扎白（Tabey）的格尔底寺僧人在自焚时遭到警察枪击。警察立即将他带走。据说他得以生还，但是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所有流亡藏人世界的报道和评论都在集中强调这些行为是如何令人感到“悲惨”、“可怕”、“痛心疾首”和“绝望”。各种各样的政治和人权活动组织以及国外支持团体已经呼吁针对中国的国际谴责和联合国介入。很多地方举行了游行示威、为自焚者守夜和绝食抗议等活动。还有人担心将会出现更多的自焚事件，认为应当设法防止或至少是劝阻此类行为。
所有这些表示关注和支持的舆论和行动堪称声势浩大，而的确这样的反响对于让世界关注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支持者们不能克服那种沮丧惊恐的第一自然反应，那么他们只会进入某种误区，甚至不自觉地带着某种优越感看待这些行为，却不能用这些年轻人所希望的方式看待和理解这些僧人所做出的牺牲：这些牺牲是在呼吁为西藏的自由和独立采取实际行动。如果人们将这些行为仅仅理解为是要求人权、宗教自由甚或是谋求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的“自治”，就如同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所做的最为莫名其妙的报道⑤，那么这些年轻人的意愿肯定是被误解了。
毫无疑问这些人自焚的原因不是出于绝望，也不是由于他们再也活不下去，更不是因为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已经穷途末路。那些关于自焚事件的报道或许是草草而就的，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些的自焚者的行动是对中国统治西藏的明确的政治抗议，他们高呼的要求“西藏自由和独立”（ bhod rawang-rangzen）和“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口号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后一个要求，也必须放到一个合适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因为藏人一直以来首先是把达赖喇嘛尊为独立西藏的主权领袖，这不仅仅是那些把他看做是精神领袖的藏人，还包括那些来自其他佛教流派的藏人，以及信奉苯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藏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精神领袖。
和当时几乎所有的藏人一样，这些年轻人非常有可能是受到了土登额珠（Thupten Ngodup）的牺牲行为的鼓舞。土登额珠曾经是一位伞兵和孟加拉解放者之一⑥，他于1998年4月自焚。他自焚时镇定自若。他身强体健，性情开朗，没有经济负担，而且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住在一处鲜花围绕的小禅修室里。但是，他为了“bhod rawang-rangzen”，为了西藏的自由和独立毅然自焚。
这八位年轻人一定也听说或读到过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有关情况，尤其在今年年初之后，中国的博客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在中国传播了大量关于阿拉伯之春的消息并号召中国民众开展自己的“茉莉花革命”。3月6日，在“过去20多年中国当局与外国媒体最激烈的碰撞”中，有15名外国记者遭到逮捕。⑦这个革命号召波及了大约13座中国城市以及香港和台湾，并无疑给中国领导人敲了警钟。《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引述希拉里克林顿的话说：“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试图阻止历史，但这是个徒劳无益的差事。他们无法阻止历史。但是他们会尽可能地拖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北京的警察在很多花卉市场禁止出售茉莉花，导致茉莉花的批发价格一落千丈。随后，有35为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遭到逮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逮捕敢作敢为又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艾未未。
这八位年轻僧人的自焚是以终极牺牲唤醒西藏民众奋起抗争的革命性行为，正如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将中东地区的受压迫民众从数十年的恐惧、冷漠、犬儒和疲惫中唤醒——并激励他们推翻了各种独裁者、至高无上的领袖和终身总统。
一个新的领导层
今年在西藏发生的这些革命性行动，以及2008年以来的所有事情，似乎表明了西藏斗争的方向现在肯定是来自西藏内部。我所指的是争取自由斗争的“方向”，而不是流亡藏人社区的领导层对自由斗争的“引领”，现在的流亡社区已经有一个非政府的行政当局替代了早先的西藏流亡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是冷战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流亡政府。
冷战时期的流亡政府能够返回并解放原先他们被迫逃亡的国家的记录少的可怜，尽管绝大多数的流亡政府都是由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强国帮助组建和并得到他们支持的。在二战和后来的苏联占领期间，波兰在伦敦有一个流亡政府，但是，真正让波兰在1990最终摆脱苏联控制并重获自由的是波兰境内长期的民众抵抗运动——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 Solidarity）。
捷克在二战期间也在伦敦有一个流亡政府，并于1945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这个国家实际上被纳入了苏联集团，尤其在1968年俄国人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89年才真正获得自由，完全是依靠捷克民众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天鹅绒革命”（ Velvet Revolution）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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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组成“波罗的海人链”进行和平抗议 |
在苏联占领时期，波罗的海三国多少还在欧洲保住一点独立外交地位。立陶宛在芝加哥和罗马设有领事馆，而拉脱维亚外交机构设在纽约和伦敦的办事处象征性地代表了独立的拉脱维亚。只有爱沙尼亚在1953年到1992年期间在瑞典有自己的流亡政府（并在纽约设有领事馆）。但是，波罗的海三国重获自由也完全是因为各国国内上世纪8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民众抵抗运动，其中有一个运动被称为“唱歌革命”（ The Singing Revolution）。2007年发行了一部同名的纪录片（现在有DVD），值得所有西藏活动人士一看。这些运动中最为壮观和著名的是“波罗的海链条”（ Baltic Chain），也称“自由链条”（ Chain of Freedom），这是一场发生在1989年8月23日的和平政治示威。大约有200万人手牵手形成了一条长度超过600公里贯穿波罗的海三国的人链。这样象征性的但同时也强有力的行动不仅给这几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自由，而且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所有这些成功的革命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那些流亡政府对于那些最终解放了国家的民众起义，从来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引领，甚至似乎连帮助都没有。那些被占领国家的民众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勇气和牺牲最终获得自由。当然，这些斗争得益于发生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的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
我之所以要发掘整理这些有关自由斗争和流亡政府的资料，是因为在这个夏天我们自己的西藏流亡政府突然自我终止。对于达赖喇嘛决定终止流亡政府并用一个某种形式上的NGO来取而代之，我的很多熟人，包括一些前政府官员和“让赞”活动人士，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和困惑。当时有人关注甚至警告，达兰萨拉的危机或许会给西藏问题和西藏争取自由的事业带来致命的伤害。
当然，在我们流亡的第一个10年左右的时间里，流亡政府的作用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在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保护西藏文化方面，而且对于我们而言是仅剩的保住自己藏人身份的机会所在。尽管存在我以前曾经写过的内部的争斗，但是毫无疑问流亡政府在1959年之后的20多年完成了大量了不起的工作。我从1968年开始全职为流亡政府工作，虽然我从几年前就开始在我的寒假期间担任志愿教师。当时，流亡政府的组织工作和官员的奉献精神都让我惊叹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希望能有一天可以整理出一份尽量完整全面的记录，记录下最初的西藏流亡者如何克服众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建立起了流亡政府，记录下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流亡政府为何放弃了自己最核心的使命，却变成了一个似乎只把自身的永世长存当做唯一目的的机构，而且是退化到了使用一些更加可耻和滑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在这个博客的上一篇文章《从结束到开始》（Ending to Begin），我支持达赖喇嘛保留作为西藏国家元首的象征性地位，并且反对将流亡政府降级成为一个NGO。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一点，那就是不仅流亡政府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功德圆满，而且或许达赖喇嘛的辞职和流亡中的政府的终结本身是一件瓜熟蒂落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思绪回溯到2008年的那些革命性事件，那个拉萨城烈焰冲天的年份，我确信我们可以回想起当时遍布高原的成千上万的藏人冲出他们的寺院、家庭和帐篷，骑着他们的骏马冲下山坡，挥舞着国旗，高呼着西藏自由和独立的口号。我们也肯定能够记得五大流亡组织联合发动“人民起义运动”（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并发起走向西藏的和平行军。全球各地藏人（和朋友们）激情澎湃地举行各种抗议和“富有创意的行动”，支持西藏起义并反对北京奥运会和火炬传递。
我们或许下意识地从我们的记忆中排除掉达赖喇嘛的声明——他说由于在拉萨的藏人发生了暴乱他将辞去自己的职务。我们或许还已经忘记了达赖喇嘛责令五大流亡组织停止走向西藏的和平行军，也忘记了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创办了一个“团结委员会”来接管抗议组织从而让这些组织丧失势力，并且禁止在示威时焚烧中国国旗或是呼喊类似“西藏独立”和“中国滚出西藏”这样的口号。早几年前，桑东仁波切就曾经禁止藏人在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举行抗议示威。2008年发生的所有事件有可能达成更大的成就吗？我清楚的记得那些事件的非同寻常的磅礴气势和能量。当时真的感觉到迎来了一个新的开端和解决根本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永远也无法知道答案了，不是吗？达兰萨拉一如往常地扮演了一个精神和情感上的敲诈勒索者，慢慢地磨灭了每个人的希望和热情，而最终以一场虚情假意和阿谀奉承的大联欢结束了这一年——“十一月特别会议”。
我最大的恐惧和密不可宣的梦魇也来自我的一个终身梦想。我的梦想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经济滑坡，同时伴随着加上一些重大的内部冲突（甚至是革命），“让赞”起义在整个藏区爆发（还可能包括突厥斯坦和蒙古地区），然后我们最终获得了实现西藏独立的真正的机会。这样的情节并非像它看上去的那么虚无缥缈。从整体上讲，这样事情在1912年就曾经发生过。
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我的梦魇：在不远的将来，当革命发生的时候，西藏领导人在西方资助者人——这些人希望中国的经济正常运转从而保证自己的投资计划免遭损失——的“劝说”下，宣布西藏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西藏人除了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公民别无奢望。正如同他们现在所说的一样。孤注一掷的中国人或许还会给达兰萨拉扔去一根骨头，同意达兰萨拉再派一个代表团（到那时或许是第23个了吧？）访问北京或者甚至会允许达赖喇嘛访问五台山（riwo-tsenga）。但是，革命最终就将被扼杀得尸凉骨寒。
最近这段时间，达赖喇嘛还没有就自焚问题做任何直接声明，而流亡当局也还没有对自焚叫停。虽然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延缓，但是我不敢确定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不过，或许斗争的领导权最终会真正传递到那些愿意为之献身的人手中。
前进的道路
对于我们这样坚信“让赞”的流亡者而言，前进的道路就在于与在藏区的兄弟姐妹取得联系，并寻找办法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提供帮助。而我们肯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就像那些曾经在美国或欧洲生活或求学的很多阿拉伯年轻人一样，他们参加了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起义，并且为阿拉伯之春的成功贡献了自己在通讯、医疗、媒体和其他方面的技能。
我们不能在这里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需要和致力于让赞的同仁们举办一个论坛进行详尽周密的研究。我有理由相信不久就会有这样的论坛。话说回来，眼下就在这片文章中，就有一些突出的事情必须予以关注。我们第一个任务就在于向西藏境内的民众传达信息。他们肯定已经听说了达赖喇嘛辞职和流亡政府关闭的消息。很多人一定感到困惑，也肯定有些人认为流亡藏人已经放弃了争取独立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传达一个信息，非常明确、非常洪亮地告诉他们：无论达兰萨拉发出的信息多么混乱，让赞斗争依然在继续，在全世界继续着，并且西藏境内众多民众的勇气、决心和牺牲深深地鼓舞和激励了这场斗争。传达这一信息的最合适的时机和场合是在2012年的“3.10”纪念日。即将到来的这个三月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因为，这标志着我们奋起反抗中华帝国并缔造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西藏整整100周年。
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革命。中国的驻藏军队依然恣意抢掠、危害拉萨百姓。伟大的历史学家夏格巴告诉我们，当时流亡大吉岭的13世达赖喇嘛派遣他的两名官员，Jampa Tendar和赤门•诺布旺杰（Trimon Norbu Wangyal）回到拉萨负责抵抗。1912年的3月26日，他们对驻扎在拉萨的中国和满清军队宣战，在拉萨的街头巷尾爆发的激烈的战斗。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而残酷的战斗，中国人投降并经印度逐回中国。达赖喇嘛与翌年返回自由西藏。
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3月10日，所有藏人和藏人的朋友们应该齐聚一堂用前所未有的方式举行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纪念活动和庆典仪式。这些聚会应该人数众多、富有表现力、有创新性，并且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要让全世界尤其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在西藏境内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听到我们集体重复高呼“ramgyo”（“让果”，意为“要求独立”）， 以此来回应他们跨越西藏的高山和草原传达给我们的革命、自由和独立的讯息。这些讯息是他们这些年来通过他们的歌曲、诗歌、文章、游行示威和一次次升起西藏国旗给我们送来的，也是通过他们的眼泪、他们的痛苦、他们被毁灭的生活和巨大的牺牲给我们送来的。那些在新德里、在格尔底、在甘孜点燃的火或许已经熄灭了，但是引用达赖喇嘛尊者的话说：“……真理之火永远不会完全熄灭”，我们要捍卫和呵护这些宝贵的火种，这些代表着真理、自由和独立的火种，直到不久的将来那个时刻来临，那时我们可以在遍布整个西藏高原的所有的同胞心中将这些火种重新点燃，让这些火种变成冲天的烈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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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学家用“呵护佛法的火种”（ tempae mero solwa）来描述那些富有牺牲精神的学者和导师所进行的孤独而英勇的斗争，他们在吐蕃帝国瓦解之后努力保全佛法，最终带来了佛教在西藏的二次传播，或称“后弘”（ tempa chidhar）
译者注
①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1984年3月29日－2011年1月4日） 突尼斯贫民，靠摆地摊为生。2010年12月17日，他在摆摊时，由于城管人员矫枉过正的滥用职权嚣张行为，包括一名女性行政官强加于他的过度侮辱而自焚后送医身故。他的死使得突尼斯人民长期以来对于独裁政府的深重民怨彻底引爆，茉莉花革命爆发，并且引发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其他国家人民纷纷效仿。他的自焚身亡被普遍公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起点，激发了阿拉伯世界多国人民起义反抗独裁暴政的民主革命，并成功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天翻地覆式的巨变。布瓦吉吉于1月4日在医院去世后，人民起义持续扩大，最终迫使连续执政23年的时任总统本·阿里执政垮台并于于2011年1月14日流亡沙特阿拉伯，结束23年来的统治，但国内的抗议示威活动依旧持续著，并且人民起义风潮在阿拉伯世界多国迅速扩散。
②本·阿里，1936年9月3日生于突尼斯第三大城市苏塞市郊的哈马姆—苏塞镇。1987年11月，前任总统布尔吉巴被解职后，本·阿里担任总统。1989年4月，突尼斯举行总统和立法选举，本·阿里当选总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获全部议席。1994年，本·阿里蝉联总统，突产生独立以来首届宪盟占压倒多数的多党议会。1999年10月，突举行独立后首次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本·阿里以高票再度蝉联总统，立法选举与此同时进行，增加了反对党的议席，宪盟仍获得绝大多数席位。2009年，本·阿里再次连任突尼斯总统。2011年1月14日晚，本·阿里因突尼斯国内骚乱放弃总统权力，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阿拉伯。
[③ 作者此处记载的是截至当时的2011的自焚人数，加上2009年2月27日同样在阿坝自焚的扎白（Tabey），自焚人数其实已经达到九起。另外，2011年自焚的起始时间本文记载的是2011年1月16日，而根据西藏著名作家、诗人唯色的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2/blog-post_29.html）记载，2011年的第一起自焚发生在3月16日，自焚者是格尔底寺僧人洛桑平措(Lobsang Phuntsok)。更为令世人震惊的是，在本人翻译此文时，自焚人数已经上升到骇人听闻的21起。
④ 这两位僧人因自焚烧成重伤，后被军警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有藏人冒死拍下现场片断，后来交给美联社，并由美联社于10月23日公诸于世。（详见唯色博客）
[⑤] 作者此处所指的应该是英国《独立报》在2011年10月10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抗议者以自焚求自治》（Protesters burn themselves to death in struggle for autonomy）的文章。原文可见《独立报》官方网站。
[⑥]土登额珠（Thupten Ngodup，1938-1998），生年60岁的土登额珠先生，原为扎什伦布寺僧人。1959年逃到印度后，他先参加修路，然后参加印度军队。作者文中所提“孟加拉解放者”应该是指土登额珠随印军参加了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随后在1972年1月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土登额珠退役后为达兰萨拉寺院厨师。没有成家的他把退役金和生平所有积蓄都捐给了西藏儿童村。1998年3月10日开始，流亡藏人在印度几个城市同时举行爵士抗议，4月，在印度警察为了一个中国解放军的总参谋长（98年任共军总参谋长的是傅全有上将）的访问，而强行中止六名藏人的绝食时，土登额珠毅然自焚。身上拖者长长的火焰，他聚集起最后的生命力举起他的双手，奔跑着，高呼着：“西藏必胜！达赖喇嘛万岁！”。相关内容可参见作家茉莉所著的悼念文章《他为西藏而燃烧》。
[⑦] 2011年3月6日，中国多座城市进行“茉莉花散步”， 在上海有十多名前往集会地点采访的外国记者遭到拘押，其中大多数是日本记者。德国《明星周刊》(Stern) 记者沃尤卡斯（Janis Vougioukas）也被警察拘押。德国之声对德国《明星周刊》(Stern) 记者沃尤卡斯（Janis Vougioukas）进行了采访，沃尤卡斯称“几分钟的功夫，就有15名外国记者被拘捕，我们被带到附近一条小路里的一个地下室，在那里被关了将近3个小时。但并未受到虐待。警方还要求记者们遵守中国的法律，如需采访必须先提出申请，经过批准。”
from 说，还是不说？ 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