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蔡英文的演辭是偉大，是因為那是不可能矯扭造作出來。一字一頓發自肺腑，沒有勝不驕敗不餒的廢話，那是台灣民主之路六十年的折射，是大半世紀以來台灣人民從國民黨外到體制內的政治行動和綱領高度總結。只要稍為了解台灣民主發展的必會同意，那天夜裏，蔡英文把台灣民主發展帶到另一個台階，真正品嘗到民主果實的喜樂。台灣實在太令人羨慕，也實在太令海峽這邊大陸香港澳門臉紅耳赤無地自容。
台灣的民主發展不是自吹自擂弄出來的。這是漫長奮鬥進程，也是中共打壓台獨而不敢打壓台灣民主運動的主因。那是一步一血淚的歷史堆壘，有着厚實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龍應台在講述國共內戰國軍倉皇逃到台灣的《大江大海》之中，若隱若現提及台灣五十年代的政治高壓，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幼時，父母都被警備總司令部以共諜嫌疑帶走，之後父親判徒刑母親槍決。在台大教書時，王曉波因為被官方整肅而遭到警總警告，「你不要像你的母親那樣，子彈穿過胸膛的滋味不好受的」。這種打擊沒有折倒王曉波為台灣民主奔走的努力，《大江大海》是這樣記述王曉波﹕「說起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孤獨受傷，被他轉化為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說，『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
旨哉斯言，台灣民主進程特點是庶民化，但知識分子起着極大作用，這或許緣於台灣早期的士紳制度，卻由此走出一種兩岸未曾識見的民主路，然而在這場延綿一甲子的民主運動，知識分子受到的打擊最大，這種犧牲帶動台灣民眾對民主的深切認知，創造兩岸四地的一塊含金量極高的民主金牌。
國民黨到台灣後，行政院長陳誠推動土地改革，易言之是耕者有其田。這種安撫手法可以安定從大陸跑來幾百萬人後的海島民心；同一時間，由於反共恐共，台灣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起執行《戒嚴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以至勞工權益，在軍方高壓管治裏一個不留。今天我們隔海眺望台灣這片中國民主最大寄望的地方，很難想像在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台灣和今天的中共幾乎是同樣的政治高壓。在《戒嚴法》實施後，台灣當局一口氣推出《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國家總動員法》，軍隊掌控司法大權。以「意圖顛覆國家罪」而言，若以一般刑法處理，最多是判無期徒刑，但在《戒嚴令》下，同一罪名只有死刑一途；又例如罷工罷巿，根據《戒嚴法》第四條可重判死刑。
色厲內荏的蔣家王朝以警特控制台灣，寶島的民主運動依然破土而出，這是值得香港所謂民主派或所謂激進民主派學習的。台灣知識分子前仆後繼投入民主運動，不畏身陷囹圄，不畏警總拷打，不畏死刑，這些人今天縱然在統獨立場有所歧異，但仍為台灣人民尊敬，其中包括作家陳映真。據劉大任在專欄所言，陳映真是蔣家王朝要他死的其中一人，死不去的原因是美國國會議員的介入，關了幾年找個藉口釋放。此外，還有施明德呂秀蓮陳明忠，多者斷續坐牢超過二十年，少者在鐵窗內渡過逾千天，個別如施明德更在牢內患重病，呂秀蓮甲狀腺癌復發而不得治療。在惡劣的環境內，他們堅持政見從無退縮妥協，在解嚴後迎來明媚明天。
無力共抗外侮 港民主止步
長篇大論講述台灣民主發展，目的在於對照香港的民主路。上星期，香港不乏年輕一代到台灣就近親炙選舉熱潮，當他們親睹藍綠兩營造勢大會以及選舉當夜兩營的勝敗得失，定必有所啟發——香港的口水戰式民主鬥爭和放水式的民主協調，是貽笑大方的兒童遊戲，被中共逐一擊破只是時間問題。前者如民主派內部互相傾軋——台灣七十年代也有新潮流及美麗島兩大派系，同時又有余登發等地方民主派，這是理念之爭，從無爾虞我詐的親痛仇快。作家李敖是外省籍東北吉林，他八十年代義助有台獨傾向的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周刊》，借出自已的健筆打擊傳統勢力。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台灣警方準備拘捕鄭南榕，鄭自焚身亡。這種殉道精神香港人學不來亦毋須學習，但香港泛民主派在大我與小我之間失去自己，無力共同抵抗外侮，是香港民主發展行人止步的關鍵。
至於放水式政治更是不言而喻。這種向權力屈膝的軟骨症是香港民主派最大通病。誠然，台灣民主在七八十年代也有所謂「放水」一詞，遭點名的是長期在黨外民主戰線走動的溫和派人物康寧祥。外號老康的康寧祥，早於六十年代已以黨外身分參選台北巿議員，他的議會路線被抗爭路線視為向國民黨投降的代表，當過工人的康寧祥被其他黨外人士嘲諷為「康放水」，意喻他往往讓國民黨在緊要關頭逃之夭夭。事實是康寧祥從未在兩蔣當政年代撈到一官半職，倒是在陳水扁上台政權更迭後做過副國防部長，如今七十五歲，在民主新天的台灣擔任無實權的總統府資政。
向權力屈膝 港式放水
香港的放水是另一種形態，前年民主黨接受政改方案導致民主派分裂為二。民主派自六四事件後，二十年念茲在茲的是絕對貨真價實的民主，可是到了政府拋出方案，民主黨主要成員出現在中聯辦之後，形勢突變，民主黨接受這套方案。事隔兩年翻起舊帳，民主黨是否着了道兒已是路人皆見。
台灣民主運動出現各走一邊的發展，關鍵在於一個詞語﹕決心。台灣是決心走一條真正民主道路，統獨在民主運動剛開步時是隱性因素，因為更大的共同利益是台灣能否得到真正的民主。台灣五六十年代的民主濫觴是殷海光和雷震，都是不折不扣外省人，殷海光在雷震的《自由中國》寫出震動台灣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大聲疾呼台灣需要的是反對黨。一九六○年，雷震與黨外人士聯署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還揮筆洋洋千言《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同年九月，警總對雷震羅織莫須有的「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名，判刑十年。
台灣的黨外運動一炁化三清，但總的目標一直沒變——解嚴、打倒專政、軍隊國家化——從施明德到康寧祥，這幾條從無改變。儘管蔣家王朝以官職相誘，然而中途幾無人變節，台灣的民主是用鮮血和牢獄春秋換回來的，拉到牢裏就算不死也要掉層皮﹕七十年保釣學運領袖李我焱在台灣時被架到警總拷問，兩條肩膀扭得脫臼，讓他趴在地上乾着痛，要他招供，因此李我焱考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後，頭也不回全力反對台灣當局。今天香港民主派比起當年台灣動輒坐二十年牢的民主先烈輕鬆多了，况且社會對帶着「民主」二字光環的過於寵溺和寬容，忍讓這種把民主消費得淨盡的怕死民主派。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只是我們社會富裕，出來當民主派的機會成本太高，市民沒有選擇之下，只得把希望押在這些A貨民主派。
當那天深夜蔡英文走到台上，在傾盆如注的大雨中讀出敗選演辭時，絕對是以一個得勝者的心情走出來，這才有從容坦盪不亢不卑。蔡英文是踏着從雷震到殷海光、從康寧祥到許信良、從施明德到陳明忠以及數之不盡冤死的同胞肩膀走上台。這些人對台灣未來的理念各有不同，目標則一﹕實現政黨輪替、軍隊國家化、民主自由人權，民進黨或國民黨在這三條面前都不敢造次，哪天有人敢背叛民主，便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共同敵人。相對如此沉重的道德壓力，呵呵，香港的民主派輕鬆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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