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過去的預言
見到電視中那意氣風發的新任政務司長林瑞麟，想起辛亥革命前的1911，滿清政府任命的皇族內閣——清廷向百姓示範何謂「自絕於天下」。內閣任命前，不少人還對立憲抱有幻想，到頭來卻是滿人貴族當道的內閣，知識分子和鄉紳也立時狠下心場，放棄立憲和大清政權，拿起槍枝，走上革命之途。
歷史是諷刺和重複，清末宦官當道、官員庸碌無能的歷史轉眼間又活現眼前。辛亥革命百年，近期，回顧作品的作品不絕於耳，國家歌劇院本來又想重演辛亥革命歌劇，可惜被叫停了。能面世是重拍往事的《1911 辛亥革命》電影，但最有趣莫過於《重返辛亥現場》一書——與其說重返，倒不如說是重編和重譯過去的歷史。
巧合與符碌
如果將這本書拍攝成電視，不是歷史劇，而是喜劇，喜劇不是在結果，而在過程。書中的孫中山有如特務戇J ，持之以行執行的建國大業，總會跌跌撞撞。「以史為鏡，可以得啖笑」，1911 年孫中山在籌款會中竟向美國洪門致公堂領導黃三德說： 「革命成功之後，我在南建一洋樓，西湖建一洋樓，廣州建一洋樓， 請你安樂居此， 以娛晚年」，黃三德回應「志不在此」，在場人士無不大笑；此外，孫中山亦向華僑表示凡捐軍餉之人，可記大功，承諾民國建立後，可雙倍償還，可是1913 年，黃三德要求孫中山兌現承諾，他卻說： 「至今一百元求還一仙而不可得也。」歷史，不像電影，並沒有英雄，沒有宇宙最強，沒有以一擋百，也沒有神機妙算。
革命，也只是一連串的意外，成敗不一定繫於大人物，書中的孫中山、黃興，都不是英雄，只是一個個堅毅吃苦的普通人；起義、革命，是我們事後的美化，決定勝負都在小人物手中。像廣州的庚戌新軍起義失敗，因為低級軍人以為革命成功後，可升官發財，預先去印製名片，但卻嫌價錢太貴，跟名片店主吵架，招致警察介入，打草驚蛇，全軍盡墨，付上三百條人命。
今天，中國大陸的電視每天都放映着軍事紀錄片，怎樣在韓戰打敗美國人，如何在敵強我弱的內戰中，力克國軍，統一中國……電視中的戰爭彷如家常便飯，陪伴內地的市民起居飲食。事實上，書中的起義，大多彷如一堆特務戇J，烏龍百出，缺乏資金購買武器下，拿着國產零零漆的「攞你命三千」，衝向一群未戰先逃的敵人中。亡清不是革命黨，而是清廷的腐敗。
今不如昔？
電影《1911 辛亥革命》中，政府土崩瓦解，其實並非辛亥革命的現實。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書中描述1900 年以後的狀况，是大街上有喊「強盜打人啦」，大家關門避禍，但有人在街上叫「官差打人啦」，上百上千群眾就會義憤填膺圍攻官差(今天應為「城管」)，人心思變。常說中國人冷漠，原來一百年前對政府已有要求。
昨是今非，作者借往昔回應今天的社會。常常聽到人民水平不足，民智未開，原來一百年前已有此說法。書中明示，與其說民智早開，實是官智未開，強加於民而已。作者強調民間社會的形成，示威、學運，罷市不是一蹴可及，也是誤打誤撞， 逐步建立抗爭常態：從十九世紀末，政府反對立憲，到1905年，立憲已成為共識——改變推行時間速度的，不是政府上層的政治家，而是民間社會的壓力。
革命成功，政權更替，民間社會卻未能配合。早期革命力量是以會黨為主，亦即港產片所謂的「社團」，後來變成軍人，兩者分別只是革命組織者不需要從外地買入槍枝，不需太多的資金投入，起義成功機會大增。
家天下，到黨天下，不同家庭組成的中國，卻無法形成「共有的社會」？中國的出路不是槍桿出政權，幫會和軍隊不能補國，作者暗示公民社會的重要，一個民眾自主維權的社會，才是我們的出路。
遙想昔日的大清，見到今天的中國。國家並不會消失，政權才會滅亡。
紀念1911 年的辛亥革命之餘，不如，重新紀念1909 年的三十萬人聯名提交請願書，要求盡快實施君主立憲，清廷被迫縮短立憲時間由九年至五年。香港的民主不進反退，大陸的民主更遙不可及，我們等待已不止五年了。
原文刊於2-10-2011 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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