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欣（化名）七年前在學測（台灣的公開考試）中取得佳績，獲對岸的香港大學取錄，在異鄉苦讀四年後終順利戴上四方帽。她那時向自己許諾，要在香港拼搏最少五年，再跳到國外，事業有成後，才會回台。那時倔強的她在心裡默想，若畢業就立刻返回家鄉，就等如「輸了」。
今年，香港國際機場充斥著道別的哭喊和擁抱，當中也有詠欣和朋友的身影。八月初，詠欣離開香港，重回自由的台灣，續寫人生下一章。不過，這次別離，她沒有輸了的感覺，倒是鬆了一口氣。
自從 2019 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台港關係每下愈況，台灣駐港辦的台籍人員也在近期全數撤離。
面對社會和政治局勢的急劇惡化，近兩年不少在港台人均決定放棄辛苦建立的事業回台。早詠欣一屆的港大台生，本有三十多人畢業後留港發展，到今年只走剩二人。另一方面，同樣在港畢業的台灣人嘉麗（化名），卻決意在最惡劣的時間留港，跟港人同呼同吸。一去一留，她倆如何抉擇？
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台港官方關係，曾有過一段蜜月期。特別是馬英九在 2008 年上場後，主張維持「台海現狀」和重新強調「九二共識」，兩岸對立減緩，台港政治人物也展開了較頻繁的互訪。港府更在 2011 年決定設立駐台灣經貿文化辦事處，台灣的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亦獲正名為駐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高等院校亦主動向台灣學莘打開大門。2008 年，香港各大專院校開始取錄台灣學生，最初僅招收了不到 20 人。翌年，港大、中大、城大等大學首次到台灣參與大學博覽會招生，並以數百萬港元的獎學金吸引學測狀元報讀。
接下來數年，到香港升學的台生人數連年上揚，到 2014 年，就有過百位台生獲香港的大學取錄，詠欣就是其中之一。
她記得，那時不少台灣尖子都覺得香港大學不僅在亞洲名列前茅，而且對比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得多，配合全英語教學，畢業後要跳出亞洲也較容易，在台的面試場地幾乎擠滿學生。她亦感受到港大十分歡迎台灣人：「他們特地把教授飛來台灣，幫我們面試。」半句廣東話都不懂的詠欣就帶著未知和期盼，在 2014 年年中來港，開展四年的薄扶林生活。
詠欣在港讀書、工作已經七年，但近年社會的低氣壓令她無法再待下去，決定離開回台。
不過，隨著兩岸關係的改變，台港的蜜月期也沒有太長。被中方敵視的民進黨在 2016 年執政，兩年後，陸委會任命盧長水出任駐港辦主任，但港府一直沒有發出簽證，無法履新，要由高銘村代理。
其後港人陳同佳在台涉嫌殺死女友，並在犯案後回港。在移交犯人的問題上，雙方政府不斷互相指摘，至今仍未能成功引渡疑犯到台灣審理。港府亦藉此案進行逃犯條例修訂，最終引發反修例運動。
以香港人身分看反修例運動
這場史無前例的激烈反抗，牽動著每一個香港人，在港台人也難以置身事外。那時詠欣剛畢業一年，找了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外資公司工作。在港生活了五年，對比初來甫到就碰上的雨傘運動，這次她感到切身得多：「已經是以『我是香港人』，『我在這邊生活』的身分去看這件事情。比較像是說，這個地方受到了很多不公平，所以我很生氣。」
加上民進黨在 2018 年五都選舉中出乎意料慘敗，也敲醒了像詠欣一樣的年輕人，除了內疚於沒有回台投票，也感受到台灣的未來正受中共左右。回看香港，更覺唇亡齒寒，「就覺得必須要更關心這件事」。詠欣指，像她一樣在港的九十後台灣人，幾乎全都或多或少參與到運動中，「有真的去遊行，有些是比較激進的......覺得是自己的事情」。
運動一直燃燒至 2020 年，但面對肺炎疫情和香港警察的強力鎮壓，一切陽光下的抗爭最終都無以為計。隨之而來的，是各方面自由的收緊，全國人大更建立《港區國安法》，規管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令民間一切反對聲音逐漸消失。
在《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前，台灣推出了「援港方案」，向因政治因素而受到安全或自由緊急危害的港人提供援助。新華社和國台辦隨即將矛頭指向台灣，批評執政民進黨是「反中亂港的其中一隻黑手」。直到今年五月，港府亦都跟從北京的論調，突然關閉駐台辦事處，並要求台灣駐港機構人員簽署「一中承諾書」。最終逼使全部駐港經貿文辦的台灣人員在七月中撤離。
兩岸、港台之間的劍拔弩張，詠欣也感受到。她身邊不少港大台生、畢業生，都曾在出入境香港時遇過阻滯：「有個學弟他要去深圳出差，就被警察帶到小黑屋，看他為什麼去遊行，問了一大堆問題。」還有《國安法》實施後的十二月，兩個與她同屆的台生從台灣回港，在入境時卻都同被關起來，扣留查問，還一度被沒收香港身分證。後來詠欣入境香港，都會多帶一部手機供檢查之用，還幸她從未有被扣留的經驗。
「沒救了。」《國安法》立法後，詠欣如此看待這個城市的未來。
詠欣說，像她一樣在港的九十後台灣人，幾乎全都或多或少參與到運動中，「有真的去遊行，有些是比較激進的......覺得是自己的事情」。
至於嘉麗，台港關係轉壞以至《國安法》，對她的影響都同樣重大。
記者最初以簡訊邀約嘉麗訪問，為怕她不熟習廣東話，簡訊全用書面語寫成，豈料她都用廣東話回覆——「冇問題！」、「咁你揀地方？」、「唔係好熟嗰頭」。見面後才知道，雖略帶口音，但嘉麗已講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在台念大學的嘉麗，最初對香港的認知源自於董啟章的小說，以及影行者的菜園村紀錄片，慢慢累積對這城市的興趣。數年前她決定隻身來港攻讀碩士，畢業後就在當地一間 NGO 工作，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特別是世界各地的人權問題。廣東話也是在這幾年的生活中慢慢學成。
嘉麗指出，由於香港過去一直扮演連接中西的角色，而且不少國際企業總部都在香港，對於亞太地區的 NGO 有個特殊的位置，更容易做倡議或研究。因此她畢業後就決定留港發展，沒想過回台。
在本地 NGO 工作的嘉麗，自覺是香港的一份子，不願在最困難的日子離開。
擺街站見警察即走
可是，在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在這方面的特殊優勢已立即失去。不少本地政團、工會或者NGO，為怕觸犯含糊的法例，都決定主動解散，不再向政府表達異議。同時，《國安法》除規管分裂、顛覆國家和恐怖活動罪行，亦訂立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令身為台灣人的嘉麗再增添一重憂慮：「你就會諗，係咪要 politically active、係咪要冒不必要嘅風險呢？因為你有呢個 nationality，台灣同香港嘅關係又比較緊張。」
從前她偶爾會跟不同機構一起，在香港不同地方擺街站，做各種議題倡議或宣傳，甚至到動盪的 2019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仍未止息，亦不覺有嚴重風險。
不過，《國安法》實施後，警方對一切敏感議題的街站都嚴陣以待，做現場錄影、抄身分證已是司空見慣，甚至會以防疫限聚令為由，發出罰款告票。嘉麗知道自己不能冒這些風險：「《國安法》後都有擺過一次街站。遠遠見有警察嚟，其他同事可以留低，畀佢抄身分證，但我要即刻走囉.....你唔係呢度嘅人，就有被遣返嘅風險，有 visa 唔批嘅風險。」
如今非政府組織在香港面臨的艱難局面，令她聯想到李明哲事件，害怕同樣的事將來會在香港發生。「如果其他國籍嘅人做咗（犯國安法），就多咗個勾結外國勢力。佢會受政治角力影響，中國都好鍾意玩人質外交嘛。咁呢個咪好唔確定嘅嘢囉，會變成唔係一件好單純嘅案件，牽涉到外交關係，中國政府會想用呢個案件做外交表態。」
社會動盪和惡劣的政治環境，令不少在港台人驚覺，此地不宜久留。詠欣前後數屆的港大台生，大約有三分之二人畢業後會選擇留港發展，但近兩年，不少人都已陸續離港回台。據詠欣所知，2013 年入學的一屆，原本留港三十多人，現已走剩兩人。她認識兩個台生，畢業後原打算留港從事專業工作，但因《國安法》要求公務員宣誓擁護中國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怕終有日會延伸到他們，唯有離開。
詠欣也在今年五月辭去香港的工作，決定離港。她原本任職的外資公司，早在《國安法》實施後，決定將總部遷離香港，轉到新加坡另立基地。
對於詠欣自己，離開更是為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在港大台生的圈子中，詠欣總是扮演著「大家姐」的角色，即使畢業了，還是會關心新來港的師弟妹。香港的社會運動最激烈的時候，詠欣家住西環，附近就是中聯辦，雖然警察總重兵駐守該區，但相對而言區內較平靜。每逢有示威、抗爭，她和其他在港工作的台灣人，會在港大台生的群組中表示，可以向有需要的學弟妹提供庇護的空間。
詠欣還記得前年11月，中大和理大被圍攻時，她家常擠滿關心社會運動的學弟妹或同事。大伙兒呆在電視前，看著新聞直播，吃不下飯，也睡不了覺，不知過了多少次這樣的夜晚，抑鬱的感覺慢慢萌芽。
到 2020 年，香港的自由空氣越見稀薄，詠欣更是覺得窒息。特別是《國安法》生效之後，詠欣幾乎不敢再在網上公開談論 2019 年的抗爭：「以前你很生氣，大家可以談、可以憤怒、大家可以走上街頭。現在是我們不能講，也不能發甚麼東西。那個 depress 積在心裡面，會更糟。」
後來，公司在疫情期間決定全體員工在家工作，她見台灣似乎防疫控制做得不錯，於是決定回老家隔岸工作。她記得一到台北車站，碰上一大堆警察在做宣傳活動，瞬間恐懼感來襲，想逃，定一定神才對自己說：「沒有沒有，這裡是台灣。」
在香港學會怎樣安排自己的生活
隔岸生活，詠欣慢慢就覺得放鬆很多：「回香港好累喔，要花很多錢，又不能出去，大家也都很 down。在台灣好像可以躲避這些事情。」原來的回程票，每個月一改再改。結果在老家一躲就躲了五個月，才重回香港。回港後，詠欣思前想後多時，決定不再逗留在這個抑鬱之城。她最終找到了一份台灣龍頭企業的工作，八月回台隔離後就開始工作。
雖然她可以說走就走，但這絕非容易的決定。在香港生活了近七年的詠欣，曾跟其他港大台生討論過：到底家在哪裡？「我們那時有個很 cliche （老生常談）的講法：我人在哪裡，家就在哪裡。我覺得香港是我真的開始有生活的地方，因為其實以前我在（台）讀書時，生活很固定，早上去讀書，回家後可能去補習、吃個飯，然後就睡覺，沒有太多的自由去說我要甚麼樣的生活。我第一次意識到說：OK，我要怎樣去安排我的生活，我喜歡做甚麼運動，我跟誰出去，這些東西都是在香港塑造的。」
她面對的處境，其實跟機場中趕著移民的香港人沒有想像中相差的遠：「我這陣子在想，回台灣，不是說害怕，是有擔心 — 我不確定我能不能把我在香港的生活模式搬到台灣去。因為我知道我要怎麼樣在香港生活，但我不確定我要怎樣在台灣生活。」
嘉麗承認對於是否留在香港有少許掙扎，但仍抱着見證歷史的心態，不忍心在這個時候離開。
至於嘉麗，過去她全情投入的社會倡議工作，在今天的香港已幾近無出路。在《國安法》生效後，她的父母都勸說她辭工回家：「香港已經失去以前的優勢，沒有自由。香港真的很慘，快要大陸化，你為什麼還留在這裡？」
不過她卻決定留下來，更希望申請做永久居民。她說，比起台灣，她對香港更有歸屬感：「我會覺得（歸屬感）係同你生活經驗有關，（中大副教授） 馬嶽有本書叫做《反抗的共同體》——你喺一個反抗或者抗爭過程中，你先會 identify 到呢群人、或者呢個地方（係屬於自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難得......我從來都唔覺得我係一個外人。」
由去年起，香港各方面倒退得很快，不少港人急著離開，嘉麗卻很珍惜這段時間：「呢兩年係好重要嘅時段，你見到空間不斷收窄，會好劇烈咁變化。我更加覺得，呢兩年如果可以做啲嘢，留低有少少掙扎，咪去試下囉，因為呢個空間以後唔會再有。如果我而家離開香港去第二度，我再返嚟香港就唔同晒架喇，我寧願留低睇佢點死都好啦。我唔想呢個時候離開囉。」
記者：關冠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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