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文革期间拍摄的近三百张西藏文革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多，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由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被评价为“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已被翻译为藏文、日文和英文，分别在印度、日本和美国出版；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大块文化出版了修订版，并补充长文“杀劫之后”，及二十多张用我父亲拍摄西藏文革的相机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从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整理而成，已被翻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也被译为藏文即将在印度出版。
我在《西藏记忆》的前言中写：“为了复原一段被遮蔽的记忆，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带着我父亲留下的数百张西藏文革照片在拉萨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开，一幅幅传递。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但有时也犹豫，不敢把照片从包里拿出来，毕竟文革在今天的西藏，仍然是官方和许多当事人的忌讳。
“前后大概采访了七十多人，他们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他们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和回族。如今或者是退休干部、退休军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还在位的官员、仍在工作的学者、虔心侍佛的僧侣等等，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积极分子’……他们有的用汉语讲述，有的用藏语讲述。同意录音的，我在事后根据录音一一整理；不愿意录音的，我只能通过回忆尽量记录。听不懂的，我请母亲帮助翻译，逐字逐句地听，不放过哪怕一声叹息。
“……在这本书里仅收入了对其中二十三位的采访，远不足以再现西藏的文革面貌，无非是一些人在人生中最为值得纪念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有太多的叹息和泪水，都是每个人心中的重负，当我倾听，当我记录，当我公布，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更多的人记住，而不是忘却。发生在西藏的文革，其实存在于千家万户的故事里，存在于民间每个角落的记忆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在西藏，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对其中九人使用了化名（六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三位女子以藏语的二位数字替代）。令人难过的是，其中已有两人病故。”
而在十六年后的今天，《西藏记忆》一书里对我讲述西藏文革的二十三位长辈，已有十四位离开人世间，包括我亲爱的母亲次仁玉珍，她在今年8月11日的夜里，拉萨因新冠疫情封城长达一百多天的前夕，走了……为纪念恩重如山的母亲，我找出她在2001年9月的两个下午对我的讲述，是最初的原始记录，将在我的RFA博客专栏连载。而我阿妈她素来温柔、内敛的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畔，催我泪下：
“……不知道是不是又在砸大昭寺还是砸附近的几个佛殿，过去放在寺院里的经书被扔得满街都是，地上撒满了经书，一页页，比树叶还多，走在上面发出‘嚓、嚓’的声响。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觉得踩经书是有罪孽的，可是没办法呀，地上全是经书没法不踩上，躲也躲不过。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想着人们怎么连经书都敢踩呀，车也从经书上面碾过，那些经书已经又脏又破。那时候是秋天，风一吹，破碎的经书就和树叶一起漫天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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