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互联网、新闻媒体出现了广大又热烈的疫情讨论。不过，在2月3日习近平定调加强媒体管控后，外界还能知道多少真实的信息呢？
习定调：加强网络媒体管控
2月3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开会结果，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最新指示。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稳定”社会与市场的重要性，提出“加强网络媒体管控”、“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还指名要突出各地防疫措施的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
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互联网、新闻媒体出现广大、热烈的疫情讨论。第一线的新闻记者、公民透过社交网路或媒体传播大量资讯，让外界一窥疫情现场的面貌。但习近平定调之后，言论管控的口子似乎即将缩紧。
言论控管 加大“正能量”宣传力度
现居美国的前《深圳法制报》编辑、《红色渗透》一书作者何清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场疫情大爆发就始于言论控制。她说，1月1日，8名“造谣”者被查处时，政府同天关闭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政府宁愿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掩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一直没有变过，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经济），舆论垄断。”
何清涟回顾，1993年她经历的深圳清水河大爆炸事件。记者传回来的照片至少有40多具尸体，但官方指令就是只能有3人死亡。她认为2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的灾难指导方针一点都没变，一是宣传极权体制的效率，二是限制伤亡人数的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多日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这2座临时医院的施工挖土现场，临时医院从1月25日动工到交付仅花了十天时间。
何清涟：“这是一个大宣传机会，因为专制体制在特殊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一场疫情 能促生中国的新闻自由吗？
近期中国多家媒体财新、财经、新京报、冰点、三连等针对武汉疫情作出率先报导，但何清涟对于中国新闻未来的自由程度并不乐观。她认为，在疫情爆发后短暂的言论自由曙光中，中国媒体刊出的报道仍然没有触及关键的问题——“在疫情几次重要关口，中共做出错误选择。”
何清涟：“（这些报道）只是把大家都看到的错误，已经被网路检讨，被国际看到的事情梳理出来…只能算是（帮中国共产党）高级的洗地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财经》杂志2月1日刊出一篇《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的调查报道。但目前，该文原连结已被删除，微博搜索后点入的连结也已不复存在。
《财经》的调查报导揭露了“武汉肺炎”官方数据不反映全貌的事实：一些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病患被以一般肺炎来处置；另外，武汉医疗体系也面临严重超载。
讯息管控 中国人为何仍集体惊慌？
美国雪城大学公共外交系主任迈克尔·施耐德（Michael Schneider）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巨大疫情发生时，社会最需要的三大资讯是疫情状况、如何预防、及抗灾进度。
他说，当社会缺乏一个透明、完善的系统处理公开准确的讯息，就会造成社会集体焦虑，更是小道消息、阴谋论等错误资讯滋长的温床：“这次疫情，我看到中国政府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与NGO、媒体、卫生机构、人民）有更多信任的系统，而且建立在互惠、信息准确、真实性的基础，而不是压制消息，特别是坏消息。”
施耐德向本台介绍，这个“社会信任系统”（Trust system）来自政府明确的资讯、媒体自由环境的辩证、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资源统合。
他对比美国社会面临致死率更高的埃博拉疫情，认为在错误资讯或地方政府一些错误决定发生后，社会“信任系统”能够更有弹性的自我调整，降低集体焦虑。
何清涟也说，缺乏公民社会及言论自由的保护机制，是中国疫情防控远远落后全球的问题：“（中国）疫情处理危机远远落后于全球化需要，就是媒体不能参与，不是指媒体不能报道，而是媒体只能报道中央发的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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