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不但是小說家，更像是位預言家。
1991年，陳水扁還是立法委員，正在立法院為拉法葉案大戰郝柏村，還沒想過要選台北市長，更別說選總統了。那一年，王力雄化名「保密」出版了小說《黃禍》，率先預告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贏得52％的選票，入主總統府。
《黃禍》除了大膽宣稱福建省率先揭竿，要求共和國改成邦聯制，另外還預言了美中的核武大戰，導致中國難民流竄歐美，成為危害全球的「黃禍」。
2017年，王力雄出版最新小說《大典》，雖沒有點名習近平，卻預告著「主席」廢除了任期制，大權獨攬，行皇帝之實，偏偏在大典上有4隻電子蜂，向他射出了毒針，「…主席一把拉下了口罩，扭動著上身倒下…」王力雄不但早就洞悉了習近平將在2018年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的圖謀，更大膽預言，主席身旁的佞臣擔心失勢，乾脆暗殺叛變。
民進黨執政成真，主席稱帝也成真，黃禍雖未發生，戰亂引發的西亞難民潮，不也撼動了歐洲社會？至於超級敏感的親信政變，主席遇害的情節，再度讓王力雄的小說無法在中國出版，現居北京的王力雄以電郵方式接受採訪時透露，他的作品在中國都是禁書，「好在世上還有台灣，讓我們的寫作得到立足之地。」
我們好奇，中國當局對於他的小說，沒有意見嗎？不擔心刺殺主席及奪權的細節描寫引發聯想或學習效應嗎？「警方與一些特定物件打交道，是有專人長期接觸的，相互關係並非直接對立，可以交流。至於他們在後面怎樣商議決定，就不得而知了。」王力雄回信說。
想像結合時事 邏輯推演未來
問：《黃禍》時你即已預言台灣的政權交替，民進黨籍總統膺選，兩岸並爆發軍事戰爭，《大典》中更描述了主席廢除任期制的精準預言，很好奇，你如何完成這種帶有政治及社會動態預言的寫作？
答：我喜歡能發揮想像力的寫作，又希望寫作的基礎不脫離現實。因此，我寫政治幻想小說願意採用現實主義的開端，再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把故事的發展不當作幻想，而是從今日的現實走入未來的現實，多一些對社會的認真思考，而非僅是無中生有和聳人聽聞的刺激。如果故事中有些「預言」後來出現在現實中，應該是故事邏輯與現實邏輯吻合的結果。
問：《黃禍》其實早在1991年就出版了，那時候，台灣民主進步黨才剛成立5年，距離正式取得政權更有9年之遙，你何以敢如此大膽預言民進黨的執政？同樣地，主席取消任期制也是2018年才確立的事，你又提早預告了這個發展，相信絕非巧合，而是你站在某個制高點，預見了時代浪潮，中國當局如何看待你預言的這些政經變化？
答：《黃禍》預言民進黨執政，有來自研究的判斷，也有直覺感應，還因為是我內心的期盼。
2000年時，我每天騎單車幾十里去北京郊區能收台灣電視的朋友家看台灣大選。投票日我帶劉曉波夫婦一塊去看，當時我們都是挺扁派，並非因為政見如何一致，而是把政黨輪替視為台灣民主的試金石，為民進黨上台乾杯。
至於預見中國憲法取消主席任期制，那不需要多少技術含量，趨勢已經相當明顯。
中國當局除了警察，從未與我有過其他聯繫，可說明如何看待我。
問：敏感的主席任期或者大典暗殺議題，確實聳動，也帶給很多人想像的空間，因此確也讓人擔心你的處境與安危，有因此產生困擾嗎？你如何面對中國的審查與維權措施？
中國列為禁書 好在還有台灣
答：出版前，因在友人中徵求意見，被當局得到了文本，曾要求我不要出版。我回答，足月嬰兒，做不到不出生。當然可以搞死大人，讓嬰兒胎死腹中，他們沒有那樣做，也許是想到書只能在中國境外出版，不會有多少中國人看，不值得動作。
所謂國家審查是針對作品而言，我和妻子唯色（編按：藏人作家）十幾年受到的封殺則是針對人的——我們的任何文字都不能在中國境內發表出版。好在世上還有台灣，讓我們的寫作得到立足之地。
我曾為出書收入總是被台灣政府扣掉20％尋找理由，因為從未享受台灣的公共服務與福利，後來想到是為出版自由的付稅，就頗感合理了。
問：《黃禍》和《大典》都提到了六四，是否就是你的書不能在中國出版的主因？你的旅行與人身自由有因此受限嗎？其他的政治批判是否也受到官員的關切？
答：1998年我在境外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時，公開了我是《黃禍》作者（此前用化名），這些作品在中國都是禁書。2007年我在台灣出版的新疆問題著作《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大塊文化）被警方列為「暴恐讀物」。對我個人的全面封殺，始於2001年我寫公開信退出中國作家協會（抗議其要求作家成為黨的傀儡）後。我和唯色多年在「敏感時期」會被「上崗」限制自由。唯色回拉薩探望家人時，從抵達到離開始終有警察跟隨，她迄今從未得到過護照，未出過國。我在2015年前是偶爾不讓出國，2015年徹底禁止出境。
神奇「電子蜂」 新型暗殺機器
問：《大典》中對科技元素著墨甚多，「鞋聯網」前所未聞，「夢造儀」似有雷同的論述，「電子蜂」更是暗殺機器的更上層樓。至於「網格化」的監控措施，似乎亦是即將到來的社會控制情貌，你平日的科技涉獵為何？何以有這些發想？「鞋聯網」的想法似乎更加強化了世人對中國電子產品可能暗藏機關的印象？
答：我關注科技與早年的工科學歷有關，也是因為看到了科技對極權統治前所未有的助力。如我在大典後序中寫——「《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字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
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
在極權統治下生活的人，不想得過且過，就不能不關注這種科技。所說的中國電子產品暗藏機關，是我們在日常始終籠罩的陰影，我相信權力會這樣做，資本也會做。
問：換句話說，你的描寫有些是現在進行式，有些則是未來可能的演變？
答：是，從現在的進行中推演未來方向和最終結果。
敘事虛實參半 增添作品張力
問：結合時事，創造虛實參半的想像世界，亦是你擅長的領域，似有所本，卻又未必必然的故事，例如對於H7N9家家禽流感的病毒及疫苗焦慮，就能創造此類寫實張力，你偏愛這款敘事方式嗎？
答：虛實參半的敘事方式的確是我所愛，實的部分能讓讀者認真對待，虛的部分能讓寫作自由馳騁，實約束虛，虛引導實，既容易講好故事，又方便昇華思想。
問：自古以來，帝國的崩毀都來自人的問題，都糾纏在首長與親信之間的矛盾與利用，《大典》對於政變及奪權的細節描寫，都帶有濃厚的古典記憶，只是更加傳奇了些，你認為這是人性的必然嗎？全面性的科技監控最後還是任由行家操縱玩弄？
答：首長與親信的矛盾與其說是人性必然，不如說是獨裁體制的必然。親信只是獨裁者的工具，不親也不信，伴君如伴虎，在末日將臨時便可能反擊。
有些看似很大的變局，往往只是起於親信保命的開端。當親信與獨裁者之間的信仰和利益都不再關聯，制約便只剩恐懼。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但只要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又何需恐懼？
無法掌握科技 極權敗在內部
現代專制的工具越來越依靠科技，獨裁者自己卻無法掌握科技，只能託付專家和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節點的人，便可能掌握百分之百成功的能力。《大典》描寫的老叔是這種人。專制機器有對內部人的制約，卻因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往往看不到哪些節點有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對來自內部的攻擊便無從設防。待亡羊補牢也是在羊已經亡了之後。而隨著新科技的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前。同時，正因為一旦被獨裁者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對其攻擊必須一招致命，反而不再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
問：極權統治的興衰，多少都還印證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古諺，清帝國敗亡之後軍閥割據，在《大典》中亦有著天下大亂的預言，你怎麼看待中國的一黨專政？又怎麼期待民主化之後帶來的未來？
答：一黨專政如不進行自我轉型，最終一定以崩潰方式結束。那時是否有良性力量及時填補真空，力挽狂瀾，避免社會隨政權崩潰？
因為專制政權不允許它之外的任何力量生長，在目前中國看不到。而那時照搬代議民主，缺乏培育和訓練的漸進，會變成政客角逐、民粹盛行、撕裂社會的廣場，甚至因民族分裂、地方割據等引發內戰。民主轉型的前例，這些都屢見不鮮。
我提出「遞進自組織」的民主模式（見《權民一體論》，大塊文化2016年），一定程度也是為了避免這種災難。
編劇母親影響 寫作有電影感
問：你曾擔任電影編劇，小說的情節鋪排與章節，也都很有電影感，也加進了很多人性欲望的書寫，似乎就是朝好萊塢商業電影的模式來吸引讀者？
答：我母親當年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做編輯和編劇，是我與電影的早期淵源，也讓我的早期寫作與電影有了聯繫。後來因為電影不如寫小說那樣自由而放棄，但電影感仍有延續。我現在的日常生活，把看電影當作主要娛樂和休息。
《大典》中與性有關的內容，也許有些有加調料的作用，但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靠這個吸引讀者，是推進故事情節所需，同時小說用「夢造儀」象徵中共推動的「中國夢」造夢工程。握有「夢造儀」的警察劉剛代表權力（通過性）對普通人（伊好）的控制。李博的反抗則是要把造夢權力拿回到自己手中。
問：你愛看好萊塢電影？還是歐陸電影？有心儀的創作者或片型嗎？期待有人把你的小說拍成電影嗎？
答：好萊塢電影有的好看，爛片也多。歐陸電影藝術性高，敘事技巧和電影技術往往不如好萊塢，也有不少假深沉。我比較偏好政治、科幻、傳記或歷史類的電影。
小說拍電影當然是每個作者都期待的，只是我的小說市場本應在中國，卻不能在中國問世，拍電影更無法期待。
問：你在《黃禍》中提到的難民問題，沒在中國發生，卻在十多年後投射在敘利亞、阿富汗的動亂上，他們對歐洲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威脅，有如小說翻版，同樣也再度讓人看見了你驚人的預言能力，你如何培養出這種時潮的判準與詮釋？
答：不管是在哪裡，只要發生政權崩潰，便會出現難民。目前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難民規模，都跟《黃禍》沒法比。
政權崩潰，如果社會的文化結構尚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民間社會、調整人際關係的原則和方法還在，即使失去法律和警察，人們也能自行維繫秩序，給重建政權緩衝的時間。若是失去了文化結構，人與人的關係便將以爭鬥為主，導致動亂迅速放大，社會解體，即使能重新整合也相當漫長。
若是人口不多，有好的生態，無法同舟共濟的人至少各自有地可耕，有水捕魚或有林狩獵，民族和文明也許還能延續。然而今天中國既失去了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失去了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唯一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一旦崩潰，整個中國就會落入碎片乃至粉末化的過程。
人類歷史數度發生的文明毀滅，沒有理由相信將來一定不會發生。對於我，真心地希望這種預見判斷，最後被證明是錯的。
from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culture/paper/1232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