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没有出现让步的迹象。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敌意和对抗，达到近五十年来的高点。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正在升级，美国在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基础上，对另外的160亿美元商品再加征25%的关税；在中国相继采取同等规模的报复措施之后，美国又进一步发出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收高额关税的威胁。在五月份中国副总理访问美国和美国高级谈判代表访问中国的谈判失败之后，双方似乎已经终止了高层的谈判。
中国高层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公平贸易”问题的本意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们不相信特朗普真会与中国展开全面的贸易对抗。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贸易战威胁只不过是又一次的竞选策略而已，因为一旦贸易战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双方都会遭受重创，而需要选票的特朗普是经受不起如此的损失的。助长中国政府这种错判的，不仅有那些只会做“命题作文”的国际问题“砖家”们，还有那些长期善于向中国政府讨巧获利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
近几个月来，两国的学者、官员和涉及美中贸易的企业界人士，从技术的角度对缓和阻止贸易战提出了许多方案，但是这些方案似乎都没有能够阻止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方案的焦点仅仅着眼于贸易问题。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只不过是两个大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进行的大范围冲突和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全面的对抗终将难以避免。
从旧冷战的“朋友”到新冷战的对手
在过去十年抑或更长一个时期以来，一场新的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对抗已经逐步成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经从旧冷战中的“朋友”变成新冷战的主要对手。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五年间，这种对抗出现了急剧升级，特朗普是公开抛弃对中国加入自由民主阵营幻想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他从贸易层面入手，务实地承认了这种对抗的存在并着手全面应对。美中之间对抗至少在三个层面相互交织：贸易和经济层面，制度层面和全球领导力竞争层面。
在经济和贸易层面，双方的关系从一度的相互补充转变成了相互竞争，角力的场所不仅仅在商品市场，还有工业制造能力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在二零一七年从中国进口了5054亿美元的商品；而向中国出口了1299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对华的商品贸易逆差为3755亿美元；逆差占双向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59.1%。如此巨大规模的逆差，必然会对逆差国的生产能力和就业等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无论从经济学逻辑还是从历史经验上看都无法继续。
在贸易和经济层面的背后，经济和政治制度层面的冲突则是更深层面的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了一些严重不公的做法，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加剧了美国早已严重失衡的贸易逆差。”显然，他所反对的“不公平贸易”，贸易是形式，“不公平”是本质，而不公平的背后则是制度。
中国是政府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美国是私人经济占主导地位“市场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对特定企业或者产业进行各式补贴；缺乏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企业对政府的从属关系更是姑息和助长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侵犯。政府的大量补贴和对侵权行为的保护，帮助中国企业降低成本，尽快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有可能实现对西方传统产业的逐个击破，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在完全的封闭经济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会由于效益低下而难以为继；但是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可以在短期摧毁贸易伙伴国的企业或产业，随后再通过占领对方市场来为效率低下的本国经济补充血液。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给自身和全球的资源、环境和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反而四处宣扬这种“中国道路”带来的“体制优势”，当然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以贸易冲突为表现形式的制度性冲突。
世界领导权的角逐
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层面看，由于美中两国都具有庞大经济体量，他们所代表的两种制度，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角逐。在联合国安理会、人权委员会、科教文理事会场所，中国无疑已经证明自己是美国和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敌人的支持者。近些年来，通过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中国在联合国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大力进行过保护，并通过倡议和主导建立上合组织、中非、中阿峰会等形式展现与美国的全方位竞争和对抗。
当今世界再次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自由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包括中国、俄国、伊朗、朝鲜、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在内的阵营，后一个阵营的政治光谱是从选举强人到极权强人主导的体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压制思想和舆论自由。其中，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最强，而且正在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向外进行快速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及其盟国所面对的这个反对者联盟比第一次冷战时期的苏联及其卫星国更加强大，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这个反对者联盟的重要支撑。
从表面上看，是特朗普打响了对中国贸易战的第一枪，但是新冷战格局的形成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已经形成，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通过在南海、台湾、日本、朝鲜、叙利亚等问题上的进攻性姿态，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和宣扬“中国道路”和“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等举措，加速了这场冷战由隐性向显性、由局部向全局推进。
虽然这场新冷战有着与旧冷战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极权对抗民主，但是它也有新特点：一是在意识形态上，早已失去鼓动性的“共产主义宗教”不得不退居后台，而代之以通过政府引导的“民族主义”对抗“普世价值”；另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它与旧冷战结束之后的经济全球化交织，使得像中国这样的极权制度国家有可能通过有限的开放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形成所谓的从西方自由经济吸取市场、资金、技术等经济营养，形成更强大的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能力。
理解了这个特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场冷战会以贸易战的形式作为前哨战，也能理解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等国虽然也与美国有着经济和贸易纠纷，但是却无一例外地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再次与美国站在一起。只有从全球新冷战的背景去理解，才不至于拘泥于贸易冲突的技术性解决方案，而致力于寻求更根本的解决方案，终结不人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以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国与国关系和人与人关系。
从短期看，集权国家对社会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也能够迅速的动员国家资源解决贸易战带来的问题，中国政府正是希望凭借这一组织优势来取得贸易对抗中的第一轮胜利；但是从根本上看，这场对抗依旧是人心之战，只要自由民主阵营在社会层面能够对极权制度给全世界带来的损害达成共识，他们则会凭借着内生的技术、人性和根本制度优势，最终战胜违反人性和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对这一点，人类还是应该对自己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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