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國勇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
2015年 4月 2日
貫穿歐亞大陸腹地，聯繫兩大洲的絲綢之路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出現，海上絲綢之
路的繁榮也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而21世紀的今天，兩者已被賦予全新的內涵。3月2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談到「一帶一
路」建設的願景和行動，之後相關政策文件旋即發佈。
「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和政治維度是密不可分的，這首先表現在經濟對於政治的「作用
力」。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各國在這樣一個架構下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無疑
將有利於加強政治互信，維護地區安全。從經濟互利到「命運共同體」
更深入地解讀「一帶一路」的政治邏輯，需要更好地理解「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早在2013年的博鰲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說：「我們生活在 同一個地球村，應該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很明顯，「一帶一路」戰略是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助推器，而這首先是籍由互利雙贏的經貿關係實現的。從 潛在影響上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推出和「走出去」戰略升級，中國國內很多行業和企業將從中受益，整體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也將得到極大的促進。對一直存 在的產能和外匯「兩個過剩」問題而言：國際直接投資、成套設備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將有助於消化過剩產能，拉動經濟增長；同時，資產配置的優化也有助於提高 中國外匯資產的整體收益率，提升其長期價值前景。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將進行良性重構，金融資源的配置也將趨向合理。
在亞 洲乃至全球範圍，新的發展機遇正在出現。從基礎設施建設的角度看：以中國為「樞紐」，輻射亞太乃至全球的範圍內，互聯互通的程度將迅速提升；這方面的早期 收獲正在展現。從產業升級和次第發展的角度看：一個以中國為「頭雁」的「新雁陣」有望形成。與早期以日本為「頭雁」的雁陣發展模式不同，其範圍將遠遠地超 越東亞的地理範圍。
當然，正因為「一帶一路」涉及範圍之廣闊，目標之宏大，其面臨的各方面挑戰也將是空前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樣來自經濟和政治的相互關係，表現為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力」 ―― 其中可能包括項目凖入階段的政治阻力和投資運營階段的政治風險。
全球化新動力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一帶一路」戰略推出和「走出去」戰略升級正在為受金融危機影響而弱化的全球化進程注入新的動力。實際上，中國在 經濟總量、貿易規模、外匯儲備、海外發展融資等方面已經具備了在全球化過程中發揮引領作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國不斷增長的海外投資和金融資產在更廣泛 領域和範圍的配置正在使這種潛力變為現實。中國推動的全球化是原有全球化浪潮的延續，但又有著明顯的不同。
與「美式全球化」金融資本的主導不同，中國推動的全球化將更注重實體經濟，特別是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等。而在金融領域，官方機構主導的發展融資將起到關鍵作用，這與「美式全球化」私人資本和商業性金融機構的主導不同。
從更深層次看，中國推動的全球化將以「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為思想基礎，這也與帶動「美式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有所不同，其政策主張也必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發展是硬道理」在中國正在被賦予新的內涵，可持續性、包容性的重要性空前提升。面對多年累積的環境問題，綠色轉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維護民眾健康和社會和諧的當務之急。
在「一帶一路」戰略推出和「走出去」戰略升級的背景下，如何在輸出資本和產能的同時輸出環保理念和生態文明，如何建設「綠色一帶一路」，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
「挑戰者」和「守成者」
從發達國家的領導者，到新興市場的領導者，全球化的驅動力來源也在次第轉移。然而，這種轉移並非排他的。換言之，在推動世界經濟走向復蘇的同時，中美兩國也可能共同帶動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到來。當然，兩國之間的合作必然存在，競爭也不可避免。這 方面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涉及貿易投資、貨幣金融和發展融資等多個領域。在去年的APEC峰會上，在中國的推動下「北京路線 圖」得以通過，從而使得亞太自貿區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終極目標」；短期內，美國主導的TPP和中國參與的RCEP能否如期在今年底以前完成談判將成為 關注的焦點。
金融方面，以貨幣資金池為形式的若干區域和國家間金融安全機制仍有巨大的完善空間，而最為重要的進展是在發展融資領域。通過倡導設立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多邊機構，中國開始在這方面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調整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
具體出資只佔外匯儲備的極小部分，但中國能從中獲得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潛在收益則是不可估量的。
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方面影響力的展現，原有秩序的主導者難免產生一定程度的不安。實際上，治理結構的調整可以是存量，也可以是增量；既反映在規則上，又反映在機構上。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等新機構的設立反映了發展融資領域的重大增量調整，其正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亞投行的設立過程清晰地反映了「挑戰者」和「守成者」之間的分歧和博弈；而眾多「觀望者」的最終決定則說明，變革是大多數國家的共識，選邊站隊的邏輯其實並不成立。展望未來，在新老機構並存、新舊體系並行的情況下，相互競爭在所難免，協調合作是為至要。
中國的「布雷頓森林時刻」？
歷史上，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將大量的美國資本和產能導向歐洲，為戰後西方世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今天，「一帶一路」則有望將中國的資本和產能引入眾多低收入國家，實現協同發展、共享繁榮。歷史上，布雷頓森林會議決定建立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在一張白紙上描繪了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藍圖；今天，新的多邊機構的建立則為原有的治理體系增了磚，添了瓦。說中國的「布雷頓森林時刻」來臨並不恰當，但2015年的確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秩序的一個轉折點。
作者簡介
梁國勇博士，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本文內容僅代表其個人觀點，也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4/150402_oped_china_belt_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