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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2 November 2012

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四）

作者：《思想》 | 评论(0) | 标签:中国改革的歧路, 朱嘉明, 陈宜中, 王超华, 钱永祥

文/陈宜中

四、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人口过剩、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陈：可否谈谈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

朱：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三个区别：第一，我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不包含对现政府经济政策服务的意识；第二，我不是讲短期，而是讲中期，所谓中期指五年左右的时间区间；第三，我关切对长程有影响的经济现象。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其宏观经济中都会存在着增长放缓、失业、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之类的问题。人吃五谷杂粮经春夏秋冬，没有不得病的道理。当代世界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瞬息万变，宏观经济自然会波动。在我看来，说中国宏观经济存在问题，是指这些问题具有独特性、制度性和长远性。

陈：独特性、制度性和长远性是指什么？

朱：还是先从具体情况入手，再来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着若干过剩。第一是人口过剩；第二是产能和产品过剩；第三是货币供给、资本和投资过剩。这三大类型的过剩无疑具有中国特色，而解释这三大过剩的内在逻辑必须从制度入手。不仅如此，这三大类型的过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势必是长期的。

人口过剩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问题。在特定制度下，人口过剩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中国的体制下，特别是六四之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是当局的第一大目标。为了实现稳定，就必须解决就业问题。在人口本来过剩的情况下，在私有经济受严重压抑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只有在政府参与下的投资，才能不断扩大就业机会，缓和人口过剩造成的失业自然增长。而过度投资，必然导致生产产能的过剩，乃至产品库存增大。

刚才是讲人口过剩、就业压力、投资扩大、产能产品过剩这样一个逻辑。此外，还有另一个逻辑。中国持续地扩大基础货币规模，储蓄居高不下。从贷差变为存差，存贷比持续上升，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人们把这种现象说成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供给过剩，也就是钱太多了，毛了。这么多钱，导致了中国的资本膨胀。于是，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开工，避免失业，拒绝减产，造成产品过剩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维持投资规模，形成更大的产能。这是中国经济最深刻的矛盾所在。

陈：中国的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可以通过扩大需求来解决吗？

朱：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中国实行金融垄断，各级政府公司化，对投资不仅有决策权，而且有操作能力。但是，中国的党国体制再万能，却没有办法解决国内民众的强制消费问题。不久前我看过一个数据，是讲生产能力怎样大于居民消费能力。中国居民消费总支出与中国工业消费品的内销产值的差距持续扩大，目前至少高达5万亿甚至7万亿人民币以上。居民消费还包括农产品和服务业，也就是说，大量的工业消费品生产出来没有市场，只能是增加库存规模。以彩电为例，在2000年前后的彩电生产量是300万台，销售量是100万台。2010年彩电生产到了1.18亿台，消费量是4000万台。但是中国的彩电生产依然在高速膨胀，而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彩电行业消减生产，必然导致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减少彩电行业的生产规模。这是各级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中国政府就推动彩电下乡，让没有彩电的农民购买。但是，因为电费过高，彩电下乡并没有刺激出多少需求。至于国际市场，中国彩电的份额早已达到极限。显而易见，这样的模式也许可以躲过初一，但注定躲不过十五。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发生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是通过经济危机加以调节，包括失业扩大、经济萧条等。但是，中国采取的办法却是压低工资，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恰恰又破坏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陈：不论是产能过剩还是产品过剩，其背后不都是资源浪费吗？

朱：是的。不论是根据官方资料还是学者调查，中国制造业设备的利用率仅有七成左右，大约有四分之一设备闲置是没有争议的共识。钢、铜、塑料材料的生产，据说闲置率高达五成。有些新兴工业，像是集成电路板、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也过剩。生产设备的闲置，就是各种资源的浪费。

陈：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

朱：非常难。这里有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是许多跨国企业的生产中转站。他们的生产量通常大于中国市场的需求量，因为要把多余部分用于世界其它各国市场，但是他们往往高估市场的扩张能力。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为了自身的财政收入和增加就业，大力扶植本土企业的产能扩张。说到国际市场，一方面西方消费模式正在转型，趋向更节约、更环保的消费模式。此外，各国的企业家、生产商、供货商、消费者，都开始警觉和抵制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过份扩张。中国产品的外销阻力越来越大，而这又加剧了中国的生产过剩。

钱：所以，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建立生产基地，以解决资

本过剩问题？这又是否造成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趋于紧张？

朱：在过去五年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生产制造国、贸易国，继美国之后的资本输出国。但是中国的资本输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抵制。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世界变了，海外资源越来越短缺，例如石油资源。不是说中国有了资本有了钱，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行业。在中国所要进入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有了民主制度。中国的投资面临着这些国家的法律程序，以及这样或那样的工会组织。处理劳工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过在中国本土。当然，还有经营管理、人才和劳工培训的问题。

我注意到中国一些海外投资者，不论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受到太多过去殖民主义时代的影响，以为可以在21世纪的今天重复20世纪甚至19世纪殖民主义者的故事。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非洲一些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也不是谁有钱就欢迎谁。中国在海外不仅遭遇到扩大中国制造产品市场的越来越多的阻力，而且还遭遇到购买资源产品和投资资源产业的有形和无形的阻力。

陈：您怎么看中国的房地产业？房地产是否也是供大于求的行业？

朱：房地产成为中国主要的产业，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地方财政造成的。还有一个是，中国过剩的资本实在没地方可去，只能够流向房地产业。中国因为国土太大，它的房地产业是从大型城市扩张到二级城市，从二级城市向三级城市扩张。于是，房地产、城市化、资本过剩，变成同一个问题了。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业所吸纳的货币总量，是天文数字。只有当整个中国县一级城市都盖一遍房子之后，这个过程才会完结。我认为，这大概还需要三到五年左右。请注意，中国的房地产业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向二级城市、三级城市推进，活生生地把城市化的水平从30%左右，变成了50%。

还要补充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既造就了背负巨额房屋贷款的房奴，也造就了因为拥有房屋资产的有产阶层。例如，只要是原本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只要过去享受过单位分房，或者旧家拆迁之后的房屋补偿，大多数就不是真正的穷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二级城市，甚至县市的居民。

至于中国的房地产是否供大于求，其指针是空置率。在中国，商品房的平均空置率不会低于10%，当然严重。如此下去，会触发中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从2010年初，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压房地产业。

陈：按经济学的一般解释，资本过剩是利润率下降造成的？

朱：这个问题触及到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要害。经过持续二十余年的高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但是，原本存在的二元经济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加大。在实体经济中，存在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金融经济中，存在着国家垄断的现代金融体系，和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民间金融。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灰色经济和灰色收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在国家垄断控制的行业和部门，资本是充裕甚至是过剩的。但是，大量中小企业却始终面临资本供给不足的压力，无法摆脱资本饥渴症。中国资本的相对过剩，其实和利润率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制度有很大关系。对于某些国家垄断行业和部门来说，利润率再低，资本也不会减少。但对于民营经济，即使利润率再高，也不意味着资本的供给。

陈：货币资本投资过剩，势必推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但生产过剩的最终逻辑后果，却是经济萧条和增长率下降。您是这么看的吗？

朱：中国的宏观经济长期纠结于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压力之中，既要防止经济过热，又要维持经济增长。所以，你看中国经济学家二十年来关于宏观经济的分析和对策，几乎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当经济紧缩时，就主张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强调刺激增长。反之，为了避免经济过热，就主张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翻来倒去。

在我看来，中国的主要压力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这是因为考虑中国经济问题时，一定要把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变量。中国的财政收入多年来两倍于GDP增长，使得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实体和投资主体。举国上下批评的公款吃喝、小汽车等问题，除了造成贪腐之外，也支撑了中国的GDP。巨额维稳费用，除了造成新的利益集团之外，同样也支撑了中国的GDP。只要维持现存的政治制度，中国就会以避免通货紧缩，维持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继续投资；在产品过剩的情况下，继续生产；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继续增加居民的名义货币收入。这是一个宁可要经济过热，也不可能要经济紧缩的政策取向。

如果中国政府因为惧怕社会出现不稳定而坚持不让失业率上升，中国生产的东西会积压得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到达一个极限，其最终的后果就只能是失业规模完全失控。也就是说，中国的危机不会是一种从十度到二十度、三十度的逐渐扩散的危机，而一定是一次性大危机。

陈：您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

朱：当下历史阶段的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货币供给过大，是推动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是，货币机制的最终影响还是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的，主要是通过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升实现的。中国要经济增长，就必须扩张投资能力，需要投入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这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最终导致整体性全方位的通货膨胀。

陈：货币供给过大导致投资过剩，投资过剩又导致产能过剩？

朱：不妨通过事例来加以说明。先讲钢材。中国钢材严重过剩，导致产品积压，形成钢材价格下降压力。因为中国严重的货币过剩，相当多的资本流入钢材领域。当钢材价格下降到接近成本区间，资本就会涌入，超常吸纳屯积。但钢材市场一变化，他们会拋售钢材变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涌入钢材领域，不仅可以有效地阻止钢材价格过度下跌，而且因为对钢材资源的垄断，会导致钢材成为推动下一轮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所以，钢材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生了一个复杂的交叉机制。煤炭也是如此。和钢材相比，煤炭还受制于运输能力，而运输能力是长线投资。因此，煤炭的价格波动，不仅受煤炭产量影响，也受资本过剩和运输能力影响，是这三者交叉平衡的结果。

陈：所以，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的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是不可分割的。

朱：是这样。但重点是：如果不能建立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增长一定是少数人受益；这样的高通货膨胀一定是多数人受害。

（本文原發表於《思想》22期「走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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