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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2 November 2012

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五）

作者：《思想》 | 评论(4) | 标签:中国改革的歧路, 朱嘉明, 陈宜中, 王超华, 钱永祥

文/陈宜中

五、中国未来

陈：有些经济学家相当乐观，说高速增长还可以维持十年二十年。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甚至有中国经济崩溃论。您怎么看？

朱：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谈未来。凯恩斯的著名说法是：从长期看，我们大家都死了。如果一定要说未来，我倾向于把它限定在二、三十年的时间范围内。

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并非是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在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年，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1927年至1937年，在共产党执政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画」的1953-1957年，都发生过高速增长，只是这次的时间相对的长。但这是和一些特殊条件有关的。第一，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开放之前，经济发展水准过低，基数太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增长空间极大。第二，中国受惠于「冷战」、「全球化」、「九一一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改变的国际条件。第三，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大幅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准，形成了对未来的积极预期。第四，六四之后，中国统治集团实现了以「维稳」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上述这些条件都相当独特，是不可重复的。「中国奇迹」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历史现象。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不会是过去三十年的重复和放大。

陈：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有哪些负面的因素或遗产会影响未来？

朱：关于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人们说得太多了，无非是因为经济改革和开放，GDP 持续高增长，完成了「经济起飞」，实现了所谓的「崛起」。但是，这种情况绝非是中国独有的。近三十年来，除了非洲的一些地区，整个人类的物质水准都有了相当的改善。同时，全世界的政治制度也在趋同中走向进步。IT革命、手机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和教育方式。

所以，我更看重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负面因素。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若干个危机：

第一个是生态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大规模地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包括森林砍伐、土壤恶化、沙漠化、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排碳量失控、空气污染、海洋资源的掠夺、地下资源的枯竭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生态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水资源和土壤的破坏。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比重很高，达到七成以上，但是缺口的三成的绝对量也是惊人的，需要进口。中国农田面积的减少从根本上制约了粮食自给率的稳定。生态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生存的危机。生态危机不是中国仅有的，但是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其生态环境破坏之后不可修复，以及资源丧失之后不可能再生的后果，要严重于世界任何国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已日益依赖中国之外的资源。

第二个是全民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危机。2003年的SARS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预警。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之后，公共环境和医疗体系是相当脆弱的。谁也无法保证中国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危机，而这种危机远远比地震、洪水、飓风等天灾可怕。

第三个是社会危机。这个危机领域非常宽阔，至少包括道德危机、制度性贪腐、侵犯智能财产权，还有偷窃、抢劫、吸毒和卖淫等等。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彻底「解构」，而新的社会体系难以形成。中国当下的社会基层丧失了「自治」的支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赖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而是基本依赖于政府和政权的力量。

第四个是经济危机。衡量中国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标准是相当不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有1%、2%、3%就已经好得很，谢天谢地了。但是，中国却不能承受低于5%，甚至低于6-7%的增长。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准太低，没有增长、没有就业，对很多民众而言，就是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就要出大事。在毛时代，中国农民虽然被禁锢在农村，但毕竟有集体经济，有土地耕作，有小小的自留地，活下去大体没问题。但今天，大多数农民已经与土地分离，没有了家园。如果没有工作，不能挣钱，没有栖身之处，那将是引发社会失衡的巨大能量。

第五个是政治统治和治理危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敌人」最多的国家。1980年代是中国「敌人」最少的年代，但自六四之后，「敌人」就多了起来，有国内的，有国际的。与毛时代比较，只增不减。特别需要说的是，其中的不少「敌人」其实是「假想敌」。「敌人」的数量和统治成本有极大的相关性。所以，中国政治统治和治理成本，无论和中国过去比较，还是和美国比较，都与日俱增，集中体现在著名的「维稳」开支上。在经济高度增长，财政收入维持两位数增长率的情况下，这自然不是问题。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形势恶化，就难以为继了。

我所说的这些危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都不是积累了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了。这些危机相互影响，已形成一种危机的「叠加效应」。任何一个危机没处理好，都可能引爆其它危机。中国有句古话是「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但也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说法。中国未来的根本挑战是：不仅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还要面对和正确处理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危机。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是当今世界最累的领导人。

陈：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您怎么看？

朱：我想纠正人们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改革大体是成功的，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多元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政治改革的滞后，如何加快政治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国在六四之后，不仅政治改革停顿和倒退，强化了党国体制，而且经济改革也步入歧途，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如今的问题，岂止是经济改革成功和政治改革滞后的矛盾，而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双双背离1980年代初衷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大体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配套、相互支持。要看到，没有六四之后的政治体制，中国也不会如此之快地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的未来不是简单的激活政治改革，而是要改革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就经济领域来说，势必要「第二次改革」。

陈：如何实行第二次改革？

朱：从回归理性和回归19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非理性状态已经多年。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到处讲「盛世」和「崛起」，还有「中国模式」。那一年又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更加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改造世界货币金融体系。

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都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所以，中国需要做新的历史选择，在不同政治势力和思想派别间求同存异，选择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看来，最有共识基础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遗产，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情重新激活。这是为了避免同归于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

陈：回到1980年代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如何面对六四？

朱：那是当然的。八九民运的积极和正面的历史意义，老百姓知道，精英知道，特别是当权者也知道。但当然，要解决或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自然会遇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抵抗。这相当于一次社会革命。但是，风险和收益成正比例。那些有机会重新评价六四的人，既冒着最大风险，也将获得最大收益。

陈：张木生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您怎么看？

朱：张木生是老朋友，精通马克思主义，熟悉中国农村。但是，我对于回到「新民主主义」不以为然。在当代中国，「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概念，而绝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七十年前，毛泽东主张「新民主主义」，带有很大的宣传、统战目的。他内心是否真的相信有一种「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现已无从考证。但是人们知道，刘少奇提出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遭到毛泽东痛击，因为毛泽东希望中国快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现在，在21世纪过去了十多年的中国讲「新民主主义」，无异于「刻舟求剑」，没有出路。

陈：中国真有可能再回到胡、赵时代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980年代的中国，而且，在二十多年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已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回归1980年代，如何有助于化解这些矛盾，并克服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

朱：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合法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是否信任执政党和执政集团的问题。简单地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是民众丧失对你的信任，执政集团丧失了信用。其实，合法性危机是共产党执政后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都是为了缓和合法性危机。

回到1980年代是非常有弹性的选择。首先，与回到新民主主义不同，这不是回到一个主义。中国的历史教训很多，只要回到一个主义，就会强化意识型态的冲突。我所谓回到1980年代，更强调的是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可以容纳不同的主义。在1980年代，表面上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意识型态的作用弱化，普世价值的影响扩大。不然的话，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1980年代有所谓的「反对自由化运动」。其次，回到1980年代，可能也意味着一个包容不同发展模式的共同体。

我认为，回到1980年代，基本可以避免中国的分裂。因为1980年代的道路是在承认中国已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之下，通过改革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开放和民主的社会，实现分配大体公平的丰裕社会，给每一个人经济和政治权利。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为社会主流和多数人接受的，是可行的。

现在与1980年代相较的最大差别是：中国今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利益集团。中国内在的矛盾不再是单纯的理念和主义之争，而是利益之争，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了。我想，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出路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实现新的立宪，同时建立一个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甚至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对话和妥协的政治框架。

陈：假设历史给中国回到1980年代的机会，谁来主导？您曾经接受过「新权威主义」吗？

朱：在1980年代，我并没有卷入「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因为我厌恶讨论主义之类的问题，也不希望将经济问题和意识型态相关连。六四之前兴起的中国「新权威主义」，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其核心思想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基础，而集权是经济市场化的前提，所以中国需要政治权威和集权。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权威主义的思路。只是，如今的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据说，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有一次向邓小平提到了「新权威主义」，并解释说：「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对此，邓小平说他也是相同主张，不过不必用这个提法。应该说，赵紫阳注意和思考过新权威主义，但是并没有简单地接受新权威主义。赵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已经开始政治改革的全面研究，而民主化就是政治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陈：我知道您不喜欢用「左派」和「右派」去分析中国的政治光谱，但是中国的左右之争不是一直很激烈吗？

朱：我的观点是：今天的中国尚未出现清晰的政治光谱，也就是说，还没有清楚地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潮。各种所谓的派别，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处于相当粗糙的状态。

在今天中国，「改革」如同昨天的「革命」一样，完全被庸俗化，每个人都以改革派自居。至于改革什么，每人有每人的含义和解释。所以，也不可简单以「改革」来区分中国的政治派别。真正划线的标准应该是：到底要怎样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法律体系？

我个人反对任何政治倾向下的激进主义和激进派，因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极端主义，都会「唯我正确」，拒绝多元、宽容和妥协，导致破坏而不是建设。中国最需要的是理性和对话。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的执政集团是否有新思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现在拥有权力和一切资源。

陈：您似乎借用了西方左派的部分资源，主要是解放主义式左派(libertarian left)的部分观点？

朱：就我的思想资源来说，很杂。是的，left-libertarianism 对我很有影响，我希望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真正的自主权力。为此，就必须限制国家和大公司的权力，尤其要制止现代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联盟。在产权方面，我不是简单的私有制主张者，而是支持self-ownership。此外，我支持地方货币。

在经济学思想方面，我接受亚当‧斯密的基本理念。当然，奥地利学派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当代人类在经济领域的深刻危机，源于人们日益脱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我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

陈：您最大的关怀似乎是不希望中国未来失序，而希望各类危机得到理性的缓和？

朱：中国现在最重大的问题是：已经不可能再按照现在的模式运行下去了。此时此刻，「中国模式」还有一定的能量和惯性，还没有走到尽头。至于还能持续多久，三年五载大体没什么问题。而且，如果中间冒出幸运的因素，还可能会延长。但是，如果不寻求变革，爆发严重危机仅仅是时间问题了。我希望中国能避免危机的总爆发，希望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危机可以分流。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替代性的发展模式？目前还没有。所以，我认为唯有回到1980年代，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历史遗产作为各方现实力量的妥协基础，完成胡、赵在1980年代本来要做的事情，把背离这个目标的东西做出调整，才是最现实、最理性的当前出路。我希望、也试图让大家接受这个想法。

六、补充问题

陈：2012年1月，台湾远流出版了您的大作《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您在后记中做了详细介绍。您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朱：我试图对中国两三千年的货币经济史做一次重新的梳理和解读。概括起来就是：货币经济史证明了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确实是从自由到垄断的历史。中国自由经济的历史二、三千年，垄断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十年。以货币经济而言，直到1933年废两改圆，和1935年币制改革，中国货币经济的自由传统才真正完结。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人们：虽然当代世界所有国家都实行货币垄断，但是只有党国体制、极权政治彻底实现了一体化，使货币完全沦为了政府的工具。这样的货币经济究竟会怎样演变下去，我并没有结论，但是我把问题提出来了。

陈：哈耶克对您有多大的影响？哪些方面的影响？

朱：我读哈耶克的东西读得很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我那时读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但是，我真正大体读懂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史是在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哈佛大学和MIT作访问学者，有点时间反省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性。2000年之后，到了维也纳，来到了哈耶克读书和生活的地方，拉近了和他的距离。我在维也纳认真读了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深受启发。人们认为他的货币非国家化思想是乌托邦，我却根据中国几千年的货币经济史证明：货币的非国家化不仅存在，而且是中国经济历史的重要基础所在。

陈：您怎么看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中国大陆，反垄断的社会支点可能何在？

朱：我并没有简单地反对全球化，我认为全球化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只是冷战之后的这次全球化，导致并加剧了中国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使共产党和华尔街建立了联盟，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政治经济的变异，就是极权的政治资源和资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垄断和对自由前所未有的压制。这是为我的理念所不容的。占领华尔街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挑战，对华尔街和当代金融制度不会产生冲击和改变。但是，它对于年轻人形成新的思想，会有积极的影响。至于中国反垄断的支点在哪里？在中国民间！主要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家，以及独立的知识分子。

陈：您夫人柳红最近以独立参选人的身分，参与北京的基层人大选举。是否可以说，基层人大选举是否逐渐开放，是当局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的重要指针之一？

朱：柳红独立参选北京朝阳区人大基层选举，是对民主的一种实践。在这个参与过程中，柳红和她的支持者得到两个重要的初步结论：第一，现政权对基层人大选举是绝对控制。与1980年代那次人大代表选举相比，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大倒退了。目前为止，现政权在民主改革方面寸土不让，寸步不退。

第二，一旦大环境发生变化，基层人大选举的进步改革并非是一件难事。目前基层干部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采取对立态度，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现存的利益。

陈：您曾经参与海外民运，后来退出。如今，您寄多大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朱：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大致具备了激活民主转型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从民众的觉悟、社会需求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但是，统治集团仍拒绝这种转型。而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而是因为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中国人从来讲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民主转型需要大的历史环境的变化，首先是执政党内部的变化。在这个问题面前，需要有耐心。民间要自我学习，积累力量，要沟通、要组合。

陈：您怎么看台湾的政治转型？随着大陆政经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您估计两岸关系可能如何演变？

朱：从第一次来台湾到2011年的台湾之行，整整相隔二十年，两岸格局出现了新的特征。我归纳这样几点：第一，在经济方面，彼时大陆希望引进台湾资本、技术和企业，此时台湾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第二，在军事方面，彼时大陆和台湾基本平衡，甚至台湾还有某些优势；此时，大陆军事实力迅速崛起，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台湾完成了两次政党轮替，占据了制高点。国民党进步了，民进党对台湾政治转型的贡献也需要充分肯定。

台湾民主制度的发育和成熟，是否可以成为制衡中国经济军事实力膨胀的一种力量，现在还难以下结论。随着台湾对大陆的开放，台湾的民主制度，特别是2012年总统选举，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冲击，至少彻底推翻了中国人不可以搞民主的说法。

现在，两岸都是变量。大陆是大变量，台湾是小变量。大陆在未来二、三十年间，会有进一步的制度变革和转型；而台湾已经走向稳定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视野下，两岸的相互影响，就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规模的问题、硬实力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质的问题、机制的问题、软实力的问题。我希望台湾为大陆未来的进步和转型，能起很多的示范作用。

我在1990年参加了台湾民主基金会征文比赛，题目是「民主再造中国」。我获得了头等奖。二十年后，我的这个理念也没有变化，希望「民主再造中国」成为未来中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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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并担任本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

本文原發表於《思想》22期「走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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