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爲了瞭解和探索美國左翼共產主義思潮的前世今生，讀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錄，從三十年代的「老左」，六、七十年代的「新左」，到二十一世紀的「剩左」。前些日子拿到了林保華（淩鋒）先生的回憶錄《我的雜種人生》，這是林先生從左派的烏托邦情結中走出來的親身經歷。兩相對照，令人感慨無限。
幻想和希望
林先生出生在印尼華僑家庭。他的父母都畢業於當年的燕京大學，可謂家境優越。特別是母親家族，是滿清官宦人家，身世顯赫。雖然到林先生成長的時候，世事巨變，他已經享用不上家族勢力之餘蔭，出生不久就隨父母移居印尼梭羅，但是相比較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家庭，林先生顯然是那種衣食無憂且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幸運者。
在上個世紀全球社會主義思潮風起雲湧之中，出於思想理念迷戀烏托邦而投身於左翼運動的青少年，大多來自這樣的優越家庭。真正的窮苦人家孩子一日三餐困頓，還顧不得烏托邦理想這種奢侈品。這一點，中國人和美國人是一樣的。
林先生在印尼，從小學開始學習華語，就接觸了左翼思想；1949年移居首都雅加達，進了受中共影響和控制的華語中學。讀什麽書往往極大地影響青少年時期的觀念。林先生説到他在印尼時讀的書，開出來的書單幾乎和我在中國讀的一摸一樣，甚至更多，除了中共紅色作家的小説，就是蘇俄的革命文藝。林先生說，後來他才知道，那時他接觸的華語老師，有很多已經是共產黨員，而且是中共黨員。按現在的説法，這些人是「外國代理人」，但是那個時代他們信奉的是另一種説法，馬克思説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哪兒都一樣搞共產主義革命。林先生就是在印尼成長為一個熱情的左翼青年。
1955年，林先生毅然回國，要在中國完成學業。在回國的船上，他們這些青年人唱的是蘇聯歌曲《青年團員之歌》：「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青年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萬衆一心保衛國家。」
從希望到幻滅
1956年，林保華先生參加第二次高考，考取了被譽爲「第二中央黨校」的中國人民大學。我們年輕時都知道，這所大學是培養黨和國家的幹部的，後來被我們戲稱為共產黨的「第二神學院」。當他看到自己榜上有名的時候，十分興奮，因爲這證明他的「政治覺悟」得到了黨的認可。他進了人大的中共黨史系，研讀中共革命歷史。青少年時期的林先生其實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讀書就要認真讀好，於是他真地下功夫去研讀從《資本論》到時事，從國際共運史到中共秘史。中共的這一套半真半假的知識體系，林先生多少年之後必須痛苦地一一重新消化，重新鑒別，從面面俱到的謊言中發現歷史事實。這個過程，我這樣從中國出來的人都經歷過。當時人大的課程學習對林先生的一生非常重要，他通過這幾年的讀書經歷，比任何人都熟悉了中共的語言和邏輯。中共是怎麽闡釋歷史和現實的，是怎麽對待事實真相的，是用什麽話語來解釋一切的，那一套曾經迷惑過無數青年，現在依然在矇騙中國的青少年，但是騙不了林保華，他是這個專業的，他真的研究過。
但這是後來的事情。在他剛進入人大的時候，還是滿懷希望的時候。由於他的家世不同常人，由於他在印尼時期的革命熱情和表現，由於他是從海外回國投奔革命的，他的個人條件有其特殊性，他本來是黨的培養對象，是有望在中共的革命隊伍裏進入「快車道」的。可是他這樣沒有真正經歷過中共革命的人，太把話語當真，不跌跟斗才怪。1957年，進人大才一年多，反右運動開始了，他就以表現得不夠革命而受到批判。還好「覺悟快」，黨對他「寬大處理」，「免予處分」，在政治上定爲「中右」。
林保華先生此後就這樣在中國緊鑼密鼓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鍛煉」和「改造」了將近二十年。這一段經歷是十分痛苦的，他在回憶錄中寫得雲淡風輕，似乎是在講述另外一個人的心路歷程，中立而客觀。他記下了大量細節，這些記載本身就極有史料價值。我們這些親歷了文革的人，如果記不起當年的事情了，可以到林先生的回憶錄裏去找找，那幾乎就是一部文革詞典，讀來有重回舊時而身臨其境之感。
到1974年，文革將要終結的時候，他在海外的父母終於可以來看望他了。父母和他是怎麽談的，他沒寫，我卻這樣來腦補：「兒子啊，共產黨革命的滋味你已經嘗過了，現在，可以回家了。」他們給他編造了一個要出國繼承遺產的理由，讓他申請出國。第一次，在申請了一年後，組織上說不批准，什麽原因也不説。林先生回憶說，「我急了，甚至急得哭了。」 我讀到此處才明白，這時的林先生，已經從希望革命轉變爲理想幻滅。
1976年下半年，林先生終於獲准出國，8月17日啓程前往香港。幾天後，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但是，林先生再也不會回頭了。他正從幻滅走向覺醒。
覺醒
林保華先生的回憶錄寫到這裏大約是一小半的內容。以後他回憶在香港生活，依靠一支筆謀生養家，給讀者呈現了一個自由城市充滿活力和人情味的生動景象，那是香港最後的好時光。他以投身中共革命經歷了希望到幻滅的覺醒者的身份，評論時事，談論過去，也談論未來。他的特長是揭示中共話語之下的真實涵義，事實真相。你別想哄騙他，要知道他是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黨史專家，他知道中共黨史的話是怎麽說的，他也知道這些話後面黨實際上是怎麽做的。他太熟悉那一套了。
九七回歸臨近，那時香港有很多人是看好回歸的，想回歸給自己人，總比讓鬼佬統治好。林先生卻明白等待著香港的是什麽。君子不立危墻之下，對中共他不抱一絲幻想，九七之前走人，他移民去了美國。
在美國，林先生仍然是一支筆謀生。他在回憶錄裏一一歷數他對一系列事件和人物的評論。我就是在那個時期結識了筆名淩鋒的林保華先生。再以後，痛感於美國遠離華人世界，他的華語讀者大多是在中國和台灣，於是林先生毅然移居台灣，直到現在。在這幾十年裏，他的筆一刻沒停。凡是中國和台灣發生的重大事情，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表現，他都及時做出評論，目光犀利，下筆如有神。一直到今天，每隔一兩天，我就能收到林先生評論文章的郵件。他的寫作，質和量都讓我徹底佩服。我非常高興的是，對中國美國和海峽兩岸的事情，我的看法和他的評論高度重合，只要涉及中共的動機和作爲，我們的看法就基本一致。我想，原因也簡單：我也是從中共革命陣營裏出來的，我們都知道那裏面有些什麽。
幻滅以後怎樣？
自從文革以後，我們看到很多當年左派的理想幻滅了。但是幻滅以後並不一定會走向覺醒的。在西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老左」，嚮往天堂般的蘇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令他們瞬間幻滅。但是他們中很多人轉變成六、七十年代的「新左」，他們找到了新的革命樣板，那就是毛的革命路綫，越南和古巴。文革結束，越南和古巴難民投奔怒海出逃，給一部分「新左」猛擊一掌，理想幻滅，走出左派烏托邦，但是仍然有另一部分留在左派陣營裏，成爲今日「剩左」（left-over left）。
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很多當年左派幻滅後拒絕覺醒。更多的幻滅者，卻被迫沉默，假裝「到此爲止」，讓黨相信他們並沒有覺醒。幻滅以後，覺醒是需要客觀條件的，因爲過來人都知道那個陣營對異見者會何等殘酷。只有很少的人，幻滅後走向覺醒，還能保全人身和人格的完整。
所幸的是，林保華先生是在第一次出現可能性的時候，就走出了中國，來到了自由世界。我們這些走出來的人，有了覺醒的條件。我們不忘過去，我們懂得自由之可貴。林保華先生的回憶錄細節豐富，很有史料價值，他用自己一生經歷，寫出了我們這樣的出走者經歷幻滅與覺醒後的心聲和希望。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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