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1 December 2018

才旦夏茸:论藏传佛教各宗派之命名问题

2018-12-20

作者简介:才旦夏茸,(1910—1985)男,藏族,青海省循化县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现代著名藏学家,西北民族学院教授。历任青海省翻译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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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古茹牟尼嘚喏呀!
释迦王子舍弃王政如同吐唾液,
精于根除生老病死四苦方便法,
具足完胜难破四魔军阵之吉祥,
皈依天等一切有情共宝释迦王!
雪山璎珞连绵环绕大小蕃之域,
历代持法先哲所建各宗宏妙殿,
惑于法要凡夫所命谬名污垢丛,
彼此实据语帚清除之妙且观之。
一、藏族与蒙古地区传承的佛教不宜被称谓喇嘛教之理
当吐蕃王拉托托日年赞之世,雅隆河谷雍布拉康宫殿获得《宝箧经》、《诸佛菩萨名称经》、《六字经》等经卷,依此而有该王时期佛教最初萌兴之说法。松赞干布之世,其法臣吞弥桑布扎将于拉萨的帕旺卡玛茹宫殿中创制藏文,并藏译二十一部显密经典①。依此而称该王时期开创了佛教。吐蕃王墀松德赞之世,大亲教师静命(菩提萨埵)被迎至桑耶寺,剃度七觉士出家,传之别解脱戒律;还迎请莲花生大师,为二十五君臣等人转密宗法轮;噶哇白泽与觉如鲁益坚赞、尚益西德等诸大译师翻译诸多经论佛典,使大宝佛教明如白昼。依此而有该王时期大兴佛教之称说。
此后,藏族民间相传为头长牛角、口舌乌黑的吐蕃王朗达玛乌东赞刺杀其弟赤热巴坚后,毁灭藏地戒律达七十余载。此以前为佛教前弘期。随后,桑耶王擦纳·益西坚赞父子②之时,派遣卫藏十人到多麦丹斗,从喇钦贡巴饶赛处求取别解脱戒律传承,并返回卫藏,使佛教余烬从多麦地区复燃,且复传传承戒律。即此以后开始称为佛教后弘期。自七觉士出家为僧至今,持有沙弥及比丘戒的藏族僧人皆穿三衣,即上身穿条布与块布缝制的僧伽梨与郁多罗僧,下身裹着安陀会。其颜色亦遵照律典规定,采用红色、黄色、黄红色、紫色、红紫色等茜草科植物的颜色,而不用白、黑、蓝、绿、花色(杂色)等颜色。
在家信佛者有两种,即六种居士戒中受持所有戒律的居士与不受持任何戒律的信佛者。按人数来说前者为少数,后者为大部分藏人。因为藏族少男少女都懂事开始讽诵《皈依偈》、《六字真言》、《度母经》、《二十一度母咒》等,其中《六字真言》乃小孩也自然会诵。除了信佛的程度有异之外,生为藏人皆是自然而然信奉三宝。因此,为真伪作证而发誓时以三宝及三宝作证、十二部般若波罗蜜多经作证、十万颂作证等誓词常挂嘴角。还常说:大悲观音化机藏土、观世音佛土雪域、念嘛呢持佛珠的地方等等。为此想想亦易懂其理,故不需赘言。
受居士戒的在家人亦有两种,即入密教宁玛派的在家居士与非宁玛派的普通在家居士。前者依安多地区来说,在家养家糊口,务农与打理商事之余蓄咒髻(密髻),衣色用红色或紫色,日常念诵莲花生心咒--古如司迪、《略广遗教》、《自然成就思》、《速成思》、《无垢忏悔续》等为主,更不用说念诵六字真言及度母经等。
卫区桑耶附近贡嘎县境内的图登多杰扎寺、札囊县境内的邬金敏珠林寺、康区的噶托寺、佐钦寺、果洛州境内的白玉寺等为主的卫及康区的宁玛派寺院中,旧密僧人皆为出家人,受有清净的沙弥与比丘戒律,且三法衣不离身,还有过无数如律守戒者。诸见闻孤寡者见了受解脱戒的密教僧人便诧异万分,可毋庸诧异。请勤于见闻宝库里积蓄学识之宝!此外,还有在家蓄有密髻的阿巴(咒师)中下裹禅裙上穿白披单者,符合白衣蓄长发咒师之法相。对于藏人来说,上述言语好比给佛陀教咖咯③之喻。但是,其他民族该为不解,而以可否娶妻来辨别旧密与新密,此明显表露了于佛法知识之自欺所为,故而敬请自明!
在此举例说明:萨迦派五祖教主中,前三者称为白衣三祖,后二者称为红衣二祖。谓白者,即毋庸出家而穿白衣之;谓红者,即剃度出家而穿赤黄色法衣,依此名为白、红者。诸五祖为新旧密教中均属新密。倘若明白新密中亦有出家与非出家人,便易知旧密与新密的区别是否娶妻来辨别。如果受沙弥及比丘戒的剃度出家之僧娶妻养家的话,律典中称其为“法盗”。然而,不能守持律典中的戒律或献还律仪而还俗者,虽然其无沙弥与比丘(别解脱戒)之律仪,却并没有离弃三宝之信仰。故而,此人仍为佛教徒。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奉还沙弥戒律仪后着白衣,并用爱恋之语作歌词,仅依此而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丢弃佛法,并用图画与色彩夸张表现出来。此乃无知佛法次第之故。若诸无知者各自沉默不语,彼此也无所害。但是,若不想将上半生的仓央嘉措与下半生的曲扎嘉措认为是两人,进而扭曲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就请阅读阿拉善·达杰诺蒙汗撰著的达波衮珠诺梦汗如何改名为曲扎嘉措之事,则能够清除邪见之暗。
现在来谈谈藏区与蒙古地区传承的佛教不宜被称作喇嘛教的原因。“喇嘛”一词的梵语为“古如”,“古如”的含义乃是轻的反义词即重的意思,也即学识博大而称为重。藏译时用意译法译为“喇嘛”,即“至上”或“极顶”之意。字面上来看,“喇”是上或顶,嘛是词缀(助词),学识渊博之人称为喇嘛。因此,就学徒而言,不管身为在家与出家的师傅皆比自己富有学问,理应称师傅为喇嘛。随之后来,所有藏蒙化身活佛称作喇嘛,是作敬称与大名之美称,却不可能是所有称呼喇嘛者皆学问渊博。学问乃是亲近师傅,并具有智慧与精进者才能学成,则不是忽然自天而降、自地而生之物。如此出家之身的所有藏蒙出家人与僧人、黄衣者、善知识等人用汉语称为喇嘛或喇嘛爷,这可能是敬称,但不一定其皆为学问深重之人。
依此而将藏蒙佛教称之为喇嘛教,则犹如山般荒谬压在了头上。于此,为易懂而简略论之:倘若汉族称为喇嘛是藏语中身着僧衣的出家人的话,可否藏蒙佛教称为僧人教?如果可以,那么未出家的藏蒙在家信徒信仰的宗教也可否称为僧人教?如果可以,那么在家信仰旧密的宗教也可否称为僧人教?如果可以,那么汉地传承的佛教可否称为和尚教?说可以,则任一智者闻之此言定会发笑,而不想作驳论之苦。再者,则将会出现旧密僧人佛教称为喇嘛教,而旧密在家佛教不可称为喇嘛教之笑话。如今藏族大部分地区的人认为头戴金色唐徐帽,与坐骑带有项缨的人是喇嘛,这也是违背事实的称谓。
此外,现在外国人基于荒诞的名词--喇嘛教,不但说藏族喇嘛们篡改佛教或使他物掺杂于佛教,此即不同于佛教的喇嘛教,而且认为藏传佛教不是佛教。这种说法我无法认同,对于此说之驳斥上文可见,在此不论。
再者,有人说藏蒙佛教用汉语称为喇嘛教,可见于满清时期之文献记载,是有历史渊源的。无疑此为绝无了解佛教次第意义,不懂装懂的翻译人直观身着披单及僧裙的藏蒙僧人而命名。从此一直沿用荒诞的名词,至今还未能舍弃所谓“喇嘛教”的名词。对于藏族来说,譬如宝冠(五佛冠)“ཅོད་པན”本是藏语,不应写为梵文的“ཎ”字,但是,自古以来安多、卫、藏三区大部分文献中写用“ཎ”字,即写“ཅོད་པཎ”,而且木刻模板也一直误用。对于这个误点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智者来改正之,却存留为例。此为无能者反驳之逻辑言论。
倘若用汉语命名藏蒙地区传承的佛教,什么称谓最为合理呢?答案如下:在汉地从古传承的佛陀宗教称为佛教,此名为合理而无有争论。因此,我认为藏蒙地区传承的佛陀宗教亦用汉语称为佛教,或附地名所称“西藏佛教”与“蒙古佛教”,此称语言上没有一点污垢。对于“觉者”用梵语称为“བུད་དྷ”,“བུད”用汉语称为“佛”,“教”为教法及宗教之义。故此,我说合理要旨亦为此而已。
然而,现今对藏区称为西藏,对一位娴熟藏文的智者来说,考证意义重大,但生怕遮挡正文,在此暂且不论。
名称至净水晶镜面上,
化暗自作尘埃铺满已,
能灭长条丝巾擦拭之,
万种惊奇影子尽显现。
二、宁玛派教法不宜被称谓红教之理
谓“宁玛派”者,后弘期伊始,班智达弥底与大译师仁钦桑布等藏译密乘续部以后称为新密乘。与此相对称的前弘期时期,即毗卢遮那译师等翻译的续部称作旧密乘。新与旧的名词只附于密乘。故此,加行旧密与新密的人逐次称谓旧密乘者,与新密乘者,略称新密与旧密。《土观宗派源流》中说:“以班智达弥底来藏以前所译续部,则称为旧派密咒;仁钦桑布译师以后所译续部,则名为新派密咒”。阿佳·罗桑东知说:“弥底以前翻译旧续部,新为译师仁桑等开始。”两者其意是:新密与旧密的分水岭是前弘期(公元902)的结束和后弘期(公元978)的开始。其次,弥底与大译师仁钦桑布(公元958---1055)二者大约是同代人,因此两者翻译的诸续部均属新密乘,或弥底翻译的诸续部不可认为旧密乘。蔡巴·贡嘎多吉所著的《红史》中说:“公元841年朗达玛灭佛而前弘期结束,”此说法有早于60年的谬误。
自萨迦派及噶举派至格鲁派为止的各教派均称为新密乘。但是,噶当派主要大力修持显宗,却不显著修持密宗。故此,噶当派不被名为“新密乘”之显明名称。现今称谓“宁玛”(密乘、旧密)是莲花生大师作为根本上师,修持其说续部之意的行者。那么,此宗派其名为红教是毫无根据的,诚如乌龟之毛④。因为宗喀巴大师戴黄色僧帽,用藏语名其为“ཞྭ་སེར་བ”(戴黄帽者或黄帽派)。相对之,除格鲁派之外的其他宗派道众皆称为“ཞྭ་དམར་བ”(戴红帽者或红帽派)。仅此将宁玛派被称为红教的话,萨迦派及噶举派、觉囊派皆戴红色僧帽。故此,其皆有成为红教之误。今用汉语将黄帽系道众称为“黄帽派”;红帽系道众称为“红帽派”,则无不妥之处。“宁玛巴”可以被用藏汉两语合称为“宁玛派”,但如上文所述不该称为“红教”。
三、噶举派教法不宜被称谓白教之理
从文字写法来说,噶举巴这一名词另有一种写法是噶尔举巴。此则成为噶举派教主的玛巴译师、米拉日巴(杰尊米拉)、娘麦达波拉结及其诸后继者穿著白披单故。但是,诸智者共认:普遍流传的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为传承的行者,写为噶举巴乃为有意字眼。
对于僧帽颜色来说亦不可名为白教。噶玛噶举中有黑帽系与红帽系。除此之外,未曾有过戴白帽者。凡是格鲁派,皆是黄帽。然而,不是黄帽除外也不是不戴其他颜色帽子。如大慈法王释迦益西被永乐帝封为国师。不但戴其帝赐予的四瓣莲花黑帽,还其造像皆戴有黑帽。如今色拉寺各庙宇可以眼见。
在安多热贡隆务夏拉章的所依众中,我亦亲眼见过宣德帝赐予隆务大国师罗珠森格的金刚杵为金顶的黑帽。因为没有确切理由将噶举派被称为白教。是故,则用汉语称为“噶举派”是没有谬错,却称为“白教”乃谬论。
三、萨迦派教法不宜被称谓花教之理
由此,出家的萨迦派道徒,其帽为红色一如上述;如是在家道徒,帽色以自己的喜好而为,此外别无说法。就法衣颜色来说,身为出家僧人皆穿着红色或紫色以外不穿花色(杂色),且其遵照了律典所讲。那么,萨迦派称为花教之缘由从何而来呢?以颜色命名各宗派作为基准者,见之萨迦派庙宇及藏经室、人家房舍等墙面上浓涂黑蓝色涂料,且从屋檐到往下大约一庹处,右面涂为白色,左面紧挨着涂为红色,依此称为花宗或花教。那么,在大部分格鲁派寺院墙面中间涂有白色或红色、黄色以显示大气。下方涂上黑色,上方横面以黑色为基色,其上镶有碗口大小的白色佛珠。此缘由不足于将黄帽教法称为花教吗?萨迦派主要本尊喜金刚的三面颜色为蓝、白、红。假若其色显现墙面的传说为真实,但有何关系将萨迦派教法用颜色命名?倘若硬要如此的话,不就成为猪的上颌配上狗的下颌之喻乎?无论怎样,用汉语称为萨迦乃措辞适宜,但找不寻见以颜色命名之根据。
四、格鲁派教法不宜被称谓黄教之理
如上所述,宗喀巴大师意合诸噶当派上师所戴的黄色僧帽,并且戴其帽而称之为“黄帽”,或称为“金色五佛冠”。但如何能称为黄教?三衣中僧伽梨与郁多罗僧为黄色或黄红色,安陀会为红紫色的习惯普遍兴起,实据传述热振寺所依众中阿底峡尊者的郁多罗僧颜色为红紫色。无论如何,按衣帽颜色命名宗派是万万不可的,此即如上所述。那么,宗喀巴大师的教法用汉语被称为黄教,则根本没有确切理由。请众位明晓对其称为格鲁派或黄帽派是乌有违反!
再者,以颜色命名各宗派有如下弊端:格鲁派中当力行闻思时穿著红色披单;当力行禅修时穿著黄色披单,其名亦改为“山居者”之习俗。由于格鲁派有红衣系与黄衣系两大道徒系。故此,其言有误。
宗喀巴大师将僧帽颜色作为黄色,目的似乎在于增益第司·桑吉嘉措所著《黄琉璃宝鉴》。然而,不但戴黄色僧帽过去有噶当派诸上师的传统,而且拉钦贡巴热赛为其弟子鲁梅赐分内经像时,也以黄土涂染本教奥悉帽之史,第司岂能不晓此情?此为题外话。
五、另讲幸饶本教教法不宜被称谓黑教之理
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所著《黑白算问答》中说:自古以来本教有二系及其名称:一则祭神及算噶孜(星算)的苯噶(白苯);二则运用八卦、米娃(九宫)、杭唐(权势)等那孜(五行算,七世纪传自汉地。)中算吉凶兴衰的苯那(黑苯)。在安多地方行持佛教的人,将本教分为二系:信奉佛祖释迦牟尼与苯祖辛饶,并对其绕转朝拜的人称为苯噶(白苯);只信仰苯祖辛饶却不信释迦牟尼者称为苯那(黑苯)。信奉本教者并不承认存在苯噶与苯那两个名称。因为其名是以宗派偏执者之命名。那么,当今全民族迈向大团结的道路,并且实施享受圆满幸福生活政策之时,本教被称为黑教,此为不合政教两者之贬号。是故,此名称该当为废弃之物,且无需言说。
概而言之,在雪域吐蕃的宗派中亦有颇多支系,要以颜色命名这些宗派是非常困难的事。譬如,噶举派这一宗派中有香巴噶举、达布噶举、噶玛噶举、帕竹噶举、香蔡巴噶举、止贡噶举、达隆噶举、鲍绒噶举、亚桑噶举、超浦噶举、主巴噶举等。另外,也无法以颜色命名噶当派、觉囊派、希解派等等。
因此,以藏语原名来命名诸宗派是没有误差的。汉族自己过去也有用他者语言来命名其宗教的习惯。如:佛陀宗教名为佛教;咯琪⑤宗教名为伊斯兰教;耶稣宗教名为基督教;婆罗门宗教名为婆罗门教等。如此命名遂无些微争辩。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的来源,有些是以驻锡地而命的名。譬如,昆·衮乔杰布在白土山脉之侧面建立寺宇。故此,寺宇称为萨迦,宗派亦称谓萨迦派。又由于宗喀巴大师在卓日沃齐甘丹建立寺宇,就此而有了甘丹宗派。为顺口而呼为格丹巴(格丹派)或名格鲁巴(格鲁派)。以出现时间或早或晚而称谓宁玛巴(旧派)与萨玛巴(新派);以所修持教法的区别而称谓噶当巴(噶当派)、噶举巴(噶举派)、希解巴(希解派)。无论如何,除了用藏语名为红帽派与黄帽派之外,没有一个宗派以蓝、白、黑、绿、花等颜色命名。
总之,除了宁玛派以外,其他噶举派、萨迦派、格丹派的显宗方面的根基是,基于阿底峡尊者而建立的噶当派中分衍而来。此外,格丹派又有被命名为新噶当之说。若细说此理,则恐繁而无为。无论印度宗派与藏族宗派,皆按见的不同分化之外,绝不能按衣帽颜色、寺宇墙面颜色来分立宗派。是故,此处多写见之不同遂无有意义故,请勤于阅览过去诸智者所著大论矣!
雪域语言无垢大海中,
生长宗派命名莲花树,
破立千叶镶嵌之此物,
敬为智者喜乐所观戏。
此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之命,写于第16绕迥铁鸡年(1981)十月上旬。 

注:译自《才旦夏茸文集·六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

译者简介:才旦本,男,藏族,青海尖扎人,2001年,毕业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后,扎根基层从教十余年。2011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攻读藏学专业研究生。2014年6月,法学硕士毕业。现供职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藏族宗教、文化、格萨尔研究以及藏汉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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