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又在講話中明示：「要牢牢掌握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給予中國中央政府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如此實牙實齒的宣告，又如何實行？
中共又要領導一切，又要全面管治，靠的是毛澤東的發明——「支部建在連上」。
1927年中共領導的南昌、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帶了一支部隊向井崗山前進，可是他怎麼也穩定不了部隊。開小差逃跑的越來越多，出現整個排利用放哨的機會集體逃走的現象。隊伍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毛澤東總結了經驗，對軍隊進行改編，首次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建軍制度。建在連上的黨代表稱支部書記，連以上的軍、營、團設黨委書記，連以下的班、排設黨小組。這樣，便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黨指揮槍」這一政治原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史稱「三灣改編」。1929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納入「三灣改編」原則的古田會議決議得到通過，從此成為中共今後建黨、建軍的一項基本原則和制度。中共建國之後，「三灣改編」的「支部建在連上」像變戲法一樣，把國家的軍隊收編成中國共產黨的御用軍隊。
為甚麼是在「連上」？按一般軍隊編制：總、軍、師、旅、團、營、連、排、班來說，連隊屬於軍隊的基層部份。黨的支部要建立在「連上」，就是要黨組織建在基層單位中直接抓着戰士，牢牢地掌握基層士兵的思想動態，作戰意志，並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作者說：這是把黨的組織系統一竿子插到底，一直建到基層單位去。
毛澤東對「支部建在連上」有如下評述：
「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崗山的鬥爭〉）
「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同時要擔任支部書記，哪一個連的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88頁）
「黨支部的任務是對黨員進行黨的教育，領導黨員成為工作的模範，團結黨外人士，保證完成該部門工作。」（《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96頁）
「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營企業的工人、店員中建立黨的支部，加強黨的工作。」（《毛澤東文集》第6卷201 頁）
中共建國之後，「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與制度，對黨的基層建設也起着重要的指導性作用，更在全國範圍內落實。與連隊相對應的基層單位，在農村，過去是生產大隊，現在是行政村。在城市，是街道委員會，工廠車間，學校班級及教研室等。於是農村黨支部書記，社區黨支部書記，企業黨支部書記，機關黨支部書記等等充斥全國。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基層空虛是其原因。國民黨之基層只及縣、區為止，共產黨的基層一直下到社會結構最底層，填補了國民黨的空虛。中共的連隊、生產大隊、村子、車間、街道、科室、公司、學校、樓上、網上，法庭上，黨支部無所不在，滴水不漏。黨的基層組織與行政基層單位，社會基層結構一一對應。所以是，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都在黨的領導之中。
時至今天，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之後，超額繼承毛澤東的「黨領導一切思想」，舉起毛澤東的尚方寶劍，瘋狂地到處建立黨支部，包括國內，國外和香港。他正在引領中國共產黨走火入魔。
★請看國內方面：
中國證卷監督管理委員會公佈「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加入上市公司加強黨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黨建工作有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的新修訂。
英國《金融時報》去年報導，總市值超過一萬億美元的三十多家國有企業改寫了章程，把黨置於每家集團的核心地位。
官方的《中國日報》去年報導說，中國約186萬私營企業中，近70%設有黨組織，近十年來，越來越多在華外國企業也紛紛設立黨支部。去年，《南方雜誌》透過微信公號，揭露騰訊有超過七千黨員，佔公司總人數23%，黨員人數每年增加一千，而60%黨員都是骨幹技術人員，黨員成為引領公司的主力軍。騰訊公司黨委共有十一名委員，設有黨委辦公室。黨委下設12個黨總支和116個黨支部。騰訊更出版黨刊《騰翔》，成為騰訊黨委的宣傳陣地。抓好互聯網企業黨建，己是城市基層黨建工作的重點。
（筆者按：中共在國企和私企中建立黨支部是為了加強控制，私企建立了黨支部即說明中國並沒有真正的私企。外國人不知私企內有黨支部，以為中國的私企就像他們自己的私企一樣可以獨立運作，被中共欺騙得昏頭昏腦而不自知。私企設立黨支部實質是黨對私企的蠶食，這就是新時代毛澤東對私人企業公私合營的資本主義改造的重演。）
★請看國外方面：
幾名中國公派訪問學者在「美國加洲大學戴維斯分校」成立中國共產黨支部（三名黨員便可成立黨支部），牟興森被選為黨支部書記，事情被揭露之後，宣佈解散。牟興森母校「大連理工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的上級黨委，建議他們「盡快與中國共產黨駐美方面的黨組織取得聯繫，為新建立的黨支部尋求在美的上級組織領導。」
美國外交政策網上版刊登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的大學設立黨小組》（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etting Up Cells at Universities Across America）。文中指2017年參加「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夏季課程的九名「中國華中科技大學」學生，在校內霍金斯堂宿舍三樓設立一個中共黨小組。文章報導，在加州、俄亥俄、紐約州、康湼狄格、北達科他、維珍尼亞，都有中共黨小組的出現。
（筆者按：中共又要派學生向西方國家學習或竊取人家的先進科技，又怕自己的學生受西方意識形態，普世價值的影響，既是無恥，又是心虛，何來那麼多習近平的自信。中國駐外領事館把地下黨支部建立在外國的大學內，簡直是無法無天，匪夷所思。這大概就是王力雄所說《黃禍》在新時期的新形態。）
★請看香港方面：
《金融時報》報導：中共組織部下令中外合作辦學的高等教育學府要設立黨單位。黨委將等同校長地位，並有權加入董事會影響大學政策。據《立場新聞》資料，本港多間大學都有與內地合作辦學，其中中文大學於深圳市內合辦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院校」、科技大學在西安市設立了「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大——香港科大可持續發展學院」、浸會大學在珠海市設立「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此外，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都出現在中外合作辦學的名單上，與內地機構合辦了各式各樣的教育項目。
香港的情況當然不能幸免，回歸以來，黨支部在全港各個領域中迅速發展應是估計之內。筆者推算，在「六七暴動」期間至八十年代，香港大學己有黨支部，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六年及校長資深顧問的程介明應是當時港大的黨支部書記（請參閱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190）。根據多方面資料推斷，中文大學也早有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女學生詹西陵（請參閱拙著頁57），現在的接任人極可能是一位黃姓女士。在地下黨教育戰線的灰線中，學友社系統的共產黨員蔡培遠也早己是浸會大學黨支部的幕後領導人，「六七暴動」期間，浸會大學鬥委會的負責人是女學生張適儀，她曾親口向我表示，蔡培遠就是發展她成為黨員的領導人。暴動後，領導人改為歐陽成潮，她繼續領導鬥委會轉成「海暉文化學社」，蔡培遠則繼續領導浸會大學的地下黨支部（請參閱拙著《港共神秘人物蔡培遠》一文頁44）。近十年來，特別是經過梁振英上台後的發展，相信若干黨支部己在政府內建立，其中新聞處和教育局最為明顯。（請參閱拙文《勇哉！戴耀廷先生》及觀察「蔡若蓮事件」）
中共在香港處於地下狀態，「香港工委」是未在香港註冊的地下組織。評論界所謂的「港共」或「土共」，實有地上與地下兩個層面。同一個黨員同時具有地上和地下兩重身份，他們只公開其地上身份，卻隱瞞其地下身份。筆者經常寫及的地下黨，主要就是要找出這個地下部份。這樣的實情，令對中共在港的黨建工作研究因而非常困難，筆者希望有更多地下黨員秉持正義，克服恐懼，供出地下黨真相，破獲中共的非法地下黨組織。
習近平以為只要在全香港到處建起了黨支部，全面管治便可實現，香港便受到控制。可惜香港始終是一個自由文明的社會，大多數市民都有天生的良心，出賣良心去做黨員的港人極為少數。習近平的夢想，只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竹籃打水一場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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