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06 吴强 文化纵横杂志
自1989年冷战结束，“历史的终结”、全球化的兴起和“9·11”所标志的全球反恐的先后登场，分别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治理的层面消解着冷战期间的传统政治形态，包括民族国家本身。但是，如此去政治化所带来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不到十年，一个再政治化的浪潮从1999年西雅图街头发端。其结果，一个全球性却独立于全球化的民族国家--资本统治联盟体制之外的反叛政治在今天隐然成型。
从西雅图反世贸的大规模抗议开始，这一波反叛政治浪潮包括了1999年以来的历次地区性革命、大规模抗争、激进政治、甚至恐怖主义：诞生于西雅图街头席卷全球的反全球化运动；“9·11”后基地组织、塔利班等宗教恐怖主义浪潮至今未息，并演成跨叙利亚、伊拉克的伊斯兰国运动，以及更多零星的恐怖主义行动； 2009年后以脸书和推特为代表的新媒体革命相继在摩尔多瓦、伊朗爆发并从2010年底开始在突尼斯、埃及和整个北非、中东地区演变成moli花革命；受moli 花革命影响， 2011年后在以色列、西班牙的占领行动直至占领华尔街运动、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抗议、金融危机后希腊发生的间断性罢工、2014年初冬乌克兰危机、最新的香港占中运动等；甚至较早的墨西哥萨帕塔解放运动或者2005年的巴黎烧车事件、2012年伦敦骚乱都可纳入其中。
2014年9/10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同时登出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美国衰败”和一位博士生Mounk“草叉政治”的两篇文章，分别从亨廷顿意义上的“制度不适应外部变化环境”导致政治衰败和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角度归纳、印证着全球化时代并存的这两种趋势。其实，早在后冷战时代刚刚开启，罗伯特·卡普兰就在1994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 “即将到来的无政府”（The Coming Anarchy）一文，指出一个“短缺、犯罪、人口膨胀、部落主义和疾病”的全球无政府状态将在后冷战时代蔓延全球，尽管当时他还远未料到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对这些因素的加速效应，但是过去几年中东、北非和南撒哈拉地区的moli花革命、部落主义动乱和最新埃博拉病毒的爆发仿佛实现了卡普兰的预言。而针对短缺和犯罪等问题，经由全球化和全球性的公共治理或善治的推进，表面上取得相当成功，俨然成为后冷战时代“去政治化”的主流代表，但当遭遇2014年8月以来的弗格森危机，全球化掩盖的去政治化似乎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冷战与1968年革命
在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之前，不妨先回顾冷战史中一段颇为相似的对偶现象。2003年，来自德州的杰里米·苏利（Jeremi Suri)）出版了Power and Protest（2003, 权力与抗议）一书，在外交理论界引起一场争论。这本重述冷战外交史的专著， 颇有创见性地指出，1960年代建立在“互保摧毁”核威慑基础上的强权均势与几乎同时世界范围兴起的社会抗议浪潮紧密相关，互为因果。
按苏利的说法，1960年代初核均势出现之后，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后，核威慑成为美、苏、法等强权的约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缓和开始形成。不过，与此同时，受到从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贝尔（Daniel Bell）、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到索尔仁尼琴、吴晗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各国代表性异议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异议语言”的影响，一个伴随战后福利国家体制和人口变化而产生的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反叛的世代。而从肯尼迪、赫鲁晓夫到戴高乐和毛泽东，尤其是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了追求冷战背景下国际强权中的独立性，而各自塑造其“卡里斯玛权威”，并培养着“革命语辞”。对各大国领袖来说，对秩序平衡（balance of order）而不是强权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追求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也就是内部政治稳定成为国际各强权压倒一切的政治使命。
到1968年，年轻的异议一代因为不满当局外部意识形态输出失败、内部社会进步承诺无着而爆发全球性抗议浪潮，例如，试图建立“国际新政”和“伟大社会”的林登·约翰逊所升级的越南战争成为抗议目标，各强权内部的保守应对措施成为主流，并合流为所谓缓和政策，即所谓东西方的缓和，如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人一跪以及1975年历史性的赫尔辛基协定。一个表面上国际性的缓和政策，冷战的基调，却成为粉碎异议的国内筑垒机制（Suri, 2003:213） ， 这也是苏利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冷战与抗议，缓和与控制，因而构成冷战的秩序平衡的两轴。而这一对秩序或者政治稳定的追求，以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为标志，重新成为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又一次保守主义话语回归的代表。只是，与冷战刚结束的19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不同，或者说与福山自己的历史终结论所关注的不同，他强调的是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所结合的稳定平衡。这一国家主义的政治秩序观，毋宁是苏利的对冷战的缓和--筑垒机制的继续或包装。
在冷战期间，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从1960年代末开始到整个1970年代，中国沿中苏边境大规模修筑了堡垒，单位制的堡垒式社会控制模式也同时趋于成熟。另一厢，为对付1968年革命中崛起的左翼极端主义，如红军派（RAF），首先，1978年后，联邦德国各州政府把此前作为紧急情况下临时性措施的截停搜查（stop-and-serach）变为警察法中的正式权力，在公共场所无须怀疑即可行使。其次，针对红军派成员伪造/变造身份证，从1986年4月开始全国换发可机读的身份证。中国政府几乎同时开始正式推行身份证制度，只是可机读的第二代身份证要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应用。其三，当德国政府把对红军派的拉网式侦查越来越普遍，而情报和刑侦机构对社会运动的主动监视却被排除在1977年代联邦数据保护法之外，成为一个法外的灰色地带；最初针对集会的摄像监控（CCTV系统）也在1989年的《集会法》和1990年的《联邦数据保护法案》后成为合法。
正是这些具体的“国内筑垒”机制，一旦确立，就逐渐引导德国以及整个民主世界趋向警察国家（Roggan，2000），然后作为最重要的冷战遗产带入到后冷战时代。这个福柯意义上“治格”（governmentality）的核心，通常被知识分子和公众所忽略，然后被一系列福山所谓的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和治理中心的政治秩序所伪装、掩盖。后者就是哈贝马斯在冷战终结的转折点1989年的“新保守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去政治化”。
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西方社会经济和行政的发展越来越限制着生活领域，将社会关系化约为商品和行政目标，导致公共空间的去政治化。这一产生于冷战末期的洞见却遇见了冷战后的发展趋势：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扩展以及同时间所谓善治理论和政府改革兴起带来的全球性去政治化，主导着冷战后的潮流，并部分体现为全球资本霸权和逻辑超越民族国家的现象。在中国，这一去政治化进程同样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启动，中国在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政治生活和社会关系被市场经济统治，甚至1986年后短暂复苏的政治科学也被强调中性化和技术化的公共治理理论吞噬。
深受哈贝马斯影响的汪晖，同样试图以去政治化来解释中国1960年代的消失。他将“文革”的终结归于所谓派系斗争，并且从此衍生出“去国家化”趋势，然后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至今，包括主动融入新自由主义的——同样去政治化和去国家化的——全球化经济体。有趣的是，尽管残酷的派系斗争实在难以被视为去政治化的政治，但是若将“小文革”以军队介入方式的结束，以及结束后毛泽东以“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继续的派系斗争等都看作毛泽东意在维持国内政治秩序的平衡，与他1972年见尼克松向美伸出橄榄枝和1975年越战结束后暂停输出革命的国际政策调整相适应，那么，这一切苏利意义上的“缓和”的确可以被看作一种去政治化，直至邓小平以其高度实用主义所先后展开的整顿、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路线。
不过，如同1968年革命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年轻一代对福利国家体制下私人生活被国家侵入而政治化所采取的反抗政治，面对“小文革”结束后的所谓“去政治化”，国际缓和后带来的70年代初宝贵而短暂的政治厌倦期，中国社会同样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着反抗。事实上，身处“上山下乡”和单位体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内部筑垒化，当年的红卫兵、今日的知青们以怠工和读书的方式，各单位的人们则在被操纵的派系斗争中以逍遥派的立场，进行着各种温和抵抗。从1970年代初开始，他们利用“公家”物资打家具、织毛衣、倒腾票证和“投机倒把”、开办集体企业等方式，直到1976年“四五”抗议爆发。穿透系统的反抗，所体现的政治主体是唯一重要的对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
在这意义上，哈贝马斯或者罗尔斯的伦理学，终究属于“准政治”（para-politics）的恐龙，与作为冷战后去政治化潮流的受益者——新保守主义者相去不远，都试图以去政治来统领政治，通过建立清晰的规则将冲突导入精细的法律（商谈）程序，而非政治。（Ranciere, 2006:71） 相形之下，法国社会学家雅克·朗西埃对去政治化的解释最为接近苏利的“国内筑垒化”，即“无条件要求所有事物回到常态” （Ranciere, 2006:70），每个人被固定、被分隔其分工和职业、认同和身份、阶级与地域的常态化。这既是朗西埃对福柯的治格理论的发展，也是他所倡导的激进政治的起点：反抗这种常态化政治，也就是反民主的去政治化。如2014年弗格森＿件所昭示的，以治格为中心的去政治化将发展到直接的军事化，在街头区分我们和他们，敌和友。那么，政治不再是所谓20世纪政治主角的政党、阶级、或者公民社会，而是一切反抗的主体，这个过程也就被称之为再政治化，也是激进政治的到来，通常以回到街头为起点。
在中国，尽管如汪晖表明他深晓所谓去政治化实则主权暴力化或行政权力的操控、政治也不等同国家，但是如他本人始终回避政治主体除了政党、阶级和国家还有什么、新政治或者政治生活的激活到底谁为主体，“维稳”、“反恐”、善治、社会治理、甚至所谓程序正义等旨在强化内部筑垒的去政治化，构成中国过去十几年的政治生活的主题，最新的政治改革文件中有的仍然是强化政治秩序所谓依法治国和传统儒家伦理，以及刑事诉讼法修订和《反间谍法》出台。只有当一连串事件，开始打破这些去政治化的区隔，新的政治主体浮现出来，真正的政治以反抗的面目开始重启政治化。
弗格森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弗格森事件可谓西雅图以来去政治化与政治化两股力量的一个穿透点。当民主国家从监控异议者的技术发展到监控大众的警察国家，然后与福利体制的并存形成一个精巧的治格系统，并逐步在冷战后为全球化和治理甚至协商与审议民主的发展所遮掩，继续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去政治化，那么，再政治化就在街头因应军事化的警察力量而启动。
这一事件，始于2014年8月9日，18岁的黑人青年米歇尔·布朗被警察射杀六弹后，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延续数周，直至今天仍未停息，抗议浪潮蔓延到全美各地。这场持续未息、渐渐蔓延到全美各地的抗议浪潮，改变了1992年洛杉矶、2001年辛辛那提、甚至2011年伦敦在类似起因后爆发种族骚乱的图景。
抗议者更为理智、和平，多家国际媒体在现场发出“这儿什么骚乱也没有”的报道，参加者几乎包括所有主流市民，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际的NGO与社运组织。鲜明对比的，抗议诉求几乎都集中在警方的军事化和行政当局的过度反应之上，本应保护民众安全的警察仿佛身处战场，将抗议者视为敌人，事发“头七”当地实行宵禁以来，全副武装的弗格森警方居然对在场的媒体记者下达驱逐令。
然而，军事化的警察装备和过度使用这一警察暴力的镇暴行动本身，正在改变民主社会的性质。当赤手空拳、举起双手的抗议民众面对全副军队武装起来的警察阵列，固定了弗格森抗议运动的场景，也再充分不过说明了一种新反叛政治的兴起，连接了1999年西雅图抗议、2001年的“9·11”、2011年的苿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直至阿富汗战场与今天伊拉克的ISIS。
当然，布朗之死首先是系统去政治化的结果。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近半个世纪，南方州沿种族边界存在的歧视、分区居住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例如，弗格森的居民67%为黑人，白人警察比例却高达94%，白人警察统治着黑人社区俨然成为当地普遍的城市景观。对这些白人警察的最新研究表明，他们对白人青少年的年龄估计通常是准确的，但是往往高估黑人青少年年龄4~5岁，加之随意拦截黑人司机临检的习惯，以至于在当地道路拦停检查案件中，黑人被拦停的比率高达86%，而白人只有13%。布朗之死很大程度上便源于白人警察的这一偏见。连茶党领袖保罗·兰德亦严厉抨击黑人遭受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警察偏见和暴力，谴责监狱中有太高比例的黑人，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而长期服刑。
其次，分区规划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和内部筑垒化，造成了一个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深南”（deep south）。分区制，原本是20世纪初进步运动的产物，最早由纽约进步社会活动家本杰明·马什（Benjamin March)在1909年提出，他编写的《城市规划概论》也是第一本城市规划教科书，其中的分区制不仅对美国城市化有着深远影响，也影响了全世界的城市化。所谓分区制，是根据法规将城市土地划分为不同使用目的的地块，是城市规划赖以规划城市布局、划分建筑体量、密度、环境、商业、工业和居住的教条。但是，分区制却依赖地方政府的统治结构，即罗伯特·达尔最初提出的“谁统治城市”的命题，更依赖警察权使用和土地政策。其中，对土地的控制便成为地方政治和利益集团的焦点，影响着资产价值和居民的生活方式。而其本质，这样一种地方治权对土地的划分和控制，如格林和皮克的《城市地理学》所阐明的，着实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警察权，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再到地方城市的授权；其另一面也即朗西埃所说的依靠空间分隔的去政治，由城市化所启动的去政治化和筑垒化。
在许多新兴民主或者半民主的威权国家，分区制与选区的划分紧密相连，往往成为执政集团操纵选举、制造社会冲突的工具。在中国，这种分区制体现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自不待言，其警察权则集中体现在维持城乡二元体制、改造城中村和旧社区等底层聚居区包括“蚁族”在内，只是，它通常以“城管”这样的准警察力量或者开发商雇佣的私人暴力进行强制拆迁和城市秩序维持。
至于弗格森，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北部的一个小镇，连同布朗之死，都可谓后冷战以来去政治化的结果，将分区制的公平抹杀殆尽，只剩下恶果。弗格森，特别是整个圣路易斯北部的黑人聚居区，始于1898年的金洛赫（Kinloch）。其时，分区制虽未开始，但是地方法律限制黑人购买房产，便有商人买下整片白人住宅区然后出售给黑人，周围的白人渐次搬离圣路易斯北部，黑人聚居区由此形成。时至今天，整个密苏里州仍然是美国种族区隔最为严重或者说最为种族极化的州，分布着大片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聚居区，堪称“深南”的代表。略去20世纪其间围绕教育、选举等等进一步加重的种族分离，特别是“9·11”后反恐措施对当地机场业的限制造成的萧条和反毒品“战争”带来的打击，弗格森的社会结构接近分崩离析，犯罪率居高不下。
另外，深南地区的黑人民权运动在高度体制化后正迅速走向终结。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背景下，尤其是林登·约翰逊签署了投票权法案后，密苏里的黑人选民登记率从1964年的6.7%上升到1968年的59.4%，黑人选民对选举政治的重要性大大增加。黑人大规模参政的结果，到2001年，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的民选黑人官员多达1628人，比1970年全美的总数还多，这些地方黑人政客也帮助了奥巴马2008年的胜选。但是，自奥巴马胜选后，情形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原本联邦投票支持民主党而地方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中间选民开始转向，沿肤色与种族的边界出现严重极化，从阿拉巴马到密苏里，共和党的声势显著上升，而黑人政客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这样一种与选举政治紧密锁定或称建制化的民权运动，若要取得成功，往往必须与白人政客、共和党人通过交易或联盟方式相互输送利益，长期以往，帮助巩固着分区制，共同掩盖了种族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极化政治的到来，因政治联盟的困难，而近乎无所作为，黑人民权运动因此迅速面临终结，不得不吞下运动体制化的去政治化苦果。
唯一的改变可能是去政治化发展到极致，军事化的警察暴力的形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今年公布报告，指出过去20年间，全美大约1.7万个地方执法机构得到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军队剩余物资”，用于日常警务。仅仅2013年一年，他们就从国土安全部得到了来自阿富汗战场的约4.5亿美元的装备。民事警察得以军事武装化的趋势，不仅因为冷战结束后的1208法案（“国防授权法案”，1990年），允许向警方转让“堪用”和“反毒品活动”所需的小型武器，后来代之以1033法案在“反恐”名义下大行其道，更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shi件和2001年“9·11”shi件后加速进行。
而过去五年，密苏里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从联邦国土安全部得到了4000万美元军用装备用于州和地方项目，州的公共安全部则得到了1900万美元“紧急行动管理援助”，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还另外得到1000万美元用于25个高危险城市地区的控制，其中只有25%用于真正的反恐。不过，地方的军用装备如此之多，连密苏里州警局发言人奥康纳也承认，他也不知道新闻照片中公布的镇暴车辆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些弗格森警员从头到脚一副刚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行头，配着标准的精英部队装备，如迷彩服和沙漠作战靴、防毒面具、凯芙拉头盔和防弹衣。有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新闻照片中辨认出他们携带的所有武器，包括M4卡宾和先进的光学瞄准镜、六连发38毫米榴弹发射器、防路边炸弹弹卡车等等，而且每个警员都携带着标准的120~180发子弹的弹夹。结果，他们看上去更像重装武士，随时准备开火战斗，而非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普通警察。
不过，这些看上去和阿富汗战场并无分别的武装警员却没有恪守军队的训条，比如永远不要把枪口对着战友、友军和平民。相反，他们肆意地把枪口对准几乎任何一个人。这种反恐模式的军事化警察暴力，不仅改变了以往警察暴力严格控制暴力使用的原则，也根本改变了传统战争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规则，几乎无限度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如同卡尔·施密特论及游击战时所例举的拿破仑军队在西班牙陷入的困境。而在弗格森现场的平民、示威者和新闻记者，他们仿佛身处敌国，面对枪口，除了高举双手别无他法。
高举双手抗议也随即迅速成为全美各地声援弗格森的标准姿态。警察和民众的关系、行政当局的合法性可能因此根本改变。原先似乎只属于诸如1999年西雅图街头、属于激进社运分子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突然间成为弗格森街头普通民众的唯一选择，施密特为游击战定性的“防御”性质瞬间转化为福柯意义上的全民社会保卫战，仿佛回到了1968年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时刻，或者置身开罗塔西尔广场的幻觉。如红军派领导人麦因霍夫女士曾经为68革命中的政治暴力所辩护的，当一个人扔石头的时候是在犯罪，但是当1000个人都在扔石头的时候，就是抗议。去政治化政治的反民主性质在此暴露无遗，反叛政治的游击战性质也一点点展现。
这并非幻觉。早在1998年巴尔干危机结束后，北约部队便部署了重型坦克在街头执行维和任务。较近的，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的大搜捕行动，类似的重装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便大批部署，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所有居民被要求待在家中，黑鹰直升机从屋顶反复掠过。此情此景，仿佛长久以来以色列军事管制下巴勒斯坦画面的复刻，也不过是全球化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巴西里约贫民窟的警察“特种部队”，演成巴西史上国际市场最卖座的电影；在巴基斯坦的各城市、在海地、利比里亚，街头的重装巡逻和驻守早已常态化。
在这些城市地区，当过分军事化的警察进入到街头的公共空间，形成极端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如同南非白人政权在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黑人隔离区进行的重装巡逻，一种新型的反叛政治也随之生成，取代了以往的社运模式和抗争样式。因为，这种国家暴力粗暴地侵入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之后，国家权力直接剥掉了各种民主、或者威权的温情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暴力威慑，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形成直接的对立。人民积累的不满和怨恨再无忍耐的理由，而转为愤怒，迅速超越此前可能的各种恐惧和不安，后者正是原本统治秩序的基础。
军事装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交到国内的民事警察手中，情形恰如20世纪中国内战结束后大批杂式军械转交给地方然后开展了镇反运动。军备流向只是其中一面，更重要的仍然是背后的吊诡：反战的奥巴马政府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击毙了本拉登，公布撤出阿富汗战场的时间表，宣布反恐战争结束，却武装了国内的地方警察，激发了弗格森的街头抗议浪潮至今。
类似的，当奥巴马谨慎对待苿莉花革命余波在叙利亚的荡漾，迟迟不愿军援反对派，担心军火落入基地组织之手，却最终坐大了另一支极端主义势力ISIS，反叛政治以另一种形式挑战着伊拉克的战后转型乃至整个中东的稳定格局，甚至影响到遥远的中国新疆地区。乌克兰同样如此，欧洲的和平主义或绥靖政策却助长了先是西部的反政府示威，而后是东部的独立运动。
这意味着，当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战争结束，美国或者欧洲干预国际纠纷的意愿进一步降低，而各国在反恐名义下积累、学习的监控、军备和战术却自动转向了人民，各国内部治理趋于武装化，权力重心因此发生微妙转移，民主被削弱，威权主义加剧，结果便是民粹主义浪潮向反叛政治的转型。
全球反叛政治
至此，若置于从西雅图以来的全球性反叛政治的序列，即从西雅图(1999）到9·11和基地组织（2001~）、巴黎烧车（2005）、moli花革命（2010/2011）、占领华尔街（2011~）、伦敦骚乱（2012）、叙利亚内战（2012~）、乌克兰两次颜色革命（2004、2014）、到弗格森（2014）、太阳花运动（2014），这些反叛政治表面上形态各异，有社会运动，有骚乱，有革命，还有恐怖主义，传统的革命理论和社运理论都已经很难截然分清这些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反叛政治类型。当然，以秩序为圭臬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许更倾向于使用刑事犯罪、恐怖主义、甚至“颜色革命”来指称或者污名化。他们所盼望的不过是一切尽快回归“常态”，充其量承认为“新常态”，以治理、反恐为导向的新的内部筑垒化，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警察权的高度膨胀和军事化，甚至包括哈贝马斯意义上以协商为题的“准政治”；而不愿正视这些反叛所指向的——全球化所越来越加剧的各种不平等，和治理、反恐等去政治化统治。
而事实上，这一新的反叛政治都和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技术对社会和政治的改变紧密相关。互联网传播与技术演变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抗争与组织方式，也模糊了社会运动与革命、骚乱的界限。而理论上，这些反叛政治有着一些新媒体时代的共通性：除了传统动员手段，它们都是通过新媒体下“个人化联结”的行动，利用新媒体的“即时性传播和网络化”扩散成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各种形态的推特革命中，常常是由少数活动分子基于新媒体的新活动主义（activism）、经由互联网的社会网络扩散成暴乱形态的城市运动。也就是“从‘面对面’到‘无面人’的战术”（from “face-to-face” to “faceless” tactics）发展，由少数活动分子线上发动抗议，然后与线下大规模行动相协调。极言之，这是一个人便可以发动革命的时代。而事实上，苿莉花革命、伦敦骚乱和占领华尔街，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几乎都是这种“个人化联结”的“‘无面人’战术”的翻版。
除了武装程度和暴力选择，街头抗议与游击战--恐怖主义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甚至连基于宗教的恐怖主义，从基地组织到ISIS，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一个组织上高度官僚化、层级化、反叛目标却过于象征性而不够“政治化”的恐怖主义组织，迅速演变为有着鲜明乌托邦理想、高度资源动员能力的运动型组织，并且前所未有地依赖或者体现为政治表演，以“砍头”或处决的恐怖方式吸引着媒体的注意。
技术带来的政治效应如同物理学上的巨涨落，随全球化的去政治化和互联网而再政治化，构成一波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反叛政治。其极化政治之鲜明、振幅之大、不可测之强，都令革命的门槛因此变得空前之低，不再需要20世纪的列宁主义式组织动员的模式，颠覆性却异常强大。难怪许多威权国家纵有强大的传统镇压能力和控制能力，在新兴的互联网反叛政治面前也岌岌可危，往往将当下所有反叛政治都打上“颜色革命”的标签，或者干脆运用各种最先进的反恐技巧和装备，以反恐的名义，采取各种非传统、非正规、高烈度的镇压方式扑杀一切反叛萌芽。
可以想见，真正的反抗，再政治化的方向，也许是将社会抗议诉求转为抗议资本主义模式，汇入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代表的反全球化运动，势必得到全球范围反全球化运动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但是，理论上说，从占领华尔街到占中，集合了海格德尔1938年所说的“新时代的图像的占领”，这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逻辑。而这种图景式占领，充满着创造性、流动性和自发性，虽然貌似以一种“亚政治”的方式自我解构了占领这一本来激进的抗议，却穿透着香港的去政治化政治，而启动了再政治化进程。但是，若从占领的自主性而言，这样的图像占领，哪怕最温和的，都合乎着社会运动的主体景象，以及对象征变革的确定性（巴迪欧，2011：15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过时的反叛概念仍然适用，并且适用于西雅图以来几乎所有的抗议行动、社会运动、骚乱、甚至恐怖主义。从全球化强大的逻辑和纳入其中各国威权主义作为全球化的代理而努力的镇压的角度，这些行动都难以根本对其造成颠覆，即便表面上成功的革命也不可能，而只能以各种图景的占领行动和象征来显示造反本身。这或许是从西雅图到弗格森再到香港以来一波全球性反叛政治的最好阐释。
当然，随着“流动占领”的扩展和更为广泛和更无领导的参与，一种针对警察暴力军事化的城市游击战模式的抗议一旦形成，打破管治迷思的再政治化、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便成为可能。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
from nul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M2NDcwMg%3D%3D&mid=208147582&idx=1&sn=b8caaf480f39814d36fa2f881e292d09&scene=1&key=6ed7999de7c7d5b2f26f3600c42302161d94ddcfd0846ad9c7e8f82ec8133466b394809b0f19f4ba44e9605930474ba9&ascene=1&uin=Mjg0Nzk1NDU0OQ%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1000721&pass_ticket=%2F7T4i%2BNu2i7jiV%2FAaVR5AXM6pGKxVJZ%2BK2EikkPwljw50yehfRL9KhO%2Fx09Xk29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