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 2012年6月號
二○一二年猶太教逾越節前夕，八十五歲高齡的君特．格拉斯（Genter Grass）寫了一首詩：《該說些什麼》（Was Gesagt Werden Muss）。在這首詩中，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德國人在保護猶太人的責任之外，是否可以批評猶太人或是以色列這個國家？作為歷史上曾經遭受苦難與迫害的民族，猶太人是否可以以保護自身為理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不惜傷及其他無辜的民眾？
德國政界與媒體偏袒以色列
問題看似簡單，實則蓄積已久。「為什麼要我沉默？這本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卻一直沉默。為什麼不讓我說出那個名字，那個核威脅日益增長的、禁止別人說三道四的國家？」對於格拉斯而言，這種被規範的沉默，是被壓制的沉默。基於歷史原因，猶太人和以色列一直是德國政治批評的禁區。對以色列的對外政策持有異議，常常被冠以反猶主義。德國政界與媒體對以色列的支持近乎偏袒，正如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所說：保護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國家存在的一部分。
二戰期間，約有六百萬猶太人死於納粹大屠殺。這個不無爭議的數字，作為歷史的注腳被反覆提及。二○○八年，在「水晶之夜」七十周年的紀念集會上，德國猶太協會主席夏洛特．克瑙普勞赫提出加強猶太人的歷史主體性：「在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間被殺害的信仰猶太教的六百萬男女老少，不應淪為歷史的注腳。」「歷史的注腳」，源自格拉斯回憶錄《剝洋裢》中的一句表述。格拉斯在書中這樣寫道：‘元首的英雄之死，與其他眾多的死者一樣，成為歷史的注腳。」
公開承認曾參加黨衛軍
作為戰爭的親歷者，格拉斯和整整一代德國人一樣，背負覑屠殺猶太人的原罪。二戰期間，格拉斯曾經在納粹黨衛軍服役，因此懷有沉重的負罪感。他長期選擇沉默，不願公開談論這段往事；對於以色列政府在中東地區的所作所為，也採取隱忍的態度，不作評論。但是，他一直在尋求擺脫這兩種道德重負的可能方式。二○○六年格拉斯出版回憶錄《剝洋裢》，公開青年時代參加黨衛軍的短暫歷史，把自己從法西斯的負罪感中釋放出來。這同時也給他帶來巨大的道德壓力，使他無法走出人道主義的道德重負，對以色列政府的中東政策進行中立的批評。
從《剝洋蔥》到《該說些什麼》，格拉斯所作的一切努力，就是打破禁忌、還原真相、反思歷史。一九四四年，十七歲的格拉斯應徵入伍，成為黨衛軍的一名坦克填彈手，直到戰爭結束，「沒有放過一槍一彈」。在戰俘營中，格拉斯結識了同齡人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教宗本篤十六世），常常在一起探討宗教問題。直到紐倫堡審判結束，格拉斯才確信德國在戰爭中犯下種族屠殺的罪行。他在回憶錄中指出，當年德國人被納入一個體制中，納粹利用這一機制，屠殺了千萬人。年輕的德國人，即使沒有親自動手殺人，也無法擺脫干係，應對戰爭罪行擔負起共同的責任。格拉斯認為，如果像今天這樣，有這麼多人反對納粹，希特勒當年就不會上台。但是歷史的真相是，當時的民眾普遍對納粹主義感到激動和興奮，而非人們後來想像的那樣：可憐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會誘惑，所以幹出那些壞事。《鐵皮鼓》講述的就是這種心理狀態。
格拉斯在《剝洋裢》中公開的事實，一度在德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認為，格拉斯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公布自己的這段灰色歷史，是不可原諒的行為，指責他是納粹時代遺留下來的最後一名罪人。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對於德國政府袒護以色列的態度，以及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計劃，格拉斯很難公開表露自己的立場和看法。但是，「西方的虛偽，扼殺了我的希望」，在《該說些什麼》一詩中，格拉斯最終打破沉默。
在詩中，格拉斯質疑西方的雙重道德：如果伊朗擁有核武器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西方何以對以色列發展和擁有核武器緘默不語，難道以色列擁有核武器就不具危險性嗎？格拉斯警告德國政府，繼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有可能成為另一起戰爭暴行的供應商。格拉斯事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以色列是全球為數不多、蔑視聯合國決議的國家。把批評以色列政府解釋為反猶，有可能導致以色列政府無所不為。作為納粹國家的倖存者，被禁止說真話，就是被迫講假話。
大屠殺留給以色列人的尚方寶劍
「當懲罰被濫用時，反猶主義的判決就變得平常」。格拉斯在詩中預見到了由此可能引發的爭議。此詩發表後，德國媒體紛紛譴責格拉斯攻擊猶太人。德國《世界報》（Die Welt）稱格拉斯是「有教養的反猶主義者的原型」。以色列官員指責格拉斯說：伊朗想摧毀以色列，格拉斯卻反過來說是以色列要摧毀伊朗，這違反他本人的創作原則。以色列政府宣布格拉斯為不受歡迎的人，禁止其入境。德國文學批評權威、猶太學者蘭尼斯基批評格拉斯通過攻擊猶太人引發社會關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蘭尼斯基指出，德國戰後分裂，是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結果，這對於格拉斯來說是一種歷史的壓力，他想從歷史遺留的碎片中解放出來。
在德國，無論是政界，還是媒體，都不敢妄言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對軍工企業向以色列出口坦克和潛艇也置若罔聞。受害者的身份，似乎成為猶太人永遠的歷史身份。批評以色列，就等同於反猶。「反猶主義」是大屠殺留給以色列人的一把尚方寶劍。二○○二年，德國自由民主黨政治家米勒曼批評當時沙龍政府的中東政策，對巴勒斯坦人的自殺式襲擊表示理解。米勒曼曾在科爾政府中擔任教育部長、經濟部長和副總理之職。米勒曼指出，在德國社會，必須允許批評沙龍的政策，而不是把問題推向角落。米勒曼的言論被指責為反猶主義和納粹主義，他本人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最後被迫退出自由民主黨。二○○三年米勒曼在跳傘時意外身亡，死因至今沒有定論。
在德國，是否可以批評以色列政府？在米勒曼事件之後十年，格拉斯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格拉斯的政治詩因伊朗核問題有感而發，探討的卻是一個更為宏大的主題，即：如何面對歷史、現在與未來？格拉斯在耄耋之年，用最後一滴墨水，把「認識到的危險，和盤托出」。從格拉斯事件在德國引發的爭議來看，德國人遠未走出歷史的陰霾，成熟到可以直面這個問題。正確面對歷史，才是對犧牲者最好的紀念。
作者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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