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歷史教育，依舊不見以土地為本的史觀，台灣年輕人對不久前的歷史集體失憶和冷感，反映在整個社會沒有縱深、去脈絡的思考慣性上。而莊子和蘭權有意識透過「牽阮的手」，爲年輕人開啟一扇歷史的窗。
文/林怡廷
有一種純粹叫頹廢
朋友總是稱呼《牽阮的手》導演顏蘭權和莊益增為蘭權和莊子。採訪時，蘭權煙一根接著一根，及腰如瀑布般的長髮，是瘦小的她難得的豐盈；莊子將包葉的檳榔送進口中，隨後牙齒染成赭紅色，他操著尾音短促的南部腔台語，台大哲學系的時候，他就這麼驕傲地堅持著。
「我 以前就覺得他很特別，像校園裏的一匹孤狼」，蘭權從不掩飾對莊子的崇拜。在那個還沒有「台客」概念的年代，莊子就穿著藍白拖鞋、吃檳榔，整日在「惡名昭 彰」的四三一宿舍，和沈懷一、阿亮等一班朋友鬼混，用頹廢和他的菁英同學們——著名的「野百合世代」相抗衡，這是一個蕉農孩子面對都市孩子的底氣。
「四 三一是台大的黑洞，那個寢室很恐怖，他們還會在裏面尿尿。對學運學生來說，四三一是個恐怖的地方，這群人是瘋子。」蘭權說，這群人很躁鬱，有一年暑假，宿 舍堆滿了酒瓶都不清理，有次把所有的酒瓶摔到牆壁上，到處是玻璃碎片，他們把床上碎片撥到地上照睡不誤，那時每個人去「四三一」都是踏著碎片。
不以紀錄片為志業
和田朝明醫師一生為台灣而奮鬥的純粹不同，莊子和蘭權的純粹，不是建立在以紀錄片為志業的使命感上。
「人生其實沒有太多選擇，會拍紀錄片是很自然走到這步。」三十五歲之後，就放棄尋找人生意義的莊子，習慣將意義說得很淡。他和蘭權在大學就約定好，將來兩 人不要工作，「每天猜拳，讓猜輸的人出門賺錢養活彼此」。蘭權笑著回憶，但上天還是打定主意，把艱困的工作，交由他們完成。
不 曾以紀錄片作為志業，這兩人卻在2005年拍出大受歡迎的《無米樂》。原本他們認為老人、農業的題材，鐵定是票房毒藥，「當時決定要拍崑濱伯的時候，莊子 很反對，他覺得農村對他一個農家子弟而言，是很私密的，不希望不懂的人去碰。」但以台南後壁鄉老農生命的酸甜苦樂，帶出WTO的架構下台灣農業所面臨的困 境，《無米樂》喚起大眾對農業的關心，成為台灣新農業運動的濫觴。
而2006年接拍公視委託的《牽阮的手》，更讓這對伴侶有四年的時間，平均年收入只有八萬新台幣（約合2 745美元），單靠教書和接宣傳片貼補。要求完美的兩人，為了誠實面對自己的創作，為了對得起被拍攝者，不管時間、不計成本地投入。
原本委託的公視，對於鄭南榕自焚及林宅血案的內容有意見，最後莊子賣了家裏的農地，用三百萬和公視贖回創作自主權，也把多年的酒癮給戒了，他說：「拍《無米樂》的時候還可以喝，但拍『牽阮的手』就負荷不了，題材太重，腦袋必須清醒一點才有辦法完成。」
失憶的民主世代
2011年11月，《牽阮的手》這部以民進黨立委田秋瑾的爸媽田朝明醫師及田孟淑女士的愛情出發，勾勒出橫跨六十年的台灣民主史紀錄片，在台灣最紛擾的總統大選期間上院線。
1980 年代解嚴至今近三十年，台灣走向平和的民主改革。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整個社會因為理想改革的純真氛圍而朝氣蓬勃，然而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人們開始幻 滅，政治犬儒主義瀰漫，而這個時刻《牽阮的手》的上映彷彿是個照示，讓台灣社會檢視，自己引以為傲的民主，究竟走到了哪裏？
台 灣的歷史教育，依舊不見以土地為本的史觀，田朝明、鄭南榕、林宅血案……這些人這些事，都還只是被少數的台派圈子知悉，而不是在國家教育中被呈現與反省。 台灣年輕人對不久前的歷史集體失憶和冷感，反映在整個社會沒有縱深、去脈絡的思考慣性上，而莊子和蘭權有意識透過《牽阮的手》，為年輕人開啟一扇歷史的 窗。
「沒 有好好處理這個部分，是我們這一代的罪過。」莊子說，無關乎和體制對抗，他只是難以接受黨國教育至今還在欺瞞蒙蔽的荒謬性，「說來矛盾，我是個沒有使命感 的人，但又很怕這段歷史被忘記。」他坦承拍片前，對台灣的近代史並不熟，沒有方法論的訓練，憑著純手工的方式，自己做田野調查、上圖書館查報紙找資料—— 而這對門外漢的歷史詮釋，顯然是成功的。
《牽阮的手》引來媒體大幅度的報道，一場接一場的映後座談，學生們掀起觀影熱潮，並且作出反省，「我們目前只有表象的自由，而這表象的自由是多少人犧牲生命換來的。要達到真正的自由，我們需要把『被偷走的歷史』找回自己的生命中。」一位成功大學學生在臉書上如此分享。
但 真正令莊子訝異的是，這部片原本設定的觀眾在三十歲以下、沒經歷過台灣民主改革的年輕人。幾次試片之後，他發現許多四、五十歲的觀眾，竟然也對這段歷史相 當陌生。加上找資料的過程發現歷史檔案的難尋，這些都讓他意識到，不指望官方，靠著自己的力量，紀錄台灣民主進程有多麼重要。
人生而爲真理受苦
「拍紀錄片把我們都榨乾了，暫時不打算再拍。」蘭權誠實告白，這些年的消耗，讓她的免疫系統出了狀況，多半的時間她都待在高雄靜養，到處奔波的宣傳工作交給莊子，他們著著實實為真理受不少苦。
「拍紀錄片必須要壓抑自我，才能完全看清楚我們的對象，紀錄片不是我們的東西，卻是放棄自己靈魂很好的工具。」對蘭權來說，這份靠紀錄他人來忘記自己的工 作雖然很苦，卻也幫助她走過喪父之痛；而年輕時虛無又疏離的莊子，因為紀錄片而必須面對人，面對媒體、觀眾、以及他過去最痛恨的虛名，磨去了稜角與個性， 於是他極力縮小的意義反而放得很大。
人生常常如此，你越要逃就越逃不掉，這對曾經不想工作、只想任性過日子的愛人同志，成了拍紀錄片的苦行僧。
紀錄片是他們這一世的修行，是西西弗斯的巨石，或許永無止盡，但肯定不會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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