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进峰
这是一场信心之旅。
5月8日，67岁的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董事长陈元赶赴重庆，新上任的副行长袁力与他随行，俩人远道而来，给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国开行与重庆市政府《继续推进重庆市深化改革开放合作备忘录》。
就在几天前，路透社一则关于《重庆模式留下巨额债务，国开行以近千亿贷款涉入其中》的报道，还在推测国开行可能要“适当收手”，随后，国开行重庆分行行长接受新华社等媒体采访时便称，重庆分行不良贷款率连续7年低于1%，“分行融资平台贷款的还款来源可靠，风险可控”。
陈元此行的阵容相当强大，除副行长袁力外，国开行旗下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控股子公司国银租赁众高管也悉数到场，分别与重庆国资委签订了投资合作备忘录、保障房融资合作协议等大单。
“此次国开行与重庆市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是基于对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信心，是基于对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信任，也是基于双方长期形成的良好合作基础。”新华社援引陈元的话说。陈元的话并非虚言，国开行与重庆市有着长期而又良好的合作基础：
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两年后，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挂牌。2004年末，国开行重庆分行的贷款余额已达265亿元，如果加上总行直投的项目，贷款余额达到了348亿元。
不过与日后相比，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拐点出现在200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10周年。
当年6月15日，国开行与重庆市政府就支持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达成战略协议，一口气与重庆市16个政府投融资平台签订了近1500亿元的贷款合作协议，当时的背景是，国务院刚刚批复成立成渝国家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重庆随后一日万里，短短几年间成为中国最瞩目的城市之一。
国开行重庆分行自此走上了规模高速扩张之路。本报记者掌握的数据显示，其表内本外币余额从2007年底的500亿出头，一步步飞跃至2011年末的1203亿元。三年间，资产规模扩张了2.4倍；若与2004年末时相比，贷款余额几乎增长了4-5倍。
“‘一圈两翼’是大手笔，目前来看1000亿的授信不够用，‘十一五期间’可能会增加到1500亿元。”早在2007年6月，时任国开行重庆分行行长的吴德礼接受人民网(微博)(42.77,1.06,2.54%)采访时如是称。
然而，授信仅仅是国开行整体金融服务中的一部分，仅以2010年9月份国开行与重庆市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签订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为例，作为金融服务顾问的国开行承诺将提供“投、贷、债、租”等全面的金融服务；这也是2008年国开行商业化转型开启之后的新变化。
2012年，在重庆批准成立直辖市十五年后，作为中国城市开发性金融的主力银行，国开行与重庆，一家银行与一座气象万千的城市，从来没有如此紧密过；过去十五年，一座城市的崛起背后，一家以中国城市开发性金融为己任的金融机构又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
“八大投”VS开行千亿平台贷
5月4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透露，截至2011年底，重庆政府债务为2600亿元，仅占中国约10.7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的1/40，这与重庆经济发展规模是相适应的。
黄奇帆的一席解释是有针对性的，从今年3月份开始，有关重庆地方政府债务的担忧就常见诸舆论，国开行作为中长期投融资金融机构，在重庆“八大投”有相当大的支持力度。
所谓重庆“八大投”是指从2002年开始，重庆牵头整合各类分散的政府资源，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即为重庆“八大投”。
作为城市基础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八大投”与国开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重庆地产集团、城投集团等政府融资平台，皆与国开行有着良好合作。
2005年11月，吴德礼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国开行重庆分行已分别与市级八大投融资平台中的五个签订了531亿元的合作协议，已发放贷款144亿元，为市级投融资平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信用和资金支持。
“各区县投融资平台都是在分行倡导和支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大多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吴德礼一番话，可看出国开行在重庆地方融资平台运作中承担了关键角色。
据开行重庆分行行长郭东介绍，十多年来，重庆分行始终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把重庆市“两基一支”领域项目作为重点，已累计发放表内外贷款超过3500亿元，支持了重庆城市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电力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自重庆分行1999年成立以来，国开行已累计向重庆市交通建设领域发放表内外贷款1499亿元，用郭东的话说，国开行已经成为“主力银行”。此外，该分行近年来累计向重庆水利建设提供表内贷款93.84亿元。
来自国开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末，重庆分行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统计口径的融资平台共计59户，表内人民币贷款余额1063亿元，而截至3月底，重庆分行贷款余额才1229亿元。尽管不良贷款率仅为0.1%，且连续七年低于1%，但平台贷款余额已占到该分行全部贷款余额的86%，已是不争之实。
这也部分印证了郭东所言的，“非个人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市场份额连续数年保持金融同业第一。”同时，开行重庆分行还表示，据介绍，截至2011年底，国开行重庆分行共有政府融资平台客户58户，贷款余额占全市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的23%，由此可以推断，截至2011年底，重庆市全部地方融资平台余额应该在4620亿元左右。
至于1000亿元平台贷款风险控制如何，根据重庆银监局2011年5月底融资平台现金流测算结果，国开行重庆分行融资平台现金流覆盖情况，全覆盖57户，贷款余额990.5631亿元，占比98.2%；基本覆盖1户，贷款余额18.07亿元，占比1.8%；无覆盖0户。
“在这些融资平台贷款项目中，在建工程自有资金来源可靠，没有资金链断裂风险。分行融资平台贷款均设有完善的信用结构，还款来源可靠。”国开行重庆分行表示。
5月10日，《工人日报》刊登一篇专访郭东的文章称，重庆分行与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规范并重。一方面，国开行通过与融资平台合作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融资平台必须按照开行的相关规定完善“法人建设、治理结构建设、现金流建设、信用建设”等，提供开行认可的信用结构和抵质押物。
郭东还认为，“从我个人来看，融资平台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向投资平台转变，也就是不能为了融资而融资，这是不可持续的。”
国开行重庆图谱
而在八大集团之外，还有一家神秘的金融类投资集团——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这家成立于2004年、号称重庆“淡马锡”的地方金控平台，与当时欲借西部大开发之机大举进入城市开发性金融的国开行恰恰有过一段“经典”的合作。
为处置重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而设的渝富公司，初始注册资本金为10亿元，归口地方国资委。有别于其他八大投资集团，作为地方金控集团，渝富主要负责处置不良资产、金融控股、土地储备、参股国企。曾有人对其运作模式做了如下概括：不良资产处置、资本运作与储备地产，“它在这三个模式中娴熟地变着脸”，遂获重庆“淡马锡”美誉。
真正让渝富扬名资本市场的，是2003年-2004年处置工商银行(4.36,-0.04,-0.91%)重庆分行一笔107亿元的资产包，其时正值银行改革和国企改革关键之时，工行乃当时重庆国企最大债权银行，有数据显示当时1160家重庆国企在工行的不良贷款资产包高达157亿元。
渝富承接的第一单便是工行这块难啃的骨头。
工行要求必须一次性现金支付，这是商谈的前提条件。但根据渝富测算，收购第一笔不良资产的缺口就在17亿元左右。但渝富和重庆市政府可面临的选择并不多，国有银行不愿意、地方金融机构承接能力不足，重庆方面转而寻求国开行的支持。
国开行重庆分行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由开行提供总额为21.7亿元的贷款，其中一年期贷款7亿元，三年期贷款10亿元，贷款利率分别为5.31%和5.49%；同时，项目主要还款来源为企业回购债权资金，由市政府出面协调渝富与涉及到的各家企业签署《债权回购意向协议》，回购资金用于偿还开行贷款；此外，由重庆水务集团提供担保，重庆市国资委出函承诺。
这是国内金融界第一次为处置不良国有资产提供贷款，开创了一种新的金融工具。
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黄奇帆曾将上述融资方案描述为“搭桥贷款”，开行则是以“组合贷款”名义批准，最终实现了“财政不补贴，政府不干预，国企要满意，渝富有盈利”的理想。
“渝富模式”仅是双方牵手的开始，随后在渝富公司强力主导的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9.82,-0.24,-2.39%)等重庆地方金融机构重组中，国开行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
以重庆商业银行重组为例，2003年时，该行100亿元贷款中有33亿元
是不良贷款，濒临倒闭，重组第一步便是注入资本金。渝富注入的资本金有相当一部分拜国开行软贷款所赐。
为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开行重庆分行为渝富公司提供的21亿元贷款，一部分是用收购的不良资产做抵押，另一部分是渝富公司将5000亩土地储备做抵押。开行认为，抵押资产的价值已经超过国开行贷款的价值，再加之市政府亦有承诺，“风险已经完全覆盖”。
尽管土地抵押的风险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从2004年开始，国开行藉重庆处理不良资产之机，介入重庆渝富等一系列地方金融平台整合重组，至今仍不失为开发性金融的一大妙笔，开行也藉此寻找到了进入重庆的“渝富模式”。得益于资本运作及银行信贷支持，过去几年，八大投资集团的扩张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以渝富为例，来自重庆国资委的数据显示，自渝富成立以来累计为国企改革、改制、重组提供周转资金181亿元；待到2007年末，重庆渝富资产规模已达到240亿元，资产负债率下降到67.3%，实现报表利润2.66亿元，而土地储备总量亦达到了37052亩之巨。
在诸如高发司(“八大投”之一)等其他投资平台中，也随处可见国开行软贷款的身影。
世界银行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高发司的资本来自于政府投入的以下几类资金：公路养护费、商务车附加费、客车附加费、重点建设基金、市政府财政资金、土地转让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从国家开发银行所借且转贷给重庆高发司的“软贷款”。
在其他资产、土地、国债等注入之下，“八大投”带来的是高达700亿元的资本金以及高达几千亿的银行授信额度，有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初，重庆“八大投”资产总额达3300亿元人民币。
“如果出风险，那也是系统性风险，不光是我们一家。”5月11日，国开行一位地方分行人士如是说。
公租房账本
从2010年起，三年建造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的“重庆”公租房模式，曾经引发舆论强烈反响，而750亿资金大投入的背后，也少不了国开行的身影。
此前，重庆分行人士曾向本报记者表示，2010年重庆全市保障房贷款发放额为176.82亿元，开行发放额为38.46亿元，占比为21.75%。
不过，早在2011年上半年，当地分行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国开行在保障房上的投入力度，是其他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
2010年6月，国开行印发《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工作的意见》，当年8月授信承诺20亿元支持重庆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成为全国首家向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授信的金融机构。
“项目本身没有吸引力，公益性考虑更多一些，”国开行上述人士称，“国开行年贷款计划都有一部分为公益性的低收益贷款，理论上当地分行可以支持保障房贷款50亿。”
不过，国开行有两大底线要求，一是借款主体需20%资本金；二是单个项目贷款不超过20亿。此外，国开行贷款期限大概为11-13年，平均为12年；且以2010-2011年为例，公租房贷款利率普遍下浮10%，此后调至基准利率，银行议价能力不高。
而即便是政策性银行，开行也会考虑收益问题：
“经过多次加息后，目前长期贷款成本已经升至6.6%，公租房的租金收益勉强能覆盖利息，而对贷款本金的覆盖只有5.71%。”上述重庆分行人士透露，商业租售部分占总开发面积10%，全部出售也只能够覆盖20%-30%左右的本金。
显然，如果公租房产权不可交易，仅凭租金和商业配套物业租售，偿还贷款本金是没有保障的。这对公租房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一大挑战。
5月4日的金融工作座谈会上，黄奇帆对外界关注的重庆财政状况做了一个交代：2011年，中央财政对重庆的转移支付约10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90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3960亿元，重庆的财政赤字为零。
上述开行人士称，三年3000平方米公租房重任，仍落在“八大投”身上，重庆地产集团为主要承担者。“重庆八大融资平台资本撬动的杠杆，牵一发而动全身。”八大投存在大量土地抵质押情况，且几大平台与当地的主要金融机构——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重庆信托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
仅以重庆银行为例，根据其2010年公开披露的年报，重庆渝富资产、重庆地产集团、水利集团分别将其持有的39493万股、16015万股、16015万股重庆银行股权质押予国开行。
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国开行已经身陷其中，此番国开行大献礼单背后的辛酸自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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