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滑坡到底会对经济造成多大危害?中国为什么要救楼市?日本野村证券的一项最新分析中也许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
野村分析师称，中国房地产市场短期内难以回暖。他们认为，如果不大幅调整政策，楼市滑坡将导致中国2014年GDP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2015年GDP增幅回落0.6个百分点，最坏一种情况是，中国GDP增幅可能大幅下滑4个百分点。
野村分析师华长春(音)、温迪陈和萨巴拉曼(Rob Subbarama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没有捷径可循∶房地产市场如果有序回调，则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大幅回调，则会带来经济剧痛。
他们提出了三种假设情境：
1.如果政府维持当前的政策步伐—零散实施定向宽松，今年GDP增幅将回落1.4个百分点，因为房地产的下滑对钢铁、建筑、化工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影响严重。
2.如果政府通过取消信贷限制、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方式放松货币政策，并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那么楼市低迷对中国今、明两年GDP增速的影响将较小，令2014、2015年GDP增速分别减少1.1个和0.3个百分点。这些分析师称，但从长期看，这可能会比延续当前政策的做法更糟，因为债务水平将被进一步推升，而供应过剩状况将会加剧。野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因为这最终可能导致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体经济出现更剧烈调整。
3.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且房地产市场崩盘。野村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GDP增速可能会减少4个百分点。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中国楼市的低迷状态都可能会持续两到四年。
如果从对可见GDP的影响来看，选择两难的政府最终可能不得不选择第二种方式，事实证明政府也开始这样做了。
野村分析师称，这不是一次轻微的回调，此次楼市低迷不同于中国以往发生的任何情况，之前的低迷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收紧所致，而这一次似乎是市场力量更自然地引发。
中国前两次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分别发生在2007-2008年和2011-2012年。中国私人住房市场是1998年形成的。与美国和日本等更成熟市场相比，中国房地产周期更短。前两次楼市低迷是政府为抑制房地产投机而收紧政策所导致的，但市场很快好转，因为决策者改变了想法，放松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以应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及2012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但这次，房地产市场似乎不太可能会像悠悠球一样很快回升。野村分析师称，中国当前正受到楼市供应过剩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除非出现严重下滑，否则本轮回调可能会长期持续。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楚天 来源：新浪财经
from 参考消息@无所不坛 http://janadabc.blogspot.com/2014/09/g4g_669.html
Tuesday, 30 September 2014
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压制徒劳无益
上周，中国西部边陲新疆的一家法院，以“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无期徒刑。伊力哈木是维吾尔族人。对这位温和的学者判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他被判处的刑期也比其他中国异见人士长出一个数量级。然而这
一判决显示的绝非力量，而是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背后的混乱和慌张。
伊力哈木作为经济学教授和博客作者，成了一个广受赞许的政治犯，这本身 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符合共产党希望维吾尔人成为的样子。他受过教育，汉语流利，也是共产党员，与体制内人员有紧密的家庭关系（他的男性 亲属中包括中国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成员）。他有专业知识，有企业家精神，也是中产阶级（在被国家没收之前，他的家庭财产约合13万美元）。他并没有表现 出多少宗教情绪（维吾尔人大多是穆斯林，但信仰的程度和性质各不相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敢于发声。
尽管中国人通常认为新疆是一个遍 布沙漠和山峦的遥远边疆，那里古朴有趣的居民能歌善舞，但是通过不断扩大的交通网络，它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中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疆城市里耸立的高楼、 闪烁的霓虹、蓬勃的商业，甚至空气污染，都与其他中国城市颇为相似；尽管就像全国的农村地区一样，新疆的农村也仍然贫穷，但城市里崛起的中产阶级，与其他 城市的中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飞速的经济发展让维吾尔族受益，也让汉族受益（在新疆的2100万人口当中，这两个族群所占的比例都是略高于40%）。
尽 管经济上获益，但维吾尔人对自己身为维吾尔人的身份仍然坚定不移，这一点似乎令官方感到困惑和不满。不时出现的地方性骚乱事件在中国各地都是普遍的问题， 但在新疆，这些事件却被赋予了民族和宗教情绪的色彩。在1998年至2007年经过相对平静的十年之后，自2008年以来局势的不稳定令人担忧，2009 年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民族骚乱，公安机关及国家权力的代表不时受到攻击。过去一年，有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偏远的云南省，以及北京对平民采取了不加区 分的暴力袭击。新疆官方对暴力采取的反应是加紧打压，包括挨家挨户地搜查，及采取行动限制身份认同的传统符号：蒙面服饰、头巾、胡须、传统的花帽、斋月的 斋戒，以及礼拜。
再加上最近在喀什拆除维吾尔建筑、在新疆的学校和大学里取消维吾尔语授课的课程，这些举措的目的似乎是压制维吾尔文化。此 外，官方还加强了9·11之后的一种倾向，以同一个视角解读维吾尔人的骚乱——外国势力煽动的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即使真正的起因来源于当地，是政 治性的。
中国官方的宣传是，所有涉及维吾尔族的麻烦，都源自外部势力，与政府的政策无关。并不清楚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完全相信自己的宣传，但 地方和自治区的政府肯定会从中受益：对于官员和商人的不端行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普通人实质上享有某些抗议的自由，但维吾尔人却没有这种空间。在缺乏新闻自 由的情况下，北京要想得到新疆当地的信息，除了通过下面那些自利、自我保护的地方官员，极少有其他渠道。官员们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 名，可以方便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最迫切地想起诉伊力哈木的是新疆当局而不是北京，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一直主张，是中国的政策本身引发了维吾尔 人的愤懑和暴力行为，而不仅仅是网上的激进鼓动。
然而，对伊力哈木的打压，不仅让北京再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让自己失去了一个关键的 维吾尔族视角，还失去了以另一种途径应对新疆不断恶化的局势的可能性。伊力哈木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被关闭前，是一个让汉族和维吾尔族作者讨论新疆议题的 论坛，为两个群体搭建了桥梁；而增进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也是共产党今年5月调整新疆政策方针时的一个主题。
最重要的是，伊力哈木指出，中国现行的法律可以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要能够执行。他并没有呼吁激进的美式民主化，而是主张保护本民族的习俗：支持非汉族的文化表达、就业机遇和真正“自治”的政府，而这在中国宪法中，以及1984年的一部法律中都得到了保障。
这 种“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间接地来源于清代（1644年至1911年）多元主义（尽管并不民主）的意识形态。清代将新疆、西藏、蒙古和台湾纳入了北京“天 下一家”的统治之下。尽管表面上与苏联体制之下的民族共和国很相似，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体制，与苏联体制有显著的差异，并且根据中国的条件和形式做了 调整。在上世纪50年代，这套体制运行得很成功，那时新疆成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80年代初期，也相当成功，尽管从来没有向少数民族赋予真正的自 治，但这一制度在少数民族当中仍然很受欢迎。伊力哈木远非“煽动颠覆”，他是在主张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承诺。
治理多元的社会、推行多元主义是一个紧迫的全球性议题，从苏格兰、到乌克兰、再到密苏里州弗格森，都是如此。中国有机会为解决民族国家模式中的问题做出贡献，但是如果把最有创造力、最勇敢的思想者关起来，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米 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简介》(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伊力哈木作为经济学教授和博客作者，成了一个广受赞许的政治犯，这本身 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符合共产党希望维吾尔人成为的样子。他受过教育，汉语流利，也是共产党员，与体制内人员有紧密的家庭关系（他的男性 亲属中包括中国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成员）。他有专业知识，有企业家精神，也是中产阶级（在被国家没收之前，他的家庭财产约合13万美元）。他并没有表现 出多少宗教情绪（维吾尔人大多是穆斯林，但信仰的程度和性质各不相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敢于发声。
尽管中国人通常认为新疆是一个遍 布沙漠和山峦的遥远边疆，那里古朴有趣的居民能歌善舞，但是通过不断扩大的交通网络，它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中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疆城市里耸立的高楼、 闪烁的霓虹、蓬勃的商业，甚至空气污染，都与其他中国城市颇为相似；尽管就像全国的农村地区一样，新疆的农村也仍然贫穷，但城市里崛起的中产阶级，与其他 城市的中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飞速的经济发展让维吾尔族受益，也让汉族受益（在新疆的2100万人口当中，这两个族群所占的比例都是略高于40%）。
尽 管经济上获益，但维吾尔人对自己身为维吾尔人的身份仍然坚定不移，这一点似乎令官方感到困惑和不满。不时出现的地方性骚乱事件在中国各地都是普遍的问题， 但在新疆，这些事件却被赋予了民族和宗教情绪的色彩。在1998年至2007年经过相对平静的十年之后，自2008年以来局势的不稳定令人担忧，2009 年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民族骚乱，公安机关及国家权力的代表不时受到攻击。过去一年，有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偏远的云南省，以及北京对平民采取了不加区 分的暴力袭击。新疆官方对暴力采取的反应是加紧打压，包括挨家挨户地搜查，及采取行动限制身份认同的传统符号：蒙面服饰、头巾、胡须、传统的花帽、斋月的 斋戒，以及礼拜。
再加上最近在喀什拆除维吾尔建筑、在新疆的学校和大学里取消维吾尔语授课的课程，这些举措的目的似乎是压制维吾尔文化。此 外，官方还加强了9·11之后的一种倾向，以同一个视角解读维吾尔人的骚乱——外国势力煽动的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即使真正的起因来源于当地，是政 治性的。
中国官方的宣传是，所有涉及维吾尔族的麻烦，都源自外部势力，与政府的政策无关。并不清楚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完全相信自己的宣传，但 地方和自治区的政府肯定会从中受益：对于官员和商人的不端行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普通人实质上享有某些抗议的自由，但维吾尔人却没有这种空间。在缺乏新闻自 由的情况下，北京要想得到新疆当地的信息，除了通过下面那些自利、自我保护的地方官员，极少有其他渠道。官员们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 名，可以方便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最迫切地想起诉伊力哈木的是新疆当局而不是北京，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一直主张，是中国的政策本身引发了维吾尔 人的愤懑和暴力行为，而不仅仅是网上的激进鼓动。
然而，对伊力哈木的打压，不仅让北京再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让自己失去了一个关键的 维吾尔族视角，还失去了以另一种途径应对新疆不断恶化的局势的可能性。伊力哈木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被关闭前，是一个让汉族和维吾尔族作者讨论新疆议题的 论坛，为两个群体搭建了桥梁；而增进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也是共产党今年5月调整新疆政策方针时的一个主题。
最重要的是，伊力哈木指出，中国现行的法律可以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要能够执行。他并没有呼吁激进的美式民主化，而是主张保护本民族的习俗：支持非汉族的文化表达、就业机遇和真正“自治”的政府，而这在中国宪法中，以及1984年的一部法律中都得到了保障。
这 种“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间接地来源于清代（1644年至1911年）多元主义（尽管并不民主）的意识形态。清代将新疆、西藏、蒙古和台湾纳入了北京“天 下一家”的统治之下。尽管表面上与苏联体制之下的民族共和国很相似，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体制，与苏联体制有显著的差异，并且根据中国的条件和形式做了 调整。在上世纪50年代，这套体制运行得很成功，那时新疆成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80年代初期，也相当成功，尽管从来没有向少数民族赋予真正的自 治，但这一制度在少数民族当中仍然很受欢迎。伊力哈木远非“煽动颠覆”，他是在主张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承诺。
治理多元的社会、推行多元主义是一个紧迫的全球性议题，从苏格兰、到乌克兰、再到密苏里州弗格森，都是如此。中国有机会为解决民族国家模式中的问题做出贡献，但是如果把最有创造力、最勇敢的思想者关起来，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米 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简介》(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930/c30millward/
佔領香港筆記──從廣場到馬路的72小時突變
作者：张洁平
催淚彈變成一個有形而具體的「鎮壓標誌」，不僅激化了局勢，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來坐在馬路上，也實際上加劇了運動性質的轉化：這已經不是由幾個領 袖人物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也不只是學聯或者學民思潮發起的學生運動，而成了一場因為「敵人」團結起來的，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運動。
這個「敵人」，表面上是催淚彈，實際上是抗爭者賦予它的政治含義──一個作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對香港過半數市民民主訴求的不承擔，甚至協同 打壓。這個時候，是否要遵循「佔領中環」的理念和議程已經不重要了，每一個坐在馬路上的人，都帶著自己個體的憤怒和訴求，他們的最大公約數，恐怕只有那個 人大已經明確否決了的真普選。
被困在「自由廣場」之內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為主台的意義。9月28日，佔中三子、民主派大佬、學生領袖都坐在主台上，沒有警察去拘捕他們，催淚彈 都瞄準了馬路上的群眾。9月29日，警察撤防，也沒有群眾再進入「自由廣場」。3公里長的馬路已經成了新的「廣場」，而且無邊無際，無人可以真正代表。
在這條馬路上走一遍，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那種井然有序、令人驚嘆的自組織，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浪漫的歌聲和字條，周圍店鋪的友好，深夜裡 和警察一起清掃垃圾的年輕學生。還有一邊施放催淚彈，一邊全副武裝向前推進的警察，扶起在煙霧中摔倒在地的市民，送到安全區。你知道這是不管多麼憤怒，都 沒有改變的香港，良好的公民社會根基，讓自主和自律在絕大多數公民身上完美統一。
但你也知道，在對面的陰影裡，還有一種力量，也不會改變。一旦「廣場」無邊無際，無人代言，無法收場，這也是真正的危險臨近的時刻。
from 自由港 https://iyouport.com/reviews/archives/1009
一切都發生得太快，打亂了所有嚴密佈局的計劃，無論是起事者的，還是管治者的。而一切又發生得太自然，像一場壓抑已久的高燒，淋漓盡致。
香港人大概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去佔領全城的馬路。爭取民主普選是一場長達30年的談判，而如果爭取失敗，則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抗命行動──這大概才是香港人做事的方式──在9月28日之前，他們自己也這麼認為。
「佔領中環」運動醞釀了整整20個月。從去年一月，法學教授戴耀廷在報紙上提出構想開始，歷經輿
論預熱、民主商討、公民投票，先禮後兵，直到全國人大真的否決了香港真普選的希望，才啟動行動，預備要「佔領中環」。如果行動按原計劃進行，這恐怕會是世
界歷史上姿態最卑微的「公民抗命」：我們講盡道理，不得不「抗命」，「抗命」的方式，不是最初構想的「癱瘓金融中心」，而是選擇在節假日，以對公共秩序影
響最小為前提，坐在馬路中間（這條馬路節假日會被批準為行人專用區），等待被捕，用自我犧牲，結束整場運動。
「佔中」核心團隊的成員曾私下告訴我，在人大決議給香港普選「落閘」之後，他們原本對行動本身已
經非常悲觀。「香港人太現實」，他說：「知道沒用的事情不會去做」。「佔中」內部，對願意走出來、坐在馬路中間「自我犧牲」的人數預期是5000人，佔領
時間是最多兩天。這是一個悲觀的預期，形勢逼他們只敢做最壞的打算──他們把行動日定在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因為中國領導人不願意在喜慶
節日生血光之災，便可能避免殘酷鎮壓。
誰也沒想到在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全港學生大罷課之後，形勢突變。
9月26日晚上10點30分，在結束了一個星期的罷課之後，連日集會的學生、市民正待散去，學民
思潮召集人、17歲的黃之鋒在短暫宣告後，突然帶頭翻越圍欄，衝入「公民廣場」──這一塊政府總部門前空地，是規劃的公眾集會用地，曾在2012年反國教
運動中成為最主要的抗議地標，並因此得名「公民廣場」，而在2014年7月17日，接近人大表決香港普選方案的日期，港府突然封閉這塊用地，直至8月底再
度開放時，四周已經滿滿修建起兩米高的鋼鐵圍欄，實質性破壞了這塊一千平米空地的集會效應。那一天晚上，在「重奪公民廣場」的口號帶領下，學民思潮的黃之
鋒、學聯的秘書長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等100多名學生，不顧一切衝了進去。黃之鋒很快被警察按倒在地，用胡椒噴霧制服，並直接拘捕，其他百餘名學生則
由趕來增援的警察團團圍住，困在「公民廣場」之中。正在散去的人群洶湧起來，聚集在公民廣場的鐵欄杆外不肯離去，並有更多人趕來聲援，人們整晚高喊口號：
「釋放學生！」「學生無罪！」「警察可恥！」
這一夜，因為一個試圖進入常規集會空間而被阻止的舉動，引發了形勢第一次的根本轉變：你不許我進入公民廣場，我就去外面開拓新的廣場。
9月26日，據學聯的估計，有數千名市民在政府總部四周的區域通宵留守。這片不規則的區域包括了
政總建築物旁側的一條馬路，一個圓形交通路島，和立法會後門旁的一小片空地，留守的人們開始把這里叫做「自由廣場」。這一個夜晚，集會者第一次見識了胡椒
噴霧──警方6度施放胡椒噴霧試圖驅散集會，並曾動用警棍，並無防備的學生則撐開雨傘抵擋胡椒噴霧，並搬動鐵馬在「廣場」的各個入口設置路障，抵擋警方清
場。附近天橋上圍觀的支持者也撐開雨傘擲下，讓它們飄落到集會者手中，在整晚緊張對峙的氣氛中，定格了頗為浪漫的畫面。
他們終沒有能夠阻擋警方。周永康、岑敖暉等闖入公民廣場的學生在9月27日一早的清場行動中被帶
走。而集會者亦因此決定，死守這裡不走，直到警方釋放所有學生為止。「佔領中環」運動的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許多重要人士很快趕來到
現場聲援留守學生，到了夜晚，在新的「自由廣場」──恐怕是世界上地形最複雜、最不規則的廣場──聚集起將近五萬人。
學生們在馬路上、天橋上、草地上、以及四周的工地上或坐或躺，並成立物資站、急救站，接納市民源源不斷送來的食物、水與抵擋胡椒噴霧的雨傘、口罩。他們還搭起了帳篷廁所，不過因為多數人覺得不夠衛生，立法會外的公共廁所仍然排起長長的隊伍。
9月28日凌晨1點40分，經過佔中與學聯的共同商討，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宣佈，佔中放棄原定的計
劃，決定即時、就地啟動。僅僅十幾個小時以前，他還聲明不會提前開始佔中，也沒有計劃把佔中地點轉移到政府總部。但造勢不如就勢，這十幾個小時裡，現場人
群的生動能量顯然改變了他們的決定。
這個決定令不少支持佔中的市民叫好，卻也引起現場學生的爭議。許多學生在凌晨兩點左右離場，他們說自己是來支持學生運動，呼籲釋放被拘捕的學生，卻沒有打算要「佔領中環」。但留下來守夜的年輕人，仍然接近萬人。
彷彿對這一變化措手不及，儘管留守者進入高度警惕的防備狀態，但這一個夜晚，警方沒有任何行動。
守了一夜的學生在白天疲乏離去。在「自由廣場」人數最少的時候，9月28日下午1點30分，警方宣佈，開始清場。他們實施人群管制，封鎖政府總部附近示威
區的所有入口，只準出不準入，並稱「任何公眾人士強行進入將被檢控，場內人士將被拘捕」。學聯及佔中則立刻通過網絡告急，呼籲市民前來支援，一起守住這
裡。
誰也沒想到，短短兩個小時之內，四面八方趕來的群眾就聚集在進入政總示威區的各個通道上，不但對警方封鎖線形成了反包圍之勢，更隨著聚集人數越來越多，由於無法進入政總示威區，反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交通干道上。人們乾脆坐下，就地在馬路集會。
9月26日，從「公民廣場」的封閉演變為開拓「自由廣場」，是抗爭的第一次空間轉化。9月28日，從「自由廣場」的封閉演變為佔領馬路則是第二次，這一次，也徹底地轉變了抗爭的性質。
到下午4點半，人們已經完全佔領了金鐘的車行主干道，並向東蔓延到灣仔，向西蔓延到中環。寬闊的
車行路和起伏的高架橋上坐滿了人。天橋上也擠滿了人。被封閉在「自由廣場」內的學聯同學們看到手機里轉播的場外畫面，泣不成聲。佔中三子也激動不已，這是
近兩年來承受著巨大壓力的他們，不敢想像的畫面──戴耀廷當初在報紙上大膽構想，也只說「一萬人佔領中環」而已。
不過，作為行動最初的召集與組織者，他們還來不及對隔離在外的數萬群眾（不斷增加中）做出呼應，警方的行動就已經令事態再次急轉。
根據梁振英下午3點半記者會上的表態，警方會「果斷依法適當」對付「佔中」。當晚6點開始，警方
突然對和平示威人群使用催淚彈，據後來警方公佈的數字，在9月28日夜晚到9月29日凌晨，香港警方共在9個地點，發出了87枚催淚彈。這是自1967年
左派暴動以來，警察第一次對香港市民使用催淚彈（2005年WTO在香港召開會議期間，警方曾對南韓示威者使用過催淚彈）。
所有人都震驚了。當天下午有家長帶著孩童來參加集會，沒有人想到兩三個小時的集會就會引來催淚
彈。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催淚彈並沒有驅散人群。被激怒的集會者回到原地坐下，有更多的人被電視直播畫面或者網絡圖片震驚，決定出門前來聲援，從6點警方拋
出第一枚催淚彈開始，從中環到灣仔馬路上的人群不減反增，晚上更增加到是十數萬人，更蔓延到九龍的旺角地區。
晚上10點20分，學聯突然發佈聲明，稱從多個渠道獲得消息指警方已經以橡膠子彈驅散示威者，呼籲示威者全面撤離，「保留實力，擇日再會」，佔中也
即做出相似表態，「一旦開槍或啟動音波炮，呼籲市民全面撤離」。然而，仍然有大批市民選擇在馬路上徹夜留守。一直到9月29日白天，人群依然沒有散去，反
而越聚越多，在港島從中環一直鋪到銅鑼灣，在九龍也從旺角蔓延至尖沙咀。催淚彈變成一個有形而具體的「鎮壓標誌」，不僅激化了局勢，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來坐在馬路上，也實際上加劇了運動性質的轉化：這已經不是由幾個領 袖人物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也不只是學聯或者學民思潮發起的學生運動，而成了一場因為「敵人」團結起來的，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運動。
這個「敵人」，表面上是催淚彈，實際上是抗爭者賦予它的政治含義──一個作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對香港過半數市民民主訴求的不承擔，甚至協同 打壓。這個時候，是否要遵循「佔領中環」的理念和議程已經不重要了，每一個坐在馬路上的人，都帶著自己個體的憤怒和訴求，他們的最大公約數，恐怕只有那個 人大已經明確否決了的真普選。
被困在「自由廣場」之內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為主台的意義。9月28日，佔中三子、民主派大佬、學生領袖都坐在主台上，沒有警察去拘捕他們，催淚彈 都瞄準了馬路上的群眾。9月29日，警察撤防，也沒有群眾再進入「自由廣場」。3公里長的馬路已經成了新的「廣場」，而且無邊無際，無人可以真正代表。
在這條馬路上走一遍，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那種井然有序、令人驚嘆的自組織，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浪漫的歌聲和字條，周圍店鋪的友好，深夜裡 和警察一起清掃垃圾的年輕學生。還有一邊施放催淚彈，一邊全副武裝向前推進的警察，扶起在煙霧中摔倒在地的市民，送到安全區。你知道這是不管多麼憤怒，都 沒有改變的香港，良好的公民社會根基，讓自主和自律在絕大多數公民身上完美統一。
但你也知道，在對面的陰影裡，還有一種力量，也不會改變。一旦「廣場」無邊無際，無人代言，無法收場，這也是真正的危險臨近的時刻。
from 自由港 https://iyouport.com/reviews/archives/1009
中国官方对香港“占中”报道严加管控
更新：周日晚些时候和周一，中国官员迅速对关于香港民主示威活动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控制。这场示威活动于周末开始，并在周日夜间演变成了数十年来平民和香港警方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街头冲突。
北京的中央宣传部命令所有网站删除关于这场动荡的一切信息。提到这些抗议活动的大陆新闻网站，主要都是转载了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上的一篇短文，文中并没有提到过多关于南边局势的信息。有些网站发表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文章。《环球时报》是一家官方的民粹主义报纸，立场一向强硬。
周 一，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区，居委会成员挨家挨户地走访各个商店，告诉店主不要张贴任何关于香港的海报，连表现爱国精神的也不行。居委会成员拿走了一张关 于香港景象的官方海报，这是之前分发给商户，让他们在周三的国庆节到来前贴到墙上的。他们转而分发了印着长城和天安门广场的海报。
从周日夜间开始，负责互联网审查的官员屏蔽了Instagram， 这很可能是为了确保关于集会的图片不会传播出去。Instagram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图片分享社交网络。只有那些有翻墙软件，能越过被称作“防火长城”的 网络控制系统的网络用户才能登录Instagram。这个网站的屏蔽让一些先前可能根本不知道香港抗议活动的网络用户非常愤怒。审查者的这些做法与此前针 对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等其他西方社交媒体网站的做法如出一辙；它们都在近些年发生政治动荡时被屏蔽，如今也仍然处于被禁状 态。
周一，中国最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开始禁止“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这场规模巨大的香港民主运动的名称——以及其他类似词条的搜索。
对于微信——在中国很受欢迎的手机网络应用——的审查则不太稳定，有些文章并未遭到屏蔽，用户可以对其进行转发。并非所有文章都对抗议者持支持态度：一篇广泛传播的文章称香港市民不懂感恩，这种说法与中国官方经常用来描述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措辞相同。
不过，中国的多位政治观察人士表示，他们的感觉是，许多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都没有密切跟进香港事态的发展，这部分是因为此前关于香港的详细政治报道曾遭到审查。一家官方媒体的工作人员称，“许多人根本不关心香港目前的状况，认为此事与他们无关。”
此人表示，在他的新闻编辑室里，许多记者根本不清楚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甚至连那些了解状况的人也不完全理解为什么香港市民会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或举行占中运动。
不过，有些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仍在密切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一名官方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给认识的人发信息称，“希望情况不会变得更糟。”此人的另一条信息称：“我不希望政府又要开枪”——这里指的是1989年，政府对北京及其他城市支持民主的公民抗议者进行镇压一事。
有 些中国新闻媒体也对香港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但报道完全是从共产党的角度展开的。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首页上发表了关于抗议活动的文章，上 面的图片显示，撑着雨伞的抗议者正在与一排排警察发生冲突。文章没有解释为什么人们要拿雨伞（这些伞是用来对付胡椒喷雾的）。标题和文章着重强调了官方对 抗议者的谴责。《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纸质版也在首页刊发了相似的图片和文章。
《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有 中文版和英文版）指责香港激进的反对势力“损害了香港的城市形象”，并表示大陆官员此前关于2017年选举的决定——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这个决定令人 无法接受——不可更改。武警政治学院的学者王强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更具煽动性的中文文章。他说，如果香港警察无法控制局势，中国军队就将插手干 预。下午早些时候，这些文章就被人从《环球时报》的中文网站上删除了，尽管它们已经被发表在了上午的印刷版上，那篇社论未署名的英文版则仍然挂在网上。
不 过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在严肃考虑这个选项。得到中共支持的香港领导人梁振英(Leung Chun-ying)在周日说，不会要求中国军方参与。经过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血腥军事镇压后，解放军领导人认为军队不能参与到平民抗议的管制 行动中。在中国大陆，这项职责已经被交给准军事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除了关于抗议活动的那篇短文，新华社还在网上刊出一篇报道，介绍香港为迎接国庆假期中大陆游客的到来进行了哪些筹备。
但是直到周一上午，一些大陆旅行社还在苦恼于如何处理本周前往香港的旅行团。
一些中国人通过半公开的社交媒体网络和口口相传的消息了解此次抗议活动，根据电话采访和社交媒体信息，其中一些人剃了光头以示对活动的支持，或打算前往香港近距离观摩。
周日下午，湖南株洲的欧彪峰在他的Twitter和微信上贴出了自己剃了光头的照片，并用手指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
周一，自称是独立社会活动人士的欧彪峰说，“光明顶行动”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在扩大，包括广州、上海和合肥在内的许多城市还有30到40人削发。其中很多支持者到微信上发帖，展示他们剃了光头的照片。
“我看很快就能过百，”欧彪峰说。“我们的目的是支持香港人民，他们的抗议是要真的民主，要在选举中体现他们的真实选择。这场抗议对我们自己的民主理想也是一种激励。”
然而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是1989年6月的记忆，当时北京及中国其他城市的民主示威活动遭到了暴力镇压，执行中共领导人命令的军人杀死了数百甚至数千的平民。
“人们非常担心，”欧彪峰说。“他们担心会变成25年前那样。”
住在广州附近的李小玲说，有的人计划去香港现场支持抗议者。她说她认识的人里打算去香港的超过了10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广州。
李小玲估计超过九成的中国人不知道发生在香港的事，尽管外国新闻机构对这次抗议进行了大力报道。
“这里的媒体不能报道，它们必须执行中央的宣传命令，只能发表政府让它们发表的东西，它们绝不会传播这个新闻，”李小玲说。“所以电视或网上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这样的暴力太可怕了，”她接着说。“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
在 香港附近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以及中国东部沿海的自治岛屿台湾，民主倡导人士在筹备周三的声援活动。那天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也是占中组织者最初计划的 抗议活动启动日期，只是群情激昂的学生上周发起了自己的集会，并在周五自发启动了眼下这场全面席卷香港街头的占领活动。
黄安伟(Edward Wong)、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北京的中央宣传部命令所有网站删除关于这场动荡的一切信息。提到这些抗议活动的大陆新闻网站，主要都是转载了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上的一篇短文，文中并没有提到过多关于南边局势的信息。有些网站发表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文章。《环球时报》是一家官方的民粹主义报纸，立场一向强硬。
周 一，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区，居委会成员挨家挨户地走访各个商店，告诉店主不要张贴任何关于香港的海报，连表现爱国精神的也不行。居委会成员拿走了一张关 于香港景象的官方海报，这是之前分发给商户，让他们在周三的国庆节到来前贴到墙上的。他们转而分发了印着长城和天安门广场的海报。
从周日夜间开始，负责互联网审查的官员屏蔽了Instagram， 这很可能是为了确保关于集会的图片不会传播出去。Instagram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图片分享社交网络。只有那些有翻墙软件，能越过被称作“防火长城”的 网络控制系统的网络用户才能登录Instagram。这个网站的屏蔽让一些先前可能根本不知道香港抗议活动的网络用户非常愤怒。审查者的这些做法与此前针 对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等其他西方社交媒体网站的做法如出一辙；它们都在近些年发生政治动荡时被屏蔽，如今也仍然处于被禁状 态。
周一，中国最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开始禁止“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这场规模巨大的香港民主运动的名称——以及其他类似词条的搜索。
对于微信——在中国很受欢迎的手机网络应用——的审查则不太稳定，有些文章并未遭到屏蔽，用户可以对其进行转发。并非所有文章都对抗议者持支持态度：一篇广泛传播的文章称香港市民不懂感恩，这种说法与中国官方经常用来描述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措辞相同。
不过，中国的多位政治观察人士表示，他们的感觉是，许多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都没有密切跟进香港事态的发展，这部分是因为此前关于香港的详细政治报道曾遭到审查。一家官方媒体的工作人员称，“许多人根本不关心香港目前的状况，认为此事与他们无关。”
此人表示，在他的新闻编辑室里，许多记者根本不清楚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甚至连那些了解状况的人也不完全理解为什么香港市民会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或举行占中运动。
不过，有些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仍在密切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一名官方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给认识的人发信息称，“希望情况不会变得更糟。”此人的另一条信息称：“我不希望政府又要开枪”——这里指的是1989年，政府对北京及其他城市支持民主的公民抗议者进行镇压一事。
有 些中国新闻媒体也对香港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但报道完全是从共产党的角度展开的。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首页上发表了关于抗议活动的文章，上 面的图片显示，撑着雨伞的抗议者正在与一排排警察发生冲突。文章没有解释为什么人们要拿雨伞（这些伞是用来对付胡椒喷雾的）。标题和文章着重强调了官方对 抗议者的谴责。《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纸质版也在首页刊发了相似的图片和文章。
《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有 中文版和英文版）指责香港激进的反对势力“损害了香港的城市形象”，并表示大陆官员此前关于2017年选举的决定——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这个决定令人 无法接受——不可更改。武警政治学院的学者王强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更具煽动性的中文文章。他说，如果香港警察无法控制局势，中国军队就将插手干 预。下午早些时候，这些文章就被人从《环球时报》的中文网站上删除了，尽管它们已经被发表在了上午的印刷版上，那篇社论未署名的英文版则仍然挂在网上。
不 过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在严肃考虑这个选项。得到中共支持的香港领导人梁振英(Leung Chun-ying)在周日说，不会要求中国军方参与。经过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血腥军事镇压后，解放军领导人认为军队不能参与到平民抗议的管制 行动中。在中国大陆，这项职责已经被交给准军事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除了关于抗议活动的那篇短文，新华社还在网上刊出一篇报道，介绍香港为迎接国庆假期中大陆游客的到来进行了哪些筹备。
但是直到周一上午，一些大陆旅行社还在苦恼于如何处理本周前往香港的旅行团。
一些中国人通过半公开的社交媒体网络和口口相传的消息了解此次抗议活动，根据电话采访和社交媒体信息，其中一些人剃了光头以示对活动的支持，或打算前往香港近距离观摩。
周日下午，湖南株洲的欧彪峰在他的Twitter和微信上贴出了自己剃了光头的照片，并用手指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
周一，自称是独立社会活动人士的欧彪峰说，“光明顶行动”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在扩大，包括广州、上海和合肥在内的许多城市还有30到40人削发。其中很多支持者到微信上发帖，展示他们剃了光头的照片。
“我看很快就能过百，”欧彪峰说。“我们的目的是支持香港人民，他们的抗议是要真的民主，要在选举中体现他们的真实选择。这场抗议对我们自己的民主理想也是一种激励。”
然而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是1989年6月的记忆，当时北京及中国其他城市的民主示威活动遭到了暴力镇压，执行中共领导人命令的军人杀死了数百甚至数千的平民。
“人们非常担心，”欧彪峰说。“他们担心会变成25年前那样。”
住在广州附近的李小玲说，有的人计划去香港现场支持抗议者。她说她认识的人里打算去香港的超过了10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广州。
李小玲估计超过九成的中国人不知道发生在香港的事，尽管外国新闻机构对这次抗议进行了大力报道。
“这里的媒体不能报道，它们必须执行中央的宣传命令，只能发表政府让它们发表的东西，它们绝不会传播这个新闻，”李小玲说。“所以电视或网上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这样的暴力太可怕了，”她接着说。“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
在 香港附近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以及中国东部沿海的自治岛屿台湾，民主倡导人士在筹备周三的声援活动。那天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也是占中组织者最初计划的 抗议活动启动日期，只是群情激昂的学生上周发起了自己的集会，并在周五自发启动了眼下这场全面席卷香港街头的占领活动。
黄安伟(Edward Wong)、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930/c30block/
香港人！香港人！
林慕莲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930/c30lim/
一夜之间，我童年时代的家园变成了战场。我曾穿行其间的那些香港街道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政治引爆点：戴着防毒面具的防爆警察朝着民主抗议者发射催泪弹，而抗议者们只能以雨伞和塑料薄膜抵挡有毒的白色烟雾。
鉴 于我曾在北京居住多年，研究中国平息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影响，我本不应该感到惊讶。25年前派军队应对本国人民之后，中国领导人深感自身的脆 弱，决心确保不让游行示威活动再度失控。这一当务之急催生出了日渐庞大的安全机构，其任务是约束和遏制民间的抗议活动。对中国领导人而言，稳定压倒一切， 不计任何成本。
2013年5月，我在西南部城市成都采访时，有人召集了一场抗议活动，当局采取了奥威尔式的举措，利用调休来避免发生任何麻烦。周六和周日忽然变成了工作日，周一和周二则成了新的周末。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在防爆警察方阵步步紧逼地驱除街头的和平抗议者之际——香港成了另外一座带有强烈的中国色彩的城市。那一刻让人认识到，香港1997年回归时得到的“一国两制”的承诺，践行起来有多难。
国家报纸《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简洁地表示，“激进的活动人士注定失败。”
数月以来，香港人一直拭目以待，想要看看北京方面将如何兑现自己的承诺，即：允许香港在2017年以普选的方式选出下一任领导人。上个月，北京下达了指令：行政长官——即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将由一个委员会来提名。该委员会中充斥着北京方面的支持者。
在 香港街头驱逐抗议者的做法之所被叫停，是因为其间使用的好多手段，都让人联想起在1989年的北京街头使用过的那些。事实上，周日的抗议活动爆发前夕，当 香港人讨论本地区民主政治未来的时候，《环球时报》就在重复人们熟悉的辞令：“境外敌对势力”正煽动不满情绪。类似的舆论在周四达到顶峰，亲北京的《文汇 报》发表了一篇“揭露”性质的文章，指责17岁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美国有着一定的联系，受到幕后“黑手”的操控。这与天安门时代的论调何其相似。
黄之锋创办“学民思潮”(Scholarism)运动组织时只有15岁。“学民思潮”曾成功地让香港政府取消了把亲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入香港学校的计划。目前，他领导的这个组织正站在发动学生罢课的最前沿——罢课的目的是向北京施压，敦促其给予香港公民真正的普选权。
周 一，在香港政府宣布将防爆警察撤离街头之际，抗议活动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其领导者是年轻的新生代活动人士，如黄之锋。对他们而言，社交媒体既是组织抗议 活动的工具，又是实时发布抗议者与防爆警察之间冲突的载体。就连初中生都参与了进来，其中一些人象征性地占领了他们学校的操场。
另一名被迫 出来否认与美国政府——这次是中情局(CIA)——有联系的著名人物是传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他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在邮箱遭到黑客攻击，邮件内容被泄露之后，他就成了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的调查目标。邮件显示，他曾经给支持民主的政治人士和活动人士捐过很多钱。此次反腐调查的时机——正当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最为激烈 之时——实在凑巧得令人怀疑。
上周，在一次引人注目的腐败审判中，前香港政府二号人物许仕仁(Rafael Hui)承认自己2007年曾收取一名北京官员提供的将近150万美元（约合900万元人民币）。所以，受训于殖民地行政管理者的香港公务人员所吹嘘的政治中立性，看起来似乎有些站不住脚。
香 港的愤怒之情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仅是因为缺乏民主，还是因为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从政府政策上就可见一斑。有人认为，香港政府的政策受到了人为操纵，主要 是为了给香港的亿万富翁带来好处。所以，上周当习近平主席为了回应香港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而把香港商业大亨召集到了北京时候，就进一步突出了管理者和被 管理者、富裕的精英阶层和普通人之间的巨大裂缝。
西方国家政府也没有进行过多回应，这让香港的抗议者深感沮丧。许多人都觉得，作为曾经的殖 民大国，英国没有履行其法律和道德上的职责来为香港说话。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发表了一条不痛不痒的声明称，他们乐于“看到中国通过普选产生香港特首这一目标得到确认”，同时也说这可能会有些人感到失望。
周一，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发布声明称，它支持香港人在和平集会和言论等方面的根本自由，但不会在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讨论中表明立场。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与承认港人正在极力争取政府先前承诺的高度自治相比，指责外国势力正在操纵学生更容易接受。当学生和活动分子与防暴警察在摩天大楼之间对峙之时，其中一个流行的口号很简单：“香港人！香港人！”
这样的措辞强调了香港独立且独特的身份，是习近平绝对无法接受的。在何为中国人的问题上，本着仇视外国人的民族主义，他只能接受一种国家认可的说法存在。
但是，尽管抗议活动仍在不断升级，北京政府却似乎胜券在握。不过，就算它成功扑灭了香港的怒火——这不太可能——它最多也只能获得暂时性的胜利。
香港市民17年来一直担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后果会形成涟漪效应，蔓延到台湾，那里的居民现在越来越警惕统一的念头；还会到北京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自杀以示抗议的藏人和血腥杀戮的新疆民族叛乱，让这些地方备受困扰。
香港目前还没有变成另一个天安门，但是它们被相提并论的事实说明，中国政府是多么不在意世界的看法。
林慕莲是密歇根大学新闻学客座教授，著有《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
鉴 于我曾在北京居住多年，研究中国平息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影响，我本不应该感到惊讶。25年前派军队应对本国人民之后，中国领导人深感自身的脆 弱，决心确保不让游行示威活动再度失控。这一当务之急催生出了日渐庞大的安全机构，其任务是约束和遏制民间的抗议活动。对中国领导人而言，稳定压倒一切， 不计任何成本。
2013年5月，我在西南部城市成都采访时，有人召集了一场抗议活动，当局采取了奥威尔式的举措，利用调休来避免发生任何麻烦。周六和周日忽然变成了工作日，周一和周二则成了新的周末。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在防爆警察方阵步步紧逼地驱除街头的和平抗议者之际——香港成了另外一座带有强烈的中国色彩的城市。那一刻让人认识到，香港1997年回归时得到的“一国两制”的承诺，践行起来有多难。
国家报纸《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简洁地表示，“激进的活动人士注定失败。”
数月以来，香港人一直拭目以待，想要看看北京方面将如何兑现自己的承诺，即：允许香港在2017年以普选的方式选出下一任领导人。上个月，北京下达了指令：行政长官——即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将由一个委员会来提名。该委员会中充斥着北京方面的支持者。
在 香港街头驱逐抗议者的做法之所被叫停，是因为其间使用的好多手段，都让人联想起在1989年的北京街头使用过的那些。事实上，周日的抗议活动爆发前夕，当 香港人讨论本地区民主政治未来的时候，《环球时报》就在重复人们熟悉的辞令：“境外敌对势力”正煽动不满情绪。类似的舆论在周四达到顶峰，亲北京的《文汇 报》发表了一篇“揭露”性质的文章，指责17岁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美国有着一定的联系，受到幕后“黑手”的操控。这与天安门时代的论调何其相似。
黄之锋创办“学民思潮”(Scholarism)运动组织时只有15岁。“学民思潮”曾成功地让香港政府取消了把亲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入香港学校的计划。目前，他领导的这个组织正站在发动学生罢课的最前沿——罢课的目的是向北京施压，敦促其给予香港公民真正的普选权。
周 一，在香港政府宣布将防爆警察撤离街头之际，抗议活动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其领导者是年轻的新生代活动人士，如黄之锋。对他们而言，社交媒体既是组织抗议 活动的工具，又是实时发布抗议者与防爆警察之间冲突的载体。就连初中生都参与了进来，其中一些人象征性地占领了他们学校的操场。
另一名被迫 出来否认与美国政府——这次是中情局(CIA)——有联系的著名人物是传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他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在邮箱遭到黑客攻击，邮件内容被泄露之后，他就成了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的调查目标。邮件显示，他曾经给支持民主的政治人士和活动人士捐过很多钱。此次反腐调查的时机——正当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最为激烈 之时——实在凑巧得令人怀疑。
上周，在一次引人注目的腐败审判中，前香港政府二号人物许仕仁(Rafael Hui)承认自己2007年曾收取一名北京官员提供的将近150万美元（约合900万元人民币）。所以，受训于殖民地行政管理者的香港公务人员所吹嘘的政治中立性，看起来似乎有些站不住脚。
香 港的愤怒之情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仅是因为缺乏民主，还是因为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从政府政策上就可见一斑。有人认为，香港政府的政策受到了人为操纵，主要 是为了给香港的亿万富翁带来好处。所以，上周当习近平主席为了回应香港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而把香港商业大亨召集到了北京时候，就进一步突出了管理者和被 管理者、富裕的精英阶层和普通人之间的巨大裂缝。
西方国家政府也没有进行过多回应，这让香港的抗议者深感沮丧。许多人都觉得，作为曾经的殖 民大国，英国没有履行其法律和道德上的职责来为香港说话。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发表了一条不痛不痒的声明称，他们乐于“看到中国通过普选产生香港特首这一目标得到确认”，同时也说这可能会有些人感到失望。
周一，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发布声明称，它支持香港人在和平集会和言论等方面的根本自由，但不会在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讨论中表明立场。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与承认港人正在极力争取政府先前承诺的高度自治相比，指责外国势力正在操纵学生更容易接受。当学生和活动分子与防暴警察在摩天大楼之间对峙之时，其中一个流行的口号很简单：“香港人！香港人！”
这样的措辞强调了香港独立且独特的身份，是习近平绝对无法接受的。在何为中国人的问题上，本着仇视外国人的民族主义，他只能接受一种国家认可的说法存在。
但是，尽管抗议活动仍在不断升级，北京政府却似乎胜券在握。不过，就算它成功扑灭了香港的怒火——这不太可能——它最多也只能获得暂时性的胜利。
香港市民17年来一直担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后果会形成涟漪效应，蔓延到台湾，那里的居民现在越来越警惕统一的念头；还会到北京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自杀以示抗议的藏人和血腥杀戮的新疆民族叛乱，让这些地方备受困扰。
香港目前还没有变成另一个天安门，但是它们被相提并论的事实说明，中国政府是多么不在意世界的看法。
林慕莲是密歇根大学新闻学客座教授，著有《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930/c30lim/
德国之声 | 中共对民主呼声感到忧虑
（德国之声中文网）国庆65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一系列概念比如和谐、自由、爱国等都招贴在马路上，”民主”的字样也紧随其后。不仅在中国大陆，10月1日在香港也是一个庆祝日。
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特区，今年的十·一却被大学生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抗议氛围所笼罩。大学生的罢课活动在周末时激化升级，他们要求北京信守诺言，在2017年香港特首的选举时实现真正的普选。
北京方面则拒绝承认做过进行完全不经筛选的普选的承诺。在经历了150多年的殖民地以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成为一个半自治的行政特区。 这个制度允许香港人民自由选举，但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却由一个提名委员会决定，而谁能够进入这个提名委员会则由北京来决定。
在中国，民主发展的定义也与此相似，它是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展，即通过相对微小的变化，比如党内职位的分配上引入更多一点的竞争，或者政府行为更多地透明一些。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而这将持续100多年。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能受到任何挑战。两年前上任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们都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朝多党制民主发展的动向。
担心茉莉花革命，警察先行（2011年2月）
中共希望遵守从英国手中接管香港主权时做出的承诺，即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尊重和发展香港现行的民主自由，保证香港的”高度自治”50年不变。据中
国官媒报道，上周，习近平在北京会晤香港商界领袖时表示，中共会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继续支持香港民主的稳固发展。北京方面就最近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表
示忧虑，但同时也表明，对香港政府平息事态充满信心。香港今年以来发生的抗议活动都得到大陆民权活动人士的支持。
自2011年初有人呼吁在中国进行阿拉伯之春式的抗议活动以来，对大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迹象，中共总是给与高度警惕。当时，在”茉莉花革命”期间，数十人 被关押或者遭软禁。另一波逮捕浪潮则在去年，矛头对准”新公民运动”的成员。该运动要求政府履行其 “法治国家”的义务，让执政更为透明和开放。
香港抗议会不会被血腥镇压？
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章立凡对德新社说，目前香港的抗议风潮是否会
启发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 并促使他们也开展”街头斗争”，这让中共很伤脑筋。他说，”目前的政府担心产生多米诺效应”，”中国正在面临经济发展放缓、高层斗争不断、贫富分化加剧的 局面。”他还表示，”香港参加抗议的很多都是大学生，这让我想起1989年的6月4日。”香港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
2014年香港纪念六四
因此，在香港举行长期对抗性的抗议活动是否也招致北京1989年那样的镇压？一些香港人对此表达了担心。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滕彪和胡佳上周向美国发出呼吁，
希望美国协助”不要在香港上演天安门大屠杀。”该呼吁书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目前生活的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杨建利参与联署。呼吁书希望华盛顿向北京发出
响亮、明确的警告，”任何以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行径都会引发强烈反抗，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中国负责香港问题的官员多次发出威胁，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会出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他们还写道，”出现悲剧性结局的可能变得越来越大了。”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5%be%b7%e5%9b%bd%e4%b9%8b%e5%a3%b0-%e4%b8%ad%e5%85%b1%e5%af%b9%e6%b0%91%e4%b8%bb%e5%91%bc%e5%a3%b0%e6%84%9f%e5%88%b0%e5%bf%a7%e8%99%91/
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特区，今年的十·一却被大学生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抗议氛围所笼罩。大学生的罢课活动在周末时激化升级，他们要求北京信守诺言，在2017年香港特首的选举时实现真正的普选。
北京方面则拒绝承认做过进行完全不经筛选的普选的承诺。在经历了150多年的殖民地以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成为一个半自治的行政特区。 这个制度允许香港人民自由选举，但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却由一个提名委员会决定，而谁能够进入这个提名委员会则由北京来决定。
在中国，民主发展的定义也与此相似，它是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展，即通过相对微小的变化，比如党内职位的分配上引入更多一点的竞争，或者政府行为更多地透明一些。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而这将持续100多年。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能受到任何挑战。两年前上任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们都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朝多党制民主发展的动向。
担心茉莉花革命，警察先行（2011年2月）自2011年初有人呼吁在中国进行阿拉伯之春式的抗议活动以来，对大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迹象，中共总是给与高度警惕。当时，在”茉莉花革命”期间，数十人 被关押或者遭软禁。另一波逮捕浪潮则在去年，矛头对准”新公民运动”的成员。该运动要求政府履行其 “法治国家”的义务，让执政更为透明和开放。
香港抗议会不会被血腥镇压？
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章立凡对德新社说，目前香港的抗议风潮是否会
启发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 并促使他们也开展”街头斗争”，这让中共很伤脑筋。他说，”目前的政府担心产生多米诺效应”，”中国正在面临经济发展放缓、高层斗争不断、贫富分化加剧的 局面。”他还表示，”香港参加抗议的很多都是大学生，这让我想起1989年的6月4日。”香港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
2014年香港纪念六四“中国负责香港问题的官员多次发出威胁，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会出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他们还写道，”出现悲剧性结局的可能变得越来越大了。”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5%be%b7%e5%9b%bd%e4%b9%8b%e5%a3%b0-%e4%b8%ad%e5%85%b1%e5%af%b9%e6%b0%91%e4%b8%bb%e5%91%bc%e5%a3%b0%e6%84%9f%e5%88%b0%e5%bf%a7%e8%99%91/
給習近平的下台階──梁振英離職是唯一出路
給習近平的下台階──梁振英離職是唯一出路
以下文字嘗試從國內領導人角度出發，實行換位思考，希望可以突破大家的盲點，歡迎討論甚至攻擊，皆因真理總是愈辯愈明。
佔中運動至今，已經遍地開花。中聯辦、港澳辦、外交部早前來港收風得來的資訊及按其進行之研判皆成廢紙。梁振英系統及支持者，包括長居香港的共產黨 員連犯香港社會兩大禁忌：先粗暴對待示威學生挑起民眾義憤，違反香港人一直堅信的家庭功利主義，重蹈當年反國教一役之覆轍，而鬧市無故放催淚彈的影像令大 家聯想起六四，引發潛藏內心之恐共情結。凡此種種，皆反映他們根本不懂亦無力治港，甚至有謊報軍情之罪。
習近平必須明白，梁振英一日不去，即使武力清場，香港亦難管治，事關向來犬儒怕事的香港人經歷兩年梁式統治已經忍無可忍。自發的上街者來自社會不同 界別，他們在街頭已建立一套有秩序的系統，並發展成一次後現代的全民充權運動。當一場運動已經有自己生命，即使「前組織者」所謂領袖選擇棄甲散兵，也不易 叫停。按九月二十八日晚學聯及陳日君樞機等人曾呼籲市民暫離中環以免遭受警方強硬清場但無人理會的經驗看來，要求民眾自行散去本質上並不可行！
事到如今，唯一的出路，就是盡快讓梁振英辭職，讓他自承罪責，而政改諮詢亦可因為特首離任而重新啟動。當然，另一個更佳的選項當然是習近平為首的中 央因梁振英在政改一事表現欠佳，甚至有誤導中央及人大之嫌而免去其職務。此舉既可顯示中央當機立斷，亦可證明習班子在處理港澳事務上能繼承鄧小平實事求是 之精神，並予台灣垂範作用。
事實上，國內亦不時有省市級領導因辦事不力或貪污瀆職而遭免職的事件，香港雖為特別行政區亦可按此慣例維持地方有效管治。如能和平處理香港目前的困 境，習近平在國外將能建立威信，贏得美名，令習總經常念茲在茲的「中國夢」變得更加有力可信。扭轉局面，全在一念之間。望習班子明白香港本來不難管治，只 需按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即成。
以下文字嘗試從國內領導人角度出發，實行換位思考，希望可以突破大家的盲點，歡迎討論甚至攻擊，皆因真理總是愈辯愈明。
佔中運動至今，已經遍地開花。中聯辦、港澳辦、外交部早前來港收風得來的資訊及按其進行之研判皆成廢紙。梁振英系統及支持者，包括長居香港的共產黨 員連犯香港社會兩大禁忌：先粗暴對待示威學生挑起民眾義憤，違反香港人一直堅信的家庭功利主義，重蹈當年反國教一役之覆轍，而鬧市無故放催淚彈的影像令大 家聯想起六四，引發潛藏內心之恐共情結。凡此種種，皆反映他們根本不懂亦無力治港，甚至有謊報軍情之罪。
習近平必須明白，梁振英一日不去，即使武力清場，香港亦難管治，事關向來犬儒怕事的香港人經歷兩年梁式統治已經忍無可忍。自發的上街者來自社會不同 界別，他們在街頭已建立一套有秩序的系統，並發展成一次後現代的全民充權運動。當一場運動已經有自己生命，即使「前組織者」所謂領袖選擇棄甲散兵，也不易 叫停。按九月二十八日晚學聯及陳日君樞機等人曾呼籲市民暫離中環以免遭受警方強硬清場但無人理會的經驗看來，要求民眾自行散去本質上並不可行！
事到如今，唯一的出路，就是盡快讓梁振英辭職，讓他自承罪責，而政改諮詢亦可因為特首離任而重新啟動。當然，另一個更佳的選項當然是習近平為首的中 央因梁振英在政改一事表現欠佳，甚至有誤導中央及人大之嫌而免去其職務。此舉既可顯示中央當機立斷，亦可證明習班子在處理港澳事務上能繼承鄧小平實事求是 之精神，並予台灣垂範作用。
事實上，國內亦不時有省市級領導因辦事不力或貪污瀆職而遭免職的事件，香港雖為特別行政區亦可按此慣例維持地方有效管治。如能和平處理香港目前的困 境，習近平在國外將能建立威信，贏得美名，令習總經常念茲在茲的「中國夢」變得更加有力可信。扭轉局面，全在一念之間。望習班子明白香港本來不難管治，只 需按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即成。
from The Hong Kong Originals http://www.hkoriginals.hk/%e7%b5%a6%e7%bf%92%e8%bf%91%e5%b9%b3%e7%9a%84%e4%b8%8b%e5%8f%b0%e9%9a%8e%e2%94%80%e2%94%80%e6%a2%81%e6%8c%af%e8%8b%b1%e9%9b%a2%e8%81%b7%e6%98%af%e5%94%af%e4%b8%80%e5%87%ba%e8%b7%af/
法广 | 要闻解说: 滕彪：香港人不会接受一个假选举
法广：香港占中已三天，马上进入第四天，港人还在坚守，你对香港社会有深入的观察，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他们能够持续坚守下去吗？
滕彪：现在看来这个运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占领中环，已经超出了占领中环，而且也不仅仅 是学运，它是酝酿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以及学生罢课争取民主的运动等等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高峰。从一年多来的讨论，然后到六月10号的白皮书，再到八月 31号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当局一步一步地刺激着香港人，一步一步地让香港人感觉到民主正在失去。再加上现在这种运动─新媒体新技术下的政治运动，它 是多中心、多组织、而且是互动的、国际化的。即使一些组织或领袖想要平息也没那么容易。
法广：以你对香港社会的观察，港人与北京对抗，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是害怕失去更多的自由，是害怕被中国大陆挤压，是对前途的不明朗感到担心，还是为什么？
滕彪：香港人更关注自己的社会，关注这个社会它的基本的言论自由，基本的民主。从97年回归中国后，有一段时间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民主、自治并没有干涉太多。但是，逐渐逐渐地，当局对香港的政治、媒体，大学等等各方面加强了渗透。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感觉到他们的民 主正在遭遇危机。就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所承诺的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这些东西正在被违背。已经由法律所确定的，由中央政府所承诺 的，正在被撕毁。香港人感觉到自己被耍弄。另一方面，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也是非常关注，非常熟悉的。他们从媒体上看到很多大陆的人权状况、 它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糟糕。一旦北京当局向香港逐步逐步渗透，逐渐去缩小它的民主空间的话，下一步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的人权都会处在危险之中。
法广：这一次主要爆发点就是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2017年香港普选特首方案限定了几个条件。港人有关公民提名候选人的要求被排除。现在，在您看来，一国两制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当年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有多少东西存在？
滕彪：实际上从6月10号北京公布的白皮书到8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都表明中央明确违背了承诺。 或者说他们撕毁了当初的协议。从全国人大作出的决定来看，其规定的选举办法不但没有 进步，反而比之前两次的特首选举更加退步了。从候选人的产生办法来看，它也是更加退步了。在其他的选举委员会方面，也没有任何的进步。表面上，2017特 首选举按照计划是一人一票，北京这边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上一人一票毫无意义，它只是在中央所指定的、所操控的两至三个候选人之间来选，比之前像何俊仁 还能进入到最后的特首候选人要退步得多。2017年的选举这样做，泛民的领导人没有可能进入到最后的候选人。所以在这一点上，表面上的一人一票实际上是一 个退步。
法广：根据您对香港的了解，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会不会出现一个暴力冲突？或者会和平解决？最后哪一方会让步吗？出现一种妥协的结果？
滕彪：首先香港人不会接受一个假的选举。他们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一个假的选举。这是因为多年来他们对这个问题 倾入大量的关注、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结果，中共不断地去刺激他们的情绪。所以，现在看来，这些参与抗争的市民不会轻易地退步。另外一方面，中共也几乎没有 什么可能退步的空间。从他们历次的发言来看，他们对和平占中，对公民抗命的反对态度是非常强烈的。在香港特首选举和将来议员选举双普选的问题上，他们也绝 对不想有真正的普选。中共绝对不会答应香港人所提出来的选举办法，或者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办法。这样，双方可退的空间都比较小。势必会有更多的暴力镇 压。至于暴力镇压会进展到什么程度，还要看运动的发展，现在已经用了过多的暴力，包括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也许暴力的程度还会加剧。
滕彪：现在看来这个运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占领中环，已经超出了占领中环，而且也不仅仅 是学运，它是酝酿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以及学生罢课争取民主的运动等等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高峰。从一年多来的讨论，然后到六月10号的白皮书，再到八月 31号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当局一步一步地刺激着香港人，一步一步地让香港人感觉到民主正在失去。再加上现在这种运动─新媒体新技术下的政治运动，它 是多中心、多组织、而且是互动的、国际化的。即使一些组织或领袖想要平息也没那么容易。
法广：以你对香港社会的观察，港人与北京对抗，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是害怕失去更多的自由，是害怕被中国大陆挤压，是对前途的不明朗感到担心，还是为什么？
滕彪：香港人更关注自己的社会，关注这个社会它的基本的言论自由，基本的民主。从97年回归中国后，有一段时间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民主、自治并没有干涉太多。但是，逐渐逐渐地，当局对香港的政治、媒体，大学等等各方面加强了渗透。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感觉到他们的民 主正在遭遇危机。就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所承诺的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这些东西正在被违背。已经由法律所确定的，由中央政府所承诺 的，正在被撕毁。香港人感觉到自己被耍弄。另一方面，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也是非常关注，非常熟悉的。他们从媒体上看到很多大陆的人权状况、 它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糟糕。一旦北京当局向香港逐步逐步渗透，逐渐去缩小它的民主空间的话，下一步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的人权都会处在危险之中。
法广：这一次主要爆发点就是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2017年香港普选特首方案限定了几个条件。港人有关公民提名候选人的要求被排除。现在，在您看来，一国两制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当年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有多少东西存在？
滕彪：实际上从6月10号北京公布的白皮书到8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都表明中央明确违背了承诺。 或者说他们撕毁了当初的协议。从全国人大作出的决定来看，其规定的选举办法不但没有 进步，反而比之前两次的特首选举更加退步了。从候选人的产生办法来看，它也是更加退步了。在其他的选举委员会方面，也没有任何的进步。表面上，2017特 首选举按照计划是一人一票，北京这边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上一人一票毫无意义，它只是在中央所指定的、所操控的两至三个候选人之间来选，比之前像何俊仁 还能进入到最后的特首候选人要退步得多。2017年的选举这样做，泛民的领导人没有可能进入到最后的候选人。所以在这一点上，表面上的一人一票实际上是一 个退步。
法广：根据您对香港的了解，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会不会出现一个暴力冲突？或者会和平解决？最后哪一方会让步吗？出现一种妥协的结果？
滕彪：首先香港人不会接受一个假的选举。他们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一个假的选举。这是因为多年来他们对这个问题 倾入大量的关注、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结果，中共不断地去刺激他们的情绪。所以，现在看来，这些参与抗争的市民不会轻易地退步。另外一方面，中共也几乎没有 什么可能退步的空间。从他们历次的发言来看，他们对和平占中，对公民抗命的反对态度是非常强烈的。在香港特首选举和将来议员选举双普选的问题上，他们也绝 对不想有真正的普选。中共绝对不会答应香港人所提出来的选举办法，或者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办法。这样，双方可退的空间都比较小。势必会有更多的暴力镇 压。至于暴力镇压会进展到什么程度，还要看运动的发展，现在已经用了过多的暴力，包括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也许暴力的程度还会加剧。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6%b3%95%e5%b9%bf-%e8%a6%81%e9%97%bb%e8%a7%a3%e8%af%b4-%e6%bb%95%e5%bd%aa%ef%bc%9a%e9%a6%99%e6%b8%af%e4%ba%ba%e4%b8%8d%e4%bc%9a%e6%8e%a5%e5%8f%97%e4%b8%80%e4%b8%aa%e5%81%87%e9%80%89%e4%b8%be/
美中高官會談 料將談香港佔中行動
中國外長王毅將在周三與美國國務卿克里會談，討論議題預料包括香港佔中民主行動。
一名中國外交官說，王毅此行是為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11月高峰會做凖備。一名不願具名的美國官員表示，王毅與克里的會談，也將會討論香港形勢。
美國一直小心翼翼的回應香港佔中民主活動，在對和平抗爭表達支持的同時，也表示無意看到形勢惡化，使佔中民主行動可能遭到中國當局更嚴厲的鎮壓。
白宮發言人厄尼斯特周一表示，美國政府密切留意香港民主抗議活動，並說，美方支持「香港人民的願望」。
厄尼斯特說：「美國支持香港依據基本法實施普選，我們支持香港人民的願望。」
他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我們認為，一旦基本法有關普選行政長官的終極目標實現，將大幅強化行政長官的基本正當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針對「佔中」行動警告，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內政」，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也堅決反對任何國家試圖以任何方式支持「佔中」這種「非法活動」。
陷入困境的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呼籲抗議群眾，立即停止「佔中」抗議活動，但群眾拒絕撤離，除非中國讓港人享有真正的民主。這場抗議獲數萬人響應，並癱瘓香港部分地區。
（撰稿/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30_us_china_hk_protest
《自由時報》 中國擴武 2020具犯台能力
2014-10-01
〔記者周思宇／台北報導〕香港人民力爭民主，北京政府卻強硬以對，在兩岸情勢上，中國併台野心也絲毫未變。國防部昨送交立法院的業務報告指出，中國多次強調「分裂勢力」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窒礙，並藉此理由積極發展對台軍備，期望二○二○年具備大規模犯台能力。
國防部指出，中國將持續打造以航母編隊為中心的遠洋海軍，並研製新型中長程及洲際彈道飛彈，強化遠距打擊、核反擊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以防他國介入兩岸衝突。
對於中國仍未放棄武力犯台，國防部強調，國軍訓練將以「高素質、高戰力、高專業與立即應變」為目標，秉持「從嚴、從難、仿真及模擬實戰景況」的訓練要求。
國防部說，為增強國軍聯合作戰能力，年度演訓將依照敵情威脅及犯台可能行動，採對抗操演方式，以驗證三軍聯合指揮機制與指管系統、戰術及戰法的適切性，以達成全方位戰備整備及精進聯合作戰效能。
在近年亞太區域安全部分，國防部說，東海、南海主權爭議仍未解，各國維護主權立場強硬，中國也不斷強化海域維護力度，若爭端持續惡化，不排除發生局部衝突的可能。
軍備性能方面，國防部明年將持續編列「派里級巡防艦」、「IDF戰機性能提升」、「F-16 A/B型戰機性能提升」及「愛國者飛彈系統」等軍事投資建案，並新增「陸基防空飛彈」等自主裝備，以籌建可恃戰力。
from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17875
國防部今向立院報告
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今邀國防部長嚴明進行業務報告；根據國防部書面報告表示，中國為維護其核心利益，積極發展現代軍備、研製及部署各式新型武器，並將部隊移駐海峽當面從事輪戰等作為，強化共軍整體戰力。國防部指出，中國將持續打造以航母編隊為中心的遠洋海軍，並研製新型中長程及洲際彈道飛彈，強化遠距打擊、核反擊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以防他國介入兩岸衝突。
對於中國仍未放棄武力犯台，國防部強調，國軍訓練將以「高素質、高戰力、高專業與立即應變」為目標，秉持「從嚴、從難、仿真及模擬實戰景況」的訓練要求。
國防部說，為增強國軍聯合作戰能力，年度演訓將依照敵情威脅及犯台可能行動，採對抗操演方式，以驗證三軍聯合指揮機制與指管系統、戰術及戰法的適切性，以達成全方位戰備整備及精進聯合作戰效能。
在近年亞太區域安全部分，國防部說，東海、南海主權爭議仍未解，各國維護主權立場強硬，中國也不斷強化海域維護力度，若爭端持續惡化，不排除發生局部衝突的可能。
軍備性能方面，國防部明年將持續編列「派里級巡防艦」、「IDF戰機性能提升」、「F-16 A/B型戰機性能提升」及「愛國者飛彈系統」等軍事投資建案，並新增「陸基防空飛彈」等自主裝備，以籌建可恃戰力。
from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17875
美国之音 | 何清涟: 香港占中: 北京的“台阶”在哪里？
9月下旬香港人要求真普选的抗议活动，成了全世界关心的大事件。
*梁特首态度软硬无常*
目前这一轮“占中”运动，其中9月28日被舆论称为“香港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警方施放大量催泪弹，三位学运领袖被抓，激起香港市民极大愤怒，不断 聚集在香港各处，形成“去中心化、会复发、粘胶式的抗争”，让香港当局疲于应付。29日，港首梁振英的表态有了变化，向香港民众喊话“无解放军出动，依法 处理占中”，这与28日他宣布“占中是以违法方式占领公共地方，……试图瘫痪香港核心地区运作以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强硬说法，态度已有明显软化。再考 虑到他在喊话前已撤离防暴警察，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出面表示将推迟政改第二轮咨询，表明这次香港不会重演1989年天安门事件。但到30日，梁振英要求阻塞 这座城市主要道路的亲民主示威者“立即”回家时，却没有流露出准备就示威者的要求做出妥协的意思。
香港即使在港英统治时期，事实上存在一明一暗两个权力中心，“回归”之前，明的是港英政府，暗的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对内称“港澳工作委员 会”）， 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更是时刻仰承北京鼻息，因此，梁及港府态度的变化就是北京态度的变化。这件事情如何和平结束，关键在于北京高层权衡利弊做出让香港人能够 接受的决定。
说起来，香港人只不过要求北京中央政府履行1997年的承诺，落实《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普 选为目标。如今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逼近原来约定的20年期限。但所有合理又合法的事情，只要与中共主张不合，就会被认定为“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北京对港不施以武力清场的原因*
按北京应对社会反抗的习惯思维，当然是武力解决问题最痛快，既彰显权威，又直接了当。在本轮占中运动发生的第一天，推特上不少人担心香港可能会重演 1989年六四屠城，但我认为，香港这次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天安门，中共不会出动军队。理由主要有四点，一，对付平民，现有武警装备已经足够。当年六四出 动军队镇压，屠城恶名昭著，因此中共于90年代迅速扩充武警部队，其装备训练与军队有别，重在威慑力而非杀伤力；二，香港毕竟不同于内地，还背着“一国两 制”的名份；三，中国目前大势不妙，在香港使用武力只会激发事端。这“大势”就是：新疆“反恐”压力甚大，西藏局势也不平静。台湾方面，中国刚下了一着 “臭棋”，9月27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台湾统派团体时放了个试探气球，称要用“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没想到台湾人听到“一国两 制”，宛如听到“狼外婆要来了”，以香港教训为由，朝野齐声表示反对，主张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六四事件的前车之鉴，即武力镇压只会形成双输之局。中共当年因屠城恶行遭受国际社会孤立，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算是与欧美关系正常化， 但六四创伤却难以平复。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不世之功，却因六四屠城而黯然失色，至今，中国人几乎忘记了当年文革结束时因拨乱反正而对邓小平充满感谢之情 的岁月，只记住了“六四屠夫”这一称呼，以及他“让少数权贵官僚先富起来”的改革路线。习近平并无邓小平当年的政治威望，处置不当，只会让政治对手抓住把 柄，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治优势化为乌有。
以上，是习近平不准备对香港占中武力清场的原因，此时此刻的中国政治局势，习近平得权衡利弊。“十个手指按不住十只跳蚤”，他毕竟同时应付不了那么多的麻烦。
但不施以武力清场，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会坐视香港占中抗议活动延续下去。香港人要求真普选，中共依靠玩诈术，即出台人大普选方案，玩“我定候选人你来选”的把戏已经行不通，还得另换个新招。
*北京最可能的解决备选方案*
但要让北京就此回应“占中”运动，让香港实行真普选，可能性暂时不大。因为在中共眼里，全国一盘棋，香港的事情会影响全国。现阶段，中共专制统治是 集斯大林毛泽东模式与山大王特点于一身的野蛮政治，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以暴力镇压为主要统治手段；彻底剥夺被统治者的政治权利；统治者可以随意监管民众、 绝不允许民众质疑统治者的合法性。倘若接受香港的普选要求，就等于承认协商政治、民众拥有选举政府与监督政府的权利，这与中共坚持的统治理念完全相悖。更 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示范效应可能成为导致中国专制统治崩坏的“蚁穴”，打开中国政治的“潘多拉盒子”。因此，让香港实行真普选，是让中共改变政治大思路 的事情，决非朝夕可致。
“占中”运动难以持久，也在北京算计之中。BBC于9月30日发表《访谈：多种因素令占中示威不会持久》，采访了一位非常了解香港社会的国际贸易公 司总裁加文·帕里（Gavin Parry）。加文认为，多种因素影响香港社情，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势力的影响，中国大陆现在能对香港的“钱包”造成影响。比如只要宣布减少或取 消对奢侈品所征收的重税，就会对香港造成很大影响。其次是学校可以通过不给学分影响学生的选择。第三，不少打算利用国庆黄金周做笔大生意的香港商家希望占 中快点结束。这一分析被BBC另一篇报道《港厂商准备法律咨询、随时向占中索偿》所证实，这篇报道谈到，香港各大商会早前的评估研究指出，“占领中环”不 仅带来安全隐患，造成交通瘫痪，还会给区内各大写字楼及商场带来至少400亿港元的经济损失。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施荣怀向BBC中文网表示， 厂商联合会已聘用两间律师行，为会员免费提供有关占中的法律咨询服务，服务包括占中影响商界生意及公司运作会员将向谁索偿的咨询。
在中共地下网络遍地的香港，上述这些因素，很难说清楚是中共有意诱导还是顺势利用。因此，北京最可能采取的方式是先以延迟政改这一虚招平息事态，再 继续就普选的候选人是几位，由谁决定这类具体细节扯皮。虽然有个2017年实现普选的时间限制，但当局可以就“细节”想出无数办法，让香港特首继续成为北 京钦点大员。这种“拖字诀”虽然稍有示软之嫌，但却可以避免“武力清场”之恶果。
梁振英软硬无常的讲话与林郑月娥宣布的政改延期，以及港澳办表态“中央充分信任梁振英”，说明北京会让梁振英继续留在特首位置上，成为前台责任人， “戴罪立功”，处理好这次危机。至于梁振英每事必请示北京，这是地球人皆知的“国家机密”。这种处置方式，于北京而言，是让自身处在可进可退的有利位置之 上。进，有特首梁振英作为责任人；退，可以找到台阶就势体面下梯子。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4%bd%95%e6%b8%85%e6%b6%9f-%e9%a6%99%e6%b8%af%e5%8d%a0%e4%b8%ad-%e5%8c%97%e4%ba%ac%e7%9a%84%e5%8f%b0%e9%98%b6%e5%9c%a8%e5%93%aa%e9%87%8c/
*梁特首态度软硬无常*
目前这一轮“占中”运动，其中9月28日被舆论称为“香港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警方施放大量催泪弹，三位学运领袖被抓，激起香港市民极大愤怒，不断 聚集在香港各处，形成“去中心化、会复发、粘胶式的抗争”，让香港当局疲于应付。29日，港首梁振英的表态有了变化，向香港民众喊话“无解放军出动，依法 处理占中”，这与28日他宣布“占中是以违法方式占领公共地方，……试图瘫痪香港核心地区运作以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强硬说法，态度已有明显软化。再考 虑到他在喊话前已撤离防暴警察，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出面表示将推迟政改第二轮咨询，表明这次香港不会重演1989年天安门事件。但到30日，梁振英要求阻塞 这座城市主要道路的亲民主示威者“立即”回家时，却没有流露出准备就示威者的要求做出妥协的意思。
香港即使在港英统治时期，事实上存在一明一暗两个权力中心，“回归”之前，明的是港英政府，暗的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对内称“港澳工作委员 会”）， 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更是时刻仰承北京鼻息，因此，梁及港府态度的变化就是北京态度的变化。这件事情如何和平结束，关键在于北京高层权衡利弊做出让香港人能够 接受的决定。
说起来，香港人只不过要求北京中央政府履行1997年的承诺，落实《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普 选为目标。如今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逼近原来约定的20年期限。但所有合理又合法的事情，只要与中共主张不合，就会被认定为“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北京对港不施以武力清场的原因*
按北京应对社会反抗的习惯思维，当然是武力解决问题最痛快，既彰显权威，又直接了当。在本轮占中运动发生的第一天，推特上不少人担心香港可能会重演 1989年六四屠城，但我认为，香港这次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天安门，中共不会出动军队。理由主要有四点，一，对付平民，现有武警装备已经足够。当年六四出 动军队镇压，屠城恶名昭著，因此中共于90年代迅速扩充武警部队，其装备训练与军队有别，重在威慑力而非杀伤力；二，香港毕竟不同于内地，还背着“一国两 制”的名份；三，中国目前大势不妙，在香港使用武力只会激发事端。这“大势”就是：新疆“反恐”压力甚大，西藏局势也不平静。台湾方面，中国刚下了一着 “臭棋”，9月27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台湾统派团体时放了个试探气球，称要用“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没想到台湾人听到“一国两 制”，宛如听到“狼外婆要来了”，以香港教训为由，朝野齐声表示反对，主张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六四事件的前车之鉴，即武力镇压只会形成双输之局。中共当年因屠城恶行遭受国际社会孤立，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算是与欧美关系正常化， 但六四创伤却难以平复。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不世之功，却因六四屠城而黯然失色，至今，中国人几乎忘记了当年文革结束时因拨乱反正而对邓小平充满感谢之情 的岁月，只记住了“六四屠夫”这一称呼，以及他“让少数权贵官僚先富起来”的改革路线。习近平并无邓小平当年的政治威望，处置不当，只会让政治对手抓住把 柄，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治优势化为乌有。
以上，是习近平不准备对香港占中武力清场的原因，此时此刻的中国政治局势，习近平得权衡利弊。“十个手指按不住十只跳蚤”，他毕竟同时应付不了那么多的麻烦。
但不施以武力清场，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会坐视香港占中抗议活动延续下去。香港人要求真普选，中共依靠玩诈术，即出台人大普选方案，玩“我定候选人你来选”的把戏已经行不通，还得另换个新招。
*北京最可能的解决备选方案*
但要让北京就此回应“占中”运动，让香港实行真普选，可能性暂时不大。因为在中共眼里，全国一盘棋，香港的事情会影响全国。现阶段，中共专制统治是 集斯大林毛泽东模式与山大王特点于一身的野蛮政治，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以暴力镇压为主要统治手段；彻底剥夺被统治者的政治权利；统治者可以随意监管民众、 绝不允许民众质疑统治者的合法性。倘若接受香港的普选要求，就等于承认协商政治、民众拥有选举政府与监督政府的权利，这与中共坚持的统治理念完全相悖。更 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示范效应可能成为导致中国专制统治崩坏的“蚁穴”，打开中国政治的“潘多拉盒子”。因此，让香港实行真普选，是让中共改变政治大思路 的事情，决非朝夕可致。
“占中”运动难以持久，也在北京算计之中。BBC于9月30日发表《访谈：多种因素令占中示威不会持久》，采访了一位非常了解香港社会的国际贸易公 司总裁加文·帕里（Gavin Parry）。加文认为，多种因素影响香港社情，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势力的影响，中国大陆现在能对香港的“钱包”造成影响。比如只要宣布减少或取 消对奢侈品所征收的重税，就会对香港造成很大影响。其次是学校可以通过不给学分影响学生的选择。第三，不少打算利用国庆黄金周做笔大生意的香港商家希望占 中快点结束。这一分析被BBC另一篇报道《港厂商准备法律咨询、随时向占中索偿》所证实，这篇报道谈到，香港各大商会早前的评估研究指出，“占领中环”不 仅带来安全隐患，造成交通瘫痪，还会给区内各大写字楼及商场带来至少400亿港元的经济损失。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施荣怀向BBC中文网表示， 厂商联合会已聘用两间律师行，为会员免费提供有关占中的法律咨询服务，服务包括占中影响商界生意及公司运作会员将向谁索偿的咨询。
在中共地下网络遍地的香港，上述这些因素，很难说清楚是中共有意诱导还是顺势利用。因此，北京最可能采取的方式是先以延迟政改这一虚招平息事态，再 继续就普选的候选人是几位，由谁决定这类具体细节扯皮。虽然有个2017年实现普选的时间限制，但当局可以就“细节”想出无数办法，让香港特首继续成为北 京钦点大员。这种“拖字诀”虽然稍有示软之嫌，但却可以避免“武力清场”之恶果。
梁振英软硬无常的讲话与林郑月娥宣布的政改延期，以及港澳办表态“中央充分信任梁振英”，说明北京会让梁振英继续留在特首位置上，成为前台责任人， “戴罪立功”，处理好这次危机。至于梁振英每事必请示北京，这是地球人皆知的“国家机密”。这种处置方式，于北京而言，是让自身处在可进可退的有利位置之 上。进，有特首梁振英作为责任人；退，可以找到台阶就势体面下梯子。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4%bd%95%e6%b8%85%e6%b6%9f-%e9%a6%99%e6%b8%af%e5%8d%a0%e4%b8%ad-%e5%8c%97%e4%ba%ac%e7%9a%84%e5%8f%b0%e9%98%b6%e5%9c%a8%e5%93%aa%e9%87%8c/
边界：孔子学院的傲慢与无知
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的傲慢，在最近《解放日报》的一篇专访中表露无遗。针对美国芝加哥大学一百多名退休教授联署，批评孔子学院教学有违学
术自由的原则，许琳宣称她只是给芝加哥校方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你们学校作决定退出，我就同意。”结果芝加哥校方闻之震怒，宣布不再接纳孔子学院。据知情
人士介绍，芝加哥大学校董会原本已经决定要搁置教授们的争议，声言双方“继续协商解决分歧”，维系孔子学院合作项目──毕竟芝加哥大学在中国的影响力很
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曾经主导了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和对外开放，而社会学的理论也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
不过许琳之所以托大，恐怕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芝加哥大学方面负责对接孔子学院的是华裔学者杨大力，同为中国面孔，许琳说话就没有那么多顾虑，自认为出钱 的都是爷，因此对芝加哥方面的施压，傲慢越界也浑然不觉；其二，中央高层已经把儒学和孔子列入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学院在国家战略中的分量越 来越重要。据智谷趋势的分析，日前习近平首次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份出席了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以示隆重，而且立足点是强调中国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换言之，就是把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借用孔子附注的”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因此，孔子学院在欧美世界的存在， 需要随时凸显“崛起中国”的自信，也不足为奇。
然而，孔子学院虽然打着弘扬中国文化的旗号，但是孔子或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自信并不足够。毕竟从新文化时期“打倒孔家店”到在中共建政以来的 “批林批孔”政治运动，孔子一直是以负面的形象呈现。共产党人以破除四旧为名，将儒学打倒在地，至今公众对于儒学以及孔子学说的观感是混乱的，没有社会共 识。2011年，当局在天安门立孔子像随后悄悄撤走，以及曲阜建庙争论，都是例证。
其次，当中国崛起引发外界顾虑，中共效仿“歌德学院”模式推行的“孔子学院”，一开始是为了塑造“和谐”的儒家理念，软化威胁论，推销软实力，也是因为儒 学或孔子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传统文化表征，而被匆忙借用，但是其内核存疑──究竟儒学能否与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相容，儒家文化能否有助于建构民主社会，换言 之，儒学核心价值如何与当代生活建立有机联系，即便在新儒学家中间也都很难形成共识，如此文化价值观的割裂，又怎能在国际社会找到共鸣，推广儒家思想的作 用？所以，孔子学院目前主要功能也就是免费教授中文课程，甚至在一些地方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孔子学院的“商务”语言教学色彩更浓，孔子学院宣传中国文化 的使命很难有发挥空间。
诚然，在一些地区，由各个高校派遣到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是中国政府的“民间外交官”，推广中文学习，也能帮助在中国在当地获得一些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但是， 孔子学院启动进入第十个年头，中国政府耗资不菲在全球推广汉语教学，却在欧美名校合作方处陆续遭遇各种抵制，孔子学院被批评限制各种涉及中国现代议题的探 讨。除了要检讨官僚机构汉办作为操盘孔子学院的傲慢或无知，更应该反省，孔子学院在全球扩张，究竟是要以出口转内销形式凸显“中国文明”模式而自我贴金增 强自信，还是真正构建新式的文化外交工具，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仅仅幻想展现“中国古老文明传统”的孔子学院，除了展现主办方作为暴发户的傲慢与无知，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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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77383
不过许琳之所以托大，恐怕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芝加哥大学方面负责对接孔子学院的是华裔学者杨大力，同为中国面孔，许琳说话就没有那么多顾虑，自认为出钱 的都是爷，因此对芝加哥方面的施压，傲慢越界也浑然不觉；其二，中央高层已经把儒学和孔子列入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学院在国家战略中的分量越 来越重要。据智谷趋势的分析，日前习近平首次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份出席了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以示隆重，而且立足点是强调中国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换言之，就是把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借用孔子附注的”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因此，孔子学院在欧美世界的存在， 需要随时凸显“崛起中国”的自信，也不足为奇。
然而，孔子学院虽然打着弘扬中国文化的旗号，但是孔子或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自信并不足够。毕竟从新文化时期“打倒孔家店”到在中共建政以来的 “批林批孔”政治运动，孔子一直是以负面的形象呈现。共产党人以破除四旧为名，将儒学打倒在地，至今公众对于儒学以及孔子学说的观感是混乱的，没有社会共 识。2011年，当局在天安门立孔子像随后悄悄撤走，以及曲阜建庙争论，都是例证。
其次，当中国崛起引发外界顾虑，中共效仿“歌德学院”模式推行的“孔子学院”，一开始是为了塑造“和谐”的儒家理念，软化威胁论，推销软实力，也是因为儒 学或孔子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传统文化表征，而被匆忙借用，但是其内核存疑──究竟儒学能否与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相容，儒家文化能否有助于建构民主社会，换言 之，儒学核心价值如何与当代生活建立有机联系，即便在新儒学家中间也都很难形成共识，如此文化价值观的割裂，又怎能在国际社会找到共鸣，推广儒家思想的作 用？所以，孔子学院目前主要功能也就是免费教授中文课程，甚至在一些地方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孔子学院的“商务”语言教学色彩更浓，孔子学院宣传中国文化 的使命很难有发挥空间。
诚然，在一些地区，由各个高校派遣到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是中国政府的“民间外交官”，推广中文学习，也能帮助在中国在当地获得一些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但是， 孔子学院启动进入第十个年头，中国政府耗资不菲在全球推广汉语教学，却在欧美名校合作方处陆续遭遇各种抵制，孔子学院被批评限制各种涉及中国现代议题的探 讨。除了要检讨官僚机构汉办作为操盘孔子学院的傲慢或无知，更应该反省，孔子学院在全球扩张，究竟是要以出口转内销形式凸显“中国文明”模式而自我贴金增 强自信，还是真正构建新式的文化外交工具，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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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今日美国社论 评香港念台湾
华盛顿—
从北京政府宣布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案，到香港反民主派组织“占领中环”，再到上周末防暴警察向以学生为首的人群投掷催泪弹、喷洒胡椒喷雾，美
国媒体对于太平洋彼岸的这一事件的关注度逐渐升温。今天，美国各大报纸发表社论，探讨中国政府面临的香港难题，更是不约而同地联想到此事对于台湾和中国关
系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社论题为“人民的政党－香港抗议活动给中国政府出了个大难题”(The people’s party – Hong Kong’s protests present China with a dilemma)。文章称，中国领导人掉进了自己设的陷阱，他们需要认识到对香港的严密控制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尽管中国领导人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该社论 认为从社交网站Instagram被封、网上评论被删等方面，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紧张了。如果事件继续发展，可能会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深远影响：损害香港吸 引投资的自由廉政的环境；削弱“一国两制”的概念，让台湾对于正常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感到泄气。社论最后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领导的保守派政府能 否变得温和宽厚，不是因为中国以外的任何人如是说，而是出于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
《纽约时报》同样感受到了习近平的强硬，称其“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专制的领导人”(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n autocratic leader)，所以如果香港民主派继续抗议，很难预测习会做何反应。文章说：“这让人很难不去担心，25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杀死了几百人的血腥抗议 镇压会重演。”(It is hard not to fear a repeat of the bloody crackdown 25 years ago against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that killed hundreds.) 《纽约时报》的这篇社论也同样提到了香港现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环境以及台湾问题的担忧，“在看到香港发生的一切后，台湾人没有理由继续相信中国政府承诺的 ‘一国两制’”。
《芝加哥先驱报》发表名为“香港爆发”的社论说，25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再一次在中国掀起了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文章说，一直以来中央政府都让香港 享受了大范围的自治，但这一次事关香港特首选举，中央决定太多的民主是个坏主意。文章还表示，虽然中国官媒将参加抗议的人们称为“一群心系殖民统治、醉心 ‘西方民主’的人”，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内政，但这明显是一场香港人民的自发运动。“香港人是出了名的现实，他们理解自治的限制。这一次，那么多人愿 意将自身和职业利益置于险境来反对政府，就能看出他们感觉自己被逼迫到了什么程度。”(Hong Kongers are known as practical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limits of their autonomy. That so many would tak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risks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 is a measure of how far they feel they have been pushed.)文章指出，习近平正面临一个痛苦的难题，政府回应越强制，香港人民也会越疏远。聪明的做法是鼓励现任特首辞职，放弃这个普选方案，坚持当 初对于香港人民自己选特首的承诺。
《华尔街日报》社论题为“人民的政党－香港抗议活动给中国政府出了个大难题”(The people’s party – Hong Kong’s protests present China with a dilemma)。文章称，中国领导人掉进了自己设的陷阱，他们需要认识到对香港的严密控制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尽管中国领导人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该社论 认为从社交网站Instagram被封、网上评论被删等方面，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紧张了。如果事件继续发展，可能会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深远影响：损害香港吸 引投资的自由廉政的环境；削弱“一国两制”的概念，让台湾对于正常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感到泄气。社论最后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领导的保守派政府能 否变得温和宽厚，不是因为中国以外的任何人如是说，而是出于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
《纽约时报》同样感受到了习近平的强硬，称其“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专制的领导人”(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n autocratic leader)，所以如果香港民主派继续抗议，很难预测习会做何反应。文章说：“这让人很难不去担心，25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杀死了几百人的血腥抗议 镇压会重演。”(It is hard not to fear a repeat of the bloody crackdown 25 years ago against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that killed hundreds.) 《纽约时报》的这篇社论也同样提到了香港现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环境以及台湾问题的担忧，“在看到香港发生的一切后，台湾人没有理由继续相信中国政府承诺的 ‘一国两制’”。
《芝加哥先驱报》发表名为“香港爆发”的社论说，25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再一次在中国掀起了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文章说，一直以来中央政府都让香港 享受了大范围的自治，但这一次事关香港特首选举，中央决定太多的民主是个坏主意。文章还表示，虽然中国官媒将参加抗议的人们称为“一群心系殖民统治、醉心 ‘西方民主’的人”，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内政，但这明显是一场香港人民的自发运动。“香港人是出了名的现实，他们理解自治的限制。这一次，那么多人愿 意将自身和职业利益置于险境来反对政府，就能看出他们感觉自己被逼迫到了什么程度。”(Hong Kongers are known as practical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limits of their autonomy. That so many would tak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risks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 is a measure of how far they feel they have been pushed.)文章指出，习近平正面临一个痛苦的难题，政府回应越强制，香港人民也会越疏远。聪明的做法是鼓励现任特首辞职，放弃这个普选方案，坚持当 初对于香港人民自己选特首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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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军队，真龙乎？纸龙乎？
华盛顿—
在中国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字的增长引起外界普遍担忧的同时，也有观察人士日前断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纸龙”。那么，中国军队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大呢？
在连年扩充军备下，中国军力不断得到提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像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北京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深蓝海军，研发隐形战斗机，并参加维和与打击海盗等远征任务。
中国军队的快速现代化以及日益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戒备。一些美国决策者和智库专家甚至把中国看作是唯一有军事实力与美国进行较量的国家。
*凯尔•沟上:解放军仅仅只是纸龙*
不过，经常就亚洲防务与安全问题发表看法的美国博客作家凯尔•沟上（Kyle Mizokami）却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被高估了。他最近在美国版的《星期》（The Week）杂志上撰文说，即使在中国经过数十年时间投入大量资金重整军备之后，中国军队也只是纸老虎，或者用他和一些评论人士的话说，一只“纸龙”。
*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这位自由撰稿人指出，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国防支出增加了十倍。但是他似乎暗示，中国所处的恶劣周边环境以及严峻的国内维稳局面使得北京有必要维持230万现役军人这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以及军费的不断增加。
*武器装备老旧过时*
他还列举了中国各兵种的人员编制以及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包括7580辆主战坦克、1321架战斗机和攻击机、路基导弹、战舰、核潜艇等等。他说，尽 管中国的一些装备在数量上超过或者接近美国，但是这些装备中的大部分都老旧过时，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中国自己研发的武器质量和性能都值得怀疑， 很难说能否派上用场。
*军费受到通货膨胀侵蚀 腐败影响战斗力*
这位分析人士特别指出，中国的军费预算虽然名义上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严重侵蚀。他说，排除通胀因素，中国的国防开支过去10年平均增加了8.3%，而不是两位数字。另外，中国军队的腐败严重侵蚀了陆海空军以及二炮导弹部队的指挥层。
*人口老化、减少的影响*
在这位防务分析人士看来，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则是不能解决的，而这正是中国这只“纸龙”长期来看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最大原因。
*成斌：中国军队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龙*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对中国军方是“纸龙”的说法不以为然。
他说：“我认为，很容易把中国人看成是十英尺高的巨人，同样容易的是把中国人看成是两英尺高的侏儒。我认为，中国既不是什么纸东西，也不是什么龙。”
*评判标准是什么？*
这位研究中国军队的分析人士也对沟上的分析方法怀有疑问。
他说：“总是要想着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量度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强弱时，有不同的东西要考虑进去。你的评判是基于数字、数量还是军队的质量？还是基于部队的实际位置？内线作战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博士（Michael Auslin）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中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多方面都比过去强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军方拥有以前没有过的现代化武器 装备，而且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也参与了以前没有进行的活动，包括派遣海军舰只到世界各地停靠港口、经常出入在东亚海域甚至进入印度洋并到达非洲。
*是否是纸龙，恐怕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这位研究亚洲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学者认为，和平环境下的一些军事运作与实战的考验很不相同，而中国军队很久没有打过战了，再加上中国军队的管理和运作，外界很难对其陆海空军的实力作出评估。
他说：“没有疑问的是，这支军队发生了变化，现代化了，显然比以前更有实力。但是它最终能否在运用层面就像它看起来的那么令人害怕，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我相信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中国军队的弱点*
奥斯林认为，与美英军队相比，中国军队的确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他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很强有力的士官队伍（non-commissioned officer corps），而在美英军队里，士官是军队的骨干。没有这些士官，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就没有很有效的联系。我们知道，中国空军每二、三年就进新兵，他们可能 不会像在美国空军里能够学到技能。美国空军的教练员、机械师、计划人员以及飞行员都是经过多年磨练的。”
*比不上美国，但远超日本以外的邻国*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和传统基金会的成斌都认为，中国军队的实力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是中国军队每天要打交道的对象并不是美国军方，是它的邻国。而与这些邻国相比，除日本以外，中国军队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军队。
*腐败对解放军战斗力的影响*
至于中国军方腐败影响解放军战斗力的问题，成斌认为，军方腐败要看是什么样的腐败。
他说：“问题在于，腐败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对军方的运作以及表现有多大影响？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从1979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解放军打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
奥斯林认为，腐败具有腐蚀性而且会侵害国家的实力，但是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使命、策略和军事思想，包括中国军队在海外的所作所为。
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问题上，奥斯林和成斌都认为，这是相对的。他们指出，在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以及总人口开始下降的同时，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口也在收缩，只有越南等少数国家是个例外。
*把中国军队看成纸龙的战略危险性*
奥斯林博士认为，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国军队看成是“纸龙”的说法是很危险的。
他说：“纸龙的意思是，它只是看起来很有威胁，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首先，从军事规划的角度来看，你绝不能作出这种假设，绝不能假定你的潜在对手是脆弱的而实际上它是强大的。”
传统基金会的防务问题专家成斌也认为，在中国军队真的打一仗之前，人们不知道它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但是轻率的把它不当回事则是有害的。
在连年扩充军备下，中国军力不断得到提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像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北京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深蓝海军，研发隐形战斗机，并参加维和与打击海盗等远征任务。
中国军队的快速现代化以及日益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戒备。一些美国决策者和智库专家甚至把中国看作是唯一有军事实力与美国进行较量的国家。
*凯尔•沟上:解放军仅仅只是纸龙*
不过，经常就亚洲防务与安全问题发表看法的美国博客作家凯尔•沟上（Kyle Mizokami）却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被高估了。他最近在美国版的《星期》（The Week）杂志上撰文说，即使在中国经过数十年时间投入大量资金重整军备之后，中国军队也只是纸老虎，或者用他和一些评论人士的话说，一只“纸龙”。
*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这位自由撰稿人指出，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国防支出增加了十倍。但是他似乎暗示，中国所处的恶劣周边环境以及严峻的国内维稳局面使得北京有必要维持230万现役军人这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以及军费的不断增加。
*武器装备老旧过时*
他还列举了中国各兵种的人员编制以及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包括7580辆主战坦克、1321架战斗机和攻击机、路基导弹、战舰、核潜艇等等。他说，尽 管中国的一些装备在数量上超过或者接近美国，但是这些装备中的大部分都老旧过时，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中国自己研发的武器质量和性能都值得怀疑， 很难说能否派上用场。
*军费受到通货膨胀侵蚀 腐败影响战斗力*
这位分析人士特别指出，中国的军费预算虽然名义上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严重侵蚀。他说，排除通胀因素，中国的国防开支过去10年平均增加了8.3%，而不是两位数字。另外，中国军队的腐败严重侵蚀了陆海空军以及二炮导弹部队的指挥层。
*人口老化、减少的影响*
在这位防务分析人士看来，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则是不能解决的，而这正是中国这只“纸龙”长期来看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最大原因。
*成斌：中国军队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龙*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对中国军方是“纸龙”的说法不以为然。
他说：“我认为，很容易把中国人看成是十英尺高的巨人，同样容易的是把中国人看成是两英尺高的侏儒。我认为，中国既不是什么纸东西，也不是什么龙。”
*评判标准是什么？*
这位研究中国军队的分析人士也对沟上的分析方法怀有疑问。
他说：“总是要想着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量度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强弱时，有不同的东西要考虑进去。你的评判是基于数字、数量还是军队的质量？还是基于部队的实际位置？内线作战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博士（Michael Auslin）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中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多方面都比过去强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军方拥有以前没有过的现代化武器 装备，而且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也参与了以前没有进行的活动，包括派遣海军舰只到世界各地停靠港口、经常出入在东亚海域甚至进入印度洋并到达非洲。
*是否是纸龙，恐怕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这位研究亚洲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学者认为，和平环境下的一些军事运作与实战的考验很不相同，而中国军队很久没有打过战了，再加上中国军队的管理和运作，外界很难对其陆海空军的实力作出评估。
他说：“没有疑问的是，这支军队发生了变化，现代化了，显然比以前更有实力。但是它最终能否在运用层面就像它看起来的那么令人害怕，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我相信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中国军队的弱点*
奥斯林认为，与美英军队相比，中国军队的确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他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很强有力的士官队伍（non-commissioned officer corps），而在美英军队里，士官是军队的骨干。没有这些士官，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就没有很有效的联系。我们知道，中国空军每二、三年就进新兵，他们可能 不会像在美国空军里能够学到技能。美国空军的教练员、机械师、计划人员以及飞行员都是经过多年磨练的。”
*比不上美国，但远超日本以外的邻国*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和传统基金会的成斌都认为，中国军队的实力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是中国军队每天要打交道的对象并不是美国军方，是它的邻国。而与这些邻国相比，除日本以外，中国军队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军队。
*腐败对解放军战斗力的影响*
至于中国军方腐败影响解放军战斗力的问题，成斌认为，军方腐败要看是什么样的腐败。
他说：“问题在于，腐败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对军方的运作以及表现有多大影响？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从1979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解放军打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
奥斯林认为，腐败具有腐蚀性而且会侵害国家的实力，但是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使命、策略和军事思想，包括中国军队在海外的所作所为。
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问题上，奥斯林和成斌都认为，这是相对的。他们指出，在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以及总人口开始下降的同时，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口也在收缩，只有越南等少数国家是个例外。
*把中国军队看成纸龙的战略危险性*
奥斯林博士认为，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国军队看成是“纸龙”的说法是很危险的。
他说：“纸龙的意思是，它只是看起来很有威胁，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首先，从军事规划的角度来看，你绝不能作出这种假设，绝不能假定你的潜在对手是脆弱的而实际上它是强大的。”
传统基金会的防务问题专家成斌也认为，在中国军队真的打一仗之前，人们不知道它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但是轻率的把它不当回事则是有害的。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4%b8%ad%e5%9b%bd%e5%86%9b%e9%98%9f%ef%bc%8c%e7%9c%9f%e9%be%99%e4%b9%8e%ef%bc%9f%e7%ba%b8%e9%be%99%e4%b9%8e%ef%bc%9f/
法广 | 公民论坛: 香港：30年漫漫民主路
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迷茫中的民主幻景
1984年，在一批香港大学生的推动下，“民主回归论”成为当时香港围绕前途问题讨论中的主旋律，扭转了香港当时面对主权回归北京深感迷茫的民心所向。
中英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82年9月。应该说当时香港主流民意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统治。根据同年3月香港革新会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港人希望继续由英国管治，同年7月《星岛日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民意取向：近76%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
香港大学生积极参与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1984年1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在主权回归后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物，“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手掌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要求。
同年5月，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复函香港学生，表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政府总理的民主承诺使得“民主回归论”在香港社会围绕前途问题的辩论中如虎添翼，让迷茫中的港人看到了一幅能够在两制的框架下面对共产党政权维 护已有的自由的远景，当时陷入僵持的中英谈判由此出现转机。曾倾向支持民主回归的香港学联开始走上争取民主化的路程。但这些年轻人远不曾料到此后的30年 间，争取民主的努力会让他们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解读渐行渐远。
港英政府主导下的民主体制初建
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让过渡期的香港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而这场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也让面对1997疑虑未消的港人意识到了争取民主道路之艰辛。
1989年5月21日，港人发起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在北京集会示威的学生，抗议中国政府于5月20日颁发的戒严令。香港支联会宣告成立。5月28 日，全球华人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大游行，150万港人走上街头。“六•四”发生后，香港更成为救援遭政府通缉追捕的学生领袖的核心环节。在此后的25年 间，香港也是中国治权下，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场所。八九学运的民主热情一度消融了尚未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但六四惨案的震撼也让港人 明白，同根同源的文化无法淹没价值认同的差异。
1990年4月4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宪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颁布，在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同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还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脱离英国统治，成为中国管治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产生的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团推选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如果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原本并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机制的话，港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与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公民权利却是事实。而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也开始在香港的民主机制建设。
1982年，港英政府正式在首届香港区议会选举中践行代议政制；1985年9月起，立法局开始实行间接选举。1991年，立法局开始增设地区直接选举的议席。1995年也就是香港主权回归前的最后一次立法局选举，有20个地区直选议席，是最多的一届。
这些在港英政府末年推出的政制改革措施虽然十分有限，但毕竟开启了民主体制建设的步伐。
公民社会成长 在“一国”与“两制”间寻找平衡
伴随着主权正式回归中国，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主力，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全民普选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进程中矛盾日显尖锐。
2003年，中央政府试图推动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文立法，引发港人自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意味着将叛国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引入香港，尚未忘记“六•四”惨案的震撼的港人意识到了其自身民主前景的 脆弱。自2002年年底起，香港就发生万人集会，反对就23条立法。民间抗议在2003年7月1日汇聚成50万人大游行，最终迫使董建华政府于同年9月， 宣布暂时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修例草案”。但港大民调显示，港人各项信任及信心指数开始全面下跌。
自2003年以后，每年的7月1日，也就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中国的纪念日，成为港人表达民主诉求的大型集会的日子，争取实现普选是核心议题。
2004年7月1日，几十万市民会师铜锣湾维园，参加主题为「争取07、08普选」的游行活动，希望在2007年实现普选特首、在2008年实现立法会全面直选。活动主办方与警方对游行人数的估算出入甚大，主办方称有游行人数超过了50万，警方则说只有20万人。
2005年，港人争取200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努力首遇失败。
当年，围绕2007年特首选举办法以及2008立法会成员选举办法的香港政改议题提上日程。港人在以「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为主题的七 一大游行之后，又在泛民主派团体的推动下，于同年12月4日参加争普选大游行，组织者称有25万人参加活动，但警方数字则只有6万3千人。
几天后，香港立法会于12月21日恢复围绕政改方案的讨论，但无论是特首选举办法修订案，还是2008立法会产生办法决议案，虽有多数议员支持，都因为无法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未能通过。
次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以特区政府的议案未能在立法会通过为由，宣布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将不作修改，继续沿用现行的办法。港人的普选梦想被迫搁置。
泛民主派开始将普选目标对准2012年。
其间，泛民主派政党虽然在立法会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中享有优势，但却在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占一半的选举制度下，始终无法在立法会拥有多数议席。
2006年12月10日，114名泛民主派人士当选选举委员会成员。
2007年3月25日，香港首次举行有泛民主派候选人参加的特首选举。公民党人士梁家杰以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口号参加竞选，与谋求连任的卸任特首曾荫权共同面对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他最终以123票大败于曾荫权的649票。
泛民主派没有放弃，于2007年10月7日，在香港发起2007年撑伞撑2012普选大游行，向政府表达争取2012双普选的决心。
2007年，港人争取2012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希望再次落空。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香港政制改革的草案，否决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实现全面普选的可能，但承诺2017年特首可以以普选产生。
2008年1月13日，香港泛民主派团体发起争取2012双普选大游行，主题为争取2012双普选，不要2017假民主。主办方称有两万多人参加，但警方称只有6千余人。
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失去了耐心。
2010年1月，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请辞，迫使政府组织补选，希望由此调动民意，关心香港政治前景。这次尝试被北京批为变相公投。这就是所谓的“五区公投”。但民主派议员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5月16日的补选投票只有17.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lien）
2010年6月，在部分民主派议员的支持下，立法会投票通过了《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围绕这项方案的讨论更深化了泛民主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少人对中央政府是否会在2017年兑现普选承诺、尤其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表示怀疑。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泛民主派在分区直选中的得票率只有56.3%，显然没有守住自回归以来泛民阵营六成得票率的「六四黄 金定律」。（「泛民主派」对「亲中派」的得票率大致维持六成与四成的比率，俗称「六四黄金定律」，）不过，泛民主派取得27席，保住了议会内关键少数的地 位。
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全民普选前最后一次小圈子选举，也是自1997年以来，特首选举候选人最多的一次，除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代表泛民阵营竞选外，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出现两位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显示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特首选举的策略遇到困难。
竞选期间，卸任特首曾荫权及两位建制派候选人丑闻不断，更刺激了港人对小圈子选举的不满和争全民普选的热情。
3月23日至24日，也就是800人的选举委员会推选新一届特首的前两天，香港大学举办全民普选特首的民间活动，邀请市民参与投票，挑战小圈子选 举。全民投票活动虽然因为遭遇黑客袭击而网络投票受阻，但两天之内，22万市民参加了活动，远超出了主办方此前预期的5万人。不过，54.6%的选票为白 票，显示多数市民对三名候选人均不满意。
3月25日，梁振英击败对手唐英年和泛民主派候选人何俊仁，当选第四届特区行政长官。
2012年也是香港民间社会大规模动员，反“洗脑教育”的一年。
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府自2011年底就开始酝酿在中小学校推行新版国民教育课程，但其隐恶扬善的特点引发香港民间团体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洗脑教 育”。稍后，又有传媒披露由香港教育局赞助、国民教育中心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香港社会要求撤回相关课程的呼声更加高涨。
2012年7月29日，九万老少香港人响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游行号召，要求撤回相关课程。但警方统计称最高峰时只有三万余人参与游行。如果说七•一大游行通常都是由泛民主派政党推动的话，反国教运动则因为涉及下一代的教育而动员了整个社会，年轻一代更是活跃在前。
8月30日，新成立的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一连三日发起「占领政府总部行动」，向政府施压。面对政府的强硬立场，3名中学生8月31日宣布将绝食三日，以示抗争。
9月8日，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港府门前彻夜集会，坚决要求政府重回国民教育课。
9月11日，香港学联启动罢课行动，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也宣布随后将加入罢课队伍。
10月8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教育局今后也不再以此作为视学依据。此前连番启动的集会、绝食、罢课等民间抗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和平占中与公民抗命
从2003年的反国安立法游行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香港人意识到了“一国”对“两制”的压力，而中央虽然许诺了在2017年实现特首全民普 选，但对具体如何操作迟迟不肯明确表态。经历了2005年和2007年两次争普选失败之后，港人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实质难释疑虑，这种焦虑随港府的政 改咨询达到顶峰。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倡议应运而生。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庭在《信报》发表文章：“公民抗命地最大杀伤力武器”，首次具体提出了“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要“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佔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篇文章立即在面对翘首盼望多年普选能否到来忐忑不安的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两个月后，戴耀庭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牧师朱耀明3月27日联合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为“占领中环”运动制定出具体的框架，明确行动将以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4个步骤，以期达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之目的。和平占中行动至此正式启动，在此后数月里，成为民间社会普选诉求的凝聚点。
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和平占中运动先后就政改议题组织三次大型商讨日活动，向市民介绍和平占中运动的核心理念，邀请市民及各方政治及社会团体就特首普选提出自己的方案，以及对如何达到普选目标的设想。
2013年12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针对2017年特首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普选议题，启动为期5个月的首轮政改咨询。
2014年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各方力量围绕普选议题全面动员的一年，也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紧张关系急剧升温的一年。
2014年元旦，“占领中环”运动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举行公投，6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投票。虽然参与人数低于组织者的 预期，但94%的投票人都支持2017年的特首普选提名程序包含“公民提名”，88%的人认为目前的提名委员会应当提升代表性。
占中运动组织公民投票的当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真普选联盟以及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合发起元旦大游行，学民思潮等其他社团也都参加活动，要求民意低下的特首梁振英下台，呼吁落实真普选。警方称有6千人参加游行活动。
5月3日，港府政改咨询结束。
5月6日，和平占中运动组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将征集到的15个民间特首选举方案在提交市民表决。结果显示，得市民支持最多的三个方案的一个最大共同点是“公民提名”，也就是普通公民有权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参加特首竞选，这显示众多港人已经不想再继续小圈子选举的模式。
这三个方案应当于计划6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占领中环行动民间公投中，交由市民表决。不过，自占领中环运动提出以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的多项 调查均显示，大部分港人并不赞成将“占领中环”付诸行动。“占中三子”对即将到来的6-22民间全民公投也显现出信心不足。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 他们的预料。
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两万三千字的文件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白皮书立即在香港各界引发强烈反弹，泛民主派阵营更是认为中央政府违背承诺，重新定义“一国两制”，泛民主派团体和法律界人士轮番集会表达抗议。
6月14日，面对北京方面毫不掩饰的种种施压动作，千余名来自香港不同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的人士发起“毅行争普选”行动，决心连续7日，走遍香港，呼吁港人踊跃参加6-22公投。82岁高龄的香港荣休大主教陈日君身体力行，参加“毅行”。
6月20日，和平占中运动启动民间公投网上投票，一方面邀请选民就此前商讨日选出的三个特首普选民间方案表态，另一方面征询市民是否赞成，在政府正式提出的普选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况下，支持立法会予以否决。
由于网站在投票开始起遭遇大规模黑客袭击以致瘫痪，投票时间因此延长至6月29日。但首日活动就已经有超过40万港人参加，远超过了“占中三子”此前的10万人预期。截至6月29日活动结束时，共有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
10天之内，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支持无事先筛选的特首普选。
7月1日，51万香港市民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传统的七•一大游行。这次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
当晚，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预演占中行动，千余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静坐。警方于7月2日凌晨强力清场，拘捕511人，年龄最小只有14岁，但在2日晚上被拘捕人员统统获释。
与此同时，亲北京团体活动也加紧活动。香港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
7月3日，一些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及团体宣布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呼吁全港市民支持和平，支持现行的普选方案、反对占领中环行动及其可能会引起的暴力事件，于7月19日，发起「保和平，保普选，反暴力，反占中」街头签名行动。
根据该联盟8月17日公布的数字，一个月之内，签名人数超过150万。
8月17日，反占中大联盟发起大型集会活动，组织者事后声称有19万人参加，但这一数字遭到香港多家媒体的质疑。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审议通过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不仅维持仅有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获得该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方可获得候选资 格，而且将候选人数限制在2至3人，并说明倘若该方案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延续2012年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等于关上了 港人争取无筛选的真普选的大门。
消息传出后，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当晚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
当晚，名为《公民发声集会》在香港金鐘政府总部附近的添马公园举行，占中发起人戴耀庭面对占中支持者说：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他宣布自当日起，香港进入公民抗命时代。
原本想以公民抗命逼迫北京政府倾听港人民意的和平占中运动已是势在必行。
不过，率先践行公民抗命行动的是香港年轻人。
9月22日，香港学联按计划启动罢课行动，全港一万三千多学生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
9月26日，在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推动下，上千中学生加入了罢课抗争队伍。当晚，示威学生闯入政府总部门前的公民广场静坐。
9月27日凌晨，警方强力清场，行动之暴力为香港少见。这种场景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市民次日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
9月28日凌晨，“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开始的和平占中行动。
公民抗命将香港老少两代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一起。30年前，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启动时，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庭和陈健民都是当年学联的成 员；30年后，年轻一代表现出比他们的长辈更坚定的决心，并先于他们，率先拉开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决心夺回上一代人30年的努力未能实现的梦想。无论这场 “一国”与“两制”的博弈如何收场，它都将是香港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1984年，在一批香港大学生的推动下，“民主回归论”成为当时香港围绕前途问题讨论中的主旋律，扭转了香港当时面对主权回归北京深感迷茫的民心所向。
中英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82年9月。应该说当时香港主流民意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统治。根据同年3月香港革新会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港人希望继续由英国管治，同年7月《星岛日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民意取向：近76%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
香港大学生积极参与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1984年1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在主权回归后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物，“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手掌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要求。
同年5月，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复函香港学生，表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政府总理的民主承诺使得“民主回归论”在香港社会围绕前途问题的辩论中如虎添翼，让迷茫中的港人看到了一幅能够在两制的框架下面对共产党政权维 护已有的自由的远景，当时陷入僵持的中英谈判由此出现转机。曾倾向支持民主回归的香港学联开始走上争取民主化的路程。但这些年轻人远不曾料到此后的30年 间，争取民主的努力会让他们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解读渐行渐远。
港英政府主导下的民主体制初建
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让过渡期的香港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而这场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也让面对1997疑虑未消的港人意识到了争取民主道路之艰辛。
1989年5月21日，港人发起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在北京集会示威的学生，抗议中国政府于5月20日颁发的戒严令。香港支联会宣告成立。5月28 日，全球华人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大游行，150万港人走上街头。“六•四”发生后，香港更成为救援遭政府通缉追捕的学生领袖的核心环节。在此后的25年 间，香港也是中国治权下，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场所。八九学运的民主热情一度消融了尚未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但六四惨案的震撼也让港人 明白，同根同源的文化无法淹没价值认同的差异。
1990年4月4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宪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颁布，在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同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还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脱离英国统治，成为中国管治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产生的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团推选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如果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原本并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机制的话，港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与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公民权利却是事实。而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也开始在香港的民主机制建设。
1982年，港英政府正式在首届香港区议会选举中践行代议政制；1985年9月起，立法局开始实行间接选举。1991年，立法局开始增设地区直接选举的议席。1995年也就是香港主权回归前的最后一次立法局选举，有20个地区直选议席，是最多的一届。
这些在港英政府末年推出的政制改革措施虽然十分有限，但毕竟开启了民主体制建设的步伐。
公民社会成长 在“一国”与“两制”间寻找平衡
伴随着主权正式回归中国，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主力，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全民普选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进程中矛盾日显尖锐。
2003年，中央政府试图推动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文立法，引发港人自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意味着将叛国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引入香港，尚未忘记“六•四”惨案的震撼的港人意识到了其自身民主前景的 脆弱。自2002年年底起，香港就发生万人集会，反对就23条立法。民间抗议在2003年7月1日汇聚成50万人大游行，最终迫使董建华政府于同年9月， 宣布暂时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修例草案”。但港大民调显示，港人各项信任及信心指数开始全面下跌。
自2003年以后，每年的7月1日，也就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中国的纪念日，成为港人表达民主诉求的大型集会的日子，争取实现普选是核心议题。
2004年7月1日，几十万市民会师铜锣湾维园，参加主题为「争取07、08普选」的游行活动，希望在2007年实现普选特首、在2008年实现立法会全面直选。活动主办方与警方对游行人数的估算出入甚大，主办方称有游行人数超过了50万，警方则说只有20万人。
2005年，港人争取200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努力首遇失败。
当年，围绕2007年特首选举办法以及2008立法会成员选举办法的香港政改议题提上日程。港人在以「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为主题的七 一大游行之后，又在泛民主派团体的推动下，于同年12月4日参加争普选大游行，组织者称有25万人参加活动，但警方数字则只有6万3千人。
几天后，香港立法会于12月21日恢复围绕政改方案的讨论，但无论是特首选举办法修订案，还是2008立法会产生办法决议案，虽有多数议员支持，都因为无法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未能通过。
次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以特区政府的议案未能在立法会通过为由，宣布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将不作修改，继续沿用现行的办法。港人的普选梦想被迫搁置。
泛民主派开始将普选目标对准2012年。
其间，泛民主派政党虽然在立法会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中享有优势，但却在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占一半的选举制度下，始终无法在立法会拥有多数议席。
2006年12月10日，114名泛民主派人士当选选举委员会成员。
2007年3月25日，香港首次举行有泛民主派候选人参加的特首选举。公民党人士梁家杰以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口号参加竞选，与谋求连任的卸任特首曾荫权共同面对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他最终以123票大败于曾荫权的649票。
泛民主派没有放弃，于2007年10月7日，在香港发起2007年撑伞撑2012普选大游行，向政府表达争取2012双普选的决心。
2007年，港人争取2012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希望再次落空。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香港政制改革的草案，否决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实现全面普选的可能，但承诺2017年特首可以以普选产生。
2008年1月13日，香港泛民主派团体发起争取2012双普选大游行，主题为争取2012双普选，不要2017假民主。主办方称有两万多人参加，但警方称只有6千余人。
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失去了耐心。
2010年1月，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请辞，迫使政府组织补选，希望由此调动民意，关心香港政治前景。这次尝试被北京批为变相公投。这就是所谓的“五区公投”。但民主派议员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5月16日的补选投票只有17.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lien）
2010年6月，在部分民主派议员的支持下，立法会投票通过了《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围绕这项方案的讨论更深化了泛民主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少人对中央政府是否会在2017年兑现普选承诺、尤其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表示怀疑。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泛民主派在分区直选中的得票率只有56.3%，显然没有守住自回归以来泛民阵营六成得票率的「六四黄 金定律」。（「泛民主派」对「亲中派」的得票率大致维持六成与四成的比率，俗称「六四黄金定律」，）不过，泛民主派取得27席，保住了议会内关键少数的地 位。
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全民普选前最后一次小圈子选举，也是自1997年以来，特首选举候选人最多的一次，除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代表泛民阵营竞选外，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出现两位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显示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特首选举的策略遇到困难。
竞选期间，卸任特首曾荫权及两位建制派候选人丑闻不断，更刺激了港人对小圈子选举的不满和争全民普选的热情。
3月23日至24日，也就是800人的选举委员会推选新一届特首的前两天，香港大学举办全民普选特首的民间活动，邀请市民参与投票，挑战小圈子选 举。全民投票活动虽然因为遭遇黑客袭击而网络投票受阻，但两天之内，22万市民参加了活动，远超出了主办方此前预期的5万人。不过，54.6%的选票为白 票，显示多数市民对三名候选人均不满意。
3月25日，梁振英击败对手唐英年和泛民主派候选人何俊仁，当选第四届特区行政长官。
2012年也是香港民间社会大规模动员，反“洗脑教育”的一年。
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府自2011年底就开始酝酿在中小学校推行新版国民教育课程，但其隐恶扬善的特点引发香港民间团体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洗脑教 育”。稍后，又有传媒披露由香港教育局赞助、国民教育中心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香港社会要求撤回相关课程的呼声更加高涨。
2012年7月29日，九万老少香港人响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游行号召，要求撤回相关课程。但警方统计称最高峰时只有三万余人参与游行。如果说七•一大游行通常都是由泛民主派政党推动的话，反国教运动则因为涉及下一代的教育而动员了整个社会，年轻一代更是活跃在前。
8月30日，新成立的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一连三日发起「占领政府总部行动」，向政府施压。面对政府的强硬立场，3名中学生8月31日宣布将绝食三日，以示抗争。
9月8日，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港府门前彻夜集会，坚决要求政府重回国民教育课。
9月11日，香港学联启动罢课行动，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也宣布随后将加入罢课队伍。
10月8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教育局今后也不再以此作为视学依据。此前连番启动的集会、绝食、罢课等民间抗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和平占中与公民抗命
从2003年的反国安立法游行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香港人意识到了“一国”对“两制”的压力，而中央虽然许诺了在2017年实现特首全民普 选，但对具体如何操作迟迟不肯明确表态。经历了2005年和2007年两次争普选失败之后，港人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实质难释疑虑，这种焦虑随港府的政 改咨询达到顶峰。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倡议应运而生。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庭在《信报》发表文章：“公民抗命地最大杀伤力武器”，首次具体提出了“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要“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佔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篇文章立即在面对翘首盼望多年普选能否到来忐忑不安的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两个月后，戴耀庭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牧师朱耀明3月27日联合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为“占领中环”运动制定出具体的框架，明确行动将以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4个步骤，以期达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之目的。和平占中行动至此正式启动，在此后数月里，成为民间社会普选诉求的凝聚点。
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和平占中运动先后就政改议题组织三次大型商讨日活动，向市民介绍和平占中运动的核心理念，邀请市民及各方政治及社会团体就特首普选提出自己的方案，以及对如何达到普选目标的设想。
2013年12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针对2017年特首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普选议题，启动为期5个月的首轮政改咨询。
2014年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各方力量围绕普选议题全面动员的一年，也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紧张关系急剧升温的一年。
2014年元旦，“占领中环”运动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举行公投，6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投票。虽然参与人数低于组织者的 预期，但94%的投票人都支持2017年的特首普选提名程序包含“公民提名”，88%的人认为目前的提名委员会应当提升代表性。
占中运动组织公民投票的当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真普选联盟以及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合发起元旦大游行，学民思潮等其他社团也都参加活动，要求民意低下的特首梁振英下台，呼吁落实真普选。警方称有6千人参加游行活动。
5月3日，港府政改咨询结束。
5月6日，和平占中运动组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将征集到的15个民间特首选举方案在提交市民表决。结果显示，得市民支持最多的三个方案的一个最大共同点是“公民提名”，也就是普通公民有权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参加特首竞选，这显示众多港人已经不想再继续小圈子选举的模式。
这三个方案应当于计划6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占领中环行动民间公投中，交由市民表决。不过，自占领中环运动提出以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的多项 调查均显示，大部分港人并不赞成将“占领中环”付诸行动。“占中三子”对即将到来的6-22民间全民公投也显现出信心不足。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 他们的预料。
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两万三千字的文件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白皮书立即在香港各界引发强烈反弹，泛民主派阵营更是认为中央政府违背承诺，重新定义“一国两制”，泛民主派团体和法律界人士轮番集会表达抗议。
6月14日，面对北京方面毫不掩饰的种种施压动作，千余名来自香港不同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的人士发起“毅行争普选”行动，决心连续7日，走遍香港，呼吁港人踊跃参加6-22公投。82岁高龄的香港荣休大主教陈日君身体力行，参加“毅行”。
6月20日，和平占中运动启动民间公投网上投票，一方面邀请选民就此前商讨日选出的三个特首普选民间方案表态，另一方面征询市民是否赞成，在政府正式提出的普选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况下，支持立法会予以否决。
由于网站在投票开始起遭遇大规模黑客袭击以致瘫痪，投票时间因此延长至6月29日。但首日活动就已经有超过40万港人参加，远超过了“占中三子”此前的10万人预期。截至6月29日活动结束时，共有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
10天之内，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支持无事先筛选的特首普选。
7月1日，51万香港市民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传统的七•一大游行。这次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
当晚，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预演占中行动，千余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静坐。警方于7月2日凌晨强力清场，拘捕511人，年龄最小只有14岁，但在2日晚上被拘捕人员统统获释。
与此同时，亲北京团体活动也加紧活动。香港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
7月3日，一些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及团体宣布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呼吁全港市民支持和平，支持现行的普选方案、反对占领中环行动及其可能会引起的暴力事件，于7月19日，发起「保和平，保普选，反暴力，反占中」街头签名行动。
根据该联盟8月17日公布的数字，一个月之内，签名人数超过150万。
8月17日，反占中大联盟发起大型集会活动，组织者事后声称有19万人参加，但这一数字遭到香港多家媒体的质疑。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审议通过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不仅维持仅有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获得该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方可获得候选资 格，而且将候选人数限制在2至3人，并说明倘若该方案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延续2012年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等于关上了 港人争取无筛选的真普选的大门。
消息传出后，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当晚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
当晚，名为《公民发声集会》在香港金鐘政府总部附近的添马公园举行，占中发起人戴耀庭面对占中支持者说：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他宣布自当日起，香港进入公民抗命时代。
原本想以公民抗命逼迫北京政府倾听港人民意的和平占中运动已是势在必行。
不过，率先践行公民抗命行动的是香港年轻人。
9月22日，香港学联按计划启动罢课行动，全港一万三千多学生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
9月26日，在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推动下，上千中学生加入了罢课抗争队伍。当晚，示威学生闯入政府总部门前的公民广场静坐。
9月27日凌晨，警方强力清场，行动之暴力为香港少见。这种场景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市民次日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
9月28日凌晨，“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开始的和平占中行动。
公民抗命将香港老少两代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一起。30年前，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启动时，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庭和陈健民都是当年学联的成 员；30年后，年轻一代表现出比他们的长辈更坚定的决心，并先于他们，率先拉开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决心夺回上一代人30年的努力未能实现的梦想。无论这场 “一国”与“两制”的博弈如何收场，它都将是香港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6%b3%95%e5%b9%bf-%e5%85%ac%e6%b0%91%e8%ae%ba%e5%9d%9b-%e9%a6%99%e6%b8%af%ef%bc%9a30%e5%b9%b4%e6%bc%ab%e6%bc%ab%e6%b0%91%e4%b8%bb%e8%b7%af/
梁京：占中考验习近平的纠错能力
习近平对香港问题有一个最根本性的判断错误，就是他认为香港搞真普选对他掌控大陆政局是不利的。这个判断错误的根源有这样几个，第一，他不信民主，更不信中国人能搞民主；第二，他坚信香港的民主派后面有"境外敌对势力"作祟；在这两个前提下，他认为自己能够赢得香港、内地，尤其是中共内部的足够支持，迫使民主派就范。
我以为局势的发展很可能与他的预期差距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形成欲罢不能之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习近平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其实是来自中共内部的腐败势力。习若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就必须调动一切相信正义的力量，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在这种情势下，习近平一面与党内贪腐势力作殊死之搏，一面还要与香港民主派较量，其实是很不理性的。
占中运动的发展表明，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完全不能用所谓外部敌对势力来解读。事关港人的基本尊严，关乎香港前途和后代福祉，香港若再无人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民主权利抗争，不仅港人会遭到世界耻笑，中国人都会遭到耻笑。我相信习仲勋和他同代的共产党人都能懂得其中道理，习近平为什么反而不能理解了？
香港有法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因此，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不容易出大乱子的。习近平和中共当权者害怕的是给香港真民主，会动摇中共的统治。这种思维可以理解。但眼下的现实是，真正动摇中共统治的是这二十年官僚阶层不受约束的腐败。在这个大背景下，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究竟对大陆会是什么影响？
从常识出发不难理解的是，有了民主自治权利的香港，并不希望中国内地出现局面失控，因为内地的混乱对香港没有任何好处。合乎逻辑的推理应该是，民主自治的香港会支持内地进行稳健的改革，而不是像俞正声所害怕的那样，甘做颠覆中共的大本营。
这两年，中共与香港民主力量博弈的过程告诉我们，习近平并没有什么得力的人才帮他处理香港难题。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高官们无法赢得港人的信任和尊重，不断加剧香港危机。这是中共在六四之后逆向淘汰和全面腐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与其让这些无能和贪腐之辈绑架自己的香港决策，还不如大胆信任港人会珍惜自己的民主自治权利。
我的判断是，习近平对香港民主派的强硬路线，是在十八大之前的决策。当时他对自己上台之后面临的严峻形势，绝对没有现在这样清楚。他现在应该认识到，他低估了中共内部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也低估了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意志。这意味著单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他既没有本钱，也不应该选择与香港民主派对抗的政治路线。
习近平有没有纠错和调整的空间？我以为是有的。习近平对香港有误判，外部世界对习近平又何尝没有误判。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习近平的反腐会走这么远。正因为他反腐没有回头路可走，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变局带来了很大的想像空间。
与中共抗争的香港人与二十五年前北京人相比，政治上要成熟很多，这不仅增加了对习近平的压力，也增加了习近平纠错的空间。因为香港占中力量不会轻易给习近平动用军队来镇压的机会，只要习近平不把事情做绝，就有回旋余地。
不利因素是双方存在巨大的文化和思想差异。这意味著习近平不可能很快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而需要时间、需要形势进一步恶化形成的压力。我相信香港的民主力量对此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我以为局势的发展很可能与他的预期差距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形成欲罢不能之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习近平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其实是来自中共内部的腐败势力。习若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就必须调动一切相信正义的力量，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在这种情势下，习近平一面与党内贪腐势力作殊死之搏，一面还要与香港民主派较量，其实是很不理性的。
占中运动的发展表明，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完全不能用所谓外部敌对势力来解读。事关港人的基本尊严，关乎香港前途和后代福祉，香港若再无人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民主权利抗争，不仅港人会遭到世界耻笑，中国人都会遭到耻笑。我相信习仲勋和他同代的共产党人都能懂得其中道理，习近平为什么反而不能理解了？
香港有法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因此，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不容易出大乱子的。习近平和中共当权者害怕的是给香港真民主，会动摇中共的统治。这种思维可以理解。但眼下的现实是，真正动摇中共统治的是这二十年官僚阶层不受约束的腐败。在这个大背景下，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究竟对大陆会是什么影响？
从常识出发不难理解的是，有了民主自治权利的香港，并不希望中国内地出现局面失控，因为内地的混乱对香港没有任何好处。合乎逻辑的推理应该是，民主自治的香港会支持内地进行稳健的改革，而不是像俞正声所害怕的那样，甘做颠覆中共的大本营。
这两年，中共与香港民主力量博弈的过程告诉我们，习近平并没有什么得力的人才帮他处理香港难题。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高官们无法赢得港人的信任和尊重，不断加剧香港危机。这是中共在六四之后逆向淘汰和全面腐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与其让这些无能和贪腐之辈绑架自己的香港决策，还不如大胆信任港人会珍惜自己的民主自治权利。
我的判断是，习近平对香港民主派的强硬路线，是在十八大之前的决策。当时他对自己上台之后面临的严峻形势，绝对没有现在这样清楚。他现在应该认识到，他低估了中共内部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也低估了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意志。这意味著单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他既没有本钱，也不应该选择与香港民主派对抗的政治路线。
习近平有没有纠错和调整的空间？我以为是有的。习近平对香港有误判，外部世界对习近平又何尝没有误判。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习近平的反腐会走这么远。正因为他反腐没有回头路可走，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变局带来了很大的想像空间。
与中共抗争的香港人与二十五年前北京人相比，政治上要成熟很多，这不仅增加了对习近平的压力，也增加了习近平纠错的空间。因为香港占中力量不会轻易给习近平动用军队来镇压的机会，只要习近平不把事情做绝，就有回旋余地。
不利因素是双方存在巨大的文化和思想差异。这意味著习近平不可能很快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而需要时间、需要形势进一步恶化形成的压力。我相信香港的民主力量对此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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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香港局势考验北京政治智慧
香港街头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中国政府面临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挑战。25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那场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今天香港
的示威活动与北京当年那场运动出奇相似，并且同样让中共领导层坐立不安。这次示威活动也是由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领导的。这次中央也控制不住局面，可能不得
不在镇压还是让步之间做出选择。和上次一样，根本问题在于中共的权力和权威。
不过，2014年的香港与1989年的北京也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富裕程度与25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实力也显著上升。中国当局肯定也希望，香 港这次在“占中”旗帜下的示威活动将更像虎头蛇尾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不是更像1989年的学生运动。最后，与1989年相比，目前当局拥有更大的回 旋余地，只要他们愿意利用这种余地——因为香港不是首都，是一个自英国交还给中国之日起，就在“一国两制”模式下享有特殊地位的城市。
根据“一国两制”模式，香港继续享有媒体自由和独立司法体系——这些都是中国内地并不拥有的自由。当前的问题是，当局是否允许香港在民主方面更进一步，允许香港人选择自己的特首，不用让候选人经过北京方面的事先筛选。
中共可作的一种明智回应是，允许香港成为民主改革的试验田。“一国两制”模式——再加上香港社会的富裕和成熟——使得香港非常适合推行民主改革，而 又不致立刻在内地激发改革呼声。接着，可以把成功的、民主的香港作为样板，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省级或市级层面上渐进地推行类似改革。
遗憾的是，中央政府似乎决心反其道而行。他们不愿承担任由民主制度在中国领土上发展壮大的风险，不能容忍党的明确意愿遭到公然藐视。这样的决定，让中国政府站在了香港示威者的对立面上。如果示威者不肯散去，北京方面暴力干预的可能性显然会大大增加。
事态本不必发展到这一步，目前也仍有挽回余地。在1997年回收香港主权后的许多年里，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事务方面显得有谋有道。香港媒体保持了自 由，法院保持了独立。北京方面甚至默许香港每年6月4日举行令人动容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4年前，资深民主活动人士李柱铭(Martin Lee)对我说，他对中国允许香港保留自由的程度感到“惊喜”。但今年早些时候，我再次遇到李先生时，他的看法完全变了。他警告称，北京方面似乎执意不让 香港获得民主，并在削弱法院的独立性。
是什么改变了？或许是中共变得更强硬、更不宽容了。或许它从一开始就不愿冒险让香港拥有真正的民主。
未来几天，世界的目光将聚集于香港街头。但中国内地民众的反应也至关重要。北京方面最害怕的一件事，肯定就是民主抗议蔓延到内地。
北京方面正努力在中国官方媒体和互联网上封锁有关香港民主抗议的消息。如果抗议持续，它或许还会试图利用内地人和香港人彼此间的反感。一些香港人把内地人看作粗俗的外来者。一些内地人则把香港人视作被宠坏的孩子，缺乏爱国心，对殖民统治念念不忘。
如果抗议升级，内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媒体还可能会利用一种观点：香港人算不上真正的中国人。就这一点来说，北京方面对香港的官方反应，可能与俄罗斯 对乌克兰示威活动的反应类似——乌克兰人和香港人只要听话，莫斯科和北京就视他们为同胞，如果不听话，就指责他们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
当然，区别在于，香港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而乌克兰是个独立国家。然而，正如吞并克里米亚破坏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样，几乎可以肯定，香港抗 议活动如果以暴力干预收场，必然也将影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北京方面眼下正在思考下一步对策。为了香港、中国、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稳定着想，北京方面能否 做出正确抉择将事关重大。
译者/何黎
不过，2014年的香港与1989年的北京也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富裕程度与25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实力也显著上升。中国当局肯定也希望，香 港这次在“占中”旗帜下的示威活动将更像虎头蛇尾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不是更像1989年的学生运动。最后，与1989年相比，目前当局拥有更大的回 旋余地，只要他们愿意利用这种余地——因为香港不是首都，是一个自英国交还给中国之日起，就在“一国两制”模式下享有特殊地位的城市。
根据“一国两制”模式，香港继续享有媒体自由和独立司法体系——这些都是中国内地并不拥有的自由。当前的问题是，当局是否允许香港在民主方面更进一步，允许香港人选择自己的特首，不用让候选人经过北京方面的事先筛选。
中共可作的一种明智回应是，允许香港成为民主改革的试验田。“一国两制”模式——再加上香港社会的富裕和成熟——使得香港非常适合推行民主改革，而 又不致立刻在内地激发改革呼声。接着，可以把成功的、民主的香港作为样板，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省级或市级层面上渐进地推行类似改革。
遗憾的是，中央政府似乎决心反其道而行。他们不愿承担任由民主制度在中国领土上发展壮大的风险，不能容忍党的明确意愿遭到公然藐视。这样的决定，让中国政府站在了香港示威者的对立面上。如果示威者不肯散去，北京方面暴力干预的可能性显然会大大增加。
事态本不必发展到这一步，目前也仍有挽回余地。在1997年回收香港主权后的许多年里，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事务方面显得有谋有道。香港媒体保持了自 由，法院保持了独立。北京方面甚至默许香港每年6月4日举行令人动容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4年前，资深民主活动人士李柱铭(Martin Lee)对我说，他对中国允许香港保留自由的程度感到“惊喜”。但今年早些时候，我再次遇到李先生时，他的看法完全变了。他警告称，北京方面似乎执意不让 香港获得民主，并在削弱法院的独立性。
是什么改变了？或许是中共变得更强硬、更不宽容了。或许它从一开始就不愿冒险让香港拥有真正的民主。
未来几天，世界的目光将聚集于香港街头。但中国内地民众的反应也至关重要。北京方面最害怕的一件事，肯定就是民主抗议蔓延到内地。
北京方面正努力在中国官方媒体和互联网上封锁有关香港民主抗议的消息。如果抗议持续，它或许还会试图利用内地人和香港人彼此间的反感。一些香港人把内地人看作粗俗的外来者。一些内地人则把香港人视作被宠坏的孩子，缺乏爱国心，对殖民统治念念不忘。
如果抗议升级，内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媒体还可能会利用一种观点：香港人算不上真正的中国人。就这一点来说，北京方面对香港的官方反应，可能与俄罗斯 对乌克兰示威活动的反应类似——乌克兰人和香港人只要听话，莫斯科和北京就视他们为同胞，如果不听话，就指责他们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
当然，区别在于，香港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而乌克兰是个独立国家。然而，正如吞并克里米亚破坏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样，几乎可以肯定，香港抗 议活动如果以暴力干预收场，必然也将影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北京方面眼下正在思考下一步对策。为了香港、中国、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稳定着想，北京方面能否 做出正确抉择将事关重大。
译者/何黎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9%87%91%e8%9e%8d%e6%97%b6%e6%8a%a5-%e9%a6%99%e6%b8%af%e5%b1%80%e5%8a%bf%e8%80%83%e9%aa%8c%e5%8c%97%e4%ba%ac%e6%94%bf%e6%b2%bb%e6%99%ba%e6%85%a7/
觀點：中共意識形態的精神分裂
又談階級鬥爭，竟在宣示要再啟改革之際！……中共意識形態上這些年表現出的種種「精神分裂」狀態，至此升級到一新的階段。
精
神分裂，醫名Schizophrenia源自希臘，意為「心智的撕裂」，有遺傳和心理成因，常呈「幻覺、妄想和胡言亂語、有自毀和傷人，喪失社會功能的傾
向」。當下中共的某些提法和做法上嚴重的邏輯混亂、言行不一、空洞蠻橫，前所未有，讓人感到詫異、震驚的同時，不免也要為中國的未來深感憂心。如此混亂矛盾的意識形態，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混沌、社會矛盾的加深，國家方向的迷失、以及執政集團因利益、制度慣性以及思想的局限在深刻的合法性危機面前所表現出的進退失據和內心焦慮。從一側面也折映出中國正處在一個巨變的十字路口。
精神分裂的意識形態
官 方意識形態上的這種分裂，顯然不始於今日，但近來尤顯突出，其矛盾荒謬，令人瞠目。 一邊大批民主、自由，一邊卻稱其為人類共同美好的追求，要將其納入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不承認存在普世價值，卻自稱握有宇宙真理，馬克思主義可以普 世適用；否定憲政，不許講「司法獨立」，又大談憲法重要和依法治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卻不許講公民權利，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種種現實權益得不到保障， 人們卻被邀去做各種語焉不詳遙遠的美夢。要他人正視歷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卻禁提歷史上中共的錯誤，人為造成的大飢荒被輕描淡寫地說成是 「探索中的錯誤」；前腳去孔子誕辰紀念上頌讚其思想的寶貴 ，「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高調不絕於耳，後腳負責意識形態的高官就宣稱階級鬥爭依舊是國內外事務的主線。人們不免要問「以和為貴」的孔子思想與階級鬥 爭理念何者為是，要以何者為從？中國代表哪種階級？要和世界上代表什麼階級的哪個國家展開鬥爭？……
官方各種意識形態論述，常自說自話，與社會心態和期望漸行漸遠，無法給出關於中國當下和未來令人信服地的解釋與說明，幾近破產，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毛鄧江胡的大雜燴
對中國這樣一個未完全脫離極權體制巢臼的後極權體制來講，最高權力領袖同時須扮演真理的詮釋者、精神導師的雙重角色。其地位的穩固、合法性多寡強弱也與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息息相關。從毛到鄧至習，這種雙重絕對領袖角色的趨勢逐步弱化，但依舊是政治現實。維護體制穩定的需要，決定了每個新領導人表面上都會承續上任理論上 的「偉大創建」，「重大發展」；但鞏固個人權力的邏輯又決定，每個人都會淡化前任的提法，凸顯自家思想的重要。其結果必然是造成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淤積， 各種說辭相互抵消，衝突，從內部不斷瓦解著官方宣傳的效果和主政者話語的權威性。看看現行憲法和中共黨章以及官方各種標凖的意識形態宣示，我們就可以明 白，那是一種大雜燴，混雜著各種語義含混、彼此矛盾、具不同時代背景的政治術語、理論成分。
這種大雜燴的形成，起於鄧。以「完整凖確領會毛 澤東思想」口號起家的鄧小平，事實上卻是以一種工具主義的方式取用毛的思想，去除毛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烏托邦理想、平均主義等帶來巨大災難 的理念，代之以經濟至上、市場原則、改革開放等實用主義和局部自由化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為中國的發展歷史性地起到過重要作用。 不過這種大雜燴也有一共同的內核：一黨專政。它是許多論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鄧式的實用主義意識形態闡述是在傳統馬列毛框架內「托古改制」 地展開的，其賦予改革開放的解釋空間有其限度。當社會發生深刻的分化，鄧式改革模式內積聚的矛盾和發展出的新生力量衝擊著現有格局，召喚新的解釋框架和制 度配置，鄧式意識形態的衰頹受到質疑就成必然。而公民主體意識和批判意識的覺醒，權威意識的弱化，也讓任何想以一種統一的思想整合社會意識的做法注定成為 徒勞。說到底，中共意識形態的危機是由此而成。
習面對的意識形態困境
江、胡時期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在鄧的框架內做大小不等的調整。待習上位，客觀形勢上的嚴峻和個人主觀的期許，都讓其不能再安於這種做法。中共體制不成文規矩，作為王儲時，不可有自己的班底，更須深藏自己的意圖，上位初始，地位不穩，也不可輕易展示自己執政理念。但習一上任，便做出許多宣示，顯示出其不同前任的強勢風格和確定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緊迫感。「習近平談治國理念」打破常規地提前出版，可謂這方面又一舉措。
無 論中共宣傳部門如何吹捧，習的經歷顯示，他不是那種思想型的領袖，長項可能在強勢操作；其思想底色所受其成長時代的影響，也愈見明顯。此外，一些跡象也表 明，其文膽智囊們似乎也缺乏足夠的理論素養和對中國、世界的現況和大勢明晰的認識。許多官方論述的出台給人以倉促粗糙，雜亂無章，隨意而為的印象，這一切 都不可能不加重中共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
無論是從寄望明君的慣性還是出於希望轉型少受周折的良善願望，許多人對習寄予很大的期望，甚至願意 去為他的言行做各種辯解。而習的某些改革言論和反腐親民上的作為，也讓持這種期望者感到欣慰。但不能否認，不管是出於政治需要還是其本意，習的一些列講 話，都為當下這種左傾回流、階級鬥爭論調的出台做了鋪墊。
「男兒論」，九號文件，批普世價值與憲政，走群眾路線，兩個三十年不能否認，到最 近黨校副校長何毅亭有關要與「歪理邪說」進行鬥爭乃至王院長這番有關階級鬥爭宏論的出籠，意識形態領域一系列的變化都是有脈可尋，既是中共內部政治鬥爭、 權威喪失的表現，也與習表現出的打通毛鄧、毛鄧兼用、毛鄧互補的企圖有關。
但顯然，正如我們已看到和將會看到的，這種企圖不僅無助於緩解中共意識形態上的困境，而反過來會加劇這方面的問題。因為，毛鄧意識形態指向不一，也都再具有解釋二十一世紀中國和世界的張力；文革和改革不可兼容。解決這種困境的途徑只能在超越造成這種困境的制度和思想框架。
意識形態的更新
當局或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用些毛鄧語言、思路，混加些傳統要素而形成一種具民粹、民族主義特徵的意識形態，這是過去世界範圍內現代化進程中發生危機時屢見的現象，法西斯主義可謂一前例，結果終將是巨大的災難。一種是堅定地向憲政、自由、民主、法治靠近，再造權力合法性，從以 國家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闡述轉到以公民、公民的權利為核心來更新、重構意識形態。形成一種公民的權利受到保障、不同的利益和理念能動態地得以平衡和包容、各 群體能共同生活、權力得到有效約束的開放的制度和價值規範。
中國在選擇的十字路口。從這個角度看，階級鬥爭論再現也是有其邏輯：那是一種為 用舊的專政手段壓制不同的意見和矛盾、對外敵視所做的輿論試探。因此，社會須以最強烈的輿論反擊讓主張者明瞭社會對這種倒行逆施的憤怒和反抗，逼其改弦更 張。正如醫學所揭示那樣，精神分裂會導致某種暴力傾向；中共意識形態上的精神分裂如不能很好解決，其執政的暴力傾向就很可能會加強。
有人認為中共沒有向一種多元的意識形態轉移的思想資源，其實這也不見得：只要回歸四九年前中共許多有關憲政、自由和民主的論述、兌現歷史的承諾就可以了。問題是在要不要，想不想。
一段時期的左右遊戲，人們或可理解寬諒，但不可能永久地在含糊不清中等待，經濟社會形勢也無法持續為各種有關中國走向的含混不清的信息買單。中國到了要對未來給予一個明確說明的時候了。
（責編：尚清）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30_ccp_ideology_dissorder
專家稱不排除香港動蕩導致暴力衝突可能
2014年 9月 30日
但是香港政治評論員劉銳紹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他希望大家能利用「十一」這個黃金周假期冷靜一下。
他特別強調，對於民眾要表達的東西，官方不要激化，不要採取進一步打壓的行動，希望在大家的情緒發洩之後，領導者能夠在這個時候想一些進退有度的方法。
「官方也要退一點，先創造一些對話的機會，這將有可能緩和緊張局面。」
「當然還要注意一些盲點或突發事件，因為群眾的情緒可能在某一點上出現激化。」
暴力可能
劉銳紹說，如果這幾個方面調節得好，風浪有可能渡過，如果雙方處理得不好，他很擔心出現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解放軍出動這樣的類似於「六四」的悲劇。
儘管許多觀察人士認為，目前在香港發生的風波不大可能發展到解放軍走出兵營這一步。但是劉銳紹表示，他對目前的情況還是比較擔憂的。
他說，他的擔心是，雙方都不了解對方，包括對方的政治文化，所以行動方面會有盲點，官方的盲點更多，民間也有盲點，但民間的盲點往往不是什麼政治陰謀企圖，只是群眾運動中有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到目前為止，這些因素都不是很嚴重。但是官方很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抓住群眾運動中的一些盲點，然後製造鎮壓的借口。當年六四就是這樣的。」
他說，所以關鍵還是要看官方，如果發生什麼武力衝突，責任主要還是在官方。
劉銳紹在進一步分析是否會出現暴力這個問題時說，他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情出現，也不能估計動武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如果大家不去努力避免，出現悲劇的現實條件現在還是存在的。
改變思維
許多人認為，中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宣佈了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方式，很難對此進行修改，也很難對示威者作出讓步。
但是劉銳紹認為，關鍵就是要令中共高層的思維有一點改變，只要他們的思維能改變，行動方面隨時可以找到可能性。
他特別指出，現在北京只是定了一個框架，框架下的提名委員會如何構成，還沒有把門完全關上。
他說，在中國政治裏面，大家都要找最大的公約數，在不可能裏面找到可能，這才是積極的方法。
「大家不能在他的底線上游走，而是要到他的上線，也就是他能承受的最高限度上想問題，才可以推動中國前進。」
星期二（9月30 日）上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佔中」發生之後首次面見媒體，並暗示自己不會下台。
劉銳紹對BBC中文網表示，他認為梁振英在短期內下台的可能不大，因為梁振英現在執行的是北京的政策，如果他下台，將意味著北京承認自己的治港政策是有錯誤的。
他還說，即便北京對梁振英不滿意，也不會讓他在這個時候下台，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有錯也不可以馬上承認。
（撰文：躍生 責編：尚清）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30_hk_protests_liuruishao
圍繞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安排出現的爭執在香港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示威，已經持續數日，目前仍然沒有緩解的跡象。
由於星期三和星期四（10月1日和2日）是香港公共假日，人們預料抗議示威活動會在這兩天升級。但是香港政治評論員劉銳紹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他希望大家能利用「十一」這個黃金周假期冷靜一下。
他特別強調，對於民眾要表達的東西，官方不要激化，不要採取進一步打壓的行動，希望在大家的情緒發洩之後，領導者能夠在這個時候想一些進退有度的方法。
「官方也要退一點，先創造一些對話的機會，這將有可能緩和緊張局面。」
「當然還要注意一些盲點或突發事件，因為群眾的情緒可能在某一點上出現激化。」
暴力可能
劉銳紹說，如果這幾個方面調節得好，風浪有可能渡過，如果雙方處理得不好，他很擔心出現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解放軍出動這樣的類似於「六四」的悲劇。
儘管許多觀察人士認為，目前在香港發生的風波不大可能發展到解放軍走出兵營這一步。但是劉銳紹表示，他對目前的情況還是比較擔憂的。
他說，他的擔心是，雙方都不了解對方，包括對方的政治文化，所以行動方面會有盲點，官方的盲點更多，民間也有盲點，但民間的盲點往往不是什麼政治陰謀企圖，只是群眾運動中有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到目前為止，這些因素都不是很嚴重。但是官方很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抓住群眾運動中的一些盲點，然後製造鎮壓的借口。當年六四就是這樣的。」
他說，所以關鍵還是要看官方，如果發生什麼武力衝突，責任主要還是在官方。
劉銳紹在進一步分析是否會出現暴力這個問題時說，他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情出現，也不能估計動武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如果大家不去努力避免，出現悲劇的現實條件現在還是存在的。
改變思維
許多人認為，中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宣佈了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方式，很難對此進行修改，也很難對示威者作出讓步。
但是劉銳紹認為，關鍵就是要令中共高層的思維有一點改變，只要他們的思維能改變，行動方面隨時可以找到可能性。
他特別指出，現在北京只是定了一個框架，框架下的提名委員會如何構成，還沒有把門完全關上。
他說，在中國政治裏面，大家都要找最大的公約數，在不可能裏面找到可能，這才是積極的方法。
「大家不能在他的底線上游走，而是要到他的上線，也就是他能承受的最高限度上想問題，才可以推動中國前進。」
星期二（9月30 日）上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佔中」發生之後首次面見媒體，並暗示自己不會下台。
劉銳紹對BBC中文網表示，他認為梁振英在短期內下台的可能不大，因為梁振英現在執行的是北京的政策，如果他下台，將意味著北京承認自己的治港政策是有錯誤的。
他還說，即便北京對梁振英不滿意，也不會讓他在這個時候下台，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有錯也不可以馬上承認。
（撰文：躍生 責編：尚清）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30_hk_protests_liuruishao
香港「佔中」事件中的大陸訊息封鎖
文：貝帶勁
（泡泡網報導）醞釀近1年的「佔領中環」行動本月28日由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宣布提前啟動，迅速引發全球關注。與此同此，與香港並稱「一國」的中國大陸，卻看不到來自香港的相關消息。
大陸訊息屏蔽觀察
自從9月28日戴耀廷等人宣布「佔中啟動」的幾乎同時，中國大陸開始明顯加強了力度屏蔽來自香港的訊息。以微信為例，身處香港的用戶發現已無法發送佔中現場圖片和訊息在微信朋友圈──本人賬號可見，互相關注的朋友們卻看不見。
泡泡網就此採訪了特意赴港支援佔中的法新社特約記者曹國星，他表示：「我發了很多照片，全部顯示發送成功，但身處大陸的網友表示看不到，可海外歐洲 的網友可以看得到。我是通過觀察回覆發現這一狀況的，回覆者都是身處非大陸地區的朋友（圖1）。我又試著發了一張『非敏感』圖片，比如飲食（圖2），同樣 『發送成功』，但大陸網友依舊看不到。估計針對的是大陸漫游來香港的微信號，我現在用的是香港手機卡。」
對這種「神奇」現象，身居香港的西班牙語專欄寫手王冠緒也表有同感。王先生對泡泡記者說：“我可以確定，微信朋友圈不讓綁定國內電話或QQ的朋友看 到我們這裡發的圖片。拼命發圖的朋友，如果你的微信號是綁定香港手機號那就別費勁了，大陸朋友看不到的，就算其人在香港也看不到。相反，微信號綁定香 港電話的人無論在內地或香港都能看見香港朋友的圖。另外還設有關鍵詞過濾，綁定內地號的帖子被過濾掉了只有自己本人可見，綁定香港手機號碼的人被過濾就意 味綁定內地號或QQ的人看不到。與VPN開啟與否無關，所以跟IP一點關係都沒有，何況我連日本IP都實驗過了……」。
本網曾經報導過的「2014淨網運動」中，騰訊產品微信是被篩查的「重災區」，此次香港突發事件，更顯示出中共對網絡控制的嚴格程度。
封鎖訊息當然不僅微信，更有微博、QQ等一系列GFW圍困內的即時通訊產品。以新浪微博為例，觀察顯示，來自香港佔中現場的消息「消失」得非常之 快，不論是圖片、文字，還是相關評論，即便發送成功，也會被迅速刪除。同時發布和轉發相關消息的用戶賬號大量被註銷。甚至，今日維權網報導：江西寧都的宋 寧生、龔新華、陳茂森等數人因在街頭舉牌支持香港已被警察帶走。
微博用戶余懷謙先生對本網表示：「我和互動網友們近幾日所發佔中帖子無一存活，封鎖賬號這種事家常便飯了，我被封號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因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事，被封時間長達六個月。中共封鎖輿論乃一貫做法，今後遇類似敏感事件還會這樣做。但他們越來越捉襟見肘了。」
FireChat被牆
9月29號，一條消息引來大量轉發關注，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報導：截至28號晚，「沒有網絡也能聊天」的應用FireChat的下載量和使用量出 現激增，流量飆升了150倍，在香港被下載了10萬次。這款免費軟件於今年3月份發布，運營商基站服務中斷時，人們利用它的信號中繼和群組聊天功能，重新 建立起了連接和溝通，並幫助到了彼此。
但就在華爾街日報這篇報導文章發出後不到24小時，便有推特網友表示：「FireChat也被牆了（被封鎖在GFW外面，大陸用戶如果不使用翻牆軟 件，將無法下載）」。推特網友阿天對記者表示：「我一直關注香港，看到華爾街的報導才了解這款軟件，晚上回家下載時就發現已被牆了。」
源於FireChat在今年三月就推出了，當時媒體人北風就曾在推特號召大家安裝這款軟件，表示「群體事件中，被斷網是常事，FireChat能在 沒有網絡的情況下傳遞訊息，且保密身份，將對訊息擴散起到絕對性助力。」據了解，大陸網友中不少人在數月前就已安裝並開始使用了這款軟件，於是，此次 FireChat被牆，對於早先安裝了的用戶沒有影響。
照相應用Instagram被封
不僅上述，連近年來深受廣大網友喜愛的照相產品Instagram也於近日發現被封鎖。 Engadget 中文版的報導稱：中國的「網絡長城」曾經多次在政治事件上作訊息過濾，而今次最新的過濾對象就是在香港發生的「佔領中環」行動。網絡情況觀察網站和一部份 觀察者指出，中國政府已經對Instagram作出封鎖，目的可能是篩去有關在香港發生的「佔領中環」的消息（香港地區的Instagram服務暫未受干 擾），以免在中國國內有人彷效。正常來說，事件完結後對Instagram的封鎖就會被解除；但亦有可能永久進入黑名單了。
Instagram是一個免費提供在線圖片及短視頻分享的社交應用，於2010年10月發布。它可以讓用戶用智能手機拍下照片後再將不同的濾鏡效果 添加到照片上，然後分享到Facebook、Twitter、Tumblr及Flickr等社交網絡服務或者是Instagram的服務器上。傳播能力可 比肩各大熱門社交軟件。
大陸網友的應對措施
微信用戶江先生在接受泡泡網訪問時表示：「微信朋友圈發不了訊息可以考慮多加入一些微信群，臨時建群也好，總之為了將牆外的消息傳播給大陸網友吧。 至少目前為止，微信對『群』的審查還是比較鬆懈的，當然，拉朋友時要謹慎，需要信得過的朋友，『群』裡如有不辨身份的陌生人，或許會被舉報（微信有對用戶 和群的舉報功能），進而被封鎖賬號，甚至該'群'都會被封鎖。」
微博網友小李則說：「牆內微博想看的基本全看不到，還是牆外的推特、FB精彩。但據我所知，因不會翻牆而只能使用大陸產社交軟件的網絡用戶有很多， 也正是被迫接受洗腦的群體，他們才更應該了解到被屏蔽了的真相。所以，有些網友在突發事件到來時會準備幾個甚至幾十個賬號備用，封掉一個再換另一個繼續發 消息，並私下聯繫好友轉發，趕在被刪除前，能留住幾分鐘，就留幾分鐘，哪怕多被一位大陸網友看到，也是好的。」
另，9月29日北京時間下午開始，連續發布佔中消息的香港博訊網受到嚴重攻擊，一度攻擊流量達150Gbps 每秒。博訊主編韋石表示：「我有12小時無法打開博訊網頁，換網絡也不行。打開youtube也極慢，其他網頁速度正常。博訊這次被攻擊最大的可能是佔中 消息。上次對博訊有顯著影響的DDOS攻擊是2012年4月，博訊揭露周永康涉薄熙來桉時。攻擊者寫信威脅域名註冊商，並發起每秒50G的攻擊，迫使博訊 兩次前移域名解析商。這次攻擊的幕後原因仍需了解。」
更多香港佔領中環示威報導，點擊泡泡網民報告的“What's Up 香港”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20140930g
（泡泡網報導）醞釀近1年的「佔領中環」行動本月28日由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宣布提前啟動，迅速引發全球關注。與此同此，與香港並稱「一國」的中國大陸，卻看不到來自香港的相關消息。
大陸訊息屏蔽觀察
自從9月28日戴耀廷等人宣布「佔中啟動」的幾乎同時，中國大陸開始明顯加強了力度屏蔽來自香港的訊息。以微信為例，身處香港的用戶發現已無法發送佔中現場圖片和訊息在微信朋友圈──本人賬號可見，互相關注的朋友們卻看不見。
泡泡網就此採訪了特意赴港支援佔中的法新社特約記者曹國星，他表示：「我發了很多照片，全部顯示發送成功，但身處大陸的網友表示看不到，可海外歐洲 的網友可以看得到。我是通過觀察回覆發現這一狀況的，回覆者都是身處非大陸地區的朋友（圖1）。我又試著發了一張『非敏感』圖片，比如飲食（圖2），同樣 『發送成功』，但大陸網友依舊看不到。估計針對的是大陸漫游來香港的微信號，我現在用的是香港手機卡。」
對這種「神奇」現象，身居香港的西班牙語專欄寫手王冠緒也表有同感。王先生對泡泡記者說：“我可以確定，微信朋友圈不讓綁定國內電話或QQ的朋友看 到我們這裡發的圖片。拼命發圖的朋友，如果你的微信號是綁定香港手機號那就別費勁了，大陸朋友看不到的，就算其人在香港也看不到。相反，微信號綁定香 港電話的人無論在內地或香港都能看見香港朋友的圖。另外還設有關鍵詞過濾，綁定內地號的帖子被過濾掉了只有自己本人可見，綁定香港手機號碼的人被過濾就意 味綁定內地號或QQ的人看不到。與VPN開啟與否無關，所以跟IP一點關係都沒有，何況我連日本IP都實驗過了……」。
本網曾經報導過的「2014淨網運動」中，騰訊產品微信是被篩查的「重災區」，此次香港突發事件，更顯示出中共對網絡控制的嚴格程度。
封鎖訊息當然不僅微信，更有微博、QQ等一系列GFW圍困內的即時通訊產品。以新浪微博為例，觀察顯示，來自香港佔中現場的消息「消失」得非常之 快，不論是圖片、文字，還是相關評論，即便發送成功，也會被迅速刪除。同時發布和轉發相關消息的用戶賬號大量被註銷。甚至，今日維權網報導：江西寧都的宋 寧生、龔新華、陳茂森等數人因在街頭舉牌支持香港已被警察帶走。
微博用戶余懷謙先生對本網表示：「我和互動網友們近幾日所發佔中帖子無一存活，封鎖賬號這種事家常便飯了，我被封號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因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事，被封時間長達六個月。中共封鎖輿論乃一貫做法，今後遇類似敏感事件還會這樣做。但他們越來越捉襟見肘了。」
FireChat被牆
9月29號，一條消息引來大量轉發關注，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報導：截至28號晚，「沒有網絡也能聊天」的應用FireChat的下載量和使用量出 現激增，流量飆升了150倍，在香港被下載了10萬次。這款免費軟件於今年3月份發布，運營商基站服務中斷時，人們利用它的信號中繼和群組聊天功能，重新 建立起了連接和溝通，並幫助到了彼此。
但就在華爾街日報這篇報導文章發出後不到24小時，便有推特網友表示：「FireChat也被牆了（被封鎖在GFW外面，大陸用戶如果不使用翻牆軟 件，將無法下載）」。推特網友阿天對記者表示：「我一直關注香港，看到華爾街的報導才了解這款軟件，晚上回家下載時就發現已被牆了。」
源於FireChat在今年三月就推出了，當時媒體人北風就曾在推特號召大家安裝這款軟件，表示「群體事件中，被斷網是常事，FireChat能在 沒有網絡的情況下傳遞訊息，且保密身份，將對訊息擴散起到絕對性助力。」據了解，大陸網友中不少人在數月前就已安裝並開始使用了這款軟件，於是，此次 FireChat被牆，對於早先安裝了的用戶沒有影響。
照相應用Instagram被封
不僅上述，連近年來深受廣大網友喜愛的照相產品Instagram也於近日發現被封鎖。 Engadget 中文版的報導稱：中國的「網絡長城」曾經多次在政治事件上作訊息過濾，而今次最新的過濾對象就是在香港發生的「佔領中環」行動。網絡情況觀察網站和一部份 觀察者指出，中國政府已經對Instagram作出封鎖，目的可能是篩去有關在香港發生的「佔領中環」的消息（香港地區的Instagram服務暫未受干 擾），以免在中國國內有人彷效。正常來說，事件完結後對Instagram的封鎖就會被解除；但亦有可能永久進入黑名單了。
Instagram是一個免費提供在線圖片及短視頻分享的社交應用，於2010年10月發布。它可以讓用戶用智能手機拍下照片後再將不同的濾鏡效果 添加到照片上，然後分享到Facebook、Twitter、Tumblr及Flickr等社交網絡服務或者是Instagram的服務器上。傳播能力可 比肩各大熱門社交軟件。
大陸網友的應對措施
微信用戶江先生在接受泡泡網訪問時表示：「微信朋友圈發不了訊息可以考慮多加入一些微信群，臨時建群也好，總之為了將牆外的消息傳播給大陸網友吧。 至少目前為止，微信對『群』的審查還是比較鬆懈的，當然，拉朋友時要謹慎，需要信得過的朋友，『群』裡如有不辨身份的陌生人，或許會被舉報（微信有對用戶 和群的舉報功能），進而被封鎖賬號，甚至該'群'都會被封鎖。」
微博網友小李則說：「牆內微博想看的基本全看不到，還是牆外的推特、FB精彩。但據我所知，因不會翻牆而只能使用大陸產社交軟件的網絡用戶有很多， 也正是被迫接受洗腦的群體，他們才更應該了解到被屏蔽了的真相。所以，有些網友在突發事件到來時會準備幾個甚至幾十個賬號備用，封掉一個再換另一個繼續發 消息，並私下聯繫好友轉發，趕在被刪除前，能留住幾分鐘，就留幾分鐘，哪怕多被一位大陸網友看到，也是好的。」
另，9月29日北京時間下午開始，連續發布佔中消息的香港博訊網受到嚴重攻擊，一度攻擊流量達150Gbps 每秒。博訊主編韋石表示：「我有12小時無法打開博訊網頁，換網絡也不行。打開youtube也極慢，其他網頁速度正常。博訊這次被攻擊最大的可能是佔中 消息。上次對博訊有顯著影響的DDOS攻擊是2012年4月，博訊揭露周永康涉薄熙來桉時。攻擊者寫信威脅域名註冊商，並發起每秒50G的攻擊，迫使博訊 兩次前移域名解析商。這次攻擊的幕後原因仍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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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20140930g
绝非吉兆：论Adobe突然关闭中国研发中心一事
2014年9月24日，Adobe突然宣布关闭中国研发中心，裁员400人，调整后，Adobe今后在中国只保留销售部门，中国区的业务将移交Adobe印度公司负责。
这则新闻显得非常突然及令人震惊，毕竟连不熟悉IT业的朋友也知道PS这个东西，Adobe在IT产业的知名度是非同小可的。
在震惊的同时，大家开始分析为何Abode要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很多人士认为盗版泛滥是主要原因，并抨击Adobe定价过高，才使得其走到了这一 步。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首先软件盗版是全世界范围的事情，中国前几年软件盗版的程度比现在还严重，Adobe并没有理由因为盗版就关 闭中国的研发中心，毕竟他还保留了销售系统，这足以说明问题。其次，Adobe的软件是专业生产工具，不可能像Office等通用软件那样保持大众化定 价，其软件本来就不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所以盗版泛滥顶多算是一个因素，而非主因。那么究竟为何Adobe要关闭中国研发中心，业务移交到印度呢？笔者认为 原因非常简单直接：
中国研发运行成本过高，对比印度已经没有优势。
#外资公司撤离中国并非今天开始的
外资公司大规模撤出中国并非什么稀罕事情了，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只不过没有Adobe公司那么高知名度而已，以中国制造业中心东莞为例，东莞人口 从2006年的最高峰1200万人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800万人左右，下降幅度高达40%以上，以前很多人口兴旺的工业区，现在基本见不到人了，工 厂厂房的出租率只有六成左右，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成本压力，以及从2006年开始的“民工荒”造成的用工成本急剧上升，许多台湾、香港、日企将生 产线转移到人力资源更丰富的印尼、越南、孟加拉国等地。但是这种衰退的征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些“血汗工厂”，走了正是好 事，可以“腾笼换鸟”，“倒逼企业转型”，但是殊不知血汗工厂只是表象，劳工短缺才是真正的经济重磅炸弹。一个社会其经济构成的本质无非就是：劳动力数 量*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消费。一个社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直接导致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减少，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1980-1994年日本劳动力比例稳定在34%、35%。但是1995年后15-64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并且再也没有好 转过，直接导致了日本近20多年中一直陷于经济衰退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日本同期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从2200多万下降到1600多万（并且年龄结构老 化），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9.2%下降到2011年的4.5%。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从1994年149家下降到2012年的68家。
#劳工短缺成本快速上升是主因
劳动力比例降低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太少。中国90年代凭借强大的人口红利基础，横扫了全球制造业，成为世界经济奇迹的代表，但是中国的人口 红利是80年代之前积攒下来的，80年代之后形成的严格的计生制度，使得年轻人比例出现悬崖式断层，30年后的今天，中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的严重的劳动力短 缺问题，从餐饮业洗盘子工，到高级软件工程师，都越来越难以雇佣到。
数年前，中国软件工程师的薪资还是低于印度的，但是现在，根据SourcingLine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12年印度、中国、墨西哥软件工程 师的工资约为美国同行的11％，23％，32％，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软件业用工成本就已经是印度的2倍多了。这才是导致Adobe关闭中国 研发中心，转移到印度的根本原因。
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网络上发布的一篇Adobe中国离职员工的采访也证实了这点：裁员和中国的人力成本这几年上升很快有关。要知道，中国的人力成本跟印度比已经完全没有优势，更不论印度还有语言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此事与Adobe CEO是印度人也有很大关系，这可以想象。不仅仅是Adobe，连微软CEO也是印度人，同样的Google等高科技企业，印度人的比例已经超过1/3。
#结论：并非吉兆
Adobe在关闭中国研发中心这件事情表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外资企业撤离已经从低端的生产制造业蔓延到了高科技产业，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几个严峻的现实：首先是人口红利结束，劳工短缺越来越严重。其次劳动力短缺也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减少，市场需求更加乏力。另外就是 高税负、高房价带来的高成本正在抽干实业的发展动力。而且中国式的人口断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真正到来，这是我们从Adobe关 闭中国研发中心事件中最应该明白的事情，切不可盲目冷嘲热讽。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77316
这则新闻显得非常突然及令人震惊，毕竟连不熟悉IT业的朋友也知道PS这个东西，Adobe在IT产业的知名度是非同小可的。
在震惊的同时，大家开始分析为何Abode要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很多人士认为盗版泛滥是主要原因，并抨击Adobe定价过高，才使得其走到了这一 步。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首先软件盗版是全世界范围的事情，中国前几年软件盗版的程度比现在还严重，Adobe并没有理由因为盗版就关 闭中国的研发中心，毕竟他还保留了销售系统，这足以说明问题。其次，Adobe的软件是专业生产工具，不可能像Office等通用软件那样保持大众化定 价，其软件本来就不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所以盗版泛滥顶多算是一个因素，而非主因。那么究竟为何Adobe要关闭中国研发中心，业务移交到印度呢？笔者认为 原因非常简单直接：
中国研发运行成本过高，对比印度已经没有优势。
#外资公司撤离中国并非今天开始的
外资公司大规模撤出中国并非什么稀罕事情了，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只不过没有Adobe公司那么高知名度而已，以中国制造业中心东莞为例，东莞人口 从2006年的最高峰1200万人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800万人左右，下降幅度高达40%以上，以前很多人口兴旺的工业区，现在基本见不到人了，工 厂厂房的出租率只有六成左右，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成本压力，以及从2006年开始的“民工荒”造成的用工成本急剧上升，许多台湾、香港、日企将生 产线转移到人力资源更丰富的印尼、越南、孟加拉国等地。但是这种衰退的征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些“血汗工厂”，走了正是好 事，可以“腾笼换鸟”，“倒逼企业转型”，但是殊不知血汗工厂只是表象，劳工短缺才是真正的经济重磅炸弹。一个社会其经济构成的本质无非就是：劳动力数 量*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消费。一个社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直接导致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减少，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1980-1994年日本劳动力比例稳定在34%、35%。但是1995年后15-64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并且再也没有好 转过，直接导致了日本近20多年中一直陷于经济衰退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日本同期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从2200多万下降到1600多万（并且年龄结构老 化），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9.2%下降到2011年的4.5%。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从1994年149家下降到2012年的68家。
#劳工短缺成本快速上升是主因
劳动力比例降低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太少。中国90年代凭借强大的人口红利基础，横扫了全球制造业，成为世界经济奇迹的代表，但是中国的人口 红利是80年代之前积攒下来的，80年代之后形成的严格的计生制度，使得年轻人比例出现悬崖式断层，30年后的今天，中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的严重的劳动力短 缺问题，从餐饮业洗盘子工，到高级软件工程师，都越来越难以雇佣到。
数年前，中国软件工程师的薪资还是低于印度的，但是现在，根据SourcingLine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12年印度、中国、墨西哥软件工程 师的工资约为美国同行的11％，23％，32％，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软件业用工成本就已经是印度的2倍多了。这才是导致Adobe关闭中国 研发中心，转移到印度的根本原因。
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网络上发布的一篇Adobe中国离职员工的采访也证实了这点：裁员和中国的人力成本这几年上升很快有关。要知道，中国的人力成本跟印度比已经完全没有优势，更不论印度还有语言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此事与Adobe CEO是印度人也有很大关系，这可以想象。不仅仅是Adobe，连微软CEO也是印度人，同样的Google等高科技企业，印度人的比例已经超过1/3。
#结论：并非吉兆
Adobe在关闭中国研发中心这件事情表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外资企业撤离已经从低端的生产制造业蔓延到了高科技产业，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几个严峻的现实：首先是人口红利结束，劳工短缺越来越严重。其次劳动力短缺也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减少，市场需求更加乏力。另外就是 高税负、高房价带来的高成本正在抽干实业的发展动力。而且中国式的人口断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真正到来，这是我们从Adobe关 闭中国研发中心事件中最应该明白的事情，切不可盲目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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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限购松绑，中国楼市走向何方
中国房地产重新进入一个微妙时刻，2014年是当之无愧的房地产“市场化元年”，它标志着市场的力量开始顽强地成为房地产领域的主导性决定性力量。
不管是政府、开发商还是投资者个人，不听从市场召唤、不仔细倾听和服从城市化规律的声音，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枯拉朽的市场浪潮卷走最后一层底裤。
从这个视角来看，全国46座限购城市如今只剩下北、上、广、深和珠海、三亚未取消，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最终必须回到市场的一个必然。接下来，这最后 几座城市取消限购，以及全国范围内限贷放松也是一个必然现象。这既是市场经济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下经济和金融危机四伏背景下的必然要求。
接下来的楼市会怎么样？我的判断是：从不符合市场规律和城市化发展方向的限购限贷，向尊重市场和城市化规律的鼓励投资转变，是必然的总方向。不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鼓励投资，但具体做法一定会是这样。
人们千万不要妖魔化甚至敌视投资。大家不妨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如果没有楼市投资，那些根本没有开发商和政府赚他一分钱的农民，有没有能力像2000年中后 期至今一样，在广大农村遍地建新房？而限购限贷并没有根本上伤及拥有大笔资金的投资者，却严重伤害了国内经济本身。不符合市场配置资源要求的限购限贷，过 去几年制造了巨大的笑话和危机，它导致资金迅速向不限购的二三线城市集中，助长了中小城市楼市泡沫和过度供应的鬼城风险，使一些不该热销的边缘产品得到热 销，同时使一些本来和普通消费者毫无关系的高端产品遭遇滞销，企业陷入危机。而限购限贷带来的房屋降价，很快被银行利率上浮和首付提高所抵消，刚需没有得 到任何好处。
有人算过一笔账，同样80平米房子，1.4万元单价和1.2万元单价，30年按揭，前者在限购限贷前优惠利率7折，后者利率上浮10%，后者总支出反而多 出15万元。与此同时，大量投资者向海外转移，近几年国内转向海外的房地产投资资金大幅度攀升，减少了国内的就业和发财机会。
真正能够拥有大智慧、大定力的人才真正具备人类大情怀。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妇人之仁常常事与愿违，以高尚的名义毁坏人类许多美好的构建和长远的福利。
为什么房地产要回到市场经济并且回到鼓励投资？因为在长达十数年房地产补贴招商引资的大背景下，我们已经面临全方位产能过剩的危机。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 凯生的文章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产能过剩的范围已从过去常说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扩展到许多所谓的新兴产业了，目前几乎找不到几 个不过剩的行业了。另，我国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是过度依赖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
此情此景下，我们可以忍受GDP下降，但也无法忍受经济全面衰退，尤其是房地产危机带来的民间金融和银行金融的风险。于是乎，我们又到了“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时刻。
房地产供应在不少地方尤其是三四线城市鬼城、高铁新城、度假海景山景房等方面也是过剩的，但由于房地产是不动产，在我们真实城市化率只完成36%的背景 下，局部过剩不会演变成全国性的过剩。因此，银行资金再度向房地产行业集中，是一个九九归一的必然过程。虽然降低贷款利率、鼓励投资对银行有切肤之痛，但 是比起迫在眉睫的金融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去何从，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二选一选择题。
未来的楼市调控，除了由限购限贷向鼓励投资至少是投资者与普通购房者一视同仁之外，另一大调控方向就是从价格调控向供应量调控转变。当下中国房地产的主要 矛盾并不是价格与需求的矛盾，而是一些地方供应过量需求不足而另一些地方供应不足而需求量大的矛盾。价格与需求的矛盾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任何人无 法改变。如果要说谁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那么每一个购房需求者都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为正是人口向少数城市集中带来了这些城市的房价上涨，没有房价上涨也 就不会有地价上涨。而在人口迁出的地区，大量优质房源价格是在相对下跌甚至绝对下跌的，比如甘肃玉门市，以及未来像鄂尔多斯这样的地区。
在2014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上涨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房地产市场 的复杂程度上升，结构性问题突出，未来房价或涨或跌的波动将成为常态。今后的市场管理将以去行政化为主要方向，因地制宜。“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放任楼市任 意发展。”秦虹说，政府干预主要是从规划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以及加快长效机制的建设。
所谓的结构性问题突出，其实就是房地产供应的结构出了问题而且是出了大问题：我们在不该搞小城市大跃进的地方搞了小城镇大跃进，结果供应严重过剩，这些地 方就应该调整规划，努力消化库存甚至收回未建设的土地。而在供应不足的地方，应该在城市密度和城市面积扩张等方面调整规划，加大供应。当然，这样一种顺应 城市化发展潮流的“新科学规划”，可能与“以中小城市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存在深刻矛盾与冲突。在冲突面前，我想，归根结底应该是市场说了算，规律说 了算。
面对房地产变局，个人买房和投资者怎么办？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既不要认为房地产投资已经失去机会，也不要认为房地产仍然是遍地黄金。房地产投资是当下普通 中国老百姓可以抵抗通胀的惟一工具，这个惟一性仍然牢不可破。但如果以为房地产仍是遍地黄金，闭起眼睛乱买，不学习，不思考，被各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专家搞得无所适从，那你做什么也别想成功。
而现在正处楼市调控政策变局当口，将是最后一次最好的投资时间窗。切记，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房地产都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都是普通老百姓财富的主要存在方 式。中国由于过去“只筑坡不筑窝”和政策一再逆城市化反城市化，导致今天房地产和城市化的双重补课效应，使得中国房地产的国民经济支柱地位更加牢固，权重 也更大。
中国未来一定会向市场化方向改革，不改不行。包括国企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等，但改革活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释放，而且也不是瞬间释放而是缓慢释放，且改革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曲折和阻力。因此，对房地产的依赖会相当长。
楼市投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干净、机会最大的一个投资领域，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看你敢不敢、会不会把握。
一位未见过面的微友一则微信典型地说明了人们的心态：“据报道，国内四大国有银行对房贷已经暗自松绑了，只是羞羞答答地没有明确承认，还清房贷就算首套， 可享受首付三成的优惠利率房贷。我上礼拜说过肯定会救市，救房地产就是救中国，果不其然，央行出手了。和朋友聊起地产，他们大多并不看好，问原因，主要是 没钱不关注，要不就自认为房价太高房量太多等大跌时才考虑。他们的理由是中央领导都说高专家也唱衰媒体也说跌，你懂过他们？我真无语，只能认为他们是不肯 动脑想一想的人，只信权威不信规律。在任何社会，财富只会集中在20%的手里，与这些人无关。”
很多时候，起点相同的人们，成败、顺逆、贫富都仅仅取决于心态和知识结构。很多明明买得起房子的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觉得自己“买不起”，结果越到后来就真 的越买不起；很多明明可以获得投资好收成的人们，因为或贪图便宜或迷信权力而走到了和市场相反的方向，一败涂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期待 最后又来一场又一场形形色色变着花样儿的“打土豪分田地”。那样的社会，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好社会”。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77312
从这个视角来看，全国46座限购城市如今只剩下北、上、广、深和珠海、三亚未取消，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最终必须回到市场的一个必然。接下来，这最后 几座城市取消限购，以及全国范围内限贷放松也是一个必然现象。这既是市场经济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下经济和金融危机四伏背景下的必然要求。
接下来的楼市会怎么样？我的判断是：从不符合市场规律和城市化发展方向的限购限贷，向尊重市场和城市化规律的鼓励投资转变，是必然的总方向。不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鼓励投资，但具体做法一定会是这样。
人们千万不要妖魔化甚至敌视投资。大家不妨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如果没有楼市投资，那些根本没有开发商和政府赚他一分钱的农民，有没有能力像2000年中后 期至今一样，在广大农村遍地建新房？而限购限贷并没有根本上伤及拥有大笔资金的投资者，却严重伤害了国内经济本身。不符合市场配置资源要求的限购限贷，过 去几年制造了巨大的笑话和危机，它导致资金迅速向不限购的二三线城市集中，助长了中小城市楼市泡沫和过度供应的鬼城风险，使一些不该热销的边缘产品得到热 销，同时使一些本来和普通消费者毫无关系的高端产品遭遇滞销，企业陷入危机。而限购限贷带来的房屋降价，很快被银行利率上浮和首付提高所抵消，刚需没有得 到任何好处。
有人算过一笔账，同样80平米房子，1.4万元单价和1.2万元单价，30年按揭，前者在限购限贷前优惠利率7折，后者利率上浮10%，后者总支出反而多 出15万元。与此同时，大量投资者向海外转移，近几年国内转向海外的房地产投资资金大幅度攀升，减少了国内的就业和发财机会。
真正能够拥有大智慧、大定力的人才真正具备人类大情怀。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妇人之仁常常事与愿违，以高尚的名义毁坏人类许多美好的构建和长远的福利。
为什么房地产要回到市场经济并且回到鼓励投资？因为在长达十数年房地产补贴招商引资的大背景下，我们已经面临全方位产能过剩的危机。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 凯生的文章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产能过剩的范围已从过去常说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扩展到许多所谓的新兴产业了，目前几乎找不到几 个不过剩的行业了。另，我国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是过度依赖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
此情此景下，我们可以忍受GDP下降，但也无法忍受经济全面衰退，尤其是房地产危机带来的民间金融和银行金融的风险。于是乎，我们又到了“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时刻。
房地产供应在不少地方尤其是三四线城市鬼城、高铁新城、度假海景山景房等方面也是过剩的，但由于房地产是不动产，在我们真实城市化率只完成36%的背景 下，局部过剩不会演变成全国性的过剩。因此，银行资金再度向房地产行业集中，是一个九九归一的必然过程。虽然降低贷款利率、鼓励投资对银行有切肤之痛，但 是比起迫在眉睫的金融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去何从，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二选一选择题。
未来的楼市调控，除了由限购限贷向鼓励投资至少是投资者与普通购房者一视同仁之外，另一大调控方向就是从价格调控向供应量调控转变。当下中国房地产的主要 矛盾并不是价格与需求的矛盾，而是一些地方供应过量需求不足而另一些地方供应不足而需求量大的矛盾。价格与需求的矛盾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任何人无 法改变。如果要说谁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那么每一个购房需求者都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为正是人口向少数城市集中带来了这些城市的房价上涨，没有房价上涨也 就不会有地价上涨。而在人口迁出的地区，大量优质房源价格是在相对下跌甚至绝对下跌的，比如甘肃玉门市，以及未来像鄂尔多斯这样的地区。
在2014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上涨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房地产市场 的复杂程度上升，结构性问题突出，未来房价或涨或跌的波动将成为常态。今后的市场管理将以去行政化为主要方向，因地制宜。“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放任楼市任 意发展。”秦虹说，政府干预主要是从规划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以及加快长效机制的建设。
所谓的结构性问题突出，其实就是房地产供应的结构出了问题而且是出了大问题：我们在不该搞小城市大跃进的地方搞了小城镇大跃进，结果供应严重过剩，这些地 方就应该调整规划，努力消化库存甚至收回未建设的土地。而在供应不足的地方，应该在城市密度和城市面积扩张等方面调整规划，加大供应。当然，这样一种顺应 城市化发展潮流的“新科学规划”，可能与“以中小城市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存在深刻矛盾与冲突。在冲突面前，我想，归根结底应该是市场说了算，规律说 了算。
面对房地产变局，个人买房和投资者怎么办？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既不要认为房地产投资已经失去机会，也不要认为房地产仍然是遍地黄金。房地产投资是当下普通 中国老百姓可以抵抗通胀的惟一工具，这个惟一性仍然牢不可破。但如果以为房地产仍是遍地黄金，闭起眼睛乱买，不学习，不思考，被各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专家搞得无所适从，那你做什么也别想成功。
而现在正处楼市调控政策变局当口，将是最后一次最好的投资时间窗。切记，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房地产都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都是普通老百姓财富的主要存在方 式。中国由于过去“只筑坡不筑窝”和政策一再逆城市化反城市化，导致今天房地产和城市化的双重补课效应，使得中国房地产的国民经济支柱地位更加牢固，权重 也更大。
中国未来一定会向市场化方向改革，不改不行。包括国企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等，但改革活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释放，而且也不是瞬间释放而是缓慢释放，且改革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曲折和阻力。因此，对房地产的依赖会相当长。
楼市投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干净、机会最大的一个投资领域，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看你敢不敢、会不会把握。
一位未见过面的微友一则微信典型地说明了人们的心态：“据报道，国内四大国有银行对房贷已经暗自松绑了，只是羞羞答答地没有明确承认，还清房贷就算首套， 可享受首付三成的优惠利率房贷。我上礼拜说过肯定会救市，救房地产就是救中国，果不其然，央行出手了。和朋友聊起地产，他们大多并不看好，问原因，主要是 没钱不关注，要不就自认为房价太高房量太多等大跌时才考虑。他们的理由是中央领导都说高专家也唱衰媒体也说跌，你懂过他们？我真无语，只能认为他们是不肯 动脑想一想的人，只信权威不信规律。在任何社会，财富只会集中在20%的手里，与这些人无关。”
很多时候，起点相同的人们，成败、顺逆、贫富都仅仅取决于心态和知识结构。很多明明买得起房子的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觉得自己“买不起”，结果越到后来就真 的越买不起；很多明明可以获得投资好收成的人们，因为或贪图便宜或迷信权力而走到了和市场相反的方向，一败涂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期待 最后又来一场又一场形形色色变着花样儿的“打土豪分田地”。那样的社会，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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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即愛黨？中國幾十年的困惑與糾結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29_patriotism_china
《华尔街日报》示威活动应对方式对大陆拉拢台湾无益
香港警方使用胡椒喷雾以及催泪瓦斯并没有驱散示威者，但是却成功地令北京极其希望拉拢的一群人感到反感，这些人就是台湾人。
自上周六以来，有关香港民众示威的图片，以及示威学生流泪和香港繁华的金融中心弥漫白色烟幕的镜头一直在台湾电视台上被反复地播放。除了亲中的《中国时报》(China Times)以外的所有本地主要报纸周一均在头版刊登了香港示威活动照片。
淡江大学(Tamkan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黄介正(Alex Huang)说，如果北京想在台湾人心中树立一种良好形象，周末在香港发生的一切是极其无益的。
从1949年起，两岸就一直各自为政。尽管两岸政府为了贸易增长而将历史积怨搁置一边，但是台湾民众对大陆方面仍然存有怀疑。中国大陆已经表示要收回台湾，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用武力。
黄介正说，北京明知台湾在关注着其一举一动，在如何应对示威人士的问题上尤为如此；但是北京永远不会放松对香港的控制，因为害怕为中国国内的异见分子提供先例。
台湾的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北京拒绝在香港进行完全民主的选举过程，这给了台湾更多的理由反对“一国两制”模式。“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意在向英国和 香港保证，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将保持相对的自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五对拥护统一的代表们称，“一国两制”是解决两岸紧张关系的最好方 法。他的这番话在台湾没有引发太大反响。
国立台北大学(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助理教授陈耀祥(Chen Yaw-shyang)表示，在台湾看来，香港是正在实施“一国两制”模式的一个原型，北京始终反对抗议者提出的普选要求，这显示出中央政府从来无意兑现这一承诺。
支持统一和支持独立的阵营进行的民调都一致显示，台湾大多数人希望保持现状。
台湾总统马英九(Ma Ying-jeou)周一公开支持香港选民进行直接普选，称其对香港和中央政府是一项“双赢”。马英九一直推动与大陆增进关系。马英九因对大陆的温和政策而知名。他过去曾表示，“一国两制”模式对台湾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陈耀祥表示，由于大陆的经济影响力，北京可能对台湾如何看待其在香港的行动不是太担忧。
陈耀祥表示，北京当然知道支持独立的阵营会以香港为由加强他们的立场，但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北京不会在意这些，因为北京深信，由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不断上升，台湾政府已经摆脱不掉北京的控制。
台湾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中近三分之二来自出口。台湾财政部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多年来，大陆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最新的8月份数据显 示，对大陆的出口占到了台湾出口的40%，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占到了19%，对最重要政治盟友美国的出口占到了11%，远远低于1992年的29%。
但很多台湾分析师也表示，虽然对大陆的依赖度很高，但台湾不太可能愿意将政治未来拱手交给北京。
南华大学(Nanhua University)的教授王思为表示，北京有对香港采取非常强硬措施的冲动，尤其是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仍处于初期的情况下；在北京看来，必须在火势真正 失控前将其扑灭。他还说，但台湾不一样，台湾人已习惯于直接选举领导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因为民主早就在台湾扎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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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周六以来，有关香港民众示威的图片，以及示威学生流泪和香港繁华的金融中心弥漫白色烟幕的镜头一直在台湾电视台上被反复地播放。除了亲中的《中国时报》(China Times)以外的所有本地主要报纸周一均在头版刊登了香港示威活动照片。
淡江大学(Tamkan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黄介正(Alex Huang)说，如果北京想在台湾人心中树立一种良好形象，周末在香港发生的一切是极其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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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祥表示，北京当然知道支持独立的阵营会以香港为由加强他们的立场，但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北京不会在意这些，因为北京深信，由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不断上升，台湾政府已经摆脱不掉北京的控制。
台湾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中近三分之二来自出口。台湾财政部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多年来，大陆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最新的8月份数据显 示，对大陆的出口占到了台湾出口的40%，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占到了19%，对最重要政治盟友美国的出口占到了11%，远远低于1992年的29%。
但很多台湾分析师也表示，虽然对大陆的依赖度很高，但台湾不太可能愿意将政治未来拱手交给北京。
南华大学(Nanhua University)的教授王思为表示，北京有对香港采取非常强硬措施的冲动，尤其是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仍处于初期的情况下；在北京看来，必须在火势真正 失控前将其扑灭。他还说，但台湾不一样，台湾人已习惯于直接选举领导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因为民主早就在台湾扎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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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當第一枚催淚彈擲下來
剛
回到家，又餓又倦。但我怕一覺醒來，記憶會模糊，所以我想將昨天所親身經歷的如實說出來，為歷史留點紀錄。我好希望其他香港人以及我們的子孫，能夠好好記
著，在2014年9月28日這一天，這些和平勇敢的香港人，為我們這個城市的自由民主，為我們這片土地的尊嚴，付出過什麼。
我 是下午三點多從灣仔地鐵站出來，沿著告士打道經演藝學院走去政府總部。沿途很順利，去到添美道口，警察已在那裡架起鐵馬，將我們和留守在政總的人分開。過 不了多久，從灣仔過來的市民已將整條干諾道中站滿，甚至行車天橋上也全部是人，根本見不到盡頭。當時正是黃昏，陽光灑下來，數萬人齊喊「釋放黃之鋒」和 「我要真普選」，真是有說不出的悲壯。
我在離警方鐵馬不遠的前幾排坐下來。我看著前面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覺得很憤怒， 忍不住大聲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香港人，我們爭民主，將來你們也可以享有一人一票，為什麼你們要來鎮壓我們？好幾位警察面有難色，將臉別過去。不過，因為進 入公民廣場的所有通道已全部被封鎖，而那麼多人之所以經過前日一天一夜的堅守後再跑出來，正是擔心警方清場在即，於是大家都想將鐵馬推開，讓數萬人能夠回 到昨天所站之地。
有了前兩天的經驗，大家知道一推鐵馬，一定會吃胡椒噴霧。所以，走在最前的市民，每個人都已戴好眼罩口 罩，穿好雨衣，打開手中雨傘才開始推。一推，警察的胡椒噴霧就開始狂射。市民手無寸鐵，唯一方法就只是用傘被動的擋，完全沒攻擊可言。捱不了幾分鐘，所有 人便已受傷。我站在後面，開始加入急救隊，幫忙受傷的朋友用紙巾擦眼，再用水洗，同時接收從外面遞過來的水和傘。傷者表情都好痛苦，但沒有什麼人大聲呻 吟，甚至沒有人叫罵警察。大家只是默默承受。
大概過了十分鐘，另一批市民開始嘗試再推，然後又是另一輪受傷。如果你站在遠 處，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因為你只見到五顏六色的雨傘在陽光下晃動，卻不知道眨眼間有一批人會受傷倒地。去到第三輪，我覺得這實在不是辦法。力量實在太 懸殊，既移動不了鐵馬，又徒令市民受苦。我於是跑去和不遠處負責主持的李永達說，可不可以叫大家暫時不要再推，就在原地坐下來。只要坐下來，人愈聚愈多， 警方就不可能清場。可惜這些說話，在當時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一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面對警察武力。但 很奇怪，現場既沒有慌張也沒有恐懼，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幫忙，有人照顧傷者，有人維持秩序，有人補充物資，有人在為下一輪做準備。大家如此平和如此團結，甚 至沒想過作出任何反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開外的男人，吃了胡椒噴霧後很憤怒，拿起水樽扔向警察。身邊的人馬上制止，並將他勸離現場。香港人就是和平 到這樣。我並不認識這些市民，但此刻想起他們每一位的面容，內心仍然隱隱作痛。他們受的苦楚，不會有任何人知道，甚至不會得到身邊的人的同情，但他們實在 是用他們平凡脆弱的身體去為這個城市受苦，去為我們每個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是抗爭者，不是暴民。
大約去到六點，李柱銘 來到人群中間。李柱銘正想開口說話，另一輪的推撞又已開始。我於是拿好水，準備迎接傷者。誰不知天空中卻有一個物體大響了一下，然後冒著煙向我們飛過來。 人們大叫催淚彈，並開始向後撤退，同時還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夠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從上空滾下來，落在我的腳下不遠處。我的眼開始劇 痛，呼吸開始困難，只好拚命邊跑邊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幫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遞過自己手上的。如果我沒估計錯，這應該是 昨天香港警察發射的近九十枚催淚彈的第一枚，向著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市民後退數百米後，見警方沒有進一步行動，很快又集結起來抗議，大概半小時後在干諾 道中又是另一輪催淚彈，形成很大的煙霧，大家在煙霧中狂奔亂跳，痛苦掙扎。
經過這輪折磨，我一邊往後退，一邊開始擔心。我 不知警方還會使用多少武力清場，我甚至恐懼他們會否開槍，在香港重演一次八九六四。我決定往中環方向走，因為我在金鐘現場完全上不了網。我一直跑到遮打花 園，並在臉書上發了一條訊息：「各位同學朋友，我剛才在最前缐，親眼看著一批批朋友捱催淚彈。來日方長，我們實在不必要在此刻承受那麼大的犧牲。我在這裡 以個人名義，懇請大家，離開吧。帶著你的同伴離開。拜求大家。」
發完訊息，我開始往回走，見到一些學生還在往金鐘去，我於 是勸退了一些看來特別年輕的，叫他們快點從中環離開。回到人群中間，人山人海，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叫大家撤退，甚至也沒有這樣的理由。於是我只好來回在人群 中大叫有沒有中大同學。有些同學應聲而出。我低聲和他們說，估計鎮壓很快會來，懇請他們考慮清楚，是否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就算留下來，也請千萬要小心。我 後來見到阿牛（曾健成）有大聲公，遂請他讓我用大聲公和附近的示威者再說了一遍。有位媽媽走來和我說，你說得很好，但後面有許多人聽不到，你可否去和他們 說多一次。我舉頭望向遠處那黑壓壓的人群，只感到無力到極點。
我心想，唯一的方法，是讓在場的人的朋友和他們說，也許才能 起到一點作用。於是，我又一次往中環跑。未到遮打花園，我見到許多人邊跑邊叫，「警察放催淚彈了」。然後，在長江中心附近，大批警察開始佈防。入到遮打花 園，前往舊立法會大樓的路亦已被封。再走到遮打道，更是全副武裝的防暴警。我開始明白，警方全面清場恐怕馬上要開始，而且是從中環和灣仔兩邊同時迫向金 鐘。我於是在面書發了一條訊息：「各位，中區已嚴密佈防，密密麻麻都是警察，鎮壓在即。年青的朋友，再次懇切呼籲大家，不要抱任何僥倖心理。來日方長。如 果你未准備好的，請離開。這絕對不是懦弱。」
這個時候，我實在已沒力氣也沒勇氣再一次跑回金鐘。我幾近虛脫地坐在遮打花 園，看著十多個勇敢的年青人，手牽著手，一排站在遮打道中間，直面全副武裝的警察，決心以血肉之軀阻擋他們前進。那一刻，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我是 多麼不願意他們受這樣的苦，多麼想走上去拖他們離開。但不知為什麼，我做不到。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當然害怕。他們自然也知道，催淚彈打過來，身體要承受 極大苦楚。他們心裡想也清楚，他們其實無力抵擋。但他們仍然選擇站在那裡，高叫口號，迎接這預知的一切。我在這些年青人身上，看到一種說不出的力量。
我知道，過了今夜，香港將永遠不再一樣。我們會一起走下去。
2014年9月29日清晨五點
——作者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907907879237880/
我 是下午三點多從灣仔地鐵站出來，沿著告士打道經演藝學院走去政府總部。沿途很順利，去到添美道口，警察已在那裡架起鐵馬，將我們和留守在政總的人分開。過 不了多久，從灣仔過來的市民已將整條干諾道中站滿，甚至行車天橋上也全部是人，根本見不到盡頭。當時正是黃昏，陽光灑下來，數萬人齊喊「釋放黃之鋒」和 「我要真普選」，真是有說不出的悲壯。
我在離警方鐵馬不遠的前幾排坐下來。我看著前面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覺得很憤怒， 忍不住大聲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香港人，我們爭民主，將來你們也可以享有一人一票，為什麼你們要來鎮壓我們？好幾位警察面有難色，將臉別過去。不過，因為進 入公民廣場的所有通道已全部被封鎖，而那麼多人之所以經過前日一天一夜的堅守後再跑出來，正是擔心警方清場在即，於是大家都想將鐵馬推開，讓數萬人能夠回 到昨天所站之地。
有了前兩天的經驗，大家知道一推鐵馬，一定會吃胡椒噴霧。所以，走在最前的市民，每個人都已戴好眼罩口 罩，穿好雨衣，打開手中雨傘才開始推。一推，警察的胡椒噴霧就開始狂射。市民手無寸鐵，唯一方法就只是用傘被動的擋，完全沒攻擊可言。捱不了幾分鐘，所有 人便已受傷。我站在後面，開始加入急救隊，幫忙受傷的朋友用紙巾擦眼，再用水洗，同時接收從外面遞過來的水和傘。傷者表情都好痛苦，但沒有什麼人大聲呻 吟，甚至沒有人叫罵警察。大家只是默默承受。
大概過了十分鐘，另一批市民開始嘗試再推，然後又是另一輪受傷。如果你站在遠 處，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因為你只見到五顏六色的雨傘在陽光下晃動，卻不知道眨眼間有一批人會受傷倒地。去到第三輪，我覺得這實在不是辦法。力量實在太 懸殊，既移動不了鐵馬，又徒令市民受苦。我於是跑去和不遠處負責主持的李永達說，可不可以叫大家暫時不要再推，就在原地坐下來。只要坐下來，人愈聚愈多， 警方就不可能清場。可惜這些說話，在當時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一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面對警察武力。但 很奇怪，現場既沒有慌張也沒有恐懼，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幫忙，有人照顧傷者，有人維持秩序，有人補充物資，有人在為下一輪做準備。大家如此平和如此團結，甚 至沒想過作出任何反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開外的男人，吃了胡椒噴霧後很憤怒，拿起水樽扔向警察。身邊的人馬上制止，並將他勸離現場。香港人就是和平 到這樣。我並不認識這些市民，但此刻想起他們每一位的面容，內心仍然隱隱作痛。他們受的苦楚，不會有任何人知道，甚至不會得到身邊的人的同情，但他們實在 是用他們平凡脆弱的身體去為這個城市受苦，去為我們每個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是抗爭者，不是暴民。
大約去到六點，李柱銘 來到人群中間。李柱銘正想開口說話，另一輪的推撞又已開始。我於是拿好水，準備迎接傷者。誰不知天空中卻有一個物體大響了一下，然後冒著煙向我們飛過來。 人們大叫催淚彈，並開始向後撤退，同時還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夠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從上空滾下來，落在我的腳下不遠處。我的眼開始劇 痛，呼吸開始困難，只好拚命邊跑邊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幫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遞過自己手上的。如果我沒估計錯，這應該是 昨天香港警察發射的近九十枚催淚彈的第一枚，向著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市民後退數百米後，見警方沒有進一步行動，很快又集結起來抗議，大概半小時後在干諾 道中又是另一輪催淚彈，形成很大的煙霧，大家在煙霧中狂奔亂跳，痛苦掙扎。
經過這輪折磨，我一邊往後退，一邊開始擔心。我 不知警方還會使用多少武力清場，我甚至恐懼他們會否開槍，在香港重演一次八九六四。我決定往中環方向走，因為我在金鐘現場完全上不了網。我一直跑到遮打花 園，並在臉書上發了一條訊息：「各位同學朋友，我剛才在最前缐，親眼看著一批批朋友捱催淚彈。來日方長，我們實在不必要在此刻承受那麼大的犧牲。我在這裡 以個人名義，懇請大家，離開吧。帶著你的同伴離開。拜求大家。」
發完訊息，我開始往回走，見到一些學生還在往金鐘去，我於 是勸退了一些看來特別年輕的，叫他們快點從中環離開。回到人群中間，人山人海，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叫大家撤退，甚至也沒有這樣的理由。於是我只好來回在人群 中大叫有沒有中大同學。有些同學應聲而出。我低聲和他們說，估計鎮壓很快會來，懇請他們考慮清楚，是否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就算留下來，也請千萬要小心。我 後來見到阿牛（曾健成）有大聲公，遂請他讓我用大聲公和附近的示威者再說了一遍。有位媽媽走來和我說，你說得很好，但後面有許多人聽不到，你可否去和他們 說多一次。我舉頭望向遠處那黑壓壓的人群，只感到無力到極點。
我心想，唯一的方法，是讓在場的人的朋友和他們說，也許才能 起到一點作用。於是，我又一次往中環跑。未到遮打花園，我見到許多人邊跑邊叫，「警察放催淚彈了」。然後，在長江中心附近，大批警察開始佈防。入到遮打花 園，前往舊立法會大樓的路亦已被封。再走到遮打道，更是全副武裝的防暴警。我開始明白，警方全面清場恐怕馬上要開始，而且是從中環和灣仔兩邊同時迫向金 鐘。我於是在面書發了一條訊息：「各位，中區已嚴密佈防，密密麻麻都是警察，鎮壓在即。年青的朋友，再次懇切呼籲大家，不要抱任何僥倖心理。來日方長。如 果你未准備好的，請離開。這絕對不是懦弱。」
這個時候，我實在已沒力氣也沒勇氣再一次跑回金鐘。我幾近虛脫地坐在遮打花 園，看著十多個勇敢的年青人，手牽著手，一排站在遮打道中間，直面全副武裝的警察，決心以血肉之軀阻擋他們前進。那一刻，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我是 多麼不願意他們受這樣的苦，多麼想走上去拖他們離開。但不知為什麼，我做不到。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當然害怕。他們自然也知道，催淚彈打過來，身體要承受 極大苦楚。他們心裡想也清楚，他們其實無力抵擋。但他們仍然選擇站在那裡，高叫口號，迎接這預知的一切。我在這些年青人身上，看到一種說不出的力量。
我知道，過了今夜，香港將永遠不再一樣。我們會一起走下去。
2014年9月29日清晨五點
——作者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907907879237880/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41.html
【另一面】一大波不靠谱中国仿制药来袭
导读：近日，美国辉瑞公司的“万艾可”专利保护期结束，国内20等多家药企均在申请仿制生产国产“伟哥”。但由于畸低的仿制药检测标准、药品辅料无强制规范等原因，占国产药多数的仿制药都不太靠谱。
六十秒读懂专题：仿制药占据国产药品的大部分，但与之对应的仿制药国家标准却非常低；一些能通过的仿制药检测的仿制药，和原研药效果有云泥之别；中国药用辅料监管乏力，仿制药的辅料质量值得怀疑；国外仿制药仿的是原研药，中国药企却仿制国内先上市的仿制药，药效越仿越差。
中国仿制药质量标准只“看脸”，为了合格而检测
仿 制药是指专利药品在专利保护期结束后，不拥有该专利的药企仿制的替代药品。由于中国药企无力自主研发化学药品，仿制药成为中国药企的救命稻草。根据国家食 药总局的《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2010年中国批准的仿制药为651件，占批准药品注册审请总数的73%。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规定，只有在活性成分、给药途径、剂型剂量、使用条件和生物等效性上都和原研药一致，才是合格的仿制药。而中国现行的仿制药质量标准主要看 活性成分和外观、性状是否和原研药相符，而对仿制药和原研药在给药途径、剂量、使用条件和临床效果上的一致性标准“仍在探索”。对日本仿制药标准较为了解 的上海药品检验所专家谢沐风就直接指出，中国仿制检测标准的目的不是“反应药品品质”，而是“为了让药品合格”。这种只“看脸”不看疗效的标准无异于舍本 逐末，让中国药企陷入了“标准低-研发投入少-只能仿制国外药”的恶性循环。
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探索性的“全国评价性抽查”，结果合格仿制药和原研药效果相去甚远
衡 量仿制药是否和原研药一致性的最基础的检测是 “体外溶出度曲线”检测，即利用体外模拟人的肠胃环境检测药品的生物利用度指标。若仿制药和原研药曲线和生 物利用度接近，临床效果也应较为接近。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探索性质的“全国评价性抽查”，结果是在按照现行质量标准几乎100%合格的情况下， 大部分药品和原研药的溶出度曲线都相去甚远。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梅丹曾测量过国内14家企业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有的产品20分钟之内全部溶解，有 的则50分钟后仍只溶解了不到30%，
药品辅料对药品效果影响巨大，中国药品辅料生产无标准，质量无保证：2014年，浙江一企业生产9000万重金属超标空心胶囊，全部通过药企流入市场
任 何药品的活性成分都不是单独起效的，辅料(InactiveIngredients)成分的变化对药品的效果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欧美各国对药用辅料也采 取和药品本身同样严格的标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就规定，仿制企业在审批过程中必须申报药品所使用的辅料，以及辅料生产企业的良好生产规范证 书(GMP)和化验分析证明(CertificateOf Analysis)，并提供分析步骤。
中国虽然也于2006年出台了《药用辅料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又称药辅GMP），但这个规范既非强制认证，至今也没有实施指南，企业申报无门，实际上沦为监管方脱责的工具。这导致了药用辅料企业 泥沙俱下，化工和食品企业也参与生产，辅料质量低下，进而影响了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比如，2014年9月，媒体曝光浙江一药用辅料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药 用胶囊，并流入下游药企，导致9000万粒重金属超标胶囊流入市场。
美国药监局规定仿制药只能模仿原研药，而中国则允许模仿已上市的国产仿制药，导致生物利用度越仿越低，药品效果越仿约差
欧美国家规定，仿制药品的生物等效性实验的参比药物必须是专利保护期结束的原研药。也就是说，要在欧美市场销售，仿制企业必须直接仿制原研药。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局(FDA)直接将所有到期的原研药编为一本橙皮书，规定仿制企业必须从橙皮书中选择仿制对象。
但 中国2007年出台的行政法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则对仿制对象这个关键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化学药物制剂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则规定“一般应选择原研药；若无法获得原研药，可考虑选用已上市产品，但应说明理由”。一些中国仿制药企业也非常擅长利用这一政策“利好”。例如卡维 地洛片、马来酸依那普利片等制剂已经有原研药在国内进口上市,而仿制企业选用了国产仿制药,且未说明理由。这就造成一种非常荒谬的现象：一家仿制原研药， 达到了90％的生物利用度，按照生物等效批准了，第二家仿制企业按照第一家做生物等效性实验，达到90％，虽然也符合法律标准，但实际只相当于原研药 81％的生物利用度。
仿制药审批权力不透明且过于集中，权力寻租和造假频现
中国仿制药审批也是槽点颇多。全中 国新药批准的权力都在中国药监局的几位“决策者”手中，高度集中又不透明的权力让寻租成为可能：据《南方周末》报道，2005年药品审批已沦为纸上功夫， 只需要向“第三方”交纳5万元公关费用就能够通过审批。当年通过审批上市的新药超过10000种。除此之外，因为药品价格管制，只要政府压低某一药品价 格，企业就会将该药品改头换面重新申请审批以提高价格，导致每年需审批的数千种药品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新瓶旧酒的药品。
另外一方面，中国药监局也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对药企进行飞行抽查也从不留样品以备检测。这就让造假成为可能，不少企业直接包装原研药送检。有媒体报道，有一家第三方机构一年终承接了100多个生物等效性试验，结果全部项目均经一次试验就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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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秒读懂专题：仿制药占据国产药品的大部分，但与之对应的仿制药国家标准却非常低；一些能通过的仿制药检测的仿制药，和原研药效果有云泥之别；中国药用辅料监管乏力，仿制药的辅料质量值得怀疑；国外仿制药仿的是原研药，中国药企却仿制国内先上市的仿制药，药效越仿越差。
中国仿制药质量标准只“看脸”，为了合格而检测
仿 制药是指专利药品在专利保护期结束后，不拥有该专利的药企仿制的替代药品。由于中国药企无力自主研发化学药品，仿制药成为中国药企的救命稻草。根据国家食 药总局的《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2010年中国批准的仿制药为651件，占批准药品注册审请总数的73%。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规定，只有在活性成分、给药途径、剂型剂量、使用条件和生物等效性上都和原研药一致，才是合格的仿制药。而中国现行的仿制药质量标准主要看 活性成分和外观、性状是否和原研药相符，而对仿制药和原研药在给药途径、剂量、使用条件和临床效果上的一致性标准“仍在探索”。对日本仿制药标准较为了解 的上海药品检验所专家谢沐风就直接指出，中国仿制检测标准的目的不是“反应药品品质”，而是“为了让药品合格”。这种只“看脸”不看疗效的标准无异于舍本 逐末，让中国药企陷入了“标准低-研发投入少-只能仿制国外药”的恶性循环。
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探索性的“全国评价性抽查”，结果合格仿制药和原研药效果相去甚远
衡 量仿制药是否和原研药一致性的最基础的检测是 “体外溶出度曲线”检测，即利用体外模拟人的肠胃环境检测药品的生物利用度指标。若仿制药和原研药曲线和生 物利用度接近，临床效果也应较为接近。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探索性质的“全国评价性抽查”，结果是在按照现行质量标准几乎100%合格的情况下， 大部分药品和原研药的溶出度曲线都相去甚远。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梅丹曾测量过国内14家企业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有的产品20分钟之内全部溶解，有 的则50分钟后仍只溶解了不到30%，
药品辅料对药品效果影响巨大，中国药品辅料生产无标准，质量无保证：2014年，浙江一企业生产9000万重金属超标空心胶囊，全部通过药企流入市场
任 何药品的活性成分都不是单独起效的，辅料(InactiveIngredients)成分的变化对药品的效果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欧美各国对药用辅料也采 取和药品本身同样严格的标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就规定，仿制企业在审批过程中必须申报药品所使用的辅料，以及辅料生产企业的良好生产规范证 书(GMP)和化验分析证明(CertificateOf Analysis)，并提供分析步骤。
中国虽然也于2006年出台了《药用辅料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又称药辅GMP），但这个规范既非强制认证，至今也没有实施指南，企业申报无门，实际上沦为监管方脱责的工具。这导致了药用辅料企业 泥沙俱下，化工和食品企业也参与生产，辅料质量低下，进而影响了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比如，2014年9月，媒体曝光浙江一药用辅料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药 用胶囊，并流入下游药企，导致9000万粒重金属超标胶囊流入市场。
美国药监局规定仿制药只能模仿原研药，而中国则允许模仿已上市的国产仿制药，导致生物利用度越仿越低，药品效果越仿约差
欧美国家规定，仿制药品的生物等效性实验的参比药物必须是专利保护期结束的原研药。也就是说，要在欧美市场销售，仿制企业必须直接仿制原研药。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局(FDA)直接将所有到期的原研药编为一本橙皮书，规定仿制企业必须从橙皮书中选择仿制对象。
但 中国2007年出台的行政法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则对仿制对象这个关键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化学药物制剂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则规定“一般应选择原研药；若无法获得原研药，可考虑选用已上市产品，但应说明理由”。一些中国仿制药企业也非常擅长利用这一政策“利好”。例如卡维 地洛片、马来酸依那普利片等制剂已经有原研药在国内进口上市,而仿制企业选用了国产仿制药,且未说明理由。这就造成一种非常荒谬的现象：一家仿制原研药， 达到了90％的生物利用度，按照生物等效批准了，第二家仿制企业按照第一家做生物等效性实验，达到90％，虽然也符合法律标准，但实际只相当于原研药 81％的生物利用度。
仿制药审批权力不透明且过于集中，权力寻租和造假频现
中国仿制药审批也是槽点颇多。全中 国新药批准的权力都在中国药监局的几位“决策者”手中，高度集中又不透明的权力让寻租成为可能：据《南方周末》报道，2005年药品审批已沦为纸上功夫， 只需要向“第三方”交纳5万元公关费用就能够通过审批。当年通过审批上市的新药超过10000种。除此之外，因为药品价格管制，只要政府压低某一药品价 格，企业就会将该药品改头换面重新申请审批以提高价格，导致每年需审批的数千种药品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新瓶旧酒的药品。
另外一方面，中国药监局也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对药企进行飞行抽查也从不留样品以备检测。这就让造假成为可能，不少企业直接包装原研药送检。有媒体报道，有一家第三方机构一年终承接了100多个生物等效性试验，结果全部项目均经一次试验就合格。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genericdrug0930.html
Monday, 29 September 2014
香港政局困境的出路
邱翔钟 旅英资深媒体人、前香港《信报》总编辑
撰写此文时，正值香港大中学生发动罢课，市民启动“占领中环”，反对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受到严格限制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决定之际。要求民主和真普选的和平示威市民和学生遭到香港警察使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的粗暴对待，激发起更多市民的义愤。
香港特首和中国有关当局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占中 违法。官民对抗，警民对峙，香港局势空前严峻，任何关心香港的人，希望香港继续安定繁荣的人，无不希望当权者主动与民间对话，寻求共识，避免火上加油，酿成悲剧。
暌违多年之后，笔者在九月间，在众多市民忧心忡忡中重临香港，听到各界对于当前最引起关注的香港政制改革、民间公民抗命和“占领中环”以及当权者发动“反占中”等事态的看法。
香港是一个发达的、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存在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群体，形成了一个热爱自由、追求公义、行事规范、大部分市民奉公守法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中，多数市民既尊重他人的权益，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权利。
除了缺乏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即缺乏由市民经过普选产生出立法机构的所有成员（目前 只有部分议员直选产生）和行政首长之外，香港具备了现代民主的建制 ：完善独立的法律制度、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受某一政党控制和大致上廉洁有效的公务员系统、直到不久前还是能为市民服务而不是负担维稳专政任务的警察和其他 纪律部队、不受政府控制的、从事各种民间工作和组成公民社会的民间团体和组织、不受政府干预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直到不久前大致上还是自由的、尤其是对 于香港内部事务能够畅所欲言的媒体，等等。
令人惋惜的是，越来越多香港人感觉到，所有这些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建制在中国政府和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直接 操控的特区政府冲击下，原先健康的、能够保障市民权益的各种建制正在丧失独立性；警察以及原先声誉极佳的廉政专员公署开始成为政府打击批评者的工具；由在 中国内地营商投资的资本家控制的许多媒体走上自我审查的道路，逐渐丧失弘扬公义、监督社会过失和批评当权者胡作非为的第四权责任。
香港挑战
另一方面，如同其他许多发达社会，香港本身面对着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亟需解决。
首先是经济的转型迄无成效。除了令人引以为傲的金融业之外，香港原有的产 业北移，本身产业空洞化。回归之后的首届特区政府，即董建华政府提出过的种种愿景计划，如建设高科技数码港、鲜花港、中药港等具成泡影。香港不能永远依靠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和旅游业。何况，大陆资金涌入购买香港楼房和依靠内地人民自由行虽然维持了香港经济的活力，但是其副作用日益明显，楼房越盖越 高，单位面积越变越小，而楼价则频频攀升，普通市民越来越难于负担买楼按揭。中央政府在2003年沙士（即非典肺炎）危机后为挽救香港经济推出的、容许内 地一些城市居民到香港的自由行计划固然惠及香港，增加了就业机会，给香港带来数以百亿计港元的增加值。但是，随着自由行的实施，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本地居 民日用供应品短缺，公共服务和交通系统不堪重负，原本就高企的商铺租金变得更加昂贵，并导致物价普遍上涨，香港人和大陆游客之间的矛盾加剧。
在社会方面，香港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表明收入分配程度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0.537，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居令人羞耻的第一位。港人对于少数大富豪，尤其是少数大地产商占有庞大财富十分不满，抨击“地产霸权”的声音强烈。
面对这些问题，香港市民要求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所有的立法会成员，让获得民意授权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首长可以大刀阔斧开展改革。有知识、有见地的 香港人并不期望普选选出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能够立即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然而，这却是凝聚民心，启动改革，改善香港管治的前提。善良的港人有此憧憬，可以 理解。
北京做法
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包括挑选行政长官方面作过各种尝试。以为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当局在回归后通过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选择了商人董建华出 任特首， 接着又让由港英当局培养训练出来的高级公务员曾荫权接替担任特首。不论在中国当局看来还是广大香港市民看来，他们的表现都强差人意。
两年前，中国当局通过人数增加到1200人但仍然由中方掌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与中国当局关系更为密切、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为特首。令人遗憾的是，只 是以选举委员会勉强过半数的 689票当选的梁振英及其班子表现更不济事。三位特首，可谓“一蟹不如一蟹”。香港陷入不停纷争中，示威游行不断，以“示威之都”闻名于世。很明显，由听 命于，或有求于中国当局的少数港人“选出”的特首不负众望。
除了在挑选特首方面一再改变主意，更换人选，中国政府还被迫在一些重大的施政方面收回成命。在这方面，最让中国当局及其支持者汗颜、同时也令他们耿 耿于怀的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国家安全立法在2003年7月1日 50万人大游行之后被迫搁置。2012年，特区政府提出的实施国民教育科由于相关的课程指引内容被许多家长和学生视为“洗脑”，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表示反 对，特区政府被迫暂停实施国民教育课程指引。
不论是政制改革、《基本法》23条立法、国民教育、还是自由行，以及政改等的争议中，中国当局及其支持者与香港民意，尤其是越来越崭露头角的年轻一 代民意差距日益扩大。这些争议反映出中国“官意”和香港民意之间的鸿沟。可以说，中国官员和香港市民生活在 两个世界，一个是前现代的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把香港市民视为治下的臣民，要她们诚惶诚恐，要她们匍匐在地，唯命是从。另一个是与现代国际社会接轨的公民 社会，其公民认定天赋人权，不可让渡，争取自己的权益，理所当然。
在北京当局看来，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对于香港人可谓仁至义尽。第23条立法攸关 国家安全，你们反对，政府宣布暂停。国民教育，天经地义，你们抗议，政府将之搁置。非典型肺炎之后，你们经济不振，中央政府开启自由行，让你们得到好处之 后，现在却又怨声载道，有人甚至称内地人为“蝗虫”。所有这些，既让北京当局大惑不解，也让他们越来越感到香港像一个不停要吃奶的孩子，不管喂了多少，还 是呱呱乱闹。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无法忍受香港局面以及对于代理人的作为丧失耐心的北京当局决定要对香港采取强硬政策，并且决定自己出手掌控香港事态。今年以来， 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一邓小平当年作出的承诺。到7月底，国务院发表香港白皮书，明确表示中 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让许多香港市民认为，《一国两制》已死。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中接见由董建华带领的香港富豪团讲话时，一改以往中共高层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姿态，干脆说“希望香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在特区行政长官带领下发展”，俨然已经把香港视为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虽然中国官媒 报道中将之改为“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共同开创未来。
在此同时，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事处的官员越来越公开出面干预特区事务，对特区内部事务指指点点，乃至直接发号施令。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和特区政府 利用建制派掌控的资源优势，笼络和组织一部分民众，展开各种亲建制的活动，甚至发动“反占中”，施展中共拿 手的“群众斗群众”把戏，制造假民意压倒真民意的假象。
最令港人愤慨的是8月底中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决定，即香港人所说的 “落闸”（放下闸门）决定：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由一个受到中方控制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以上委员的提名产生，候选人数限制在2到3人。这个决定不但不符合香港 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的设想，它甚至比香港亲建制派的保守方案更加保守，完全堵塞任何让民主派人士参选并成为特首候选人的机会。中国当局通过偷梁换柱的手 法，把香港人想要的真普选变成假普选，变成伊朗式普选。
中国政府的整套做法越来越像中共的传统手法，打一派，拉一派；或者用中共的话语，叫做依靠传统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反对派（民主派）。在目前的香 港，中共继续利用传统左派，而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是资本家。香港资本家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他们究竟不是社会的整体；许多资本家在中国内地投资营商，不能 不看中国当局的脸色行事，丧失了独立性。对于刻意打击的对象—即泛民主派，在立法会直选中通常获得六成的多数选票，然而却是分散的、缺乏统一目标和策略的 庞杂派系，中国当局除了施展手段，进行分化瓦解之外，还利用他们操控的媒体越来越多以含沙射影或 直截了当诬蔑的手法指称他们勾结外部势力。
占中行动
为了争取真普选，由学者戴耀廷、陈健民和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发起的“占领中 环”（正式名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经过长时间咨询市民和筹备之后，最终在本月28日凌晨启动，而大学生组织“学联”和中学生组织、在反国民教育一 役中成名的“学民思潮”等更是一马当先，先此发动罢课，进占政府总部。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学生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不民主和不公义的决定，要求特区政府重新启 动政改。
占中和学生罢课反映的是真正的民意，反映的是成熟公民社会的声音。中国当局强硬对抗民意的姿态表明当权者完全不了解民意，或不愿听取真民 意，而宁可相信自己制造的假民意。中国当局不明了为何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心不但没有回归，相反，却渐行渐远。如今，与大部分比较年长的温和民主派关心中 国，爱国爱港不同，在年轻一代中，出现本土派，主张本土优先，拒绝国家主义，不稀罕去争夺爱国的桂冠。
团结各方
想要港人人心回归，中国当局必须放弃把香港的反对派看成敌人的方针，改弦更张，团结所有香港人，就香港政改，以及其他问题，咨询泛民主派的意见，而不能对他们采取分化打击的做法，不能只是拉拢富豪资本家。
说港人受到外国势力操控是无稽之谈，说他们受到现代国际社会的影响则是事实。港人的公民抗命行动受到印度圣雄甘地、美国人权先驱马丁•路德•金和南 非自由斗士曼德拉，以及高举社会正义旗帜的思想家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启迪。他们明白，争取自身权益的道路漫长，不期望一蹴而就。获得广大市民支持的占中和学生罢课将会此起彼伏。面对当前的困局，一直 取态强硬的中国当局和特区政府只有放下身段，听取真民意，谋求政改共识，摆脱对抗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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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此文时，正值香港大中学生发动罢课，市民启动“占领中环”，反对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受到严格限制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决定之际。要求民主和真普选的和平示威市民和学生遭到香港警察使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的粗暴对待，激发起更多市民的义愤。
香港特首和中国有关当局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占中 违法。官民对抗，警民对峙，香港局势空前严峻，任何关心香港的人，希望香港继续安定繁荣的人，无不希望当权者主动与民间对话，寻求共识，避免火上加油，酿成悲剧。
暌违多年之后，笔者在九月间，在众多市民忧心忡忡中重临香港，听到各界对于当前最引起关注的香港政制改革、民间公民抗命和“占领中环”以及当权者发动“反占中”等事态的看法。
香港是一个发达的、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存在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群体，形成了一个热爱自由、追求公义、行事规范、大部分市民奉公守法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中，多数市民既尊重他人的权益，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权利。
除了缺乏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即缺乏由市民经过普选产生出立法机构的所有成员（目前 只有部分议员直选产生）和行政首长之外，香港具备了现代民主的建制 ：完善独立的法律制度、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受某一政党控制和大致上廉洁有效的公务员系统、直到不久前还是能为市民服务而不是负担维稳专政任务的警察和其他 纪律部队、不受政府控制的、从事各种民间工作和组成公民社会的民间团体和组织、不受政府干预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直到不久前大致上还是自由的、尤其是对 于香港内部事务能够畅所欲言的媒体，等等。
令人惋惜的是，越来越多香港人感觉到，所有这些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建制在中国政府和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直接 操控的特区政府冲击下，原先健康的、能够保障市民权益的各种建制正在丧失独立性；警察以及原先声誉极佳的廉政专员公署开始成为政府打击批评者的工具；由在 中国内地营商投资的资本家控制的许多媒体走上自我审查的道路，逐渐丧失弘扬公义、监督社会过失和批评当权者胡作非为的第四权责任。
香港挑战
另一方面，如同其他许多发达社会，香港本身面对着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亟需解决。
首先是经济的转型迄无成效。除了令人引以为傲的金融业之外，香港原有的产 业北移，本身产业空洞化。回归之后的首届特区政府，即董建华政府提出过的种种愿景计划，如建设高科技数码港、鲜花港、中药港等具成泡影。香港不能永远依靠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和旅游业。何况，大陆资金涌入购买香港楼房和依靠内地人民自由行虽然维持了香港经济的活力，但是其副作用日益明显，楼房越盖越 高，单位面积越变越小，而楼价则频频攀升，普通市民越来越难于负担买楼按揭。中央政府在2003年沙士（即非典肺炎）危机后为挽救香港经济推出的、容许内 地一些城市居民到香港的自由行计划固然惠及香港，增加了就业机会，给香港带来数以百亿计港元的增加值。但是，随着自由行的实施，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本地居 民日用供应品短缺，公共服务和交通系统不堪重负，原本就高企的商铺租金变得更加昂贵，并导致物价普遍上涨，香港人和大陆游客之间的矛盾加剧。
在社会方面，香港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表明收入分配程度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0.537，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居令人羞耻的第一位。港人对于少数大富豪，尤其是少数大地产商占有庞大财富十分不满，抨击“地产霸权”的声音强烈。
面对这些问题，香港市民要求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所有的立法会成员，让获得民意授权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首长可以大刀阔斧开展改革。有知识、有见地的 香港人并不期望普选选出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能够立即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然而，这却是凝聚民心，启动改革，改善香港管治的前提。善良的港人有此憧憬，可以 理解。
北京做法
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包括挑选行政长官方面作过各种尝试。以为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当局在回归后通过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选择了商人董建华出 任特首， 接着又让由港英当局培养训练出来的高级公务员曾荫权接替担任特首。不论在中国当局看来还是广大香港市民看来，他们的表现都强差人意。
两年前，中国当局通过人数增加到1200人但仍然由中方掌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与中国当局关系更为密切、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为特首。令人遗憾的是，只 是以选举委员会勉强过半数的 689票当选的梁振英及其班子表现更不济事。三位特首，可谓“一蟹不如一蟹”。香港陷入不停纷争中，示威游行不断，以“示威之都”闻名于世。很明显，由听 命于，或有求于中国当局的少数港人“选出”的特首不负众望。
除了在挑选特首方面一再改变主意，更换人选，中国政府还被迫在一些重大的施政方面收回成命。在这方面，最让中国当局及其支持者汗颜、同时也令他们耿 耿于怀的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国家安全立法在2003年7月1日 50万人大游行之后被迫搁置。2012年，特区政府提出的实施国民教育科由于相关的课程指引内容被许多家长和学生视为“洗脑”，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表示反 对，特区政府被迫暂停实施国民教育课程指引。
不论是政制改革、《基本法》23条立法、国民教育、还是自由行，以及政改等的争议中，中国当局及其支持者与香港民意，尤其是越来越崭露头角的年轻一 代民意差距日益扩大。这些争议反映出中国“官意”和香港民意之间的鸿沟。可以说，中国官员和香港市民生活在 两个世界，一个是前现代的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把香港市民视为治下的臣民，要她们诚惶诚恐，要她们匍匐在地，唯命是从。另一个是与现代国际社会接轨的公民 社会，其公民认定天赋人权，不可让渡，争取自己的权益，理所当然。
在北京当局看来，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对于香港人可谓仁至义尽。第23条立法攸关 国家安全，你们反对，政府宣布暂停。国民教育，天经地义，你们抗议，政府将之搁置。非典型肺炎之后，你们经济不振，中央政府开启自由行，让你们得到好处之 后，现在却又怨声载道，有人甚至称内地人为“蝗虫”。所有这些，既让北京当局大惑不解，也让他们越来越感到香港像一个不停要吃奶的孩子，不管喂了多少，还 是呱呱乱闹。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无法忍受香港局面以及对于代理人的作为丧失耐心的北京当局决定要对香港采取强硬政策，并且决定自己出手掌控香港事态。今年以来， 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一邓小平当年作出的承诺。到7月底，国务院发表香港白皮书，明确表示中 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让许多香港市民认为，《一国两制》已死。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中接见由董建华带领的香港富豪团讲话时，一改以往中共高层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姿态，干脆说“希望香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在特区行政长官带领下发展”，俨然已经把香港视为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虽然中国官媒 报道中将之改为“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共同开创未来。
在此同时，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事处的官员越来越公开出面干预特区事务，对特区内部事务指指点点，乃至直接发号施令。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和特区政府 利用建制派掌控的资源优势，笼络和组织一部分民众，展开各种亲建制的活动，甚至发动“反占中”，施展中共拿 手的“群众斗群众”把戏，制造假民意压倒真民意的假象。
最令港人愤慨的是8月底中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决定，即香港人所说的 “落闸”（放下闸门）决定：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由一个受到中方控制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以上委员的提名产生，候选人数限制在2到3人。这个决定不但不符合香港 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的设想，它甚至比香港亲建制派的保守方案更加保守，完全堵塞任何让民主派人士参选并成为特首候选人的机会。中国当局通过偷梁换柱的手 法，把香港人想要的真普选变成假普选，变成伊朗式普选。
中国政府的整套做法越来越像中共的传统手法，打一派，拉一派；或者用中共的话语，叫做依靠传统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反对派（民主派）。在目前的香 港，中共继续利用传统左派，而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是资本家。香港资本家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他们究竟不是社会的整体；许多资本家在中国内地投资营商，不能 不看中国当局的脸色行事，丧失了独立性。对于刻意打击的对象—即泛民主派，在立法会直选中通常获得六成的多数选票，然而却是分散的、缺乏统一目标和策略的 庞杂派系，中国当局除了施展手段，进行分化瓦解之外，还利用他们操控的媒体越来越多以含沙射影或 直截了当诬蔑的手法指称他们勾结外部势力。
占中行动
为了争取真普选，由学者戴耀廷、陈健民和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发起的“占领中 环”（正式名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经过长时间咨询市民和筹备之后，最终在本月28日凌晨启动，而大学生组织“学联”和中学生组织、在反国民教育一 役中成名的“学民思潮”等更是一马当先，先此发动罢课，进占政府总部。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学生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不民主和不公义的决定，要求特区政府重新启 动政改。
占中和学生罢课反映的是真正的民意，反映的是成熟公民社会的声音。中国当局强硬对抗民意的姿态表明当权者完全不了解民意，或不愿听取真民 意，而宁可相信自己制造的假民意。中国当局不明了为何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心不但没有回归，相反，却渐行渐远。如今，与大部分比较年长的温和民主派关心中 国，爱国爱港不同，在年轻一代中，出现本土派，主张本土优先，拒绝国家主义，不稀罕去争夺爱国的桂冠。
团结各方
想要港人人心回归，中国当局必须放弃把香港的反对派看成敌人的方针，改弦更张，团结所有香港人，就香港政改，以及其他问题，咨询泛民主派的意见，而不能对他们采取分化打击的做法，不能只是拉拢富豪资本家。
说港人受到外国势力操控是无稽之谈，说他们受到现代国际社会的影响则是事实。港人的公民抗命行动受到印度圣雄甘地、美国人权先驱马丁•路德•金和南 非自由斗士曼德拉，以及高举社会正义旗帜的思想家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启迪。他们明白，争取自身权益的道路漫长，不期望一蹴而就。获得广大市民支持的占中和学生罢课将会此起彼伏。面对当前的困局，一直 取态强硬的中国当局和特区政府只有放下身段，听取真民意，谋求政改共识，摆脱对抗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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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香港抗议活动令习近平面临艰难抉择
香港的亲民主集会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妥协和镇压之间面临严峻的抉择，而抉择的后果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一些政策挑战和他本人的政治地位。
整个周末期间，大部分为学生的示威者在与警察对抗，周一再度如此。此前，示威活动已经导致香港一些地方的正常商业活动停止。习近平留在北京，并没有对抗议活动发表公开讲话。不过，较低级别的政府发言人称抗议活动是非法的，并警告外国人不要介入内部事务。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香港因要求改革选举方案而举行的示威活动把一个敏感问题摆上了台面。政府总是担心，中国某个地方发生抗议活动，如果听之任之，可 能会鼓励其他地方的人群起效仿。香港主权在17年前由英国移交中国，拥有有限的自治权和自由，它本应成为一个展台，表明北京有能力通过有限干预管理一个全 球金融中心。
现在，习近平正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建议进行调整，从而被外界视为软弱，要么用武力驱逐示威者，从而勾起人们对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记忆。
香港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正在扰动台湾的公众舆论。北京一直希望统一台湾。上周，习近平在会见一个台湾代表团时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作为统一台湾的 模式。但随着台湾电视重复播出抗议学生被投掷催泪瓦斯以及香港金融区被白烟笼罩的镜头，很多台湾人表现出与香港示威者团结一致的决心。
台湾淡江大学(Tamkan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黄介正(Alex Huang)表示，如果北京想在台湾人心中树立一种良好形象，周末在香港发生的一切是及其无益的。
北京似乎高度戒备，确保西藏和新疆等中国其他地区不会仿效。来自香港的消息在中国大陆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据多个跟踪互联网的组织称，照片共享应用Instagram在周一出现了运行中断。
澳门大学(University of Macau)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定定说，看到香港的事态发展，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担心出现“传染效应”，令中国其他地区心怀不满的人们受到鼓舞， 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的权利，或是这种“传染效应”会让人们认为，国家主权正在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破坏，对中共的统治构成了挑战。
陈定定说，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香港对北京挑战得越厉害，北京就越难以妥协，或者，这会引发其他团群起而效仿，而不会去想这是因为香港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
一位已经退休的官员今年早些时候说，如果香港的警力已经无法控制事态，还有驻港部队，可以动用驻港部队镇暴。经过镇暴训练的一支中国武警分遣队已经在临近香港的广东省动员起来。
不过，“天安门事件”式的反应不大可能出现，而且政府已经于周一撤出了防暴警察，这一表达诚意的举动意在平息紧张局势，此前，警方在周末使用催泪瓦斯对付抗议人群的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陈定定说，他们最不希望发生的是流血冲突。
香港的问题恰逢周三国庆节前夕。今年中国将迎来建国65周年，中国领导人通常借国庆的机会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随着周一抗议活动的升温，政府取消了原定在香港水岸进行的一年一度的烟花表演。
即便是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领导人也担心香港可能在外国的支持下充当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和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中国外交部周一谈到了这一点，警告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占中”等非法活动，不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在那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曾表示，它强烈支持香港由来已久的传统以及基本法对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的保护，比如和平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英国政府强调了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示威的权利。
有关煽动叛乱罪的话题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与香港之间的一个痛点。2003年，香港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香港时任特首的声望也一落千丈，而背后的肇因就是北京方面坚持让香港制定一项反颠覆罪的法律。
在当前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要求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Leung Chun-ying)辞职，此外他们还要求中国领导人撤销之前的选举方案，允许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北京之前确定的香港选举方案规定，只有总体上效忠于北京的选举委员会才有权提名香港特首人选。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生涯中，他曾在不同时期涉及过香港的政策。在201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数年时间里，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还曾兼任过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习近平最近一次访问香港是在200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香港律师界的不满，因为一些律师认为习近平的一些言论破坏了他们 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独立性。习近平当时呼吁香港政府内部要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并且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要相互谅解和支持。
许多分析师称，最近几天中，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没有对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支持，还表达了在考虑香港政策方面采取新办法的意愿，显示出在香港问题可能达成妥协的迹象。
例如，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上周末呼吁，“希望港澳专家加强对港澳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务实探讨、凝聚共识，把“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研究提高到新水准”。
李源潮是在会见全国港澳研究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Macao Studies)港澳会员国庆访京团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在关于此次会见的报道中，新华社还刊发了李源潮与该研究会副会长、社会学教授刘兆佳在一起照片。刘 兆佳曾对梁振英提出过公开批评。记者未能采访到全国港澳研究会和刘兆佳就此置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被问及梁振英时并没有表示对他的支持，而是表示：“中央政府充分相信并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
过去，香港的抗议者曾迫使中国领导人作出让步。
2003年香港回归六周年时，数十万人游行，抗议政府的“反颠覆法”提案，有关部门最终将这项立法束之高阁。18个月之后，香港不受民众欢迎的第一 任特首、航运大亨董建华因健康原因请辞（不过，他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中依然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并曾于上周率香港的一个工商及专业界知名人士代表团面见习近 平）。
律师兼夏威夷大学玛诺亚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教授彼得森(Carole J. Petersen)说，这的确显示出，北京能够转变在某些事情上的看法。彼得森曾在香港从事法律事务。
彼得森表示，阻止反颠覆法的行动维持了当时的现状，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抗议者希望改变选举法，也就是继续往前走，这就改变了现状；这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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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周末期间，大部分为学生的示威者在与警察对抗，周一再度如此。此前，示威活动已经导致香港一些地方的正常商业活动停止。习近平留在北京，并没有对抗议活动发表公开讲话。不过，较低级别的政府发言人称抗议活动是非法的，并警告外国人不要介入内部事务。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香港因要求改革选举方案而举行的示威活动把一个敏感问题摆上了台面。政府总是担心，中国某个地方发生抗议活动，如果听之任之，可 能会鼓励其他地方的人群起效仿。香港主权在17年前由英国移交中国，拥有有限的自治权和自由，它本应成为一个展台，表明北京有能力通过有限干预管理一个全 球金融中心。
现在，习近平正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建议进行调整，从而被外界视为软弱，要么用武力驱逐示威者，从而勾起人们对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记忆。
香港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正在扰动台湾的公众舆论。北京一直希望统一台湾。上周，习近平在会见一个台湾代表团时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作为统一台湾的 模式。但随着台湾电视重复播出抗议学生被投掷催泪瓦斯以及香港金融区被白烟笼罩的镜头，很多台湾人表现出与香港示威者团结一致的决心。
台湾淡江大学(Tamkan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黄介正(Alex Huang)表示，如果北京想在台湾人心中树立一种良好形象，周末在香港发生的一切是及其无益的。
北京似乎高度戒备，确保西藏和新疆等中国其他地区不会仿效。来自香港的消息在中国大陆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据多个跟踪互联网的组织称，照片共享应用Instagram在周一出现了运行中断。
澳门大学(University of Macau)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定定说，看到香港的事态发展，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担心出现“传染效应”，令中国其他地区心怀不满的人们受到鼓舞， 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的权利，或是这种“传染效应”会让人们认为，国家主权正在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破坏，对中共的统治构成了挑战。
陈定定说，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香港对北京挑战得越厉害，北京就越难以妥协，或者，这会引发其他团群起而效仿，而不会去想这是因为香港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
一位已经退休的官员今年早些时候说，如果香港的警力已经无法控制事态，还有驻港部队，可以动用驻港部队镇暴。经过镇暴训练的一支中国武警分遣队已经在临近香港的广东省动员起来。
不过，“天安门事件”式的反应不大可能出现，而且政府已经于周一撤出了防暴警察，这一表达诚意的举动意在平息紧张局势，此前，警方在周末使用催泪瓦斯对付抗议人群的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陈定定说，他们最不希望发生的是流血冲突。
香港的问题恰逢周三国庆节前夕。今年中国将迎来建国65周年，中国领导人通常借国庆的机会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随着周一抗议活动的升温，政府取消了原定在香港水岸进行的一年一度的烟花表演。
即便是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领导人也担心香港可能在外国的支持下充当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和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中国外交部周一谈到了这一点，警告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占中”等非法活动，不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在那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曾表示，它强烈支持香港由来已久的传统以及基本法对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的保护，比如和平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英国政府强调了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示威的权利。
有关煽动叛乱罪的话题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与香港之间的一个痛点。2003年，香港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香港时任特首的声望也一落千丈，而背后的肇因就是北京方面坚持让香港制定一项反颠覆罪的法律。
在当前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要求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Leung Chun-ying)辞职，此外他们还要求中国领导人撤销之前的选举方案，允许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北京之前确定的香港选举方案规定，只有总体上效忠于北京的选举委员会才有权提名香港特首人选。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生涯中，他曾在不同时期涉及过香港的政策。在201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数年时间里，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还曾兼任过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习近平最近一次访问香港是在200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香港律师界的不满，因为一些律师认为习近平的一些言论破坏了他们 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独立性。习近平当时呼吁香港政府内部要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并且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要相互谅解和支持。
许多分析师称，最近几天中，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没有对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支持，还表达了在考虑香港政策方面采取新办法的意愿，显示出在香港问题可能达成妥协的迹象。
例如，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上周末呼吁，“希望港澳专家加强对港澳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务实探讨、凝聚共识，把“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研究提高到新水准”。
李源潮是在会见全国港澳研究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Macao Studies)港澳会员国庆访京团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在关于此次会见的报道中，新华社还刊发了李源潮与该研究会副会长、社会学教授刘兆佳在一起照片。刘 兆佳曾对梁振英提出过公开批评。记者未能采访到全国港澳研究会和刘兆佳就此置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被问及梁振英时并没有表示对他的支持，而是表示：“中央政府充分相信并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
过去，香港的抗议者曾迫使中国领导人作出让步。
2003年香港回归六周年时，数十万人游行，抗议政府的“反颠覆法”提案，有关部门最终将这项立法束之高阁。18个月之后，香港不受民众欢迎的第一 任特首、航运大亨董建华因健康原因请辞（不过，他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中依然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并曾于上周率香港的一个工商及专业界知名人士代表团面见习近 平）。
律师兼夏威夷大学玛诺亚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教授彼得森(Carole J. Petersen)说，这的确显示出，北京能够转变在某些事情上的看法。彼得森曾在香港从事法律事务。
彼得森表示，阻止反颠覆法的行动维持了当时的现状，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抗议者希望改变选举法，也就是继续往前走，这就改变了现状；这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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