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談階級鬥爭，竟在宣示要再啟改革之際！……中共意識形態上這些年表現出的種種「精神分裂」狀態，至此升級到一新的階段。
精
神分裂，醫名Schizophrenia源自希臘，意為「心智的撕裂」，有遺傳和心理成因，常呈「幻覺、妄想和胡言亂語、有自毀和傷人，喪失社會功能的傾
向」。當下中共的某些提法和做法上嚴重的邏輯混亂、言行不一、空洞蠻橫，前所未有，讓人感到詫異、震驚的同時，不免也要為中國的未來深感憂心。如此混亂矛盾的意識形態，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混沌、社會矛盾的加深，國家方向的迷失、以及執政集團因利益、制度慣性以及思想的局限在深刻的合法性危機面前所表現出的進退失據和內心焦慮。從一側面也折映出中國正處在一個巨變的十字路口。
精神分裂的意識形態
官 方意識形態上的這種分裂，顯然不始於今日，但近來尤顯突出，其矛盾荒謬，令人瞠目。 一邊大批民主、自由，一邊卻稱其為人類共同美好的追求，要將其納入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不承認存在普世價值，卻自稱握有宇宙真理，馬克思主義可以普 世適用；否定憲政，不許講「司法獨立」，又大談憲法重要和依法治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卻不許講公民權利，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種種現實權益得不到保障， 人們卻被邀去做各種語焉不詳遙遠的美夢。要他人正視歷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卻禁提歷史上中共的錯誤，人為造成的大飢荒被輕描淡寫地說成是 「探索中的錯誤」；前腳去孔子誕辰紀念上頌讚其思想的寶貴 ，「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高調不絕於耳，後腳負責意識形態的高官就宣稱階級鬥爭依舊是國內外事務的主線。人們不免要問「以和為貴」的孔子思想與階級鬥 爭理念何者為是，要以何者為從？中國代表哪種階級？要和世界上代表什麼階級的哪個國家展開鬥爭？……
官方各種意識形態論述，常自說自話，與社會心態和期望漸行漸遠，無法給出關於中國當下和未來令人信服地的解釋與說明，幾近破產，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毛鄧江胡的大雜燴
對中國這樣一個未完全脫離極權體制巢臼的後極權體制來講，最高權力領袖同時須扮演真理的詮釋者、精神導師的雙重角色。其地位的穩固、合法性多寡強弱也與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息息相關。從毛到鄧至習，這種雙重絕對領袖角色的趨勢逐步弱化，但依舊是政治現實。維護體制穩定的需要，決定了每個新領導人表面上都會承續上任理論上 的「偉大創建」，「重大發展」；但鞏固個人權力的邏輯又決定，每個人都會淡化前任的提法，凸顯自家思想的重要。其結果必然是造成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淤積， 各種說辭相互抵消，衝突，從內部不斷瓦解著官方宣傳的效果和主政者話語的權威性。看看現行憲法和中共黨章以及官方各種標凖的意識形態宣示，我們就可以明 白，那是一種大雜燴，混雜著各種語義含混、彼此矛盾、具不同時代背景的政治術語、理論成分。
這種大雜燴的形成，起於鄧。以「完整凖確領會毛 澤東思想」口號起家的鄧小平，事實上卻是以一種工具主義的方式取用毛的思想，去除毛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烏托邦理想、平均主義等帶來巨大災難 的理念，代之以經濟至上、市場原則、改革開放等實用主義和局部自由化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為中國的發展歷史性地起到過重要作用。 不過這種大雜燴也有一共同的內核：一黨專政。它是許多論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鄧式的實用主義意識形態闡述是在傳統馬列毛框架內「托古改制」 地展開的，其賦予改革開放的解釋空間有其限度。當社會發生深刻的分化，鄧式改革模式內積聚的矛盾和發展出的新生力量衝擊著現有格局，召喚新的解釋框架和制 度配置，鄧式意識形態的衰頹受到質疑就成必然。而公民主體意識和批判意識的覺醒，權威意識的弱化，也讓任何想以一種統一的思想整合社會意識的做法注定成為 徒勞。說到底，中共意識形態的危機是由此而成。
習面對的意識形態困境
江、胡時期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在鄧的框架內做大小不等的調整。待習上位，客觀形勢上的嚴峻和個人主觀的期許，都讓其不能再安於這種做法。中共體制不成文規矩，作為王儲時，不可有自己的班底，更須深藏自己的意圖，上位初始，地位不穩，也不可輕易展示自己執政理念。但習一上任，便做出許多宣示，顯示出其不同前任的強勢風格和確定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緊迫感。「習近平談治國理念」打破常規地提前出版，可謂這方面又一舉措。
無 論中共宣傳部門如何吹捧，習的經歷顯示，他不是那種思想型的領袖，長項可能在強勢操作；其思想底色所受其成長時代的影響，也愈見明顯。此外，一些跡象也表 明，其文膽智囊們似乎也缺乏足夠的理論素養和對中國、世界的現況和大勢明晰的認識。許多官方論述的出台給人以倉促粗糙，雜亂無章，隨意而為的印象，這一切 都不可能不加重中共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
無論是從寄望明君的慣性還是出於希望轉型少受周折的良善願望，許多人對習寄予很大的期望，甚至願意 去為他的言行做各種辯解。而習的某些改革言論和反腐親民上的作為，也讓持這種期望者感到欣慰。但不能否認，不管是出於政治需要還是其本意，習的一些列講 話，都為當下這種左傾回流、階級鬥爭論調的出台做了鋪墊。
「男兒論」，九號文件，批普世價值與憲政，走群眾路線，兩個三十年不能否認，到最 近黨校副校長何毅亭有關要與「歪理邪說」進行鬥爭乃至王院長這番有關階級鬥爭宏論的出籠，意識形態領域一系列的變化都是有脈可尋，既是中共內部政治鬥爭、 權威喪失的表現，也與習表現出的打通毛鄧、毛鄧兼用、毛鄧互補的企圖有關。
但顯然，正如我們已看到和將會看到的，這種企圖不僅無助於緩解中共意識形態上的困境，而反過來會加劇這方面的問題。因為，毛鄧意識形態指向不一，也都再具有解釋二十一世紀中國和世界的張力；文革和改革不可兼容。解決這種困境的途徑只能在超越造成這種困境的制度和思想框架。
意識形態的更新
當局或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用些毛鄧語言、思路，混加些傳統要素而形成一種具民粹、民族主義特徵的意識形態，這是過去世界範圍內現代化進程中發生危機時屢見的現象，法西斯主義可謂一前例，結果終將是巨大的災難。一種是堅定地向憲政、自由、民主、法治靠近，再造權力合法性，從以 國家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闡述轉到以公民、公民的權利為核心來更新、重構意識形態。形成一種公民的權利受到保障、不同的利益和理念能動態地得以平衡和包容、各 群體能共同生活、權力得到有效約束的開放的制度和價值規範。
中國在選擇的十字路口。從這個角度看，階級鬥爭論再現也是有其邏輯：那是一種為 用舊的專政手段壓制不同的意見和矛盾、對外敵視所做的輿論試探。因此，社會須以最強烈的輿論反擊讓主張者明瞭社會對這種倒行逆施的憤怒和反抗，逼其改弦更 張。正如醫學所揭示那樣，精神分裂會導致某種暴力傾向；中共意識形態上的精神分裂如不能很好解決，其執政的暴力傾向就很可能會加強。
有人認為中共沒有向一種多元的意識形態轉移的思想資源，其實這也不見得：只要回歸四九年前中共許多有關憲政、自由和民主的論述、兌現歷史的承諾就可以了。問題是在要不要，想不想。
一段時期的左右遊戲，人們或可理解寬諒，但不可能永久地在含糊不清中等待，經濟社會形勢也無法持續為各種有關中國走向的含混不清的信息買單。中國到了要對未來給予一個明確說明的時候了。
（責編：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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