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發生得太快，打亂了所有嚴密佈局的計劃，無論是起事者的，還是管治者的。而一切又發生得太自然，像一場壓抑已久的高燒，淋漓盡致。
香港人大概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去佔領全城的馬路。爭取民主普選是一場長達30年的談判，而如果爭取失敗，則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抗命行動──這大概才是香港人做事的方式──在9月28日之前，他們自己也這麼認為。
「佔領中環」運動醞釀了整整20個月。從去年一月，法學教授戴耀廷在報紙上提出構想開始，歷經輿
論預熱、民主商討、公民投票，先禮後兵，直到全國人大真的否決了香港真普選的希望，才啟動行動，預備要「佔領中環」。如果行動按原計劃進行，這恐怕會是世
界歷史上姿態最卑微的「公民抗命」：我們講盡道理，不得不「抗命」，「抗命」的方式，不是最初構想的「癱瘓金融中心」，而是選擇在節假日，以對公共秩序影
響最小為前提，坐在馬路中間（這條馬路節假日會被批準為行人專用區），等待被捕，用自我犧牲，結束整場運動。
「佔中」核心團隊的成員曾私下告訴我，在人大決議給香港普選「落閘」之後，他們原本對行動本身已
經非常悲觀。「香港人太現實」，他說：「知道沒用的事情不會去做」。「佔中」內部，對願意走出來、坐在馬路中間「自我犧牲」的人數預期是5000人，佔領
時間是最多兩天。這是一個悲觀的預期，形勢逼他們只敢做最壞的打算──他們把行動日定在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因為中國領導人不願意在喜慶
節日生血光之災，便可能避免殘酷鎮壓。
誰也沒想到在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全港學生大罷課之後，形勢突變。
9月26日晚上10點30分，在結束了一個星期的罷課之後，連日集會的學生、市民正待散去，學民
思潮召集人、17歲的黃之鋒在短暫宣告後，突然帶頭翻越圍欄，衝入「公民廣場」──這一塊政府總部門前空地，是規劃的公眾集會用地，曾在2012年反國教
運動中成為最主要的抗議地標，並因此得名「公民廣場」，而在2014年7月17日，接近人大表決香港普選方案的日期，港府突然封閉這塊用地，直至8月底再
度開放時，四周已經滿滿修建起兩米高的鋼鐵圍欄，實質性破壞了這塊一千平米空地的集會效應。那一天晚上，在「重奪公民廣場」的口號帶領下，學民思潮的黃之
鋒、學聯的秘書長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等100多名學生，不顧一切衝了進去。黃之鋒很快被警察按倒在地，用胡椒噴霧制服，並直接拘捕，其他百餘名學生則
由趕來增援的警察團團圍住，困在「公民廣場」之中。正在散去的人群洶湧起來，聚集在公民廣場的鐵欄杆外不肯離去，並有更多人趕來聲援，人們整晚高喊口號：
「釋放學生！」「學生無罪！」「警察可恥！」
這一夜，因為一個試圖進入常規集會空間而被阻止的舉動，引發了形勢第一次的根本轉變：你不許我進入公民廣場，我就去外面開拓新的廣場。
9月26日，據學聯的估計，有數千名市民在政府總部四周的區域通宵留守。這片不規則的區域包括了
政總建築物旁側的一條馬路，一個圓形交通路島，和立法會後門旁的一小片空地，留守的人們開始把這里叫做「自由廣場」。這一個夜晚，集會者第一次見識了胡椒
噴霧──警方6度施放胡椒噴霧試圖驅散集會，並曾動用警棍，並無防備的學生則撐開雨傘抵擋胡椒噴霧，並搬動鐵馬在「廣場」的各個入口設置路障，抵擋警方清
場。附近天橋上圍觀的支持者也撐開雨傘擲下，讓它們飄落到集會者手中，在整晚緊張對峙的氣氛中，定格了頗為浪漫的畫面。
他們終沒有能夠阻擋警方。周永康、岑敖暉等闖入公民廣場的學生在9月27日一早的清場行動中被帶
走。而集會者亦因此決定，死守這裡不走，直到警方釋放所有學生為止。「佔領中環」運動的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許多重要人士很快趕來到
現場聲援留守學生，到了夜晚，在新的「自由廣場」──恐怕是世界上地形最複雜、最不規則的廣場──聚集起將近五萬人。
學生們在馬路上、天橋上、草地上、以及四周的工地上或坐或躺，並成立物資站、急救站，接納市民源源不斷送來的食物、水與抵擋胡椒噴霧的雨傘、口罩。他們還搭起了帳篷廁所，不過因為多數人覺得不夠衛生，立法會外的公共廁所仍然排起長長的隊伍。
9月28日凌晨1點40分，經過佔中與學聯的共同商討，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宣佈，佔中放棄原定的計
劃，決定即時、就地啟動。僅僅十幾個小時以前，他還聲明不會提前開始佔中，也沒有計劃把佔中地點轉移到政府總部。但造勢不如就勢，這十幾個小時裡，現場人
群的生動能量顯然改變了他們的決定。
這個決定令不少支持佔中的市民叫好，卻也引起現場學生的爭議。許多學生在凌晨兩點左右離場，他們說自己是來支持學生運動，呼籲釋放被拘捕的學生，卻沒有打算要「佔領中環」。但留下來守夜的年輕人，仍然接近萬人。
彷彿對這一變化措手不及，儘管留守者進入高度警惕的防備狀態，但這一個夜晚，警方沒有任何行動。
守了一夜的學生在白天疲乏離去。在「自由廣場」人數最少的時候，9月28日下午1點30分，警方宣佈，開始清場。他們實施人群管制，封鎖政府總部附近示威
區的所有入口，只準出不準入，並稱「任何公眾人士強行進入將被檢控，場內人士將被拘捕」。學聯及佔中則立刻通過網絡告急，呼籲市民前來支援，一起守住這
裡。
誰也沒想到，短短兩個小時之內，四面八方趕來的群眾就聚集在進入政總示威區的各個通道上，不但對警方封鎖線形成了反包圍之勢，更隨著聚集人數越來越多，由於無法進入政總示威區，反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交通干道上。人們乾脆坐下，就地在馬路集會。
9月26日，從「公民廣場」的封閉演變為開拓「自由廣場」，是抗爭的第一次空間轉化。9月28日，從「自由廣場」的封閉演變為佔領馬路則是第二次，這一次，也徹底地轉變了抗爭的性質。
到下午4點半，人們已經完全佔領了金鐘的車行主干道，並向東蔓延到灣仔，向西蔓延到中環。寬闊的
車行路和起伏的高架橋上坐滿了人。天橋上也擠滿了人。被封閉在「自由廣場」內的學聯同學們看到手機里轉播的場外畫面，泣不成聲。佔中三子也激動不已，這是
近兩年來承受著巨大壓力的他們，不敢想像的畫面──戴耀廷當初在報紙上大膽構想，也只說「一萬人佔領中環」而已。
不過，作為行動最初的召集與組織者，他們還來不及對隔離在外的數萬群眾（不斷增加中）做出呼應，警方的行動就已經令事態再次急轉。
根據梁振英下午3點半記者會上的表態，警方會「果斷依法適當」對付「佔中」。當晚6點開始，警方
突然對和平示威人群使用催淚彈，據後來警方公佈的數字，在9月28日夜晚到9月29日凌晨，香港警方共在9個地點，發出了87枚催淚彈。這是自1967年
左派暴動以來，警察第一次對香港市民使用催淚彈（2005年WTO在香港召開會議期間，警方曾對南韓示威者使用過催淚彈）。
所有人都震驚了。當天下午有家長帶著孩童來參加集會，沒有人想到兩三個小時的集會就會引來催淚
彈。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催淚彈並沒有驅散人群。被激怒的集會者回到原地坐下，有更多的人被電視直播畫面或者網絡圖片震驚，決定出門前來聲援，從6點警方拋
出第一枚催淚彈開始，從中環到灣仔馬路上的人群不減反增，晚上更增加到是十數萬人，更蔓延到九龍的旺角地區。
晚上10點20分，學聯突然發佈聲明，稱從多個渠道獲得消息指警方已經以橡膠子彈驅散示威者，呼籲示威者全面撤離，「保留實力，擇日再會」，佔中也
即做出相似表態，「一旦開槍或啟動音波炮，呼籲市民全面撤離」。然而，仍然有大批市民選擇在馬路上徹夜留守。一直到9月29日白天，人群依然沒有散去，反
而越聚越多，在港島從中環一直鋪到銅鑼灣，在九龍也從旺角蔓延至尖沙咀。催淚彈變成一個有形而具體的「鎮壓標誌」，不僅激化了局勢，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來坐在馬路上，也實際上加劇了運動性質的轉化：這已經不是由幾個領 袖人物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也不只是學聯或者學民思潮發起的學生運動，而成了一場因為「敵人」團結起來的，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運動。
這個「敵人」，表面上是催淚彈，實際上是抗爭者賦予它的政治含義──一個作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對香港過半數市民民主訴求的不承擔，甚至協同 打壓。這個時候，是否要遵循「佔領中環」的理念和議程已經不重要了，每一個坐在馬路上的人，都帶著自己個體的憤怒和訴求，他們的最大公約數，恐怕只有那個 人大已經明確否決了的真普選。
被困在「自由廣場」之內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為主台的意義。9月28日，佔中三子、民主派大佬、學生領袖都坐在主台上，沒有警察去拘捕他們，催淚彈 都瞄準了馬路上的群眾。9月29日，警察撤防，也沒有群眾再進入「自由廣場」。3公里長的馬路已經成了新的「廣場」，而且無邊無際，無人可以真正代表。
在這條馬路上走一遍，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那種井然有序、令人驚嘆的自組織，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浪漫的歌聲和字條，周圍店鋪的友好，深夜裡 和警察一起清掃垃圾的年輕學生。還有一邊施放催淚彈，一邊全副武裝向前推進的警察，扶起在煙霧中摔倒在地的市民，送到安全區。你知道這是不管多麼憤怒，都 沒有改變的香港，良好的公民社會根基，讓自主和自律在絕大多數公民身上完美統一。
但你也知道，在對面的陰影裡，還有一種力量，也不會改變。一旦「廣場」無邊無際，無人代言，無法收場，這也是真正的危險臨近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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