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迷茫中的民主幻景
1984年，在一批香港大学生的推动下，“民主回归论”成为当时香港围绕前途问题讨论中的主旋律，扭转了香港当时面对主权回归北京深感迷茫的民心所向。
中英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82年9月。应该说当时香港主流民意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统治。根据同年3月香港革新会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港人希望继续由英国管治，同年7月《星岛日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民意取向：近76%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
香港大学生积极参与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1984年1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在主权回归后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物，“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手掌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要求。
同年5月，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复函香港学生，表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政府总理的民主承诺使得“民主回归论”在香港社会围绕前途问题的辩论中如虎添翼，让迷茫中的港人看到了一幅能够在两制的框架下面对共产党政权维 护已有的自由的远景，当时陷入僵持的中英谈判由此出现转机。曾倾向支持民主回归的香港学联开始走上争取民主化的路程。但这些年轻人远不曾料到此后的30年 间，争取民主的努力会让他们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解读渐行渐远。
港英政府主导下的民主体制初建
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让过渡期的香港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而这场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也让面对1997疑虑未消的港人意识到了争取民主道路之艰辛。
1989年5月21日，港人发起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在北京集会示威的学生，抗议中国政府于5月20日颁发的戒严令。香港支联会宣告成立。5月28 日，全球华人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大游行，150万港人走上街头。“六•四”发生后，香港更成为救援遭政府通缉追捕的学生领袖的核心环节。在此后的25年 间，香港也是中国治权下，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场所。八九学运的民主热情一度消融了尚未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但六四惨案的震撼也让港人 明白，同根同源的文化无法淹没价值认同的差异。
1990年4月4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宪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颁布，在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同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还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脱离英国统治，成为中国管治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产生的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团推选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如果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原本并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机制的话，港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与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公民权利却是事实。而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也开始在香港的民主机制建设。
1982年，港英政府正式在首届香港区议会选举中践行代议政制；1985年9月起，立法局开始实行间接选举。1991年，立法局开始增设地区直接选举的议席。1995年也就是香港主权回归前的最后一次立法局选举，有20个地区直选议席，是最多的一届。
这些在港英政府末年推出的政制改革措施虽然十分有限，但毕竟开启了民主体制建设的步伐。
公民社会成长 在“一国”与“两制”间寻找平衡
伴随着主权正式回归中国，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主力，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全民普选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进程中矛盾日显尖锐。
2003年，中央政府试图推动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文立法，引发港人自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意味着将叛国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引入香港，尚未忘记“六•四”惨案的震撼的港人意识到了其自身民主前景的 脆弱。自2002年年底起，香港就发生万人集会，反对就23条立法。民间抗议在2003年7月1日汇聚成50万人大游行，最终迫使董建华政府于同年9月， 宣布暂时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修例草案”。但港大民调显示，港人各项信任及信心指数开始全面下跌。
自2003年以后，每年的7月1日，也就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中国的纪念日，成为港人表达民主诉求的大型集会的日子，争取实现普选是核心议题。
2004年7月1日，几十万市民会师铜锣湾维园，参加主题为「争取07、08普选」的游行活动，希望在2007年实现普选特首、在2008年实现立法会全面直选。活动主办方与警方对游行人数的估算出入甚大，主办方称有游行人数超过了50万，警方则说只有20万人。
2005年，港人争取200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努力首遇失败。
当年，围绕2007年特首选举办法以及2008立法会成员选举办法的香港政改议题提上日程。港人在以「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为主题的七 一大游行之后，又在泛民主派团体的推动下，于同年12月4日参加争普选大游行，组织者称有25万人参加活动，但警方数字则只有6万3千人。
几天后，香港立法会于12月21日恢复围绕政改方案的讨论，但无论是特首选举办法修订案，还是2008立法会产生办法决议案，虽有多数议员支持，都因为无法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未能通过。
次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以特区政府的议案未能在立法会通过为由，宣布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将不作修改，继续沿用现行的办法。港人的普选梦想被迫搁置。
泛民主派开始将普选目标对准2012年。
其间，泛民主派政党虽然在立法会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中享有优势，但却在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占一半的选举制度下，始终无法在立法会拥有多数议席。
2006年12月10日，114名泛民主派人士当选选举委员会成员。
2007年3月25日，香港首次举行有泛民主派候选人参加的特首选举。公民党人士梁家杰以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口号参加竞选，与谋求连任的卸任特首曾荫权共同面对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他最终以123票大败于曾荫权的649票。
泛民主派没有放弃，于2007年10月7日，在香港发起2007年撑伞撑2012普选大游行，向政府表达争取2012双普选的决心。
2007年，港人争取2012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希望再次落空。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香港政制改革的草案，否决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实现全面普选的可能，但承诺2017年特首可以以普选产生。
2008年1月13日，香港泛民主派团体发起争取2012双普选大游行，主题为争取2012双普选，不要2017假民主。主办方称有两万多人参加，但警方称只有6千余人。
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失去了耐心。
2010年1月，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请辞，迫使政府组织补选，希望由此调动民意，关心香港政治前景。这次尝试被北京批为变相公投。这就是所谓的“五区公投”。但民主派议员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5月16日的补选投票只有17.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lien）
2010年6月，在部分民主派议员的支持下，立法会投票通过了《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围绕这项方案的讨论更深化了泛民主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少人对中央政府是否会在2017年兑现普选承诺、尤其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表示怀疑。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泛民主派在分区直选中的得票率只有56.3%，显然没有守住自回归以来泛民阵营六成得票率的「六四黄 金定律」。（「泛民主派」对「亲中派」的得票率大致维持六成与四成的比率，俗称「六四黄金定律」，）不过，泛民主派取得27席，保住了议会内关键少数的地 位。
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全民普选前最后一次小圈子选举，也是自1997年以来，特首选举候选人最多的一次，除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代表泛民阵营竞选外，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出现两位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显示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特首选举的策略遇到困难。
竞选期间，卸任特首曾荫权及两位建制派候选人丑闻不断，更刺激了港人对小圈子选举的不满和争全民普选的热情。
3月23日至24日，也就是800人的选举委员会推选新一届特首的前两天，香港大学举办全民普选特首的民间活动，邀请市民参与投票，挑战小圈子选 举。全民投票活动虽然因为遭遇黑客袭击而网络投票受阻，但两天之内，22万市民参加了活动，远超出了主办方此前预期的5万人。不过，54.6%的选票为白 票，显示多数市民对三名候选人均不满意。
3月25日，梁振英击败对手唐英年和泛民主派候选人何俊仁，当选第四届特区行政长官。
2012年也是香港民间社会大规模动员，反“洗脑教育”的一年。
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府自2011年底就开始酝酿在中小学校推行新版国民教育课程，但其隐恶扬善的特点引发香港民间团体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洗脑教 育”。稍后，又有传媒披露由香港教育局赞助、国民教育中心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香港社会要求撤回相关课程的呼声更加高涨。
2012年7月29日，九万老少香港人响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游行号召，要求撤回相关课程。但警方统计称最高峰时只有三万余人参与游行。如果说七•一大游行通常都是由泛民主派政党推动的话，反国教运动则因为涉及下一代的教育而动员了整个社会，年轻一代更是活跃在前。
8月30日，新成立的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一连三日发起「占领政府总部行动」，向政府施压。面对政府的强硬立场，3名中学生8月31日宣布将绝食三日，以示抗争。
9月8日，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港府门前彻夜集会，坚决要求政府重回国民教育课。
9月11日，香港学联启动罢课行动，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也宣布随后将加入罢课队伍。
10月8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教育局今后也不再以此作为视学依据。此前连番启动的集会、绝食、罢课等民间抗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和平占中与公民抗命
从2003年的反国安立法游行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香港人意识到了“一国”对“两制”的压力，而中央虽然许诺了在2017年实现特首全民普 选，但对具体如何操作迟迟不肯明确表态。经历了2005年和2007年两次争普选失败之后，港人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实质难释疑虑，这种焦虑随港府的政 改咨询达到顶峰。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倡议应运而生。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庭在《信报》发表文章：“公民抗命地最大杀伤力武器”，首次具体提出了“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要“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佔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篇文章立即在面对翘首盼望多年普选能否到来忐忑不安的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两个月后，戴耀庭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牧师朱耀明3月27日联合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为“占领中环”运动制定出具体的框架，明确行动将以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4个步骤，以期达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之目的。和平占中行动至此正式启动，在此后数月里，成为民间社会普选诉求的凝聚点。
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和平占中运动先后就政改议题组织三次大型商讨日活动，向市民介绍和平占中运动的核心理念，邀请市民及各方政治及社会团体就特首普选提出自己的方案，以及对如何达到普选目标的设想。
2013年12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针对2017年特首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普选议题，启动为期5个月的首轮政改咨询。
2014年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各方力量围绕普选议题全面动员的一年，也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紧张关系急剧升温的一年。
2014年元旦，“占领中环”运动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举行公投，6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投票。虽然参与人数低于组织者的 预期，但94%的投票人都支持2017年的特首普选提名程序包含“公民提名”，88%的人认为目前的提名委员会应当提升代表性。
占中运动组织公民投票的当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真普选联盟以及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合发起元旦大游行，学民思潮等其他社团也都参加活动，要求民意低下的特首梁振英下台，呼吁落实真普选。警方称有6千人参加游行活动。
5月3日，港府政改咨询结束。
5月6日，和平占中运动组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将征集到的15个民间特首选举方案在提交市民表决。结果显示，得市民支持最多的三个方案的一个最大共同点是“公民提名”，也就是普通公民有权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参加特首竞选，这显示众多港人已经不想再继续小圈子选举的模式。
这三个方案应当于计划6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占领中环行动民间公投中，交由市民表决。不过，自占领中环运动提出以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的多项 调查均显示，大部分港人并不赞成将“占领中环”付诸行动。“占中三子”对即将到来的6-22民间全民公投也显现出信心不足。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 他们的预料。
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两万三千字的文件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白皮书立即在香港各界引发强烈反弹，泛民主派阵营更是认为中央政府违背承诺，重新定义“一国两制”，泛民主派团体和法律界人士轮番集会表达抗议。
6月14日，面对北京方面毫不掩饰的种种施压动作，千余名来自香港不同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的人士发起“毅行争普选”行动，决心连续7日，走遍香港，呼吁港人踊跃参加6-22公投。82岁高龄的香港荣休大主教陈日君身体力行，参加“毅行”。
6月20日，和平占中运动启动民间公投网上投票，一方面邀请选民就此前商讨日选出的三个特首普选民间方案表态，另一方面征询市民是否赞成，在政府正式提出的普选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况下，支持立法会予以否决。
由于网站在投票开始起遭遇大规模黑客袭击以致瘫痪，投票时间因此延长至6月29日。但首日活动就已经有超过40万港人参加，远超过了“占中三子”此前的10万人预期。截至6月29日活动结束时，共有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
10天之内，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支持无事先筛选的特首普选。
7月1日，51万香港市民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传统的七•一大游行。这次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
当晚，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预演占中行动，千余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静坐。警方于7月2日凌晨强力清场，拘捕511人，年龄最小只有14岁，但在2日晚上被拘捕人员统统获释。
与此同时，亲北京团体活动也加紧活动。香港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
7月3日，一些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及团体宣布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呼吁全港市民支持和平，支持现行的普选方案、反对占领中环行动及其可能会引起的暴力事件，于7月19日，发起「保和平，保普选，反暴力，反占中」街头签名行动。
根据该联盟8月17日公布的数字，一个月之内，签名人数超过150万。
8月17日，反占中大联盟发起大型集会活动，组织者事后声称有19万人参加，但这一数字遭到香港多家媒体的质疑。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审议通过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不仅维持仅有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获得该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方可获得候选资 格，而且将候选人数限制在2至3人，并说明倘若该方案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延续2012年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等于关上了 港人争取无筛选的真普选的大门。
消息传出后，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当晚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
当晚，名为《公民发声集会》在香港金鐘政府总部附近的添马公园举行，占中发起人戴耀庭面对占中支持者说：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他宣布自当日起，香港进入公民抗命时代。
原本想以公民抗命逼迫北京政府倾听港人民意的和平占中运动已是势在必行。
不过，率先践行公民抗命行动的是香港年轻人。
9月22日，香港学联按计划启动罢课行动，全港一万三千多学生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
9月26日，在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推动下，上千中学生加入了罢课抗争队伍。当晚，示威学生闯入政府总部门前的公民广场静坐。
9月27日凌晨，警方强力清场，行动之暴力为香港少见。这种场景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市民次日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
9月28日凌晨，“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开始的和平占中行动。
公民抗命将香港老少两代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一起。30年前，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启动时，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庭和陈健民都是当年学联的成 员；30年后，年轻一代表现出比他们的长辈更坚定的决心，并先于他们，率先拉开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决心夺回上一代人30年的努力未能实现的梦想。无论这场 “一国”与“两制”的博弈如何收场，它都将是香港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1984年，在一批香港大学生的推动下，“民主回归论”成为当时香港围绕前途问题讨论中的主旋律，扭转了香港当时面对主权回归北京深感迷茫的民心所向。
中英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82年9月。应该说当时香港主流民意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统治。根据同年3月香港革新会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港人希望继续由英国管治，同年7月《星岛日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民意取向：近76%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
香港大学生积极参与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1984年1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在主权回归后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物，“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手掌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要求。
同年5月，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复函香港学生，表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政府总理的民主承诺使得“民主回归论”在香港社会围绕前途问题的辩论中如虎添翼，让迷茫中的港人看到了一幅能够在两制的框架下面对共产党政权维 护已有的自由的远景，当时陷入僵持的中英谈判由此出现转机。曾倾向支持民主回归的香港学联开始走上争取民主化的路程。但这些年轻人远不曾料到此后的30年 间，争取民主的努力会让他们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解读渐行渐远。
港英政府主导下的民主体制初建
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让过渡期的香港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而这场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也让面对1997疑虑未消的港人意识到了争取民主道路之艰辛。
1989年5月21日，港人发起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在北京集会示威的学生，抗议中国政府于5月20日颁发的戒严令。香港支联会宣告成立。5月28 日，全球华人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大游行，150万港人走上街头。“六•四”发生后，香港更成为救援遭政府通缉追捕的学生领袖的核心环节。在此后的25年 间，香港也是中国治权下，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场所。八九学运的民主热情一度消融了尚未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但六四惨案的震撼也让港人 明白，同根同源的文化无法淹没价值认同的差异。
1990年4月4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宪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颁布，在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同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还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脱离英国统治，成为中国管治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产生的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团推选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如果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原本并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机制的话，港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与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公民权利却是事实。而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也开始在香港的民主机制建设。
1982年，港英政府正式在首届香港区议会选举中践行代议政制；1985年9月起，立法局开始实行间接选举。1991年，立法局开始增设地区直接选举的议席。1995年也就是香港主权回归前的最后一次立法局选举，有20个地区直选议席，是最多的一届。
这些在港英政府末年推出的政制改革措施虽然十分有限，但毕竟开启了民主体制建设的步伐。
公民社会成长 在“一国”与“两制”间寻找平衡
伴随着主权正式回归中国，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主力，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全民普选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进程中矛盾日显尖锐。
2003年，中央政府试图推动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文立法，引发港人自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意味着将叛国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引入香港，尚未忘记“六•四”惨案的震撼的港人意识到了其自身民主前景的 脆弱。自2002年年底起，香港就发生万人集会，反对就23条立法。民间抗议在2003年7月1日汇聚成50万人大游行，最终迫使董建华政府于同年9月， 宣布暂时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修例草案”。但港大民调显示，港人各项信任及信心指数开始全面下跌。
自2003年以后，每年的7月1日，也就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中国的纪念日，成为港人表达民主诉求的大型集会的日子，争取实现普选是核心议题。
2004年7月1日，几十万市民会师铜锣湾维园，参加主题为「争取07、08普选」的游行活动，希望在2007年实现普选特首、在2008年实现立法会全面直选。活动主办方与警方对游行人数的估算出入甚大，主办方称有游行人数超过了50万，警方则说只有20万人。
2005年，港人争取200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努力首遇失败。
当年，围绕2007年特首选举办法以及2008立法会成员选举办法的香港政改议题提上日程。港人在以「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为主题的七 一大游行之后，又在泛民主派团体的推动下，于同年12月4日参加争普选大游行，组织者称有25万人参加活动，但警方数字则只有6万3千人。
几天后，香港立法会于12月21日恢复围绕政改方案的讨论，但无论是特首选举办法修订案，还是2008立法会产生办法决议案，虽有多数议员支持，都因为无法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未能通过。
次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以特区政府的议案未能在立法会通过为由，宣布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将不作修改，继续沿用现行的办法。港人的普选梦想被迫搁置。
泛民主派开始将普选目标对准2012年。
其间，泛民主派政党虽然在立法会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中享有优势，但却在地方分区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占一半的选举制度下，始终无法在立法会拥有多数议席。
2006年12月10日，114名泛民主派人士当选选举委员会成员。
2007年3月25日，香港首次举行有泛民主派候选人参加的特首选举。公民党人士梁家杰以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口号参加竞选，与谋求连任的卸任特首曾荫权共同面对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他最终以123票大败于曾荫权的649票。
泛民主派没有放弃，于2007年10月7日，在香港发起2007年撑伞撑2012普选大游行，向政府表达争取2012双普选的决心。
2007年，港人争取2012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希望再次落空。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香港政制改革的草案，否决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实现全面普选的可能，但承诺2017年特首可以以普选产生。
2008年1月13日，香港泛民主派团体发起争取2012双普选大游行，主题为争取2012双普选，不要2017假民主。主办方称有两万多人参加，但警方称只有6千余人。
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失去了耐心。
2010年1月，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请辞，迫使政府组织补选，希望由此调动民意，关心香港政治前景。这次尝试被北京批为变相公投。这就是所谓的“五区公投”。但民主派议员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5月16日的补选投票只有17.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lien）
2010年6月，在部分民主派议员的支持下，立法会投票通过了《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围绕这项方案的讨论更深化了泛民主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少人对中央政府是否会在2017年兑现普选承诺、尤其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表示怀疑。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泛民主派在分区直选中的得票率只有56.3%，显然没有守住自回归以来泛民阵营六成得票率的「六四黄 金定律」。（「泛民主派」对「亲中派」的得票率大致维持六成与四成的比率，俗称「六四黄金定律」，）不过，泛民主派取得27席，保住了议会内关键少数的地 位。
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全民普选前最后一次小圈子选举，也是自1997年以来，特首选举候选人最多的一次，除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代表泛民阵营竞选外，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出现两位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显示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特首选举的策略遇到困难。
竞选期间，卸任特首曾荫权及两位建制派候选人丑闻不断，更刺激了港人对小圈子选举的不满和争全民普选的热情。
3月23日至24日，也就是800人的选举委员会推选新一届特首的前两天，香港大学举办全民普选特首的民间活动，邀请市民参与投票，挑战小圈子选 举。全民投票活动虽然因为遭遇黑客袭击而网络投票受阻，但两天之内，22万市民参加了活动，远超出了主办方此前预期的5万人。不过，54.6%的选票为白 票，显示多数市民对三名候选人均不满意。
3月25日，梁振英击败对手唐英年和泛民主派候选人何俊仁，当选第四届特区行政长官。
2012年也是香港民间社会大规模动员，反“洗脑教育”的一年。
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府自2011年底就开始酝酿在中小学校推行新版国民教育课程，但其隐恶扬善的特点引发香港民间团体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洗脑教 育”。稍后，又有传媒披露由香港教育局赞助、国民教育中心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香港社会要求撤回相关课程的呼声更加高涨。
2012年7月29日，九万老少香港人响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游行号召，要求撤回相关课程。但警方统计称最高峰时只有三万余人参与游行。如果说七•一大游行通常都是由泛民主派政党推动的话，反国教运动则因为涉及下一代的教育而动员了整个社会，年轻一代更是活跃在前。
8月30日，新成立的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一连三日发起「占领政府总部行动」，向政府施压。面对政府的强硬立场，3名中学生8月31日宣布将绝食三日，以示抗争。
9月8日，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港府门前彻夜集会，坚决要求政府重回国民教育课。
9月11日，香港学联启动罢课行动，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也宣布随后将加入罢课队伍。
10月8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教育局今后也不再以此作为视学依据。此前连番启动的集会、绝食、罢课等民间抗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和平占中与公民抗命
从2003年的反国安立法游行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香港人意识到了“一国”对“两制”的压力，而中央虽然许诺了在2017年实现特首全民普 选，但对具体如何操作迟迟不肯明确表态。经历了2005年和2007年两次争普选失败之后，港人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实质难释疑虑，这种焦虑随港府的政 改咨询达到顶峰。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倡议应运而生。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庭在《信报》发表文章：“公民抗命地最大杀伤力武器”，首次具体提出了“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要“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佔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篇文章立即在面对翘首盼望多年普选能否到来忐忑不安的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两个月后，戴耀庭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牧师朱耀明3月27日联合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为“占领中环”运动制定出具体的框架，明确行动将以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4个步骤，以期达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之目的。和平占中行动至此正式启动，在此后数月里，成为民间社会普选诉求的凝聚点。
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和平占中运动先后就政改议题组织三次大型商讨日活动，向市民介绍和平占中运动的核心理念，邀请市民及各方政治及社会团体就特首普选提出自己的方案，以及对如何达到普选目标的设想。
2013年12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针对2017年特首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普选议题，启动为期5个月的首轮政改咨询。
2014年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各方力量围绕普选议题全面动员的一年，也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紧张关系急剧升温的一年。
2014年元旦，“占领中环”运动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举行公投，6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投票。虽然参与人数低于组织者的 预期，但94%的投票人都支持2017年的特首普选提名程序包含“公民提名”，88%的人认为目前的提名委员会应当提升代表性。
占中运动组织公民投票的当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真普选联盟以及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合发起元旦大游行，学民思潮等其他社团也都参加活动，要求民意低下的特首梁振英下台，呼吁落实真普选。警方称有6千人参加游行活动。
5月3日，港府政改咨询结束。
5月6日，和平占中运动组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将征集到的15个民间特首选举方案在提交市民表决。结果显示，得市民支持最多的三个方案的一个最大共同点是“公民提名”，也就是普通公民有权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参加特首竞选，这显示众多港人已经不想再继续小圈子选举的模式。
这三个方案应当于计划6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占领中环行动民间公投中，交由市民表决。不过，自占领中环运动提出以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的多项 调查均显示，大部分港人并不赞成将“占领中环”付诸行动。“占中三子”对即将到来的6-22民间全民公投也显现出信心不足。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 他们的预料。
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两万三千字的文件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白皮书立即在香港各界引发强烈反弹，泛民主派阵营更是认为中央政府违背承诺，重新定义“一国两制”，泛民主派团体和法律界人士轮番集会表达抗议。
6月14日，面对北京方面毫不掩饰的种种施压动作，千余名来自香港不同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的人士发起“毅行争普选”行动，决心连续7日，走遍香港，呼吁港人踊跃参加6-22公投。82岁高龄的香港荣休大主教陈日君身体力行，参加“毅行”。
6月20日，和平占中运动启动民间公投网上投票，一方面邀请选民就此前商讨日选出的三个特首普选民间方案表态，另一方面征询市民是否赞成，在政府正式提出的普选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况下，支持立法会予以否决。
由于网站在投票开始起遭遇大规模黑客袭击以致瘫痪，投票时间因此延长至6月29日。但首日活动就已经有超过40万港人参加，远超过了“占中三子”此前的10万人预期。截至6月29日活动结束时，共有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
10天之内，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支持无事先筛选的特首普选。
7月1日，51万香港市民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传统的七•一大游行。这次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
当晚，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预演占中行动，千余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静坐。警方于7月2日凌晨强力清场，拘捕511人，年龄最小只有14岁，但在2日晚上被拘捕人员统统获释。
与此同时，亲北京团体活动也加紧活动。香港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
7月3日，一些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及团体宣布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呼吁全港市民支持和平，支持现行的普选方案、反对占领中环行动及其可能会引起的暴力事件，于7月19日，发起「保和平，保普选，反暴力，反占中」街头签名行动。
根据该联盟8月17日公布的数字，一个月之内，签名人数超过150万。
8月17日，反占中大联盟发起大型集会活动，组织者事后声称有19万人参加，但这一数字遭到香港多家媒体的质疑。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审议通过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不仅维持仅有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获得该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方可获得候选资 格，而且将候选人数限制在2至3人，并说明倘若该方案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延续2012年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等于关上了 港人争取无筛选的真普选的大门。
消息传出后，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当晚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
当晚，名为《公民发声集会》在香港金鐘政府总部附近的添马公园举行，占中发起人戴耀庭面对占中支持者说：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他宣布自当日起，香港进入公民抗命时代。
原本想以公民抗命逼迫北京政府倾听港人民意的和平占中运动已是势在必行。
不过，率先践行公民抗命行动的是香港年轻人。
9月22日，香港学联按计划启动罢课行动，全港一万三千多学生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
9月26日，在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推动下，上千中学生加入了罢课抗争队伍。当晚，示威学生闯入政府总部门前的公民广场静坐。
9月27日凌晨，警方强力清场，行动之暴力为香港少见。这种场景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市民次日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
9月28日凌晨，“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开始的和平占中行动。
公民抗命将香港老少两代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一起。30年前，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启动时，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庭和陈健民都是当年学联的成 员；30年后，年轻一代表现出比他们的长辈更坚定的决心，并先于他们，率先拉开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决心夺回上一代人30年的努力未能实现的梦想。无论这场 “一国”与“两制”的博弈如何收场，它都将是香港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e6%b3%95%e5%b9%bf-%e5%85%ac%e6%b0%91%e8%ae%ba%e5%9d%9b-%e9%a6%99%e6%b8%af%ef%bc%9a30%e5%b9%b4%e6%bc%ab%e6%bc%ab%e6%b0%91%e4%b8%bb%e8%b7%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