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6月初开始执行《网络安全法》，中国全国人大本星期又通过《国家情报法》。网络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近几年来出台多部法律，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主导网络空间的规则和秩序。
自2014年开始，中国先后设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过了《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最近又出台了《网络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
微软全球安全战略与外交部门高级总监陈静说，这反映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让中国成为世界网络强国的目标，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发展全面的法律框架。
陈静本月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我和多个不同政府在国际网络安全政策问题上合作过，从未见过一个（像中国这样）如此咄咄逼人地在非常短的时间迅速发展立法和制定政策的国家。”
陈静认为，所有这些法律都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根本的目的——保证让中国成为互联网空间的主导力量。
她说：“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途径。中国将以国家安全为依托，在这周围布局，支持自己的国家目标。”
她还认为，网络审查贯穿了这批立法的核心。
中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而《国家情报法》（草案）规定，只要“经过批准，经出示相应证件”，情报部门便可以进行审讯和搜查，却没有说明要经过什么部门的批准。
英特尔公司标准部门总监菲利普·文布卢姆（Philip Wennblom）说：“在中国的法律、规定甚至是标准中，很多要求都模糊不清。对权力的描述很清楚，对违规的惩罚也能说得很清楚，但具体的技术要求却不清楚。”
《网络安全法》将网络服务纳入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这可能在网络空间进一步缩小外国产品的空间。
文布卢姆说：“我们在过去注意到中国的一些规定针对一些行业引述安全与可控原则、却没有仔细定义这些原则，这里涉及银行业、保险业等。外国公司担心的是，这部法律可能是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对外国产品的依赖，因为中国不信任外国产品。”
微软公司的陈静还担心，网络审查要求对外国企业在华竞争带来不利影响。
她说：“很多中国公司已经在执行相关规定，包括审查要求、实名制要求、监视用户的要求，这对国际公司来说可能很难遵守这些规定。”
脸书、推特以及谷歌的一些产品都因为不愿执行中国严格的审查要求而无缘中国市场。
陈静说，中国试图通过这些法律宣示其所谓的“网络主权”。她说：“很多外国互联网服务公司在海外运行一些设备，但是在中国营销和提供服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部法律是对其‘网络主权’的展示——如果你在中国提供服务、从中国市场搜集信息，那么这部法律就适用于你，无论你的系统主机在哪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93%E5%AE%B6%EF%BC%9A%E4%B8%AD%E5%9B%BD%E4%BB%A5%E7%AB%8B%E6%B3%95%E6%8E%A8%E5%8A%A8%E7%BD%91%E7%BB%9C%E7%A9%BA%E9%97%B4%E8%A7%84%E5%88%99%E9%9C%B8%E6%9D%83.html
Friday, 30 June 2017
香港“一国”与“两制”的二十年博弈
来源:
德国之声
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一国”与“两制”上的矛盾引发2014年的占中运动
7月1日，林郑月娥将走马上任，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五任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特区自1997年以来的首位女性特首，她可以说开创了先河。但与此同时，她亦因成为香港迄今为止首位以负民望净值当选的行政长官而载入历史。
与前四届香港特首选举一样，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中，绝大多数香港选民仍然与选票无缘。
事实上，争取实现以“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方式产生香港特首及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是香港民主派人士过去20年来一直努力不懈的目标。
但是，20年后的今天，对于香港人来说，“普选”仍然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而且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香港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办法中，虽然终于同意接受“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特首，但同时又规定，候选人必须先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筛选并获得半数以上通过才有资格参选，而且候选人的数目也被限制在2至3人。不少香港民主派人士对这一方案自然不能接受，甚至觉得“上当受骗”，因为过去20年来的等待和妥协所换来的只是一个经过筛选的“假普选”制度。
但北京方面则认为，他们已经履行承诺，让香港人得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选出香港最高行政领导人。至于在特首候选人方面设置筛选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防止出现中央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特首人选，何况这样做也是《基本法》第45条所允许的，因此有关方案是“合情合理”的。
“一国”与“两制”的矛盾
北京方面与香港民主派的“普选”之争，一方面凸显了“一国”与“两制”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双方彼此之间缺乏互信。
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香港特区政府要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并迫使政府收回立法方案，之后，香港的政治生态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一事件也成为香港特区成立后政治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
对北京方面来说，“七一大游行”让他们觉得香港成为“颠覆基地”的担忧是真实的，而且认为香港对“一国”并不尊重，因此需要更积极主动地干预香港事务。从此，北京方面对“一国两制”的解读也逐步从尊重“两制”改为强调“一国”了。
而对于香港民主派人士来说，经过“七一大游行”一役的成功，又让他们觉得更需要捍卫香港的“两制”，而且更有必要尽快实现香港的“全民普选”，从而进一步提高香港民意的筹码。
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之间在“一国”与“两制”上的矛盾也更为突出，并且成为双方发生政治摩擦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引发香港在2014年发生了“占领中环”运动。
“占中”与“本土派”的崛起
“占中”行动的爆发不但使中港两地的政治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公开化，同时也促使香港本土思潮的崛起，特别是在香港的年轻人当中最为明显。
本土思潮的兴起也使香港一下子涌现了许多本土派政治组织，其中包括“热血公民”，“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线”等，甚至还出现了明确提出香港要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这些政党的主要骨干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因此也反映出本土思潮在香港年轻一代中大受欢迎。
对此，北京方面也立即改变战略，把打击本土派力量作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以“宣誓风波”为由通过法律手段褫夺了梁颂恒和游蕙祯的议员资格，削弱本土派力量的的政治影响力。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高调起诉参与“占中”行动的示威者，希望起到警示和阻吓作用。与此同时，北京则向传统民主派政党伸出橄榄枝，邀请民主派议员到中国内地访问，从而在政治上孤立本土派力量。
本土思潮在香港年轻人中大受欢迎
在北京方面软硬兼施的一系列行动下，香港本土派力量的声势的确有所下降，一些中坚人物也转趋低调甚至销声匿迹。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本土思潮已经在香港消退，相反，以笔者观察所得，本土思潮仍是目前香港年青人当中的主流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北京领导人现在仍然不断强调，一定要认真对待本土思潮对香港年轻人的影响。
重建互信至关重要
总括而言，经过了过去20年来的发展，香港的政治对抗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方面反映在中港两地之间的政治冲突。同时也反映在香港内部的政治争拗。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去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接近7成受访者支持香港在2047年后维持一国两制，有17%人支持2047年后香港独立，13%则支持香港全面由中国直接接管。不过，越年轻的人倾向支持港独，15-24岁的受访者，更有4成支持港独。
从上述民调结果来看，香港大多数民众都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仍然是香港在30年后的最佳选择，这或许也会是促进中港双方重建信任和沟通的最佳突破点。因此，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要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而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恢复或重建彼此间的政治信任，做到相互尊重和包容，并且认识到中港两地关系的融洽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香港目前的政治僵局将很难打破。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9%A6%99%E6%B8%AF%E2%80%9C%E4%B8%80%E5%9B%BD%E2%80%9D%E4%B8%8E%E2%80%9C%E4%B8%A4%E5%88%B6%E2%80%9D%E7%9A%84%E4%BA%8C%E5%8D%81%E5%B9%B4%E5%8D%9A%E5%BC%88.html
德国之声
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一国”与“两制”上的矛盾引发2014年的占中运动
7月1日，林郑月娥将走马上任，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五任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特区自1997年以来的首位女性特首，她可以说开创了先河。但与此同时，她亦因成为香港迄今为止首位以负民望净值当选的行政长官而载入历史。
与前四届香港特首选举一样，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中，绝大多数香港选民仍然与选票无缘。
事实上，争取实现以“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方式产生香港特首及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是香港民主派人士过去20年来一直努力不懈的目标。
但是，20年后的今天，对于香港人来说，“普选”仍然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而且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香港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办法中，虽然终于同意接受“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特首，但同时又规定，候选人必须先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筛选并获得半数以上通过才有资格参选，而且候选人的数目也被限制在2至3人。不少香港民主派人士对这一方案自然不能接受，甚至觉得“上当受骗”，因为过去20年来的等待和妥协所换来的只是一个经过筛选的“假普选”制度。
但北京方面则认为，他们已经履行承诺，让香港人得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选出香港最高行政领导人。至于在特首候选人方面设置筛选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防止出现中央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特首人选，何况这样做也是《基本法》第45条所允许的，因此有关方案是“合情合理”的。
“一国”与“两制”的矛盾
北京方面与香港民主派的“普选”之争，一方面凸显了“一国”与“两制”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双方彼此之间缺乏互信。
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香港特区政府要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并迫使政府收回立法方案，之后，香港的政治生态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一事件也成为香港特区成立后政治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
对北京方面来说，“七一大游行”让他们觉得香港成为“颠覆基地”的担忧是真实的，而且认为香港对“一国”并不尊重，因此需要更积极主动地干预香港事务。从此，北京方面对“一国两制”的解读也逐步从尊重“两制”改为强调“一国”了。
而对于香港民主派人士来说，经过“七一大游行”一役的成功，又让他们觉得更需要捍卫香港的“两制”，而且更有必要尽快实现香港的“全民普选”，从而进一步提高香港民意的筹码。
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之间在“一国”与“两制”上的矛盾也更为突出，并且成为双方发生政治摩擦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引发香港在2014年发生了“占领中环”运动。
“占中”与“本土派”的崛起
“占中”行动的爆发不但使中港两地的政治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公开化，同时也促使香港本土思潮的崛起，特别是在香港的年轻人当中最为明显。
本土思潮的兴起也使香港一下子涌现了许多本土派政治组织，其中包括“热血公民”，“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线”等，甚至还出现了明确提出香港要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这些政党的主要骨干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因此也反映出本土思潮在香港年轻一代中大受欢迎。
对此，北京方面也立即改变战略，把打击本土派力量作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以“宣誓风波”为由通过法律手段褫夺了梁颂恒和游蕙祯的议员资格，削弱本土派力量的的政治影响力。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高调起诉参与“占中”行动的示威者，希望起到警示和阻吓作用。与此同时，北京则向传统民主派政党伸出橄榄枝，邀请民主派议员到中国内地访问，从而在政治上孤立本土派力量。
本土思潮在香港年轻人中大受欢迎
在北京方面软硬兼施的一系列行动下，香港本土派力量的声势的确有所下降，一些中坚人物也转趋低调甚至销声匿迹。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本土思潮已经在香港消退，相反，以笔者观察所得，本土思潮仍是目前香港年青人当中的主流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北京领导人现在仍然不断强调，一定要认真对待本土思潮对香港年轻人的影响。
重建互信至关重要
总括而言，经过了过去20年来的发展，香港的政治对抗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方面反映在中港两地之间的政治冲突。同时也反映在香港内部的政治争拗。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去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接近7成受访者支持香港在2047年后维持一国两制，有17%人支持2047年后香港独立，13%则支持香港全面由中国直接接管。不过，越年轻的人倾向支持港独，15-24岁的受访者，更有4成支持港独。
从上述民调结果来看，香港大多数民众都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仍然是香港在30年后的最佳选择，这或许也会是促进中港双方重建信任和沟通的最佳突破点。因此，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要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而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恢复或重建彼此间的政治信任，做到相互尊重和包容，并且认识到中港两地关系的融洽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香港目前的政治僵局将很难打破。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9%A6%99%E6%B8%AF%E2%80%9C%E4%B8%80%E5%9B%BD%E2%80%9D%E4%B8%8E%E2%80%9C%E4%B8%A4%E5%88%B6%E2%80%9D%E7%9A%84%E4%BA%8C%E5%8D%81%E5%B9%B4%E5%8D%9A%E5%BC%88.html
与中国军方关系疑云未解 FBI重启对一美国大学调查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一资深共和党籍议员说，联邦调查局正在“重新启动”对一所可能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美国网络大学的调查。
来自犹他州的资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查菲茨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联邦调查局告之他们，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此事。
处于风口浪尖的这所学校名叫管理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创立于1998年，位于维吉尼亚州罗斯林，距离五角大楼不远。学员主要为美国军人，经费来自美国国防部。
校长陈燕平出生于中国，后归化为美国公民。她的丈夫戴维森·弗雷姆（Davidson Frame）是这所大学的学术总监。
今年2月，美国福克斯新闻的一篇调查报道披露，陈燕平与中共军方渊源已久。陈燕平，64岁，1987年携女儿从北京来到美国，在中国政府的资助下就读乔治华盛顿大学，1999年获得公共政策博士学位。
在一篇讲述她的家族与解放军关系的文章中，陈燕平感谢她的父亲、中共少将陈彬。公开资料显示，陈彬16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长征”，1938年入党，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80年代初出任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主任。
在报道独家披露的两张照片中，赴美就学前的陈燕平一身戎装；另外一张照片显然拍摄于她来到美国以后的照片颇为蹊跷，身着便装的她举着一套解放军将领的制服。她的丈夫弗雷姆在一旁行军礼致意。
福克斯新闻获取的陈燕平移民申请文件显示，在回答“是否是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与任何其它极权主义政党有联系”的问题时，她在“否”的一栏打了勾。
早在2009年，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防部等机构可能已经开始调查陈燕平夫妇。一位匿名消息来源对记者说，因为工作关系，她和陈燕平有过一面之交，后来曾有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找她调查陈的情况。
这些调查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能远程获取这所大学军方学员的信息和服役记录，以及该校陈燕平是否在美国申请入籍文件上撒谎。
2012年，联邦调查局曾突击搜查过这所大学的办公室和陈燕平的住所，不过事后并没有提出任何指控。过去五年中，国防部继续资助这所大学，拨款总数达600多万美元。
目前美国国会共有四个委员会就该校为何能继续接受国防部拨款提出质询。
本月早些时候，在国会推进此项调查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艾奥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致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要求在6月28日以前获得陈燕平移民文件中任何可能是“编造……以掩盖她与中国军方联系”的信息。
管理技术大学及陈燕平本人的律师约翰·清长（John Kiyonaga）否认他的当事人卷入任何刑事司法调查。他说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过于夸大其词，含沙射影”。
截至发稿时止，美国之音记者无法联络到陈燕平本人。管理技术大学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学校运转一切正常，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8E%E4%B8%AD%E5%9B%BD%E5%86%9B%E6%96%B9%E5%85%B3%E7%B3%BB%E7%96%91%E4%BA%91%E6%9C%AA%E8%A7%A3%7Cfbi%E9%87%8D%E5%90%AF%E5%AF%B9%E4%B8%80%E7%BE%8E%E5%9B%BD%E5%A4%A7%E5%AD%A6%E8%B0%83%E6%9F%A5.html
美国之音
美国一资深共和党籍议员说，联邦调查局正在“重新启动”对一所可能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美国网络大学的调查。
来自犹他州的资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查菲茨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联邦调查局告之他们，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此事。
处于风口浪尖的这所学校名叫管理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创立于1998年，位于维吉尼亚州罗斯林，距离五角大楼不远。学员主要为美国军人，经费来自美国国防部。
校长陈燕平出生于中国，后归化为美国公民。她的丈夫戴维森·弗雷姆（Davidson Frame）是这所大学的学术总监。
今年2月，美国福克斯新闻的一篇调查报道披露，陈燕平与中共军方渊源已久。陈燕平，64岁，1987年携女儿从北京来到美国，在中国政府的资助下就读乔治华盛顿大学，1999年获得公共政策博士学位。
在一篇讲述她的家族与解放军关系的文章中，陈燕平感谢她的父亲、中共少将陈彬。公开资料显示，陈彬16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长征”，1938年入党，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80年代初出任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主任。
在报道独家披露的两张照片中，赴美就学前的陈燕平一身戎装；另外一张照片显然拍摄于她来到美国以后的照片颇为蹊跷，身着便装的她举着一套解放军将领的制服。她的丈夫弗雷姆在一旁行军礼致意。
福克斯新闻获取的陈燕平移民申请文件显示，在回答“是否是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与任何其它极权主义政党有联系”的问题时，她在“否”的一栏打了勾。
早在2009年，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防部等机构可能已经开始调查陈燕平夫妇。一位匿名消息来源对记者说，因为工作关系，她和陈燕平有过一面之交，后来曾有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找她调查陈的情况。
这些调查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能远程获取这所大学军方学员的信息和服役记录，以及该校陈燕平是否在美国申请入籍文件上撒谎。
2012年，联邦调查局曾突击搜查过这所大学的办公室和陈燕平的住所，不过事后并没有提出任何指控。过去五年中，国防部继续资助这所大学，拨款总数达600多万美元。
目前美国国会共有四个委员会就该校为何能继续接受国防部拨款提出质询。
本月早些时候，在国会推进此项调查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艾奥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致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要求在6月28日以前获得陈燕平移民文件中任何可能是“编造……以掩盖她与中国军方联系”的信息。
管理技术大学及陈燕平本人的律师约翰·清长（John Kiyonaga）否认他的当事人卷入任何刑事司法调查。他说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过于夸大其词，含沙射影”。
截至发稿时止，美国之音记者无法联络到陈燕平本人。管理技术大学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学校运转一切正常，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8E%E4%B8%AD%E5%9B%BD%E5%86%9B%E6%96%B9%E5%85%B3%E7%B3%BB%E7%96%91%E4%BA%91%E6%9C%AA%E8%A7%A3%7Cfbi%E9%87%8D%E5%90%AF%E5%AF%B9%E4%B8%80%E7%BE%8E%E5%9B%BD%E5%A4%A7%E5%AD%A6%E8%B0%83%E6%9F%A5.html
RFI - 香港回归20周年 悲观而不听附北京的香港年轻人
作者 林兰
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对北京感到失望的香港年轻一代无意加入庆祝，他们批评北京未履行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回归承诺，逐步加大对香港的管制，要求给予香港真正的普选和更有前景的未来。
一位主修生物学的香港大学生梁晃维（Fergus Leung）出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也是他刚满20岁，他这样向法广特派香港记者海克 施密特（Heike Schmidt）表示.
梁晃维: “我受到香港文化、历史和香港价值的熏陶，为什么我没有感觉自己是中国人？ 这不是因为种族、皮肤或者眼睛的颜色，而是由于我对于一些价值观的认可，这不是中国人的错，他们在中共的体制下长大，对于民主和自由有和我们不同的看法，我没有对中国这样或那样的成就有自豪感，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完全的香港人”
梁晃维: “香港人目前的生活空间仅及得上一个车库大小的面积。我的父母一辈人说，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好的生活，他们那时还有社会住房和免费教育，那时的香港人感到有前途，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人过去比现在更加乐观。”
香港年轻人的这种悲观情绪，同样存在于在香港浸会大学执教的高敬文教授（Jean-Pierre Cabestan）的学生中，对此他表示：
高敬文:“青年人的悲观情绪来源于现在对他们来说，找到收入适合的工作、居住能力可及的住房越来越艰难，面对大陆来香港定居工作的精英们，他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
对前景的担心不仅导致了香港和内陆年轻人的对立，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也是一个最大的体现，为了争取香港普选，数千年轻人上街，占领中环长达数月的时间，一位参加了雨伞运动的22岁香港学生林泽铭(Lam Chak Kong)这样表示：
林泽铭: “我们只有这个唯一选择: 被中国统治，被中国殖民化，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承诺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这是对香港最大的欺骗。香港人从来没有这么悲观过，我们面临物价高涨、失业率高等问题没有被解决，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保持乐观和希望，我想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乐观，因为我们的未来在这里，在香港。”
from RFI http://cn.rfi.fr/%E6%B8%AF%E6%BE%B3%E5%8F%B0/20170629-%E9%A6%99%E6%B8%AF%E5%9B%9E%E5%BD%9220%E5%91%A8%E5%B9%B4-%E6%82%B2%E8%A7%82%E8%80%8C%E4%B8%8D%E5%90%AC%E9%99%84%E5%8C%97%E4%BA%AC%E7%9A%84%E9%A6%99%E6%B8%AF%E5%B9%B4%E8%BD%BB%E4%BA%BA
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对北京感到失望的香港年轻一代无意加入庆祝，他们批评北京未履行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回归承诺，逐步加大对香港的管制，要求给予香港真正的普选和更有前景的未来。
一位主修生物学的香港大学生梁晃维（Fergus Leung）出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也是他刚满20岁，他这样向法广特派香港记者海克 施密特（Heike Schmidt）表示.
梁晃维: “我受到香港文化、历史和香港价值的熏陶，为什么我没有感觉自己是中国人？ 这不是因为种族、皮肤或者眼睛的颜色，而是由于我对于一些价值观的认可，这不是中国人的错，他们在中共的体制下长大，对于民主和自由有和我们不同的看法，我没有对中国这样或那样的成就有自豪感，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完全的香港人”
梁晃维: “香港人目前的生活空间仅及得上一个车库大小的面积。我的父母一辈人说，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好的生活，他们那时还有社会住房和免费教育，那时的香港人感到有前途，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人过去比现在更加乐观。”
香港年轻人的这种悲观情绪，同样存在于在香港浸会大学执教的高敬文教授（Jean-Pierre Cabestan）的学生中，对此他表示：
高敬文:“青年人的悲观情绪来源于现在对他们来说，找到收入适合的工作、居住能力可及的住房越来越艰难，面对大陆来香港定居工作的精英们，他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
对前景的担心不仅导致了香港和内陆年轻人的对立，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也是一个最大的体现，为了争取香港普选，数千年轻人上街，占领中环长达数月的时间，一位参加了雨伞运动的22岁香港学生林泽铭(Lam Chak Kong)这样表示：
林泽铭: “我们只有这个唯一选择: 被中国统治，被中国殖民化，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承诺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这是对香港最大的欺骗。香港人从来没有这么悲观过，我们面临物价高涨、失业率高等问题没有被解决，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保持乐观和希望，我想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乐观，因为我们的未来在这里，在香港。”
from RFI http://cn.rfi.fr/%E6%B8%AF%E6%BE%B3%E5%8F%B0/20170629-%E9%A6%99%E6%B8%AF%E5%9B%9E%E5%BD%9220%E5%91%A8%E5%B9%B4-%E6%82%B2%E8%A7%82%E8%80%8C%E4%B8%8D%E5%90%AC%E9%99%84%E5%8C%97%E4%BA%AC%E7%9A%84%E9%A6%99%E6%B8%AF%E5%B9%B4%E8%BD%BB%E4%BA%BA
东方无忌：保外就死、首席卖国和以吏为师——插嘴时文
如何"共处"？
时文：中国星期二通过国家情报法草案，授予中国的情报部门范围广泛的在中国国内外进行情报收集的权力。
——2017年6月28日《中文焦点新闻》
插嘴：国家权力是有范围的，就是管理自己的领域。一国的"权力"管到"国外"去了，那是其它国家的权力管辖范围呢。如果世界各国都自信"授予"在国外行使本国的权力，还有"世界和平"吗？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其中第三项就叫"互不干涉内政"。你的权力之手都伸到别人被盖里面了，怎么和人"共处"？
未病确诊保外等病和有病不诊保外就死
时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一院救治。……据悉，刘晓波是5月23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
——《刘晓波肝癌晚期保外就医》，2016年6月26日美国之音
插嘴：根据常识，病征"晚期"以前，该有中期初期。刘晓波被关进监狱已近十年，他入狱之时就传"患B型肝炎未确诊"，他此后肝癌的初期和中期应该都发生于政府每时每刻的监控之中，那么十年之间他"确患"的肝病，包括肝癌的初期和中期，被"诊"到哪里去了？而且"保外"之后，又不准自行投医，这算"就医"还是"就死"？比较起来，随便举个大贪官，例如那个有名的六四凶手陈希同，以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被囚时间才及一半就"因病"保释出狱，也不知犯何种病到了何期，不过出狱之后还滋润地活了七年才"因病逝世"。看来本朝该有内部规矩，凡是"自己人"则未病确诊保外等病，否则一律有病不诊等他"晚期"到来，才予"确诊"以"保外就死"的。
挨骂的级别和阶级
时文：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曾透露，"对张越，郭文贵总是破口大骂，张悦总是对他唯唯诺诺"，舆论一片哗然。……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副部长级干部，却对商人如此小心翼翼，甚至被人指着鼻子骂而默不作声。
——《清廉守正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7年第12期
插嘴：看了这则中纪委的"纪检监察"判词，不禁哑然失笑。它是在"监察"一个嚣张商人和一个副部长级干部呢，还是"指着鼻子"调侃他们自己的老板、那个正在被同一豪商"指着鼻子"天天"破口大骂"而毫无回应的公公呢？
不过劈开这些具体背景，仅从作者的认知逻辑来说，他为"副部级干部却对商人如此小心翼翼"而悲哀，那么厅局级县团级哪一级干部才该对挨骂小心呢？是否还需按照干部级别规定如何挨骂？或者只要是"干部"就不准骂？只有百姓们遭到"破口大骂"就该骂不还口了？那就分成可骂阶级和禁骂阶级了？
首席卖国贼
时文：为什么巴基斯坦当地武装分子会绑架这两名中国人？韩国人为什么会在那里办学校？据《环球时报》采访人员了解，韩国人在奎达真纳镇创办的这所学校……的学习和生活轨迹都有浓郁的宗教色彩。……这其实形成了一种宗教骚扰，因为当地民众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教信徒。……这些年轻人以90后为主，他们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在受到蛊惑后，缺乏判断力。正因为他们的活动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宗教因素，而且是在穆斯林聚居区传播基督教，所以很容易引起纷争，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中国人被IS杀害背后：韩国人忽悠中国90后赴巴传教》，
2017年6月10日《环球时报》
插嘴：两个孩子在国外被恐怖组织屠杀以后，号称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中国政府对杀人罪犯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反而通过其喉舌千方百计为他们开脱，说是殉难的孩子们因"受到蛊惑"，进行"宗教骚扰"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死了活该。这是一个最无能最无赖最无耻的政府都没脸面说的话。只凭这一段话，就可使他们胜过从秦侩到汪精卫等一切卖国贼，居于中华民族耻辱柱的首位了。
以吏为师
时文：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XX大学教师工作部，……主要职责为，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师风建设好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统筹做好教师思想教育和管理和去服务工作。
——中共XX大学委员会文件（2017）18号，2017年5月31日
插嘴：大学是"最高学府"，大学教师是最高老师，哪个党委有比最高还高的学问，去"加强"教师教育，"指导"师德师风建设？我们真是回到了秦始皇时代，以党委之吏为师了？
增补笑料
时文：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新华社2017年5月25日电
插嘴：社会科学是科学，科学的对象是可观测的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到处都有，因此科学无国界。没有听说有过美国特色人类学日本特色经济学挪威特色逻辑学肯尼亚特色教育学巴拿马特色哲学，倒是听说曾经有过苏联特色的李森科遗传学，那可是科学史上的笑柄呀，我们还嫌笑料不够吗，还要把外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掺和进去？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6/blog-post_29.html
时文：中国星期二通过国家情报法草案，授予中国的情报部门范围广泛的在中国国内外进行情报收集的权力。
——2017年6月28日《中文焦点新闻》
插嘴：国家权力是有范围的，就是管理自己的领域。一国的"权力"管到"国外"去了，那是其它国家的权力管辖范围呢。如果世界各国都自信"授予"在国外行使本国的权力，还有"世界和平"吗？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其中第三项就叫"互不干涉内政"。你的权力之手都伸到别人被盖里面了，怎么和人"共处"？
未病确诊保外等病和有病不诊保外就死
时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一院救治。……据悉，刘晓波是5月23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
——《刘晓波肝癌晚期保外就医》，2016年6月26日美国之音
插嘴：根据常识，病征"晚期"以前，该有中期初期。刘晓波被关进监狱已近十年，他入狱之时就传"患B型肝炎未确诊"，他此后肝癌的初期和中期应该都发生于政府每时每刻的监控之中，那么十年之间他"确患"的肝病，包括肝癌的初期和中期，被"诊"到哪里去了？而且"保外"之后，又不准自行投医，这算"就医"还是"就死"？比较起来，随便举个大贪官，例如那个有名的六四凶手陈希同，以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被囚时间才及一半就"因病"保释出狱，也不知犯何种病到了何期，不过出狱之后还滋润地活了七年才"因病逝世"。看来本朝该有内部规矩，凡是"自己人"则未病确诊保外等病，否则一律有病不诊等他"晚期"到来，才予"确诊"以"保外就死"的。
挨骂的级别和阶级
时文：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曾透露，"对张越，郭文贵总是破口大骂，张悦总是对他唯唯诺诺"，舆论一片哗然。……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副部长级干部，却对商人如此小心翼翼，甚至被人指着鼻子骂而默不作声。
——《清廉守正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7年第12期
插嘴：看了这则中纪委的"纪检监察"判词，不禁哑然失笑。它是在"监察"一个嚣张商人和一个副部长级干部呢，还是"指着鼻子"调侃他们自己的老板、那个正在被同一豪商"指着鼻子"天天"破口大骂"而毫无回应的公公呢？
不过劈开这些具体背景，仅从作者的认知逻辑来说，他为"副部级干部却对商人如此小心翼翼"而悲哀，那么厅局级县团级哪一级干部才该对挨骂小心呢？是否还需按照干部级别规定如何挨骂？或者只要是"干部"就不准骂？只有百姓们遭到"破口大骂"就该骂不还口了？那就分成可骂阶级和禁骂阶级了？
首席卖国贼
时文：为什么巴基斯坦当地武装分子会绑架这两名中国人？韩国人为什么会在那里办学校？据《环球时报》采访人员了解，韩国人在奎达真纳镇创办的这所学校……的学习和生活轨迹都有浓郁的宗教色彩。……这其实形成了一种宗教骚扰，因为当地民众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教信徒。……这些年轻人以90后为主，他们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在受到蛊惑后，缺乏判断力。正因为他们的活动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宗教因素，而且是在穆斯林聚居区传播基督教，所以很容易引起纷争，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中国人被IS杀害背后：韩国人忽悠中国90后赴巴传教》，
2017年6月10日《环球时报》
插嘴：两个孩子在国外被恐怖组织屠杀以后，号称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中国政府对杀人罪犯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反而通过其喉舌千方百计为他们开脱，说是殉难的孩子们因"受到蛊惑"，进行"宗教骚扰"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死了活该。这是一个最无能最无赖最无耻的政府都没脸面说的话。只凭这一段话，就可使他们胜过从秦侩到汪精卫等一切卖国贼，居于中华民族耻辱柱的首位了。
以吏为师
时文：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XX大学教师工作部，……主要职责为，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师风建设好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统筹做好教师思想教育和管理和去服务工作。
——中共XX大学委员会文件（2017）18号，2017年5月31日
插嘴：大学是"最高学府"，大学教师是最高老师，哪个党委有比最高还高的学问，去"加强"教师教育，"指导"师德师风建设？我们真是回到了秦始皇时代，以党委之吏为师了？
增补笑料
时文：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新华社2017年5月25日电
插嘴：社会科学是科学，科学的对象是可观测的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到处都有，因此科学无国界。没有听说有过美国特色人类学日本特色经济学挪威特色逻辑学肯尼亚特色教育学巴拿马特色哲学，倒是听说曾经有过苏联特色的李森科遗传学，那可是科学史上的笑柄呀，我们还嫌笑料不够吗，还要把外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掺和进去？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6/blog-post_29.html
美国安顾问：美准备了对朝动武的预案
来源:
美国之音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白宫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公开表示，美国为朝鲜问题做出了各种预案，其中包括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他还表示，美国在近期会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星期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跟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
麦克马斯特：朝鲜的威胁更为紧迫而以往做法不起作用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H.R. McMaster）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年会上表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目标与以前是一致的，即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有两个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一个是朝鲜的威胁现在更为紧迫。很明显，我们不能重复同样的做法和以往失败的做法。第二个是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以前的做法不起作用。”
麦克马斯特把半岛无核化称为是“唯一合适与可接受的目标”。他说，美国不会像以往那样在朝鲜当局表明它会改变其行为之前过早的与朝鲜进入旷日持久的、痛苦的谈判，结果是达成不令人满意的协议，一方面固化现状同时又允许朝鲜立即撕毁它。
他说：“总统已经指示我们不要这样做，而是准备一系列的选项，包括一个军事选项，而没有人想选择这个选项。”
麦克马斯特：必须准备所有选项
鉴于朝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麦克马斯特说，美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他说：“我们不得不做的就是准备所有的选项，因为总统向我们明确表示，他不会接受朝鲜成为一个核国家以及一个把美国以及美国人民作为打击目标的威胁。”
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把朝鲜问题作为可能在亚洲引发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
麦克马斯特表示，文在寅在访美期间会与美国讨论对付朝鲜的新手法。
今年5月新当选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竞选期间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与朝鲜进行接触的所谓“阳光政策”。最近，他以进行环境评估为由暂停在韩国部署美国针对朝鲜导弹威胁的萨德反导系统。
对于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来说，文在寅的当选意味着韩国政治上的巨变，也可能会给美韩同盟关系带来影响。
分析：华盛顿对文在寅存有疑虑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朝鲜问题专家克林纳（Bruce Klingne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的确对文在寅的一些政策立场存有疑虑。
他说：“在华盛顿，人们对文在寅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的确有疑问和担心。他在萨德部署问题上的行动显然引起疑问。一些人说，对此进行的环境评估可能要耗费一两年的时间。这使保卫韩国的2万8千5百名驻韩美军以及韩国公民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曾经长期在中央情报局分析朝鲜问题的克林纳认为，文在寅如果采取与朝鲜进行接触的政策当然会取消目前存在的应该对平壤施加更大压力的国际共识。
麦克马斯特：美与韩、日密切联系在一起
不过，麦克马斯特否认美国与韩国在对朝策略上存在意见分歧。
他说：“有很多关于（美国与韩国新总统之间存在）分歧的言论，但是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尤其是与我们的韩国以及日本盟友，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的。”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说，现在有必须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压力的认识。他还表示，在近期会看到这样做的努力。
美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包括中国的公司与个人
在他做出这个表示的一天后，美国财政部宣布了计划对朝鲜采取的一系列制裁与措施，其中包括对跟与朝鲜做生意的丹东银行、两名中国人以及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川普政府称，丹东银行为朝鲜非法的金融活动提供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行动并不是针对中国的。
他说：“我们致力于针对朝鲜外部的赋能者并对朝鲜政权的施压最大化。”
努钦还说，美国希望中国继续与美国一道对朝鲜施加压力。
川普总统本来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对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日益感到不满。估计美国会对更多的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实体与个人进行制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7%BE%8E%E5%9B%BD%E5%AE%89%E9%A1%BE%E9%97%AE%EF%BC%9A%E7%BE%8E%E5%87%86%E5%A4%87%E4%BA%86%E5%AF%B9%E6%9C%9D%E5%8A%A8%E6%AD%A6%E7%9A%84%E9%A2%84%E6%A1%88.html
美国之音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白宫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公开表示，美国为朝鲜问题做出了各种预案，其中包括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他还表示，美国在近期会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星期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跟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
麦克马斯特：朝鲜的威胁更为紧迫而以往做法不起作用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H.R. McMaster）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年会上表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目标与以前是一致的，即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有两个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一个是朝鲜的威胁现在更为紧迫。很明显，我们不能重复同样的做法和以往失败的做法。第二个是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以前的做法不起作用。”
麦克马斯特把半岛无核化称为是“唯一合适与可接受的目标”。他说，美国不会像以往那样在朝鲜当局表明它会改变其行为之前过早的与朝鲜进入旷日持久的、痛苦的谈判，结果是达成不令人满意的协议，一方面固化现状同时又允许朝鲜立即撕毁它。
他说：“总统已经指示我们不要这样做，而是准备一系列的选项，包括一个军事选项，而没有人想选择这个选项。”
麦克马斯特：必须准备所有选项
鉴于朝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麦克马斯特说，美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他说：“我们不得不做的就是准备所有的选项，因为总统向我们明确表示，他不会接受朝鲜成为一个核国家以及一个把美国以及美国人民作为打击目标的威胁。”
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把朝鲜问题作为可能在亚洲引发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
麦克马斯特表示，文在寅在访美期间会与美国讨论对付朝鲜的新手法。
今年5月新当选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竞选期间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与朝鲜进行接触的所谓“阳光政策”。最近，他以进行环境评估为由暂停在韩国部署美国针对朝鲜导弹威胁的萨德反导系统。
对于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来说，文在寅的当选意味着韩国政治上的巨变，也可能会给美韩同盟关系带来影响。
分析：华盛顿对文在寅存有疑虑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朝鲜问题专家克林纳（Bruce Klingne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的确对文在寅的一些政策立场存有疑虑。
他说：“在华盛顿，人们对文在寅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的确有疑问和担心。他在萨德部署问题上的行动显然引起疑问。一些人说，对此进行的环境评估可能要耗费一两年的时间。这使保卫韩国的2万8千5百名驻韩美军以及韩国公民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曾经长期在中央情报局分析朝鲜问题的克林纳认为，文在寅如果采取与朝鲜进行接触的政策当然会取消目前存在的应该对平壤施加更大压力的国际共识。
麦克马斯特：美与韩、日密切联系在一起
不过，麦克马斯特否认美国与韩国在对朝策略上存在意见分歧。
他说：“有很多关于（美国与韩国新总统之间存在）分歧的言论，但是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尤其是与我们的韩国以及日本盟友，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的。”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说，现在有必须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压力的认识。他还表示，在近期会看到这样做的努力。
美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包括中国的公司与个人
在他做出这个表示的一天后，美国财政部宣布了计划对朝鲜采取的一系列制裁与措施，其中包括对跟与朝鲜做生意的丹东银行、两名中国人以及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川普政府称，丹东银行为朝鲜非法的金融活动提供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行动并不是针对中国的。
他说：“我们致力于针对朝鲜外部的赋能者并对朝鲜政权的施压最大化。”
努钦还说，美国希望中国继续与美国一道对朝鲜施加压力。
川普总统本来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对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日益感到不满。估计美国会对更多的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实体与个人进行制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7%BE%8E%E5%9B%BD%E5%AE%89%E9%A1%BE%E9%97%AE%EF%BC%9A%E7%BE%8E%E5%87%86%E5%A4%87%E4%BA%86%E5%AF%B9%E6%9C%9D%E5%8A%A8%E6%AD%A6%E7%9A%84%E9%A2%84%E6%A1%88.html
中国的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来源:
美国之音
今年5月，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总司之一的穆迪公司（Moody's）近20年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穆迪表示，降级反映穆迪对未来中期中国偿还债务实力削弱的预期，表现在债务占经济比例的稳步上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水平虽然增速很快，也的确给经济的长期健康带来风险，但这些债务主要存在于国有领域，政府仍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出手防止危机的爆发，而且监管部门也开始采取措施抑制债务的高速膨胀。
在穆迪5月24日把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3下调到A1几个小时后，中国政府就批评穆迪的做法是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低估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穆迪公司宏观经济理事会主席艾琳娜·达格尔（Elena Duggar）说：“下调评级反映我们对中国财政实力中期内将削弱的预期，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内债务水平的攀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大环境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老龄化）和生产力的增幅较小。”
中国的债务问题缘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各大商业银行开闸放水，引发一轮巨额支出狂潮。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得大笔贷款。这种以借贷维持的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
穆迪公司的达格尔表示，中国目前非金融领域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德国和韩国，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债务水平，而是债务增速过快。她说：“非金融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256%，也就是说六年翻了一番。”
从宏观经济角度，信贷对提升投资和推动GDP增长的有效性将会持续下降。达格尔表示，按照目前的模式，如果中国要把经济增速维持在6-6.5%的范围里，那么再过三到四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就会超过全球任何经济体。
在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本月敦促中国政府深化改革，改变当前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举债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IMF 6月14日发表的声明说，虽然中国采取了措施，降低了企业债务增速，也去除了部分过剩产能，但仍需加速推进改革，近期的工作重点应是处理金融部门的风险。
不过，知名中国经济专家、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认为，如果仅从债务总量来看，中国的债务水平当然是很高的，但是中国的债务大多发生在政府和国企。
他说：“如果把中国的债务拆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上升了很多，但私有企业的杠杆率却有所下降。笼统的看债务比例会有一定的误导性。我们具体研究中国的债务问题时就会发现，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拉迪表示，过去几年里，家庭债务在中国债务问题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国金融体系新增放贷的50%是用于家庭贷款，而这一比例在两三年前为25%。
“中国的债务组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变得更为重要。但至少在我看来，中国家庭的债务并不可怕。虽然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增长迅速，但在2016年其规模仅为可支配收入的75%。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前的比例为140%。”他说。
中国家庭债务主要是用于房贷。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对房屋抵押贷款的要求很高，贷款者往往要支付很高比例的首付（通常为房价的30%甚至更高），因此贷款金额与房产价值的比例较低。这些因素使得家庭债务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高。
反观国企领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认为，中国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的国有企业状况已经在2015年触底反弹，2016年国企利润比2015年提高了8%，今年有望进一步提升。他说：“2015年对中国国企来说是一个完全的灾难，国企的利润与上年相比下滑了22%，那个时候其实倒是降低中国信用评级的更好时机。”
已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债务都发生在广义的国有体系内，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这就给政府很大的腾挪债务的空间。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几年前一些机构预言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将爆发，但最终落空。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债置换，将地方政府债务转为中央政府债务。
作者也认为，中国债务危机一直没有爆发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中国经济大体上仍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多年来，关于房地产泡沫的预警一直不断，但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情况却从未发生。文章说，“甚至今天上海的房价是不是泡沫，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未来的收入增长速度。”
尽管如此，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中国庞大的企业债务给未来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健康稳定构成巨大风险和潜在威胁。今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金融安全，并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采取措施处置金融风险，控制增量，积极处理存量，显示北京正致力于控制债务扩张过快的问题。
穆迪公司的经济学家达格尔指出，控制信贷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北京必须从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问题是，在中国，领导人必须要在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和给国有企业去杠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她说，“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如果你去杠杆太快的话，经济增长势必受到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AD%E5%9B%BD%E7%9A%84%E5%80%BA%E5%8A%A1%E9%97%AE%E9%A2%98%E5%88%B0%E5%BA%95%E6%9C%89%E5%A4%9A%E4%B8%A5%E9%87%8D%EF%BC%9F.html
美国之音
今年5月，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总司之一的穆迪公司（Moody's）近20年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穆迪表示，降级反映穆迪对未来中期中国偿还债务实力削弱的预期，表现在债务占经济比例的稳步上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水平虽然增速很快，也的确给经济的长期健康带来风险，但这些债务主要存在于国有领域，政府仍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出手防止危机的爆发，而且监管部门也开始采取措施抑制债务的高速膨胀。
在穆迪5月24日把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3下调到A1几个小时后，中国政府就批评穆迪的做法是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低估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穆迪公司宏观经济理事会主席艾琳娜·达格尔（Elena Duggar）说：“下调评级反映我们对中国财政实力中期内将削弱的预期，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内债务水平的攀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大环境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老龄化）和生产力的增幅较小。”
中国的债务问题缘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各大商业银行开闸放水，引发一轮巨额支出狂潮。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得大笔贷款。这种以借贷维持的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
穆迪公司的达格尔表示，中国目前非金融领域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德国和韩国，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债务水平，而是债务增速过快。她说：“非金融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256%，也就是说六年翻了一番。”
从宏观经济角度，信贷对提升投资和推动GDP增长的有效性将会持续下降。达格尔表示，按照目前的模式，如果中国要把经济增速维持在6-6.5%的范围里，那么再过三到四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就会超过全球任何经济体。
在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本月敦促中国政府深化改革，改变当前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举债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IMF 6月14日发表的声明说，虽然中国采取了措施，降低了企业债务增速，也去除了部分过剩产能，但仍需加速推进改革，近期的工作重点应是处理金融部门的风险。
不过，知名中国经济专家、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认为，如果仅从债务总量来看，中国的债务水平当然是很高的，但是中国的债务大多发生在政府和国企。
他说：“如果把中国的债务拆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上升了很多，但私有企业的杠杆率却有所下降。笼统的看债务比例会有一定的误导性。我们具体研究中国的债务问题时就会发现，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拉迪表示，过去几年里，家庭债务在中国债务问题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国金融体系新增放贷的50%是用于家庭贷款，而这一比例在两三年前为25%。
“中国的债务组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变得更为重要。但至少在我看来，中国家庭的债务并不可怕。虽然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增长迅速，但在2016年其规模仅为可支配收入的75%。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前的比例为140%。”他说。
中国家庭债务主要是用于房贷。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对房屋抵押贷款的要求很高，贷款者往往要支付很高比例的首付（通常为房价的30%甚至更高），因此贷款金额与房产价值的比例较低。这些因素使得家庭债务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高。
反观国企领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认为，中国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的国有企业状况已经在2015年触底反弹，2016年国企利润比2015年提高了8%，今年有望进一步提升。他说：“2015年对中国国企来说是一个完全的灾难，国企的利润与上年相比下滑了22%，那个时候其实倒是降低中国信用评级的更好时机。”
已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债务都发生在广义的国有体系内，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这就给政府很大的腾挪债务的空间。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几年前一些机构预言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将爆发，但最终落空。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债置换，将地方政府债务转为中央政府债务。
作者也认为，中国债务危机一直没有爆发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中国经济大体上仍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多年来，关于房地产泡沫的预警一直不断，但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情况却从未发生。文章说，“甚至今天上海的房价是不是泡沫，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未来的收入增长速度。”
尽管如此，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中国庞大的企业债务给未来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健康稳定构成巨大风险和潜在威胁。今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金融安全，并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采取措施处置金融风险，控制增量，积极处理存量，显示北京正致力于控制债务扩张过快的问题。
穆迪公司的经济学家达格尔指出，控制信贷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北京必须从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问题是，在中国，领导人必须要在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和给国有企业去杠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她说，“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如果你去杠杆太快的话，经济增长势必受到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AD%E5%9B%BD%E7%9A%84%E5%80%BA%E5%8A%A1%E9%97%AE%E9%A2%98%E5%88%B0%E5%BA%95%E6%9C%89%E5%A4%9A%E4%B8%A5%E9%87%8D%EF%BC%9F.html
美国务院声明：要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
来源:
美国之音
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以及新特首上任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
声明说：“美国呼吁有关各方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基本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一国两制’根本原则。”
声明还说，“美国仍然关注对香港民权的任何侵犯，包括对新闻自由的侵犯。我们支持进一步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包括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普选。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我们敦促保持和光大使这个城市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根本价值观和传统。”
总部设在巴黎的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二（6月27日）发表文章《香港回归中国20年后，媒体自由呈自由落体之势》，深入分析了当下香港新闻自由现状。
该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已从2002年的第18位下滑到今天的第73位。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并列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也在星期四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当局对香港自由的侵犯。
声明说：“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和法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通过绑架香港书商、干预香港法律制度和特首选举、以及扼杀民主运动和新闻自由而扩散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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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以及新特首上任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
声明说：“美国呼吁有关各方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基本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一国两制’根本原则。”
声明还说，“美国仍然关注对香港民权的任何侵犯，包括对新闻自由的侵犯。我们支持进一步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包括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普选。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我们敦促保持和光大使这个城市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根本价值观和传统。”
总部设在巴黎的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二（6月27日）发表文章《香港回归中国20年后，媒体自由呈自由落体之势》，深入分析了当下香港新闻自由现状。
该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已从2002年的第18位下滑到今天的第73位。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并列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也在星期四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当局对香港自由的侵犯。
声明说：“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和法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通过绑架香港书商、干预香港法律制度和特首选举、以及扼杀民主运动和新闻自由而扩散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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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年：雨伞下的绝望与希望
来源:
德国之声
香港出现了民主改革集会，并且出现了独立运动，以回应来自北京的干预。但对一些人来说，香港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
在香港从英国回归20周年之际，不同年龄、经济状况和政治观点的人的表现出来的倾向情绪形成鲜明对比：愤怒与悲观，自豪与欢庆同在。
这座半自治的城市仍然享有大陆无法享有的自由，但近年来日益动荡不安。
香港出现了民主改革集会，并且出现了独立运动，以回应来自北京的干预。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以及低工资加剧了香港的不稳定。
但对一些人来说，香港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香港稳定和安全之本。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来临之际，三位市民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梦想和恐惧。
周小姐穿着一件白色的体恤衫，配一条漂亮的裙子，头上扎着一条淡绿色的发带。坐在离家不远的爱德华王子公园里玩手机。
她生于1997年，父亲是一名音乐老师，母亲是一名职员。这位20岁的大学生最早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不过，与愿望相反的是，在三年前的民主运动集会中，她成为被捕的最年轻的抗议者。
她说：“我以为警察是维护正义的，但现在我觉得还有其它方法来体现正义。”
她是新一轮的反北京运动的成员，并与黄之锋创立的民主党派香港众志进行合作。
她说，2012年的反对中国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的集会，让她意识到年轻人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
之后，她加入了一个学生运动组织，并且参加了2014年的抗议活动。她经历让其感到愤怒，认为当局不关心年轻人的诉求。
她说：“这个政府把年轻人看作是对抗者，他们说要加强沟通，其实都是十足的废话。”
她仍然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与姐姐共住一个房间。她说，父母允许其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
虽然她对一些朋友在政治上的冷漠以及缺乏政治觉悟而感到沮丧，但她表示她准备作为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去奋斗。
她解释说：“我想我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我们必须去创造我们的希望。”
从事金融工作的寇先生从摩天大楼里可以俯视著名的香港海湾。
聪明的他身着白色衬衫神色西装，对这座繁华的大都市赞誉有加。
这位40岁的父亲说：“香港的生活与其它城市比，更具活力，这对于我们的竞争力和商业社会来说是一大优势。”
但对于未来，他也有一丝焦虑。回忆起1997年以前在香港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以及在加拿大读大学的时光，他觉得很多事情比他年轻时更困难。
他说：“我以前有很多时间去探索思考。我不认为现在孩子们拥有那些东西，为了实现一个目标所拥有的一切。”
他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在保守教育体系中长大，认为这种体系不鼓励他们去自己思考。
他说：“今天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听话的孩子，相信政府总是正确的。”
他和家人住得起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但对其他人的居住条件则表示担忧，认为这也促成了公众对现实状况的不满。
虽然寇先生的孩子一个八岁，另一个才三个月，但他已经在考虑送他们出国留学，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他对香港能够能否解决政治和社会上的问题表示怀疑，像很多人一样越来越把移民作为最终选择。
他说：“我认为香港的问题会继续存在-如果不会变得更糟的话。”
72岁的他的最大梦想就是这家药店，为此从中国大陆南方背井离乡，来这里谋求更好的生活。
他说：“我很小的时候生活非常艰难，九岁那年父亲就离世了。人人都在大城市里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
像他一样，这一代的香港居民很多都是来自贫困的中国大陆，从那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文革中逃离。
在谈及当年的时候，他总是简单地说：“那时当然不是那么自由。”
他于1972年坐火车来到香港，先是到工厂打工，每天只能得到8港元。
在学会当地语言粤语之后，他回到了曾在大陆学过的中医行业，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今天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这位已经是两个孙儿的爷爷说：“我的女儿正在学习贸易，我的朋友也在帮我，我们一起工作。我希望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一代。”
他批评了导致部分城市陷入瘫痪的2014民主抗议活动，认为是“恼人的”。他也反对独立运动，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人们应该为改善民生共同努力。
他仍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他毫不怀疑表示：“中国政府真的支持这座城市，未来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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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香港出现了民主改革集会，并且出现了独立运动，以回应来自北京的干预。但对一些人来说，香港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
在香港从英国回归20周年之际，不同年龄、经济状况和政治观点的人的表现出来的倾向情绪形成鲜明对比：愤怒与悲观，自豪与欢庆同在。
这座半自治的城市仍然享有大陆无法享有的自由，但近年来日益动荡不安。
香港出现了民主改革集会，并且出现了独立运动，以回应来自北京的干预。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以及低工资加剧了香港的不稳定。
但对一些人来说，香港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香港稳定和安全之本。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来临之际，三位市民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梦想和恐惧。
周小姐穿着一件白色的体恤衫，配一条漂亮的裙子，头上扎着一条淡绿色的发带。坐在离家不远的爱德华王子公园里玩手机。
她生于1997年，父亲是一名音乐老师，母亲是一名职员。这位20岁的大学生最早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不过，与愿望相反的是，在三年前的民主运动集会中，她成为被捕的最年轻的抗议者。
她说：“我以为警察是维护正义的，但现在我觉得还有其它方法来体现正义。”
她是新一轮的反北京运动的成员，并与黄之锋创立的民主党派香港众志进行合作。
她说，2012年的反对中国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的集会，让她意识到年轻人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
之后，她加入了一个学生运动组织，并且参加了2014年的抗议活动。她经历让其感到愤怒，认为当局不关心年轻人的诉求。
她说：“这个政府把年轻人看作是对抗者，他们说要加强沟通，其实都是十足的废话。”
她仍然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与姐姐共住一个房间。她说，父母允许其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
虽然她对一些朋友在政治上的冷漠以及缺乏政治觉悟而感到沮丧，但她表示她准备作为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去奋斗。
她解释说：“我想我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我们必须去创造我们的希望。”
从事金融工作的寇先生从摩天大楼里可以俯视著名的香港海湾。
聪明的他身着白色衬衫神色西装，对这座繁华的大都市赞誉有加。
这位40岁的父亲说：“香港的生活与其它城市比，更具活力，这对于我们的竞争力和商业社会来说是一大优势。”
但对于未来，他也有一丝焦虑。回忆起1997年以前在香港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以及在加拿大读大学的时光，他觉得很多事情比他年轻时更困难。
他说：“我以前有很多时间去探索思考。我不认为现在孩子们拥有那些东西，为了实现一个目标所拥有的一切。”
他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在保守教育体系中长大，认为这种体系不鼓励他们去自己思考。
他说：“今天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听话的孩子，相信政府总是正确的。”
他和家人住得起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但对其他人的居住条件则表示担忧，认为这也促成了公众对现实状况的不满。
虽然寇先生的孩子一个八岁，另一个才三个月，但他已经在考虑送他们出国留学，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他对香港能够能否解决政治和社会上的问题表示怀疑，像很多人一样越来越把移民作为最终选择。
他说：“我认为香港的问题会继续存在-如果不会变得更糟的话。”
72岁的他的最大梦想就是这家药店，为此从中国大陆南方背井离乡，来这里谋求更好的生活。
他说：“我很小的时候生活非常艰难，九岁那年父亲就离世了。人人都在大城市里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
像他一样，这一代的香港居民很多都是来自贫困的中国大陆，从那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文革中逃离。
在谈及当年的时候，他总是简单地说：“那时当然不是那么自由。”
他于1972年坐火车来到香港，先是到工厂打工，每天只能得到8港元。
在学会当地语言粤语之后，他回到了曾在大陆学过的中医行业，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今天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这位已经是两个孙儿的爷爷说：“我的女儿正在学习贸易，我的朋友也在帮我，我们一起工作。我希望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一代。”
他批评了导致部分城市陷入瘫痪的2014民主抗议活动，认为是“恼人的”。他也反对独立运动，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人们应该为改善民生共同努力。
他仍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他毫不怀疑表示：“中国政府真的支持这座城市，未来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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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9 June 2017
吴戈：国歌的可怕之处
以愛國為名規範個人行為之風，最終治罪發展到「文字獄」，這都是人類政治史上帶血的教訓。
老實說，在東方文化和歷史背景下，要求公民尊重國旗、國歌是能贏得相當一部分國人的認同的，儘管這在西方制度下有過度干預個人思想和言論自由之嫌。中國當前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把國家和社團一起愛的，但即使對已經能把二者分開的那些人，他們也會認為不管你對社團有什麼意見，對國家是絕對應當尊崇的。這雖然又牽涉到中國是否存在一個抽象的、獨立的、純潔的國家概念的問題，但哪怕就是從感情上說，這些公眾也是不能接受不尊重國旗國歌的行為的。
然而，「不允許不尊重」與「什麼才叫尊重」其實是兩回事。在對平等、自由等觀念認識還非常膚淺和混亂的大陸公眾眼裏，這頓時又成了問題。
按理說，社會可能會對「尊重」的標準形成一定的慣例或尺度，但它也只能是柔性和善意的，應當允許每個人按自己的理解來執行。而且千萬不能忘記，中國既然自稱多民族大家庭，也理應包容多元的文化和觀念，而在表達尊重方面當然會有文化背景造成的習慣差異。
可是，在最近審議《國歌法》草案的過程中，先是傳出以歪曲、貶損方式唱國歌將被拘留15日，隨後全國人大某常務委員又建議增加禁止唱國歌時使用國外的、宗教的或自創的姿勢表示對國家的敬重。
此類立法者其實暴露出三個問題。
第一，從國家主義發展到家長制和警察國家，自視為國民父母，企圖規範和管制一切。中國古代刑法用大部分篇幅規範對帝王的尊崇時就詳細到規範一切行為，使法律成為君權工具，失去大部分意義。今天雖然是為尊崇國家，其實背後透出一種以國家代言人自居，以愛國為名強化權力的意圖。
第二，盲目排外，企圖捍衛自以為是的民族純潔性和自尊心，其實適得其反，因為連國歌、國旗這類禮儀也完全是西方傳入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連國家的概念也沒有。越是這樣，其實是嚴重的不自信。
第三，毫無立法常識，要「不允許不尊重」，需要禁止所有不尊重行為，要保證「什麼才叫尊重」，需要列舉所有恰當行為，其實兩種均無法窮盡。在一個國家禮儀方面的原則性立法中，不管意義多麼重大，涉及如此詳細的個人行為規範，根本無法操作。
而且，以愛國為名義規範個人行為之風，還可以無限延伸，最終類似古代以「大不敬」治罪發展到「文字獄」，近現代以「叛國者」或「反革命」為名肆意鎮壓異己。這些都是人類政治史上帶血的教訓，卻得不到汲取。
最可怕的是，這位常委當然只是「建議」，但因為他的職位，其建議大概率會被採納。實際上這一建議引發社會強烈不滿，很多公眾不認為美國發明的以手置於左胸的姿勢不能借鑒，這是盲目排外。可是這些人除了在極為有限的個人空間有所表達，竟無一人想到並有過任何公開的集體表達，因為那在大陸是極為危險的。
可是即使按大陸的憲法，公民對國家立法工作也有當然的發言權，這至少是得到名義上的肯定的。比如，公民至少可以通過美其名曰自己選出來的當地基層人大代表，逐級向上，或者直接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反映對具體立法的意見。只是你知道，這樣的反映有多迂迴、艱難和徒勞，以致沒有人將它當作可行的權利，甚至大多數人早已完全遺忘自己還有這一丁點微薄的權利。
於是，這位全國人大常委謙虛的「建議」很可能就成為法律，尤其是當它迎合上意時。而公眾的不滿意見，不管有多少，只會成為微博上的幾個氣泡。
可笑的是，在對這種統一愛國姿勢的強制不滿的同時，一些網友已經自然而然地調侃起來，比如說唱國歌時雙手應該護襠、護胸、下跪撅屁股，甚至豎中指。按照這位常委的政治觀念，這儘管不是在唱國歌時發生，但針對唱國歌行為規範的調侃，已然是對他所代表的「祖國」的「大不敬」了，「按律當斬」。
我們暫時還不擔心這幾位網友會被捕入獄，但你可以想像，這樣的立法必將大面積地製造這種「違法犯罪」。而當這種以愛國為名訓練馴服工具，大肆干預個人基本自由的作法愈來愈普遍時，又只會迎來更多的調侃、憤怒和叛逆姿態，最終暴露出這點愛國外衣下對人類基本價值的嚴重分歧，並只能用更激烈的方式來解決分歧。
——东网
陶冬：增长新周期：扶不起的阿斗
来源:
博客
今年年初时候，经济学家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复苏又过较高的期望。政策性银行将大量资金注入地方投资项目，商业银行也大开水喉（大到央行要派人进行窗口指导）。PPP基建投资大量上马，房地产新开工项目遍地开花，PMI指数上行，订单数量改善，原物料价格快速上扬。有些经济学家宣称，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已经来临。从银行贷款数额和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看，的确这次投资与2010年的“四万亿”有得一比，甚至更夸张。
然而，2017年不是2010年。这次政府的财政、货币扩张，并没有带起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中国经济的杠杆已经用力已老，房价也在预支未来的升幅，银行迫切需要去杠杆保安全，货币政策扩张周期也无以为继了。
进入第二季度后，产品订单开始下滑，楼市新开工增速放缓，资金成本进一步上升。更重要的是，严厉监管和金融反腐之下，商业银行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表外业务明显萎缩，而表外信用扩张恰恰是近年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此轮增长反弹已经结束，虽然GDP增长未必会大幅下滑，但是自身有机的上升动力已见消退。所谓“经济新周期”，不过是钱堆出来的政策噪音，是扶不起的阿斗。
其实GDP增长快一点慢一点，都不是什么大事，只要社会稳定、金融安全不出问题，没有必要去执着数字。哪怕增长率再不济，也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的，何况中国经济的体量早已十分庞大，何况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有周期，有上升周期，就会有下降周期，我们现在处在下降周期中。
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这次政府政策登高一呼，却不见民营企业揭竿而起？因为此时此刻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不在，因为投资环境不够理想，因为民营准入的领域里盈利前景不够吸引。不必争论曹德旺所讲的中国实际税率是否准确，资本在用脚投票。
货币扩张政策也许可以买时间，但却无法替代结构改革。缺乏改革支持和生产力提高，钱堆出来的增长率不过是货币幻影，难以持久。唯有改革才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才能带来真正的新周期。打算用钱砸出一片增长的繁荣，无异于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爬出大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5%A2%9E%E9%95%BF%E6%96%B0%E5%91%A8%E6%9C%9F%EF%BC%9A%E6%89%B6%E4%B8%8D%E8%B5%B7%E7%9A%84%E9%98%BF%E6%96%97.html
博客
今年年初时候，经济学家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复苏又过较高的期望。政策性银行将大量资金注入地方投资项目，商业银行也大开水喉（大到央行要派人进行窗口指导）。PPP基建投资大量上马，房地产新开工项目遍地开花，PMI指数上行，订单数量改善，原物料价格快速上扬。有些经济学家宣称，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已经来临。从银行贷款数额和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看，的确这次投资与2010年的“四万亿”有得一比，甚至更夸张。
然而，2017年不是2010年。这次政府的财政、货币扩张，并没有带起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中国经济的杠杆已经用力已老，房价也在预支未来的升幅，银行迫切需要去杠杆保安全，货币政策扩张周期也无以为继了。
进入第二季度后，产品订单开始下滑，楼市新开工增速放缓，资金成本进一步上升。更重要的是，严厉监管和金融反腐之下，商业银行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表外业务明显萎缩，而表外信用扩张恰恰是近年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此轮增长反弹已经结束，虽然GDP增长未必会大幅下滑，但是自身有机的上升动力已见消退。所谓“经济新周期”，不过是钱堆出来的政策噪音，是扶不起的阿斗。
其实GDP增长快一点慢一点，都不是什么大事，只要社会稳定、金融安全不出问题，没有必要去执着数字。哪怕增长率再不济，也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的，何况中国经济的体量早已十分庞大，何况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有周期，有上升周期，就会有下降周期，我们现在处在下降周期中。
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这次政府政策登高一呼，却不见民营企业揭竿而起？因为此时此刻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不在，因为投资环境不够理想，因为民营准入的领域里盈利前景不够吸引。不必争论曹德旺所讲的中国实际税率是否准确，资本在用脚投票。
货币扩张政策也许可以买时间，但却无法替代结构改革。缺乏改革支持和生产力提高，钱堆出来的增长率不过是货币幻影，难以持久。唯有改革才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才能带来真正的新周期。打算用钱砸出一片增长的繁荣，无异于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爬出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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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李怡：世道人生：夢醒時分
在大陸網頁看到這樣一段：「飯局碰一法官，忍不住問他：『經常看到判決書說誰誰判刑幾年，剝奪政治權利幾年，是啥意思？』他解釋道：『剝奪政治權利就是剝奪犯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我說：『法官，你本人有這些權利嗎？』法官想了想說：『我也沒有。』」
劉曉波惹來牢獄之災，源於他在2008年12月10日，亦即《世界人權宣言》紀念日發表《零八憲章》，主要是呼籲中共當局按憲法實現言論自由、人權和普選，其實就是呼籲實行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卻因此被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連法官都沒有的政治權利兩年。
要求按憲法實行公民的權利，怎麼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呢？因為：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選舉等權利，就意味專政掌權者的權力受到一定的約束。約束掌權者的權力，還不是要顛覆政權？儘管只有言論並無行動，但在掌權者眼中，言論就是煽動。
習近平講實踐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應聲蟲也跟着講。但不走樣、不變形只是指中央的權力不走樣變形，而不是《基本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走樣變形。言論自由不包括可以談論港獨的自由，集會自由不包括大型集會反對政府的佔領運動的自由，選舉權和被選權是在中共的「集中指導」下的選舉。這都是掌《基本法》解釋權者認為的不走樣變形。而中央權力的不斷擴大，也不是走樣變形。
劉曉波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遠在八九民運的晚期，他就組織「天安門四君子」，與當局商談，讓天安門的學生和平撤退，避免了部份屠殺。在因08憲章受審的法庭上，他作的最後陳述是「我沒有敵人」。他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他說：「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他彷彿在說着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但他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政權。當他像北韓虐待美國大學生瓦姆比爾那樣，在涉臨死亡才被釋放「保外就醫」，大陸網民在悲憤中就有人反思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和非暴力抗爭路線，「如果『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那整個社會聽話就好，談甚麼變革，談甚麼人權」。
掌權者對「沒有敵人，沒有仇恨」的回應，是到處都是敵人、到處散播仇恨。維護《基本法》只要講香港人的權利，就是敵人；非暴力抗爭只要是爭市民的民主，就是敵人。
劉曉波的事，至少應該讓我們更清醒吧。
周一至周五刊出
李怡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7/06/1413.html
劉曉波惹來牢獄之災，源於他在2008年12月10日，亦即《世界人權宣言》紀念日發表《零八憲章》，主要是呼籲中共當局按憲法實現言論自由、人權和普選，其實就是呼籲實行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卻因此被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連法官都沒有的政治權利兩年。
要求按憲法實行公民的權利，怎麼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呢？因為：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選舉等權利，就意味專政掌權者的權力受到一定的約束。約束掌權者的權力，還不是要顛覆政權？儘管只有言論並無行動，但在掌權者眼中，言論就是煽動。
習近平講實踐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應聲蟲也跟着講。但不走樣、不變形只是指中央的權力不走樣變形，而不是《基本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走樣變形。言論自由不包括可以談論港獨的自由，集會自由不包括大型集會反對政府的佔領運動的自由，選舉權和被選權是在中共的「集中指導」下的選舉。這都是掌《基本法》解釋權者認為的不走樣變形。而中央權力的不斷擴大，也不是走樣變形。
劉曉波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遠在八九民運的晚期，他就組織「天安門四君子」，與當局商談，讓天安門的學生和平撤退，避免了部份屠殺。在因08憲章受審的法庭上，他作的最後陳述是「我沒有敵人」。他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他說：「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他彷彿在說着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但他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政權。當他像北韓虐待美國大學生瓦姆比爾那樣，在涉臨死亡才被釋放「保外就醫」，大陸網民在悲憤中就有人反思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和非暴力抗爭路線，「如果『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那整個社會聽話就好，談甚麼變革，談甚麼人權」。
掌權者對「沒有敵人，沒有仇恨」的回應，是到處都是敵人、到處散播仇恨。維護《基本法》只要講香港人的權利，就是敵人；非暴力抗爭只要是爭市民的民主，就是敵人。
劉曉波的事，至少應該讓我們更清醒吧。
周一至周五刊出
李怡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7/06/1413.html
Wednesday, 28 June 2017
中印边境冲突不容小觑
来源:
美国之音
6月26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对媒体表示，近日，中方在西藏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同一天，印度《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发布了一段发生于6月第一个星期的一个视频，镜头内中印两军士兵在边境一带对峙，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再次指责“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境内……中方在北京和新德里都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而《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则报道，中国军人先进入印度一侧，并捣毁了印度军队的两处防御坑道。报道还指出，中国为此关闭了中印之间的纳图拉口岸，造成约100名前往西藏境内冈仁波齐峰朝拜的印度香客无法过境。
此次中印边境冲突发生的洞朗地区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锡金邦、以及不丹王国接壤的三角地带，这里虽不是中印争议边界的主要地段，但在历史上也并非太平之地。1967年，中印两国军队曾在纳图拉口岸附近发生过激战，尽管那次战役并没有像1962年中印战争那样时常被人提及，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在印度一方看来，这一段边境印方处于地势高处，与中印争议边境西段阿克赛钦地区和东端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截然不同，是印度唯一具有地理优势的边境地区。印度在1967年的中印战争后，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军队向锡金王国渗透，并使得印度于1975年未受多大干扰就轻而易举地吞并了锡金，将其纳为印度的一个邦。
中国于2003年才正式承认锡金为印度的一部分，并随后开放了纳图拉口岸，这在方便印度香客朝拜的同时，也促进了双边贸易往来。中印两国均表示遵循1890年中英签署条约时规划的西藏与锡金边界，作为现如今中印两国在那个地区的边界。不过，两国边境军人之间也并非始终相安无事。2008年11月，印度媒体就报道过，中国军人在同一地区捣毁过印度边防军的临时坑道。
尽管如此，此次边境冲突还是让两国的观察家们都感到惊讶。双方都指责是对方率先越境，两国的媒体和专家都对对方的动机做出了猜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与大洋洲研究所所长胡仕胜向媒体表示，中国边防军进行活动的洞朗地区和印度无关，主要涉及中国和不丹之间的关系。印度此次可能是依据与不丹之间的防务协定，“强行出头”。
《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则认为，中国每每会在印度重大外交活动时进行一些“边境侵犯”，如，2013年李克强访问印度和2014年习近平访印前，中国军队都“入侵”了克什米尔印度一侧的拉达克地区。此次冲突正值莫迪总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之际，应该算作中国例行的“肌肉展示”。印度《经济时报》则表示，这一事件是中国试图在中印边境上“开辟另一个战场”。
就在此次边境冲突的新闻被曝出的几天前，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查拉尼（Brahma Chellaney）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正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蚕食印度领土的文章，被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媒体广泛转载。文章表示，中国平均每24小时就会对印度进行一次“隐形入侵”……解放军正积极侵入边境地区的空地，并以占领这些空地为目的……过去十年中，印度失去了将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截止记者发稿之时，印度官方尚未对中国的抗议作出回应。然而，印度媒体已经发表了大量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文章，一些人要求以制裁中国产品的经济手段回应中国的边境“入侵”，也有人希望政府重新审视印度的“西藏政策”，更有人建议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军事联系，希望印度购置或研发更强大的武器，同时做好边境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准备。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AD%E5%8D%B0%E8%BE%B9%E5%A2%83%E5%86%B2%E7%AA%81%E4%B8%8D%E5%AE%B9%E5%B0%8F%E8%A7%91.html
美国之音
6月26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对媒体表示，近日，中方在西藏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同一天，印度《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发布了一段发生于6月第一个星期的一个视频，镜头内中印两军士兵在边境一带对峙，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再次指责“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境内……中方在北京和新德里都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而《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则报道，中国军人先进入印度一侧，并捣毁了印度军队的两处防御坑道。报道还指出，中国为此关闭了中印之间的纳图拉口岸，造成约100名前往西藏境内冈仁波齐峰朝拜的印度香客无法过境。
此次中印边境冲突发生的洞朗地区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锡金邦、以及不丹王国接壤的三角地带，这里虽不是中印争议边界的主要地段，但在历史上也并非太平之地。1967年，中印两国军队曾在纳图拉口岸附近发生过激战，尽管那次战役并没有像1962年中印战争那样时常被人提及，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在印度一方看来，这一段边境印方处于地势高处，与中印争议边境西段阿克赛钦地区和东端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截然不同，是印度唯一具有地理优势的边境地区。印度在1967年的中印战争后，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军队向锡金王国渗透，并使得印度于1975年未受多大干扰就轻而易举地吞并了锡金，将其纳为印度的一个邦。
中国于2003年才正式承认锡金为印度的一部分，并随后开放了纳图拉口岸，这在方便印度香客朝拜的同时，也促进了双边贸易往来。中印两国均表示遵循1890年中英签署条约时规划的西藏与锡金边界，作为现如今中印两国在那个地区的边界。不过，两国边境军人之间也并非始终相安无事。2008年11月，印度媒体就报道过，中国军人在同一地区捣毁过印度边防军的临时坑道。
尽管如此，此次边境冲突还是让两国的观察家们都感到惊讶。双方都指责是对方率先越境，两国的媒体和专家都对对方的动机做出了猜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与大洋洲研究所所长胡仕胜向媒体表示，中国边防军进行活动的洞朗地区和印度无关，主要涉及中国和不丹之间的关系。印度此次可能是依据与不丹之间的防务协定，“强行出头”。
《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则认为，中国每每会在印度重大外交活动时进行一些“边境侵犯”，如，2013年李克强访问印度和2014年习近平访印前，中国军队都“入侵”了克什米尔印度一侧的拉达克地区。此次冲突正值莫迪总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之际，应该算作中国例行的“肌肉展示”。印度《经济时报》则表示，这一事件是中国试图在中印边境上“开辟另一个战场”。
就在此次边境冲突的新闻被曝出的几天前，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查拉尼（Brahma Chellaney）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正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蚕食印度领土的文章，被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媒体广泛转载。文章表示，中国平均每24小时就会对印度进行一次“隐形入侵”……解放军正积极侵入边境地区的空地，并以占领这些空地为目的……过去十年中，印度失去了将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截止记者发稿之时，印度官方尚未对中国的抗议作出回应。然而，印度媒体已经发表了大量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文章，一些人要求以制裁中国产品的经济手段回应中国的边境“入侵”，也有人希望政府重新审视印度的“西藏政策”，更有人建议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军事联系，希望印度购置或研发更强大的武器，同时做好边境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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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发生摩擦 两国均指对方越境
来源:
美国之音
近日中国和印度边境出现摩擦，印中互相指责对方越境，中国已暂时切断印度人赴西藏朝圣的的通道。
中国方面表示，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被印军越线阻拦。印度则称中国越境摧毁了两个印度军事工事。
一段中印军队在边境互相冲撞身体的视频被印度媒体广泛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称，中国对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归属没有争议。他指责印军单方面挑起事端，违反了双方有关协定协议和两国领导人共识。
中印边境冲突适逢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不满川普总统寻求与印度关系更进一步的计划。
星期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称印度在“错误的地点挑衅”只能“自取其辱”。社论说：“（印度）中国比差得很远，美国的所谓战略支持也是虚的，真要用时根本使不上劲。”
印度新德里的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研究员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不满意印度偏向美国，因为这使得中国难以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
切拉尼表示，印度拒绝加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项目让中国官方大为恼火。
中印边境冲突后，中国表示暂缓安排印度官方香客团赴西藏朝圣，并强调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
中印的邻国不丹通过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向中国递交了抗议书，指责中国单方面在多克拉姆高原地区修路。
中国和不丹没有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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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近日中国和印度边境出现摩擦，印中互相指责对方越境，中国已暂时切断印度人赴西藏朝圣的的通道。
中国方面表示，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被印军越线阻拦。印度则称中国越境摧毁了两个印度军事工事。
一段中印军队在边境互相冲撞身体的视频被印度媒体广泛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称，中国对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归属没有争议。他指责印军单方面挑起事端，违反了双方有关协定协议和两国领导人共识。
中印边境冲突适逢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不满川普总统寻求与印度关系更进一步的计划。
星期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称印度在“错误的地点挑衅”只能“自取其辱”。社论说：“（印度）中国比差得很远，美国的所谓战略支持也是虚的，真要用时根本使不上劲。”
印度新德里的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研究员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不满意印度偏向美国，因为这使得中国难以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
切拉尼表示，印度拒绝加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项目让中国官方大为恼火。
中印边境冲突后，中国表示暂缓安排印度官方香客团赴西藏朝圣，并强调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
中印的邻国不丹通过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向中国递交了抗议书，指责中国单方面在多克拉姆高原地区修路。
中国和不丹没有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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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20年后，香港再掀移民潮
来源:
美国之音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出于对未来的担心与不安，香港爆发了一轮持续五年多的移民潮，至少50万港人移居海外。20年后，对北京的强硬政策感到失望，担心进一步受到北京侵蚀的港人再度对外国护照趋之若鹜。
2015年大陆特工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的事件显示，即便是像李波和桂民海那样拥有外国国籍也无法确保人身安全。但是，相当一部分港人依然觉得拥有一纸外国护照便是多了一层保护。
香港一主要领事馆的一名资深外交官员对路透社说，香港各领馆门口申请外国护照的人都大排长龙。
路透社从多国政府获得的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来自香港的加拿大新移民有所增长；2016年，共有1086名港人成功申请成为台湾永久居民，创过去十年来的新高；2015年申请成为韩国永久居民的港人比2007年增长了七倍。2015年到2016年，美国签发给香港人的移民签证增长了22%。
现年40岁，缅甸出生，香港长大的一位IT从业者告诉路透社，他拒绝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而是选择每年续领自己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BN（O），从1987年7月1日起签发，1997年9月30日起截止登记。该护照持有者不享有英国居留权，也不能在英国就业，但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在英国居留六个月。更重要的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者享受英国领事馆保护。这一特殊身份终身有效，可终身续领。
英国护照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6年共有3万7501名港人成功申领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比2015年增长了44%，创十多年来新高。截至2016年底，超过15.2万名港人持有该护照。
香港大学从1997年起，每半年对香港市民做一次身份认同感调查。上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20名接受调查的18至29岁的香港年轻人中，只有3.1%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20年前这个数字是31%。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9%9D%E4%B8%8320%E5%B9%B4%E5%90%8E%EF%BC%8C%E9%A6%99%E6%B8%AF%E5%86%8D%E6%8E%80%E7%A7%BB%E6%B0%91%E6%BD%AE.html
美国之音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出于对未来的担心与不安，香港爆发了一轮持续五年多的移民潮，至少50万港人移居海外。20年后，对北京的强硬政策感到失望，担心进一步受到北京侵蚀的港人再度对外国护照趋之若鹜。
2015年大陆特工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的事件显示，即便是像李波和桂民海那样拥有外国国籍也无法确保人身安全。但是，相当一部分港人依然觉得拥有一纸外国护照便是多了一层保护。
香港一主要领事馆的一名资深外交官员对路透社说，香港各领馆门口申请外国护照的人都大排长龙。
路透社从多国政府获得的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来自香港的加拿大新移民有所增长；2016年，共有1086名港人成功申请成为台湾永久居民，创过去十年来的新高；2015年申请成为韩国永久居民的港人比2007年增长了七倍。2015年到2016年，美国签发给香港人的移民签证增长了22%。
现年40岁，缅甸出生，香港长大的一位IT从业者告诉路透社，他拒绝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而是选择每年续领自己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BN（O），从1987年7月1日起签发，1997年9月30日起截止登记。该护照持有者不享有英国居留权，也不能在英国就业，但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在英国居留六个月。更重要的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者享受英国领事馆保护。这一特殊身份终身有效，可终身续领。
英国护照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6年共有3万7501名港人成功申领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比2015年增长了44%，创十多年来新高。截至2016年底，超过15.2万名港人持有该护照。
香港大学从1997年起，每半年对香港市民做一次身份认同感调查。上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20名接受调查的18至29岁的香港年轻人中，只有3.1%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20年前这个数字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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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香港移交20年彭定康遺憾在哪裏？
2017年 6月 28日
距離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在即，英國《衛報》電子版周三（28日）刊登了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感言。
他後悔當初自己在離任香港前，沒有為香港的民主做出更多的努力。
彭定康還表彰了香港"大無畏"的年青人，稱他們在為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勇敢的發聲抗爭。
文章說，本周六（7月1日）香港將迎來主權移交20週年。屆時，香港將會舉行盛大的慶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親自出席這一活動。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分享這一喜悅，其中之一就是末代港督總督彭定康。
他說，習近平想把香港轉變成類似中國南方的一個城市。香港持不同政見者受到打壓，一些書商遭綁架等都違背了當初香港主權移交時所謂的香港生活方式保持50不變的承諾。
儘管英國政府在道義上對香港仍應負有責任，但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英國政府未能挑戰北京政府干擾香港自由的種種做法。
彭定康認為，毫無疑問中國已經違背了當初的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對領導香港雨傘運動的年青人讚揚有加，稱他們要比他勇敢得多，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尊嚴。
然而，彭定康也警告說，不要讓香港的民主運動轉化為港獨運動。
此外，香港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黃之鋒發誓，要向習近平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自由選舉"。
但與此同時，北京視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並把稱為"某些瘋狂的民主活動人士"。彭定康說，他寧願因為積極推進民主實現普選而受到北京的抨擊。
彭定康還回憶了自己擔任港督最後日子裏所記憶最深的一件事。
他說，在離任前的最後幾個星期，他曾去視察了一個精神病院，一位穿著三件套西裝的男患者走上前對他說："總督先生，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嗎？"
這位病人說："你總是告訴我們，英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之一。那您能否向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把香港移交給一個最大的極權國家都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
彭定康說，雖然這段對話發生在精神病院，但是這卻是"香港最有理性的問題"。
他說，這一最理性的問題卻令他無言以對。
彭定康說，至少當初自己應該為香港做出更多的努力，去設法回答這個問題。
相關報道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review-40429251
距離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在即，英國《衛報》電子版周三（28日）刊登了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感言。
他後悔當初自己在離任香港前，沒有為香港的民主做出更多的努力。
彭定康還表彰了香港"大無畏"的年青人，稱他們在為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勇敢的發聲抗爭。
文章說，本周六（7月1日）香港將迎來主權移交20週年。屆時，香港將會舉行盛大的慶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親自出席這一活動。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分享這一喜悅，其中之一就是末代港督總督彭定康。
他說，習近平想把香港轉變成類似中國南方的一個城市。香港持不同政見者受到打壓，一些書商遭綁架等都違背了當初香港主權移交時所謂的香港生活方式保持50不變的承諾。
儘管英國政府在道義上對香港仍應負有責任，但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英國政府未能挑戰北京政府干擾香港自由的種種做法。
彭定康認為，毫無疑問中國已經違背了當初的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對領導香港雨傘運動的年青人讚揚有加，稱他們要比他勇敢得多，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尊嚴。
然而，彭定康也警告說，不要讓香港的民主運動轉化為港獨運動。
此外，香港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黃之鋒發誓，要向習近平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自由選舉"。
但與此同時，北京視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並把稱為"某些瘋狂的民主活動人士"。彭定康說，他寧願因為積極推進民主實現普選而受到北京的抨擊。
彭定康還回憶了自己擔任港督最後日子裏所記憶最深的一件事。
他說，在離任前的最後幾個星期，他曾去視察了一個精神病院，一位穿著三件套西裝的男患者走上前對他說："總督先生，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嗎？"
這位病人說："你總是告訴我們，英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之一。那您能否向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把香港移交給一個最大的極權國家都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
彭定康說，雖然這段對話發生在精神病院，但是這卻是"香港最有理性的問題"。
他說，這一最理性的問題卻令他無言以對。
彭定康說，至少當初自己應該為香港做出更多的努力，去設法回答這個問題。
相關報道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review-40429251
RFI - 香港回归20周年调查：青年人“不想说我是中国人”
作者 法广
香港回归中国即将届满20年。香港大学日前公布一项调查显示，120名18至29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只有3.1%自认是“广义的中国人”。路透社报道，一位在20年前香港主权移交时出生的学运人士说，“我不想说我是中国人。”
消息援引香港大学日前公布一项调查显示，120名18至29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只有3.1%自认是“广义的中国人”。这份固定半年1次的调查20年前首次进行时，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在20年前香港主权移交那年出生的学运人士周可爱（Chau Ho-oi，译音），今天回想起曾对中国怀抱的自豪感。不过她说：“现在，我不想说自己是中国人。”
路透社报导，2008年奥运在北京举办时，才11岁的周可爱和父母一起在电视机前观赏赛事，看着大陆运动员横扫奖牌榜，拿到傲视参赛国的48面金牌，“我心里好兴奋”。她说，“我觉得中国好强盛，如果你那时问我，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会说，我是。”她说，“但是现在，我不想说我是中国人，这让我感觉很差，即使你问我100次，我也一样这样说。”
包括周可爱在内，共10名1997年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告诉路透社，他们基本上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对香港这座城市有忠诚感。这10人之中，包括1名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年轻人。
消息说，北京政府近来连串黑箱操作，显示北京原本承诺赋予香港至少50年不变的自治正一点点地在压缩，这些20岁年轻人的态度只有更加坚定。
即将接任香港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先前对新华社表示，会从幼稚园阶段培养香港人“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感。但这种强迫忠贞爱国的举动，只会引发更大反弹。
20岁的乔约‧黄（Jojo Wong，译音）表示：“政府怎么不了解，越强迫香港人爱中国，就会招来更多反弹？”
就连比较温和、说自己对政治冷漠的菲利克斯‧吴（Felix Wu，译音）都会先说自己是香港人，接着才会说自己是汉族人。他说，“中国是相当大的市场，香港有必要和这个市场整合，但他们承诺的政治上50年不变，我想有点食言了”。
读商、希望当公务员的学生路多维克‧陈（Ludovic Chan，译音）也先自认是香港人，但不认为那样的身分认同和当个中国人有冲突。他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他们不该一直说香港和中国应该整合，而是两边要试着更了解彼此。
在香港待了3年的商科学生岳又希（Yoshi Yue，译音）表示：“20年只是开始，他们渐渐就会有归属感，这归属感来自文化，而不是政治。”
from RFI http://cn.rfi.fr/%E4%B8%AD%E5%9B%BD/20170625-%E9%A6%99%E6%B8%AF%E5%9B%9E%E5%BD%9220%E5%91%A8%E5%B9%B4%E8%B0%83%E6%9F%A5%EF%BC%9A%E9%9D%92%E5%B9%B4%E4%BA%BA%E2%80%9C%E4%B8%8D%E6%83%B3%E8%AF%B4%E6%88%91%E6%98%AF%E4%B8%AD%E5%9B%BD%E4%BA%BA%E2%80%9D
香港回归中国即将届满20年。香港大学日前公布一项调查显示，120名18至29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只有3.1%自认是“广义的中国人”。路透社报道，一位在20年前香港主权移交时出生的学运人士说，“我不想说我是中国人。”
消息援引香港大学日前公布一项调查显示，120名18至29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只有3.1%自认是“广义的中国人”。这份固定半年1次的调查20年前首次进行时，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在20年前香港主权移交那年出生的学运人士周可爱（Chau Ho-oi，译音），今天回想起曾对中国怀抱的自豪感。不过她说：“现在，我不想说自己是中国人。”
路透社报导，2008年奥运在北京举办时，才11岁的周可爱和父母一起在电视机前观赏赛事，看着大陆运动员横扫奖牌榜，拿到傲视参赛国的48面金牌，“我心里好兴奋”。她说，“我觉得中国好强盛，如果你那时问我，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会说，我是。”她说，“但是现在，我不想说我是中国人，这让我感觉很差，即使你问我100次，我也一样这样说。”
包括周可爱在内，共10名1997年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告诉路透社，他们基本上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对香港这座城市有忠诚感。这10人之中，包括1名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年轻人。
消息说，北京政府近来连串黑箱操作，显示北京原本承诺赋予香港至少50年不变的自治正一点点地在压缩，这些20岁年轻人的态度只有更加坚定。
即将接任香港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先前对新华社表示，会从幼稚园阶段培养香港人“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感。但这种强迫忠贞爱国的举动，只会引发更大反弹。
20岁的乔约‧黄（Jojo Wong，译音）表示：“政府怎么不了解，越强迫香港人爱中国，就会招来更多反弹？”
就连比较温和、说自己对政治冷漠的菲利克斯‧吴（Felix Wu，译音）都会先说自己是香港人，接着才会说自己是汉族人。他说，“中国是相当大的市场，香港有必要和这个市场整合，但他们承诺的政治上50年不变，我想有点食言了”。
读商、希望当公务员的学生路多维克‧陈（Ludovic Chan，译音）也先自认是香港人，但不认为那样的身分认同和当个中国人有冲突。他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他们不该一直说香港和中国应该整合，而是两边要试着更了解彼此。
在香港待了3年的商科学生岳又希（Yoshi Yue，译音）表示：“20年只是开始，他们渐渐就会有归属感，这归属感来自文化，而不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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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必须掌握在一小撮人手里：自媒体时代行将被终结？
@tinyfool
牛逼。一个建议。直接把网掐了吧这样更好管理
新疆当时断网我他妈QQ号冻结到找不回来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封八卦号，封敏感信息，关公众号，强制主旋律……下一步是不是直接文革呀？孽国妖相！
全民断网？不可能的。因为有网络更好监控每个人，每个人在网络上都有痕迹，到时候一个都跑不掉，反而以前没网络的时候还有漏的
网络不断，只不过以后就变成电视机一样只能看不能评了
以后只有显示器 键盘违禁品了
今天参加微博的会，奉劝做时政相关内容的，赶紧挂靠官媒，否则尽快转型撤场，一波将至
魔幻的是，企鹅可能并不会有太强大的动力抵制这个政策，毕竟赚钱的是游戏
为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为了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为了粉碎谣言和非法信息，你们靠公号活的个人，要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心境
大清未亡 封建与愚昧 渐渐笼罩城池里的人们 政府的声音压倒一切人民群众的声音 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只是一种口号罢了
还要关闭微博评论功能，一个建议，不一定对
2017是好消息不断年
如果是真的的话，也不会只封腾讯一家，一定是所有的这类的平台都要完蛋。自媒体这个欣欣向荣的朝阳行业，就整个完蛋了。
准备搞一家之言，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
可怕，虽然不确定信息是不是真实的，但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来看还是很有可能的
我已经看到了，应该是真的[蜡烛]最近心里一直很痛，看着历史在倒退
只是一个信号而已，加紧管制，其实是那些怀才不遇的，二线的，边缘化的官员最不利的，因为突破不了限制，在很多情况下，不少官员比群众还要欢迎民主。
直接把网掐了把，网上还有很多不好的言论的呢，最好再来个焚书坑儒。难不成共dang为了稳定已经要限制网络言论了嘛，一般这个时候恰恰也是当权者不行的时候。大清，要亡辣。
看网信办撕大象公会，仿佛有一种狗咬狗的感觉
运营的两个国企公众号最近在收集后台URL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看样子任泽平的私人公众号要被关闭了。不管跳槽跳到哪，都用一个公众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有人说不可能全民断网，因为有网络才能监控所有人。其实个人跑不跑的掉重要，重要的是传播带来的后果，不管是恶意的谣言还是国家不想让大多数人知道的事件。影响已经造成就算把传播者解决也不能弥补没有管控的后果，说白了就是领导需要有作为，不然在位不为没事就是没政绩，有事就说不定乌纱帽不保。
想移民快点去 把这块贫瘠的土地留下来给我们小红粉！记得移民的孩子别问国内的家人要钱 祝你们好运
随着这种消息越来越多，还指望人心思定，经济结构大转型和再创增长新周期，显然是缘木求鱼。嗅觉最灵敏的外资和李超人已提前一个波段从容全身而退，而后是真赵、半赵和伪赵从高点顶风撤离（死伤不少），再后是零星漏网移民的高级中产，最后门关上了。
搞微信运行的要转行了
我本来想不可能关闭微信个人公众号功能，这也太犯众了，可惜转念一想一帮工nong兵大学出来的，有啥干不出来的。
前几天才有新闻：如果沿用老办法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
尽管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没什么好扒的…但各种邮箱应用软件手机号相互绑定，挖一个号码就能隐私大起底的bug真是让人心里发毛。加上wx个人公众号要被铲掉的风声，眼睁睁看到的被撤下的wb热搜，网络世界真是暗流涌动，希望我是想太多了。
微信完蛋是早晚的事，微博这边怎么说？
我觉得如果公众号能下手的话，微博大V也不远了。畅想一下未来的生活吧朋友们……
嗯，本来想说新文只贴个人公众号的，现在……如果原Po说的属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已经签约所以不会出现在公开论坛的！）
自媒体的冬天来了？
听说个人VX公众号马上都要关了，舆论监管强的可怕，最近也是交易少，没有写复盘，买什么卖什么都提前发在微博上了，确实不知道复什么，黄段子也没有讲，可以说江南才尽了，嘻嘻嘻。
据传:个人公众号会被取消，自媒体时代行将终结。大大的政策亚克西！
据消息称，个人公众号将被封，这种事也做的出？？？“自媒体时代，行将终结。”操 日一万遍。
如果个人公众号全面被禁，对目前的网红经济冲击极大。很多人致富路径是上直播做出人气后，弄个公众号，然后做各种推销，包装几个网红就能养活一个经纪公司和背后若干个线上线下商家，掐掉个人公众号无异于终结了这一模式。如果是为了控制言论，那么灭掉个人公号后网络直播平台也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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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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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的冬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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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人公众号全面被禁，对目前的网红经济冲击极大。很多人致富路径是上直播做出人气后，弄个公众号，然后做各种推销，包装几个网红就能养活一个经纪公司和背后若干个线上线下商家，掐掉个人公众号无异于终结了这一模式。如果是为了控制言论，那么灭掉个人公号后网络直播平台也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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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神圣西藏在中国水电建设狂潮中下沉
【西藏之声2017年6月28日报道】法新社近日刊登特别报道“神圣西藏在中国水电建设狂潮中下沉”，介绍了中共当局在西藏雅江修建“世界第三最高”的两河口水电站，对当地藏人的生活、文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有藏僧向记者表示，“政府太强大……如果试图保护自己的土地，就会被冠名‘分裂者’ ”。
两河口水电站预计于2023年竣工，将成为世界第三最高的水电站。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庞大的建筑工地位于西藏雅江。在上游百公里处的村落中，“祖先的家园、神圣的佛教寺院，肥沃的庄稼与圣山”，届时都将被淹没。
报道指出，北京当局正以惊人的速度于西藏各地建立水电站，这是为减少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同时减少中国的炭排放量。
中国在1949年仅有两座水电站，现在拥有 22000座，几乎占世界水库总数的一半。
山峦与河流在藏传佛教徒心中非常神圣，2014年动工的这项巨大工程，令当地人恐慌，他们相信周遭的环境受到保护，他们才能和平的生活。村民Tashi Yungdrung告诉记者，民众认为去年一场森林大火就是因在圣山上炸路所招来的报复。她并表示，没有村民敢乱动圣山上的石头。
做好搬迁准备的扎巴村藏人Li Zhaolong说，他获得30万元政府补助，在更高地带建房。但是他家每人收到的28000元搬家费，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当农作物被淹没后，便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说，“以前我们是农民，现在没有土地了。我们没法搬到镇上，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在那里不会有生计。”
保护自己的家园就会被视为“分裂者”
报道引述中共官方数字指出，大约有四个不同县的6千余人需要迁移。有五座寺院已经或将要选择高地来重建，一位名叫洛桑的僧侣告诉记者，因为信徒的流离失所，这些寺院的精神重要性随之减弱。“政府很强大，这个山谷很小，已经失去了太多，但是我们不能反抗，如果你说些什么试着保护自己的土地，那么政府就会给你另外一个名字：分裂者。”
中国约百分之八十的水电潜力都在西藏高原的冰川河流，但是那些地区的水库所带来地方的利益微乎其微，因为电力多传送给东部的大城市。
一万员工都为外地人“我们不聘用藏人”
至于修建水电站带来的就业机会，叫做Zeng Qingtao的工人表示，国有电力建筑公司带来约一万名员工，其中没有当地人。“我们不聘用藏人，他们不讲理。”
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生态环境系主任Darrin Magee教授指出: 这些水库的负面影响限于该区域内，正面影响则非常分散，分布广泛。也有地质学家担忧，水库的建成可能引发地震，正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一样，那里距离当地不过几百公里。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说：“一个项目建成后是否能够带来实质的利益，并不在当今政府官员们的考量范畴内。”
from 西藏之声 http://www.vot.org/cn/%e6%b3%95%e6%96%b0%e7%a4%be%ef%bc%9a%e7%a5%9e%e5%9c%a3%e8%a5%bf%e8%97%8f%e5%9c%a8%e4%b8%ad%e5%9b%bd%e6%b0%b4%e7%94%b5%e5%bb%ba%e8%ae%be%e7%8b%82%e6%bd%ae%e4%b8%ad%e4%b8%8b%e6%b2%89/
两河口水电站预计于2023年竣工，将成为世界第三最高的水电站。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庞大的建筑工地位于西藏雅江。在上游百公里处的村落中，“祖先的家园、神圣的佛教寺院，肥沃的庄稼与圣山”，届时都将被淹没。
报道指出，北京当局正以惊人的速度于西藏各地建立水电站，这是为减少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同时减少中国的炭排放量。
中国在1949年仅有两座水电站，现在拥有 22000座，几乎占世界水库总数的一半。
山峦与河流在藏传佛教徒心中非常神圣，2014年动工的这项巨大工程，令当地人恐慌，他们相信周遭的环境受到保护，他们才能和平的生活。村民Tashi Yungdrung告诉记者，民众认为去年一场森林大火就是因在圣山上炸路所招来的报复。她并表示，没有村民敢乱动圣山上的石头。
做好搬迁准备的扎巴村藏人Li Zhaolong说，他获得30万元政府补助，在更高地带建房。但是他家每人收到的28000元搬家费，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当农作物被淹没后，便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说，“以前我们是农民，现在没有土地了。我们没法搬到镇上，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在那里不会有生计。”
保护自己的家园就会被视为“分裂者”
报道引述中共官方数字指出，大约有四个不同县的6千余人需要迁移。有五座寺院已经或将要选择高地来重建，一位名叫洛桑的僧侣告诉记者，因为信徒的流离失所，这些寺院的精神重要性随之减弱。“政府很强大，这个山谷很小，已经失去了太多，但是我们不能反抗，如果你说些什么试着保护自己的土地，那么政府就会给你另外一个名字：分裂者。”
中国约百分之八十的水电潜力都在西藏高原的冰川河流，但是那些地区的水库所带来地方的利益微乎其微，因为电力多传送给东部的大城市。
一万员工都为外地人“我们不聘用藏人”
至于修建水电站带来的就业机会，叫做Zeng Qingtao的工人表示，国有电力建筑公司带来约一万名员工，其中没有当地人。“我们不聘用藏人，他们不讲理。”
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生态环境系主任Darrin Magee教授指出: 这些水库的负面影响限于该区域内，正面影响则非常分散，分布广泛。也有地质学家担忧，水库的建成可能引发地震，正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一样，那里距离当地不过几百公里。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说：“一个项目建成后是否能够带来实质的利益，并不在当今政府官员们的考量范畴内。”
from 西藏之声 http://www.vot.org/cn/%e6%b3%95%e6%96%b0%e7%a4%be%ef%bc%9a%e7%a5%9e%e5%9c%a3%e8%a5%bf%e8%97%8f%e5%9c%a8%e4%b8%ad%e5%9b%bd%e6%b0%b4%e7%94%b5%e5%bb%ba%e8%ae%be%e7%8b%82%e6%bd%ae%e4%b8%ad%e4%b8%8b%e6%b2%89/
“癌毒”在吞噬中国的良心
来源:
苹果日报
听着刘霞边哭边说“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电疗），不能化疗”才真正明白哭断肠是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的刘霞只怕比过去十年任何时候都无助彷徨。深爱的丈夫已在东北锦州的苦牢熬了七个寒暑，本来还有三年左右就有机会夫妻团聚，好歹有个盼望。忽然传来噩耗，说丈夫罹患歹毒非常的肝癌，并已是末期。在医学界而言，末期肝癌几乎可说群医束手，难以找到什么有效的控制方法，更不要说治疗。就如刘霞哭着说的那样：不能做手术，不能放疗化疗只能期盼有奇迹。可两夫妇这些年来一路坎坷，要命运女神忽然眷顾谈何容易。命运女神不关爱的话，丈夫刘晓波只怕撑不了多久。刘霞想到这里，能不哭断肠！
坚持民主梦换来更长刑期
实在不明白，老天爷为何对刘晓波如此不仁，让癌症来作北京当权者的帮凶，让癌症来吞噬他的精力以至生命，令他在剩下来的日子只能为自己的生命拼搏，不能再为中国的人权、自由发声、打拼。
在北京当权者眼中，这癌症实在来得是时候。反正刘晓波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只会替崛起的强国制造麻烦，让世人看到中国人权、自由倒退萎缩，老在提醒国际社会，中国是个践踏个人尊严与权利的专权国度。北京当权者需要的是乖乖听话、默默服从的顺民，不是能独立思考有良心良知的公民。刘晓波被视为中国的良心，让癌细胞吞噬这“良心”北京根本不当什么一回事，更不会心痛，反而觉得省事。
北京当权者最怕那些坚持理想的人，最担心那些百折不回追寻民主自由梦的人。像刘晓波，八九民运居然老远从美国赶回来声援学生，在镇压前夕居然为了防止广场流血努力调停学生与政府。到六四镇压后被当权者拘捕入狱。出狱后刘晓波仍然四处联系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天安门母亲……等，又发起“零八宪章运动”要求修改宪法让民众有言论集会自由，有平等开放的参政权，让中国变成一个实践普世价值及尊重公民权利与尊严的地方。坚持民主梦换来的却是更长的监禁，2009年底北京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他入狱11年，直到2020年他才有希望重获自由。
医疗团队操控刘晓波生死
北京当权者深知长期的牢狱不可能改变他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几年后刑满出狱他大有可能再搞“零八宪章”之类的活动，呼唤民间社会的良知为中国未来奋斗，到时候他可能掀起更大的回响。正当北京当权者担心不已之际，癌细胞做了他们的帮凶，令他们不必像对付民运人士李旺阳那样出手把他来个“被自杀”，当权者怎会不觉得更省事？
据说，中国监狱当局因刘晓波病重批准他保外就医，并已成立由八位医生组成的专家组负责救治。在资讯完全封闭，家人包括妻子刘霞都不能自由发布消息的情况下，当权者究竟是不是在救治刘晓波，有没有真的采用各种可行、有效的治疗外界根本不得而知，只能任由当权者掌握话语权，掌握刘晓波的生与死。事实上在共和国的历史中，连曾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可以没没无闻的死在河南狱中，家人过了好一会才知道死讯，被剥夺送别的机会。也许在北京当权者眼中，刘晓波已比刘少奇幸运，至少妻子、家人、朋友、支持他声援他的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都知道他病危的消息。
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礼台上为得奖的刘晓波预备了一张空凳，期盼他有朝一日可以用得上，可以领到他应得的桂冠。现在看来，不但这空凳会一直悬空，只怕“中国的良心”也会变成一张空凳，无人愿坐。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2%80%9C%E7%99%8C%E6%AF%92%E2%80%9D%E5%9C%A8%E5%90%9E%E5%99%AC%E4%B8%AD%E5%9B%BD%E7%9A%84%E8%89%AF%E5%BF%83.html
苹果日报
听着刘霞边哭边说“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电疗），不能化疗”才真正明白哭断肠是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的刘霞只怕比过去十年任何时候都无助彷徨。深爱的丈夫已在东北锦州的苦牢熬了七个寒暑，本来还有三年左右就有机会夫妻团聚，好歹有个盼望。忽然传来噩耗，说丈夫罹患歹毒非常的肝癌，并已是末期。在医学界而言，末期肝癌几乎可说群医束手，难以找到什么有效的控制方法，更不要说治疗。就如刘霞哭着说的那样：不能做手术，不能放疗化疗只能期盼有奇迹。可两夫妇这些年来一路坎坷，要命运女神忽然眷顾谈何容易。命运女神不关爱的话，丈夫刘晓波只怕撑不了多久。刘霞想到这里，能不哭断肠！
坚持民主梦换来更长刑期
实在不明白，老天爷为何对刘晓波如此不仁，让癌症来作北京当权者的帮凶，让癌症来吞噬他的精力以至生命，令他在剩下来的日子只能为自己的生命拼搏，不能再为中国的人权、自由发声、打拼。
在北京当权者眼中，这癌症实在来得是时候。反正刘晓波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只会替崛起的强国制造麻烦，让世人看到中国人权、自由倒退萎缩，老在提醒国际社会，中国是个践踏个人尊严与权利的专权国度。北京当权者需要的是乖乖听话、默默服从的顺民，不是能独立思考有良心良知的公民。刘晓波被视为中国的良心，让癌细胞吞噬这“良心”北京根本不当什么一回事，更不会心痛，反而觉得省事。
北京当权者最怕那些坚持理想的人，最担心那些百折不回追寻民主自由梦的人。像刘晓波，八九民运居然老远从美国赶回来声援学生，在镇压前夕居然为了防止广场流血努力调停学生与政府。到六四镇压后被当权者拘捕入狱。出狱后刘晓波仍然四处联系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天安门母亲……等，又发起“零八宪章运动”要求修改宪法让民众有言论集会自由，有平等开放的参政权，让中国变成一个实践普世价值及尊重公民权利与尊严的地方。坚持民主梦换来的却是更长的监禁，2009年底北京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他入狱11年，直到2020年他才有希望重获自由。
医疗团队操控刘晓波生死
北京当权者深知长期的牢狱不可能改变他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几年后刑满出狱他大有可能再搞“零八宪章”之类的活动，呼唤民间社会的良知为中国未来奋斗，到时候他可能掀起更大的回响。正当北京当权者担心不已之际，癌细胞做了他们的帮凶，令他们不必像对付民运人士李旺阳那样出手把他来个“被自杀”，当权者怎会不觉得更省事？
据说，中国监狱当局因刘晓波病重批准他保外就医，并已成立由八位医生组成的专家组负责救治。在资讯完全封闭，家人包括妻子刘霞都不能自由发布消息的情况下，当权者究竟是不是在救治刘晓波，有没有真的采用各种可行、有效的治疗外界根本不得而知，只能任由当权者掌握话语权，掌握刘晓波的生与死。事实上在共和国的历史中，连曾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可以没没无闻的死在河南狱中，家人过了好一会才知道死讯，被剥夺送别的机会。也许在北京当权者眼中，刘晓波已比刘少奇幸运，至少妻子、家人、朋友、支持他声援他的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都知道他病危的消息。
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礼台上为得奖的刘晓波预备了一张空凳，期盼他有朝一日可以用得上，可以领到他应得的桂冠。现在看来，不但这空凳会一直悬空，只怕“中国的良心”也会变成一张空凳，无人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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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顾问：中国是对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6月2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把中国列为对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之一。他还表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能够以及愿意给美国提供帮助是美国对朝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麦克马斯特：中国、俄罗斯、朝鲜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三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年会上与该机构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弗洛尔罗伊（Michele Flournoy）进行对话时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后果最为严重（most consequential）的威胁有两类。第一类威胁是以新的方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和修正主义大国。
他说：“他们试图做的就是摧毁至少是削弱二战后以及冷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以更加同情他们利益的新秩序取而代之。当然，我所说的是中国和俄罗斯。”
除了中国与俄罗斯外，拥有能够打击美国的核武器的朝鲜则是美国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在国会作证时也明确表示，朝鲜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
麦克马斯特：国际恐怖组织与犯罪网络威胁美国的安全
在麦克马斯特看来，第二类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与跨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跨国威胁，这些跨国恐怖组织往往与国际性的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有重叠。
他表示，美国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策略来对付这类威胁。
在如何对付朝鲜的问题上，麦克马斯特说，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会看到对平壤继续加大压力的努力，因为大家都希望朝鲜问题在不动用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得以解决。
他还表示，决定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朝鲜问题上给美国提供帮助是美国对朝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麦克马斯特：中国对朝思维正在发生改变
他说，美中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就朝鲜问题达成的三点共识表明，中国的对朝思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点是：朝鲜问题不是朝鲜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朝鲜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问题，而且中国意识到，朝鲜问题是他们的一个大问题；第二点是中国领导人坦率的意识到，中国的确对朝鲜有很大的控制，这主要是通过中朝经济关系来实现；第三点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唯一恰当与可接受的目标，而不是冻结其核项目。
麦克马斯特说，中国是否会因其对朝思维的改变而采取行动还有待观察，但是他认为，朝鲜问题还是有希望通过非军事方式来解决。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还就伊朗、叙利亚问题、美国的阿富汗策略、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干扰、美国的预算、川普总统对北约的态度以及美国在全球发挥的作用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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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6月2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把中国列为对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之一。他还表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能够以及愿意给美国提供帮助是美国对朝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麦克马斯特：中国、俄罗斯、朝鲜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三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年会上与该机构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弗洛尔罗伊（Michele Flournoy）进行对话时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后果最为严重（most consequential）的威胁有两类。第一类威胁是以新的方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和修正主义大国。
他说：“他们试图做的就是摧毁至少是削弱二战后以及冷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以更加同情他们利益的新秩序取而代之。当然，我所说的是中国和俄罗斯。”
除了中国与俄罗斯外，拥有能够打击美国的核武器的朝鲜则是美国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在国会作证时也明确表示，朝鲜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
麦克马斯特：国际恐怖组织与犯罪网络威胁美国的安全
在麦克马斯特看来，第二类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与跨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跨国威胁，这些跨国恐怖组织往往与国际性的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有重叠。
他表示，美国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策略来对付这类威胁。
在如何对付朝鲜的问题上，麦克马斯特说，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会看到对平壤继续加大压力的努力，因为大家都希望朝鲜问题在不动用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得以解决。
他还表示，决定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朝鲜问题上给美国提供帮助是美国对朝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麦克马斯特：中国对朝思维正在发生改变
他说，美中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就朝鲜问题达成的三点共识表明，中国的对朝思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点是：朝鲜问题不是朝鲜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朝鲜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问题，而且中国意识到，朝鲜问题是他们的一个大问题；第二点是中国领导人坦率的意识到，中国的确对朝鲜有很大的控制，这主要是通过中朝经济关系来实现；第三点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唯一恰当与可接受的目标，而不是冻结其核项目。
麦克马斯特说，中国是否会因其对朝思维的改变而采取行动还有待观察，但是他认为，朝鲜问题还是有希望通过非军事方式来解决。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还就伊朗、叙利亚问题、美国的阿富汗策略、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干扰、美国的预算、川普总统对北约的态度以及美国在全球发挥的作用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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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高压维稳政策影响新疆商贸活动
来源:
美国之音
新疆与中亚许多国家接壤，是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上的重要一环。也正得益于这项倡议，基础设施投资正不断涌入这块维吾尔人聚居的广袤土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官方说，新疆的经济正在以稳健的步伐增长，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但是路透社说，这些政府投资所带来的红利，乌鲁木齐的贸易商、企业主和市民几乎没有享受到。
路透社在乌鲁木齐采访了约20位民众，他们说，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新疆实施的维稳政策。
在新疆近年来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以及有报道说有一些维族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之后，北京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结果就是，新疆各地都会有路障和严格的安全检查，包括在餐馆、酒店和商店，导致人员和商品的移动都变得缓慢和困难。
路透社说，“一带一路”的目的是通过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中国与中亚及以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但是这项倡议的雄心却与乌鲁木齐街头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北京试图平衡安全与其他政策重点之时所面临的难题。而这在北京决心保证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的当下尤其如此。
路透社说，维稳的影响在新疆的国际商贸城清晰可见。在那里，大门紧锁的商铺要多于经销商。一位经销商说，去年的生意非常萧条，一部分原因是周边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当局不惜一切代价维稳让生意难做。她抱怨说，当局经常会因“安全原因”关闭配送系统，导致发货收货变得极为困难。
乌鲁木齐市的另一位经销商对路透社表示，虽然“一带一路”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得利的都是做能源或有大型基建项目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不是他那样的小企业。
还有一些市民指出，在乌鲁木齐街头，感觉经济不是那么具有活力的一个原因是，普通人的生活因不断加强的维稳措施而受到干扰。他们说，不管是慈善跑步还是商贸展，人员聚集的活动往往会在最后一刻被禁止或取消；电话线有时也会突然断线，他们也没有4G网络，因为当局担心高速网络会有助于激进分子进行组织。
此外，人们还被要求去参加升旗仪式和其他爱国教育。乌鲁木齐的一个餐厅经理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已经将6名员工送回老家参加学习。他说，他的维吾尔族员工被要求回去南疆接受一个月的普通话学习、一个月的中国司法制度学习以及再一个月的职业培训。
他对路透社说：“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做和自己实际工作无关的事情。一年中的40个星期，我得带员工去看升旗。如果不这样，我自己就要被带走去接受30天的学习。”
路透社说，有三名汉族企业家表示，当局曾叫他们不要雇佣维族人，还有一位乌鲁木齐的汉族房产中介说，他们被告知不要将房产卖给来自南疆的维族人。
北京试图平衡安全与经济的做法似乎自去年秋天陈全国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发生了改变。陈全国曾担任西藏党委书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调任新疆是对他之前在西藏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所采取的强硬方式的认可。
陈全国在去年9月的一个讲话中曾表示，新疆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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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新疆与中亚许多国家接壤，是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上的重要一环。也正得益于这项倡议，基础设施投资正不断涌入这块维吾尔人聚居的广袤土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官方说，新疆的经济正在以稳健的步伐增长，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但是路透社说，这些政府投资所带来的红利，乌鲁木齐的贸易商、企业主和市民几乎没有享受到。
路透社在乌鲁木齐采访了约20位民众，他们说，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新疆实施的维稳政策。
在新疆近年来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以及有报道说有一些维族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之后，北京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结果就是，新疆各地都会有路障和严格的安全检查，包括在餐馆、酒店和商店，导致人员和商品的移动都变得缓慢和困难。
路透社说，“一带一路”的目的是通过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中国与中亚及以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但是这项倡议的雄心却与乌鲁木齐街头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北京试图平衡安全与其他政策重点之时所面临的难题。而这在北京决心保证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的当下尤其如此。
路透社说，维稳的影响在新疆的国际商贸城清晰可见。在那里，大门紧锁的商铺要多于经销商。一位经销商说，去年的生意非常萧条，一部分原因是周边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当局不惜一切代价维稳让生意难做。她抱怨说，当局经常会因“安全原因”关闭配送系统，导致发货收货变得极为困难。
乌鲁木齐市的另一位经销商对路透社表示，虽然“一带一路”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得利的都是做能源或有大型基建项目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不是他那样的小企业。
还有一些市民指出，在乌鲁木齐街头，感觉经济不是那么具有活力的一个原因是，普通人的生活因不断加强的维稳措施而受到干扰。他们说，不管是慈善跑步还是商贸展，人员聚集的活动往往会在最后一刻被禁止或取消；电话线有时也会突然断线，他们也没有4G网络，因为当局担心高速网络会有助于激进分子进行组织。
此外，人们还被要求去参加升旗仪式和其他爱国教育。乌鲁木齐的一个餐厅经理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已经将6名员工送回老家参加学习。他说，他的维吾尔族员工被要求回去南疆接受一个月的普通话学习、一个月的中国司法制度学习以及再一个月的职业培训。
他对路透社说：“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做和自己实际工作无关的事情。一年中的40个星期，我得带员工去看升旗。如果不这样，我自己就要被带走去接受30天的学习。”
路透社说，有三名汉族企业家表示，当局曾叫他们不要雇佣维族人，还有一位乌鲁木齐的汉族房产中介说，他们被告知不要将房产卖给来自南疆的维族人。
北京试图平衡安全与经济的做法似乎自去年秋天陈全国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发生了改变。陈全国曾担任西藏党委书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调任新疆是对他之前在西藏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所采取的强硬方式的认可。
陈全国在去年9月的一个讲话中曾表示，新疆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维稳。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8%B7%AF%E9%80%8F%EF%BC%9A%E9%AB%98%E5%8E%8B%E7%BB%B4%E7%A8%B3%E6%94%BF%E7%AD%96%E5%BD%B1%E5%93%8D%E6%96%B0%E7%96%86%E5%95%86%E8%B4%B8%E6%B4%BB%E5%8A%A8.html
乔木：中國乒乓球隊為何突然造反
中國的三個頂尖乒乓球選手、三個著名教練，因為對中國乒乓界的人事安排不滿，臨陣退出成都的一項重要國際賽事，並在微博集體發聲，支持離任的前主教練劉國梁。其他隊友、教練接力跟進，網民更是同聲譴責，支持乒乓界嘩變。當局表示有違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影響惡劣要嚴查。很快涉事隊員教練公開道歉，但網民的討論還在繼續。造反也不會就此終結，國內和國際乒聯的處罰還會跟進，又有新一輪討論。
隊員退賽、罷賽，就像演員罷演一樣，非常不好，有違職業道德。不尊重對手、裁判、商業合作夥伴，更是對現場觀眾利益的損害。特別是中國國家隊隊員，由於培養機制，從來都不是單打獨鬥、代表個人比賽。他們身後有團隊，有納稅人的支持和期盼，代表更大的群體，並被賦予政治象徵意義。可是現在，竟然造反了。
有意思的是現場眾多的觀眾，齊聲高喊劉國梁的名字，表達對這位功勳教練和弟子們的支持。網民的討論則圍繞乒乓隊員的罷賽、劉國梁的職務變化、體育總局的管理三個層面展開。
運動員放棄金牌和冠軍，那一定是有比這更值得追求的東西，有說是血性，有說是義氣，總之是人性的東西，往往和政治、規定牴觸。中國運動員由於從小選拔，封閉訓練，像比賽機器一樣，除了集體主義和愛國的象徵，很少有人性的展示和表達。
以乒乓界為例，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欺騙觀眾，隊員在國際比賽中，經常讓球，還不能說。小山智麗在半決賽中沒有給內定獲勝的隊友讓球，最後奪冠，卻成為眾矢之的，內部受罰，最終被迫出走。當然她也曾經被人讓球，也是獲益者。所以事件曝光後，大家質問，為甚麼不能公平、公正競爭呢？從奧運會羽毛球比賽來看，讓球、消極比賽仍然存在，只是難以言說。為了國家利益，最後卻損害之，還犧牲了個人奮鬥。
此外為了集體的利益，限制隊員的流動。服從大局，壓制很多人才，退役或年齡偏大才容許出國打球。中國倒是一直保持高水平，國際普及和競爭卻差了。把單純的訓練比賽弄得很複雜，政治上需要，援助訓練，比賽承讓，講友誼第一。政治上鬥爭，又抵制賽事、退出比賽。體育本來是非常個性化的競技，但隊員教練都被集體、國家裹挾，服從舉國體制的需要，打或不打不由自己。所以這次隊員們發聲：「這一刻，我們無心戀戰，只因想念你，劉國梁」，人性取代了其他，大家覺得眼前一亮。
劉國梁從世界冠軍，到培養了更多冠軍的教練，無論是能力還是感情，深孚眾望。最近再次競聘主教練成功，原定的兩年聘期，才過了兩個多月，就被調離。表面上升任乒協領導，但是位列19個副主席之一，就像眾多政協副主席一樣，都是養老休閒的虛職，哪是41歲的他呆的位置。不明不白地明升暗降，離開訓練比賽的一線，本人無奈無語，朝夕相處的隊員、同事以行動聲援，自然得到公眾的響應，表達對管理當局的不滿。
新任體育總局局長，不是體育出身，之前也沒有體育管理經驗，並不重要，關鍵是要遵循規律，尊重人才，了解球隊和乒乓界的情況。盛傳他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對水平高的項目實行教練組集體指導，不突出個人作用，也許是防止功高蓋主，也許是想建立長效機制，不因人事變化而影響成績。但從乒乓球隊的激烈反應和輿論的批評來看，新局長的新措施非常難堪。至於是否還涉及和同僚蔡振華副局長的權爭，有無孔令輝涉賭被討債引發的其他內幕，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中國乒乓球的長盛源於舉國體制和權力意志，球隊造反最終也得屈從於權力，從很快道歉就可看出。但網絡時代，不像過去的封閉。個體有表達的渠道，事件會被快速擴散，輿論壓力和連鎖反應，不斷衝擊僵化的官僚體制。
——东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6/blog-post_47.html
隊員退賽、罷賽，就像演員罷演一樣，非常不好，有違職業道德。不尊重對手、裁判、商業合作夥伴，更是對現場觀眾利益的損害。特別是中國國家隊隊員，由於培養機制，從來都不是單打獨鬥、代表個人比賽。他們身後有團隊，有納稅人的支持和期盼，代表更大的群體，並被賦予政治象徵意義。可是現在，竟然造反了。
有意思的是現場眾多的觀眾，齊聲高喊劉國梁的名字，表達對這位功勳教練和弟子們的支持。網民的討論則圍繞乒乓隊員的罷賽、劉國梁的職務變化、體育總局的管理三個層面展開。
運動員放棄金牌和冠軍，那一定是有比這更值得追求的東西，有說是血性，有說是義氣，總之是人性的東西，往往和政治、規定牴觸。中國運動員由於從小選拔，封閉訓練，像比賽機器一樣，除了集體主義和愛國的象徵，很少有人性的展示和表達。
以乒乓界為例，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欺騙觀眾，隊員在國際比賽中，經常讓球，還不能說。小山智麗在半決賽中沒有給內定獲勝的隊友讓球，最後奪冠，卻成為眾矢之的，內部受罰，最終被迫出走。當然她也曾經被人讓球，也是獲益者。所以事件曝光後，大家質問，為甚麼不能公平、公正競爭呢？從奧運會羽毛球比賽來看，讓球、消極比賽仍然存在，只是難以言說。為了國家利益，最後卻損害之，還犧牲了個人奮鬥。
此外為了集體的利益，限制隊員的流動。服從大局，壓制很多人才，退役或年齡偏大才容許出國打球。中國倒是一直保持高水平，國際普及和競爭卻差了。把單純的訓練比賽弄得很複雜，政治上需要，援助訓練，比賽承讓，講友誼第一。政治上鬥爭，又抵制賽事、退出比賽。體育本來是非常個性化的競技，但隊員教練都被集體、國家裹挾，服從舉國體制的需要，打或不打不由自己。所以這次隊員們發聲：「這一刻，我們無心戀戰，只因想念你，劉國梁」，人性取代了其他，大家覺得眼前一亮。
劉國梁從世界冠軍，到培養了更多冠軍的教練，無論是能力還是感情，深孚眾望。最近再次競聘主教練成功，原定的兩年聘期，才過了兩個多月，就被調離。表面上升任乒協領導，但是位列19個副主席之一，就像眾多政協副主席一樣，都是養老休閒的虛職，哪是41歲的他呆的位置。不明不白地明升暗降，離開訓練比賽的一線，本人無奈無語，朝夕相處的隊員、同事以行動聲援，自然得到公眾的響應，表達對管理當局的不滿。
新任體育總局局長，不是體育出身，之前也沒有體育管理經驗，並不重要，關鍵是要遵循規律，尊重人才，了解球隊和乒乓界的情況。盛傳他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對水平高的項目實行教練組集體指導，不突出個人作用，也許是防止功高蓋主，也許是想建立長效機制，不因人事變化而影響成績。但從乒乓球隊的激烈反應和輿論的批評來看，新局長的新措施非常難堪。至於是否還涉及和同僚蔡振華副局長的權爭，有無孔令輝涉賭被討債引發的其他內幕，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中國乒乓球的長盛源於舉國體制和權力意志，球隊造反最終也得屈從於權力，從很快道歉就可看出。但網絡時代，不像過去的封閉。個體有表達的渠道，事件會被快速擴散，輿論壓力和連鎖反應，不斷衝擊僵化的官僚體制。
——东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6/blog-post_47.html
因被中国收购，五角大楼重审加拿大诺赛特公司供货合同
来源:
美国之音
在一家中国通信公司收购加拿大高科技公司诺赛特（Norsat）之后，美国国防部表示要重审与诺赛特公司的合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为加拿大政府免除对这项交易进行相关正式国家安全审查的决定辩护。
针对中国深圳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Hyter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Limited ）收购温哥华高科技公司“诺赛特国际公司”（Norsat International Inc.）的交易，加拿大政府今年6月初做出免除对其进行正式国家安全审查的决定。之后不久，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表态，指该交易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并敦促五角大楼“立即评估”与诺赛特的交易。
诺赛特公司向美国军方和北约组织出售通讯设备。美国政府的最新表态对诺赛特公司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北约各成员国是否应当重新审查与诺赛特公司所签合同的问题。
曾经有一家美国对冲基金开出更高价竞购诺赛特公司，但没有成功。诺赛特公司业已表示，估计该交易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二（6月27日）报导，美国国防部门将评估他们与诺赛特的所有业务交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卡比尼斯说：“已经批准的现有合同，将根据具体个案逐个进行审核，并参照美国法律和政府部门规章及政策，根据具体的合同条款，采取适当措施。”
海能达是一家中国私人企业，但政府背景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拥有该公司的部分股份。诺赛特的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北约、爱尔兰国防部、台湾军队、大型新闻媒体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路透社等，同时还包括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加拿大民用空中航行服务运营商NAV Canada等。
面对美国政府的表态，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星期二高调为他们的相关决定辩护。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做出的回应被媒体称为对政府这项决定进行的“最强烈的辩护”。特鲁多当天在首都渥太华的一个新闻记者会上对媒体说，根据联邦法律所做的初步审查，没有发现足够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因此不需要进行进一步审查。特鲁多坚持认为，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他的政府不会批准任何外国公司收购加拿大企业。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称，至于美国方面为何有这样的反应，特鲁多总理表示，他的政府作此决定前曾与美国政府咨商，但拒绝透露细节。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也拒绝确认加拿大是否事先咨商美国，也不对此发表任何言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卡比尼斯只是强调美国国防部的观点说：“对敏感技术和能力的转让，应当进行仔细审查，以减轻对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潜在风险。”
中国海能达收购加拿大诺赛特的交易，反映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政府对安全问题的理解差异。据环邮的报导，美国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上周呼吁渥太华在批准中国投资者收购加拿大专门从事军事设备制造的高科技公司时，需要“更加警惕”。
美国国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威塞尔呼吁五角大楼审查和诺赛特公司的合同时说：“向中国实体出售诺赛特公司，给美国带来重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因为诺赛特公司是我们军队的供应商。”
美国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委员琼斯众议员说：“美国不能阻止加拿大允许中国人接管诺赛特，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重新评估任何可能影响我们国防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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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四个意识」— 中央巡视组的尚方宝剑？
从网站上披露的那些枯燥的、不断重复的文字中，笔者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最有趣的是，中央巡视组发现的问题——「四个意识」不够强，竟然出现在所有被巡视单位的问题清单中，而且全部名列在问题清单的首位。笔者查看了中央巡视组公布的22个单位的巡视结果，几乎无一例外。譬如：
内蒙：「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有力；
吉林：「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
云南：「四个意识」不够强，省委领导不够坚强有力；
陕西：「四个意识」不够强，省委领导不够坚强有力。
中央网信办: 「四个意识」不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够坚决；扶贫办：「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够坚决；
铁路总公司：「四个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不够到位；中船重工：「四个意识」不强，落实中央对企业改革发展的政治定位和战略要求存在差距。
对14所高校的巡视反馈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模式。这些大学包括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
这个有趣的发现其实很滑稽。中央巡视组涉及的地域和单位很广，从地处天南海北的几个省份，到不同类型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部门，再到遍布全国的高等院校，发现的问题本应千差万别，何以所有地区，所有单位的首要问题一模一样？
这显然是中央巡视组刻意爲之。这意味著，一方面，所谓的中央巡视已经格式化，格式化的中央巡视十有八九在走过场；另一方面，中央巡视组用「四个意识不够强」作爲巡视的主导要素，具有强烈企图，即要求被巡视单位增强「四个意识」。
那麽什麽叫「四个意识」？这是习近平在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执政理念，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根据官媒的解释，「政治意识」指的是要正确的政治立场，「大局意识」指的是要服从政治大局，「核心意识 」指的是要认识习近平「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爲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看齐意识」指的是"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什麽叫「四个意识不够强？」对高校而言，就是指，党委领导作用发挥不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够，对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措施不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有所弱化。党的建设抓得不够严不够实，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格，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虚化弱化现象等。
怎样增强「四个意识」？视察清华大学的第七巡视组组长刘卒最过分，文革时的口号都拿出来了。他要求清华大学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强化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不折不扣得到落实，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深入研究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如果不能增强「四个意识」，后果会很严重。一些「四个意识」不够强的领导干部，可能会被处理。像云南和陕西那样的问题：「四个意识」不够强，「省委领导不够坚强有力」，两省的领导显然面临这下岗。
这表明，「四个意识」是中央巡视组的尚方宝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否增强「四个意识」，是不是向习核心看齐，是不是坚定不移地拥护习近平权威，成了十九大干部能否上线的硬标准，而"四个意识"将成爲十九大前舆论宣传的主线。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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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第三次上当受骗的事实
—— 圣旨不但可以篡改，还可以压下不宣读
1980年7月，邓小平坐船从重庆到武汉，视察了三峡地区，在船上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不久邓小平表态，支持150米的低坝方案，这是第一次上当受骗。1985年1月，邓小平在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营合同签字仪式之后，听取了李鹏副总理的汇报，表示低坝不是好方案，中坝（180米）是好方案。这是第二次上当受骗。1986年赵紫阳考察三峡地区回来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表态：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这应该是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真实态度。2016年9月公布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无删节原版，中有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而这段话在原来发表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或者南巡讲话全文中都没有出现过。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但也无法掩盖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第三次上当受骗的事实。追踪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数次上当受骗，笔者最大的发现是：邓小平做决策时的信息来源十分狭窄，邓小平的指示是可以任意更改的，也是可以扣下不发的。
一、第一次公开披露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陪同下，到南方多个城市视察，被称为九二南巡，途中的讲话被称为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方媒体高调发布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如“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等等。没有任何报道提到过，邓小平在九二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有过表态。
邓小平南巡之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在为三峡工程决策做舆论和程序上的紧锣密鼓般的最后准备。在宣传中，洪水忧患是当时最重要的话题，因为1991年千里之外华东地区经历了一场大洪水，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最重要理由。
1991年12月以方子云为组长的生态和环境II组将第二份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上交，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而之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结论是“弊大于利，但是……”，由于该报告大纲未经国务院环境保护局审批的这个“程序错误”而被否决。
1992年1月17日由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7次常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三峡工程。
1992年1月21日至24日，水利部审查批准第二份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1992年2月1日，水利部将该报告书送交国务院环境保护局审批。2月17日，国务院环保局批准了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992年2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三峡工程。江泽民自告奋勇要到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党员大会上讲话，要求党员代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三峡工程投赞成票。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
在这期间，邓小平在九二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的任何表态，对三峡工程投票表决都有重大影响。但是官方没有发表邓小平最新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似乎邓小平没有新的态度。
2011年12月31日为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凤凰网财经于2011年12月31日发表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在南巡讲话的全文中，也没有记录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表态。
吴松营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的全程记录人，他撰写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书中也没有记录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的任何表态。吴松营在2012年3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原题为《邓小平南方谈话：谁不让公开报道？》一文中唯一有关三峡的，就是由于三峡地区出产荔枝的品种不好，话题是由广东的荔枝出口日本、唐朝爱吃荔枝的杨贵妃是否去了日本引起的。邓小平说：“三峡也出产荔枝，而且离长安近。可惜三峡荔枝的品种不好。”
2016日9月20日中国网路上传出《邓小平南巡讲话无删节原版重见天日》。关于三峡工程邓小平有如下表态：
时间：1992年1月21日下午，地点：深圳迎宾馆，接见厅
“三峡工程也争论很多，我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我是坚决主张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乱骂。怕什么，看准的就要坚决搞。”
从邓小平的这次表态来看，上三峡工程的目的不是防洪而是发电，原因是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是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之后的亲身感受。但这和当时中国媒体大肆宣传的三峡工程能防N年一遇的洪水有差距。
二、第三次上当受骗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的四个城市，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以及西雅图，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美国一游。如果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水电开发有考察，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给邓小平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横向地调查了苏联、欧洲的情况。那么一年之后，在1980年7月在听取魏廷铮汇报时，和六年之后，在1985年1月听取了李鹏汇报时，邓小平都应有关于这段亲身经历的表述，而不是像木偶一样，魏廷铮说150米低坝方案好，邓小平就跟着说低坝方案好；后来李鹏说180米中坝方案好，邓小平也跟着说中坝方案好。邓小平应该有很大的主动的话语权。
关于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话题。
2.1中美水电开发上的差距
美国是世界上水能资源开发最早的国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1950年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867.4万千瓦，该年水电发电量1010亿千瓦时。中国1950年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6.5万千瓦，年水电发电量7.8亿千瓦时。195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是中国的113倍，年水电发电量是中国的129倍。1950年时，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很大，不但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少，而且水电发电量低。
199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8754万千瓦，年水电发电量2798亿千瓦时，水力发电装机容量比1950年增长了3.69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9%；发电量增长了1.7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6%。
到1990年，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发展到3604.6万千瓦，发电量1263.5亿千瓦时。从1950年到1990年，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增长了21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4.4%；发电量增长了161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3.5%。发展速度相当高。
中国水力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减小。199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仅仅是中国的2.43倍，年水电发电量也是中国的2.21倍。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1950年至1990年的平均发展速度不变，8年之后，中国的年水电发电量将超过美国，10年之后，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也将超过美国。
如果1992年邓小平用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来催促中国的水电事业发展，首先是邓小平对中国从1950年到1990年水电事业的高速发展没有了解，其次是邓小平对中美之间在此时水电事业上的实际差距缺乏正确的估计。
2.2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的N个数据
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是指美国水能资源开发程度很高，可能再发展的潜力几乎消耗殆尽。
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有N个数据，而且差别很大，82%，74%，40%等等。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河流多年平均流量和全部落差逐段累积的理论年平均发电量。这里只计算了发电装机可以超过10万千瓦的河流。
美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44,850亿千瓦时/年，仅次于中国59,200亿千瓦时/年（未包括台湾部分）位于世界第二。
在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中有一部分水能资源在技术上具有开发的可行性，称为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在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中，只有一部分在经济上具有开发的可行性，称为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
什么是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什么又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各国的科学家对此的理解不同，所以技术或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截然不同。
美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1.78%，而中国占32.43%。
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8.38%，而中国占21.28%。
由于美国的技术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低，虽然美国在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世界第二，但是在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上的排名大大靠后，排在中国、巴西、俄国、加拿大、刚果、印度后面，位于世界第七。这对于处处争世界第一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为什么美国人甘愿落在别人后面？
本来美国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三，差距不大，但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对技术可开发性和经济可开发性的理解不同，美国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都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三。
建造水库所要搬迁的移民人数，是决定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移民人数多，移民赔偿费高，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差。在美国不可能要求移民“舍小家，为大家”来提高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1949年以来中国建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水库大坝，迫使至少2600万居民离开故土家园。世界水库大坝数量第二位的美国，其水库移民数量仅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所有的水库大坝工程的移民总数还比不上一个长江三峡工程。
由于美国和中国对技术可开发性和经济可开发性的理解不同，美国和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就是一个不能直接对比的事物，就像梨和苹果是不能直接对比一样。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呢？又怎样去理解邓小平所说的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呢？
就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而言，美国1990年发电量占的比例是6.23%，而就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来说，开发程度到了52.94%。只有从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出发，开发程度到了74.41%，勉强可以说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大部分已经修完了。
前面已经分析过，美国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三，两国差距不大，但是美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三，由于定义的不同，美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比例低，能修水电站地方就相对的少，也就容易“早就修完了”。
如果知道这个原因，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就不能构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依据，因为象三峡坝址这样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在美国就不是经济上能修水电站的地方。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中说美国水电开发程度已经达到82%，这也许是最能支持邓小平的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说法的数据了。
根据世界能源会议1974年的《能源调查》中，美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为7015亿千瓦时/年，比上表公布的3760亿千瓦时/年多出3255亿千瓦时/年。1990年发电量2798.0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7015亿千瓦时/年的40%。还有一半多的地方尚未开发。
美国年度水力发电量有变化，有时多，有时少，从1990年之后，基本上是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00年水力发电量3088亿千瓦时；2009年水力发电量2506亿千瓦时；2014年水力发电量2590亿千瓦时；2015年水力发电量2537亿千瓦时。
水力发电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气候原因，不少年份降水不足；第二是美国拆除了不少大坝，拆除大坝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考虑，一是从大坝使用年限的考虑，大坝越老，维修费用越高，经济性越差，溃坝风险越高，不如拆除大坝更为经济合理。如果以美国2015年水力发电量计算，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说法就更有问题了。
到2015年底，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达31900万千瓦，年发电量11100亿千瓦时，早已远远超过美国。与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相比，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已经高达88.1%。那么是否能说，中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中国政府认为还是不能这么看。
因为中国认为目前水电开发程度不是88.1%，不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而是很低。与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相比，开发程度只到达57.8%，与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相比，开发程度只到达18.8%。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许多地方可以修水电站，所以还需要大力发展。
按计划，2050年我国需要开发水电装机容量26000至29000万千瓦（不包括抽水蓄能），年发电量13600至18500亿千瓦时。
无论是年发电量13600亿千瓦时还是18500亿千瓦时，都超过了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特别是年发电量18500亿千瓦时，已经接近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19200亿千瓦时/年的96.4%。是不是到2050年中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呢？如果和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9200亿千瓦时/年相比，开发程度还只有31.3%。
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话题。如果不是事先明确定义，什么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就无法确定。因为和不同的数据比较，就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开发程度可能是6.23%，可能是40%，可能是52.94%，也可能是74.41%。如果74.41%的数据支持邓小平的说法，另外的数据都不支持邓小平的说法，最重要的是，74.41%的数据是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相比，象三峡工程这样迫使140万居民搬迁的水电站，在美国不被认为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美国所有的水库移民人口只有130万。所以，邓小平用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来说明三峡工程必须看准了就不要动摇，正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
为了证明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邓小平说：“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
俄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28960亿千瓦时/年，次于中国，美国和位于世界第四。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167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7.7%，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60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5.9%，比中国的21.28%更高。根据2000年发表的数据，俄国水电装机容量4394万千瓦，年发电量1575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26.3%。俄国的情况不能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德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200亿千瓦时/年，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25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20.8%，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2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6.7%。根据2000年发表的数据，德国水电装机容量433.1万千瓦，年发电量172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86%。德国的情况似乎能够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但是在德国，许多中国眼中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开发的水能资源，都没有被列入其中，所以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都很低。比如莱茵河峡谷处，是莱茵河最美丽的河段，两边是高山，坡陡流急，景观和长江三峡有一比。在这里建大坝，可以获得很多水电。但是德国人从来都认为这是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另外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发源地，那里也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建水库大坝，德国认为也是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德国在邵耳山区规划了一个水库大坝，后来经调查，水库淹没区中有一种植物列入世界植物红皮书中（濒临灭绝的物种），这里的水能资源也成为不能开发的。
瑞士年发电量344.9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355的97%。但是瑞士的环保组织也在瑞士和德国的边界找到一个很好的坝址，模仿建造三峡工程，水库淹了苏黎世和半个首都伯尔尼。可见在瑞士能修水电站的地方还是有，但是代价太大，不具备经济可开发性。
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并不能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四、皇上的圣旨是任意更改的，也是可以扣下不发的
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三次上当受骗。这和邓小平的决策环境分不开的。邓小平的信息来源很窄，除了邓朴方等家人外就是象魏廷铮、李鹏这样的奸臣和小人，他们汇报什么，邓小平信什么，所以做出错误决策也是必然。即使邓小平在时后可能意识到已经上当受骗，还是不肯承认错误，也不更改决策模式和决策环境，往往导致再次上当受骗。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搖。”后来这个圣旨被改为（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搖。”其中最重要的“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没有了。原来皇上的圣旨是任意更改的。中国历史上有改圣旨的事情，但是都发生在皇上过世之后或者皇上病重垂死之时。皇上还在世时，就敢更改圣旨，只有在当今红朝。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听完李鹏汇报后说：“低坝不是好方案，中坝方案（180米）是好方案，从现在起即可着手准备。”32年过去了，中国官方至今还没有证实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是真的。人们只能从李鹏2003年出版的三峡日记中看到。人们无法知道，这真是皇上的圣旨，还是李鹏伪造的皇上圣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鹏起码扣押这或真或假的圣旨18年。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到2016年才透露出来，皇上的圣旨被扣押整整24年。
当邓小平第二次上当受骗时，他应该已经认识到，魏廷铮在1980年7月汇报时是欺骗了他。但是邓小平就像穿新衣的皇帝一样，不愿意承认自己上当受骗、做出错误表态的事实，更没有勇气来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处罚骗子。
当邓小平第三次上当受骗时，他也应该认识到，李鹏在1985年1月汇报时是欺骗了他。这次邓小平拿1979年到美国一游的经历，想来证实这一次他不会再上当受骗了。但是邓小平还是上当受骗了。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最重要的文件马上在党内外组织学习。邓小平包括邓的家人应该对此十分重视，他们应该注意到，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并没有被收录在南巡讲话中。如果邓小平能对此有所思考，追问一下，可以马上发现，这次又是上当受骗。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所带人马是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这些人对邓小平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帮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引用不同的数据，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就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决策。
李锐说，邓小平一生办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
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两次三番跌上当受骗。邓小平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上也是一样。李鹏汇报说，学生运动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听了很生气，于是动了杀心。1989年学生运动中有没有针对邓小平的，有没有要让邓小平退位的？有，肯定有。但这不是主流，也不是多数，就像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中的很小一部分，只占8.38%。但是把这一小部分看作是全部，当作“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就大错特错。如果把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一部分学生的要邓小平回家的要求看成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流或者是最主要诉求，也是大错特错。
1992年邓小平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访问南方几个城市，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文献之一。但就是这个党的最重要文献中，邓小平在南巡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江泽民和李鹏把它扣下了，这个圣旨被扣押了整整32年。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可以修水电站的地方，因为经济的不可开发性（涉及移民过多），而被排除在能修水电站的地方之外。美国拥有的水库大坝座数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美国的水库移民仅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如一个三峡工程的移民。如果当年江泽民和李鹏不扣押这个圣旨，美国的真相让中国人知道，让人大代表知道，三峡工程很可能就不会在全国人大被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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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邓小平坐船从重庆到武汉，视察了三峡地区，在船上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不久邓小平表态，支持150米的低坝方案，这是第一次上当受骗。1985年1月，邓小平在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营合同签字仪式之后，听取了李鹏副总理的汇报，表示低坝不是好方案，中坝（180米）是好方案。这是第二次上当受骗。1986年赵紫阳考察三峡地区回来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表态：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这应该是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真实态度。2016年9月公布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无删节原版，中有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而这段话在原来发表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或者南巡讲话全文中都没有出现过。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但也无法掩盖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第三次上当受骗的事实。追踪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数次上当受骗，笔者最大的发现是：邓小平做决策时的信息来源十分狭窄，邓小平的指示是可以任意更改的，也是可以扣下不发的。
一、第一次公开披露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陪同下，到南方多个城市视察，被称为九二南巡，途中的讲话被称为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方媒体高调发布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如“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等等。没有任何报道提到过，邓小平在九二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有过表态。
邓小平南巡之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在为三峡工程决策做舆论和程序上的紧锣密鼓般的最后准备。在宣传中，洪水忧患是当时最重要的话题，因为1991年千里之外华东地区经历了一场大洪水，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最重要理由。
1991年12月以方子云为组长的生态和环境II组将第二份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上交，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而之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结论是“弊大于利，但是……”，由于该报告大纲未经国务院环境保护局审批的这个“程序错误”而被否决。
1992年1月17日由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7次常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三峡工程。
1992年1月21日至24日，水利部审查批准第二份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1992年2月1日，水利部将该报告书送交国务院环境保护局审批。2月17日，国务院环保局批准了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992年2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三峡工程。江泽民自告奋勇要到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党员大会上讲话，要求党员代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三峡工程投赞成票。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
在这期间，邓小平在九二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的任何表态，对三峡工程投票表决都有重大影响。但是官方没有发表邓小平最新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似乎邓小平没有新的态度。
2011年12月31日为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凤凰网财经于2011年12月31日发表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在南巡讲话的全文中，也没有记录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表态。
吴松营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的全程记录人，他撰写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书中也没有记录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的任何表态。吴松营在2012年3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原题为《邓小平南方谈话：谁不让公开报道？》一文中唯一有关三峡的，就是由于三峡地区出产荔枝的品种不好，话题是由广东的荔枝出口日本、唐朝爱吃荔枝的杨贵妃是否去了日本引起的。邓小平说：“三峡也出产荔枝，而且离长安近。可惜三峡荔枝的品种不好。”
2016日9月20日中国网路上传出《邓小平南巡讲话无删节原版重见天日》。关于三峡工程邓小平有如下表态：
时间：1992年1月21日下午，地点：深圳迎宾馆，接见厅
“三峡工程也争论很多，我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我是坚决主张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乱骂。怕什么，看准的就要坚决搞。”
从邓小平的这次表态来看，上三峡工程的目的不是防洪而是发电，原因是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是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之后的亲身感受。但这和当时中国媒体大肆宣传的三峡工程能防N年一遇的洪水有差距。
二、第三次上当受骗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的四个城市，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以及西雅图，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美国一游。如果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水电开发有考察，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给邓小平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横向地调查了苏联、欧洲的情况。那么一年之后，在1980年7月在听取魏廷铮汇报时，和六年之后，在1985年1月听取了李鹏汇报时，邓小平都应有关于这段亲身经历的表述，而不是像木偶一样，魏廷铮说150米低坝方案好，邓小平就跟着说低坝方案好；后来李鹏说180米中坝方案好，邓小平也跟着说中坝方案好。邓小平应该有很大的主动的话语权。
关于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话题。
2.1中美水电开发上的差距
美国是世界上水能资源开发最早的国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1950年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867.4万千瓦，该年水电发电量1010亿千瓦时。中国1950年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6.5万千瓦，年水电发电量7.8亿千瓦时。195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是中国的113倍，年水电发电量是中国的129倍。1950年时，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很大，不但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少，而且水电发电量低。
199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8754万千瓦，年水电发电量2798亿千瓦时，水力发电装机容量比1950年增长了3.69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9%；发电量增长了1.7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6%。
到1990年，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发展到3604.6万千瓦，发电量1263.5亿千瓦时。从1950年到1990年，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增长了21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4.4%；发电量增长了161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3.5%。发展速度相当高。
中国水力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减小。199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仅仅是中国的2.43倍，年水电发电量也是中国的2.21倍。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1950年至1990年的平均发展速度不变，8年之后，中国的年水电发电量将超过美国，10年之后，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也将超过美国。
如果1992年邓小平用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来催促中国的水电事业发展，首先是邓小平对中国从1950年到1990年水电事业的高速发展没有了解，其次是邓小平对中美之间在此时水电事业上的实际差距缺乏正确的估计。
2.2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的N个数据
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是指美国水能资源开发程度很高，可能再发展的潜力几乎消耗殆尽。
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有N个数据，而且差别很大，82%，74%，40%等等。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河流多年平均流量和全部落差逐段累积的理论年平均发电量。这里只计算了发电装机可以超过10万千瓦的河流。
美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44,850亿千瓦时/年，仅次于中国59,200亿千瓦时/年（未包括台湾部分）位于世界第二。
在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中有一部分水能资源在技术上具有开发的可行性，称为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在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中，只有一部分在经济上具有开发的可行性，称为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
什么是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什么又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各国的科学家对此的理解不同，所以技术或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截然不同。
美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1.78%，而中国占32.43%。
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8.38%，而中国占21.28%。
由于美国的技术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低，虽然美国在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世界第二，但是在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上的排名大大靠后，排在中国、巴西、俄国、加拿大、刚果、印度后面，位于世界第七。这对于处处争世界第一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为什么美国人甘愿落在别人后面？
本来美国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三，差距不大，但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对技术可开发性和经济可开发性的理解不同，美国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都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三。
建造水库所要搬迁的移民人数，是决定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移民人数多，移民赔偿费高，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差。在美国不可能要求移民“舍小家，为大家”来提高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1949年以来中国建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水库大坝，迫使至少2600万居民离开故土家园。世界水库大坝数量第二位的美国，其水库移民数量仅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所有的水库大坝工程的移民总数还比不上一个长江三峡工程。
由于美国和中国对技术可开发性和经济可开发性的理解不同，美国和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就是一个不能直接对比的事物，就像梨和苹果是不能直接对比一样。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呢？又怎样去理解邓小平所说的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呢？
就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而言，美国1990年发电量占的比例是6.23%，而就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来说，开发程度到了52.94%。只有从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出发，开发程度到了74.41%，勉强可以说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大部分已经修完了。
前面已经分析过，美国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三，两国差距不大，但是美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三，由于定义的不同，美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比例低，能修水电站地方就相对的少，也就容易“早就修完了”。
如果知道这个原因，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就不能构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依据，因为象三峡坝址这样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在美国就不是经济上能修水电站的地方。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中说美国水电开发程度已经达到82%，这也许是最能支持邓小平的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说法的数据了。
根据世界能源会议1974年的《能源调查》中，美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为7015亿千瓦时/年，比上表公布的3760亿千瓦时/年多出3255亿千瓦时/年。1990年发电量2798.0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7015亿千瓦时/年的40%。还有一半多的地方尚未开发。
美国年度水力发电量有变化，有时多，有时少，从1990年之后，基本上是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00年水力发电量3088亿千瓦时；2009年水力发电量2506亿千瓦时；2014年水力发电量2590亿千瓦时；2015年水力发电量2537亿千瓦时。
水力发电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气候原因，不少年份降水不足；第二是美国拆除了不少大坝，拆除大坝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考虑，一是从大坝使用年限的考虑，大坝越老，维修费用越高，经济性越差，溃坝风险越高，不如拆除大坝更为经济合理。如果以美国2015年水力发电量计算，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说法就更有问题了。
到2015年底，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达31900万千瓦，年发电量11100亿千瓦时，早已远远超过美国。与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相比，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已经高达88.1%。那么是否能说，中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中国政府认为还是不能这么看。
因为中国认为目前水电开发程度不是88.1%，不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而是很低。与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相比，开发程度只到达57.8%，与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相比，开发程度只到达18.8%。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许多地方可以修水电站，所以还需要大力发展。
按计划，2050年我国需要开发水电装机容量26000至29000万千瓦（不包括抽水蓄能），年发电量13600至18500亿千瓦时。
无论是年发电量13600亿千瓦时还是18500亿千瓦时，都超过了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特别是年发电量18500亿千瓦时，已经接近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19200亿千瓦时/年的96.4%。是不是到2050年中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呢？如果和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9200亿千瓦时/年相比，开发程度还只有31.3%。
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话题。如果不是事先明确定义，什么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就无法确定。因为和不同的数据比较，就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开发程度可能是6.23%，可能是40%，可能是52.94%，也可能是74.41%。如果74.41%的数据支持邓小平的说法，另外的数据都不支持邓小平的说法，最重要的是，74.41%的数据是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相比，象三峡工程这样迫使140万居民搬迁的水电站，在美国不被认为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美国所有的水库移民人口只有130万。所以，邓小平用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来说明三峡工程必须看准了就不要动摇，正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
为了证明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邓小平说：“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
俄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28960亿千瓦时/年，次于中国，美国和位于世界第四。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167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7.7%，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60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5.9%，比中国的21.28%更高。根据2000年发表的数据，俄国水电装机容量4394万千瓦，年发电量1575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26.3%。俄国的情况不能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德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200亿千瓦时/年，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25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20.8%，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2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6.7%。根据2000年发表的数据，德国水电装机容量433.1万千瓦，年发电量172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86%。德国的情况似乎能够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但是在德国，许多中国眼中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开发的水能资源，都没有被列入其中，所以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都很低。比如莱茵河峡谷处，是莱茵河最美丽的河段，两边是高山，坡陡流急，景观和长江三峡有一比。在这里建大坝，可以获得很多水电。但是德国人从来都认为这是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另外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发源地，那里也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建水库大坝，德国认为也是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德国在邵耳山区规划了一个水库大坝，后来经调查，水库淹没区中有一种植物列入世界植物红皮书中（濒临灭绝的物种），这里的水能资源也成为不能开发的。
瑞士年发电量344.9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355的97%。但是瑞士的环保组织也在瑞士和德国的边界找到一个很好的坝址，模仿建造三峡工程，水库淹了苏黎世和半个首都伯尔尼。可见在瑞士能修水电站的地方还是有，但是代价太大，不具备经济可开发性。
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并不能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四、皇上的圣旨是任意更改的，也是可以扣下不发的
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三次上当受骗。这和邓小平的决策环境分不开的。邓小平的信息来源很窄，除了邓朴方等家人外就是象魏廷铮、李鹏这样的奸臣和小人，他们汇报什么，邓小平信什么，所以做出错误决策也是必然。即使邓小平在时后可能意识到已经上当受骗，还是不肯承认错误，也不更改决策模式和决策环境，往往导致再次上当受骗。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搖。”后来这个圣旨被改为（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搖。”其中最重要的“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没有了。原来皇上的圣旨是任意更改的。中国历史上有改圣旨的事情，但是都发生在皇上过世之后或者皇上病重垂死之时。皇上还在世时，就敢更改圣旨，只有在当今红朝。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听完李鹏汇报后说：“低坝不是好方案，中坝方案（180米）是好方案，从现在起即可着手准备。”32年过去了，中国官方至今还没有证实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是真的。人们只能从李鹏2003年出版的三峡日记中看到。人们无法知道，这真是皇上的圣旨，还是李鹏伪造的皇上圣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鹏起码扣押这或真或假的圣旨18年。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到2016年才透露出来，皇上的圣旨被扣押整整24年。
当邓小平第二次上当受骗时，他应该已经认识到，魏廷铮在1980年7月汇报时是欺骗了他。但是邓小平就像穿新衣的皇帝一样，不愿意承认自己上当受骗、做出错误表态的事实，更没有勇气来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处罚骗子。
当邓小平第三次上当受骗时，他也应该认识到，李鹏在1985年1月汇报时是欺骗了他。这次邓小平拿1979年到美国一游的经历，想来证实这一次他不会再上当受骗了。但是邓小平还是上当受骗了。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最重要的文件马上在党内外组织学习。邓小平包括邓的家人应该对此十分重视，他们应该注意到，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并没有被收录在南巡讲话中。如果邓小平能对此有所思考，追问一下，可以马上发现，这次又是上当受骗。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所带人马是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这些人对邓小平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帮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引用不同的数据，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就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决策。
李锐说，邓小平一生办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
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两次三番跌上当受骗。邓小平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上也是一样。李鹏汇报说，学生运动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听了很生气，于是动了杀心。1989年学生运动中有没有针对邓小平的，有没有要让邓小平退位的？有，肯定有。但这不是主流，也不是多数，就像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中的很小一部分，只占8.38%。但是把这一小部分看作是全部，当作“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就大错特错。如果把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一部分学生的要邓小平回家的要求看成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流或者是最主要诉求，也是大错特错。
1992年邓小平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访问南方几个城市，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文献之一。但就是这个党的最重要文献中，邓小平在南巡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江泽民和李鹏把它扣下了，这个圣旨被扣押了整整32年。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可以修水电站的地方，因为经济的不可开发性（涉及移民过多），而被排除在能修水电站的地方之外。美国拥有的水库大坝座数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美国的水库移民仅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如一个三峡工程的移民。如果当年江泽民和李鹏不扣押这个圣旨，美国的真相让中国人知道，让人大代表知道，三峡工程很可能就不会在全国人大被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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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三四线楼市去库存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来源:
美国之音
由于从今年上半年起，国内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爆，因此今年我到三四线城市的机会也多以起来。今年政府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是，“因城施策”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即是要通过让2015年下半年起导致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火爆甚至房价飚升的政策向三四线城市蔓延，也要让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走上这条路。事实上，政府对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期望确实在发生，上半年国内不少三四线地市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火爆起来，但是这种火爆要达到政府去库存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反之国内三四线房地产市场的库存会在这波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中快速增加。
可以说，从2003年开始，全国各级政府建开发区、打造新城基本上是每一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各个地方的城市规划规模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宏伟。2015年12月，全国城市规划的会议在贵阳召开，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根据这些规划，计算出未来建造的城市住房可以居住34亿人口。我当时对此计算还是半信半疑，如果中国的城市规划可建造可住34亿人口的住房，那么这20亿人口从何而来，是不是未来中国的移民政策也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但是实际上这位院士对城市规划住房居住人口的计算，估计还只是在现在的城市规划图纸上静态地计算出来的。如果动态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有强烈超越这种城市规划的动机。因为，在现在的这些城市规划图纸上，如果有利益上的关联性，哪一个地方政府不会突破这种城市规划呢？而房地产开发商更是如此。最近到了一些三四线城市所看到情况都是这样。
从已经修好的基础设施来看，无论是道路还是城市各管道，估计都是在十年内的时间里修建的，不少地方都形成了一个个新城的框架。目前，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正在填上各项内容，各城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尽管当前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不是太高，但是只要房地产市场价格在上涨，即使每年上涨10%，那么进入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则会越来越多。他们也会制造一个又一个住房销售的主题。而且只要房价在上涨，不仅现在的住房很快会卖出，而且也会刺激地方政府推出更多的土地，刺激房地产开发商加快建造更多的住房。东部中部的三四线城市是这样，西部的三四线城市也是如此。
从所公布的5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到，70个大中城市，有80%以上的城市房价还在上涨。而这种房价上涨还没有把“阴阳合同”的因素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估计有更多的城市房价上涨，上涨的幅度会比政府所公布的数据还要快。如果房价一直在上涨，那么中央政府要通过所谓的“因城施策”方式对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只能是天大的笑话。
因为，根据市场法则，事情十分简单，如果是消费品及库存过多，就得要降低价格销售，这样生产者的供给才会减少，库存才能通过降低价格出售消化掉。反之，如果是消费品，目前库存过多，如果价格还在上涨，那么生产者不仅不会减少供给，反之还会增加供给，库存只能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如果住房是消费品，房价还在上涨，这个时候想去库存，只能是天大的笑话！这也是中国的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出违反市场法则政策的一个天大笑话！
如果房价还是在上涨，而销售量又快速增长，这只能说明这个时候的住房已经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了。因为，对于作为投资品的住房来说，如果房价在下跌时，由于投资者购买无利可图，甚至于亏损，这时住房投资者根本就不会进入市场。房价越是下跌，住房越是没有投资者购买，住房的库存当然越来越多。只有房价上涨时（无论其涨幅有多大，只要上涨就行），住房投资者才会进入市场。而且房价上涨幅度越大，投资者越是会涌入市场。这时，住房销售肯定会增加。同时，如果房价上涨，房地产开发商利润也会增加，这样会激励房地产开发商增加更多的供给。房价上涨幅度越大，房地产开发商增加住房供给的动机更是强烈，建造的住房会更多。可见，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要让房价上涨时去库存可是一种天大笑话。
同时，也应该看到，房价上涨时去库存不仅是一个违反市场法则的笑话，也是与中央“房子是住的，而不是炒作的”市场定位完全冲突的（或是刻意出台这种政策对抗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重新定位）。因为，要让三四线城市房价在上涨时去库存，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时候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一个以投机炒作为主导的市场，房地产市场购买者目的是为了卖出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自己居住。所以，在房价上涨时去库存的“因城施策”，实际上是用住房优惠政策鼓励投机炒作者进入市场。与中央政府“房子是住的”的市场定位南辕北辙。
最近有人估计过，目前中国已经建造好的住房，如果以每人居住30平方米计算，可供10亿人口居住，而城里的居民7亿人口，而剩下可居住3亿人口住房的人基本上是投机炒作。他们购买的住房不是自己居住而是如何获利。尽管这种估算十分简洁会让认为不可信，但是说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即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三分之一的房价由住房投机炒作者持有，中国住房市场是一个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尽管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可以让房地产开发商来去掉，但这些库存则转到住房投机炒作者手上，库存并没有减少，只是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可能吗？而这种违背常识的房地产政策自然成了天下的一种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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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由于从今年上半年起，国内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爆，因此今年我到三四线城市的机会也多以起来。今年政府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是，“因城施策”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即是要通过让2015年下半年起导致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火爆甚至房价飚升的政策向三四线城市蔓延，也要让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走上这条路。事实上，政府对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期望确实在发生，上半年国内不少三四线地市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火爆起来，但是这种火爆要达到政府去库存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反之国内三四线房地产市场的库存会在这波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中快速增加。
可以说，从2003年开始，全国各级政府建开发区、打造新城基本上是每一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各个地方的城市规划规模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宏伟。2015年12月，全国城市规划的会议在贵阳召开，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根据这些规划，计算出未来建造的城市住房可以居住34亿人口。我当时对此计算还是半信半疑，如果中国的城市规划可建造可住34亿人口的住房，那么这20亿人口从何而来，是不是未来中国的移民政策也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但是实际上这位院士对城市规划住房居住人口的计算，估计还只是在现在的城市规划图纸上静态地计算出来的。如果动态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有强烈超越这种城市规划的动机。因为，在现在的这些城市规划图纸上，如果有利益上的关联性，哪一个地方政府不会突破这种城市规划呢？而房地产开发商更是如此。最近到了一些三四线城市所看到情况都是这样。
从已经修好的基础设施来看，无论是道路还是城市各管道，估计都是在十年内的时间里修建的，不少地方都形成了一个个新城的框架。目前，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正在填上各项内容，各城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尽管当前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不是太高，但是只要房地产市场价格在上涨，即使每年上涨10%，那么进入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则会越来越多。他们也会制造一个又一个住房销售的主题。而且只要房价在上涨，不仅现在的住房很快会卖出，而且也会刺激地方政府推出更多的土地，刺激房地产开发商加快建造更多的住房。东部中部的三四线城市是这样，西部的三四线城市也是如此。
从所公布的5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到，70个大中城市，有80%以上的城市房价还在上涨。而这种房价上涨还没有把“阴阳合同”的因素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估计有更多的城市房价上涨，上涨的幅度会比政府所公布的数据还要快。如果房价一直在上涨，那么中央政府要通过所谓的“因城施策”方式对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只能是天大的笑话。
因为，根据市场法则，事情十分简单，如果是消费品及库存过多，就得要降低价格销售，这样生产者的供给才会减少，库存才能通过降低价格出售消化掉。反之，如果是消费品，目前库存过多，如果价格还在上涨，那么生产者不仅不会减少供给，反之还会增加供给，库存只能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如果住房是消费品，房价还在上涨，这个时候想去库存，只能是天大的笑话！这也是中国的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出违反市场法则政策的一个天大笑话！
如果房价还是在上涨，而销售量又快速增长，这只能说明这个时候的住房已经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了。因为，对于作为投资品的住房来说，如果房价在下跌时，由于投资者购买无利可图，甚至于亏损，这时住房投资者根本就不会进入市场。房价越是下跌，住房越是没有投资者购买，住房的库存当然越来越多。只有房价上涨时（无论其涨幅有多大，只要上涨就行），住房投资者才会进入市场。而且房价上涨幅度越大，投资者越是会涌入市场。这时，住房销售肯定会增加。同时，如果房价上涨，房地产开发商利润也会增加，这样会激励房地产开发商增加更多的供给。房价上涨幅度越大，房地产开发商增加住房供给的动机更是强烈，建造的住房会更多。可见，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要让房价上涨时去库存可是一种天大笑话。
同时，也应该看到，房价上涨时去库存不仅是一个违反市场法则的笑话，也是与中央“房子是住的，而不是炒作的”市场定位完全冲突的（或是刻意出台这种政策对抗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重新定位）。因为，要让三四线城市房价在上涨时去库存，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时候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一个以投机炒作为主导的市场，房地产市场购买者目的是为了卖出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自己居住。所以，在房价上涨时去库存的“因城施策”，实际上是用住房优惠政策鼓励投机炒作者进入市场。与中央政府“房子是住的”的市场定位南辕北辙。
最近有人估计过，目前中国已经建造好的住房，如果以每人居住30平方米计算，可供10亿人口居住，而城里的居民7亿人口，而剩下可居住3亿人口住房的人基本上是投机炒作。他们购买的住房不是自己居住而是如何获利。尽管这种估算十分简洁会让认为不可信，但是说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即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三分之一的房价由住房投机炒作者持有，中国住房市场是一个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尽管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可以让房地产开发商来去掉，但这些库存则转到住房投机炒作者手上，库存并没有减少，只是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可能吗？而这种违背常识的房地产政策自然成了天下的一种笑话！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89%E5%9B%9B%E7%BA%BF%E6%A5%BC%E5%B8%82%E5%8E%BB%E5%BA%93%E5%AD%98%E6%98%AF%E4%B8%AA%E4%B8%8D%E5%8F%AF%E8%83%BD%E5%AE%8C%E6%88%90%E7%9A%84%E4%BB%BB%E5%8A%A1.html
始于乌克兰的网络攻击正席卷俄美欧
来源:
BBC
许多报告显示受攻击电脑的屏幕显示了图中的信息，表明这是勒索攻击
始于乌克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周二正在持续向全世界扩展，制药和化工公司默克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美国受到攻击的公司。
这种病毒让电脑当机，在比特币支付赎金后才电脑才能恢复正常。专家对此次最新的网络袭击做出判断，认为黑客是基于与Wannacry相同的系统漏洞对欧洲网络进行攻击。
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neft，广告公司WPP，以及西班牙食品巨头Mondelez的电脑系统都受到了攻击。
在乌克兰，检测切尔诺贝利核电废址的活动也受到了影响，政府部门，银行以及交通系统都受到了电脑攻击。
乌克兰内务部的发言人说，当局正在调查许多受到电脑攻击的事件。
俄罗斯的防电脑病毒公司Kaspersky Lab表示，他们的分析显示在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已经发生了约2,000次这样的攻击。
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已经研究出能够破解WannaCry病毒的方法，受害者无需向勒索者缴纳赎金。执法当局表示，支付赎金意味着受害者可能面临再次侵袭的风险。
伦敦一家处理网络攻击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说，犯罪分子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几乎不用成本，如果人们向他们付赎金，无疑会鼓励将来发动更多的攻击。
电脑安全公司Recorded Future的发言人对BBC说，这类攻击因为利润丰厚所以很难停止。他说，韩国一个网络服务公司为找回他们的数据已经向黑客支付了100万美元，这对于网络勒索者来说是极大的激励。
国际刑警组织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且正同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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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许多报告显示受攻击电脑的屏幕显示了图中的信息，表明这是勒索攻击始于乌克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周二正在持续向全世界扩展，制药和化工公司默克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美国受到攻击的公司。
这种病毒让电脑当机，在比特币支付赎金后才电脑才能恢复正常。专家对此次最新的网络袭击做出判断，认为黑客是基于与Wannacry相同的系统漏洞对欧洲网络进行攻击。
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neft，广告公司WPP，以及西班牙食品巨头Mondelez的电脑系统都受到了攻击。
在乌克兰，检测切尔诺贝利核电废址的活动也受到了影响，政府部门，银行以及交通系统都受到了电脑攻击。
乌克兰内务部的发言人说，当局正在调查许多受到电脑攻击的事件。
俄罗斯的防电脑病毒公司Kaspersky Lab表示，他们的分析显示在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已经发生了约2,000次这样的攻击。
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已经研究出能够破解WannaCry病毒的方法，受害者无需向勒索者缴纳赎金。执法当局表示，支付赎金意味着受害者可能面临再次侵袭的风险。
伦敦一家处理网络攻击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说，犯罪分子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几乎不用成本，如果人们向他们付赎金，无疑会鼓励将来发动更多的攻击。
电脑安全公司Recorded Future的发言人对BBC说，这类攻击因为利润丰厚所以很难停止。他说，韩国一个网络服务公司为找回他们的数据已经向黑客支付了100万美元，这对于网络勒索者来说是极大的激励。
国际刑警组织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且正同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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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拐点：信贷脉冲大降
作者: 姜超
“信贷脉冲”一词最早由德银经济学家Michael Biggs在2008年提出，指的是广义信贷增量占GDP比重的变化，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货币增速的增速，即“加速度”。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大家已经习惯于用货币增速指标来预测经济，为何突然又提货币“加速度”呢？信贷脉冲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何联系？中国的信贷脉冲走势如何？对经济预测有何指导意义？
1. 为啥要看信贷脉冲？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情景假设，考察一下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情景：我们假设一个国家一年的GDP是100元，居民或企业会通过消费或投资等方式购买这100元的最终产品。如果大家都使用自己的银行存款来购买的话，这一过程就没有借贷行为。对于银行来说，无非就是购买产品的居民或企业A的存款减少了，而出售产品的居民或企业B的存款增加了，所以整体来看这一过程没有贷款产生，也就没有创造货币。这种情景其实类似于“物物交换”的经济，即使没有货币产生，经济同样可以有增长。
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银行里的存款总共只有100元，大家都不超支的话，生产的100元的产品就消费不完，这其实就是货币不够用了，货币紧缩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制。另一方面，现实中有的人想多消费、提前消费，有的人想少消费、推迟消费，肯定会存在资金的差额，就需要有借贷。所以这种绝对没有信贷和货币创造的情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货币创造出来，同样可能有GDP产生甚至是增长。
第二种情景：我们看一下存在借贷行为的经济。如果A是仅靠自己存款消费的类型，那么基于第一种情景的结论，A消费支付的这部分钱最终还是会回流到银行体系，转化为存款，货币不增不减。如果A向银行贷款了20元来消费，这20元也会最终转化为银行存款，但这个过程中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就增加了20元。有借就有还，而如果B卖出了商品后拿着钱去还银行贷款，银行体系的存款就会减少。从整个经济来看，借款的总数大多数时候都是超过还款总数的，货币会持续增长；而GDP中有一定比例是依靠借贷来实现交易的，货币增量和GDP之间是同一阶的关系。在考察GDP增速时，也应该对应的采用货币增量的增速进行比较，这就是为什么要采用信贷脉冲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货币或信贷增速去考察GDP增速就一定是错的，一方面，货币加速度提高或降低，在货币增速上也会有反应；另一方面，不同理论模型得出的结果会不同，例如货币数量论中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恒定，货币增速和名义GDP增速同样存在对应关系。所以信贷脉冲只不过是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和维度，来观察货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已。
第三种情景：在前面两种情况下，我们假定大家向银行贷款去购买GDP中的最终产品，如果贷款是去购买资产呢？假如A贷款20元购买了一栋二手房（这里的价格假设仅为了讲清道理，不具有现实含义），这个时候并没有GDP产生，但货币总量同样会增加20元。这种情景意味着，不仅仅GDP生产和交易中会创造货币，资产市场的交易中也会创造货币，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并不见得完全对应，因为部分被创造的货币可能流入了二手的资产市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超发”，产生了资产泡沫。
2. 货币与经济背离：房和股哪个泡沫大？
2.1 全球：资产比经济“跑得快”
历史上全球信贷脉冲与全球GDP增长的趋势高度相关。信贷脉冲代表了新增信贷占当年创造GDP比重的变化，信贷脉冲上升则表示新增信贷占当年GDP的比重改善，也就意味着有更多信贷加杠杆刺激经济。根据我们第一部分几种情景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信贷脉冲和经济增速相关。从现实情况来看，历史上全球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长的趋势高度相关，并且领先GDP增速半年左右。
但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全球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速走势虽一致，但幅度大幅背离，根据我们第一部分的分析，这说明创造出的货币流入经济的有限，而大量流入资产领域。
我们比较一下全球主要经济体资产价格的表现，就会发现德国、日本、美国的股市指数剔除通胀后均较09年增幅超过100%，而印度、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实际增速都超过30%。如果将通胀理解为新增货币向整个经济体的平均流量的话，那么剔除通胀以后的资产价格涨幅相当于是货币多流入资产领域的量。
而近期全球信贷脉冲大幅下滑，反映了美国逐步收紧货币，部分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跟随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出现，前期宽松货币大量流入的资产领域将会接受考验。17年1季度不仅美国信贷脉冲转负，澳大利亚的信贷脉冲也已降至-1.7%。一方面，信贷脉冲下降意味着信贷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将下降。另一方面，信贷的流向决定了信贷收缩时影响的主要方向，由于危机后宽松的信贷极大地推升了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那么在如今流动性逐步收紧的背景下，前期享受流动性“红利”的资产价格，将不得不面临流动性收紧的考验。
2.2 结构：发达新兴各不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要经济体的情况。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宽松刺激导致信贷脉冲走高，近年信贷脉冲与经济趋势的偏离扩大，资产价格重回高点。08年危机后美国开启量化宽松，10年信贷脉冲上升到接近4%的高位，经济也在政策刺激下回升，但对比以往，经济增速的改善却小于信贷脉冲的增幅。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实际价格反弹，美股则从09年至今开启了一轮长达8年的牛市，即使经通胀调整，当前也已高于00年时的股指高点。这意味着相比危机前，新增的信贷更多地流向了资产价格领域，其中又以股市为最。
资产价格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但主要体现到房地产价格上。13年澳大利亚的信贷脉冲一度接近6%，是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但其经济增速仅达到3%，远低于危机前的中枢水平。大量的信贷流入到房地产市场，持续推升了澳大利亚的房价，目前经通胀调整后的房价是00年住宅均价水平的1.5倍。
从信贷脉冲的近期走势看，美国、澳大利亚均出现回落，不仅会对经济构成一定压力，更主要的是考验资产价格的稳健性。
欧洲、日本的信贷脉冲与经济走势一致，仍在回升。欧洲信贷脉冲的历史走势与经济增速也非常一致，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程度相对稳定。但近年由于欧央行实施量化宽松，信贷短时间冲高，而经济增速的复苏相对稳定，也出现了背离。而日本由于信贷对经济的刺激效果长期不佳，所以较长时期内信贷脉冲的走势和经济增速并不十分吻合。当前欧、日经济虽有改善，但欧央行和日本银行均维持宽松政策，这也使得它们的信贷脉冲仍在上升，其变化取决于宽松何时退出。
从资产价格表现来看，欧洲和日本的股市好于楼市。经通胀调整后，德国DAX的股价已经超过危机前的水平，相比08年危机时翻了一倍，创下新高，但房价整体平稳，15年后股指趋势与信贷脉冲的变化高度相关，说明信贷宽松对股市价格也有支撑。而日本90年代之后，信贷脉冲在0值上下波动，楼市表现平平，而08年之后信贷脉冲和经济增速偏离扩大，股市涨幅明显。
海外新兴经济体的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速整体也非常一致。以印度和巴西为例，两国的GDP实际增速均与信贷脉冲保持同步，相对而言，巴西的同步趋势更明显，而印度的波动却更大，很多阶段都存在着短期的背离，但印度和巴西的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太大的偏离。
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表现分化。虽然08年危机后新兴市场率先复苏、资产价格短期提振，但拉长时间来看，至今表现却明显分化。经通胀调整后，印度的股指仅回到危机前的一般水平，信贷更多地是推升了房价，15年其全国房地产实际价格就达到了09年的1.5倍。而巴西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剔除通胀后，股市和楼市都在下行。
3. 中国：信贷脉冲大降，经济地产均承压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信贷脉冲和GDP增速也有相关性，但不如其他经济体那么明显。我们使用政府加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信贷的衡量指标，计算中国的信贷脉冲变化。结果发现，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名义GDP增速的大体走势也相关，且信贷脉冲领先GDP增长半年左右，不过二者相关性并没有其它经济体那么高。因为中国GDP与其它高频指标的相关性也不高，所以与信贷脉冲相关度相对较低也不足为奇，我们不妨看看信贷脉冲与其它指标的相关性。
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发电量增速高度相关，去年下半年以来信贷脉冲回落预示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从每一阶段的走势和变化幅度来看，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发电量增速都高度相关，且信贷脉冲领先发电量增速6个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信贷脉冲大幅回落，去年年中高点时有15%，今年年初已经降为负值，截至5月已下滑至-7.1%，这意味着货币创造速度在大幅下降。由于发电量是反映经济走势的高频指标，根据半年的滞后期限推算，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会比较大。
中国的信贷脉冲和房价也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也领先半年时间。一方面，房地产作为重要的一类资产，其生产和交易过程中也会创造货币；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会推升房地产价格，而经济增长和货币创造相关。所以中国的信贷脉冲和房价也高度相关。值得关注的是，15、16年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发电量增速在变化幅度上持续背离，这说明新产生的货币不只来自经济领域，还来自于资产交易，而这与近两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相一致。当前中国信贷脉冲的持续回落，也会对下半年的房价走势构成较大压力。
从其它货币指标来看，5月M2同比增速继续大降至9.6%，也显示货币创造活动大幅放缓。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政策重心逐渐转向防风险和金融去杠杆，今年以来央行和商业银行更是控制资产负债表扩张进度，各主要政策利率都被上调，对货币创造构成压制。尽管央行有关负责人解释5月M2增速放缓，认为主因在于商业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同比少增1.42万亿，下拉M2增速约1个百分点。而该科目主要包含同业理财、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同业投资及影子银行业务，资金最终主要还是流向实体经济，也预示去杠杆对经济会有一定冲击。总结来看，在货币条件偏紧、信用创造放缓的背景下，下半年的实体经济和房价均会承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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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脉冲”一词最早由德银经济学家Michael Biggs在2008年提出，指的是广义信贷增量占GDP比重的变化，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货币增速的增速，即“加速度”。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大家已经习惯于用货币增速指标来预测经济，为何突然又提货币“加速度”呢？信贷脉冲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何联系？中国的信贷脉冲走势如何？对经济预测有何指导意义？
1. 为啥要看信贷脉冲？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情景假设，考察一下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情景：我们假设一个国家一年的GDP是100元，居民或企业会通过消费或投资等方式购买这100元的最终产品。如果大家都使用自己的银行存款来购买的话，这一过程就没有借贷行为。对于银行来说，无非就是购买产品的居民或企业A的存款减少了，而出售产品的居民或企业B的存款增加了，所以整体来看这一过程没有贷款产生，也就没有创造货币。这种情景其实类似于“物物交换”的经济，即使没有货币产生，经济同样可以有增长。
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银行里的存款总共只有100元，大家都不超支的话，生产的100元的产品就消费不完，这其实就是货币不够用了，货币紧缩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制。另一方面，现实中有的人想多消费、提前消费，有的人想少消费、推迟消费，肯定会存在资金的差额，就需要有借贷。所以这种绝对没有信贷和货币创造的情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货币创造出来，同样可能有GDP产生甚至是增长。
第二种情景：我们看一下存在借贷行为的经济。如果A是仅靠自己存款消费的类型，那么基于第一种情景的结论，A消费支付的这部分钱最终还是会回流到银行体系，转化为存款，货币不增不减。如果A向银行贷款了20元来消费，这20元也会最终转化为银行存款，但这个过程中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就增加了20元。有借就有还，而如果B卖出了商品后拿着钱去还银行贷款，银行体系的存款就会减少。从整个经济来看，借款的总数大多数时候都是超过还款总数的，货币会持续增长；而GDP中有一定比例是依靠借贷来实现交易的，货币增量和GDP之间是同一阶的关系。在考察GDP增速时，也应该对应的采用货币增量的增速进行比较，这就是为什么要采用信贷脉冲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货币或信贷增速去考察GDP增速就一定是错的，一方面，货币加速度提高或降低，在货币增速上也会有反应；另一方面，不同理论模型得出的结果会不同，例如货币数量论中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恒定，货币增速和名义GDP增速同样存在对应关系。所以信贷脉冲只不过是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和维度，来观察货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已。
第三种情景：在前面两种情况下，我们假定大家向银行贷款去购买GDP中的最终产品，如果贷款是去购买资产呢？假如A贷款20元购买了一栋二手房（这里的价格假设仅为了讲清道理，不具有现实含义），这个时候并没有GDP产生，但货币总量同样会增加20元。这种情景意味着，不仅仅GDP生产和交易中会创造货币，资产市场的交易中也会创造货币，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并不见得完全对应，因为部分被创造的货币可能流入了二手的资产市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超发”，产生了资产泡沫。
2. 货币与经济背离：房和股哪个泡沫大？
2.1 全球：资产比经济“跑得快”
历史上全球信贷脉冲与全球GDP增长的趋势高度相关。信贷脉冲代表了新增信贷占当年创造GDP比重的变化，信贷脉冲上升则表示新增信贷占当年GDP的比重改善，也就意味着有更多信贷加杠杆刺激经济。根据我们第一部分几种情景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信贷脉冲和经济增速相关。从现实情况来看，历史上全球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长的趋势高度相关，并且领先GDP增速半年左右。
但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全球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速走势虽一致，但幅度大幅背离，根据我们第一部分的分析，这说明创造出的货币流入经济的有限，而大量流入资产领域。
我们比较一下全球主要经济体资产价格的表现，就会发现德国、日本、美国的股市指数剔除通胀后均较09年增幅超过100%，而印度、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实际增速都超过30%。如果将通胀理解为新增货币向整个经济体的平均流量的话，那么剔除通胀以后的资产价格涨幅相当于是货币多流入资产领域的量。
而近期全球信贷脉冲大幅下滑，反映了美国逐步收紧货币，部分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跟随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出现，前期宽松货币大量流入的资产领域将会接受考验。17年1季度不仅美国信贷脉冲转负，澳大利亚的信贷脉冲也已降至-1.7%。一方面，信贷脉冲下降意味着信贷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将下降。另一方面，信贷的流向决定了信贷收缩时影响的主要方向，由于危机后宽松的信贷极大地推升了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那么在如今流动性逐步收紧的背景下，前期享受流动性“红利”的资产价格，将不得不面临流动性收紧的考验。
2.2 结构：发达新兴各不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要经济体的情况。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宽松刺激导致信贷脉冲走高，近年信贷脉冲与经济趋势的偏离扩大，资产价格重回高点。08年危机后美国开启量化宽松，10年信贷脉冲上升到接近4%的高位，经济也在政策刺激下回升，但对比以往，经济增速的改善却小于信贷脉冲的增幅。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实际价格反弹，美股则从09年至今开启了一轮长达8年的牛市，即使经通胀调整，当前也已高于00年时的股指高点。这意味着相比危机前，新增的信贷更多地流向了资产价格领域，其中又以股市为最。
资产价格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但主要体现到房地产价格上。13年澳大利亚的信贷脉冲一度接近6%，是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但其经济增速仅达到3%，远低于危机前的中枢水平。大量的信贷流入到房地产市场，持续推升了澳大利亚的房价，目前经通胀调整后的房价是00年住宅均价水平的1.5倍。
从信贷脉冲的近期走势看，美国、澳大利亚均出现回落，不仅会对经济构成一定压力，更主要的是考验资产价格的稳健性。
欧洲、日本的信贷脉冲与经济走势一致，仍在回升。欧洲信贷脉冲的历史走势与经济增速也非常一致，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程度相对稳定。但近年由于欧央行实施量化宽松，信贷短时间冲高，而经济增速的复苏相对稳定，也出现了背离。而日本由于信贷对经济的刺激效果长期不佳，所以较长时期内信贷脉冲的走势和经济增速并不十分吻合。当前欧、日经济虽有改善，但欧央行和日本银行均维持宽松政策，这也使得它们的信贷脉冲仍在上升，其变化取决于宽松何时退出。
从资产价格表现来看，欧洲和日本的股市好于楼市。经通胀调整后，德国DAX的股价已经超过危机前的水平，相比08年危机时翻了一倍，创下新高，但房价整体平稳，15年后股指趋势与信贷脉冲的变化高度相关，说明信贷宽松对股市价格也有支撑。而日本90年代之后，信贷脉冲在0值上下波动，楼市表现平平，而08年之后信贷脉冲和经济增速偏离扩大，股市涨幅明显。
海外新兴经济体的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速整体也非常一致。以印度和巴西为例，两国的GDP实际增速均与信贷脉冲保持同步，相对而言，巴西的同步趋势更明显，而印度的波动却更大，很多阶段都存在着短期的背离，但印度和巴西的信贷脉冲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太大的偏离。
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表现分化。虽然08年危机后新兴市场率先复苏、资产价格短期提振，但拉长时间来看，至今表现却明显分化。经通胀调整后，印度的股指仅回到危机前的一般水平，信贷更多地是推升了房价，15年其全国房地产实际价格就达到了09年的1.5倍。而巴西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剔除通胀后，股市和楼市都在下行。
3. 中国：信贷脉冲大降，经济地产均承压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信贷脉冲和GDP增速也有相关性，但不如其他经济体那么明显。我们使用政府加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信贷的衡量指标，计算中国的信贷脉冲变化。结果发现，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名义GDP增速的大体走势也相关，且信贷脉冲领先GDP增长半年左右，不过二者相关性并没有其它经济体那么高。因为中国GDP与其它高频指标的相关性也不高，所以与信贷脉冲相关度相对较低也不足为奇，我们不妨看看信贷脉冲与其它指标的相关性。
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发电量增速高度相关，去年下半年以来信贷脉冲回落预示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从每一阶段的走势和变化幅度来看，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发电量增速都高度相关，且信贷脉冲领先发电量增速6个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信贷脉冲大幅回落，去年年中高点时有15%，今年年初已经降为负值，截至5月已下滑至-7.1%，这意味着货币创造速度在大幅下降。由于发电量是反映经济走势的高频指标，根据半年的滞后期限推算，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会比较大。
中国的信贷脉冲和房价也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也领先半年时间。一方面，房地产作为重要的一类资产，其生产和交易过程中也会创造货币；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会推升房地产价格，而经济增长和货币创造相关。所以中国的信贷脉冲和房价也高度相关。值得关注的是，15、16年中国的信贷脉冲和发电量增速在变化幅度上持续背离，这说明新产生的货币不只来自经济领域，还来自于资产交易，而这与近两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相一致。当前中国信贷脉冲的持续回落，也会对下半年的房价走势构成较大压力。
从其它货币指标来看，5月M2同比增速继续大降至9.6%，也显示货币创造活动大幅放缓。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政策重心逐渐转向防风险和金融去杠杆，今年以来央行和商业银行更是控制资产负债表扩张进度，各主要政策利率都被上调，对货币创造构成压制。尽管央行有关负责人解释5月M2增速放缓，认为主因在于商业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同比少增1.42万亿，下拉M2增速约1个百分点。而该科目主要包含同业理财、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同业投资及影子银行业务，资金最终主要还是流向实体经济，也预示去杠杆对经济会有一定冲击。总结来看，在货币条件偏紧、信用创造放缓的背景下，下半年的实体经济和房价均会承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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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中国人能否从怕乱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郭文贵616爆料后，海外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高层会如何反应？中国民衆会如何反应？现在我们看到，高层和民衆的反应有一个共同点：都好像郭文贵爆料之事从未发生，而事实上，大家不仅都知道，而且很多人都被爆料的内容所震撼。更耐人寻味的是，国际社会，包括主要国家的政府和主流媒体，基本上也选择了回避和低调处理的方针。爲什麽会这样？我相信不是因爲郭文贵616爆料这件事无足轻重，而是大家都知道此事关系太大，不能轻率做反应，而要看事态如何进一步发展。
不过，有基本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到，郭文贵616爆料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是一个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改变了很多人对现实的认知图景和心态，因此会对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行爲发生自觉和不自觉的影响。刚发生的网络民意支持队员罢赛、力挺刘国梁事件，我相信多少与这种变化有关，至少，很多人会从与过去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认爲民意力挺刘国梁标志著一个越来越公开的政治反抗时代正在到来。
我同意这样一个判断，由于郭文贵爆料内容对当局道德权威的巨大杀伤力，加上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已经非常尖锐，中国社会的政治反抗会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趋势把一个老问题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那就是中国会不会大乱？
对这个问题，我发现坚定支持和反对中国政权的两极，都有人相信一定会乱，也都有人相信中国不会乱。相信中国一定会乱或一定乱不起来的当权者不难得出的共识，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因爲不改也没事，或者是改了会乱的更快。我认爲这种共识是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进的一大原因。对于在反体制的人来说，坚信中国乱不起来的人容易得出怎麽搞都不怕的结论，而对于相信必乱的人来说，则容易得出等天下大乱再说的消极结论。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改革自然也就很难推动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尽管大家都关心中国会不会乱起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讨论或争论，很难有什麽实际意义。中国的变革者，无论是当权的还是在野的，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真挑战，就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怕乱心理。罗斯福总统有一句名言，"唯一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而中国人很难克服的就是对天下大乱的恐惧，因爲这种恐惧，有非常深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那麽，面对中国今天复杂和深刻的危机，中国人能不能从怕乱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呢？应该说有利因素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两条，一是中国没有大的外部威胁，而且，中国经济与世界高度整合，各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动乱；二是数据和智能技术革命有利于弥补中国社会信任和道德资源不足的软肋，虽然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但这个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这两个条件未必能完全排除中国出现大动乱的可能，却有望爲中国的新生代创造出二十世纪没有的机会。这种新的机会不仅有利于激发新生代的想象力，也有利于他们淡化前辈对乱世的集体记忆。而中国现在难以推动政治变革的一个深刻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老一代对二十世纪的噩梦记忆太深，而他们却仍处在掌权的地位。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ift.tt/2tmOupD
不过，有基本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到，郭文贵616爆料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是一个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改变了很多人对现实的认知图景和心态，因此会对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行爲发生自觉和不自觉的影响。刚发生的网络民意支持队员罢赛、力挺刘国梁事件，我相信多少与这种变化有关，至少，很多人会从与过去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认爲民意力挺刘国梁标志著一个越来越公开的政治反抗时代正在到来。
我同意这样一个判断，由于郭文贵爆料内容对当局道德权威的巨大杀伤力，加上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已经非常尖锐，中国社会的政治反抗会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趋势把一个老问题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那就是中国会不会大乱？
对这个问题，我发现坚定支持和反对中国政权的两极，都有人相信一定会乱，也都有人相信中国不会乱。相信中国一定会乱或一定乱不起来的当权者不难得出的共识，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因爲不改也没事，或者是改了会乱的更快。我认爲这种共识是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进的一大原因。对于在反体制的人来说，坚信中国乱不起来的人容易得出怎麽搞都不怕的结论，而对于相信必乱的人来说，则容易得出等天下大乱再说的消极结论。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改革自然也就很难推动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尽管大家都关心中国会不会乱起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讨论或争论，很难有什麽实际意义。中国的变革者，无论是当权的还是在野的，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真挑战，就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怕乱心理。罗斯福总统有一句名言，"唯一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而中国人很难克服的就是对天下大乱的恐惧，因爲这种恐惧，有非常深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那麽，面对中国今天复杂和深刻的危机，中国人能不能从怕乱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呢？应该说有利因素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两条，一是中国没有大的外部威胁，而且，中国经济与世界高度整合，各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动乱；二是数据和智能技术革命有利于弥补中国社会信任和道德资源不足的软肋，虽然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但这个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这两个条件未必能完全排除中国出现大动乱的可能，却有望爲中国的新生代创造出二十世纪没有的机会。这种新的机会不仅有利于激发新生代的想象力，也有利于他们淡化前辈对乱世的集体记忆。而中国现在难以推动政治变革的一个深刻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老一代对二十世纪的噩梦记忆太深，而他们却仍处在掌权的地位。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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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7 June 2017
卜睿哲：台湾故事需要让更多美国人知道
来源:
美国之音
自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台海两岸关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台湾国际空间也因蔡政府不接受一中原则而受到比过去更严厉的打压，最近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就是一个警讯。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说，在两岸关系正处于转变时刻，如何让更多美国人知道台湾那一方的故事也变得格外重要。
尽管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官方往来受到限制，不过双方人民之间有许多交流项目，包括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掌管的富布赖特（Fulbright program for scholarly exchange）学术交流项目。最近，美国在台协会为富布赖特台湾项目成立6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二也共同举办一场座谈会，为富布赖特项目在促进美台民间交流的贡献做一个记录。
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亚太富布赖特分部主任亚当迈尔（Adam Meier）说，美台之间有共享价值，人民之间的交流既深且久，过去60年来，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美台学生学者人数超过3千人，目前还有144人在两地参加语言及文化项目，他希望这个项目继续为美台民间交流服务，庆祝未来另一个60年。
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表示，自从中国对外开放后，他观察到台湾对美国年轻人逐渐失去吸引力，这些年轻人更有兴趣到中国去探索或学习语言，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尤其当台海两岸关系正面临转变，需要有更多美国人了解台湾的故事，美台民间交流比以往更加来得重要。
卜睿哲说：“如果我的印象正确，台湾变得缺少吸引力，那这会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台湾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建立理解大中华地区的美国人力资源库（human capital）的地方，这对台湾更加不幸，因为到中国的美国人并不理解，民主可以在华人社会兴盛，就像民主在台湾兴盛一样，而且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正在演变的时候，如何让更多美国人知道台湾的故事，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重要。”
座谈会现场有许多曾经参加富布赖特项目到台湾研习的美国学员，还有一位最近才参与台湾外交部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Mosaic Taiwan）的美国女孩瑞秋·优达比（Rachel Udabe）。
优达比告诉美国之音，对她而言，台湾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主”。
优达比说：“我之前曾经去过北京，北京与台湾在民主的部分绝对有不同之处，这不是只有涉及政府结构的部分，而是人民是否有控制权的问题。这种感觉当你在台湾岛上会特别深刻，它意味着我可以随意走到街上去看看各种不同的宗教组织，人们可以随便信仰任何他们想要信仰的宗教，由于宗教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这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这是我觉得台湾与中国相比之下非常独特的地方。”
富布赖特台湾项目负责人威廉·沃克（William Vocke）说，该项目在台湾实行60年，它所发挥的作用在于增加美国人民对台湾的理解、促进美台国际性教育交流，并体现彼此的软实力，即便这种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往来交流无法改变政府的政策，但它可以协助型塑美台两地的议程与看法。
台湾驻美代表处教育组组长迟耀宗也在座谈会中介绍了台湾政府各部门提供的语言、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希望有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参与这些项目，促进彼此民间更多往来接触。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5%8D%9C%E7%9D%BF%E5%93%B2%EF%BC%9A%E5%8F%B0%E6%B9%BE%E6%95%85%E4%BA%8B%E9%9C%80%E8%A6%81%E8%AE%A9%E6%9B%B4%E5%A4%9A%E7%BE%8E%E5%9B%BD%E4%BA%BA%E7%9F%A5%E9%81%93.html
美国之音
自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台海两岸关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台湾国际空间也因蔡政府不接受一中原则而受到比过去更严厉的打压，最近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就是一个警讯。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说，在两岸关系正处于转变时刻，如何让更多美国人知道台湾那一方的故事也变得格外重要。
尽管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官方往来受到限制，不过双方人民之间有许多交流项目，包括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掌管的富布赖特（Fulbright program for scholarly exchange）学术交流项目。最近，美国在台协会为富布赖特台湾项目成立6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二也共同举办一场座谈会，为富布赖特项目在促进美台民间交流的贡献做一个记录。
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亚太富布赖特分部主任亚当迈尔（Adam Meier）说，美台之间有共享价值，人民之间的交流既深且久，过去60年来，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美台学生学者人数超过3千人，目前还有144人在两地参加语言及文化项目，他希望这个项目继续为美台民间交流服务，庆祝未来另一个60年。
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表示，自从中国对外开放后，他观察到台湾对美国年轻人逐渐失去吸引力，这些年轻人更有兴趣到中国去探索或学习语言，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尤其当台海两岸关系正面临转变，需要有更多美国人了解台湾的故事，美台民间交流比以往更加来得重要。
卜睿哲说：“如果我的印象正确，台湾变得缺少吸引力，那这会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台湾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建立理解大中华地区的美国人力资源库（human capital）的地方，这对台湾更加不幸，因为到中国的美国人并不理解，民主可以在华人社会兴盛，就像民主在台湾兴盛一样，而且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正在演变的时候，如何让更多美国人知道台湾的故事，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重要。”
座谈会现场有许多曾经参加富布赖特项目到台湾研习的美国学员，还有一位最近才参与台湾外交部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Mosaic Taiwan）的美国女孩瑞秋·优达比（Rachel Udabe）。
优达比告诉美国之音，对她而言，台湾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主”。
优达比说：“我之前曾经去过北京，北京与台湾在民主的部分绝对有不同之处，这不是只有涉及政府结构的部分，而是人民是否有控制权的问题。这种感觉当你在台湾岛上会特别深刻，它意味着我可以随意走到街上去看看各种不同的宗教组织，人们可以随便信仰任何他们想要信仰的宗教，由于宗教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这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这是我觉得台湾与中国相比之下非常独特的地方。”
富布赖特台湾项目负责人威廉·沃克（William Vocke）说，该项目在台湾实行60年，它所发挥的作用在于增加美国人民对台湾的理解、促进美台国际性教育交流，并体现彼此的软实力，即便这种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往来交流无法改变政府的政策，但它可以协助型塑美台两地的议程与看法。
台湾驻美代表处教育组组长迟耀宗也在座谈会中介绍了台湾政府各部门提供的语言、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希望有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参与这些项目，促进彼此民间更多往来接触。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5%8D%9C%E7%9D%BF%E5%93%B2%EF%BC%9A%E5%8F%B0%E6%B9%BE%E6%95%85%E4%BA%8B%E9%9C%80%E8%A6%81%E8%AE%A9%E6%9B%B4%E5%A4%9A%E7%BE%8E%E5%9B%BD%E4%BA%BA%E7%9F%A5%E9%81%93.html
脱欧投票一年后 英国与美国越发相像
来源:
美国之音
英国脱欧派以52%的微弱优势赢得全民公投已经一年了。经过12个月的政治动荡，分析人士们认为英国社会与美国越发相像：支配政治分歧的是价值观而非传统的政党政治。
在欧盟内外，印在选票上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去年公投暴露出来的分歧要深得多。
伦敦国王学院的阿南德·梅农说：“预测你在公投中如何投票的最佳方式之一是看你持有何种价值观，看你是社会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保守主义。而预测英国脱欧投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看你是否支持死刑。这是非常美国式的。过去价值观并没有真正在我们的政治生态中起作用，直到现在。”
本月初举行的英国大选尤其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
坎特伯雷古城自1918年起一直是目前执政的保守党的坚定拥趸，但却倒向了来自工党的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主要原因是什么？为脱欧复仇。
坎特伯雷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艾米莉亚·哈德菲尔德说：“英国脱欧对这里的影响相当大。我认为大多数年轻人投票留下，然后惊讶的发现其他英国人，当然包括肯特郡都投票离开。他们由衷感到失望。”
英国脱欧被广泛认为是2016年民粹主义盛行的部分写照，也是这股风潮将川普推向了美国总统的位置。
至于这个月的选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看起来是误读了这股风潮。
伦敦政经学院的蒂姆·奥利弗说：“各党派正在努力按照英国人民对各种议题的投票或看法来安排工作。他们目前是在向一种更基于价值观的政治体系前行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的，就像美国一样。这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于整个民主世界。”
即使传统上对党派的忠诚崩塌了，人们对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高达82%，这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高的。
相比而言，法国的两个传统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却被走中间路线的新人埃曼努尔·马克龙击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8%84%B1%E6%AC%A7%E6%8A%95%E7%A5%A8%E4%B8%80%E5%B9%B4%E5%90%8E%7C%E8%8B%B1%E5%9B%BD%E4%B8%8E%E7%BE%8E%E5%9B%BD%E8%B6%8A%E5%8F%91%E7%9B%B8%E5%83%8F.html
美国之音
英国脱欧派以52%的微弱优势赢得全民公投已经一年了。经过12个月的政治动荡，分析人士们认为英国社会与美国越发相像：支配政治分歧的是价值观而非传统的政党政治。
在欧盟内外，印在选票上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去年公投暴露出来的分歧要深得多。
伦敦国王学院的阿南德·梅农说：“预测你在公投中如何投票的最佳方式之一是看你持有何种价值观，看你是社会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保守主义。而预测英国脱欧投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看你是否支持死刑。这是非常美国式的。过去价值观并没有真正在我们的政治生态中起作用，直到现在。”
本月初举行的英国大选尤其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
坎特伯雷古城自1918年起一直是目前执政的保守党的坚定拥趸，但却倒向了来自工党的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主要原因是什么？为脱欧复仇。
坎特伯雷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艾米莉亚·哈德菲尔德说：“英国脱欧对这里的影响相当大。我认为大多数年轻人投票留下，然后惊讶的发现其他英国人，当然包括肯特郡都投票离开。他们由衷感到失望。”
英国脱欧被广泛认为是2016年民粹主义盛行的部分写照，也是这股风潮将川普推向了美国总统的位置。
至于这个月的选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看起来是误读了这股风潮。
伦敦政经学院的蒂姆·奥利弗说：“各党派正在努力按照英国人民对各种议题的投票或看法来安排工作。他们目前是在向一种更基于价值观的政治体系前行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的，就像美国一样。这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于整个民主世界。”
即使传统上对党派的忠诚崩塌了，人们对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高达82%，这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高的。
相比而言，法国的两个传统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却被走中间路线的新人埃曼努尔·马克龙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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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氣短集：國家與分裂
九七二○近，黨官及其支持者不斷放話高舉一國、矮化兩制，鼓吹廿三條立法、建議《國歌法》在香港實施、聲稱要對港獨自決派的「言行」刑事化、推行幼兒國教，等等，搶佔新聞頭條。不過，如此放話並不明智。對覺得「一國二字難聽過粗口」的97%年輕人而言，這些貶損港人自尊心和自治權限的挑釁話語，入耳之後唯一作用是加強他們的叛逆意識，在DQ事件之後、「本土退潮」之際，替分離主義打氣回神。
然而，黨官的一國話語，影響不只及於年輕人。不少老一輩民主派面對步步進逼的中共，也逐漸生出「主權疑惑」。筆者上周參加一個二○四七研討會，與會者來自兩岸四地，各有不同立場，有親共的，也有獨派和反共統派的，其中一位還是跟筆者相熟的老泛民。會議中途、一位台籍講者發言之際，老泛民朋友忽然挨過來在我耳邊不無讚嘆地說：不知為甚麼，台灣人講說話總是有一種主體意識，跟我們不同。我哈哈一笑跟他說：那是因為人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呀。
會後，筆者更想起林榮基最近說的一句話：「港獨為甚麼不可以談呢？就算實現不了，民主派也可以用來當作與中共談判的籌碼。」跟曾經是北京的政治犯的程翔比，程對獨派是同情地理解但不支持，林則是再行進一步。這是老一輩反共港人中出現「主權疑惑」的又一例證，是「大中華獨」出現的先聲。中共真是功德無量。
主權疑惑 vs國家意志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與此相符，在所有自由民主國家裏，人民談論、宣傳分離主義，甚至組織政黨鼓動分裂國家，都是合法的。不少這些國家的憲法都包含局部領土和人民和平合法地分裂出去的條件，美國是主要例外。
美國憲法沒有對分裂的合法性作出說明，惟1868年的一宗最高法院官司Texas v. White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終極裁決：儘管憲法沒有賦予各州單方面退出聯邦的權利，但在「發生革命或在各州同意之下卻可以實現分離」。這當然是很高的門檻；不過，美國卻是國內局部獨立運動最多的國家。2012年奧巴馬連任總統，全國五十州都有共和黨人向聯邦政府提出脫聯要求；去年特朗普當選，民主黨人照辦煮碗，可謂家常便飯到近乎兒戲。
國家意志包含統一，本無可厚非，因為有需要在自由與穩定之間作一取捨；不過，極權國家的統一意志卻特別強烈，人民不僅不可以有分裂的行動，便是連提出分裂要求，甚或只是討論自決，也屬違反刑事法，抓到了，不判死緩也判終身或長期監禁。和自由民主國家比，這是霄壤之別，也是野蠻跟文明的分野。很不幸，這個分野之間的爭持，可能很快就要在香港出現、了斷。
民主黨的投名狀？
持甚麼立場、表現出甚麼態度，老泛民之間可能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和分化。例如，公民黨認為，言論和行為是應該分清楚的，就算是支持港獨的言論，只要不是蓄意而且有可能引發即時暴力，或者該言論與暴力事件沒有即時及直接的聯繫，都不能入罪；此即所謂言論自由的《約翰內斯堡原則》。民主黨於2003年5月發表的一份立場書裏，也堅持這個原則。
但是，民主黨的老黨員李華明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以一些用字習慣為證據（如用「中共」不用「中央政府」、用「主權移交」不用「回歸」），指名道姓指控一些從未承認支持香港獨立的議員是獨派（「很清晰看到他們絕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文章儼如一篇投名狀，無怪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說：還以為是《大公》、《文匯》打手的傑作。
不過，考慮到李的往績，他那樣說一點都不奇怪，令人擔心的反倒是，在多位反共立場堅定的泛民人士如古德明等人批評了李之後，民主黨卻一點表示也沒有，令人憂心李的態度就是民主黨的主流態度。如果是，就很可能反映民主黨關於言論自由的立場因中共對港獨的強硬打壓而倒退了；那麼，倘若特府再來一次廿三條立法，就算只是翻炒不加辣，民主派也沒法子像2003年那樣有足夠社會動員能力去阻擋。
列寧式政黨 vs初選平台
五年來，香港政治生態大變，一些政黨如民主黨卻「巋然不動」，暫時還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筆者認為，那是因為香港所有的政黨，包括民主派的大黨，都是列寧式的政黨：即嚴格地按極少數黨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辦事、靠自己的資源運作。歷史顯示，這種政黨要改變立場非常緩慢、困難，不是通過黨內鬥爭，就是最終「撞南牆」、損失嚴重痛定思痛，或者是其領導層最後自然死亡、新陳代謝，路線才會改變。
這種列寧式政黨，和一些民主國家裏的平台式政黨（即所謂選舉機器）大相逕庭。後者通常只有幾條鬆散的政治理念指引，包容性十分強，本身不會很偏激激進，因此可以廣泛網羅支持者的資金，吸引很多不同的「運動」進入各級選舉平台比拼（即黨內初選），得勝者贏得動用最大量資源的權利，與其他政黨的初選勝出者作最後爭奪。
例如：美國民主黨是一個稍微傾向左翼的選舉平台，奧巴馬、希拉莉、桑德斯等，就是一個一個不同的左翼「運動」，本身沒很多資源，但各有各的明確政綱，誰能夠打動中間加左翼的群眾，得到最多的支持，就可以代表當下的這個美國民主黨，並得到最大量的資源澆灌。
這種性質的政黨，能夠敏銳地反映群眾當中的變化，說得不好聽就是民粹（可能造就特朗普式的人物上台），好處卻是能夠避免整個黨長期成為一小撮人的意識形態俘虜。這種高度競爭型的政黨，最能鼓勵政治創新。香港的社運需要這種平台，現在也有可能建立起這種平台。
民陣+本土商界
要建立這樣的一種平台式政黨/開放式選舉機器，最好的辦法就是找現成的加以改造、升呢。環顧目下香港社運平台，論經驗、包容性和支持者數目，民陣是首選。資源，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不能逾越的路障；民主派多次嘗試建立初選機制而每次都失敗，就是因為無法積累一大筆資金，供初選機制的勝者動用。
以前的初選平台難以得到足夠資金吸引政黨參與，以後為甚麼就有可能？答案在於「本土資本」的出現。二千年之後，紅色資本步步進逼，不出十多年，已經能夠把本地商界原來的大戶逼到「冇碇企」，必須直面生存威脅。他們會是一個開放式民主選舉平台的潛在支持來源。（左翼朋友也許受不了，但死到臨頭，別無選擇！）
另一方面，不少以本地經營為主、沒有或少有大陸生意的中小企，也多方受到來自大陸的壓力。這些中小企業主，儘管「階級立場」與大多數市民有異，但論政治態度分佈，卻沒理由不跟整體社會上的分佈相若；那就是說，他們當中，應該有六成左右的成員是心儀民主而反對中共干預香港的。他們既可以支持何韻詩取得表演平台，就同樣可以支持民主派建立選舉平台。筆者猜測，曾俊華出選，來自中小企的支援還遠遠未曾用盡。
現有的泛民政黨顯然不會一開始就支持這種初選平台的創立，但如果這個平台能夠匯集足夠的支持者和資源，他們就會願意加入，貢獻一分力量。
自主 vs認命
當然，要建立這樣一個平台，還起碼需要其他兩個條件，其一就是民眾當中要有足夠的「民主脾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廣義的包容，或者說是政治上的、積極的「願賭服輸」：自己支持的初選團隊出局了，真正投票的時候，還是負責任地到把票投給自己不支持甚至反對過的初選勝出者，而不是拍拍屁股走人。要做到如此「不含淚投票」，之前就要多有包容、少有敵意，不因政見不同而互視其他民主派初選人為「鬼」。
另一就是需要有一些屬於廣義民主派的政治興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有足夠的意志、承擔和能力，組成一個多元團隊，擔負起這個平台的建設。這個團隊甚麼派別的人都要有──從淺藍淺黃到自決港獨，要像八仙過海，能各顯神通，卻可以打成一片。
一旦平台建立了，它能負起的功能，就不限於選舉；舉凡一些社會政治經濟民生議題，需要最廣泛動員的，只要能達到共識，都可以由這個平台推動。當然，由於需要廣泛共識，能由這個平台去主導的議題，都不會是很激進的，但激進派也一樣要幫助推動，因為平台是公共財，大家都有責任去支撐。
國家要統一，港人就不能分裂。若以過去十年八年香港政界特別是民主派內部那種狹隘眼光和遺下的牙齒印看，呼喚這種平台和團隊的出現，無異癡人說夢。但筆者認為，2047漸近，紅色壓力有增無已，便有可能出現改變；外來壓力會迫使不同意見派系和脾性的香港人走到一起，建立合作團隊（大台？）。那會是一個奇妙的正、反、合全過程。
如果無法做到這個，那麼港人就只剩下最後一個選項了。那就是好好認命，安安分分做PRC中國人。那也不錯啊。
練乙錚
97年主權移交至今，香港前進還是倒退？「蘋果」與你細數廿載風雨。
【回歸二十年】專頁：http://hksar20.appledaily.com.hk
原文連結
from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7/06/blog-post_28.html
然而，黨官的一國話語，影響不只及於年輕人。不少老一輩民主派面對步步進逼的中共，也逐漸生出「主權疑惑」。筆者上周參加一個二○四七研討會，與會者來自兩岸四地，各有不同立場，有親共的，也有獨派和反共統派的，其中一位還是跟筆者相熟的老泛民。會議中途、一位台籍講者發言之際，老泛民朋友忽然挨過來在我耳邊不無讚嘆地說：不知為甚麼，台灣人講說話總是有一種主體意識，跟我們不同。我哈哈一笑跟他說：那是因為人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呀。
會後，筆者更想起林榮基最近說的一句話：「港獨為甚麼不可以談呢？就算實現不了，民主派也可以用來當作與中共談判的籌碼。」跟曾經是北京的政治犯的程翔比，程對獨派是同情地理解但不支持，林則是再行進一步。這是老一輩反共港人中出現「主權疑惑」的又一例證，是「大中華獨」出現的先聲。中共真是功德無量。
主權疑惑 vs國家意志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與此相符，在所有自由民主國家裏，人民談論、宣傳分離主義，甚至組織政黨鼓動分裂國家，都是合法的。不少這些國家的憲法都包含局部領土和人民和平合法地分裂出去的條件，美國是主要例外。
美國憲法沒有對分裂的合法性作出說明，惟1868年的一宗最高法院官司Texas v. White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終極裁決：儘管憲法沒有賦予各州單方面退出聯邦的權利，但在「發生革命或在各州同意之下卻可以實現分離」。這當然是很高的門檻；不過，美國卻是國內局部獨立運動最多的國家。2012年奧巴馬連任總統，全國五十州都有共和黨人向聯邦政府提出脫聯要求；去年特朗普當選，民主黨人照辦煮碗，可謂家常便飯到近乎兒戲。
國家意志包含統一，本無可厚非，因為有需要在自由與穩定之間作一取捨；不過，極權國家的統一意志卻特別強烈，人民不僅不可以有分裂的行動，便是連提出分裂要求，甚或只是討論自決，也屬違反刑事法，抓到了，不判死緩也判終身或長期監禁。和自由民主國家比，這是霄壤之別，也是野蠻跟文明的分野。很不幸，這個分野之間的爭持，可能很快就要在香港出現、了斷。
民主黨的投名狀？
持甚麼立場、表現出甚麼態度，老泛民之間可能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和分化。例如，公民黨認為，言論和行為是應該分清楚的，就算是支持港獨的言論，只要不是蓄意而且有可能引發即時暴力，或者該言論與暴力事件沒有即時及直接的聯繫，都不能入罪；此即所謂言論自由的《約翰內斯堡原則》。民主黨於2003年5月發表的一份立場書裏，也堅持這個原則。
但是，民主黨的老黨員李華明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以一些用字習慣為證據（如用「中共」不用「中央政府」、用「主權移交」不用「回歸」），指名道姓指控一些從未承認支持香港獨立的議員是獨派（「很清晰看到他們絕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文章儼如一篇投名狀，無怪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說：還以為是《大公》、《文匯》打手的傑作。
不過，考慮到李的往績，他那樣說一點都不奇怪，令人擔心的反倒是，在多位反共立場堅定的泛民人士如古德明等人批評了李之後，民主黨卻一點表示也沒有，令人憂心李的態度就是民主黨的主流態度。如果是，就很可能反映民主黨關於言論自由的立場因中共對港獨的強硬打壓而倒退了；那麼，倘若特府再來一次廿三條立法，就算只是翻炒不加辣，民主派也沒法子像2003年那樣有足夠社會動員能力去阻擋。
列寧式政黨 vs初選平台
五年來，香港政治生態大變，一些政黨如民主黨卻「巋然不動」，暫時還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筆者認為，那是因為香港所有的政黨，包括民主派的大黨，都是列寧式的政黨：即嚴格地按極少數黨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辦事、靠自己的資源運作。歷史顯示，這種政黨要改變立場非常緩慢、困難，不是通過黨內鬥爭，就是最終「撞南牆」、損失嚴重痛定思痛，或者是其領導層最後自然死亡、新陳代謝，路線才會改變。
這種列寧式政黨，和一些民主國家裏的平台式政黨（即所謂選舉機器）大相逕庭。後者通常只有幾條鬆散的政治理念指引，包容性十分強，本身不會很偏激激進，因此可以廣泛網羅支持者的資金，吸引很多不同的「運動」進入各級選舉平台比拼（即黨內初選），得勝者贏得動用最大量資源的權利，與其他政黨的初選勝出者作最後爭奪。
例如：美國民主黨是一個稍微傾向左翼的選舉平台，奧巴馬、希拉莉、桑德斯等，就是一個一個不同的左翼「運動」，本身沒很多資源，但各有各的明確政綱，誰能夠打動中間加左翼的群眾，得到最多的支持，就可以代表當下的這個美國民主黨，並得到最大量的資源澆灌。
這種性質的政黨，能夠敏銳地反映群眾當中的變化，說得不好聽就是民粹（可能造就特朗普式的人物上台），好處卻是能夠避免整個黨長期成為一小撮人的意識形態俘虜。這種高度競爭型的政黨，最能鼓勵政治創新。香港的社運需要這種平台，現在也有可能建立起這種平台。
民陣+本土商界
要建立這樣的一種平台式政黨/開放式選舉機器，最好的辦法就是找現成的加以改造、升呢。環顧目下香港社運平台，論經驗、包容性和支持者數目，民陣是首選。資源，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不能逾越的路障；民主派多次嘗試建立初選機制而每次都失敗，就是因為無法積累一大筆資金，供初選機制的勝者動用。
以前的初選平台難以得到足夠資金吸引政黨參與，以後為甚麼就有可能？答案在於「本土資本」的出現。二千年之後，紅色資本步步進逼，不出十多年，已經能夠把本地商界原來的大戶逼到「冇碇企」，必須直面生存威脅。他們會是一個開放式民主選舉平台的潛在支持來源。（左翼朋友也許受不了，但死到臨頭，別無選擇！）
另一方面，不少以本地經營為主、沒有或少有大陸生意的中小企，也多方受到來自大陸的壓力。這些中小企業主，儘管「階級立場」與大多數市民有異，但論政治態度分佈，卻沒理由不跟整體社會上的分佈相若；那就是說，他們當中，應該有六成左右的成員是心儀民主而反對中共干預香港的。他們既可以支持何韻詩取得表演平台，就同樣可以支持民主派建立選舉平台。筆者猜測，曾俊華出選，來自中小企的支援還遠遠未曾用盡。
現有的泛民政黨顯然不會一開始就支持這種初選平台的創立，但如果這個平台能夠匯集足夠的支持者和資源，他們就會願意加入，貢獻一分力量。
自主 vs認命
當然，要建立這樣一個平台，還起碼需要其他兩個條件，其一就是民眾當中要有足夠的「民主脾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廣義的包容，或者說是政治上的、積極的「願賭服輸」：自己支持的初選團隊出局了，真正投票的時候，還是負責任地到把票投給自己不支持甚至反對過的初選勝出者，而不是拍拍屁股走人。要做到如此「不含淚投票」，之前就要多有包容、少有敵意，不因政見不同而互視其他民主派初選人為「鬼」。
另一就是需要有一些屬於廣義民主派的政治興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有足夠的意志、承擔和能力，組成一個多元團隊，擔負起這個平台的建設。這個團隊甚麼派別的人都要有──從淺藍淺黃到自決港獨，要像八仙過海，能各顯神通，卻可以打成一片。
一旦平台建立了，它能負起的功能，就不限於選舉；舉凡一些社會政治經濟民生議題，需要最廣泛動員的，只要能達到共識，都可以由這個平台推動。當然，由於需要廣泛共識，能由這個平台去主導的議題，都不會是很激進的，但激進派也一樣要幫助推動，因為平台是公共財，大家都有責任去支撐。
國家要統一，港人就不能分裂。若以過去十年八年香港政界特別是民主派內部那種狹隘眼光和遺下的牙齒印看，呼喚這種平台和團隊的出現，無異癡人說夢。但筆者認為，2047漸近，紅色壓力有增無已，便有可能出現改變；外來壓力會迫使不同意見派系和脾性的香港人走到一起，建立合作團隊（大台？）。那會是一個奇妙的正、反、合全過程。
如果無法做到這個，那麼港人就只剩下最後一個選項了。那就是好好認命，安安分分做PRC中國人。那也不錯啊。
練乙錚
97年主權移交至今，香港前進還是倒退？「蘋果」與你細數廿載風雨。
【回歸二十年】專頁：http://hksar20.appledail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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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不是慶祝 亦非送別，更無期盼，梁文道的1997與2047猜想
2017年6月25日
【明報專訊】回歸也好，主權移交也好，香港淪陷也好，二十年過去，今天各家傳媒盤點廿載點滴，大塊小塊上顧後又瞻前，唯獨要說將來，仍舊茫然。
文化人梁文道回想自己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夕的心情，由到處去看國旗升降，臨立會外議員宣言，警察更換帽上徽章，到蘭桂坊六四吧前目睹老外醉酒鬧事成就去殖中的第一滴血，心情像看一連串的煙花表演﹕「要慶祝嗎？又不是。要送別一件很惋惜的過去嗎？不然。對重新做番中國人充滿期盼，又沒有。」今年維港上空連續二十次的「中国HK」消散過後，空氣中彌留的是不是同一片令人看不透的煙霧迷霞？
今天梁文道已是「國情通」，昔年文化界高舉的解殖主張方興未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卻已幾乎走了一半，在本土思潮橫空出世，北京全面奮進落場的二十年後，他如何再說中國/香港？
問﹕廿年後回看當時的心情，有何感受？
答﹕我覺得自己當年不是太成熟。那時我們講後殖民主義是一個很流行的學術術語，文化上當紅的主題，但卻沒有從政治層面去看，話就話當家作主，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直到二千年頭，我在明報筆陣一連寫了幾篇文章講「去殖未完成」，當時意思和今天建制派，甚至中央政府那一套很不同。
（按︰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曾批評香港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近日更指港獨源自殖民主義洗腦。）
我的意思是，香港的社會基礎是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舉例我們講殖民地惡法，最近食環拉婆婆，又或者hidden agenda事件，涉及的法例不是回歸後才有，而是殖民地時期為了方便而設的一套管治術，我在二千年後寫很多文章，當然羅永生，或呂大樂寫得更深入。
我套用呂大樂的說法，原來大家講了那麼久五十年不變，反映香港人想要的，不過是急凍了的殖民地狀態，所謂一國兩制的意思，是將香港定格在九七之前，為什麼我們沒有對此有所反省，要擺脫殖民地身分，成為真正的自主自律公民？
問﹕今天我們再講要維護一國兩制，多少還是抱持當年心態？而大陸近年覺得你不理解她心目中的一國兩制，要重新「說明」，爭拗在這裏。
答︰我們整個社會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一路以來有兩條主軸，而互相矛盾。
其中一種是我剛才所說，急凍在九七前狀態。而中國強調的一國兩制不走樣，其實也有這個面向，她會覺得香港以前是經濟城市，大家搵食，不會有什麼民族身分問題。
但另一種主線也很流行，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和大陸雙方也應該有一個對應動態發展。
這一種思維，在香港體現在當年民主回歸派，從華叔和Martin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不表示所有事情五十年不變，因為香港要民主化嘛，我們應該逐步實現當時大家認為基本法中承諾了的最終雙普選，所以他是動態向前進的。另一方面，大陸也有一些自由派，八十年代一開始提出一國兩制時，看的不單是香港問題，民主化也是大陸問題。
現在很多人在猜想2047後的情况，其實八十年代他們已經開始諗到去2047，如果你話一國兩制維持五十年，到2047是不是要變回一國一制？但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香港在2047前應該已經實現了雙普選，那你2047年又如何忽然扭返去一國一制呢？是不是忽然特首廢了武功，變成市委書記，立法會由香港的人大取代？好難想像是這樣。
所以我一路認為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與其說是香港時間表，倒不如說是大陸政改時間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兩制要慢慢愈走愈近，所以八九六四前，中共實行過某種政治改革嘗試，比如村委民主普選，到了八八年甚至有人在官方層面大膽提出了黨政分家，現在我們在村層面選緊，到2047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 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
問題是這一種想法，八九六四後在大陸基本上已經破產。
八十年代大家還在想，如果經濟上開始做市場經濟，遲早政治上也要行西方那一套。但到最近十幾年，他們開始發現，我們可以只行經濟發展，政治上更加不用有什麼改變，於是剛才我提到曾經埋伏在一國兩制下的思維便中斷了，由原初認為一國兩制動態地兩邊一起向更民主化改革方向行進，到最近只剩下香港民主回歸派假設一國兩制要變，就是香港應進一步民主化，或支聯會最理想的預期，大陸也要走向民主。而另一邊便是大陸的想法，我就不會變的，要變的是你，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更加接受中國的體制才對。
有趣的地方是，同一班人其實同時主張兩種思維也不自覺。比如很多香港人，同時間覺得一國兩制要捍衛住不要走樣，另一方面又會話，我哋都要民主喎，那你即是變還是不變？大陸方面一樣，一方面覺得一國兩制應該回到原來基礎，另一方面又覺得你香港人應該愈來愈似中國人才對。大家都有自相矛盾的部分。
問﹕但白皮書的出現，已明確地道出了今天中國如何演繹一國兩制，他心目中的2047又是如何？
答﹕白皮書是反映了中國在這階段中，對於香港問題的清晰意向。如果根據我剛才的講法，一國兩制是中國對於自己未來制度發展方向的一個假想，那近幾年他們放棄了這想法時，便開始覺得﹕死火，原來當初應承了咁樣一件事，點收科？
因為當他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轉變後，便會憂慮一個問題﹕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選，對內地構成多大衝擊？香港可以選自己的市長，為什麼我上海不可以？這種想法在中國蔓延出去，他點收科？所以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白皮書反映的是，你可以有特首有立法會，不用有市委書記人大，但同時候，你亦都不會和內地差太遠。
當然最後根據白皮書產生出來的，是一種四不像的東西，但不緊要，你們可以繼續爭取，我也有辦法拖住。
問﹕呂大樂提過，用八十年代的心態去想像2047，中間個Gap太大，所以廿年後要調整心態，這樣說，整個香港要自己調整期望？
答﹕好老套講，香港過去幾十年，政黨中唯一對這些問題有透徹認識的，似乎只有司徒華。我覺得華叔對香港未來是從來沒有幻想，沒有fantansy的， 他講得好清楚，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可能會有民主。
如果我們講的民主是香港想像中的民主，香港是不會有的，除非中國畀，那中國為什麼會畀呢？因為他自己也預備走這條路，並且會這樣走。如果中國不打算走呢條路，香港如何會有呢？
問﹕你經常來往中港兩地，你眼中的中港兩地互動下，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講，不用等到二○四七，不足十年或二十年間，香港基本上已被同化，香港人身分會逐漸消失？
答﹕我完全不同意。當然，一方面香港對於整個國家的依賴愈來愈強是肯定的，但同時間民間情緒的衝突也只會愈來愈劇烈。情况有點像台灣，我們回想，台灣其實在八十年代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後，一路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兩種矛盾的趨勢。
一方面和大陸的關係是愈來愈密切，鴻海集團在大陸做投資，那麼多台商上去，上海有幾十萬台灣人；但另一方面台灣本土化愈來愈厲害，正正是我所講的「因了解而分手」，事實上台灣現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營造出來的周邊地緣政治秩序，香港的情况一樣。
我們未來生活方方面也會被大陸改變，比如順豐速遞，到底他是港資還是中資呢？大灣區不用說了，我們恒生指數成分股有一半已經是中資，將來好多年輕人，打工的地方最終老闆也是中資，但是不是代表你會更加認同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呢？我不覺得。
問﹕今屆政府五年任期後便是二○二三年，五十年不變過了一半，很多人會問這關鍵的五年，香港應如何和中國相處，早前曾有迹象是吹過和風，比如泛民獲發回鄉證，但似乎新的班子面世後，某程度上又承襲了上屆政府特色，你如何看未來五年？
答﹕不會和梁振英時期有太大變化，雖然社會上普遍有對和解的盼望，不然也不會出現曾俊華熱潮，而林鄭不是蠢人來，而中央中我相信也有人會認為，需要向一個和解的方向進行。特別是如何拉攏傳統民主派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我真心相信這仍然是中央某部分人的想法。
但我仍然傾向悲觀，因為香港出現了港獨。
我們要明白共產黨當年有句說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遇到什麼問題也好，只要話他是階級鬥爭，一築起條線，就掂晒。而自從香港出現了民族問題後，便成為了一種他們不會放得下的鬥爭主線。因為今天無論中國政府好，香港人好，一方面會覺得港獨是一個好大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港獨同時又化解了其他問題。
香港過去三十年發展的主軸是民主化，所謂建制派和民主派的鬥爭是圍繞這條戰線發生，好了，過去幾年間忽然出現了一條軸線﹕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中國人呢？
那成件事不同了，對於大陸、老百姓好政府官員好，你只是想要民主化嗎？ 比如我內地朋友問我，佔中是什麼一回事？我說佔中就是香港人想要自己的市長，那他會明白甚至會同情，但如果你話比佢聽，香港不單想自己選市長，還不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加起來不就是獨立？他的民族大義立即便跑出來。
如果現在他將佔中和港獨等同，再講民主化，他便會用「你想獨立」來將你打回頭，化解了我們民主化對中國政府產生的壓力，同時亦化解了他向大陸老百姓解釋的壓力。
問﹕你二○○七年那時寫過一篇文〈從「港獨」到「人心回歸」〉，當時提到中國眼中，香港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
答﹕是的。我還記得大概八九年前，當時有一位剛從內地調來中聯辦的官員，問我，為什麼香港人年年六四都要集會？我當時和他說，你有沒有想過，香港人去悼念六四是好事，表示他仍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至少覺得自己仍和中國有關係。等到有一天，有人話不去了，那就才值得擔憂。（即是現在？）所以其實香港的事不難估的。現在港獨出現，他第一件事便是用港獨將你民主化的訴求打回頭。日後事無大小也可以拎住來打你，咁好使，點會放呢？從前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現在身分認同鬥爭，同樣一抓便靈。
問﹕最新的講法，民主自決也被視為是港獨；另外，由早前李柱銘和黃之鋒到美國，朱凱迪等人到台灣，你如何看這條對外尋找盟友的路線？
答﹕原則上我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Martin那一輩，希望訴諸國際聲援和壓力來監察着中國，這種想法，他有權這樣做，我亦同情。今天新一代認為台灣和香港面對同一種中國因素的影響，大家應該在公民社會上有更廣泛的結盟來應對中國，這出發點我也同情。
我覺得有問題的是，無論前輩Martin，或新一代黃之鋒，他們實際上政治操作的智慧不夠。
第一，你向國際求援，是基於一個很過時的假設，假設八十年代中國未強大，仍然希望國際社會接納他進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還想加入世貿，然後外國手上拿着很多牌來和中國打，將香港當成其一張牌交給他們，那個情况之下是有用。等於以前，很多外國人會關注中國人權狀况，釋放魏京生，誰要保外就醫，全都是這樣打出去。
但近十年的中國，到了一個誰的面色也不用看的地步，你再打這些牌有何用呢？還會給人口實，說你勾結外國勢力，想顏色革命，而你和他說道理是沒有用的，佢話你係你就係。
而新一代人中，我認為不夠智慧的地方是，比如朱凱迪，我不是贊成李華明那個講法，話驚中國會點睇你，這固然是一件事，更大問題是，你去之前，有沒有想過你的agenda是什麼，你會得到什麼，你會失去什麼？既然你從政，這些政治結盟一定要計得同失，台灣時代力量那班人，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和香港結盟是有得益的，因為他們本身在以民進黨當家的綠營陣營之中不是主流，如果他今天話畀大家聽，我和香港合作，有一個跨海峽的政治聯繫來應對中共，他有着數的，在台灣拿到好處。
掉返轉，你們成班香港人過去，想得到些什麼？我看不出來，去完台灣同人傾吓偈、作某種的串連結盟後，對你在香港政壇發揮影響力，提升你的地位，有幫助嗎？不單止沒有，可能更差。
問﹕提到朱凱迪，十年前天星皇后一役，你訪問他們寫過一篇〈八、九點鐘的太陽〉，那役之後他們一班八十後，轉而去做一種位置之爭的工作，今天比如朱凱迪做了立法會議員，其他一些人可能在各自的界別中佔了一個位置，但爭了位置後，似乎也撼動不了大局，抗爭的底牌在佔領時已經露出過，未來五年，還可以做什麼？
答﹕未來大的政治氣氛必然會很壓抑，但並不表示乜都唔做得。比如一些局部議題。好比朱凱迪，當年天星皇后囍帖街失敗了，但到了菜園村，他是成功的，然後在新界地方企穩了陣腳，扣緊住新界發展問題，其實相當成功。
如果「大圍」的做不到，是不是應該繼續捉住這一點？如果專注做新界發展，對付他所講的官商鄉黑，即使建制派的群眾，淺藍的人可能也會有看不過眼的地方。既然已經去到好不容易扎根在新界，我覺得朱凱迪應該繼續做下去，而不是一下子跳到去更大圍的事情上，比如今次去台灣我覺得是蠢咗。又或者劉小麗，如果繼續抓住小販的議題，今天食環署拉阿婆那單，應該是你議題範圍的事，如果你站在那個位置不斷講下去，政治上一定是得到東西的。
我覺得未來應該回到去寸土不讓，整個公民社會局部改革。比如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是輸勢中，而朱凱迪的成功正正說明了地區上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又隨着新一代年輕人的社會意識變化，就算新移民我不認為是不可能爭取。為什麼不在社區層面鞏固返香港的元氣先呢？
問﹕特首選舉期間，曾經出現過有兩個中央的假想，這個假想隨着選舉結果幻滅，今時今日我們應否仍然期待中央有一個開明派？湯家驊常說北京中有一個叫開明派的盟友，但這個盟友快要消失。
答﹕中國黨內有派系之爭從來不出奇，但這些鬥爭之中，香港扮演什麼角色這才是問題。
你怎可能期望中央會有一班叫做開明派，然後他會撐你香港的訴求呢？
我記得那時《成報》經常在推動這一種幻想，習大大點點，張德江點點，講到他們兩個好有矛盾，我不相信的。今天習近平如此集權，透過十多個小組委員會操控整個國家，每天不睡覺也處理不完所有事情，香港算什麼？香港重要還是朝鮮核試問題重要？就算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矛盾，他現在也放了香港這個範圍的問題讓張德江去打理，意思是這件事對他來說，不是頭號agenda。
政治有開明派是很八十年代的想法，今天已經唔work的了，因為所有派系鬥爭，最基礎的一定是派系利益，不會有一個人天生出來就話，我好想香港民主化，就算他今天會撐你，也是因為一時利益的關係，利益重點一變，他可以立即變。香港不應該抱這種期望，我覺得是錯的。
問﹕香港的民主派走中間路線是不是癡心錯付？比如剛獲委任入行會的湯家驊你如何看？
答﹕他這一種民主派向中間派的轉化，是死症來。今日不work，明天也不會work。我記得特首選舉後有一次論壇，湯家驊講第三路線，結果當時在場一位民主派人士批評他，喂你湯家驊做了幾年做不到的事，曾俊華做了兩個月做到了。我覺得這個說法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從來中間路線，大家信得過，又要有政治能量的，一定不會是由民主派誕生，因民主派這個派系，從來都是講道德權威和道德制高點的，你一個人，離開制高點，逐漸向政府接近，你的光環便會消失。
正如今天有沒有人還記得張炳良是民主派？真正的中間派，一定要由建制派產生，比如曾俊華，五個月前還是百分百的建制，二三下就變成一個淺藍淺黃也吸納到的中間派。
問﹕但曾俊華畢竟也輸了。
答﹕是的。如果你從特首選舉這個如此重要的關鍵位置爭奪來講，你可以話曾俊華示範了此路不通。但是今時今日大家看曾鈺成、田北俊，再加曾俊華，這三個人從來都是建制精英，今天連一些淺黃也會覺得他們幾順眼，他們除了選特首外，是不是沒有其他事情好做呢？
曾俊華熱潮是一個民氣爆發，爆了後，沒有一個組織去收割，他便會散，但不表示民意情緒背後的基礎消失了。我認為本來特區政府是可以往這個位置站近一些，尤其林鄭這一種公務員出身的人，可以將政府從梁振英時期一個如此政治化的國家機器，逐漸變回老一輩香港人熟悉的那種中性的、行政主導的公務員機器，是有機會的。
曾俊華現象我們看到的是，原來一班淺黃到淺藍的人，他們的要求好簡單，就是想香港做事有規有矩，一時不民主也不緊要，大家多一點和解，不要非友即敵，他們已經收貨。而做事有規矩的代表人物，便是公務員，如果一個公務員背景控制的政府，便絕對不會出現梁振英和周浩鼎這些事。
而我覺得，林鄭是想吸納這班人的。她本來有個優勢的，可以強調公務員系統的特性，因為公務員幾乎是今天香港，最後一個勉強地令到中間派主流民意會認同的事情。你看到新班子名單中，大家最有意見都是政治色彩相對強的人，好少一般百姓會很討厭那些由AO上去的，因為大家對AO仍有幻想。假如林鄭重新搞返一個AO治港出來，中間派不是沒可能的。
問﹕最後，二○四七幾時傾，如何傾？
答﹕我覺得二○四七基本上無乜好傾。從來一國兩制一開始時，是有一個政治構想在背後，但與此同時，也有一個當年中共的性格，就是見招拆招，見步行步。他是一個很實際的政黨來，可以每一年都變，九七前講話五十年不變，現在回看有沒有人覺得很可信？那你現在講二○四七有什麼意義呢？今時今日就算中共和你說，二○四七後一切不變，又表示什麼？ 明天可能講這句話的人也變了。
但大環境可不可以變，或到時有契機可以改變的話，你便要把握那個契機。如何可以把握到？因為你有本錢，你的本錢是什麼？就是我們本身的公民社會是健康的，我們有耐性的，有理念的，很多事情守得住，有看法的。
香港的未來，要看大陸的機遇，而當機遇出現時，你是否已做好準備呢？
問﹕梁仲禮，星期日生活記者。九七時讀中一，對一國兩制唯一認知，來自有同學興高采烈到禮堂參加模擬投票，投給楊鐵樑後回來說﹕「好快我哋可以選特首。」廿年後林鄭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看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選特首問題之外更複雜的面向。
答﹕梁文道，作家/文化人/傳媒人/時事評論員/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you name it。對中國問題看得透徹，翻看四年前佔中對談系列，當日分析幾近一一應驗，今天再談回歸廿周年的中國/香港，道長說最擔心的不是民主化進程，而是右翼本土主義的出現，對香港政治道德和公共倫理的敗壞﹕「我擔心公共討論氣氛已經變成了廢墟。」
文﹕梁仲禮
圖﹕資料圖片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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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回歸也好，主權移交也好，香港淪陷也好，二十年過去，今天各家傳媒盤點廿載點滴，大塊小塊上顧後又瞻前，唯獨要說將來，仍舊茫然。
文化人梁文道回想自己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夕的心情，由到處去看國旗升降，臨立會外議員宣言，警察更換帽上徽章，到蘭桂坊六四吧前目睹老外醉酒鬧事成就去殖中的第一滴血，心情像看一連串的煙花表演﹕「要慶祝嗎？又不是。要送別一件很惋惜的過去嗎？不然。對重新做番中國人充滿期盼，又沒有。」今年維港上空連續二十次的「中国HK」消散過後，空氣中彌留的是不是同一片令人看不透的煙霧迷霞？
今天梁文道已是「國情通」，昔年文化界高舉的解殖主張方興未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卻已幾乎走了一半，在本土思潮橫空出世，北京全面奮進落場的二十年後，他如何再說中國/香港？
問﹕廿年後回看當時的心情，有何感受？
答﹕我覺得自己當年不是太成熟。那時我們講後殖民主義是一個很流行的學術術語，文化上當紅的主題，但卻沒有從政治層面去看，話就話當家作主，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直到二千年頭，我在明報筆陣一連寫了幾篇文章講「去殖未完成」，當時意思和今天建制派，甚至中央政府那一套很不同。
（按︰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曾批評香港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近日更指港獨源自殖民主義洗腦。）
我的意思是，香港的社會基礎是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舉例我們講殖民地惡法，最近食環拉婆婆，又或者hidden agenda事件，涉及的法例不是回歸後才有，而是殖民地時期為了方便而設的一套管治術，我在二千年後寫很多文章，當然羅永生，或呂大樂寫得更深入。
我套用呂大樂的說法，原來大家講了那麼久五十年不變，反映香港人想要的，不過是急凍了的殖民地狀態，所謂一國兩制的意思，是將香港定格在九七之前，為什麼我們沒有對此有所反省，要擺脫殖民地身分，成為真正的自主自律公民？
問﹕今天我們再講要維護一國兩制，多少還是抱持當年心態？而大陸近年覺得你不理解她心目中的一國兩制，要重新「說明」，爭拗在這裏。
答︰我們整個社會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一路以來有兩條主軸，而互相矛盾。
其中一種是我剛才所說，急凍在九七前狀態。而中國強調的一國兩制不走樣，其實也有這個面向，她會覺得香港以前是經濟城市，大家搵食，不會有什麼民族身分問題。
但另一種主線也很流行，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和大陸雙方也應該有一個對應動態發展。
這一種思維，在香港體現在當年民主回歸派，從華叔和Martin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不表示所有事情五十年不變，因為香港要民主化嘛，我們應該逐步實現當時大家認為基本法中承諾了的最終雙普選，所以他是動態向前進的。另一方面，大陸也有一些自由派，八十年代一開始提出一國兩制時，看的不單是香港問題，民主化也是大陸問題。
現在很多人在猜想2047後的情况，其實八十年代他們已經開始諗到去2047，如果你話一國兩制維持五十年，到2047是不是要變回一國一制？但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香港在2047前應該已經實現了雙普選，那你2047年又如何忽然扭返去一國一制呢？是不是忽然特首廢了武功，變成市委書記，立法會由香港的人大取代？好難想像是這樣。
所以我一路認為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與其說是香港時間表，倒不如說是大陸政改時間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兩制要慢慢愈走愈近，所以八九六四前，中共實行過某種政治改革嘗試，比如村委民主普選，到了八八年甚至有人在官方層面大膽提出了黨政分家，現在我們在村層面選緊，到2047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 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
問題是這一種想法，八九六四後在大陸基本上已經破產。
八十年代大家還在想，如果經濟上開始做市場經濟，遲早政治上也要行西方那一套。但到最近十幾年，他們開始發現，我們可以只行經濟發展，政治上更加不用有什麼改變，於是剛才我提到曾經埋伏在一國兩制下的思維便中斷了，由原初認為一國兩制動態地兩邊一起向更民主化改革方向行進，到最近只剩下香港民主回歸派假設一國兩制要變，就是香港應進一步民主化，或支聯會最理想的預期，大陸也要走向民主。而另一邊便是大陸的想法，我就不會變的，要變的是你，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更加接受中國的體制才對。
有趣的地方是，同一班人其實同時主張兩種思維也不自覺。比如很多香港人，同時間覺得一國兩制要捍衛住不要走樣，另一方面又會話，我哋都要民主喎，那你即是變還是不變？大陸方面一樣，一方面覺得一國兩制應該回到原來基礎，另一方面又覺得你香港人應該愈來愈似中國人才對。大家都有自相矛盾的部分。
問﹕但白皮書的出現，已明確地道出了今天中國如何演繹一國兩制，他心目中的2047又是如何？
答﹕白皮書是反映了中國在這階段中，對於香港問題的清晰意向。如果根據我剛才的講法，一國兩制是中國對於自己未來制度發展方向的一個假想，那近幾年他們放棄了這想法時，便開始覺得﹕死火，原來當初應承了咁樣一件事，點收科？
因為當他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轉變後，便會憂慮一個問題﹕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選，對內地構成多大衝擊？香港可以選自己的市長，為什麼我上海不可以？這種想法在中國蔓延出去，他點收科？所以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白皮書反映的是，你可以有特首有立法會，不用有市委書記人大，但同時候，你亦都不會和內地差太遠。
當然最後根據白皮書產生出來的，是一種四不像的東西，但不緊要，你們可以繼續爭取，我也有辦法拖住。
問﹕呂大樂提過，用八十年代的心態去想像2047，中間個Gap太大，所以廿年後要調整心態，這樣說，整個香港要自己調整期望？
答﹕好老套講，香港過去幾十年，政黨中唯一對這些問題有透徹認識的，似乎只有司徒華。我覺得華叔對香港未來是從來沒有幻想，沒有fantansy的， 他講得好清楚，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可能會有民主。
如果我們講的民主是香港想像中的民主，香港是不會有的，除非中國畀，那中國為什麼會畀呢？因為他自己也預備走這條路，並且會這樣走。如果中國不打算走呢條路，香港如何會有呢？
問﹕你經常來往中港兩地，你眼中的中港兩地互動下，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講，不用等到二○四七，不足十年或二十年間，香港基本上已被同化，香港人身分會逐漸消失？
答﹕我完全不同意。當然，一方面香港對於整個國家的依賴愈來愈強是肯定的，但同時間民間情緒的衝突也只會愈來愈劇烈。情况有點像台灣，我們回想，台灣其實在八十年代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後，一路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兩種矛盾的趨勢。
一方面和大陸的關係是愈來愈密切，鴻海集團在大陸做投資，那麼多台商上去，上海有幾十萬台灣人；但另一方面台灣本土化愈來愈厲害，正正是我所講的「因了解而分手」，事實上台灣現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營造出來的周邊地緣政治秩序，香港的情况一樣。
我們未來生活方方面也會被大陸改變，比如順豐速遞，到底他是港資還是中資呢？大灣區不用說了，我們恒生指數成分股有一半已經是中資，將來好多年輕人，打工的地方最終老闆也是中資，但是不是代表你會更加認同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呢？我不覺得。
問﹕今屆政府五年任期後便是二○二三年，五十年不變過了一半，很多人會問這關鍵的五年，香港應如何和中國相處，早前曾有迹象是吹過和風，比如泛民獲發回鄉證，但似乎新的班子面世後，某程度上又承襲了上屆政府特色，你如何看未來五年？
答﹕不會和梁振英時期有太大變化，雖然社會上普遍有對和解的盼望，不然也不會出現曾俊華熱潮，而林鄭不是蠢人來，而中央中我相信也有人會認為，需要向一個和解的方向進行。特別是如何拉攏傳統民主派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我真心相信這仍然是中央某部分人的想法。
但我仍然傾向悲觀，因為香港出現了港獨。
我們要明白共產黨當年有句說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遇到什麼問題也好，只要話他是階級鬥爭，一築起條線，就掂晒。而自從香港出現了民族問題後，便成為了一種他們不會放得下的鬥爭主線。因為今天無論中國政府好，香港人好，一方面會覺得港獨是一個好大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港獨同時又化解了其他問題。
香港過去三十年發展的主軸是民主化，所謂建制派和民主派的鬥爭是圍繞這條戰線發生，好了，過去幾年間忽然出現了一條軸線﹕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中國人呢？
那成件事不同了，對於大陸、老百姓好政府官員好，你只是想要民主化嗎？ 比如我內地朋友問我，佔中是什麼一回事？我說佔中就是香港人想要自己的市長，那他會明白甚至會同情，但如果你話比佢聽，香港不單想自己選市長，還不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加起來不就是獨立？他的民族大義立即便跑出來。
如果現在他將佔中和港獨等同，再講民主化，他便會用「你想獨立」來將你打回頭，化解了我們民主化對中國政府產生的壓力，同時亦化解了他向大陸老百姓解釋的壓力。
問﹕你二○○七年那時寫過一篇文〈從「港獨」到「人心回歸」〉，當時提到中國眼中，香港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
答﹕是的。我還記得大概八九年前，當時有一位剛從內地調來中聯辦的官員，問我，為什麼香港人年年六四都要集會？我當時和他說，你有沒有想過，香港人去悼念六四是好事，表示他仍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至少覺得自己仍和中國有關係。等到有一天，有人話不去了，那就才值得擔憂。（即是現在？）所以其實香港的事不難估的。現在港獨出現，他第一件事便是用港獨將你民主化的訴求打回頭。日後事無大小也可以拎住來打你，咁好使，點會放呢？從前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現在身分認同鬥爭，同樣一抓便靈。
問﹕最新的講法，民主自決也被視為是港獨；另外，由早前李柱銘和黃之鋒到美國，朱凱迪等人到台灣，你如何看這條對外尋找盟友的路線？
答﹕原則上我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Martin那一輩，希望訴諸國際聲援和壓力來監察着中國，這種想法，他有權這樣做，我亦同情。今天新一代認為台灣和香港面對同一種中國因素的影響，大家應該在公民社會上有更廣泛的結盟來應對中國，這出發點我也同情。
我覺得有問題的是，無論前輩Martin，或新一代黃之鋒，他們實際上政治操作的智慧不夠。
第一，你向國際求援，是基於一個很過時的假設，假設八十年代中國未強大，仍然希望國際社會接納他進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還想加入世貿，然後外國手上拿着很多牌來和中國打，將香港當成其一張牌交給他們，那個情况之下是有用。等於以前，很多外國人會關注中國人權狀况，釋放魏京生，誰要保外就醫，全都是這樣打出去。
但近十年的中國，到了一個誰的面色也不用看的地步，你再打這些牌有何用呢？還會給人口實，說你勾結外國勢力，想顏色革命，而你和他說道理是沒有用的，佢話你係你就係。
而新一代人中，我認為不夠智慧的地方是，比如朱凱迪，我不是贊成李華明那個講法，話驚中國會點睇你，這固然是一件事，更大問題是，你去之前，有沒有想過你的agenda是什麼，你會得到什麼，你會失去什麼？既然你從政，這些政治結盟一定要計得同失，台灣時代力量那班人，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和香港結盟是有得益的，因為他們本身在以民進黨當家的綠營陣營之中不是主流，如果他今天話畀大家聽，我和香港合作，有一個跨海峽的政治聯繫來應對中共，他有着數的，在台灣拿到好處。
掉返轉，你們成班香港人過去，想得到些什麼？我看不出來，去完台灣同人傾吓偈、作某種的串連結盟後，對你在香港政壇發揮影響力，提升你的地位，有幫助嗎？不單止沒有，可能更差。
問﹕提到朱凱迪，十年前天星皇后一役，你訪問他們寫過一篇〈八、九點鐘的太陽〉，那役之後他們一班八十後，轉而去做一種位置之爭的工作，今天比如朱凱迪做了立法會議員，其他一些人可能在各自的界別中佔了一個位置，但爭了位置後，似乎也撼動不了大局，抗爭的底牌在佔領時已經露出過，未來五年，還可以做什麼？
答﹕未來大的政治氣氛必然會很壓抑，但並不表示乜都唔做得。比如一些局部議題。好比朱凱迪，當年天星皇后囍帖街失敗了，但到了菜園村，他是成功的，然後在新界地方企穩了陣腳，扣緊住新界發展問題，其實相當成功。
如果「大圍」的做不到，是不是應該繼續捉住這一點？如果專注做新界發展，對付他所講的官商鄉黑，即使建制派的群眾，淺藍的人可能也會有看不過眼的地方。既然已經去到好不容易扎根在新界，我覺得朱凱迪應該繼續做下去，而不是一下子跳到去更大圍的事情上，比如今次去台灣我覺得是蠢咗。又或者劉小麗，如果繼續抓住小販的議題，今天食環署拉阿婆那單，應該是你議題範圍的事，如果你站在那個位置不斷講下去，政治上一定是得到東西的。
我覺得未來應該回到去寸土不讓，整個公民社會局部改革。比如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是輸勢中，而朱凱迪的成功正正說明了地區上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又隨着新一代年輕人的社會意識變化，就算新移民我不認為是不可能爭取。為什麼不在社區層面鞏固返香港的元氣先呢？
問﹕特首選舉期間，曾經出現過有兩個中央的假想，這個假想隨着選舉結果幻滅，今時今日我們應否仍然期待中央有一個開明派？湯家驊常說北京中有一個叫開明派的盟友，但這個盟友快要消失。
答﹕中國黨內有派系之爭從來不出奇，但這些鬥爭之中，香港扮演什麼角色這才是問題。
你怎可能期望中央會有一班叫做開明派，然後他會撐你香港的訴求呢？
我記得那時《成報》經常在推動這一種幻想，習大大點點，張德江點點，講到他們兩個好有矛盾，我不相信的。今天習近平如此集權，透過十多個小組委員會操控整個國家，每天不睡覺也處理不完所有事情，香港算什麼？香港重要還是朝鮮核試問題重要？就算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矛盾，他現在也放了香港這個範圍的問題讓張德江去打理，意思是這件事對他來說，不是頭號agenda。
政治有開明派是很八十年代的想法，今天已經唔work的了，因為所有派系鬥爭，最基礎的一定是派系利益，不會有一個人天生出來就話，我好想香港民主化，就算他今天會撐你，也是因為一時利益的關係，利益重點一變，他可以立即變。香港不應該抱這種期望，我覺得是錯的。
問﹕香港的民主派走中間路線是不是癡心錯付？比如剛獲委任入行會的湯家驊你如何看？
答﹕他這一種民主派向中間派的轉化，是死症來。今日不work，明天也不會work。我記得特首選舉後有一次論壇，湯家驊講第三路線，結果當時在場一位民主派人士批評他，喂你湯家驊做了幾年做不到的事，曾俊華做了兩個月做到了。我覺得這個說法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從來中間路線，大家信得過，又要有政治能量的，一定不會是由民主派誕生，因民主派這個派系，從來都是講道德權威和道德制高點的，你一個人，離開制高點，逐漸向政府接近，你的光環便會消失。
正如今天有沒有人還記得張炳良是民主派？真正的中間派，一定要由建制派產生，比如曾俊華，五個月前還是百分百的建制，二三下就變成一個淺藍淺黃也吸納到的中間派。
問﹕但曾俊華畢竟也輸了。
答﹕是的。如果你從特首選舉這個如此重要的關鍵位置爭奪來講，你可以話曾俊華示範了此路不通。但是今時今日大家看曾鈺成、田北俊，再加曾俊華，這三個人從來都是建制精英，今天連一些淺黃也會覺得他們幾順眼，他們除了選特首外，是不是沒有其他事情好做呢？
曾俊華熱潮是一個民氣爆發，爆了後，沒有一個組織去收割，他便會散，但不表示民意情緒背後的基礎消失了。我認為本來特區政府是可以往這個位置站近一些，尤其林鄭這一種公務員出身的人，可以將政府從梁振英時期一個如此政治化的國家機器，逐漸變回老一輩香港人熟悉的那種中性的、行政主導的公務員機器，是有機會的。
曾俊華現象我們看到的是，原來一班淺黃到淺藍的人，他們的要求好簡單，就是想香港做事有規有矩，一時不民主也不緊要，大家多一點和解，不要非友即敵，他們已經收貨。而做事有規矩的代表人物，便是公務員，如果一個公務員背景控制的政府，便絕對不會出現梁振英和周浩鼎這些事。
而我覺得，林鄭是想吸納這班人的。她本來有個優勢的，可以強調公務員系統的特性，因為公務員幾乎是今天香港，最後一個勉強地令到中間派主流民意會認同的事情。你看到新班子名單中，大家最有意見都是政治色彩相對強的人，好少一般百姓會很討厭那些由AO上去的，因為大家對AO仍有幻想。假如林鄭重新搞返一個AO治港出來，中間派不是沒可能的。
問﹕最後，二○四七幾時傾，如何傾？
答﹕我覺得二○四七基本上無乜好傾。從來一國兩制一開始時，是有一個政治構想在背後，但與此同時，也有一個當年中共的性格，就是見招拆招，見步行步。他是一個很實際的政黨來，可以每一年都變，九七前講話五十年不變，現在回看有沒有人覺得很可信？那你現在講二○四七有什麼意義呢？今時今日就算中共和你說，二○四七後一切不變，又表示什麼？ 明天可能講這句話的人也變了。
但大環境可不可以變，或到時有契機可以改變的話，你便要把握那個契機。如何可以把握到？因為你有本錢，你的本錢是什麼？就是我們本身的公民社會是健康的，我們有耐性的，有理念的，很多事情守得住，有看法的。
香港的未來，要看大陸的機遇，而當機遇出現時，你是否已做好準備呢？
問﹕梁仲禮，星期日生活記者。九七時讀中一，對一國兩制唯一認知，來自有同學興高采烈到禮堂參加模擬投票，投給楊鐵樑後回來說﹕「好快我哋可以選特首。」廿年後林鄭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看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選特首問題之外更複雜的面向。
答﹕梁文道，作家/文化人/傳媒人/時事評論員/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you name it。對中國問題看得透徹，翻看四年前佔中對談系列，當日分析幾近一一應驗，今天再談回歸廿周年的中國/香港，道長說最擔心的不是民主化進程，而是右翼本土主義的出現，對香港政治道德和公共倫理的敗壞﹕「我擔心公共討論氣氛已經變成了廢墟。」
文﹕梁仲禮
圖﹕資料圖片
編輯﹕曾祥泰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7/06/20170628-19972047.html
朝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制裁或变复杂
来源:
美国之音
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是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重要议题，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制裁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朝鲜经济崩溃，相反朝鲜经济正在好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实现了他的“并行”政策，一边制造核武器的同时，同时发展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朝鲜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朝鲜，一方面可能会令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会给金正恩政权带来危险。
金正恩的“并行”路线似乎取得成功
2013年3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金正恩声称，朝鲜只有拥有核武库，才能免遭美国入侵，进而专注于经济发展。
2016年，朝鲜进行了至少两次核试验，并进行多次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朝鲜的经济也在增长。
威廉·布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rean-American Studies）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看起来，金正恩的“并行”路线获得了成功。
他说：“比较滑稽的是，他居然让‘并行’成功了。并行就是说两条并行的线，一条线是发展核能力，一条线是经济繁荣。我们美国人说，你不可能两个都要。如果你发展核武器，我们就会制裁你的经济，你就会变穷。你可以有核武器，但是你们会很穷。金正恩说，我们既要核武，也要经济发展。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五年过去了，他们的经济在好转，他们也有核武器了。”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在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最近举行的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研讨会上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金正恩应该算得上一名非常成功的领导人，虽然这样说，听起来很疯狂。
他说：“经济得到稳定发展，而且他也在达到他的目标，获得核武器和导弹能力。与10年前相比，他让朝鲜政权更加稳定。”
朝韩问题专家、韩国时报专栏作家金东炫（Tong Kim）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朝鲜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特别是朝鲜私人市场的兴起。
他说：“这几乎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比如，他们仍然在种植水稻，在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是私人市场发挥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朝鲜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干预市场让市场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当然，金东炫也提到另一个原因是与中国的贸易，朝鲜90%的贸易依赖中国。
朝鲜正在经历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
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说，朝鲜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年前大饥荒结束后。实际上，朝鲜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大饥荒指的是自1994年至1998年在朝鮮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灾难，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24万到350万不等。
布朗说：“大饥荒后，政府无法再向民众提供各种粮食配给。民众只好自己发动起来，这样一来，市场就自发地发展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自发市场在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执政期间遭到打压和遏制。2009年，金正日发动了他去世前最后一场扼制市场的运动。他发动了货币改革，但是，最终失败。这证明朝鲜政府根本无法管控市场的势力了。
不过，布朗指出，金正恩政权不同，金正恩选择利用市场，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内政策上，金正恩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改革的倾向，按他们的说法是革新。有观察人士说，包括生产方式、市场意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方面，朝鲜现在已经超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比如说中国以前的承包制，这在朝鲜已经非常普遍了，而且已经成了朝鲜社会一项主要的生产活动。
由于朝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封闭的斯大林式的国家，有关这个国家的可靠的经济数据并不多，但是，韩美研究所的布朗和韩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金东炫说，其实有很多的消息来源可以证明朝鲜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比如，脱北者的叙说，到朝鲜旅行的人回来的见闻，甚至与朝鲜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反向对比数据，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新兴的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朝鲜。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文章说，这样的一种新情况会让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寄望于以更严厉的制裁--尤其是出自中国之手的制裁—来阻止朝鲜研制可被用来袭击美国的核弹头导弹之际，但是，经济状况的改善让朝鲜可以更容易地抵御这些压力，并为其核计划筹集资金。
市场经济对朝鲜的影响
不过，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认为，对金正恩来说，向市场让步也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
他说：“想象一下，如果我可以采访金正恩的话，我会跟他说，恭喜你，你的并行政策成功了。但是，你的问题是，这不是你祖父或是父亲喜欢的方式。因为这创造了私营经济，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私营经济会吃了你。你必须考虑哪个对你更重要，核武器还是你自己的安全？如果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话，没有人会帮助你的。”
也有人提出，朝鲜拥抱市场经济为遏制朝鲜核项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世界可以鼓励朝鲜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压制朝鲜的经济发展。因为朝鲜消费者会对货物和服务有更高的期待，对外面的世界的信息也会有更多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值可能会迫使平壤政权考虑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甚至有可能推进政治改革。最后，也有可能迫使平壤政权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6%9C%9D%E9%B2%9C%E8%B5%B0%E4%B8%8A%E2%80%9C%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9%81%93%E8%B7%AF%E2%80%9D%EF%BC%8C%E5%88%B6%E8%A3%81%E6%88%96%E5%8F%98%E5%A4%8D%E6%9D%82.html
美国之音
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是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重要议题，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制裁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朝鲜经济崩溃，相反朝鲜经济正在好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实现了他的“并行”政策，一边制造核武器的同时，同时发展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朝鲜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朝鲜，一方面可能会令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会给金正恩政权带来危险。
金正恩的“并行”路线似乎取得成功
2013年3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金正恩声称，朝鲜只有拥有核武库，才能免遭美国入侵，进而专注于经济发展。
2016年，朝鲜进行了至少两次核试验，并进行多次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朝鲜的经济也在增长。
威廉·布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rean-American Studies）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看起来，金正恩的“并行”路线获得了成功。
他说：“比较滑稽的是，他居然让‘并行’成功了。并行就是说两条并行的线，一条线是发展核能力，一条线是经济繁荣。我们美国人说，你不可能两个都要。如果你发展核武器，我们就会制裁你的经济，你就会变穷。你可以有核武器，但是你们会很穷。金正恩说，我们既要核武，也要经济发展。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五年过去了，他们的经济在好转，他们也有核武器了。”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在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最近举行的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研讨会上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金正恩应该算得上一名非常成功的领导人，虽然这样说，听起来很疯狂。
他说：“经济得到稳定发展，而且他也在达到他的目标，获得核武器和导弹能力。与10年前相比，他让朝鲜政权更加稳定。”
朝韩问题专家、韩国时报专栏作家金东炫（Tong Kim）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朝鲜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特别是朝鲜私人市场的兴起。
他说：“这几乎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比如，他们仍然在种植水稻，在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是私人市场发挥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朝鲜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干预市场让市场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当然，金东炫也提到另一个原因是与中国的贸易，朝鲜90%的贸易依赖中国。
朝鲜正在经历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
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说，朝鲜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年前大饥荒结束后。实际上，朝鲜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大饥荒指的是自1994年至1998年在朝鮮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灾难，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24万到350万不等。
布朗说：“大饥荒后，政府无法再向民众提供各种粮食配给。民众只好自己发动起来，这样一来，市场就自发地发展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自发市场在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执政期间遭到打压和遏制。2009年，金正日发动了他去世前最后一场扼制市场的运动。他发动了货币改革，但是，最终失败。这证明朝鲜政府根本无法管控市场的势力了。
不过，布朗指出，金正恩政权不同，金正恩选择利用市场，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内政策上，金正恩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改革的倾向，按他们的说法是革新。有观察人士说，包括生产方式、市场意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方面，朝鲜现在已经超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比如说中国以前的承包制，这在朝鲜已经非常普遍了，而且已经成了朝鲜社会一项主要的生产活动。
由于朝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封闭的斯大林式的国家，有关这个国家的可靠的经济数据并不多，但是，韩美研究所的布朗和韩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金东炫说，其实有很多的消息来源可以证明朝鲜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比如，脱北者的叙说，到朝鲜旅行的人回来的见闻，甚至与朝鲜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反向对比数据，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新兴的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朝鲜。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文章说，这样的一种新情况会让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寄望于以更严厉的制裁--尤其是出自中国之手的制裁—来阻止朝鲜研制可被用来袭击美国的核弹头导弹之际，但是，经济状况的改善让朝鲜可以更容易地抵御这些压力，并为其核计划筹集资金。
市场经济对朝鲜的影响
不过，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认为，对金正恩来说，向市场让步也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
他说：“想象一下，如果我可以采访金正恩的话，我会跟他说，恭喜你，你的并行政策成功了。但是，你的问题是，这不是你祖父或是父亲喜欢的方式。因为这创造了私营经济，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私营经济会吃了你。你必须考虑哪个对你更重要，核武器还是你自己的安全？如果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话，没有人会帮助你的。”
也有人提出，朝鲜拥抱市场经济为遏制朝鲜核项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世界可以鼓励朝鲜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压制朝鲜的经济发展。因为朝鲜消费者会对货物和服务有更高的期待，对外面的世界的信息也会有更多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值可能会迫使平壤政权考虑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甚至有可能推进政治改革。最后，也有可能迫使平壤政权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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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导弹依然是美韩峰会的棘手问题
来源:
美国之音
韩国官员表示支持在韩国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体系。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双边峰会，但是，萨德导弹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华盛顿的议员们对推迟部署萨德导弹感到担忧。
萨德是一种先进的反导系统，它使用高清晰雷达、红外线搜寻技术进行导弹拦截，主要是拦截入侵的弹道导弹。
2016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部署萨德系统帮助保卫韩国对抗朝鲜日益加强的弹道导弹和核武能力。
保护美军
萨德系统的另一用途是保护驻扎在韩国的2.8万名美国军事人员。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和来自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最近给川普总统写信，敦促川普在本周会见文在寅总统的时候要把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
他们在信中说，“我们要求您向文在寅总统重申，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同盟间的决定，它既能保护美国军队，也能保护数千万韩国民众，同时，萨德系统并不对韩国的邻国构成任何威胁。”
加快部署
部署萨德系统是文在寅总统的前任朴槿惠决定的。但是，朴槿惠前总统在今年三月因与所谓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腐败丑闻而受到弹劾。
今年五月，文在寅继任总统后不久就下令要推迟全部部署萨德的计划，等待环保影响研究的结论。
星期一，韩国外长康京和重申了韩国对最终部署萨德系统的支持。
康京和说，“本政府无意从根本上改变韩国本着韩美联盟精神做出的承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是国内固定程序的要求，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会取消或者改变部署萨德系统。”
中国报复
文在寅总统还要尽力控制来自中国和来自国内的对部署萨德系统的反对之声。
北京反对萨德强大的雷达系统，该系统具有监视中国军事活动的潜在能力，因此被中国视为对其安全的威胁。媒体报道说，中国为了报复韩国而采取了非正式经济限制措施。
现代研究所说，如果这些措施持续下去，中国对韩国旅游、化妆品和娱乐业所采取的限制措施今年将会给韩国造成7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在文在寅做出暂停部署萨德的决定后，有迹象显示，北京已经开始放宽其对双边贸易中某些方面的禁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外交政策分析师张拓生敦促韩国和美国采取措施，就中国的合理安全担忧进行安抚。
张拓生本周在东亚基金会发表的文章中说，“比如，可以对萨德雷达系统做些修改，把雷达及其方向锁定在部署模式，雷达的方向更为重要，事前应该向中方提供有关萨德系统的技术资料和数据。”
大使馆抗议
上个周末，反对部署萨德的人们在首尔市中心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了和平示威。组织者说，有三千多人参加了游行。
韩国部分反对部署萨德的人说，刺激北京和平壤不划算。分析人士说，就导弹防御的高度来说，这套防御体系在对付朝鲜大炮密集攻击的时候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大炮的目标是居住在首尔和边界附近其它区域的2500万人。居住在萨德部署地点附近的其他人则担心，雷达系统会造成健康和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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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韩国官员表示支持在韩国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体系。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双边峰会，但是，萨德导弹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华盛顿的议员们对推迟部署萨德导弹感到担忧。
萨德是一种先进的反导系统，它使用高清晰雷达、红外线搜寻技术进行导弹拦截，主要是拦截入侵的弹道导弹。
2016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部署萨德系统帮助保卫韩国对抗朝鲜日益加强的弹道导弹和核武能力。
保护美军
萨德系统的另一用途是保护驻扎在韩国的2.8万名美国军事人员。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和来自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最近给川普总统写信，敦促川普在本周会见文在寅总统的时候要把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
他们在信中说，“我们要求您向文在寅总统重申，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同盟间的决定，它既能保护美国军队，也能保护数千万韩国民众，同时，萨德系统并不对韩国的邻国构成任何威胁。”
加快部署
部署萨德系统是文在寅总统的前任朴槿惠决定的。但是，朴槿惠前总统在今年三月因与所谓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腐败丑闻而受到弹劾。
今年五月，文在寅继任总统后不久就下令要推迟全部部署萨德的计划，等待环保影响研究的结论。
星期一，韩国外长康京和重申了韩国对最终部署萨德系统的支持。
康京和说，“本政府无意从根本上改变韩国本着韩美联盟精神做出的承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是国内固定程序的要求，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会取消或者改变部署萨德系统。”
中国报复
文在寅总统还要尽力控制来自中国和来自国内的对部署萨德系统的反对之声。
北京反对萨德强大的雷达系统，该系统具有监视中国军事活动的潜在能力，因此被中国视为对其安全的威胁。媒体报道说，中国为了报复韩国而采取了非正式经济限制措施。
现代研究所说，如果这些措施持续下去，中国对韩国旅游、化妆品和娱乐业所采取的限制措施今年将会给韩国造成7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在文在寅做出暂停部署萨德的决定后，有迹象显示，北京已经开始放宽其对双边贸易中某些方面的禁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外交政策分析师张拓生敦促韩国和美国采取措施，就中国的合理安全担忧进行安抚。
张拓生本周在东亚基金会发表的文章中说，“比如，可以对萨德雷达系统做些修改，把雷达及其方向锁定在部署模式，雷达的方向更为重要，事前应该向中方提供有关萨德系统的技术资料和数据。”
大使馆抗议
上个周末，反对部署萨德的人们在首尔市中心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了和平示威。组织者说，有三千多人参加了游行。
韩国部分反对部署萨德的人说，刺激北京和平壤不划算。分析人士说，就导弹防御的高度来说，这套防御体系在对付朝鲜大炮密集攻击的时候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大炮的目标是居住在首尔和边界附近其它区域的2500万人。居住在萨德部署地点附近的其他人则担心，雷达系统会造成健康和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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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脱北高官：对朝制裁撼动金氏政权
来源:
美国之音
一名脱北高官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加强对朝经济制裁正在搅动那个穷困的国家，如果继续下去，或能动摇金正恩政权。
李正浩（Ri Jong Ho）在2014年“脱北”后的首次公开采访中说：“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能动摇朝鲜政权，为市场活动带来更多机会，引起各种腐败和不安定。政府失去控制将直接打击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制的基础。”
他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本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前夕发表的上述评论。美韩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关注金氏政权及其核野心所构成的共同威胁。
李正浩曾经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朝鲜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为金氏政权赚取维持其政权极为重要的外汇。他脱北前最后的岗位在中国大连，职务是朝鲜大兴贸易公司（Korea Daehung Trading Corporation）负责人。这个企业由朝鲜政府秘密机构39号办公室操控。美国财政部说，39号办公室参与“非法经济活动，为领导层管理小金库和赚取资金”。
对于朝鲜在1990年代中期遭受严重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之时朝鲜领导人是如何让政权维持下去的，李正浩有着第一手的观察。他说，当平壤面临“巨大压力”时，朝鲜会变得“更加挑衅”，并把重点都放在武器开发上。
在国际社会扩大对朝制裁的当下，这有可能正是朝鲜的情况。国际制裁针对的是支持平壤武器项目的金融网络。
但是，金正恩似乎正在加速进行他的武器项目。自2016年年初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射。朝鲜没有掩饰想要开发能够携带核弹头并打击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导弹的意图，但是李正浩说，平壤将韩国视为其核打击计划的首要目标。
李正浩说，目前限制朝鲜贸易活动的国际制裁正在摧毁严重依赖矿物出口的朝鲜经济。
李正浩说，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产占到朝鲜出口的45%以上，每年的出口额达30亿美元。李正浩说，由于担心经济过于依赖一个部门，平壤将无烟煤的年出口量限制在500万吨以内。但是，这个规定很快就不再执行，到2013年，朝鲜无烟煤的出口是限额的两倍，2016年，是限额的四倍，以便为朝鲜赚取更多所需资金。
李正浩说：“这明显表明，朝鲜是多么缺乏硬通货。朝鲜矿物贸易的中断，不仅会对朝鲜人民，也会对领导层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
李正浩说，在2014年初金正恩处决其姑父张成泽之后朝鲜暂停出口煤炭三个月就是一个例子。他解释说，煤炭出口中断不仅重创朝鲜的采矿行业，也打击了朝鲜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平壤当地市场的小企业。
当被问及有关朝鲜油价最近持续飙升的报道时，李正浩说：“很大的可能是，制裁可能导致朝鲜无法从中国进口汽油。”
他说，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20万到30万吨柴油。二十多年来，新加坡的公司起到两国间的桥梁作用。
李正浩说：“我们先和新加坡公司达成协议，然后由新加坡公司与俄罗斯油企签署另一份合同。”
他说，通过让很受尊敬或者评级很高的新加坡中间人来跟俄罗斯公司做生意，朝鲜甚至不需要先付任何钱就能拿到油。李正浩在1997年到2005年之间深深卷入了运送俄罗斯石油的活动。他说，由于朝鲜油轮还在继续来往，平壤和新加坡公司之间的交易很可能还在继续。
李正浩说，俄罗斯不是唯一向平壤提供石油的国家。北京通过油轮每年向朝鲜出口大约5万到10万吨的汽油。他说，朝鲜有大约10艘到12艘载重量达3千吨的油轮出入俄罗斯和中国港口，此外，中国还通过输油管道向朝鲜提供大约50万吨原油，所有这些都流向金氏政权的庞大军队，而且是免费的。
李正浩说：“如果美国政府开始打击平壤的石油进口，朝鲜政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大损失。如果把从俄罗斯和中国驶向朝鲜的油轮全都停下来，就会切断朝鲜政权的生命线。”
华盛顿正敦促中国更多参与。川普认为北京的影响力是解决朝鲜核威胁的关键。在上星期的美中安全会谈上，蒂勒森国务卿说，两国重申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所有的相关决议。
朝鲜事务分析人士同意川普政府认为的北京的作用是关键的看法，不过，很对人对中国愿意通过制裁朝鲜来遏制平壤敌对做法的公开表态持怀疑态度。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东尼•鲁杰罗是使用针对性的金融制裁措施的专家。他星期一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针对朝鲜矿物出口或者原油进口的制裁本可能对改变金氏政权的做法产生影响，可是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正限制或禁止向朝鲜进口矿物或出口原油。事实上，证据恰恰相反。”
李正浩也持同样看法。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跟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并对朝鲜实施制裁，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跟美国的不一样。”
他说，虽然朝鲜威胁不断扩大，但北京完全知道，朝鲜政权垮台或者朝鲜半岛统一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真的实现统一了，朝鲜半岛可能会倒向美国或韩国一边。
李正浩2014年叛逃到韩国，并在2016年抵达美国。他住在大华府地区，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2
李正浩（Ri Joing Ho）回顾起朝鲜政权对他的同事和朋友进行的清扫、酷刑和任意监禁，自己本人和家人随时随地可能被消灭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正是这种痛苦的恐惧让他作出了“脱北”的决定。
“看到我认识的一些高官被高射炮打死，我孩子的朋友被关在监狱，我和我的家人都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李正浩在2014年10月出逃后首次的公开访问中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这样说，“当然，以前时时不时也会有处决和清洗出现，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像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那种规模。我从没想过在社会主义制度里会看到这种暴行和残忍。”
李正浩可能是目前脱离朝鲜的最高级别官员。此前30多年，他是一名忠诚的朝鲜公务员。一步步向上晋升的他曾经是帮助朝鲜经济吸收迫切需要的保值货币的领导人物。他曾经负责监管朝鲜与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在内国家的矿产和渔业贸易。他还帮助朝鲜政权募集了在本国西海岸进行原油勘探的资金。
李正浩大部分时间在39号办公室这个重要部门工作，这是朝鲜政府的秘密部门，负责在海外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也包括为金氏家族的私房金库筹资。
鲜为人知的39号办公室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控制，包括中央和附属机构，雇佣数千名员工来“管理党的金融事务，创收外资并监管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李正浩这样告诉美国之音。但是朝鲜由于其核项目发展而受到严重的制裁，其银行活动极其有限。朝鲜官员需要使用假名开设银行账户来进行贸易活动。
美国财政部认定39号办公室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然而李正浩说：“朝鲜领导层密切监控39号办公室，禁止其参与任何领导人认定可能伤害党的名誉的非法经济活动。”李正浩在1998年到2004年之间担任朝鲜大兴贸易公司的领导。他解释道：“与这个逻辑相同，大兴公司在25年前停止了药物生产与外销。”他强调说，为朝鲜政权提供保值货币的假药、假烟和伪币都不是由39号办公室而是其他特别机构负责的。
李正浩是目前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直接指派的。他也曾是朝鲜金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个集团隶属朝鲜国防委员会，并负责石油开采等大型经济项目。
为表彰他的贡献，2002年，朝鲜授予李正浩“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随之而来的还有奢侈品：刻有金日成名字的高级手表，一台彩色电视和一辆高级轿车，这些都是朝鲜大众无法拥有的。两年后，在发表了一篇论述促进经济发展方法的论文后，李正浩从一家朝鲜机构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然而，在目睹了2014年金正恩姑父张成泽被处决之后，他的忠诚演变成了警觉。那次处决还伴随着对朝鲜精英阶层的清洗。
李正浩说，当时气氛“如临大敌”，金氏政权清洗了数千人，用机枪处决了数百人，所谓的国家敌人被送入政治犯监狱。
现年60多岁的李正浩2016年3月抵达美国，他说自己不再沉默，并准备好帮助朝鲜。他说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帮助朝鲜经济发展的组织”。
李正浩说：“当朝鲜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时候，我希望参与朝鲜的现代化建设”，他说朝鲜可以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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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一名脱北高官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加强对朝经济制裁正在搅动那个穷困的国家，如果继续下去，或能动摇金正恩政权。
李正浩（Ri Jong Ho）在2014年“脱北”后的首次公开采访中说：“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能动摇朝鲜政权，为市场活动带来更多机会，引起各种腐败和不安定。政府失去控制将直接打击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制的基础。”
他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本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前夕发表的上述评论。美韩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关注金氏政权及其核野心所构成的共同威胁。
李正浩曾经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朝鲜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为金氏政权赚取维持其政权极为重要的外汇。他脱北前最后的岗位在中国大连，职务是朝鲜大兴贸易公司（Korea Daehung Trading Corporation）负责人。这个企业由朝鲜政府秘密机构39号办公室操控。美国财政部说，39号办公室参与“非法经济活动，为领导层管理小金库和赚取资金”。
对于朝鲜在1990年代中期遭受严重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之时朝鲜领导人是如何让政权维持下去的，李正浩有着第一手的观察。他说，当平壤面临“巨大压力”时，朝鲜会变得“更加挑衅”，并把重点都放在武器开发上。
在国际社会扩大对朝制裁的当下，这有可能正是朝鲜的情况。国际制裁针对的是支持平壤武器项目的金融网络。
但是，金正恩似乎正在加速进行他的武器项目。自2016年年初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射。朝鲜没有掩饰想要开发能够携带核弹头并打击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导弹的意图，但是李正浩说，平壤将韩国视为其核打击计划的首要目标。
李正浩说，目前限制朝鲜贸易活动的国际制裁正在摧毁严重依赖矿物出口的朝鲜经济。
李正浩说，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产占到朝鲜出口的45%以上，每年的出口额达30亿美元。李正浩说，由于担心经济过于依赖一个部门，平壤将无烟煤的年出口量限制在500万吨以内。但是，这个规定很快就不再执行，到2013年，朝鲜无烟煤的出口是限额的两倍，2016年，是限额的四倍，以便为朝鲜赚取更多所需资金。
李正浩说：“这明显表明，朝鲜是多么缺乏硬通货。朝鲜矿物贸易的中断，不仅会对朝鲜人民，也会对领导层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
李正浩说，在2014年初金正恩处决其姑父张成泽之后朝鲜暂停出口煤炭三个月就是一个例子。他解释说，煤炭出口中断不仅重创朝鲜的采矿行业，也打击了朝鲜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平壤当地市场的小企业。
当被问及有关朝鲜油价最近持续飙升的报道时，李正浩说：“很大的可能是，制裁可能导致朝鲜无法从中国进口汽油。”
他说，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20万到30万吨柴油。二十多年来，新加坡的公司起到两国间的桥梁作用。
李正浩说：“我们先和新加坡公司达成协议，然后由新加坡公司与俄罗斯油企签署另一份合同。”
他说，通过让很受尊敬或者评级很高的新加坡中间人来跟俄罗斯公司做生意，朝鲜甚至不需要先付任何钱就能拿到油。李正浩在1997年到2005年之间深深卷入了运送俄罗斯石油的活动。他说，由于朝鲜油轮还在继续来往，平壤和新加坡公司之间的交易很可能还在继续。
李正浩说，俄罗斯不是唯一向平壤提供石油的国家。北京通过油轮每年向朝鲜出口大约5万到10万吨的汽油。他说，朝鲜有大约10艘到12艘载重量达3千吨的油轮出入俄罗斯和中国港口，此外，中国还通过输油管道向朝鲜提供大约50万吨原油，所有这些都流向金氏政权的庞大军队，而且是免费的。
李正浩说：“如果美国政府开始打击平壤的石油进口，朝鲜政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大损失。如果把从俄罗斯和中国驶向朝鲜的油轮全都停下来，就会切断朝鲜政权的生命线。”
华盛顿正敦促中国更多参与。川普认为北京的影响力是解决朝鲜核威胁的关键。在上星期的美中安全会谈上，蒂勒森国务卿说，两国重申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所有的相关决议。
朝鲜事务分析人士同意川普政府认为的北京的作用是关键的看法，不过，很对人对中国愿意通过制裁朝鲜来遏制平壤敌对做法的公开表态持怀疑态度。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东尼•鲁杰罗是使用针对性的金融制裁措施的专家。他星期一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针对朝鲜矿物出口或者原油进口的制裁本可能对改变金氏政权的做法产生影响，可是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正限制或禁止向朝鲜进口矿物或出口原油。事实上，证据恰恰相反。”
李正浩也持同样看法。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跟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并对朝鲜实施制裁，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跟美国的不一样。”
他说，虽然朝鲜威胁不断扩大，但北京完全知道，朝鲜政权垮台或者朝鲜半岛统一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真的实现统一了，朝鲜半岛可能会倒向美国或韩国一边。
李正浩2014年叛逃到韩国，并在2016年抵达美国。他住在大华府地区，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2
李正浩（Ri Joing Ho）回顾起朝鲜政权对他的同事和朋友进行的清扫、酷刑和任意监禁，自己本人和家人随时随地可能被消灭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正是这种痛苦的恐惧让他作出了“脱北”的决定。
“看到我认识的一些高官被高射炮打死，我孩子的朋友被关在监狱，我和我的家人都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李正浩在2014年10月出逃后首次的公开访问中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这样说，“当然，以前时时不时也会有处决和清洗出现，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像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那种规模。我从没想过在社会主义制度里会看到这种暴行和残忍。”
李正浩可能是目前脱离朝鲜的最高级别官员。此前30多年，他是一名忠诚的朝鲜公务员。一步步向上晋升的他曾经是帮助朝鲜经济吸收迫切需要的保值货币的领导人物。他曾经负责监管朝鲜与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在内国家的矿产和渔业贸易。他还帮助朝鲜政权募集了在本国西海岸进行原油勘探的资金。
李正浩大部分时间在39号办公室这个重要部门工作，这是朝鲜政府的秘密部门，负责在海外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也包括为金氏家族的私房金库筹资。
鲜为人知的39号办公室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控制，包括中央和附属机构，雇佣数千名员工来“管理党的金融事务，创收外资并监管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李正浩这样告诉美国之音。但是朝鲜由于其核项目发展而受到严重的制裁，其银行活动极其有限。朝鲜官员需要使用假名开设银行账户来进行贸易活动。
美国财政部认定39号办公室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然而李正浩说：“朝鲜领导层密切监控39号办公室，禁止其参与任何领导人认定可能伤害党的名誉的非法经济活动。”李正浩在1998年到2004年之间担任朝鲜大兴贸易公司的领导。他解释道：“与这个逻辑相同，大兴公司在25年前停止了药物生产与外销。”他强调说，为朝鲜政权提供保值货币的假药、假烟和伪币都不是由39号办公室而是其他特别机构负责的。
李正浩是目前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直接指派的。他也曾是朝鲜金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个集团隶属朝鲜国防委员会，并负责石油开采等大型经济项目。
为表彰他的贡献，2002年，朝鲜授予李正浩“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随之而来的还有奢侈品：刻有金日成名字的高级手表，一台彩色电视和一辆高级轿车，这些都是朝鲜大众无法拥有的。两年后，在发表了一篇论述促进经济发展方法的论文后，李正浩从一家朝鲜机构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然而，在目睹了2014年金正恩姑父张成泽被处决之后，他的忠诚演变成了警觉。那次处决还伴随着对朝鲜精英阶层的清洗。
李正浩说，当时气氛“如临大敌”，金氏政权清洗了数千人，用机枪处决了数百人，所谓的国家敌人被送入政治犯监狱。
现年60多岁的李正浩2016年3月抵达美国，他说自己不再沉默，并准备好帮助朝鲜。他说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帮助朝鲜经济发展的组织”。
李正浩说：“当朝鲜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时候，我希望参与朝鲜的现代化建设”，他说朝鲜可以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6/%E4%B8%93%E8%AE%BF%E8%84%B1%E5%8C%97%E9%AB%98%E5%AE%98%EF%BC%9A%E5%AF%B9%E6%9C%9D%E5%88%B6%E8%A3%81%E6%92%BC%E5%8A%A8%E9%87%91%E6%B0%8F%E6%94%BF%E6%9D%83.html
《日本经济新闻》第三次“日元国际化”来得很突然
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的舞台上，日本的日元似乎有望进一步得到使用。日本长期以来百呼不应的“日元国际化”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取得了进展。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的强烈要求。日本今后或许会巧妙利用机会展开一场日元外交。
在5月的黄金周期间，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ADB）年会在横滨举行。利用这个机会，时隔4年同时举行了日本与东盟（ASEAN）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加强区域内的金融安全网与促进当地货币的使用”，在与东盟的会议之后，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成果文件最先列举的就是这个项目。
具体来说，“在东盟区域内使日元筹集更加容易，有助于区域内进一步的金融稳定”，明确指出了日元的作用。在加强区域内的金融安全网之际，日元登场。
中国对扩大安全网态势消极的原因
日本与东盟国家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4国之间，签署了出现资金困难时进行货币互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额加起来达到407.6亿美元。根据货币互换协议，不仅是美元，“还能获得日元”。
此外，除了上述4.5万亿日元之外，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资金周转）危机，将新签署最多4万亿日元规模的“互换协议”。通过新的互换协议，可以获得日元，也可以获得美元。
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沉重打击的亚洲各国在区域内构建了金融安全网。即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各国在内的多边互换协议网，被称为《清迈协议》。在爆发金融危机之际，可通过这一协议互换美元，成为亚洲金融安全网的支柱。借入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可在外汇市场实施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的干预措施，以抑制本国货币贬值。
随着美国加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外流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东盟各国希望扩大《清迈协议》。但是，中国并未点头同意。感到失望的东盟各国转而游说日本提供协助。
一般来说本应显得慷慨的中国持消极态度，具有相应的原因。其一是自身的外汇储备拮据。目前的外汇储备勉强保住了3万亿美元大关，但仅仅是因为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了外汇流出。
另一个原因是自己的人民币外交。中国赌上国家威信在力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加强互换美元的安全网，却不会获得任何好处。
“你若有心，我亦有意”
受到困扰的亚洲各国敲响了日本财务省的大门，结果是“你若有心，我亦有意”。由于日本企业正在将亚洲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盟各国，完善资金互换机制，有助于日本企业。
以日本与东盟各国实现“双赢”的形式，日元资金的互换体制得以形成。对于歪打正着的日元的国际化，日本财务省并未袖手旁观。
此前日本正面倡导日元国际化曾有2次。最初是1988年。在西柏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会上，当时的日本藏相宫泽喜一倡导日元、美元和德国马克构成的“3极货币”。
第2次是2001年。以在神户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财长会议为契机，日本方面提倡“亚洲货币篮子”。均由于日元需求并不强劲而有头无尾。相比起来，此次则是来自东盟各国的“呼唤”。
鉴于这种趋势，日本财务省6月12日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意在建立不以美元为媒介，日元与亚洲货币能直接兑换的市场。这是将日元的结算网扩大至亚洲的构想。如果对美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举旗造反，美国将进行镇压，但此次的行动归根到底是迫于需要。这样一来，能否三局为定呢？日本的货币外交的方向选择将受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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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的黄金周期间，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ADB）年会在横滨举行。利用这个机会，时隔4年同时举行了日本与东盟（ASEAN）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加强区域内的金融安全网与促进当地货币的使用”，在与东盟的会议之后，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成果文件最先列举的就是这个项目。
具体来说，“在东盟区域内使日元筹集更加容易，有助于区域内进一步的金融稳定”，明确指出了日元的作用。在加强区域内的金融安全网之际，日元登场。
中国对扩大安全网态势消极的原因
日本与东盟国家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4国之间，签署了出现资金困难时进行货币互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额加起来达到407.6亿美元。根据货币互换协议，不仅是美元，“还能获得日元”。
此外，除了上述4.5万亿日元之外，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资金周转）危机，将新签署最多4万亿日元规模的“互换协议”。通过新的互换协议，可以获得日元，也可以获得美元。
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沉重打击的亚洲各国在区域内构建了金融安全网。即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各国在内的多边互换协议网，被称为《清迈协议》。在爆发金融危机之际，可通过这一协议互换美元，成为亚洲金融安全网的支柱。借入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可在外汇市场实施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的干预措施，以抑制本国货币贬值。
随着美国加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外流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东盟各国希望扩大《清迈协议》。但是，中国并未点头同意。感到失望的东盟各国转而游说日本提供协助。
一般来说本应显得慷慨的中国持消极态度，具有相应的原因。其一是自身的外汇储备拮据。目前的外汇储备勉强保住了3万亿美元大关，但仅仅是因为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了外汇流出。
另一个原因是自己的人民币外交。中国赌上国家威信在力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加强互换美元的安全网，却不会获得任何好处。
“你若有心，我亦有意”
受到困扰的亚洲各国敲响了日本财务省的大门，结果是“你若有心，我亦有意”。由于日本企业正在将亚洲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盟各国，完善资金互换机制，有助于日本企业。
以日本与东盟各国实现“双赢”的形式，日元资金的互换体制得以形成。对于歪打正着的日元的国际化，日本财务省并未袖手旁观。
此前日本正面倡导日元国际化曾有2次。最初是1988年。在西柏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会上，当时的日本藏相宫泽喜一倡导日元、美元和德国马克构成的“3极货币”。
第2次是2001年。以在神户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财长会议为契机，日本方面提倡“亚洲货币篮子”。均由于日元需求并不强劲而有头无尾。相比起来，此次则是来自东盟各国的“呼唤”。
鉴于这种趋势，日本财务省6月12日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意在建立不以美元为媒介，日元与亚洲货币能直接兑换的市场。这是将日元的结算网扩大至亚洲的构想。如果对美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举旗造反，美国将进行镇压，但此次的行动归根到底是迫于需要。这样一来，能否三局为定呢？日本的货币外交的方向选择将受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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