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邓小平坐船从重庆到武汉，视察了三峡地区，在船上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不久邓小平表态，支持150米的低坝方案，这是第一次上当受骗。1985年1月，邓小平在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营合同签字仪式之后，听取了李鹏副总理的汇报，表示低坝不是好方案，中坝（180米）是好方案。这是第二次上当受骗。1986年赵紫阳考察三峡地区回来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表态：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这应该是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真实态度。2016年9月公布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无删节原版，中有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而这段话在原来发表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或者南巡讲话全文中都没有出现过。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但也无法掩盖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第三次上当受骗的事实。追踪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数次上当受骗，笔者最大的发现是：邓小平做决策时的信息来源十分狭窄，邓小平的指示是可以任意更改的，也是可以扣下不发的。
一、第一次公开披露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陪同下，到南方多个城市视察，被称为九二南巡，途中的讲话被称为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方媒体高调发布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如“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等等。没有任何报道提到过，邓小平在九二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有过表态。
邓小平南巡之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在为三峡工程决策做舆论和程序上的紧锣密鼓般的最后准备。在宣传中，洪水忧患是当时最重要的话题，因为1991年千里之外华东地区经历了一场大洪水，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最重要理由。
1991年12月以方子云为组长的生态和环境II组将第二份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上交，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而之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结论是“弊大于利，但是……”，由于该报告大纲未经国务院环境保护局审批的这个“程序错误”而被否决。
1992年1月17日由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7次常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三峡工程。
1992年1月21日至24日，水利部审查批准第二份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1992年2月1日，水利部将该报告书送交国务院环境保护局审批。2月17日，国务院环保局批准了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992年2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三峡工程。江泽民自告奋勇要到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党员大会上讲话，要求党员代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三峡工程投赞成票。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
在这期间，邓小平在九二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的任何表态，对三峡工程投票表决都有重大影响。但是官方没有发表邓小平最新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似乎邓小平没有新的态度。
2011年12月31日为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凤凰网财经于2011年12月31日发表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在南巡讲话的全文中，也没有记录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表态。
吴松营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的全程记录人，他撰写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书中也没有记录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的任何表态。吴松营在2012年3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原题为《邓小平南方谈话：谁不让公开报道？》一文中唯一有关三峡的，就是由于三峡地区出产荔枝的品种不好，话题是由广东的荔枝出口日本、唐朝爱吃荔枝的杨贵妃是否去了日本引起的。邓小平说：“三峡也出产荔枝，而且离长安近。可惜三峡荔枝的品种不好。”
2016日9月20日中国网路上传出《邓小平南巡讲话无删节原版重见天日》。关于三峡工程邓小平有如下表态：
时间：1992年1月21日下午，地点：深圳迎宾馆，接见厅
“三峡工程也争论很多，我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我是坚决主张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乱骂。怕什么，看准的就要坚决搞。”
从邓小平的这次表态来看，上三峡工程的目的不是防洪而是发电，原因是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是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之后的亲身感受。但这和当时中国媒体大肆宣传的三峡工程能防N年一遇的洪水有差距。
二、第三次上当受骗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的四个城市，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以及西雅图，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美国一游。如果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水电开发有考察，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给邓小平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横向地调查了苏联、欧洲的情况。那么一年之后，在1980年7月在听取魏廷铮汇报时，和六年之后，在1985年1月听取了李鹏汇报时，邓小平都应有关于这段亲身经历的表述，而不是像木偶一样，魏廷铮说150米低坝方案好，邓小平就跟着说低坝方案好；后来李鹏说180米中坝方案好，邓小平也跟着说中坝方案好。邓小平应该有很大的主动的话语权。
关于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话题。
2.1中美水电开发上的差距
美国是世界上水能资源开发最早的国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1950年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867.4万千瓦，该年水电发电量1010亿千瓦时。中国1950年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6.5万千瓦，年水电发电量7.8亿千瓦时。195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是中国的113倍，年水电发电量是中国的129倍。1950年时，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很大，不但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少，而且水电发电量低。
199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8754万千瓦，年水电发电量2798亿千瓦时，水力发电装机容量比1950年增长了3.69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9%；发电量增长了1.7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6%。
到1990年，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发展到3604.6万千瓦，发电量1263.5亿千瓦时。从1950年到1990年，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增长了21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4.4%；发电量增长了161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3.5%。发展速度相当高。
中国水力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减小。1990年美国水力发电装机容量仅仅是中国的2.43倍，年水电发电量也是中国的2.21倍。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1950年至1990年的平均发展速度不变，8年之后，中国的年水电发电量将超过美国，10年之后，中国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也将超过美国。
如果1992年邓小平用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来催促中国的水电事业发展，首先是邓小平对中国从1950年到1990年水电事业的高速发展没有了解，其次是邓小平对中美之间在此时水电事业上的实际差距缺乏正确的估计。
2.2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的N个数据
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是指美国水能资源开发程度很高，可能再发展的潜力几乎消耗殆尽。
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有N个数据，而且差别很大，82%，74%，40%等等。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河流多年平均流量和全部落差逐段累积的理论年平均发电量。这里只计算了发电装机可以超过10万千瓦的河流。
美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44,850亿千瓦时/年，仅次于中国59,200亿千瓦时/年（未包括台湾部分）位于世界第二。
在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中有一部分水能资源在技术上具有开发的可行性，称为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在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中，只有一部分在经济上具有开发的可行性，称为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
什么是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什么又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各国的科学家对此的理解不同，所以技术或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截然不同。
美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1.78%，而中国占32.43%。
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8.38%，而中国占21.28%。
由于美国的技术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低，虽然美国在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世界第二，但是在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上的排名大大靠后，排在中国、巴西、俄国、加拿大、刚果、印度后面，位于世界第七。这对于处处争世界第一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为什么美国人甘愿落在别人后面？
本来美国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三，差距不大，但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对技术可开发性和经济可开发性的理解不同，美国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都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三。
建造水库所要搬迁的移民人数，是决定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移民人数多，移民赔偿费高，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差。在美国不可能要求移民“舍小家，为大家”来提高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性。1949年以来中国建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水库大坝，迫使至少2600万居民离开故土家园。世界水库大坝数量第二位的美国，其水库移民数量仅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所有的水库大坝工程的移民总数还比不上一个长江三峡工程。
由于美国和中国对技术可开发性和经济可开发性的理解不同，美国和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就是一个不能直接对比的事物，就像梨和苹果是不能直接对比一样。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呢？又怎样去理解邓小平所说的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呢？
就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而言，美国1990年发电量占的比例是6.23%，而就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来说，开发程度到了52.94%。只有从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出发，开发程度到了74.41%，勉强可以说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大部分已经修完了。
前面已经分析过，美国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三，两国差距不大，但是美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三，由于定义的不同，美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比例低，能修水电站地方就相对的少，也就容易“早就修完了”。
如果知道这个原因，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就不能构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依据，因为象三峡坝址这样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在美国就不是经济上能修水电站的地方。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中说美国水电开发程度已经达到82%，这也许是最能支持邓小平的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说法的数据了。
根据世界能源会议1974年的《能源调查》中，美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为7015亿千瓦时/年，比上表公布的3760亿千瓦时/年多出3255亿千瓦时/年。1990年发电量2798.0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7015亿千瓦时/年的40%。还有一半多的地方尚未开发。
美国年度水力发电量有变化，有时多，有时少，从1990年之后，基本上是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00年水力发电量3088亿千瓦时；2009年水力发电量2506亿千瓦时；2014年水力发电量2590亿千瓦时；2015年水力发电量2537亿千瓦时。
水力发电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气候原因，不少年份降水不足；第二是美国拆除了不少大坝，拆除大坝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考虑，一是从大坝使用年限的考虑，大坝越老，维修费用越高，经济性越差，溃坝风险越高，不如拆除大坝更为经济合理。如果以美国2015年水力发电量计算，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说法就更有问题了。
到2015年底，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达31900万千瓦，年发电量11100亿千瓦时，早已远远超过美国。与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相比，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已经高达88.1%。那么是否能说，中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中国政府认为还是不能这么看。
因为中国认为目前水电开发程度不是88.1%，不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而是很低。与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相比，开发程度只到达57.8%，与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相比，开发程度只到达18.8%。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许多地方可以修水电站，所以还需要大力发展。
按计划，2050年我国需要开发水电装机容量26000至29000万千瓦（不包括抽水蓄能），年发电量13600至18500亿千瓦时。
无论是年发电量13600亿千瓦时还是18500亿千瓦时，都超过了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特别是年发电量18500亿千瓦时，已经接近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19200亿千瓦时/年的96.4%。是不是到2050年中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呢？如果和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9200亿千瓦时/年相比，开发程度还只有31.3%。
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话题。如果不是事先明确定义，什么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就无法确定。因为和不同的数据比较，就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开发程度可能是6.23%，可能是40%，可能是52.94%，也可能是74.41%。如果74.41%的数据支持邓小平的说法，另外的数据都不支持邓小平的说法，最重要的是，74.41%的数据是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相比，象三峡工程这样迫使140万居民搬迁的水电站，在美国不被认为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美国所有的水库移民人口只有130万。所以，邓小平用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来说明三峡工程必须看准了就不要动摇，正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
为了证明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邓小平说：“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
俄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28960亿千瓦时/年，次于中国，美国和位于世界第四。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167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7.7%，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60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5.9%，比中国的21.28%更高。根据2000年发表的数据，俄国水电装机容量4394万千瓦，年发电量1575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26.3%。俄国的情况不能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德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200亿千瓦时/年，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25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20.8%，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200亿千瓦时/年，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6.7%。根据2000年发表的数据，德国水电装机容量433.1万千瓦，年发电量172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的86%。德国的情况似乎能够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但是在德国，许多中国眼中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开发的水能资源，都没有被列入其中，所以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和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的比例都很低。比如莱茵河峡谷处，是莱茵河最美丽的河段，两边是高山，坡陡流急，景观和长江三峡有一比。在这里建大坝，可以获得很多水电。但是德国人从来都认为这是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另外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发源地，那里也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建水库大坝，德国认为也是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德国在邵耳山区规划了一个水库大坝，后来经调查，水库淹没区中有一种植物列入世界植物红皮书中（濒临灭绝的物种），这里的水能资源也成为不能开发的。
瑞士年发电量344.9亿千瓦时，占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355的97%。但是瑞士的环保组织也在瑞士和德国的边界找到一个很好的坝址，模仿建造三峡工程，水库淹了苏黎世和半个首都伯尔尼。可见在瑞士能修水电站的地方还是有，但是代价太大，不具备经济可开发性。
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并不能支持邓小平的说法。
四、皇上的圣旨是任意更改的，也是可以扣下不发的
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三次上当受骗。这和邓小平的决策环境分不开的。邓小平的信息来源很窄，除了邓朴方等家人外就是象魏廷铮、李鹏这样的奸臣和小人，他们汇报什么，邓小平信什么，所以做出错误决策也是必然。即使邓小平在时后可能意识到已经上当受骗，还是不肯承认错误，也不更改决策模式和决策环境，往往导致再次上当受骗。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搖。”后来这个圣旨被改为（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搖。”其中最重要的“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没有了。原来皇上的圣旨是任意更改的。中国历史上有改圣旨的事情，但是都发生在皇上过世之后或者皇上病重垂死之时。皇上还在世时，就敢更改圣旨，只有在当今红朝。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听完李鹏汇报后说：“低坝不是好方案，中坝方案（180米）是好方案，从现在起即可着手准备。”32年过去了，中国官方至今还没有证实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是真的。人们只能从李鹏2003年出版的三峡日记中看到。人们无法知道，这真是皇上的圣旨，还是李鹏伪造的皇上圣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鹏起码扣押这或真或假的圣旨18年。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到2016年才透露出来，皇上的圣旨被扣押整整24年。
当邓小平第二次上当受骗时，他应该已经认识到，魏廷铮在1980年7月汇报时是欺骗了他。但是邓小平就像穿新衣的皇帝一样，不愿意承认自己上当受骗、做出错误表态的事实，更没有勇气来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处罚骗子。
当邓小平第三次上当受骗时，他也应该认识到，李鹏在1985年1月汇报时是欺骗了他。这次邓小平拿1979年到美国一游的经历，想来证实这一次他不会再上当受骗了。但是邓小平还是上当受骗了。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最重要的文件马上在党内外组织学习。邓小平包括邓的家人应该对此十分重视，他们应该注意到，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并没有被收录在南巡讲话中。如果邓小平能对此有所思考，追问一下，可以马上发现，这次又是上当受骗。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所带人马是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这些人对邓小平关于美国水电开发程度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帮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引用不同的数据，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就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决策。
李锐说，邓小平一生办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
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两次三番跌上当受骗。邓小平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上也是一样。李鹏汇报说，学生运动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听了很生气，于是动了杀心。1989年学生运动中有没有针对邓小平的，有没有要让邓小平退位的？有，肯定有。但这不是主流，也不是多数，就像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中的很小一部分，只占8.38%。但是把这一小部分看作是全部，当作“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这就大错特错。如果把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一部分学生的要邓小平回家的要求看成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流或者是最主要诉求，也是大错特错。
1992年邓小平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访问南方几个城市，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文献之一。但就是这个党的最重要文献中，邓小平在南巡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江泽民和李鹏把它扣下了，这个圣旨被扣押了整整32年。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可以修水电站的地方，因为经济的不可开发性（涉及移民过多），而被排除在能修水电站的地方之外。美国拥有的水库大坝座数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美国的水库移民仅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如一个三峡工程的移民。如果当年江泽民和李鹏不扣押这个圣旨，美国的真相让中国人知道，让人大代表知道，三峡工程很可能就不会在全国人大被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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