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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8 February 2015

RFI - 俄反对派决定明天游行悼念涅姆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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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8日莫斯科有几百人来到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谋杀的桥上献花悼念。

今天上午莫斯科有几百人来到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谋杀的桥上献花悼念。俄国反对派决定取消预订明天的集会,改为举行悼念涅姆佐夫的游行,这一要求得到政府允许,估计将有5万人参加。普京发言人表示:与普京影响力相比,涅姆佐夫和普通人一样,对政权不形成任何政治威胁。
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强烈反应,法国总统奥朗德通过总统府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这一无耻屠杀行径,奥朗德称涅姆佐夫是一位勇敢不懈的民主捍卫者,是抗击腐败的坚强勇士。美国也强烈要求莫斯科调查这一事件,奥巴马总统谴责这一粗暴的谋杀。
普京的发言人则表示:这起谋杀很像雇用杀手的迹象,意在挑拨,但与普京的影响力相比,涅姆佐夫和普通人一样,对政权不形成任何政治威胁。亲克里姆林宫的俄国共产党人士也先后表示:杀害涅姆佐夫的人无非是想挑起事端,制造社会动乱,激起国外的反俄声浪。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则表示:应当抓到凶手,但众所周知,这种政治谋杀案的凶手是很难找到的。
莫斯科警方表示:正在调查枪杀涅姆佐夫的凶手。俄罗斯反对派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则指出,了解到的最初情况显示:这是一起精心准备的谋杀,谋杀者跟踪正在与一位年轻女性到桥上散步的涅姆佐夫,然后从后面向他开了七八枪,时间是23点15分。
袭击发生时,离涅姆佐夫再次领导反对普京的大型集会还有不到两天时间。原定周日举行的这次集会目的是谴责普京应为俄罗斯日渐严峻的经济危机,以及参 与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负责。在被枪杀几个小时以前,涅姆佐夫还在一个独立电台上呼吁俄罗斯民众参加周日的集会,反对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

from RFI http://www.chinese.rfi.fr/%E6%94%BF%E6%B2%BB/20150228-%E4%BF%84%E5%8F%8D%E5%AF%B9%E6%B4%BE%E5%86%B3%E5%AE%9A%E6%98%8E%E5%A4%A9%E6%B8%B8%E8%A1%8C%E6%82%BC%E5%BF%B5%E6%B6%85%E5%A7%86%E4%BD%90%E5%A4%AB

澳洲打壓房價:對外籍購屋者徵特別費

2015年 2月 25日

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說,正在研擬草案,以對外國購屋者征收特別費的方式抑制房價,讓「公民可以一圓擁有自宅的澳洲夢」。
阿博特表示,「澳洲夢」的一部分就是擁有自己的住宅,而澳大利亞政府「當然要讓這個夢想繼續下去」。
該國媒體指稱澳大利亞幾個大城市的房價因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人投資購屋而被炒高,已經超過了當地原居民所能負擔的水平。
阿博特指出,該國原本就有外國人只准購買新建房舍樓盤,不能購買已經完工房舍的規定,但是近年來實施成效不佳。
他指責在前任工黨政府執政的6年期間,完全沒有任何將外國人購買完工房舍而被起訴的案件;阿博特否認這是敵視外資,他解釋說外資對澳大利亞絕對是好事,但是不能影響澳大利亞公民購買自己的住宅。
澳大利亞政府的草案,類似在新西蘭(紐西蘭)已經實施一段時間的外國投資申請規定,不過阿博特說,征收特別費的金額將低過香港和新加坡。
澳大利亞政府研擬的草案凖備建一,外國投資者如欲購買總價低於100萬澳元的住宅,將必須繳納5000澳元的申請費,隨後售價每增加100萬澳元,申請費就會增加1萬澳元。
如果外國購房客違反規定,購買完工房舍,罰金最高可達售價的25%,而且將被強制出售。
澳大利亞財長霍基說,政府將成立特別小組,檢查每筆房地產交易是否都符合規定,並說未來將建立購買住宅和農地的外國買家登記制度。
霍基指出,預計向外國人征收房地產購買申請費可能可以達到每年2億多澳元,而政府也將嚴格審查外資購買農地與礦產地。
(撰稿:威克,責編:蕭爾)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5/02/150225_australia_house_foreigner

台灣:難以確認「伊斯蘭國」將襲擊台北

2015年 2月 26日

被歐美國家認定為「恐怖組織」的「伊斯蘭國」最近發佈了一張模擬襲擊城市的相片,當中似乎包括了位於台北的101大樓。
台灣官員說,從「伊斯蘭國」在網上發佈的相片來看,很難斷定台北的101大樓已經成為該組織計劃襲擊的特定目標。
不過不具名的官員向BBC中文網表示,基於101大樓是知名的地標建築,因此在接到相關情報之後已經啟動應變機制、加強戒備。
他說,從「伊斯蘭國」發佈的內容來看,雖然文字並沒有指明就是101大樓,但是當局還是以小心為上的原則加強戒備。
外電報道稱,「伊斯蘭國」在網上發佈相片,宣稱將在多個城市發動襲擊,引起各國當局的注意,而台灣則是接獲消息稱,台灣高度最高的建築物--台北101大樓也在相片之內。
台灣國防部表示,已經和其他部門協調啟動反恐機制,行政院也指示負責出入境的移民署加強各口岸的入境身份檢查。
這 張相片經查是出現在#FreeShamiWitness@KhilafahTimes的推特(Twitter)網頁上,發帖的時間顯示是2月24日清晨, 並有文字稱「攻擊你所在城市時將會很難看,真主允許之下,時候就快到了」(When Islamic State attack your cities it won't look nice. By the permission of Allah that day is not far.)。
據稱,這是一位比利時畫家的畫作,台灣官員說,雖然畫中似乎台北101大樓正在燃燒,但是畫中還包括了其他知名的地標建築,所以難以確認就是指明「伊斯蘭國」將對台北發動恐怖襲擊。
(撰稿/責編:威克)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2/150226_taipei101_is_attack

張鐵志:另一種公民抗命:竊取國家安全

在史諾登揭發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民眾的舉動之前,在維基解密揭開各種國家秘密之前,在四十多年前就有一樁美國平民竊取國家文件、揭露FBI情報不法監控人民的行動。
1971年三月八日夜晚,八個公民潛入美國賓州一個城市梅蒂亞(Media) FBI分部竊取了所有檔案;他們將檔案公諸於世,提醒了美國民眾國家權力的陰暗,但更戲劇性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被逮捕過,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直到去 年,一本關於他們的書「The Burglary: The Discovery of J. Edgar Hoover’s Secret FBI」和一部記錄片「1971」出版,世人才見到八人中的五人公開身分出來講述這段歷史。
這八人自稱「公民調查FBI委員會」(“The Citizen’s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FBI” )他們其實是普通人,包括三名學者、兩名社工、一名研究生、兩個大學沒念完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對是有三個小孩的夫婦。
他們的行動目的是要找到證據證明「美國政府透過F.B.I.監控人民,壓制憲法賦與他們表達異議的權利。」而他們選擇的夜晚,全美都在看拳王阿里參賽的重量級拳擊大賽,包括FBI辦公室的守衛。
結果,他們比預期的更成功,雖然他們被歷史遺忘了。
那是美國的瘋狂年代。冷戰時代開啟後,情報機構和政治保守派執迷於要找出左翼的顛覆份子,製造了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六零年代美國開啟風 起雲湧的抗命時代,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等,挑戰著主導的權力和意識型態。面對如此激盪的社會,FBI卻恰恰被一個最極端的人掌握:胡佛 (J. Edgar Hoover)。在他將近四十年的主導時期,他把F.B.I.當做自己的禁攣(在這八人偷出的文件中包括F.B.I.幹員該如何幫胡佛慶生的詳細指示), 其權力如日中天,沒有任何人、任何方法可以控制FBI:國會沒有正式的監督權(他們從未舉行過任何一場聽證會監督 FBI),原本應該是FBI上司的司法部長也懼怕胡佛,甚至每任總統都畏懼他。
直到「公民調查FBI委員會」的偷竊行動,FBI的醜事才首次曝光於公眾之前。他們取得的文件證明了FBI對美國民眾有各種監控行為,並有一個他們 認為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名單。尤其是有一個稱為"COINTELPRO"(全名為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的行動,這個計畫從1956年就開始,目的不只在於監視各種他們認為顛覆的公民組織,包括反戰團體、黑人民權團體、婦女解放組織等等,更 包括滲透、分化和打擊措施。最惡劣的行徑如有一封由FBI寫給金恩博士的信,以他婚外情的祕密來脅迫他自殺。左翼大師喬姆斯基形容COINTELPRO 是「聯邦政府最惡劣的、最有系統的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雖然他們偷竊的文件涉及Cointelpro行動,但要到幾年後,當更多F.B.I. 資料被揭露後,這個行動的細節才更為人知。)
八人小組把竊取的文件送給三個主要媒體,胡佛知悉此事後,要求報社退回這些文件。這是美國新聞媒體首次必須面對該如何處理非法取得的政府文件的難 題。結果,只有華盛頓郵報獨家刊出(當年撰稿記者就是四十多年後撰寫此書的作者Betty Medsger),原先不願意刊登的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在事後也跟進報導。
胡佛方面發動了FBI史上少見的大規模行動,派出兩百名幹員在賓州地區調查。這八人之所以沒被逮捕的理由是,他們大都是一般公民,而和其他的反戰組 織沒有關係,且行動結束後,他們徹底解散,從此不再見面,幾乎也不再聯絡。他們也想過,如果被逮捕,他們會在法庭上呈現這些文件,證明為何偷竊是必要之 惡。
不過,這個新聞漸漸被遺忘,因為不久之後有更大的新聞──五角大廈文件案和水門案,且因為這八人始終沒被抓到,故事難以繼續下去。胡佛本人也於1972年過世。
1975年,參議院終於成立一個十一人的調查委員會,對FBI進行了十六個月的調查,訪談了八百人,進行了數十場公開聽證會──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 國會對於情報單位的調查。他們的報告揭露了更多FBI的違法行動:「有太多民眾被太多政府機構所監控,有太多資訊被他們掌控。」且在最終報告發表之後,國 會正式成立了對情治機構監督的委員會,而在1976年三月, FBI也正式將「美蒂亞竊案」(Media Burglary)結案。
國家權力的無孔不入是當代政治最核心的問題,尤其國家的安全和情治單位,經常以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顛覆滲透之名,壓制公民權利,擴張自己的權力。
負責結案的FBI探員Neil Welch在回顧該事件時說:「 FBI的問題在於沒有任何制衡力量。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政府在做什麼。一個體系必須要提供其他方法,人們才不用訴諸如此極端的手段。必須要有其他的開放 管道。否則民眾就必須採取這種犯罪行為來揭示政府的錯誤。」
另一個F.B.I探員在1975年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我從來沒有聽見任何一個人,包括我在內,質疑過:我們採取的行動真的是合法的嗎?真的是道德的嗎?我們唯一所關心的,就是這個作法是否有效,是否會帶來我們所要的。」
回首這個案子,這些反戰份子之所以採取這種激進行動,主要是多年來的各種示威抗議,甚至當反戰已經是整個世代的反抗運動,但對於阻止越戰似乎都沒有效果,讓他們充滿了無力的悲憤感──他們就是在1970年尼克森政府宣布美國轟炸柬埔寨之後,開始籌劃行動。
在他們之外,另外一群也對和平示威感到絕望與不耐的左翼份子則成立一個組織「氣象人」主張暴力革命,要「把戰爭帶回美國」,讓美國土地上也感受戰爭 的苦痛。他們在公共場所放置炸彈(但不傷害人),並在1970年轉身為「地下氣象人」,開始流亡生活。只是,他們幾年後就被逮捕了(但因為FBI的調查不 合法,所以大都被釋放)。
另一方面,對於胡佛和FBI的無法無天,從總統到平民,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他。其中一個參與者說,「當你和運動圈以外的人說FBI幹的事,沒有人 會相信。只有一個方法說服公眾這是真的:就是拿出他們手寫的東西。」或者說,當體制的權力制衡已經徹底失效,這是公民必須站出來,作為最後的防線。
另一人說,「在某些時刻,我們必須打破法律,必須從事深思熟慮的公民不服從的行動,來維持一個正義和合理的國家。我深以此為榮。這雖然不是我可以放在履歷上的經歷,但對我來說,這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事。」
他們的行動確實提醒了改變了國家安全體制,提醒了民眾政府控制人民的界線,也促進了制度改革。當時的FBI發言人Michael P.Kortan 就說,「那個時期發生的許多事,包括「美蒂亞竊案」,導致FBI改變看待和處理國內威脅的方式,改革情報蒐集的政策,並由司法部設立了調查指引。」
但即使有了部分改革,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又讓安全機構大肆膨脹,尤其在網路時代,他們有更多工具監控人民,逐漸茲長成巨大的怪獸。直到史諾登的揭密,人們才赫然發現這個權力體制不可見人的陰暗面。
這也是這些當年竊取機密者為何願意在四十多年站出來的理由:
「我們的政府再一次對美國民眾採取大規模的監控,並且對國會說謊。我們希望藉由我們站出來,可以刺激這個社會去思考與辯論這些一個健全的民主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1909

俄反對派政治家遇刺經過「精心策劃」

2015年 2月 28日

俄國調查人員說,該國反對派政治家、前副總理涅姆佐夫遇刺是精心策劃的兇殺。
俄國調查委員會發佈的第一份聲明表示:「這一罪行毫無疑問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包括作案地點的選擇」。
相關聲明透露兇手作案用的武器,並指出兇手了解涅姆佐夫的行蹤。
國際文傳電訊社(Interfax)報道,有關部門正在就幾條線索展開調查,包括此舉旨在穩定俄國證據的可能性。
俄羅斯內政部聲明說,涅姆佐夫是在當地時間周五(2月27日)晚上23時40分(格林尼治標凖時間20時40分)遭槍殺的。
當時,涅姆佐夫正在一名女子的陪伴下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附近的卡梅尼橋上。
莫斯科警方發言人對俄塔社表示,兇手坐在一輛白色汽車內向涅姆佐夫開了槍,並隨後逃離了現場。
就在事發幾個小時前,涅姆佐夫曾呼籲民眾參加星期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反對烏克蘭戰爭的示威遊行。
各方反應
涅姆佐夫遇刺之後,俄國總統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對媒體表示,他譴責此事,並注意到這起謀殺是有人買兇殺人,並稱普京已經下令最高警官親自負責調查。
美國總統奧巴馬呼籲俄國政府展開「快速、公正、透明」的調查,確保「這起惡性殺人事件的幕後黑手被繩之以法」。
奧巴馬在2009年曾經與涅姆佐夫會面,對他「致力於俄國反腐鬥爭」表示佩服。
英國首相卡梅倫對這起「殘酷的謀殺」表示震驚,並呼籲「必須展開快速、徹底、透明的調查」。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說,默克爾對涅姆佐夫遇刺表示「遺憾」,並敦促普京將肇事者緝拿歸案。
默克爾還讚揚涅姆佐夫有勇氣批評俄國政府。
法國總統奧朗德的辦公室表示,奧朗德「譴責可憎的暗殺」,並將涅姆佐夫形容為「不懈保衛民主的勇士和頑強的反腐鬥士」。
(編譯:高志強,責編:李文)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2/150228_nemtsov

水貨客和香港矛盾衝突「反映管理不善」

2015年 2月 27日

近來大陸水貨客和香港居民之間的矛盾衝突不斷,反映出內地居民自由行和一簽多行的開放與發展速度太快,周邊環節管理混亂所引起的問題。
香港特首梁振英本周表示,基於香港的接待能力及壓力,他將在下月前赴北京爭取收緊大陸旅客赴港政策的空間。
梁振英的談話是基於過去數周多個地區出現香港居民示威,矛頭直指內地旅客,香港政府已數度表示目前是檢討「自由行」政策的時機。
但是香港首富李嘉誠說,香港有內地這座大靠山,如果沒有自由行,他相信股票會跌1,000點以上。

發展太急,需要檢討

香港新聞工作者陳景祥接受BBC中文網採訪表示,自由行在香港發生問題,很多人認為是因為一簽多行的措施所導致的。
「通過一簽多行來香港的大部分人不會在香港過夜,也就是說他們不是來香港旅遊的,反而主要是在從事走水貨,買賣東西過關賺小錢的。」
「這並不是當初開放自由行想要達到的目的,這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但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好好研究或拿出解決方法。」
他說,「一簽多行現在變成大家來搶購貨物,和本地人搶奪基本設施,造成非常擾民的現象,激發嚴重不滿的情緒。」
「這個問題的根源不一定是自由行這個措施,而是後來發展太急,而且管理完全不到位,我覺得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需要檢討的地步。」

矛盾衝突,對立謾罵

「一簽多行」是2009年中國政府開放深圳合格居民申請一年可多次前赴香港旅遊的政策,前提為了促進香港的經濟增長。
不過近年「一簽多行」已慢慢變成被利用的內地水貨客渠道,加上自由行旅客在香港的負面形像日益惡化,深化了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矛盾。
過去一個月香港已經有多個團體發起連串的所謂「光復行動」,要求政府取消「一簽多行」政策,示威者與警方爆發激烈推撞,警方出動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
還有內地和香港網友在網絡上激烈的互相對罵,大陸網友在微博曬出剪爛的往來港澳通行證的照片,香港網友則回敬剪爛的回鄉卡的照片。
在微信上更掀起了內地人抵制香港的言論,甚至有大陸網友說,「支持香港取消自由行,還香港人民一個清靜,同樣支持取消廣東電網對港供電,取消東深供水工程對港供水。」

過與不及都不好!

這些叫囂謾罵斷水斷電等言論雖然停留在網絡虛擬空間裏而未付諸實現,但也反映出香港居民和大陸人之間的互相反感和負面情緒。
對於自由行政策,李嘉誠還是說,「任何事情過與不及都不好。」
「自由行要有更好的安排,尤其新界某個熱門地點應該要有更好的安排。」
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也表示,下個月北京兩會期間將要求就一簽多行「封頂」。
港區人大、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提議一年上限30次,也有自由黨人大主張限制一簽多行至「一日一行」。
(撰稿:友義 責編:董樂)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2/150227_hk_mainland_china

中國央行3月起下調基凖利率0.25%

2015年 2月 28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佈,自2015年3月1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凖利率0.25%。
調整之後,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5.35%;一年期存款基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5%。
此外,央行還將把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凖利率的1.2倍調整為1.3倍。
這也是自去年2014年11月21日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連續第二次下調利率。
2014年11月22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把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而一年期存款基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
當時,人行還把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
為兩會造勢?
基凖利率是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所使用的主要貨幣政策手段之一,也是中國金融市場上最具有普遍參照作用的利率。
有市場分析家認為,此舉可能反映了央行對中國目前經濟增長速度仍不滿意,因此決定下調利率,希望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
另外,在三月份第一周,一年一度的中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會議將在北京舉行,其中一個最關注的議題就是未來一年中國經濟的走勢,特別是中國官方對2015年國民生產總值(GDP)的預測。
因此也有部分分析家認為,人行此舉也可能希望為即將召開的「兩會」造勢,希望在兩會期間讓包括股市在內的中國金融市場因此受到利好消息刺激而出現升勢。
(撰稿:李文/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5/02/150228_china_bank_rate

藏学家史柏岭:藏中对话中共毫无诚意

【西藏之声2015年2月28日报道】国际著名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柏岭,近日在到访印北达兰萨拉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就藏中关系、西藏抗争的方向,以及中间道路等方面,阐释了他的个人观点。 近日参访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柏岭(Elliot Sperling),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在对藏中接触停滞不前的状况发表观点时,艾略特‧史柏岭指出,藏人方面一直在尝试与中方接触、对话,但是多年来中共方面从来没有为此付出任何努力。
艾略特‧史柏岭认为行政中央的过分让步,依然没有打动中共:(录音)“(藏人行政中央)说自己不是国家、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司政还说不反 抗中国共产党等等,这样看起来几乎是在放弃西藏抗争。而中共方面至今没有改变强硬立场,没有为藏中接触付出任何努力。因此,藏人必须平等应对,确定自己的 立场、制定明确的抗争目标。”
有分析人士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年事已高,中共当局采取的是拖延政策,艾略特‧史柏岭表示北京当局想要达到的目的正是如此:(录音)“中国政府和共产 党,就是想拖到达赖喇嘛不在时,再‘认证’、‘培养’一名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转世,以为这样 西藏问题就会消失。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相信绝大多数藏人都不会承认中共认定的达赖喇嘛转世。”艾略特‧史柏岭作为支持西藏争取独立的西方藏学家之一,在采访中仍然对藏人行政中央所持的中间道路立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认为这无法对中共构成任何威 胁,而不断地宣传中间道路,会有可能“慢慢让西方等国家忘记西藏曾经是独立国家,以为藏人确实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以为大多数藏人都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这是对西藏抗争的破坏。”
针对中国民主化后,西藏问题就会获得解决的说法,艾略特‧史柏岭表示不认可:(录音)“民主后的中国,人口依然是藏人的无数倍。民主的中国归根结底就是由中国人做主,藏人依然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会实现平等。”
在被问及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对西藏与人权问题是否会采取新政策时,艾略特‧史柏岭分析说,习近平上任后在反腐上的大动作,让包括藏人在内的各方都产 生了一些希望,但他直言,这完全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地方:(录音)“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习近平的反腐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并不是在伸张正义,这只是 你们自己在骗自己”
艾略特‧史柏岭在专访中,重复强调“中间道路”是对中共的过分让步,无助于西藏抗争,他认为藏人应该从更加平等、强有力,更加明确的立场,来进行抗争。


from 西藏之声 http://vot.org/cn/%e8%97%8f%e5%ad%a6%e5%ae%b6%e5%8f%b2%e6%9f%8f%e5%b2%ad%ef%bc%9a%e8%97%8f%e4%b8%ad%e5%af%b9%e8%af%9d%e4%b8%ad%e5%85%b1%e6%af%ab%e6%97%a0%e8%af%9a%e6%84%8f/

《金融时报》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戴维•皮林
很可能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古巴之外,没有几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如此鲜明地反映出一个人的遗产。李光耀(Lee Kuan Yew)可谓这个国家的建立者,新加坡今日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美国和挪威。91岁高龄的李光耀目前因严重肺炎在住院。他的重磅回忆录《从第三 世界到第一世界》(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展现了他对自己成就的敏锐认识,他像魔术师一样,将没有辉煌历史、地理条件一般的新加坡,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但是当国父离去,新加 坡将如何发展呢?
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提的实在为时过早,更不用说有点不得体。正如李光耀本人曾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所说的那样,人们应该等到一个人死后再评判一个人,用他的话说,“盖棺定论”。事实上,只要他还在世,人们也不可能对他作出真正的评断。部分 是因为新加坡人对他的尊重和感恩情结,还有部分是因为每当他觉得受到诽谤,就会坚持不懈地提出诉讼,这令人心有余悸。他的一位早期合作者谈到李光耀的遗产 这个话题时,阴沉地说:“人所为之恶,死后犹存;所为之善,与人俱亡。”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要面临的困境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2011年,李光耀从新加坡内阁退休,此前他参与创立的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在大选中遭遇了50年来最低得票率。(尽管这个长期执政党只获得60%的选票,但它却赢得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李光耀从此进入半退休状 态(即使到了现在,他仍是国会议员),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他担任了30多年的总理,卸任后又当了20多年的总理公署高级部长(senior minister)和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内阁资政这个职位是他的儿子、2004年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设立的。
新加坡的问题虽然之于其自身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大多数国家梦寐以求的。新加坡干净、安全,是重要的金融及制造业中心,其难以成为典范的唯一原因就是 它规模太小。然而新加坡的普通民众间明显存在着一股不满情绪,这在民意测验和热闹的博客世界都有所体现。新加坡的传统媒体受到严格控制,博客则可以摆脱这 些束缚。新加坡的房价被这个城市大批的银行家、股票经纪人以及其他专业人员抬高,许多新加坡人买不起房。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
移民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新加坡有530万人,其中130万为外籍人口。新加坡政府已设法减缓移民速度,但其必须应对生育率位列全世界最低之列的问 题。20世纪60年代,由于担心人口过剩,李光耀推行“两个就够了”运动。新加坡女性相信了他的话,她们甚至更进一步。新加坡现在平均生育率仅为1.3个 孩子,而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最低生育率为2.1个孩子。人口下降的前景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正在修改李光耀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式资本主义,承诺将提高再分配力度,并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就在本周,新加坡政府提高了收入最多的5%人群的税收,将他们的边际税率从20%提高到22%,以帮助为上述承诺买单。
李光耀对这些酝酿中的问题可能比大多数人更不意外。他始终有着极端疑惧的心理,把创建新加坡的过程称为一场“长期的艰难跋涉……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看 上去是不可能的”。这个弹丸之地的岛国,在供水方面依靠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自英军撤出后,新加坡在防务方面开始依靠自 己征召的军队。该国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共同构成,国内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一直困扰着李光耀。他的对策是采取了英汉双语政策,并努力将他所说的缺乏共同命 运的多民族人口建成一个“多种族社会”。他强力打击腐败。他支持肉刑,认为那是约束民众——新加坡拥有的唯一资源——的一种途径。
他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也可以说是棱角分明的。就像一位校长一样,他打造了一种文化,他只能寄望这一文化可以在他离世之后延续下去。他告诉传记作者汤姆•普拉特(Tom Plate):“我认为,一人一票……不是最终归宿。”
他更相信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要是精英大体上仍是称职和务实的话就好了。
不过,当李光耀辞世之后,新加坡人可能会想,要是他们过去在学习如何自己管理各种事务方面做得更好,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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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葭:五论香港 不要质疑香港对整体中国的忠诚

葭案:这几篇文字,陆续写于2013年春夏之交,那年春节前后,正赶上所谓的“蝗狗之争”,作为身在香港的内地文人,不免显得尴尬,于是写了这几篇 文字,算是对“中港之争”的一点思考及记录。五篇文字虽分别写就,但连续读来,仍系一体。虽系旧文,于今时今日观之,仍不过时。我的朋友王怜花说,即便再 过三年,恐怕仍不过时。承他过誉,我今天在公众号上合刊出来,合称“五论香港”。
一、香港,最成功的殖民地
春节前从香港回北京,在我离开的那天上午,港府宣布:从3月1日起,离境者携带奶粉不得超过1.8公斤——也就是两罐。违例者可罚款50万元及监禁 两年。我当机立断又多买了几罐三段的奶粉背回来,反正在北京随时可以卖掉。一个新闻工作者,偶尔也可以跑跑单帮,赚几个辛苦钱。跟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两只 大拉杆箱装满了奶粉。他说跑了很多店都没有,最后是在港岛最东端的小西湾买到的。出关的时候,我们互相嘲笑对方是“蝗虫”。
看官们可能也知道,最近一年来,大陆游客在香港被称为“蝗虫”,甚至引起激烈地争辩乃至演化为谩骂。即便是通过港府审批的“优才计划及专才计划”进入香港工作的大陆精英人士,也被很多香港人视为不受欢迎的人。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被歧视的感觉。当然,有时候也是内心的胡乱猜测,觉得本地人目光怪异。但香港是一个全球化的开放城市,人才流动是市场的自主需求,按理说不该如此。很多大陆新移民或者是等着拿永久居民的大陆人,会觉得“蝗虫”连累了自己。
比如说我,早就不会去铜锣湾、尖沙咀及旺角这样挥汗成雨的地方,简直是被大陆游客占领了。你会听到各地的方言在耳边穿梭,到处的店面都贴着“欢迎使 用银联卡”,甚至还有简体字写的店招及菜单。我宁可约人到西沙、大浪湾这样偏僻的地方。结果,香港朋友会说,你们大陆人连这里都占领了啊。虽说是开玩笑, 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种紧张感越来越强烈。我经常在过了罗湖口岸后大口吸烟随地吐痰以此地的“自由”来舒缓在香港的紧张。
这大概是香港开埠170年来,第一次这么不待见大陆人。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腾飞之前,虽说内地有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但基本上歧视是没有的。广州仍然是香港的“省城”,许多香港人热衷于使用国货,羡慕西关大少那样的生活方式。那时候的香港人还会自居是广东人,会问你是潮汕的还是广府的,是梅县的还是韶关的。就好比南京人会习惯问你是苏州的还是扬州的。
香港的主体性是在70年代后才建立起来的。但这种主体性,尚未脱出“一国”的范畴,至少在70年代,香港人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香港人现在会严格区别香港人与大陆人(或者内地人)的概念。这种区分背后,彰显了“我们不是一类人”这种深层次心态。的确,我们不是一类人,你们是香港人,我是大陆人。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从文化心理上来说,我对台北的好感远远超过香港。换句话说,我认为香港跟北京的距离,远远超过台北跟北京的距离。
这个鸿沟之所以形成,是香港的文化构成远比台湾复杂。虽然台湾也受日据时代的影响,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但香港的西洋化程度,超过台湾的东洋化程度。除了英人留下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受中南半岛、南洋及南粤这样的次级文化区域的影响,来源及成分多样复杂,这也构成了过去一百多年来香港多元、开放、包容的姿态,也成为日不落帝国经营得最为成功的殖民地。除了“六七”这样因为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而导致的大冲突,从未因为民族、人种及地域发生过冲突。
那到底“蝗虫”是怎么来的?我下一篇文章再来详细剖析原因吧。
二、为什么大陆人会成为蝗虫?
上次说到香港的“蝗虫”之谓,这倒不是一个主流称呼。在香港有网络社交媒体用过这个词汇,被传统媒体批驳过。传统媒体当然还是能够坚守新闻伦理,不会直接出现这样的称谓,只是在讨论这一现象本身时不得不引用,就如同我现在的引用一样,不含有实质意义上的褒贬。况且,这只是极少数人对大陆游客的贬称。
事情的起源很简单,有传媒报道说,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里吃东西,而且——小便,不让座,诸多不文明的现象在去年(2012年)元旦和春节期间频频发 生,经报道放大后,让香港人对大陆游客的观感极差。吃东西和小便当然是违反港铁条例,前者更多见一些。有些本地网友将这些拍成视频,上传到youtube 网站,引来一片挞伐之声。
说实在的,吃东西这类现象在北京地铁、上海地铁里也很常见,只不过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是多大的问题。恰恰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遭受到香港网友的挑战:你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里就不行!由此引发两地民众(主要还是网友)对同一件事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此外还有随地乱扔垃圾、烟头等行为,也让香港的网友极为看不惯。其实大陆游客在欧洲在北美在南极在哪儿都一样,只不过在香港,事情就不同了。
为什么不同?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许多大陆游客看来,去香港除了要签证之外,跟去北京、去上海区别不会太大。国际化大都市、购物方便、高楼林立、语言差异小,等等,但忽略了一点:两地的文明程度与价值观念的确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对同一件事的认知有很大不同。大到什么程度?比如在内地的一些罪犯,在香港会被认为是英雄。这简直就是是非对立了。
此外,一些香港本地人,对大陆豪客在香港的一掷千金有种恐惧感,觉得本地人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举例说,我住的北角附近的两间大商场,常年对持港澳证 件的大陆游客八折优惠,而本地居民则没有。铜锣湾的gucci店,每到最新款的包包,往往第一时间被大陆游客买走,本地居民根本买不到——索性就不去了。 香港在过去的几十年,是整个东南亚最活跃的经济体,过去香港人是去深圳、广州消费的,有着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感,现在则有一些被超越的失落。
像旺角、油麻地、尖沙咀、铜锣湾这些地方,常年被大陆游客占领。“占领”的姿势的确也不太雅观。比如在电影院里喧哗、磕瓜子,在台阶上席地而坐,在 巴士上吃东西等。再加上奶粉被抢购(其实主要是水客抢购,但大陆游客手中的奶粉罐子实在太抢眼),于是就被称为“蝗虫”,在香港本地的论坛里,“蝗虫”这 个歧视性称呼的确有。我觉得吧,这跟上海的“硬盘”和北京的“王德彪”区别不大,最大的区别在于,这里面显示的优越感不同:对“蝗虫”歧视的优越感在于制度与文明,而非户口。
综上所述,文明上的优越感与经济上的失落感,共同造成了一种巨大张力和心理冲突,“蝗虫论”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此——我被边缘化了,但我比你文明。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也许有社会学家有靠谱的解释。极端的现象被拿出来放大解释,似乎就变成一种主流声音,其实并非如此,也有许多香港学者在传媒上严厉批评这类歧视。
内地游客也有在facebook上叫屈的,香港也是中国的,凭什么歧视内地人?在一份比较独立、商业化比较足的报纸上,甚至把内地人称为“强国人”。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是强国人。”什么是“强国”?这是对大国崛起的一种讽刺,也是有意与主流中国保持一段距离。
去年特首选举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中环广场上坐着聊天,许多香港市民在示威抗议小圈子选举。我写了一张纸放在边上:蝗虫支持你们!许多香港人过来微笑示意,并对“蝗虫”的称呼表示道歉。我想,大家并非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还是缺乏有效的、直接的沟通。群众斗群众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而且也必须结束。
三、维多利亚港的暗流
互联网时代,码字的人有一项特别好的福利——你的任何文字别人看了不爽,都可以在网上尽情批驳,回帖的人才不在乎你是吃不饱饭的写手或者是名满天下 的作家。秉承着“闻过则喜”的先贤教训,我都会细细地把文章下面的跟帖看完,有时候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总有我想不到的或者是被我忽略的东西,能够让 我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就像上一篇说香港“蝗虫”的文章,内地的读者和香港的读者都提了不少意见。我真的非常感谢。
毋庸讳言,确实有我忽略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的理解,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的,而我只不过是个过客。那些自由行的游客当然也是香港的过客,我仅仅只是 比他们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已。他们作为游客,不会与本地人交往或者是交朋友,而我作为过客,却有这样的便利,得以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抱怨,我可以 感知一些游客们并不会感知到的细节。
就像铜锣湾,很少有人去问:为什么这个地方充斥着药店与化妆品店?为什么这里的食肆越来越少?东西越来越贵?在香港人十多年不涨工资的情况下,本地人会认为这是“自由行”所带来的不便。物价上涨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租金上涨,进而让门市的种类变得单一,那些本地人过去经常光顾的茶餐厅和小铺面纷纷撤出,只有那些能够承受高额成本的连锁店面留了下来。
如果你进去铜锣湾任何一间莎莎,店员的国语不会讲得比你差。这些店面接受银联刷卡,有的甚至不介意人民币付款,即使那是有违政府法令的行为。周围几 乎所有的烟灰缸,都插满了黄色的烟蒂(注:因为本地人很少抽烤烟,混合烟烟蒂都是白色的)越是稠密的商业地带,越会感到内地游客的气场。时代广场对面有一 家叫做“人民公社”的书店(作者注:这个店名倒真的很社会主义),门前的店招只有四个字:“奶粉禁书。”他们根本不做本地人的生意。
地铁里也不例外,香港的地铁承载是按照本地人口的日常流量计算的,但每天经过深圳各大口岸赴港的不少于50万人,节假日会到70万人——这是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比较来看,就是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在春运结束时的每日返城人口也不过30万。而这30万是在地铁、公交车上是可以明确感知到的。再计算一下香港的城区面积与北京的城区面积,不难想象,每天50万的人口涌入,对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压力有多大。
这50万的流动人口,又分别集中在沙田、油麻地、旺角、铜锣湾这几个本来就人口稠密的商业区,对饮食、住宿、商业又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对香港这样一个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的资本主义城市而言,资本投入模式和消费模式正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功能区块和商业布局。这种冲击实在太大,大到在一些港人心中产生了恐惧感。他们恐惧于日常生活被改变,生活方式被改变。我的一位本地朋友,几年前放弃乘搭港铁上下班,改坐巴士。他说:港铁太挤了,而内地游客大多数不知道巴士站点,所以巴士比较松一些。
这些平静而微小的变化,在过去的十年来,让香港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憋屈。诚然,有人会说,可是香港赚了钱了呀。如果从港府披露的经济发展数字看,“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其实是很少的,不超过4%。许多内地游客以为“‘自由行’拯救了香港”,那实在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并不美丽的误解。一些港人甚至视这样的“拯救”为自己的苦难。正所谓“你之砒霜,我之蜜糖”,不同的立场和身份,会有不同的解读。港人最近的日渐不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回归这十多年来情绪的逐渐爆发。
平静的海面下,往往有汹涌的暗流。
四:香港从不是中国的伤口
当“强国人”这一称谓出现在香港的主流报章上后,我感到强烈的不安。泾渭分明地自外于“强国”,显示出一些港人对于北京政府以及大陆民众的不认同,乃至直接的歧视。从2012年年初的“蝗虫”事件以来,两造的对立在过去的一年多来更显激烈。几乎同时,港人对于西环的不信任感也日渐严重。大陆一些民众,则在港府地震捐款事件后,对香港人也颇有微辞。
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是非与对错。从长远来看,如果民粹情绪日益高涨,对香港以及大陆未来的政治转型都是巨大障碍。如今,两地的一些民众在网上互相攻击,已经无法平和的交流。从根子上,这种现状当然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一国两制”的国策相关。当初说是五十年不变,很多人以为是五十年大陆会跟着香港变,谁料如今才过去了十五年,香港已经变了。
大陆一些极端的偏民粹的网民,无法理解香港对北方的抗拒。同样,香港人恐怕也无法这些大陆人的想法,一味地批评“强国蝗虫”,并无助于问题之解决。 进一步说,香港人是否愿意尝试理解他们眼中的“蝗虫”呢?那些在香港不遵守规矩而自称“有身份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到了夏虫不可语冰的程度?
弹丸之地的香港,在中共建政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几乎从未出现在大陆人的视野之中。不得不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能够引起平常人的兴趣的那些区域——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这些重要省份,才是中国政局中的重点区域。香港从来是以“中国的伤口”的面貌出现的——殖民地,被压迫,民不聊生,毫无尊严——这就是中国课本中的香港。
南岭之北的中原地区,或者说北方中国,完全接受不到香港的辐射力。由于与香港的密切关系,大概只有广东人才知道香港是什么样子的。在反右和文革时逃港的也都是广东人,他们才知道香港跟大陆的区别。也正如此,广东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是除了新疆、西藏之外,离心力最大的地区。北方中国只接受北京的辐射与影响,对于香港的认知,从来都是片面的。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影响内地的主要是娱乐及文化产品。明星、电影、唱片、黑社会、喇叭裤、墨镜、迪士高等等。香港的形象,从一个落魄的殖民受难者摇身而变为资本主义的摩登青年,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方向。内地的改革开放从挨着香港的深圳开始,各种资本进入,模仿香港的产业模式。但在大陆的主流论述中,改革开放却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似乎跟香港没什么关系。
等到香港回归时,内地主流传媒大肆宣传,香港结束了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云云,大陆民众对香港的兴趣到达巅峰,但对香港的政制、社会状况又没有真正的认知。直到2003年开放自由行,才有少数广东以外的人来到香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不复当年共产中国的悲惨形象。经过九八年的金融危机与SARS两次事件,许多人觉得北京在对香港实施“拯救”。
回归以后,在大陆媒体对于香港的塑造中,更多强调的“一国”而非“两制”,强调香港对国家的认同。这也契合过去多年来,中国人对于“统一”的期待,梦想回到成吉思汗的年代或者康乾帝国。从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就像信仰一样根深蒂固,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最高原则。回归后的香港,在大陆民众的心中,就是一个稍微特别的省份,没有多少人会去细究“两制”是什么,香港的制度到底如何运转,整个社会秉持的价值为何。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而崛起,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国际性的活动结束后,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学者鼓吹中国模式,连带地让一些内地民众也 有了万邦来朝的假象。许多人对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认知,毫无道理地自我膨胀。政府是GDP主义,民间自然会以钱作为度量一切的标准。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之 外的世界,并不都以发展主义作为自身的运转逻辑。许多人对香港的指责中,透露着天朝心态、中原中心主义的意识。
这样的人来看现在的香港,自然会困惑于香港对北方中国的抗拒、对北京在价值上的不认同。他们恰恰不知道,当年的“一国两制”,正是基于这种不认同而制定的。有人重弹“港英余孽”的老调,说一些香港人迷恋殖民,甚至连不捐款也给扣上极为严重的罪名。这些言论其实可以无视,香港人要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要相信香港的核心价值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短期之内,香港的这种焦虑感无法缓和,价值冲突也无法调和,但香港人要看到,中国民众和体制正在渐行渐远,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去香港买奶粉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么?
中国民众对一方面对香港的制度逐渐了解与信任,一方面却又以自己的标准来质疑香港对于整体中国的忠诚。而“强国人”这种说法,恰恰验证了这种认知,以致两败俱伤。如果香港人继续把矛头对准内地民众而非体制,那这样的对立将永无尽头。
五:香港是否是文化沙漠?
这两天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不小心在机场看了《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的一篇文章:《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这篇讲beyond的长文让我很 愕然。其实在香港,许多人对于北京文化人(或者没文化人)的这种“中心-边缘”视角,是很不以为然的。后来,我在腾讯《大家》专栏上又看到张晓舟反驳此文 的文章:《香港作为文化杂种的情怀》,倒是蛮有道理的。
虽然这两人讨论的是音乐问题,但结论都指向香港的文化。王文乃至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进而论证说,如果有, 也“只有通俗文化”。这当然是很难站住脚的说法。一些媒体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帖,认为这是三联面对的一次危机。我无意加入这样的一次笔战,这二位当事人都 是我早年尊敬的媒体前辈。我只想就简单的感觉层面,谈谈“香港是否文化沙漠”这个话题。
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就说过一句俏皮话,大意是:说北京以外的南京或者上海有文化,就好比说除了大脑以外的手足或者腰肢也能思考一样。我觉得,十 年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现如今已经有了简体版,感兴趣的看官们可以去看看,当年的文人南渡盛况如何。在中国大陆的红色岁月里,其实正是香港和台湾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残章。
香港的确是个弹丸之地,面积与北京海淀区相仿,只有700万人口,但是在文化上对整体中国的影响,我想是超越了任何一个中国内陆省份的。我 先讲个小故事吧。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的一个北大朋友做校庆志愿者,定向接待一位香港校友,那个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但我这位朋友当时目空一 切,以为北大是整个大中华区最好的大学,就问中大在中国国内排到第几。这位老师说,按照当年日本的一个排行榜,中大全亚洲第七,北大第三十七。这位朋友当 时就被震惊了。
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后来,我在大学毕业的前夕死活要报考香港中大的研究生,就是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我对香港的了解也 不过就是流行音乐、影视明星这些,我浅薄到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她“东方明珠”。我记得我还在中学时,对什么“四大天王”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邓小平理论, 我曾连续旷课去烟雾缭绕的录像厅看香港的警匪片。不怕大家笑话,我还穿过有叶倩文头像的“潇洒走一回”的文化衫。
仔细想想,香港的人口与南京、西安相仿,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璀璨夺目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南京、西安不可以?退一步说,上海这三十年来对于中国在文化上的影响恐怕也不如香港。我记得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梁文道自嘲说,你们北京来的人,不要嘲笑我们这个文化沙漠。我当时惊道:“谁说的?香港如果是沙漠,我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绿洲是哪里了。”
我是个媒体从业者,从传媒观察的角度,我一向认为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水平要超过香港和台湾,新闻评论的水平则不如。这即是说,大陆媒体从业者在逻辑 思考能力及批判能力方面是不够的。至于报道,那也是有特殊原因的,普利策获得者方凤美曾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的新闻富矿,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我以为,出现这种 报道和评论水平不一致的情形,则是因为文化氛围的原因。不管如何,在香港这个地方,更容易让写作者独立的、不受干扰的自由思考。单就这一点,恐怕文化沙漠的说法就不会成立。
此外,北京的一些观察者,在观察香港乃至其他地域文化时,很容易从“主流-支流”、“中心-边缘”、“主体-分支”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嗯,我不得不说,这与“中央-地方”的思维模式相同,一定会事先设立一个大前提:主流、中心、主体在北京。假如讨论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模式当然没什么错,但面对香港时就会遇到问题:这种五洋杂处的文化形态是囊括了中华文化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反之。
由于过去170年的分离,香港的文化形成的是独立的体系。我常常说,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远远大与台北到北京的距离。易言之,北京和台北更容易沟通。香港倒不是隔阂,而是她的独特性实在难以用分支来概括。也正因此,政治家们才会用“两制”这种顶层设计来规定这种内部关系。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乃至用北京观众看beyond的离场来证明这种文化形态不足以是文化的说法,实在是没有摸到香港的门槛。
胡锡进主编有很多离奇的说法,但他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中国是复杂的。理解这个复杂中国的办法,却不是胡老师那种一根筋唯我独尊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而是要有复杂、多样的切入角度——比如是否接受与理解香港的这种独特性,是否能够不带意识形态的影响去客观看待。总之,路更长,夜也更长,我们都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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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向埃利亚特·史伯岭表示敬意的书及我的文章

这是一本向藏学家Elliot Sperling表示敬意的书。


2月23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举行新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的发布仪式,向著名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柏岭)表示敬意。

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在发布仪式上表示,这本书是为了感谢埃利亚特·史伯岭多年来在研究西藏文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埃利亚特·史伯岭也致辞说从事藏学研究至今,从各界藏学研究同仁处获得的友谊,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这本书591页,藏文、英文、中文三种文字,包括31位藏学家、作家的文章。其中有我的文章《记埃利亚特·史伯岭》,如下:

记埃利亚特·史伯岭

唯色

1

有一次——我不太记得是这几年的哪一次,因为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这几年都来过北京,除了不能去拉萨,北京他还是来过好几次——他拿着一本很厚的英文书,对我说这是曼德尔斯塔姆夫人的回忆录。

那时,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不过我读过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和散文,埃利亚特因此很满意。我们便一起复习了那首给诗人带来厄运的诗:“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想起来了,那是20113月刚结束。16日那天,20岁的僧人彭措在安多阿坝为抗议三年前的屠杀,以身浴火,惨烈牺牲。数日后,我见到了一位与彭措同属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次巴,他含泪讲述了彭措的自焚,但他很快就失踪了,直到两年后我才得知他是被警察从北京的一所教授汉语的学校带走了。

我给洛桑次巴写了一首诗。其中转载了曼德尔斯塔姆的两行诗句,并写到:“这诗句,来自死于斯大林之手的一位良心诗人,/却也是盛世华夏之写照。”我还在诗中记录了与埃利亚特在Skype上的对话:

“深夜,我语无伦次地吐露: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我还是说了。
我其实知道,说了也没有用……’

来自‘让旺隆巴的友人,语调铿锵:(让旺隆巴:藏语,自由世界)
‘他们企图让人以为说话没用。
但我们必须不停止地说!’”

2

第一次见到埃利亚特的情景是清晰的。

那是2008年的夏天,埃利亚特顺利地从北京机场抵达受邀参加会议的住处后,放下行李就直接打车来东郊的通州看我。虽然他是少有的通晓中文的藏学家,但他很少、很少对我说中文。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博盖(藏语)多么流利,都知道我的博盖水准,而埃利亚特是为了帮助我的博盖更加进步才不说加盖(汉语)的,我这么认为。

当晚,我带埃利亚特去了建国门附近的藏餐馆“玛吉阿米”。这是个有着歧义名字因而对图伯特造成更多误读的藏餐馆,不过说实话,菜肴的味道还不错,虽然不完全是纯正的图伯特风味。而且,还有从拉萨运来的青稞啤酒,多少安慰了埃利亚特经年不见拉萨的感情。年轻的男女博巴(藏人)表演的那种风情歌舞,则让帝都越来越多的“西藏粉丝”虚构起东方主义的想象,我记得埃利亚特与我谈到过这点。

这以后,好像我们的见面常常与吃有关,去了北京不少餐馆:图伯特风味的餐馆、印度风味的餐馆、墨西哥风味的餐馆。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中国餐馆——辣得过瘾的火锅店,等等。其实不只是吃喝。我们还去过书店、美术馆,还去过圆明园、国子监、南锣鼓巷、宋庄,有两次差点中暑(似乎他来北京的时间常常是在盛夏)。

我们还看过歌剧。有一次,埃利亚特(鉴于他的长相越来越像列宁,我有时会称他是“列宁同志”)请我在国家大剧院(被人们戏谑为“巨蛋”)观看了歌剧《卡门》,他是那种几乎对所有的古典歌剧都烂熟于心的人,穿一身白色的麻质西装,一边轻声哼着一边微微打着拍子。有一次,是我和好友的生日,但当天在国家大剧院只有来自朝鲜歌剧院的歌剧《卖花姑娘》,这是我小时候饱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革命文艺经典,王力雄便请埃利亚特与我和好友度过了一个“忆苦思甜”的生日,当晚北京暴雨成灾,似乎比朝鲜的眼泪还多。

3

我爱开玩笑叫埃利亚特“格啦”,你知道,这是拉萨敬语,先生的意思。

有一次,我们去承德参观满清皇帝给他的佛法上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的行宫(俗称“小布达拉宫”和“班禅行宫”),在埃利亚特漫不经意的指点下,我写的有关承德的文章也显得有些水准了。

其实那一路的所见所闻很有趣,我们遇见所谓的“西藏师傅”行骗,给排着队的男女游客每人一盏需付钱的蜡烛灯,埃利亚特就用博盖彬彬有礼地向他问话,让假扮博巴的骗子很是慌乱。除了个人行骗,政府也在行骗,重新叙述被政治篡改的历史。比如,把十八世纪末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的东迁渲染成“回到祖国怀抱”,且有专门的展览和崭新的浮雕。埃利亚特拍了照片发给一位蒙古学家,得到幽默的回复:看来在承德发现了很重要的新资料。 

再讲一个可笑的细节,当然也是埃利亚特发现的。“小布达拉宫”有道“五塔门”,城门上矗立着五座色彩各异的佛塔,符合佛教的解释应该是以此代表中央、南方、东方、西方、北方的五方佛,可是立在门前的牌子上写的中英文解说错误百出,不但将五座塔说成是代表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如黄塔代表“黄教”即格鲁派,黑塔代表“黑教”即“笨波派”,而且这个“笨”是中文“笨蛋”的“笨”,于是英文解说依照中文翻译为Stupid,于是原本在正确的解释中并不存在的苯教便写成了the stupid wave sends

4

作为中国政府讨厌的异见人士,我和王力雄经常会被限制自由,遭到软禁。我被限制更多,体现在王力雄可以得到护照(但有时候连护照、签证都没用,国家安全警察可以在你临上飞机之前,宣布你的旅行作废),而我从来得不到护照。我们都认为这与我们的民族身份不同有关。

有一段时间,危险似乎已经迫在眉睫,我真的不知道侥幸躲过的成分会有多少,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所写:“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于是,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博盖和汉语各说一遍:“不错!”

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所写:“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些人中间,他们后来消失于另一个世界,被送往流放地、集中营和地狱……”是的,我说的是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们的挚友,维吾尔学者,于2014115日当着两个幼子的面,被几十个警察野蛮地从北京家中带往乌鲁木齐囚禁,至今未获自由。而在他被消失的七天前,我和王力雄还与他在民大附近的维吾尔餐厅见面,还去他家见到了他瘦弱的妻子和多病的母亲。

在他被消失的两年前,同样是在这家维吾尔餐厅,埃利亚特与伊力哈木一见如故,在我们四个人的合影中,这种真诚与信任显露无遗。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说埃利亚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只是因为他安排伊力哈木去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当伊力哈木赴行时却在北京机场被扣留,使得18岁的菊尔心惶惶地独自远去美国,但并未在后来的日子遭遇困厄,原因是她一直被父亲托付的这位友人照顾着。

实际上不只是对朋友才会付出关切,不是这样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段话:“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 Elliot Sperling ,尽管他的研究在于西藏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西藏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并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存亡图的斗争事业。”而这种种行动,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在此仅举两个事例:去年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并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另一件事是中国独立电影人王我摄制的纪录片《对话》于今年3月完成,这是一部有关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民族问题的纪录片,其中有尊者达赖喇嘛与几位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进行对话,以及主持这一对话的王力雄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埃利亚特不但帮助修订全片的英文字幕,并在印第安纳大学最先放映。

5

有一次,埃利亚特的女儿蔻琳也来北京了。他的女儿才是真正的美人呢,相信见者都会有惊若天人的感觉。埃利亚特就会面露得意,用博盖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就会做出怀疑的表情,小小地打击一下列宁同志。

其实埃利亚特年轻时的嬉皮士风采还是很帅气的,尽管如今从外表上看,嬉皮士显然已经成功转型为学者形象,但我觉得他是嬉皮入骨。不然,他不会在前年的一个酷夏之夜,与我和两个博巴在墨西哥风味的饭馆喝得大醉,抱头痛哭。王力雄听说后笑叹史伯岭可真是个老嬉皮,居然跟年龄跨度不一的你们喝酒还喝醉。

我很喜欢他的女儿,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还因为1995年春天,埃利亚特携七岁的蔻琳去拉萨(他总共去过八次,最近一次是2004年去的),他教了女儿一句博盖:“博格达波博弥应”(图伯特的主人是藏人)。于是,无论是去拜访主人早已流亡数十年的布达拉宫,还是去凭吊文革被毁成大片废墟的甘丹寺,长得像天使一样的女儿会对遇见的僧人,或者朝圣的老人和妇女,用清脆的声音、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轻喊“博格达波博弥应”,博巴们无不惊讶、感动甚至流泪,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也差点哭了。

6

原本以为我们在这个夏天又能见面的。我提前从亚马逊网购了两本中文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这是送给嗜书若命的埃利亚特的礼物。还打算这次要带他去另一家藏餐馆品尝具有图伯特风味的美食。

6月间,我和王力雄在南蒙古旅行时,听埃利亚特说他顺利拿到了签证,这还真是出乎意外,毕竟有太多的藏学家、汉学家、新疆学家等等国际学者,因为不同于中国政府的观点而遭到排斥,不予签证。也许埃利亚特·史伯岭是统战对象?

但显然不是。而是一个类似于猫玩老鼠的游戏。75日下午,当埃利亚特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还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当我第二天在Skype上见到他时,他已安坐在他纽约家中,似乎就没动弹过,这让我感觉魔幻。

不提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仅机票和签证费共损失近两千美元,这难道是中国政府故意折腾他吗?伊利亚特倒是很幽默,把被打上醒目黑叉的签证照片发给我说:“热烈恭贺史伯岭获得中共授予外国人的人权奖!”

我自是忿忿不平,当即将这一事件在推特和博客上做了曝露,引起了诸多媒体的重视。纽约时报采访了伊利亚特,引述了他的话:“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拒绝入境。我认为,这明显与伊力哈木有关。中国试图压制那些声援伊力哈木的人,迫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至少是孤立他们。”而对于是否还能去中国,伊利亚特说“我不会为了获得签证而遵从专制规则。”——看看,埃利亚特·史伯岭绝不是列宁同志啊。

王力雄转过头来对我说:“看来你俩往后只能在Skype上见面了。”

20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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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可望突破政改僵局的提議

制衡、突破和承諾
——三個可望突破政改僵局的提議
政 改咨詢結束期限日近,而政治妥協仍遙遙無期,令人沮喪。儘管政府和泛民各有責任,但政府絲毫沒有給出有實質性意義的讓步是主因。儘管我支持有條件下的袋住 先,但政府的方案顯然不能令人滿意。政府要説服泛民,需要拿出誠意,讓泛民能夠實質性地參與到選舉中,我在此提出三個可能的措施供討論。
首先,選舉方案需要泛民至少可能擁有實質性的反對權。既 然泛民通過現有機制無法選出其支持的人選,那麽他們就應該可以排除他們不喜歡的人選。泛民擁有過半數的選民支持,但根據現時方案,只讓他們在最後投票中有 實際意義的參與,但如果三個都是爛橙,對於他們來説等於沒有選擇。這當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需要制度性地設計出一套方案,使泛民在有實際意義的提名階段 擁有(或者有望擁有)否決權。讓候選人至少不會都是他們心目中的爛橙。這才能最低限度地符合民主和普選的原意。
這 套方案,我以前已經發表過《分界點票,勝者全贏,逐個表決》一文,簡要地說就是:第一,在具體操作上,採用對候選人逐個投票的方式進行,提委對每個候選人 只需投一次票。投票的票數分兩個流程計數。第一個流程是資格流程,第二個流程是排序流程。第二,在資格流程中,候選人必須在四大界別中的每一個界別都過半 數才能取得特首候選資格,而不是僅僅總票數過半數。第三,在資格流程中,在每個界別內的各個界別分組裏,採用以簡單多數為原則的勝者全贏的計票方式,既如 果這個界別分組内取得多數贊成票,該分組的所有票數都算為贊成票,以此體現該界別分組的集體意志。第四,只有在如此計票方式下得到每個界別的過半數票的參 選人才有資格進入排序流程。第五,排序流程中,各個通過上一流程的參選人的票數按照實際贊成票總數(不依從勝者全贏的規則)而排序,票數最多的三位可以成 爲候選人。
此方案的好處有三:第一,泛民有望通 過這種方案獲得實質性的否決權,具體說來就是泛民有望在第二界別的提名委員選舉中獲得至少五個界別分組的大多數票,從而運用勝者全贏的拱杆擁有第二界別的 否決權。如果這樣,泛民則有望否決他們不喜歡的參選人,不讓三個都是爛橙。第二,這個方案既不違反基本法和831決 定,甚至更加符合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均衡參與原則,可以設想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一個候選人在第一和第二界別拿了全票,而在第三和第四界別總共只拿了一 票。從票數上說,他也是過半數,也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這顯然不能說他得到廣泛認同。第三,和白票守尾門相比,即便出現難產的情況,也不至於重新啓動勞民 傷財的普選,而可以把再選舉限制在提名階段。
其次,選舉方案需有哪怕是象徵性意義的突破。現在,雙方的角力焦點在於是否堅持831決定的框架。如果雙方都不作出讓步,顯然僵局無法打破。現在,就需要各方找到一個臺階。
我提出對白票守尾門方案做一改良。即在選票上除了三個候選人之外還留有一個空白,讓選民可以自由地寫上他們心目中的特首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如果這個名字的票數比任何一個正式候選人都要多,那麽他就可以當選(而不是陳弘毅提出的選舉作廢)。
這個方案的優點有四: 首先,此擧看似荒謬,但在國際早有成例,如美國各州總統選舉中就留有這項。其次,這避免了陳弘毅方案中可能選舉作廢的困局。第三,儘管在理論上這個額外的名字有可能當選,但在實際上,卻完全不可能。因此,中央完全大可放心。
第四,重要的是,這個這個方案不違基本法,因爲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句話說明選舉特首過程必須經過提委會提名這個程式再普選產生,但並沒有說明當選人必須是提委會提名出來的候選人。萬一出現了白票當選者,其身份是選民自發填上的一個沒有候選人身份的人
但同時,這個方案也突破了831決定中的“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但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缺點,反而是一個可能打破僵局的優點。因爲,如果中央能同意這個方案,那麽即滿足了泛民對突破831框架的要求,也能保證選舉中的“零風險”因此,中央只是象徵性地讓步,而泛民也只是象徵性地突破831決定。但這個象徵性的讓步讓雙方都有迴旋,對政改通過的意義可能是巨大的。如果中央能做出讓步,這當是最可行的讓步方案。
最後,必須在憲制的高度承諾選舉辦法可以繼續改善。儘管政府多次說過,選舉方法以後可以繼續優化,比如譚志源說可以考慮在提交決議案時,以法律語言列明普選制度日後仍可優化。但這種模棱兩可的語氣顯然是無法得到信任的。
唯一可望增強信任的,就是在更高的憲制的層面規定選舉辦法必須繼續優化。我提議的,在議案中承認2017年的特首選舉是“普選”,但不是基本法第45條所規定的“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普選”。
這種提法即不違反人大常委2007年的決定(即2017年可以普選),又獲得了按照憲制必須繼續循序漸進的空間。因爲首先,中央和建制派不斷強調普選有多种形式,那麽現在2017年的普選自然可以是一種尚未達到基本法要求的“最終”普選的形式;其次,現在2017年的普選也確實沒有滿足基本法列明的“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要求。
這種提法和譚志源提法的差別是,這個提法強調了2017“普選”並沒有達到基本法的要求,因此,繼續循序漸進就是一個必須的憲制的責任。而譚的提法則意味著2017選舉已經達到基本法要求,以後的優化不過是錦上添花的可有可無。因此,如果議案中這樣寫了,立法會通過了以及人大常委批准了,就意味著,政府和人大以後必須按照基本法繼續推進選舉的改革,而不僅僅是現在政府所承諾的“可以”繼續優化。只有這樣才可能減少泛民的疑慮。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2/blog-post_28.html

福寿膏与普选

来源: 
苹果日报
在 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有一种名为福寿膏的产品在市面销售。根据当时售卖这产品的人的说法,这些福寿膏是天上有、地下无的东西。它能医治气管病,特别是哮 喘,所以特别适合身体弱的青少年吸用。它能为有受过伤或体力劳动多的人止痛、活络。它能帮助害羞的人有信心说话,因为它使到吸用的人心情大好。
在今日的中国香港,有一种名为“普选”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受到当权者大力推广。根据政府官员的说法,“普选”对香港来讲是十分好的东西。它给香港的五百万选民一个选择自己想要的行政长官的机会。它打破了以前要经小圈子挑选行政长官的局面。它令香港有更美好的民主路。
当福寿膏在大清帝国广售后,逐渐大受欢迎。销售者就福寿膏的说法得到坊间的接受及广传。不少平民百姓以能负担得起吸用福寿膏为目标,而当有机会吸用 后就把它视为赚钱、甚至继续生存的目标。富贵人家就以能轻而易举地买到及吸用福寿膏视为身份的象征。社会某些人对福寿膏的态度逐渐成为“有膏,真的不 吸?”
至于香港当权者所推销的“普选”,同样受到不少人的追捧。有些市民觉得,当权者给投票权给选民,是一种恩赐,大家应该珍惜及支持。富贵的人就更加争相表态支持,因为这种表态能为他们在当权者面前显示他们所谓“爱国爱港”的身份。这些人认为,“有票,真系唔要?”
其实福寿膏是有个真名的。它名为鸦片。鸦片是有毒的,追捧它,就只有死路一条。以为吸用福寿膏能医治呼吸系统病吗?鸦片其实能使人失去心、肺、肝、 肾功能而死。以为吸用福寿膏可以止痛吗?鸦片其实能令人的神经系统衰竭而死。以为吸用福寿膏可以帮助改善情绪吗?鸦片其实能够使人失眠到疯癫而死。
香港当权者近期鼓吹的“普选”亦都是有真名的。它名为筛选。筛选是有毒的,相信它,亦只有死路一条。以为“普选”给选民一票是选择吗?筛选其实给大 家的选择就是“被跳楼死”、“被吊颈死”及“被烧炭死”。以为“普选”后的选举制度会继续优化吗?筛选其实就已被美化为“普选”,而既然“普选”在《基本 法》内是“最终目标”,当权者就再没有因由去为筛选这种毒药去解毒。以为“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会尊重民意吗?筛选其实只会给当权者多一个借口说“既然我 们给了‘死’大家选择,而大家又选择了‘死’,我们就要尊重民意,送大家一程吧。”
既然鸦片有毒,为何在大清帝国还有那么多人选择吸用呢?因为既得利益者,包括贪官及无良的国内、外商人都为了一己之私把鸦片继续以福寿膏名称去销 售。当有人受到鸦片糟蹋的时候,既得利益者就会隐瞒事实,或以“个别事件”、“受害者用了假货、次货”等借口来淡化事件。尝试在广东禁鸦片的两广总督林则 徐就被放逐去边疆。
至于香港当权者形容的“普选”,香港市民就可怜到就算想在建制内找个会以良心把“普选”如实地形容为筛选的“现代林则徐”都找不到。香港的既得利益 者为了尝试确保他们的政治特权能够千秋万世,就把筛选指鹿为马成为“普选”,希望能说服市民自愿地去选择“死”、“死”或“死”。
大清帝国内的“有膏,真的不吸?”风气结果如何,历史已经给了大家一个答案。香港人,是时候再停一停、想一想,在当权者推出的“普选”(但其实是筛选)下,“有票,真系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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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簽多行不合時宜

黎蝸藤
中港關係日漸緊張,已經擴散到普通民眾之間,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日前,香港上水沙田連續出現抗議內地水貨客的行為,更是火上加油。港府和建制派於是放出風聲,要為一簽多行封頂甚至取消一簽多行。
我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不但無助水貨解決的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加劇的內地和香港人民之間的矛盾。
在承認一簽多行帶來的水貨貿易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界北部城鎮居民的困擾問題是客觀事實的同時,我們要搞清楚這種水貨貿易的實質是什麼,以及港府應該對水貨貿易採取什麼態度。
水 貨貿易源於內地對香港價廉物美商品的旺盛需求。但這種貿易的參與者和得益者絕不只是限於“一簽多行”的深圳人。據統計,有近六成的水貨客是香港人,至於在 香港境內從中獲益的,比如店鋪、食肆、地主、運輸和各級中間商和組織者,更是主要是香港人。總之,水貨貿易已經形成一條巨大的產業鏈,提供了不少的就業機 會、商業利益和GDP。說到底,水貨貿易現時既沒有法律可以限制,港府亦既沒有辦法也沒有意願去阻止這種貿易。因此,港府對水貨貿易一直只是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比如奶粉問題嚴重了,就限制買奶粉;鐵路被水貨客變成免費運輸工具了(水貨客不出站就通過傳遞的方式隔空送貨),就在站內起高牆;現在有市民抗議 了,就要去取消一簽多行。
清楚了這些之後就可以明白到,即便取消一簽多行能減少內地水貨客,也肯定無助於減少香港水貨客。基於利益關係,只會讓更多的港人變成水貨客。沙田上水的等擠逼、租金上升、店鋪一元化等困局不可能有變,無非就是原先的內地人變成現在的香港人而已。
香 港任何一個涉及大陸的政策的修改,都要考慮到政治氛圍,也要考慮各方的利益,包括大陸人民的利益。儘管在這個政策改變中利益受損的大陸人主要是水貨客,但 肯定不免誤中副車,令有真實需要的人也連帶受害。而更重要的是,這會進一步讓大陸人反感香港,加深和激化內地和香港人民之間的矛盾。
港府 要明白,一簽多行並不是大陸強塞給香港的,而是香港自己努力爭取的。它是在曾蔭權時代港府努力爭取的推進自由行的措施之一。當時港府在先對深圳戶籍一簽多 行後,繼續力爭對深圳非戶籍戶口一簽多行,甚至還要爭取廣州戶口也一簽多行。曾蔭權和唐英年在多次施政報告中都有提過努力加大自由行的幅度,這些言論都白 紙黑字地寫著。梁振英自己以前也是自由行的積極推動者。所以,一簽多行的政策,不能怨大陸,香港自己的責任是最大的。
作為一國兩制一方的 香港,即便不考慮一國的問題,單單是考慮兩制,也應該能意識到單方面修改牽涉兩地的政策的不公平和可能會導致的反感。如果深圳和香港有直接談判的地位,那 麼深圳人民肯定會問,在深圳和香港已經實行互相自由出入境多年的現實下,香港有什麼理由單方面對深圳市民進行重新限制呢?根據對等原則,那麼深圳是否可以 要求香港居民出入深圳有相應的上限呢?我敢肯定,絕大部分的大陸人民都會站在深圳的一邊而不是香港的一邊。
中央固然可以再次為了照顧自己支持的梁振英政權而對香港網開一面。但港府不能如此自私,不能只出於單方面的考慮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在自己有需要的時候就要求一簽多行,在自己覺得造成困擾的時候就要取消一簽多行。這樣做的話,大陸人民會如何看待香港呢?
是的,大陸人民無法阻止中央再次向梁振英排糖,但是這股怒氣就會發洩在“香港”和“香港人”上。這會給已經緊張的內地和香港人民之間的關係帶來何種惡劣的影響呢?
事實上,內地和香港近年出現的緊張關係,除了由內在的矛盾以及少部分香港激進本土派的原因之外,梁振英政府過於迷信行政力量,缺少政治技巧,缺乏大局觀是很大的直接原因。
在 奶粉緊張的時候,梁振英不是想如何讓香港有充足的奶粉供應,而是規定奶粉是戰略物資,不能帶多於兩罐。在雙非問題上,梁振英不是想在法律的源頭堵住漏洞, 而是用行政的方式規定香港醫院不得接受大陸孕婦的預約,讓海關在邊境阻止大陸孕婦入境。這些粗暴的行政手段都傷了大陸人民的心,是內地與香港人民對立情緒 不斷升級的直接源頭。
取消一簽多行儘管聽上去簡單直接,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是如果現在梁振英一意孤行要求中央取消一簽多行,無疑是在已經發炎的傷口上再加了一把鹽,在政治上將會是另一個錯誤。
其實,水貨交易擾民的解決方案,完全視乎如何對待水貨交易。
如果繼續支持這種交易,那麼最佳的解決方法就是在羅湖和落馬洲邊境興建方便交易的商場甚至簡易倉庫。讓水貨客在邊境直接交易,這樣即可以減少水貨交易對香港居民的影響,也可以讓這種交易的成本進一步降低,促進這種交易。
如果不支持這種交易,就須進行立法,合理地限制這種交易,而不是採取對大陸人這種不公平的粗暴方式。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2/blog-post_95.html

让中国为你建个港口是什么样子?问问喀麦隆

来源: 
博谈网
图片:2007年在港口工程建设前的克里比港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外交官》杂志2月27日报道,中国正在马来西亚、莫桑比克等国投资建造港口,作为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该愿景 是想通过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来连接中国东海岸与欧洲。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吸引了对中国在他国投资海上基础设施利弊的更多关注。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个工程 是如何展开的:那就是在喀麦隆克里比(Kribi)的港口项目。
喀麦隆最大的港口在杜阿拉(Douala),喀麦隆95%的进出口经由那里。但杜阿拉的港口不是深水港,因此喀麦隆计划在中国的帮助下在克里比建造 一个深水港口。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6月11日在克里比的港口工程破土动工。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今年晚些时候将交付给喀麦隆政府。
第一期工程在合同上定的造价是5.68亿美元,其中8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15%由喀麦隆政府支付。然而,最终的建造成本估计是10 亿美元。中国拥有如此多的这些投资项目,中方的介入为资金短缺的当地政府提供了一种自己不需怎么出资就能提高基础设施能力的方式。
下一期工程将通过兴建新的船泊位来扩展该港口,建成后克里比港口将具备超过1亿吨的年吞吐量。该港口项目副协调人Hand Bahiol Magloire表示,该港口项目将推动喀麦隆的经济。他说,“克里比港将成为促进(喀麦隆)南部地区和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经济枢纽。”
喀麦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铁、铝、石油和天然气。喀麦隆政府希望新的港口将能够更容易地将这些资源出口到世界各地。该港口也令已经在着手提取 那些资源的中国公司更加方便,例如石油企业——延长喀北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已经与喀麦隆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订了价值6200万美元的共同勘探和开采共享协 议。
克里比港只是故事中的一部分。工作还包括继续修建连接这个新港口与主要城区的公路和铁路。这些项目均与中国的公司相关。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围绕克 里比、面积达26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目前克里比是一个5.5万人口的著名度假胜地。该计划引发了旨在让克里比的公路和建筑变得现代化的“城镇化总体规 划”。喀麦隆希望克里比港口最终将会成为一个不只是对喀麦隆,而且是对于整个西非的航运中心。
换句话说,在克里比的项目远远不止是一个港口。它是试图在喀麦隆创建一个全新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中国在科伦坡、斯里兰卡、瓜达尔和巴基斯坦这些所有 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项目具有同样的雄心。这些项目多层次的性质应该能平息一种想法,认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未来解放军的海军任务提供条件。相反,它们的 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既为中国的产品创造新的市场,又让中国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它所需的资源,同时也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利润丰厚的合同。
这种战略与其他中国的开发项目受到批评。克里比的当地人抱怨说他们的家园和经营的生意正在被拆除,为新的建设让道。预计克里比在未来将成为贸易枢纽 也引发了移民潮,导致镇上的房屋和食品价格上涨。此外,也有投诉说许多参与港口建设的工作,甚至像卡车驾驶这些粗活的职位都是雇佣中国工人,而不是喀麦隆 人。2013年8月,在建造该海港的1125人中,只有大约一半(609人)是喀麦隆人。但喀麦隆政府认为,其长远的利益(包括未来创造就业机会)将对喀 麦隆是一个福音。
显然,每个国家和每个投资项目是不同的,但对于中国为了打造海上丝绸之路而投资的潜在受助者,他们在做决定这是否适合本国时有足够的先例可以参看。喀麦隆的克里比港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港口的例子,有其优缺点。
原文What’s It Like to Have China Build You a Port?Ask Cameroon.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2/%E8%AE%A9%E4%B8%AD%E5%9B%BD%E4%B8%BA%E4%BD%A0%E5%BB%BA%E4%B8%AA%E6%B8%AF%E5%8F%A3%E6%98%AF%E4%BB%80%E4%B9%88%E6%A0%B7%E5%AD%90%EF%BC%9F%E9%97%AE%E9%97%AE%E5%96%80%E9%BA%A6%E9%9A%86.html

加入伊斯兰国者是何人?为什么?

来源: 
美国之音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的拉卡省的街头耀武扬威。(资料照)
“圣战约翰”和最近在美国被逮捕的三名男子有什么共性吗?
心理学专家说,除了他们据称对“伊斯兰国”组织感兴趣或者加入该组织外,他们几人也许并没什么共同之处。
各色人等  动机不一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投奔。可能是宗教,可能是政治,可能是各种动因,冒险的刺激,跟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得到的兴奋和慰 籍。有很多、很多强大的动机因素。”麻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教授约翰·霍尔根说。他研究恐怖主义运动和那些参加恐怖活动的人的心理世界。
他还说,“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如果你观察那些加入或者希望加入‘伊斯兰国’的具体个人,不管是三年前,还是三个月前,还是三个小时前,可能都很难解析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加入。”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指认“圣战约翰”的真实身份是穆罕默德·恩瓦济。他的一名朋友对《华邮》说,26岁的恩瓦济因为他自己所认为的个人羞辱而心怀不满。这些羞辱包括他在伦敦被反恐官员拦阻,不让他去科威特。
“在某个阶段,他的人生轨迹达到了某一点,实际上只是想找个别的法子出国。”这位没透露姓名的朋友对《华邮》说。
那名蒙面男子在好几个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国”残暴斩首视频中出现。虽然美英政府没有核实恩瓦济就是此人,但是,这名住在英国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据信前往叙利亚投奔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另外一些想投靠“伊斯兰国”的人在进入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自行宣布成立的哈里发国之前被拦了下来。本星期,三名男子在美国被捕,据称,他们图谋参加“伊斯兰国”,其中一人被拦截时正准备登上从纽约飞往土耳其的班机。
根据法庭文件,其中一名男子是阿卜杜勒拉苏尔·哈萨诺维奇·朱拉波夫,他对家人缺乏宗教虔诚表示过担心。他说,他希望“在伊斯兰哈里发旗下成为打击多神教徒和异教徒的烈士”。
为什么加入
据估计有2万外国人已经加入了“伊斯兰国”,其中好几千人来自西方国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他们都发现有某个原因,——也许是个人的,也许是更远大的,让他们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霍尔根教授说,“其中有真正的狂热分子,他们真的相信今世的末日就要来了。对这些人来说,幻想变成了现实。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圣战分子 来说,他们那时只能在心头梦想这些东西。所以,毫无疑问,肯定有死硬的信徒是第一个去的,如果能回来的话,也是最后一个回来的。但是呢,还有些废物,这些 人被招兵买马的人迷惑,觉得自己在家一事无成,现在终于可以出去有一番作为了。”
简而言之,“伊斯兰国”在其所控制的地盘重新界定“是”与“非”并且重新定义“成功”,可以让其成员觉得,他们正在建功立业。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皮亚扎专门研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他说,“伊斯兰国”通过那些血腥刺激的杀戮而吸引的注意,是他们招兵买马的一个关键工具。
皮亚扎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试图向范围更大的对现状不满的受众显示,他们愿意打破常规,并显示他们是多么的执着。”
马里兰大学教授阿雷·克鲁格兰斯基在911袭击后开始研究恐怖组织心理。他说,那些想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可能有微观或宏观的不满,可能与周围社会有隔阂或遭排斥,但程度和动机各有不同。
“权利被剥夺有两种类型,”克鲁格兰斯基解释说,“第一种是个人的羞辱和挫折感,另一种是社会群体权利被剥夺的感觉。‘基地’组织一直在成功地宣扬说,‘你个人生活也许成功了,可你的兄弟正在遭到屠杀,你所归属的社会群体正在遭受羞辱。’”
他还说:“没有标准特征,但是,个人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很重要,不过,辩论、群体压力,等等,都能影响到每一个人。”
那种群体思维一般早在“伊斯兰国”支持者买机票上路之前就产生了。
乔治•C•马歇尔安全研究中心的反恐教授萨姆•马林斯说,“当人们变得激进化的时候,这经常是个群体过程,……没有社会互动甚至没有网上互动而完全自我激进化的人数非常少。”
他们为什么留下来
让男男女女加入“伊斯兰国”这类组织的心理跟那种让他们留在组织内不走的那种群体心态又有所不同,有时,那种群体心态还驱使他们公然做恶,比如“伊斯兰国”蒙面男子“圣战约翰”所做的那种暴行。
克鲁格兰斯基说,“伊斯兰国”的“最大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为犯罪提供意识形态依据,使人打着宗教意识形态的招牌去作恶。”
换句话说,“伊斯兰国”的男女成员把他们入伙前从小学到的文明理念颠倒了过来。暴力、犯罪和正义的含义都变了。
根据个案描述,他们一旦进入“伊斯兰国”的地盘,也就是叙利亚北部和东部以及伊拉克北部的部分地区,要想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研究前恐怖组织成员如何回归社会的霍尔根教授说,“目前就我们所知,‘伊斯兰国’害怕人们脱离他们的阵营,”“我们看到很多幻想破灭的圣战分子实际上是说,’我们两三年前来到这里,但情况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
霍尔根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会出现更多的“伊斯兰国”支持者不满和失望的故事。他们将会成为宝贵的信息来源,告诉人们“伊斯兰国”组织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反制他们的心理战术。
如何重新引导
霍尔根说,就目前而言,应该更仔细观察究竟是什么人会被“伊斯兰国”招兵买马的人选中,让他们上路和入伙、充当砍头的刽子手,或者在他们自行成立的哈里发国扮演其它角色,这比研究那些外国战斗人员为何决定加入“伊斯兰国”更为重要。
本星期早些时候,法国宣布阻止了六名公民出国前往叙利亚,并打算没收几十人的护照,以阻止出国加入伊斯兰国的人。
然而,专家们警告说,禁止旅行并不是万应灵丹。
马林斯研究来自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外国战斗人员参加“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的现象。他说:“显然没有万应灵丹。”
“从理想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灵活,并且对不同的人,按照他们代表的不同的风险程度,采用不同的手段。”
不过他很快指出,这种做法也有逻辑上的缺失。他说,“这种方式的问题是,对这种人,没有任何可靠的、标准化的风险评估手段。”
克鲁格兰斯基建议,各国找到办法,重新疏导有志参加“伊斯兰国”的人的能量,包括那些已经出发上路但被抓住的人。这需要重新界定这场“战斗”是什么,就像“伊斯兰国”重新界定了“是非”观念一样。
“利用年轻人的动机,包括那种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那种进取心,”他说,“这将意味着为某种事业而动员他们,与其让他们投身圣战事业,不如让他们投身于打击圣战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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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7 February 2015

中国制定反恐法 外国企业担心啥?

来源: 
德国之声
中国正在着手制定一部内容广泛的反恐法案,其中要求科技企业配合安全部门,在产品中安装“后门”。许多企业认为,今后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生意可能会更加麻烦。
中国人大常委会本周开始审议该国首部《反恐法》草案,该法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周或几个月内正式颁布。
根据中国人大去年年底公布的一份草案,各企业必须将服务器和用户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并向执法机构提供通讯记录以及审查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网络内容。
对于从微软到苹果的各大美国硅谷巨头而言,这可能意味着中美之间有关网络安全和科技政策的新一轮较量。
“对于所有在华经营业务的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一名企业界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你不能使用安全的VPN服务,不能安全传送金融信息,或者任何企业机密。根据这部法案,已经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有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已经对中国表达了对于这份反恐法草案的担忧。
尽管中国最新的反恐法案将对国内外企业一概适用,但华府官员和西方商界游说人士则认为,这部法律以及此前推出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和银行业IT采购规定等措施都旨在向外国企业施加不平等的监管压力。
以“反恐”为名的贸易保护主义?
不得不提的是,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多年来都曾向科技企业施压,要求得到加密方式,并且取得程度不一的成果。
去年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家安全局(NSA)曾警告包括苹果和谷歌在内的互联网公司,不要使用执法不能无法破译的加密程序。
北京政府强调,鉴于前NSA雇员斯诺登所透露的美国间谍技术之先进程度,中国更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网络安全措施。
路透社掌握的文件显示,去年12月,中国银行监管机构颁布规定,要求各银行在采购科技产品时必须遵守68项安全标准,确保“安全可控”。
国外开发的基于源代码的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和中间件软件都必须在政府登记,才能允许采购。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周四(2月26日)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的银行业采购新规,认为这些规定“并非出于安全考量,而是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中国企业。”弗罗曼表示美国正积极努力,促使中方收回这些规定。
美国在华商会主席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表示,中方的最新规定一旦实施,不仅会限制美国企业的商业机会,也可能对中国自身造成影响。
“过度反恐政策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可能会在技术方面将中国孤立于全世界。最终结果是,限制该国获得尖端技术和创新的途径。”
但是,许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和业内人士都表示,由于事关公共安全事务,他们担心最新的安全法案会比银行业监管新规更加严厉,同时话题敏感性更强。
中国版《爱国者法案》
一名业界人士表示,最新的反恐法草案中,对于企业配合执法机关的内容定义模糊、外延甚广,这让外界尤为忧虑。此外,拒绝合作可能遭受严厉惩罚甚至牢狱之灾。
“这相当于一份强度非常非常高的《爱国者法案》”,一位美国商界人士表示。《爱国者法案》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乔治·W·布什总统力主通过的一份反恐法案。
路透社对中国人大发出的采访请求没有得到立即回应,苹果和谷歌公司则拒绝对中国反恐法草案置评,微软公司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中国领导人表示国家面临宗教极端分子和分离主义者的严重威胁,反恐法案的制定由此而来。过去两年内,已经有数百人在新疆等地发生的中丧生。北京政府始终指责试图建立“东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要为暴力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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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拆坝和中国的建坝

来源: 
自由亚洲
 
 
一 谈起美国,中国人之间就会发生激烈争论,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评价。但唯一不存在分歧的是自然环境,不管是赞成三权分立还是坚持中国特色的人,都认为美国 的环境确实优美、健康。但是,这一点往往会成了中美之间的分歧:美国人一定要埋怨,说河里的水太脏了,鱼少了,天鹅把岸边的草地毁了,等等……中国人只是 笑笑,心想这算什么?说你胖你就喘!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美国所有的河流都是洁净的,树林一直长到水边,河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息,随处可以钓鱼,野鸭、大雁 安安心心地筑巢孵卵。尽管如此,美国人为了河流的健康,为了鱼类的自由繁衍,还在不断拆除大坝,恢复河流的自然奔流。他们认为,这是开始承认曾经被丢弃的 价值。开始,拆除大坝只是为了鱼类洄游产卵,但后来发现,不仅鱼多了,多到你站在水里,脚边就聚集起数不清的鱼,而且鹰和各种野生动物也多了,水自由奔流 起来,也更清澈了。在美国,水坝的概念和规模与中国也大相径庭,形成历史也很不相同。美国大量水坝是100多年前为了磨坊和小工厂提供动力而兴建的,还有 一部分是提供灌溉的水库。随着上世纪中叶环保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到水坝不仅危害了鱼类,也积蓄污染,于是,大规模拆除水坝已成大势所趋,至今方兴未 艾。
中国的事情多半跟美国恰好相反。美国在大拆,中国在大建。简单地说,中国的大小河流早就被各种水坝碎尸万段了。我敢说,除了人迹罕至之处,中国现在 没有一条自然流动的河流。换言之,也就没有一条不污染的河流。古人说,流水不腐,不流了,原本干净的水也会腐败。以淮河为例,不仅是污染之河,而且是名副 其实的一条“毒河”。怎么治也治不了,前些年还不断宣称要限期使淮河变清,现在还说吗?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结果治淮半世纪,建成大中小水 库5千多座,大中小水闸4千多座。形象地说,淮河已被水库水闸碎尸万段。水灾虽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一来大水,仍然要实行紧急分洪,从上游一气儿炸到入 海口,全流域惨遭蹂躏。人们渐渐发现,生态平衡一旦被打破,灾难层出不穷:地表积水过多是涝灾,地下积水过多生渍灾,地下水位过高则成了硷灾,三灾并生, 使大量耕地退化。本来修水库一是要防洪,二是要蓄水,不料过于密集的水库,不断造成淮河断流,致使全流域生态恶化。
灾难仍不止于此: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淮河摇身一变,又成了一条举世闻名的“毒河”。在近万座水库闸坝的控制下,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改变,水 体稀释自净能力急剧下降。枯水季节,整条淮河基本不流动,成了死水,不仅“五毒俱全”,而且浓度极高。丰水季节,尤其上中游泄洪时,高浓度污染团便顺流而 下,形成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污染。
我们总是急功近利,总是企图以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又总是造成新问题;然后,再以工程措施来解决工程措施造成的新问题。治理再治理,还要怎样 “治理”下去呢?近二三十年来,新出现的情况是“跑马圈水”,权贵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和金钱,侵占全民的土地、河流,建起一座又一座超级大坝,破坏了环 境,杀死了河流,灾难由百姓承担,巨额的发电收入和其他附加利益,全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习近平先生声言抓大老虎,我来提个建议:这些毁灭民族基本生存条 件,肆意掠夺生态环境资源的水电老虎,是不是也可以抓几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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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内地,香港会死吗?

来源: 
賈葭的雙城記
(葭 案:此文系网易评论2012年春节期间的约稿。当时正逢港人第一次反蝗虫,遂写了此稿。编辑拿到后,前后改了一个月,才删去一些内容在网易发表,刊出地址 可以点击本文最后的‌‌“查看原文‌‌”。昨天网易发出沈泽清的旧文,谈及的也是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的真相。香港离开内地所谓的支持,真的会死吗?)
沸沸扬扬的‌‌“蝗狗‌‌”之争在纷至沓来的更刺激的新闻面前,已渐渐平息。2月8日上午,香港食品及卫生局长周一岳在接受立法会质询时表示,2012年 双非婴儿的配额将降至3.5万个。若从资源配置方面入手,解决双非婴儿问题似无困难。然则,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及族群矛盾,短期则无法解决。即以孔庆东教授 之‌‌“狗论‌‌”而言,其对港人之鄙视可见一斑。
君不见二十多年前,香港在内地人眼中,却是一个非常高级洋气需要仰视的地方。最通俗的春节联欢晚会,要插进几个带粤语口音的普通话演员。比如巩汉林和赵丽 蓉合作的几个小品,连续几年巩汉林这个东北人都要模仿广东话口音。90年代初,我还见过男生拿香港带回来的电子表骗小美眉,即便那是蛇口生产的。
这种情况在2003年非典之后发生逆转。众所周知,在自由行之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以至于紧密到必须有一个CEPA(两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协 定)来规范其轨道。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初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乃至后来制订基本法之时,其主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分开的,各发展各的,根本 没有想到短短二十年,香港就从亚洲的金融中心逐渐被内化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正是在这种地位升降间,中国内地人的心态亦有一些变化。随着大国的撅起,一些内地网友在外面的‌‌“强国心态‌‌”就显露出来,动辄学着外交部的口吻说, 我们泱泱大国如何如何。我们的一些官员,这种心态更加严重。比如我们以前听到过一位前部长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 的?!
这种心态,到香港问题前,就成为‌‌“恩主心态‌‌”,这尤其让香港人不理解乃至厌恶。比如动辄就说香港系内地养活,供水、供电云云,历数中央对香港的种 种好处,斥责港人数典忘祖,背亲弃义云云。如果仔细分析,许多事实被淹没在似是而非的口水中,鲜少有人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些事实,加之双方的对同一事实的体 认又不尽相同或是差异较大,遂使得口水战愈演愈烈。
首先,这种思维是多年乃至千年集权体制思维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即认为某地经济发展得好,一定是中央的政策好,而好政策又是中央赐予的。这种无意识反应我 们在一档著名的钢花飞溅麦穗飘香的电视新闻节目里经常看到:手里啊捧着窝窝头,眼泪啊止不住地流。接下来的台词大家都知道了。
但香港人不这样认为。香港从一个不毛之地,经过150年的发展,等回归的时候已经是名列前茅的亚洲国际化大都市。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港岛长度十公里左 右,几乎全是山,从山脚到海边,区区几十米而已,完全没有空间发展。现在有轨电车道以北的区域,均系填海而来。而这一切,都是港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在香港 的发展历史中,香港人从未有过‌‌“中央政策好‌‌”这种不知所云的概念。
其次,长期错误概念及事实的灌输,让一些人有想当然的错觉。比如,不论是北京还是香港的报纸,都极力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在用词也比较夸张。比如CEPA的签订,不论是北京还是香港媒体,都称为‌‌“中央送大礼‌‌”,但其实这其中完全依据世贸组织的原则及标准。
香港跟其他国家和地区早就实现了这种经贸协议,签CEPA不过是把内地与香港之前不正常的贸易关系规范化、正常化。如果说这也是送大礼的话,美国、欧洲、日本,几十年前就送给香港了。
这里面也和媒体的洗脑手段有关系。比如在报道香港经济发展的新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在‌‌“自由行‌‌”之后,香港更加繁荣云云,这里‌‌“自由 行‌‌”其实不过是个时间概念,但久而久之,成天见到这样的话,大脑里会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印象:因为自由行,香港才怎么样。这就变成一个讨论事件的虚假 前提。这也会让内地一些网友误以为,因为内地的支持,香港才维持了发展。
事实上,在明报最近的一份调查中发现,受惠于自由行政策的港人只有16%,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是七万左右。这个数字,远不能与港资企业、港人在内地消费、旅游所提供的就业人口数字相比。而且,入境游对GDP的贡献,估测去年也就三个百分点,媒体过于夸大自由行的作用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跟西方自由经济的世界缺乏沟通的管道以及经验,人员物资均借助港澳进出。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和澳门的作用有着最精辟的描述:长 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个八字方针一直执行到回归前。所以,一些香港人在这次吵架中说,‌‌“没有香港,中国早就完蛋了‌‌”,说的就是冷战期间香港对中国 的重要性。
当然,由于中国大陆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成为世界工厂,香港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不跟中国内地进行自由贸易,不仅不能无视中国的发展,而且要和世界上其他国 家和地区一样,主动要到大陆做生意。这一点,中央也看到了。因此逐渐有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类似的规划。香港不能自外于中国而独立发展,这是两地的共识。 然则这也不是恩赐的结果,经贸融合是内地香港不得不为的事情。
再次,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供水、供电乃至蔬菜肉禽之类的被内地一些网友认为是‌‌“特殊供应‌‌”的行为,其实均系贸易行为。当然,内中或有政治因素,但行为本身是基于贸易规则的。这在很多人那里以为是中央无偿拨转或者支援的,这也是另一个认知误区。
即以香港的供水而言,有六至七成取自东江水,年最高供水量可达11亿吨,现时年供水约7亿多吨。2011年之前的合同中,每年向港供水为8亿吨,实际使用 则不足8亿吨(上一年度用水7.17亿吨,支付近32亿港币),节省的部分依然要付款,有香港媒体形容这是把两亿港币倒入海里。
现时东江水价为3.8元港币,加上处理费用,每吨水的实际成本是4.5元港币,政府为此补贴很多。2010年、2011年的东江水价格增幅分别为6.32%、6.29%。有议员一再要求降低东江供水量,修改这种‌‌“不平等条约‌‌”,改为用多少付多少。
信报的一篇报道曾指出,广东在此项目上的利润可达五成。再说供电。从1979年开始,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即已经与广东电力并网,售电给广东。这其中80%的 售电收益,会通过电费补贴的方式,回馈给香港本地的用户。香港本地的两间电力公司——中华电力与港灯公司,在离岛设立的发电厂,足以供应港九新界地区。一 部分工业用电,则购自深圳大亚湾核电站。
这些资料在香港政府的网页上都不难找到。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意。东江水如果不卖给香港而是卖给广东本地,以现时广东1.5元人民币的入户水价计算,8亿 吨水为12亿元人民币。其中之奥妙,当可一目了然。然而,这种生意逻辑内地的一些网友并不熟悉,在‌‌“港澳同胞‌‌”、‌‌“骨肉至亲‌‌”之类的词汇 掩饰和包装中,以为这是单方面的支援,这实在令港人感到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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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中国存在国际定位危机

来源: 
美国之音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美国之音钟辰芳拍摄)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推出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外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不过,美国一名著名中国 问题学者称,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中国则希望对某些领域进行修改和调整,但是,中国目前对“自己究竟是谁,想要什么”并不明确,存在相当程度的身份 定位危机。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2月27日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定位,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清楚。
他说:“我想说的是,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的定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是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存在相当严重的定位危机。”
沈大伟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么说的。这位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说,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应对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争论从2008年就开始,目前还在继续。
他说,中国的国际定位危机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就是中国的外交行为并没有连贯性。一方面,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参加20国工业集团、联合国等会议、在 全球事务中进行调停斡旋,似乎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网上民族主义者的好战言论,中国在领土问题与 邻国产生争议,以及中国在偏远大陆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展开更加积极的外交,中国似乎抛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外界认为,中国一步步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
沈大伟说,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当然有相当的不满意,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要推翻整体体系。他说:“现在中国虽然资源还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却越来越发 达,我们看到一个更具‘修正主义’姿态的中国(a more revisionist China)。中国对二战后自由体系的不满也越来越显现。不过,这并不意味中中国想要推翻整个自由体系。我是说,他们对部分体系,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 很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他们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他们的确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甚至将其推翻。对于人权和其他社会体系,中国的表现比较模糊,他们可能寻求 将其剔除。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他们则倾向个案解决。”
他说,1970年代以来,鉴于资源缺乏,中国选择了务实的姿态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
具体到在美中关系上,沈大伟说,“韬光养晦”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有效运作方式。他说,中国现在所做的是希望“冻结”美国。
他说:“在我看来,中国在美中关系上采用的策略是战术性的。他们只是‘敷衍’或是‘冻结’美国。他们在全球或是亚太区域建立关系的同时,他们的最佳希望,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冻结’美国。”
他强调,美国不应该被中国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所欺骗。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可以合作的领域,同时管理好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他还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好伙伴。
布鲁金斯学会的这场研讨会汇聚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专家们还提到,如何对待日渐崛起的中国考验着美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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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俄主要反对派领袖遭枪杀身亡 警方缉凶

俄罗斯主要的反对党领袖、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星期五晚上在莫斯科市中心遭枪杀身亡。
俄罗斯内政部说,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一座桥上走过的时候,驶过的一辆汽车朝他开了四枪。
官方媒体俄塔社说,普京总统被立即告知了涅姆佐夫的死讯,克里姆林宫将监督对这起事件的调查。
普京的一名发言人说,总统表示,事件看起来是买凶杀人,可以在定于星期日举行的反对派示威游行到来之前挑起事端。
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记者施锐福说,游行可能会比计划的规模更大,而反对派很可能指责克里姆林宫参与谋杀了涅姆佐夫。
涅姆佐夫在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俄罗斯副总理。许多俄罗斯观察人士当时预测,他将接任叶利钦出任总统。
在叶利钦总统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以及普京2000年被选为总统后,涅姆佐夫成为俄罗斯批评普京的人当中言辞最犀利、最直言不讳的人之一,尤其是在去年乌克兰发生叛乱之后。
去年9月,涅姆佐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施锐福采访时说,乌克兰推翻了亲俄总统,普京想要对此进行报复。
他说,普京担心乌克兰发生的事也会在俄罗斯发生,并认为亲欧洲的乌克兰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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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铁流案的残酷与妥协

2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七,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成都青羊区法院宣判已被羁押半年的作家铁流有期徒刑两年半,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尽管此前传闻控辩双方已达成交易,这位82岁的患病老人可望在春节前宣判,然后缓刑回家过年。但权力的残酷贯彻始终,既然在北京的家抓了他,开始没想放,变换罪名后又移交到原籍成都,羁押了半年,最后也不能轻易放人,而是要做足文章,不仅针对他,更要给外人看。
在北京的圈内,铁流和之前被抓的“公民”负责人许志永、“传知行”创办人郭玉闪有交往,但诉求和方式不尽相同。中国新领导上台后,他们全部被抓捕打压,而且这只是开始,目前还看不到暂停或稍缓的迹像。
最先被抓并已宣判服刑的许志永,是新政府不能容忍的心腹大患,因为他有组织,尽管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而且有行动,街头签名请愿,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后来 被抓的郭玉闪,其创办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并没有街头行动,主要从事的是出租车改革、义务教育、农民工等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但由于让当局难堪, 在抓了“传知行”的许多人又释放后,继续羁押早已辞去领导职务的郭玉闪,寻找罪名,准备审判。
而铁流的情况和这两位敢想敢干的年轻一代领军人物不同。作为记者和作家,他是57年的右派,曾被强制劳动20多年。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通过努力打拼,成为成功的商人。当年因言获罪,在经济条件改善和社会环境比毛时代宽松后,他承担起总结历史教训、推动言论自由的工作。
北京当局开始抓捕铁流时,是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后来移交到成都时,又改成非法经营罪,主要证据就是他出资印制了《往事微痕》和一些内部传阅的读物,记录和思考反右、文革的教训。对于他这样的商人来说,根本不是为了经营,更谈不上赚钱,只是一个老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铁流甚至都谈不上政治反对派,尽管他深受毛及其制度的迫害,但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习的反腐败和领导能力赞赏并寄予厚望,而且和体制内的领导多有联 系。他之前的网络公开信,点名批评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斥其“依仗有后台支持,公然设置障碍,阻挠习近平的反腐倡廉”。应该说 铁流的言论有打有拉,很注意分寸。
但是铁流这样的人,尽管见容于江胡时代,并做了不少事,但随着中国政治的紧缩和倒退,当局已不能容忍他的作为。一是像商人王功权一样,赞助公民和维权运 动,特别是个人出资100万搞什么言论自由的研究。二是印制批毛和揭露中共历史错误的读物,不仅是非法出版,也让主张“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可分”、推崇 毛的领导很恼火。三是呼吁反腐,点名批评现任领导,这和本质上内部清理门户,不容民众参与的反腐很不搭调。因此作为典型,将铁流治罪,威慑效果最佳。
在铁流案上,充分显示了当局的铁腕和权力的残酷。商人,远离政治;年龄,不是豁免的借口;疾病,不是释放的理由。北京影响大,不好治罪,换到成都。寻衅滋事怕不服众,换个非法经营也要判罪。甚至照顾他的保姆也被判刑并处罚金,看谁敢和你们干?
经历长期的羁押、疾病的拖累和家人的担忧后,在最后走形式的宣判时,铁流选择了认罪,得以缓刑释放。有人对此不解,认为他这样资深高龄的人士,即使不认罪,结果也不会更坏,何苦主动认罪,自取其辱?
但当局既然抓他,抓了又网罗罪名,转移管辖地,就是要判,而且如不认罪,就会抓典型重判。铁流老先生这么长时间身陷囹圄,讯息不对称,要考虑家人和律师对自己健康的担心,特别是不愿继续殃及无辜的保姆。因此选择妥协,于己于人,都是最好的结果。
而此案的社会意义,在宣判前已有认知。尽管是所谓的非法经营罪,但谁都明白它的政治性质。作为政治人物,妥协不是受辱,而是策略,想想当年邓小平先生给毛泽东写检查、给华国峰表忠心,最后复出呢?把华搞下去,把毛批得只剩城楼的画像和广场的遗体。
在残酷的权力面前,妥协也是斗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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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香港内地两地矛盾议题

谨慎报道近期有关香港内地两地矛盾议题,有关内容不炒作。网易《香港人不靠内地“恩赐”过活》要立即删除。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附:【网易:香港人不靠内地“恩赐”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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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期,内地网民讨论到香港的时候,白眼狼成了居高不下的词汇,原因无外乎是吃内地的喝内地的,却还要说内地不好之类,但事实上,香港从内地获得的从吃穿用度到水电能源,并没有少花一分钱有时更贵。别总说香港人不感恩,恩情并没想象的浩荡。
水是要买的不是白送给香港
广东向香港供水从一开始就不是免费,早在1964年双 方就签订了购买协议
20世纪中期,当时在英国管理下的香港缺水,于是 便希望广东能向香港供水,解决缺水问题。最终,经批 准深圳修建水库,并于1960年建成,同年11月,当时 的香港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每年购买 中国2300万立方米水资源。
1964 年,粤港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同意自1965年3 月起,广东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于6820万立方米生活 用水。1979年,双方进一步磋商并达成连年增加供水量 的协议,至2000年时已达到7.8亿立方米。供水系统现 时的设计最高供应量是每年11亿立方米。[详细 ]
供水额度能超不能少,香港不要也得要,5年间港府无奈把30亿港元东江水排入大海
从 签署的协议看,广东每年要按协议商定的额度为 香港供水,但这个额度只能超不能少。无论是否用得 完,香港每年都必须按合约规定购买最少约8亿立方米 东江水。可近几年来,香港雨水充沛,很多蓄水池供水 充足,所以来自东江的水有时会供大于求。根据香港水 务署的数据,由于无处储存,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 港府已把价值30亿港元的多余东江水排入大海;仅 2005年香港排入大海的饮用水就超过了1.09亿立方米, 以当时东江水价计算,价格超过3亿元。[详细 ]
2012年至2014年3年间香港向广东买水,就需要支付高 达112亿4134万元人民币
2011 年12月5日,香港发展局与广东省水利厅在深 圳签署了2012年至2014年东江水供水新协议,根据新 协议,香港将于2012年缴付35亿3870万元、2013年缴 付37亿4330万元和2014年缴付39亿5934万元的固定总 金额,作为购买东江水的费用,这些协定保证了香港有 充足的淡水资源——70%的水来自广东东江。[详细 ]
粤港供水业务赚取的利润超5成,香港向内地买水比新 加坡向马来西亚买水贵10倍
东 江-深圳供水项目由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拥 有,母公司为粤港供水(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粤港供 水99%权益),至于在香港上市、属广东省政府旗下公 司的粤海投资,则是粤港供水控股的控股公司,持有该 公司89.08%权益。粤海投资集团2010年综合收入为 63.52亿元,其中供水业务收入为40.67亿元,占集团收 入达六成四,算是主要收入来源;资料更显示,2010年 度供水业务的税前盈利为20.68亿元,换言之,供水业 务赚取的利润逾五成。
内地提供的未经处理的“原水”比深圳居民使用的自 来水2.4元人民币/吨价格还高。有香港媒体曾经拿情况 相近的新加坡做过比较,认为东江水水价偏高。“新加 坡由马来西亚购买原水的价格,是东江水价的—成。”香 港《信报》的调查更是直接指出,港人诟病将此认为 是“高价、低质、暴利”。[详细 ]
无论是否用得完,香港每年都必须按 合约规定购买最少约8亿立方米东江 水。
电力总趋势是从香港输往广东
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有大亚湾核电站25%的股权,建设初 就签约购买了核电站70%的电力
1978 年时,香港人先提出在广东建核电站,经过1 年的谈判,1980年12月,香港中华电力与中国广东核 电集团展开创造性合作——在4亿美元的注册资产中,中 华电力持有中广核合营公司25%的股权,并签约购买大 亚湾核电站70%的电力。合营核电站通过“借贷建设,售 电还钱,合资经营”的方式解决了当时中国内地外汇储 备稀缺的问题,电价为每度6美分左右,电费均用外汇 支付。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2/%e3%80%90%e7%9c%9f%e7%90%86%e9%83%a8%e3%80%91%e9%a6%99%e6%b8%af%e5%86%85%e5%9c%b0%e4%b8%a4%e5%9c%b0%e7%9f%9b%e7%9b%be%e8%ae%ae%e9%a2%98/

台灣新聞 | 南沙填海造陸 大陸:別國無權指責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27日電)針對解放軍在南沙島礁大舉填海造陸,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今天說,大陸在「屬於自己的」南海島礁和管轄海域展開建設活動「合情、合理、合法」,別國「無權無端指責」。 中國大陸外交部下午舉行例行記者會,洪磊在回答媒體詢問時,作上述表示。
洪磊表示,大陸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且一直採取「克制和負責任的態度」。大陸在「屬於自己」的島礁和管轄海域進行的活動「合情、合理、合法」,別國「無權無端指責」。
針對美國情報官員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指出,大陸正在南海派駐艦船進行島礁建設說,洪磊強調,大陸希望美國恪守承諾,謹言慎行,確實做對中美關係和地區穩定有利的事。1040227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2/%e5%8f%b0%e7%81%a3%e6%96%b0%e8%81%9e-%e5%8d%97%e6%b2%99%e5%a1%ab%e6%b5%b7%e9%80%a0%e9%99%b8-%e5%a4%a7%e9%99%b8%ef%bc%9a%e5%88%a5%e5%9c%8b%e7%84%a1%e6%ac%8a%e6%8c%87%e8%b2%ac/

聯合新聞網 | 中國擴大南海造島 「鄰國緊張」

世界日報 編譯中心/綜合26日電


在美國正面臨全球各種威脅之際,美國情報總監克拉卜26日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中國正在擴大南海的填礁造島工程,包括在人工島上建造機場和可駐紮軍艦的港口,藉以向鄰國施壓,宣示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

美國情報總監克拉卜26日在國會作證,指中國正在擴大南海的填礁造島工程。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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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卜在國會參院軍事委員會的證詞指出,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要求和採取的行動,可能升高中國與鄰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張氣氛,凸顯出美國的擔憂日深。
克拉卜說:「儘管中國希望與美國建立穩定的雙邊關係,但為了追求本國利益,尤其是在海上的領土主權爭議上,中國也不排除與美國和有關國家的關係陷入緊張。」他認為,中國的南海九段線囊括了南海80%以上的水域,要求太過分。
美國雖然不是南海領土的聲索國,但表示南海是世界貿易的重要通道,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關乎到美國的國家利益。然而中國反對美國介入調停,認為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要求有歷史依據。
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馬侃展示的衛星圖像顯示,中國過去一年在南沙群島的南薰礁上的擴建工程,可使中國在島礁上部署武器,包括具備防空等作戰能力。
克拉卜說,中國的造島工程仍在建設中,部署了多少武器仍不清楚。但中國過去一年半的造島行動和在南海的石油勘探活動,都是令人擔憂的發展趨勢。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上周認為,菲律賓準備在占領的南海島礁上修建機場和碼頭,但在所有主權聲索國中,中國的造島行動規模最大,速度最快。
中國2003年開始向南薰礁派出守礁部隊,過去一年的造島行動迅猛,現已成為面積超過18英畝的人工島,島上的建築包括一座防空塔。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2/%e8%81%af%e5%90%88%e6%96%b0%e8%81%9e%e7%b6%b2-%e4%b8%ad%e5%9c%8b%e6%93%b4%e5%a4%a7%e5%8d%97%e6%b5%b7%e9%80%a0%e5%b3%b6-%e3%80%8c%e9%84%b0%e5%9c%8b%e7%b7%8a%e5%bc%b5%e3%80%8d/

國民黨、民進黨、共產黨都愛的佛光山

正當主流媒體把焦點都放在台北市長柯文哲要怎麼處理位於保護區的「慈濟內湖基地」之際,我想提醒大家,高雄市長陳菊要怎麼處理滿山都是違建的「佛光山」,還有馬政府要怎麼一視同仁地依法處理「全台各地眾多破壞山林水土保持的寺廟和靈骨塔」,才是真正的關鍵。
 
比起慈濟,「佛光山」仗著開山宗長星雲法師深厚的黨政關係,破壞環境、無視法律的惡劣程度,在台灣佛教四大道場高居第一,是更該集中火力砲轟徹查的對象。
 
中國江蘇出生的星雲法師1949 年來台,被指為「匪諜」而遭國民黨逮捕入獄23天,為了避免政治迫害接受勸說加入「國民黨」,是台灣知名宗教領導人唯一擁有國民黨證的「政治和尚」,還曾 任黨務顧問、中央常務委員、中央評議委員。但他不只跟國民黨關係密切,跟民進黨、共產黨關係也很好,為了討好共產黨還曾在2009年不惜說出「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哪個不是中國人」的名言 。星雲順著中共和馬英九的「統一路線」,當然非常受中共的歡迎,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來台,特別去拜見星雲,中央社報導:「是向台灣人展示正面形象」,其實只是讓他和星雲在「台灣人」心目的形象更糟糕而已。
知名佛教學者江燦騰在「台灣佛教四大道場的經營與轉型── 佛光山、慈濟、法鼓山、中台山」 一文,曾詳細剖析過佛光山崛起成為台灣佛教界第一大勢力的經過:60年代星雲展現過人的社交才華,說服軍方允許他在高雄海軍管制區壽山公園內,修建壽山 寺,證明星雲法師的人脈關係已經深入高雄地區的國民黨、政、軍社交圈內,其後才讓星雲在1967年年抓住機會,買下高屏溪上游大樹鄉麻竹園十幾甲的山坡 地。
 
若放在今日,佛光山根本無法通過開發山坡地的環評,但星雲被佛學界譽為「天才」的高超經營手腕,早已將佛光山經營成人潮洶湧的觀光勝地(陸客到高雄必看景點),中央國民黨閉一隻眼,地方民進黨首長也閉一隻眼(前高雄縣長余政憲楊秋興是其中關鍵),監督佛光山建設的公權力雙眼緊閉,終於讓佛光山弄出台灣違建史上的超級傳奇:「占地總面積100多公頃、滿山都是違建的佛陀紀念館(園區)」。
 
壹週刊在2012年5月揭露佛光山耍特權,搞出最大違建群「佛陀紀念館」,隨後許多媒體跟進報導,在澳洲台基會聯盟有完整的相關新聞整理。然而陳菊主政的高雄市政府並沒有得到「監督佛光山」的教訓,甚至還要協助佛光山「就地合法化」,究竟憑什麼「佛光山」可以享有如此誇張、視建築和環保法規於無物的特權?就因為星雲深厚的政黨關係嗎?就因為佛光山和佛陀紀念館是高雄觀光的金雞母嗎?
上頭的圖擷取自去年的中時電子報,點圖即可連到新聞。慈濟還會等待申請,佛光山是說幹就幹,硬幹之後讓你罰款,然後仗著政黨關係去讓官員幫他「就地合法」,此等無法無天的行徑,請問陳菊市長,妳真的要繼續放任、同流合污嗎?
罰款怎麼會有用?年收捐款數以億計、坐擁資產以千億計的大型佛教組織,會怕簡直像零頭一樣的幾十萬、幾百萬罰款嗎?只罰款不拆除就是擺明「放水」。廟很大、已蓋很多年所以不敢拆嗎?來看看另一個例子,自由時報兩個月前的報導
天上宮只是一間廟,佛光山整個佛陀園區幾乎都是違建,違法的情況比天上宮嚴重很多,為什麼敢拆天上宮,不敢拆佛光山?台灣許多寺廟都是違法佔地為王,誰能 佔得久、佔到就地合法,比的就是「誰的祖師後台硬」。監察院、內政部、環保署、農委會林務局和水保局等中央相關公權單位都是選擇性辦案,雜誌、報紙、電視新聞都已報導了佛光山大違建的消息,馬總統你看到了嗎?監察院是瞎子嗎?最重要的,陳菊市長,這是妳的管區耶!
 
佛光山的惡劣行徑,早在1993年就有台灣時報連 續多日全版報導,標題包括「佛光山霸道多惡行」、「佛光山長袖善舞目無法紀」、「佛光山逃漏稅是公開的祕密」,揭露四大違失「違建、濫墾、垃圾汙染和漏 稅」。結果佛光山不但沒有反省改善,還發動信徒包圍台灣時報的報社持續好幾天,對新聞自由造成嚴重威脅。當年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瞿海源曾評論
 
即使是宗教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但宗教機構和團體所有的行為舉措也還是不能違反法律。宗教團 體或個人違反了現行法律,當然無權有所豁免。政府的執法能力向來就有問題,對宗教人士在山區蓋廟更是一直多未依法處理。許多建築師都在幫忙蓋寺廟違建早已 是公開的祕密。不合法的寺廟和宗教建築所在多有,單單是臺北市山區,如松山四獸山,就多得很。
 
台灣民間信仰鼎盛,全台上萬間廟宇比便利商店還多,有相當數量都是違建,中央和地方權責官員要嘛「不敢查」,要嘛「懶得查」,值此慈濟掀起「宗教建築常變 更地目」、「宗教組織財務應透明化」的熱門話題之際,請問各位國民黨、民進黨和無黨籍的首長們,民氣可用時不查不拆,更待何時?
台灣好生活報總編關魚,2015/2/27

【相關手記和網摘】
⊙ 從釋昭慧言論談慈濟和國民黨的共同點(更正版)
⊙ 佛光山違建的無解方程式
⊙ 阿扁、馬英九、柯文哲都教不了你民主
 

from 台灣好生活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blog/aboutfish/20150227/5721

五0年代初期白色恐怖簡述:國民黨國家的重建與台灣左翼政治的消逝

◎ 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1
自從二月二十八日被訂定為國定紀念日後,政府與民間團體會舉辦各種活動,用以紀念1947年的族群衝突,以及其後國家以武力壓制族群衝突所付出的血腥代價。
國家暴力的施用僅能暫時壓制政治衝突,而無法徹底解決當時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疑懼與不滿。1948年國民黨政府金融改革政策宣告失敗,通貨膨脹 至難以控制的地步,國共內戰情勢逆轉,共軍轉守為攻,國際社會也不願再介入中國內戰。內戰最終是以國民黨受到廣大中國人民唾棄而進入尾聲,國民黨軍兵敗如 山倒,國民黨政府則是輾轉流亡中國各地,在1949年終至臺灣。情勢是如此發展,可以想見228事件後族群關係間的疑懼與不滿,在事件後又難免受到國共內 戰情勢的牽引而變得更為複雜。那麼,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在社會疑懼與不滿的氛圍中重建與鞏固它在台灣的政權?受到國共內戰情勢影響的台灣社會,又在國民黨政 府重建與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受到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嘗試以這個問題,介紹1949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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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static.ettoday.net/images/257/d257629.jpg


現代國家與國家權力

繼承韋伯(Max Weber) 的定義,社會科學研究者視「國家」(state)為特定地域內合法壟斷暴力的組織。這個定義捕捉到國家的本質,使後來的研究得以在此基礎上追問與探究國家 是如何有效統治社會。拆解上述定義,國家要有效統治至少要掌握三個面向:(1)領土(特定地域內)、(2)正當性(合法)與(3)壟斷暴力/強制力 (coercion)的能力,壟斷的結果是這個組織(也就是國家)成為特定地域內唯一的政治權威。然而,這三個面向不可等量齊觀,就現實而言,壟斷暴力/ 強制力與控制特定地域涉及權力的物質基礎,諸如領土大小或軍隊數量,因此較易判斷這兩個面向上的掌握程度。但另一方面,統治正當性則涉及心理層面而顯得卻 較為複雜,但如果只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則統治正當性會影響社會與國家合作的意願,此一意願會影響國家統治能力的強弱。
因此,歷史社會學者Michael Mann1993) 認為,國家在進行統治時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權力,一種是國家專制權力(state despotic power),意指國家統治菁英由上而下專斷處置特定事務(如軍事外交)而展現出來的權力,另一種為國家基礎權力(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意指國家的施政與制度運作需要社會的合作與參與,形成雙向互動的運作模式,使國家透過制度運作影響社會,社會也能利用制度影響國家(黃崇 憲,2008:336)。
從上述概念的介紹,本文試圖說明國民黨國家在台灣的統治,是先掌握強而有力的國家專制權力,但台灣社會卻因國共內戰局勢的影響,不願與國家合作清剿 在台的共黨組織成員,使國家基礎權力難以展現。直到韓戰爆發後,共軍因為美國介入台海而無法消滅國民黨,使國民黨國家確立為台灣社會唯一的政治權威,台灣 社會才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在1954-55年左右清除在台的共黨組織成員。此一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與轉變,影響了1950年代初期白色恐怖的發展,使戰 後台灣左翼政治消逝。國民黨政權因此享有約十年左右的時間可以不受挑戰地穩定統治,直到1960年代初期才又開始面對政治異議的反抗(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 促進會遺書工作小組,2015)。


1949年的國民黨國家與台灣社會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政府以暴力對待台灣社會,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留下了難解而緊張的族群議題。此一議題在國共內戰情勢起伏的牽引與催化下,上升至針對國民黨政府的根本性質疑:國民黨政府憑甚麼統治台灣社會?此一質疑普遍見於戰後初期的回憶錄與口述史,且最讓國民黨難堪的是,提出質疑的並非只有台灣社會,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普遍具有反國民黨的聲浪。
上述的質疑反映了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已然受到減損,即使國民黨政府在228事件後依然握有台灣社會的主權(領土)與軍警(壟斷暴力),也難以消彌 反彈。正當性減損的原因除了228事件血腥鎮壓引起的反感外,更重要的是另一個可供社會選擇的政治權威已然成形,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此外,這個新興的政治 權威透過軍事對抗,直接挑戰國民黨政府壟斷暴力的能力,還以當時較為進步的社會與經濟改革訴求,爭取社會的認同。於是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與欠缺統治正當性, 成就了1949年輝煌的中國共產革命。

1948年國民黨政府金融改革政策宣告失敗,通貨膨脹至難以控制的地步,照片中民眾擠在上海一家銀行外等著換領金條。 Henri Cartier-Bresson攝於1948年底。
1948年國民黨政府金融改革政策宣告失敗,通貨膨脹至難以控制的地步,照片中民眾擠在上海一家銀行外等著換領金條。Henri Cartier-Bresson攝於1948年底

那麼,具體而言,針對國民黨國家的質疑究竟對台灣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至少,從國民黨文件中可以發現,228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組建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規模是不斷擴張。228事件之前的共黨黨員人數大概是70餘人,事件後至1948年五六月左右,發展到約285名黨員(石牌訓練班,1957:69-70)。1948年國共內戰情勢逆轉,共軍轉守為攻,五月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與中共華東局各派幹部至香港參加「香港會議」,討論經營台灣反國民黨的工作,會議決定擴大共黨在台灣的社會基礎(石牌訓練班,1957:71)。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各地學潮四起,國民黨軍亦在九月的遼西會戰、十一月的徐蚌會戰與十二月的平津會戰敗得一蹋糊塗。內戰情勢的轉變使台灣的共黨組織發展速 度加快,至1949年底已有「黨員一千三百餘名,群眾兩千餘名」,雖然不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原先的計畫,要在1949年底要讓黨員增加到「兩千人,群眾五 萬人」,但此一組織性的地下反抗活動已然遍及全台(石牌訓練班,1957:71)。
在台共黨組織的發展之所以受到壓制,與中央政府搬遷來台有關。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局勢逆轉後,開始有計劃地將中央機關陸續遷往台灣,此一遷移的影 響,是讓一個設計用來統治全中國的國家機器,逐步建立在一個很小的島嶼上。對於共黨組織而言,即使此一國家機器已經在國共內戰中被打擊得殘破不堪,但國家 壟斷的暴力(國家專制權力)與共黨反抗的力量仍然相對懸殊。因此,1950年一月起,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核心幹部如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與張志忠等人陸續被捕,台灣各縣市的地下組織均受國民黨情治機關的壓迫。
然而,上述對於共黨的壓迫,並未阻止社會對國民黨敗亡的預期,且在逃的共黨成員可以偽裝為一般人民,等待解放時刻的到來。與此同時,從中國撤來的難 民潮與遷移過來的軍政機構,更顯示國民黨政府幾乎已到窮途末路。可以想像當時台灣社會甚至是部分國民黨政府機關及部分成員預期會「變天」,中央日報(一般 報導,1949)亦刊載社論譴責觀望的「投機份子」,這些跡象顯示,當時的主流想法預期政權更替不過是時間問題。


歷史的轉折及其影響:國民黨政府遷台、韓戰爆發與國共內戰的凍結

然而,我們透過後見之明可以知道,歷史的走向並不如當時預期,出乎意料的發展使政治選擇有其代價。
1950年六月韓戰爆發, 美國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美國海軍巡弋台灣海峽,國共內戰就此凍結,共軍渡海攻台結束國民黨政權的可能性近乎消逝。此一出乎國家與社會意料之外的轉折,使 國民黨政權暫時穩住了局勢,中央日報還需出言建議「勿存苟安心理」、「繼續堅強奮鬥」(一般報導,1950)。對台灣社會而言,原先與國民黨進行軍政競爭 而作為另外一個政治權威選項的中國共產黨,因為美國介入台海而無法將其所能夠控制的範圍跨越海峽而擴及台灣,國民黨就此成為目前台灣島上唯一的政治權威。 可以想見接下來是殘酷的鎮壓,先前打擊共黨地下組織的成果,可以就此進行整肅與清算。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透過接收台灣社會後所遺留下的日治時期殖民統 治機制,讓台灣社會與國民黨政府合作,共同追緝逃亡的共黨組織成員。
村里民大會成為宣傳共黨成員出面「自新」、「自首」的場域,保甲組織也讓村里鄰長成為國民黨政府基層社會統治時的協力對象。此外,日治時期遺留下來 的戶政體制與戶籍資料,也提供憲警與情治機關進行戶口突襲檢查、掌握靜態人口的依據。延伸運用戶籍資料而製作的國民身分證,成為移動人口必備的證件,以供 憲警的盤查。換言之,國民黨政府將保甲、戶政與警察等基層統治機制,制度性地匯聚起來。逃亡的共黨組織成員只能在諸如苗栗山區像「野人」一般地遊蕩與躲藏 (藍博洲,2003:193-194),又或者因為沒有國民黨政府換發的國民身分證,而使中部山區基地的組織成員無法下山,動彈不得(張金爵口述,2003:143 -144),組織性的活動已然瓦解而消逝2
除了這些制度性穿透台灣社會的統治機制外,國民黨政府亦試圖讓共黨成員的家屬與政府合作,協助勸誘在逃的共黨成員向政府自首自新。如果家屬不願合作而執意庇護,就必須承受極大的壓力,在憲警戶口檢查的壓力下度日,如新竹地區的施儒珍為了躲避追緝,在家人的庇護下自囚18年,外人難以想像其中的辛酸與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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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6088

國家與社會合作的成效具體展現在1950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上,在國家與社會合力清剿此一左翼政治勢力後,從此「自由中國」即邁入長達近四十年的威權統治。


參考文獻


  1. 本文論點摘要自:蘇慶軒,2013,<國民黨國家機器在臺灣的政治秩序起源:白色恐怖中對左翼勢力的整肅(1948-1954)>,政治科學論叢,57:115-146。
  2.  政治壓迫不只限於共黨組織成原本身,亦擴及其家屬,國家暴力施用留下的傷痕,可另外參考《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2015)中有關黃溫恭的例子:其妻楊清蓮在老年病中即使失智而忘記大部分的事情,卻也謹記要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以備警察的查察,倘若身分證不在身邊,會焦慮緊張而不安地反覆要求拿到自己的身分證。楊清蓮晚年對國家暴力疑懼的身影,讓其女黃春蘭「心如刀割」


from 菜市場政治學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2/27/chinghsuansu1/

ICT就藏人政治犯遭迫害情况发布报告

【西藏之声2015年2月27日报道】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近日发布报告,记录了2008年至2014年,藏人政治犯遭受中共监 狱人员迫害及不公平对待的状况,呼吁中共遵守国际公约,立即释放所有因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或和平表达观点而遭关押的藏人政治犯。 昨天(2月26日),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新报告《酷刑与有罪不罚—-29起藏人政治犯案例》,记录了2008年至2014年,超过29起藏人政治犯遭受中共监狱工作人员残酷折磨,包括14人在狱中或保外就医期间死亡的状况。
这份报告还详细列出了过去两年获释的藏人政治犯,在监狱中所受的法外审判等遭遇。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中共当局对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案件进行调查,将犯下罪行的工作人员绳之以法;呼吁中共遵守本国《监狱法》中不能侵犯被拘留者人身安全的条例等;释放所有因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或和平表达观点而遭关押的藏人政治犯。
在《酷刑与有罪不罚—-29起藏人政治犯案例》报告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促成藏人政治犯的获释、对藏人政治犯遭受迫害致死的事件进行调查、敦促中共遵守“反酷刑折磨公约”等。


from 西藏之声 http://vot.org/cn/ict%e5%b0%b1%e8%97%8f%e4%ba%ba%e6%94%bf%e6%b2%bb%e7%8a%af%e9%81%ad%e8%bf%ab%e5%ae%b3%e6%83%85%e5%86%b5%e5%8f%91%e5%b8%83%e6%8a%a5%e5%91%8a/

许知远:(俄罗斯)循环的历史?

2月20日 雪 星期五
纳坦·埃德尔曼(Natan Eidel'man)相信,赫尔岑可能是一个世纪来最幸运的俄国作家,因为"他只写自己想写的,除去自身的判断,没有任何审查,他也完满地展现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他既有生存手段、也不缺乏优秀读者"。
自 1847年流亡以后,赫尔岑不仅没从俄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消失,反而以更显著的姿态出现。先是《北极星》、然后是影响力更著的《钟》,他在巴黎与伦敦编 辑的杂志成为俄国公共生活的中心。从理想主义大学生、青年军官,到大臣乃至沙皇,都是他的热心读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都知道,倘若你要实现自己的主张, 与其上书宫廷,不如投书《钟》。伦敦的流亡出版社与圣彼得堡宫廷的距离反而近些。
纳坦·埃德尔曼是赫尔岑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也是1970年代苏联最活跃的历史学家之一。当他描述赫尔岑的幸运时,他的同代人都听得出这是对自己时代的隐晦抗议。沙皇俄国尚能容许这样一种异议声音的存在,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断然不可能。
除 去赫尔岑的传记,纳坦·埃德尔曼也以有关"十二月党人"的研究著称,这些著作在1970年代初的苏联知识人中盛行一时。"十二月党人"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 的贵族青年,为了创造一个他们希冀的现代俄国,他们不惜发起了一场起义,试图刺杀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失败的起义,引发了绞刑与大规模的流放。这 悲剧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心灵,赫尔岑也是其中之一。起义发生时,他不过是13岁的少年,却深深被其中强烈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的精神震撼,他日后的道路—— 先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识的作家与思想者,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最终流亡至伦敦——正与此相关。
不管是赫尔岑,还是"十二月党人",都是俄国历史上的"异端",是这个有着漫长政治专制传统的国家的自由派声音。在纳坦·埃德尔曼书写他们时,苏联短暂的"解冻期"已过去,一个高度控制、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再次到来,甚至已被鞭尸的"斯大林主义"都有复活的征兆。
苏联的"异议传统"也是从个时刻开始兴起的。1966年,对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埃尔的审判,既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新一轮的打压与控制,也让一小群最勇敢的人汇集到一起,他们成为了"异议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历 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这压抑、沉闷的年代,十二月党人的激越故事,他们在伦理与美学上的主张,不啻是对此刻的最佳控诉。这又是安全的控诉。倘若苏 维埃因推翻沙皇俄国具有合法性,这些同样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苏联从未完全杜绝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文学、思想传统,被每一个苏联人牢记 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党人的半个同路人。
纳坦深谙此道。他出生于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权力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与戏剧评论家,曾参与对帕斯基尔纳克的公开批判,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作为一名犹太人知识分子,他在1949年被卷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狱。
尽管如此,纳坦也是个迟来的政治觉醒者,并未怀疑这个制度。直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的著名报告,才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随即因一个学术讨论小组,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丢掉了中学教职。
在 1960年代,借由高超的人际技巧,纳坦小心翼翼地重回学术界。他接触到赫尔岑的资料,以他编辑的流亡杂志,他出版了论文《作为出版家的赫尔岑》。在此基 础上,他写出了赫尔岑的三部曲传记。对于一名历史学家,这是最佳选择。苏联历史笼罩在意识形态中,沙皇帝国的历史有着更大探究的自由。如果放在更长的视 角,理解沙皇帝国更显得必要,苏维埃革命到底缘何发生?而俄国的自由传统,则对当下是个莫大的鼓舞。
纳坦的声誉 在1970年代到达顶峰,不仅出版书籍,他还参与历史节目的制作,成为正在兴起的视觉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卡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对于官方来说, 他在容忍范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进行了知识探索,还展示出某种自由姿态;对于公众来说,他对俄国历史中的"阴谋"与"权力"之探索,则满足了强烈的、 猎奇式的好奇心。
他从未公开地展现政治态度,他与"异议人士"保持距离,甚至"准异议人士"的标签都让他愤怒不 已。但这道德上的暧昧也让他付出代价。在他的日记中、著作中,他用历史人物来自我慰藉。他将普希金描述成一个政治思考者,普希金同情十二月党人,却不同意 他们的暴力手段。纳坦也对于历史学家卡拉姆金充满认同感,后者编纂了权威的俄罗斯史,攻击伊凡大帝是暴君、谋杀者,却也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严酷统治中保持了 自己的空间。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帮他缓解了这种道德焦虑,他积极投身于迅速涌现的公共讨论 中。他坚信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俄国传统中,国家权力占有绝对的支配,社会群体薄弱,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发生,在这种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声音至关重要,它 能提醒、建议、警告这个绝对权力。
他同时保持者某种审慎,对他来说,俄国的历史曾充满"自由的幻象"。亚历山大 一世也曾把俄罗斯拉向西欧,但随即尼古拉斯一世又回到封闭与压制,亚历山大三世解放了农奴,激起了暂时的希望,但沙皇帝国还是被一个更强大封闭的系统取 代。他把戈尔巴乔夫的兴起视作第三次"自由的幻象"。他把历史视作螺旋式的上升,一些特质不断重复,但它们又不尽相同。
这次幻象将持续多久,导致什么结果?纳坦·埃德尔曼卒于1989年,他未能看到失控的1990年代、普京在之后的崛起……
谁 是我们的纳坦·埃德尔曼?二月河的帝王小说、唐浩明的将相传奇,都曾风靡一时。倘若纳坦着迷于阴谋与自由,他们则沉醉于权力与人际关系。这或许也是两国历 史的微妙差异,即时都浸淫绝对权力的传统,俄国仍会赞叹那些异端,仍会有十二月党人式的异端,他们来自绝对权力的核心,却背叛了这绝对权力。但从二月河的 康熙大帝到唐浩明的曾国藩,或许再到眼前的甄嬛,我们对权力、对权力代表的中心价值,只有彻底的膜拜、沉醉,一心想学到其中的各种小技巧……
2月25日 晴 星期三
" 俄国新十二月党人"。2012年1月的《纽约》杂志这样称呼一小群普京的抗议者。在标题下,还加上了普希金1825年对十二月党人描述:"他们不停地聚 会,无论高脚杯里的葡萄酒,还是玻璃杯里的伏特加,他们一饮而尽、慷慨激昂,他们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有时聚在焦躁的尼基塔那里,有时又跑到谨慎的伊里亚 家。"
此刻,普京将再度竞选总统的消息已传出。修正不久的宪法已将总统任期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这也意味着倘若他当选(必定会再度连任),他的实际统治将从2000年延伸到2024年。这也令他成为俄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者之一。
倘若纳坦·埃德尔曼看到这样的标题,他会做何想?我很是好奇,这一代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青年,还会阅读他在40年前的那些历史传记吗?
尼 古拉斯一世与十二月党人的时代都太过遥远了。杂志中描述的青年一代,大多出生于80、90年代,在他们的经验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成为新参照,他代笔了苏联 历史上一个有少许自由空间、但停滞、沉闷的时代。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着一张普京逐渐衰老时的照片flash,它一下子变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样子。这既是玩 笑的嘲讽,也是逼真的恐惧,很有可能,这一代人最好的时光,就都生活在一个人的阴影之下。
对于这一代的抗议者来 说,普京不再是那个重整国家机器、将俄罗斯带回强权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新的专制人物。这一代人伴随着俄罗斯逐渐经济复苏、全球化的趋势成长,他们与纽 约、伦敦、巴黎的年轻人分享同样的咖啡、音乐、消费自由,他们也希望自己拥有相似的政治选择。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是贵族子弟、是既有权力的一部 分,2012年的新十二月党人则来自市场经济孕育出的新中产阶级,或者用更时髦词语——"创意阶层"。他们理应代表俄罗斯的未来。
" 新十二月党人"引起了媒体上的喧嚣,却迅速消散了。"创业阶层"是一群很难找到根基的理想主义者,而普京则控制着一切。当然,"新十二月党人"也不会招致 大规模流放的命运,他们仍被这个政权有限度地容忍。俄文版的《Esquire》杂志仍可以接连不断地批评普京,互联网仍几乎未受审查,有一个半自由空间让 人可以做暂时的发泄。但一旦你形成真正的挑战,你就会被迅速地摧毁。
"大量文献只是叙述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在普京治下的衰败,而没有论及一个专制政权如何走向成功。"一位杰出的俄罗斯研究者不久前写道,他试图纠正长久以关于俄罗斯的观察角度。
纳坦·埃德尔曼或许会赞同这一判断。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的15年,只是俄罗斯历史另一个"自由的幻象"时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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