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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8 February 2015

取消一簽多行不合時宜

黎蝸藤
中港關係日漸緊張,已經擴散到普通民眾之間,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日前,香港上水沙田連續出現抗議內地水貨客的行為,更是火上加油。港府和建制派於是放出風聲,要為一簽多行封頂甚至取消一簽多行。
我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不但無助水貨解決的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加劇的內地和香港人民之間的矛盾。
在承認一簽多行帶來的水貨貿易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界北部城鎮居民的困擾問題是客觀事實的同時,我們要搞清楚這種水貨貿易的實質是什麼,以及港府應該對水貨貿易採取什麼態度。
水 貨貿易源於內地對香港價廉物美商品的旺盛需求。但這種貿易的參與者和得益者絕不只是限於“一簽多行”的深圳人。據統計,有近六成的水貨客是香港人,至於在 香港境內從中獲益的,比如店鋪、食肆、地主、運輸和各級中間商和組織者,更是主要是香港人。總之,水貨貿易已經形成一條巨大的產業鏈,提供了不少的就業機 會、商業利益和GDP。說到底,水貨貿易現時既沒有法律可以限制,港府亦既沒有辦法也沒有意願去阻止這種貿易。因此,港府對水貨貿易一直只是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比如奶粉問題嚴重了,就限制買奶粉;鐵路被水貨客變成免費運輸工具了(水貨客不出站就通過傳遞的方式隔空送貨),就在站內起高牆;現在有市民抗議 了,就要去取消一簽多行。
清楚了這些之後就可以明白到,即便取消一簽多行能減少內地水貨客,也肯定無助於減少香港水貨客。基於利益關係,只會讓更多的港人變成水貨客。沙田上水的等擠逼、租金上升、店鋪一元化等困局不可能有變,無非就是原先的內地人變成現在的香港人而已。
香 港任何一個涉及大陸的政策的修改,都要考慮到政治氛圍,也要考慮各方的利益,包括大陸人民的利益。儘管在這個政策改變中利益受損的大陸人主要是水貨客,但 肯定不免誤中副車,令有真實需要的人也連帶受害。而更重要的是,這會進一步讓大陸人反感香港,加深和激化內地和香港人民之間的矛盾。
港府 要明白,一簽多行並不是大陸強塞給香港的,而是香港自己努力爭取的。它是在曾蔭權時代港府努力爭取的推進自由行的措施之一。當時港府在先對深圳戶籍一簽多 行後,繼續力爭對深圳非戶籍戶口一簽多行,甚至還要爭取廣州戶口也一簽多行。曾蔭權和唐英年在多次施政報告中都有提過努力加大自由行的幅度,這些言論都白 紙黑字地寫著。梁振英自己以前也是自由行的積極推動者。所以,一簽多行的政策,不能怨大陸,香港自己的責任是最大的。
作為一國兩制一方的 香港,即便不考慮一國的問題,單單是考慮兩制,也應該能意識到單方面修改牽涉兩地的政策的不公平和可能會導致的反感。如果深圳和香港有直接談判的地位,那 麼深圳人民肯定會問,在深圳和香港已經實行互相自由出入境多年的現實下,香港有什麼理由單方面對深圳市民進行重新限制呢?根據對等原則,那麼深圳是否可以 要求香港居民出入深圳有相應的上限呢?我敢肯定,絕大部分的大陸人民都會站在深圳的一邊而不是香港的一邊。
中央固然可以再次為了照顧自己支持的梁振英政權而對香港網開一面。但港府不能如此自私,不能只出於單方面的考慮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在自己有需要的時候就要求一簽多行,在自己覺得造成困擾的時候就要取消一簽多行。這樣做的話,大陸人民會如何看待香港呢?
是的,大陸人民無法阻止中央再次向梁振英排糖,但是這股怒氣就會發洩在“香港”和“香港人”上。這會給已經緊張的內地和香港人民之間的關係帶來何種惡劣的影響呢?
事實上,內地和香港近年出現的緊張關係,除了由內在的矛盾以及少部分香港激進本土派的原因之外,梁振英政府過於迷信行政力量,缺少政治技巧,缺乏大局觀是很大的直接原因。
在 奶粉緊張的時候,梁振英不是想如何讓香港有充足的奶粉供應,而是規定奶粉是戰略物資,不能帶多於兩罐。在雙非問題上,梁振英不是想在法律的源頭堵住漏洞, 而是用行政的方式規定香港醫院不得接受大陸孕婦的預約,讓海關在邊境阻止大陸孕婦入境。這些粗暴的行政手段都傷了大陸人民的心,是內地與香港人民對立情緒 不斷升級的直接源頭。
取消一簽多行儘管聽上去簡單直接,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是如果現在梁振英一意孤行要求中央取消一簽多行,無疑是在已經發炎的傷口上再加了一把鹽,在政治上將會是另一個錯誤。
其實,水貨交易擾民的解決方案,完全視乎如何對待水貨交易。
如果繼續支持這種交易,那麼最佳的解決方法就是在羅湖和落馬洲邊境興建方便交易的商場甚至簡易倉庫。讓水貨客在邊境直接交易,這樣即可以減少水貨交易對香港居民的影響,也可以讓這種交易的成本進一步降低,促進這種交易。
如果不支持這種交易,就須進行立法,合理地限制這種交易,而不是採取對大陸人這種不公平的粗暴方式。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2/blog-post_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