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后的香港 断垣望归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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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窗外时而繁花盛开、时而花果飘零。我们坐在车上，经过那几条物是人非的街衢，看到维多利亚的烛光既成灰烬，两岸的灯火亦成苍白。当初的烽火戛然而止，余烬后没有了人山人海，你独自暗忖这台时代的列车将会驶向何方。

张爱玲在《烬余录》写香港，是从旧上海人的角度去写的。上海跟香港演的，是一出远东双城记。昔日黄浦满街霓虹，弥漫着稀有贵族的气氛。燕子在浦江春暖花开之际到处飞翔，燕语莺啼，美不胜收。哪有人得知燕子哼唱的却是夕阳之歌。

1949年的上海惹来很多遐想。张爱玲惋惜人们只顾纸醉金迷，在店铺的橱窗里找寻自己一瞥即逝的影子。一个终被共产党接收的资本主义城市，彷佛曾三番四次偷步剧透香港的另一结局。

由英国没有占领邻近的舟山而选择了香港、到《南京条约》开放通商后各国在上海设立租界，以至战后国民政府错失接收香港的时机，无不让人惊叹历史轨迹往往只差毫厘。不过这些故事，仍不比一个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堕落来得触动人心。

上海本应比香港更得天独厚

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繁华俨如昙花。打开当时的远东地图，不论政治和地理上，上海本应比香港更得天独厚。战前中国近半数存款和至少86间银行总部都设于上海，黄金买卖规模更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同时又有33间外资银行在当地设行，同期香港只有17间。上海的外国人（Shanghailanders）更自诩大都会居民，发展出以租界利益为依归的主体意识，甚至反过来鄙视当时的香港人为愚笨的被殖民者。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美英将公共租界归还重庆政府，亲日的南京政府则在维希法国手上夺得法租界。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加上通胀急剧恶化，国民政府强推金圆券失败，始令上海商人开始迁往香港等地。1949年淞沪战役后，由于中共的敌视态度和联合国实施韩战禁运，外资银行陆续撤离上海。到1950年代中期，所谓“外资银行”实际只剩下香港的汇丰、渣打和东亚，以及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共四间。旧上海人去楼空，燕雀南飞，只剩一片断垣败瓦。

香港在慢慢地从远东地图中消亡

香港没有即时的热战和通胀威胁，但政府统计由2019年至去年底，已有205间外资总部撤出香港，持牌银行数目则减少13间，包括撤走的澳洲国民银行和多间印资银行。外资银行即使不全面撤离，亦趋向缩减业务。德银及美银早前就分别将高层及交易人员转移到新加坡，中资在港设立区域总部的数目亦首次超越美资，象征式保留在港业务充撑出来的数字将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已制裁多间转运战略物资至俄罗斯及伊朗的香港公司，一旦有本地银行牵涉在内，亦存在被制裁风险，而对冲风险的方法只有避之则吉一着。货柜码头的空荡，既是航线回避香港的开端，亦是香港从远东版图中消亡的起始。

港元将逐渐演变成像1949年前的银元一样

中共接管上海初期发动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前者是由于上海人为求维持银元流通而抵制人民币，导致上海市军管会难以容忍人民币无法流通以及物价波动带来的管治危机。最终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干预，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取缔银元并拘捕使用银元的投机商人。遭强行贬值后的银元，主导地位旋即被人民币所取代。虽然港元是香港法定货币，而外汇储备维持联系汇率尚算稳定，但港元在中共眼中有两大根本问题，其一是货币暗示经济主权，其二是与美元挂钩渐趋向政治不正确。港大年初的研究指出联系汇率对维持香港吸引力和经济稳定攸关重要。维持现况的最大诱因，并非北京认可港元的政治含意，而是避忌与美元脱钩将冲击社会稳定。当经济下滑或人民币迈向自由兑换，港元将逐渐演变成像银元一样的政治选项。当前，香港已加速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及扩大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香港国际金融学会的中国学者率先提出推行“第二港币”与人民币挂钩应对地缘局势紧张，同时《基本法》亦未排斥将人民币纳入法定货币的可能性，因此人民币使用场景增加而港元边缘化的未来并非遥不可及。

“米棉之战”则针对上海投机商人和人民币大量发行招致物价飞升，动用国家粮食储备和国营粮食公司解决经济危机。放在今日，则是香港傀儡制度将配合国企争夺本地市场以解决中国经济压力。近来，北京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可理解成动用举国之力发展新兴产业。面对中国网约车平台相继登陆香港，一向未见动静的港府随即宣布引入的士车队制度及研究规管网约车框架。若本地制度只随北京政策改弦易辙，公平营商环境将难复再。

香港实现“国进民退”只是时间问题

政权对民族资本家不信任，掀起公私合营的序幕。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上海的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制度与香港原有经济结构不完全兼容。英治时期，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的PPP模式在建造海底隧道时已存在。惟北京眼中的公私合营，是利用公共资源作利诱，加入政府或国企投资以控制财团及发展商。例如最近新世界发展与多间中国企业签订协议发展粉岭北部都会区，对象就包括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资拥有的国企。“三反五反”期间，中共依仗民粹粉碎上海工商业。照板煮碗，当企业依赖国家，一举借势歼灭香港裙带资本主义，实现“国进民退”，可能只待时机成熟。

浮华褪尽，人比烟花寂寞。那年的上海，诉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被共产主义湮没的故事。现在谈起旧上海的璀璨，世人只剩依稀印象，就如没有人会在香港茶餐厅边啖罗宋汤，边想海派西餐、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解放上海之间的历史脉络。唯愿在动荡时洪流里，毋忘外滩的长街上，有过在黑白颠倒岁月里出现的影子；毋忘那片断垣仍在盼望燕子的归来。

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窗外时而繁花盛开、时而花果飘零，留低哪种意义就看世间怎记载。

2024-10-25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1/%E4%BD%99%E7%83%AC%E5%90%8E%E7%9A%84%E9%A6%99%E6%B8%AF%7C%E6%96%AD%E5%9E%A3%E6%9C%9B%E5%BD%92%E7%87%95.html

读者广场 | 比祖国统一更高的价值

我的福建朋友问我：为什么台湾不想回归祖国？我说：为什么你要关心这个问题呢？台湾回归祖国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能给你带来免费医疗吗？能给你的孩子带来免费教育吗？能给你的父母带来退休养老金吗？能给你降低房价，能给你找到工作吗？他说：好像都不能。我说：所以台湾是否回归祖国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他说：那什么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呢？我说：你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随时去台湾旅游，是否可以去台湾上学，是否可以去台湾找工作做生意，是否可以和台湾人恋爱结婚。这些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

帝王视角和人民视角

“中国有多大？”这是一个皇帝应该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帝王视角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民视角的问题。现代公民应该关心的是和自己的生活利益相关的问题。而奇怪的是，有许多中国人明明自己的身份是人民，却总是从帝王的视角看待问题，整日替帝王操心，而他自己偏偏不是帝王。

我的台湾朋友告诉我的福建朋友他最近去日本旅游了，我的福建朋友问：你的日本签证办了多久？我的台湾朋友说：没办，直接买机票去机场就好。

日本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的国民可以免签证去对方的国家旅行。我们总是说香港，澳门，台湾都和我们是同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去这些地方却需要办理证件和手续。

欧盟有二十多个成员国，但是法国人去德国旅行，学习，工作，非常方便，就像从福建省去广东省一样。法国人不会觉得德国领土不属于法兰西帝国给法国人带来了什么麻烦和困扰。

只要两岸之间拥有充分自由的人员交流，经济交流，文化交流，那么即便我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家又会给人民带来什么损失呢？相反，如果我们不能随意去台湾旅行学习工作，那么即便台湾属于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答我的福建朋友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台湾不愿意和中国统一？因为台湾人不愿意放弃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差别成为了不必统一的理由。

同样，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差异，这也成为了香港不愿意变得像深圳一样的理由。只是香港没有办法，已经回归了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体。如果香港可以通过独立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法治的话，那么独立一定会成为一种选择。

为什么今天会有新疆人民和西藏人民要求独立呢？那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护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应该给予新疆和西藏以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力。如果不想新疆西藏独立，那么应该给予他们高度自治的权力。

中国人由于在帝国制度和帝制思维下生活了几千年，所以很难摆脱帝王思维和帝王视角。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现代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帝王的国家，21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不是帝王的世纪。我们需要学会理解人民主权和民主思维，从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替帝王操心。

“中国是否统一”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祖国统一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尊重他人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duzheguangchang/dz-china-taiwan-11042024101529.html

中国社交平台出现失业哭诉潮 求职者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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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中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在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与“失业”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许多用户在这些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人哭诉生活的艰辛，有人抱怨职场的不公，也有人表达无奈与愤怒。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许多年轻人在抖音、微信、快手以及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抱怨被公司裁员或找不到工作。本周一，一位失业女子在抖音发布视频，哭诉道：“失业了，我可能要活不下去了。今天刚办理完离职手续，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都说2024年很多大公司都在裁员，没想到我也在其中。今天早上我还高高兴兴地去上班，结果下午老板就紧急召开会议，告诉大家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

这位30多岁的女子还表示，外面工作难找：“有个女同事刚生完二胎，大家都在说找工作各有各的难。我想到我每个月固定的开销——房贷、水电、吃喝拉撒睡，还有分期付款的信用卡，每个月固定花销都在一万元以上，突如其来的失业让人措手不及。”

中国顶尖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在2024年进行了大规模裁员。阿里巴巴在第一季度裁员14,369人，第二季度又裁员6,729人，使得年初以来的裁员总数超过2万人。而腾讯从2022年起陆续裁员，截至2024年累计减少了大约10%的员工，涉及多个部门。

“互联网公司每三个月裁员一次”

一位从事互联网工作的网民说，自疫情以来，她很难再找到工作：“北漂五年了，我们至今没房没车没户口。不过到了这种时候，还真庆幸自己没房没车。我是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的。现在互联网市场不景气，公司几乎每三个月就要大裁员一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甚至生孩子的前一天也在处理工作，在家时，我从未提起被裁员的事。”

今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达1,170万。据多位人士透露，今年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大约为五成，比去年更低。许多企业从老员工开始裁员。

网民王海宏说：“我今年50岁，27年前从江苏一小地方来到上海打工，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才买了房车，成家立业。原以为人到中年能在职业道路上稳定前行。”

王海宏没想到公司突然裁员，轻易打破了他的愿望，让他成为裁员大潮中的一员。他说：“裁员如今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像一座大山，无从下手。”

据报道，不少公司明确拒绝聘用35岁以上的人，这使得该年龄段的求职者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成熟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却因年龄原因被排除在外，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被裁员后去图书馆假装工作

在微信视频中，许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不讳言近期去星巴克或图书馆“消磨时光”，以避免让家人知道自己已失业。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他每天像很多人一样去图书馆坐着，无所事事：“上一份工作被裁以来已经四个多月了，我就一直假装上班，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八点就到图书馆，可八点到时已经很难找到座位。你们可能想不到，图书馆里有很多像我一样假装工作的人。我认为假装上班不是逃避，而是让生活状态和上班时一样。”

网络上有评论认为，中国城市中新出现的“新型流浪汉”指的是一群网络科技失业人士，他们在图书馆度日，以维持“体面”身份，靠积蓄维持现状，直到找到新工作。

中国失业问题尚未到最严重时刻

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还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认为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上，很多人在哭诉。当然，有些人是为了博流量，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真实反映现状。这是中国失业状况的一个基本反映。”

蔡慎坤认为，大量失业不仅反映了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困境，也揭示了社会对失业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他说，现在并不是政府投入资金就能刺激经济、拯救企业的时候：“企业现在不愿意投资，也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民营企业如何谈发展？”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1/%E4%B8%AD%E5%9B%BD%E7%A4%BE%E4%BA%A4%E5%B9%B3%E5%8F%B0%E5%87%BA%E7%8E%B0%E5%A4%B1%E4%B8%9A%E5%93%AD%E8%AF%89%E6%BD%AE%E3%80%80%E6%B1%82%E8%81%8C%E8%80%85%E9%9D%A2%E4%B8%B4%E4%B8%A5%E5%B3%BB%E6%8C%91%E6%88%98.html

【杜耀明評論】經濟「軟對抗」四招出 特區政府防不勝防

《國安法》下，香港當局執法手段強硬，整肅公民社會反對力量不遺餘力，甚至表明「軟對抗」也不會放過。但偏偏香港經濟不受指揮，保安當局對不利本港經濟的「軟對抗」行為也束手無策，說好的「由治及興」兌現無期，不僅有負國家所托，更顯露國家安全的軟肋。

最新經濟數據顯示，本港私人消費開支正拖累香港經濟復甦，其增長幅度由2023年開始下滑，而有五、六十萬從業員的零售業更屬重災區。今年頭八個月零售總額較上年下跌接近8%，比2011年還要低，而8月份跌幅擴大（10.8%），其中汽車、珠寶鐘錶、傢俬等跌幅更大，由21%至35%不等。

北上日本遊遠超留港消費

疫情過去，香港人盛行北上消費，旅遊日本人數亦迅速回到疫前水平，每月超過二十萬人次而且花費不菲。反觀留港消費的開支卻下降，加上來港旅客人數仍未恢復五年前的水平，歐美旅客更減少九成，而大陸客則消費不高，令本地消費市場疲弱。有飲食業人士估計，三月至八月期間有近一千間食肆先後倒閉。

從習近平總書記廣闊的國家安全觀念看，情況繼續惡化下去，不僅打擊經濟和就業，更導致社會不穩，窒礙「由治及興」大業，更且損害國家尊嚴，最後危及香港的經濟安全以至國家安全。更甚者，既然政權以改善經濟民生為提升其合法性的手段，不滿者不難發現，抵制本地消費或者北上消費，便成為不涉暴力但可削弱政權基礎的「軟對抗」手段。

不過，政府發言人認定，零售總額下降有三大原因，即消費模式轉變、港元匯率偏高以及較多市民在暑假外遊。換言之，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大家只能接受，因為港元與美元不會脫鉤，只有望天打卦美元轉弱，才能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其餘原因屬於消費者抉擇，政府無從干預。

「躺平」政府無從干預 「北上」絕對政治正確

政府只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不等於沒有國家安全意識。其實特首即使按照總書記的觀念判斷局勢，依然是束手無策，正如中央面對大陸民眾儲蓄率高但消費意欲低、物業市場低迷，或者人口生育率低，或者故意「躺平」，不論是否出於惡意，當局也莫奈之何。

經濟「軟對抗」從來比政治硬對抗更難應付。一是經濟行為有其合理性，你是否有心藉此搞「軟對抗」，也難分辨清楚。例如哪裏消費決定於性價比，在深圳和日本消費的性價比都比香港「夜繽紛」高，即使你真正目的是「軟對抗」，也可以得到合理的掩飾。二是香港融入大灣區是國策，公開鼓吹到大陸消費，無疑有損香港經濟，但政治絕對正確，誰追究誰便犯政治錯誤。三是人多勢眾跟大隊，2024年上半年香港人每月北上消費高達720萬人次，到日本旅遊超過二十萬人次，只要不宣諸於口，呼朋換友齊齊外遊，香港賺錢外地消費，「軟對抗」的又如何入罪？

「移民潮」加「拒絕生育」拖累經濟發展

消費以外，其他防不勝防的「軟對抗」，如移民外地和拒絕生育，都會帶來負面經濟影響。經過2020年以來一波移民潮，近三十萬人離港，政府立即推出輸入人才計劃，估計近年「人才」帶同家人來港者總數超過二十萬，或能填補流失人口。

不過，今年第三季勞動人口數字顯示，總勞動人口及就業人數仍未恢復2019年的水平，後者比五年前少了大約十六萬人（6%），可見移入人口的數量和質素都不能滿足市場需求，拉低經濟產值。再者，生育率下降，由2018年每千人有11.027個嬰兒降至今年只有10.591個，五年前後降低4%，估計日後生育率繼續放緩，人口老化速度進一步加快，到時不僅經濟有損更會動搖社會穩定。

全力支持港府「錯誤透頂」施政 以削弱其財政能力

還有一招「軟對抗」，政府更是無法招架，就是全力支持錯誤透頂的施政，讓它一錯到底，一敗塗地。例如香港人口未來增幅有限，但近年大力主張開發大量土地，除了交椅州人工島（「明日大嶼」）提供三百公頃土地外，北部都會計劃亦會分階段開發土地三千公頃，可興建五十萬個單位，居住250萬人。

這兩大項目上馬的話，都會直接削弱政府的財政能力。目前香港政府財政儲備不足六千億元，單是交椅洲人工島工程開支已不只此數，加上未來兩三年每年都有財政赤字，因此不惜令債務總額上升至經濟生產總值13%，依然每年發債一千三百億元左右，也要集資發展基建。

收入方面，政府寄望通過大規模賣地建屋收回開發成本，奈何近年地產不景氣，政府賣地收入微薄，今個年度只有不到八億元（賣地收入預算2.2%）。同時，未來三四年，一手樓供應超過十萬伙，日後推出大量用地，若地產商未能承接則打擊市場信心，若賤賣收場則無法收回成本，政府陷入財政危機。

當支持和反對政府者都同樣贊成大量舉債開發數千公頃土地，政府也樂於走向自設的陷阱，它又如何應付「軟對抗」呢？

- 杜耀明 （資深傳媒工作者）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hong-kong-politics-economy-society-10312024105202.html

余文生夫婦受邀見訪華歐盟官員被控「煽顛」判囚 評論：中共用極致手法報復

中國當局早年將提出修憲的人權律師余文生判囚4年，但其獲釋1年後，與妻子前往歐盟駐華使團的路上再被捕，夫妻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於日前分別被判囚3年和21個月；德國和法國外交部發聲明，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兩人。評論指，余文生夫婦同案同罪遭判實屬罕見，這是中共用極致手法進行報復的荒唐判例。

余文生夫婦分別被判囚3年和1年9個月

根據《維權網》消息，周二（29日）上午，北京知名人權律師余文生及妻子許艷，在蘇州中級人民法院被以同樣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被判囚3年和1年9個月，這也是余文生第二次被判刑。

去年4月13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及德國外長貝爾伯克（ Annalena Baerbock）訪問中國，余文生和妻子許艷應邀前往歐盟駐北京代表處參與會見，但他們在搭乘地鐵時，遭到多名便衣警察攔截和口頭傳喚；第二天，余文生夫婦被正式刑事拘留，最初的罪名是「尋釁滋事」，同年5月被正式拘捕。余文生和許艷被羈押期間，再被加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其後只控告「煽動罪」。

今年8月28日，該案在蘇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包括德國、美國等10多名西方駐華使館外交官到場，皆被阻止進入旁聽；多名前往聲援的人權律師也遭攔截。

當局將余文生X上的帖文作為入罪理由

本台獲悉，當局並未以余文生夫婦欲與來訪的德國和歐盟外交官會面一事為由判罪，而是將其發表在X上的帖文作為構陷理由。代理律師強調，這些內容均屬言論自由範疇，不構成任何犯罪。

德法外交部呼籲中國立即釋放余文生夫婦

周三（30日），德國和法國外交部發表聯合聲明，兩國為表彰余文生對中國人權捍衛者提供法律援助，曾在2018年授予他「法德人權獎」。聲明強調余文生夫婦在前往歐盟駐北京代表團的途中遭到任意拘捕，對案件的結果表示遺憾，以及對西方駐華外交官不被允許旁聽表示關注。

德法外交部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余文生夫婦，並敦促中國停止對人權捍衛者的恐嚇和任意拘留，以符合其加強中國法治的既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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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外交部就2018年法德人權獎得主余文生及妻子被判刑發表聯合聲明，敦促中國放人。（德國外交部）

評論：歐盟及德國未有向中國施加足夠壓力

「709律師」之一的包龍軍向本台表示，當局表面以余文生X上的言論定罪，實際上是報復余文生受邀與歐盟及德國外交官見面一事。但他認為歐盟和德國政府在余文生夫婦案上，並沒有向中國當局施加足夠的壓力。

包龍軍說：「文生案，（當局）在推特上收集了就那麼短短幾條的言論，就拿這個又說煽動顛覆，這不欲加之罪嘛？！去歐盟（代表處）不是罪。我覺得歐盟雖然這些人權官員都很努力、很積極，但是真的從歐盟和德國來說，從政府層面她們重視度肯定還是不夠的。」

生活在瑞典的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與自由寫作委員會」協調人張裕，也在接受本台訪問時強調，中共拘捕並對歐盟國家外交官的客人直接判罪，但歐盟和德國面對中共專制政權卻救助乏力。

張裕說：「此案夫妻被捕是在應邀前往歐盟駐華使館的路上，也是本會關注的300多案中的首例及唯一的一例。儘管之前有過本會會員、瑞典公民桂民海，在瑞典使館人員陪同下前往駐北京使館途中被捕及重判的惡例在前。是民主國家政府面對專制當局示弱而救助乏力的顯例，也應引以為戒。」

評論：中共用極致手法報復　法治不彰將變「獻忠社會」

張裕直指在獨立中文筆會20多年來關注的逾300個中國人權案例中，余文生夫婦同案同罪遭判實屬罕見，這是中共用極致手法進行報復的荒唐判例。

張裕說：「首先是夫妻雙方都因言獲罪，同案被捕遭判實在是罕見的。尤其為親人入獄呼籲就按同案同罪處罰，在筆會21年來、已記錄的共300多案的獄中作家名單中就是獨一無二。當局對鳴冤的親人以同案罪行如此打擊報復，開此空前荒唐野蠻的先例，實在令人髮指。」

張裕又指，在中共當局拘捕余文生夫婦後，導致他們兒子出現精神問題甚至試圖自殺，是巨大的家庭悲劇，他譴責中共當局缺乏最基本的人道考量。

而包龍軍也指出，當中國法治不彰，言論空間被封堵，人權律師都被捉進監獄時，中國只會變成「獻忠社會」。

包龍軍說：「現在警權太大了，做到了隨意抓人，只要能抓人那邊就能判的地步。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的控制，完全憑藉她們自己的一個意願，隨意就能判一個人，這個社會是非常可怕的。」

余文生曾提議修改憲法　被控「煽動罪」判囚4年

現年57歲的余文生為中國知名人權律師，長期致力於為宗教受迫害者和其他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支持。2018年1月，他提議修改憲法後被捕，後被徐州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4年。

現年42歲的許艷，在2018年丈夫被捕後和入獄期間，一直為丈夫奔走呼籲，繼而開始為其他弱勢群體發聲，因而長期遭國保監視。

 

編輯：施芷珊　網編：畢子默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lawyer-yu-wensheng-xu-yan-10312024131052.html

美國三大部門發400制裁名單 本台起底其中33間香港公司

香港近年愈趨成中、俄「白手套」，愈難逃遭美國制裁狙擊。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及商務部最新共同公布，新一批共約400間公司和個人制裁名單，涉及在俄烏戰爭中為俄羅斯提供軍工援助。本台深入調查發現，上榜的香港註冊公司數目，破紀錄多達至少33間，當中近7成公司骨幹為中國大陸人，其餘分別來自俄羅斯、台灣等地，當中一名俄國人今年因非法向俄羅斯出口美國軍用微電子產品而被捕。

繼今年8月後，美國周三（30日）再公布新制裁名單，涉及400個個人和實體，財政部制裁270 個、國務院制裁120個、商務部制裁40個，主要打擊第三方國家協助俄羅斯逃避制裁，或助中國「掩人耳目」，為俄方採購、直接輸送軍民兩用技術，包括電子元件、集成電路、無人機零件、晶片製造機械等科技設備，甚至是財務支持，使俄羅斯能夠逃避西方制裁，繼續攻打烏克蘭，平均每間公司涉及數以千萬美元。當中主要來自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土耳其和阿拉伯等國。

今次制裁值得留意是，被點名的香港註冊公司創歷來新高，共多達至少33間，佔今次名單達接近1成。本台據港府「公司查冊網」，逐間了解今次被制裁公司，當中9成使用秘書公司地址，逾三分之一2022年及2023年，即俄鳥戰爭2022年2 月爆發才成立，當中有兩間近來突然解散，包括Allparts Trading Limited、WIN KEY LIMITED。

反映香港成為中、俄的「白手套」和逃避制裁的中轉港

如記者以往調查所得，大部分香港被制裁公司與中國大陸、俄羅斯有密切關聯，反映香港成為兩國的「白手套」和逃避制裁的中轉港。今次33間被制裁公司中，近7成公司的創辦人、股東或董事持有中國大陸公民身分（見表），主要來自深圳、佛山、廣州、汕頭潮南、河南、江西。

另至少3間公司的董事，包括「ACS Systems Limited」的IAROSLAV TIURIUMIN 、「Beyond Center Limited」的ALEKSANDR NEMKOV、「Jove HK Limited」的Denis Postovoy ，持有俄羅斯護照，後兩者同時持有香港身分證。

記者亦據美國司法部文件發現，年屆44歲的俄羅斯公民波斯托沃伊（Denis Postovoy），今年9月16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居住地被捕。起訴書指控， Postovoy密謀違反《出口管制法》 、走私、洗黑錢和欺騙美國，非法向俄羅斯出口美國軍用微電子產品，而 Postovoy持有多間公司包括總部位於香港的 「Jove HK Limited」、「WowCube HK Limited」、「JST Group Hong Kong」， 以及總部位於俄羅斯的「 Vector Group」。「Jove HK Limited」在香港查冊中表明是從事「表明進出口貿易」。

台灣商人亦牽涉在名單內，曾與富士康合作

其餘制裁名單中，有兩間公司董事持有台灣公民身分，包括WIN KEY LIMITED的李讚旗（商人），以及「元富科技集團」（Afox Corporation）的孔承平。「元富科技集團」為知名科技集團，據公司官網指，業務遍及至香港及中國大陸，旗下公司曾是「富士康集團」的關係企業。此外，亦有1間公司「GRANTS PROMOTION SERVICE LIMITED」的董事Murat Zhumabekov 持有哈薩克護照。

另外，財政部特別點名在香港註冊的公司Sinno Electronics，其兩名高管Becky, Lin Qing 和Betty, Peng Minbo 。Sinno Electronics是一家在香港註冊的公司，於香港和中國大陸多個地址經營。該公司長期為俄羅斯的國防採購公司供應微電子產品。

據財政部公布的資料，Becky, Lin Qing擔任Sinno Electronics的常務董事。他也是在香港註冊的Sinno Group Limited（Sinno Group）的董事和100%持股人。該業務集團現以Sinno Group之名，自2010年以來向俄羅斯提供電子設備，並自2015年起在俄羅斯設有辦公室。直至2024年4月，Sinno Group還贊助並參加了俄羅斯最大規模的電子展覽。此外，Sinno Group本身已向俄羅斯的終端用戶發出數百次列為CHPL一級產品的微電子貨運。在Sinno Electronics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後，Becky, Lin Qing仍繼續與美國指定的俄羅斯實體領導層進行互動。

至於Betty, Peng Minbo作為Sinno Electronics的高層管理人員，長期參與俄羅斯電子市場。自烏克蘭全面戰爭爆發以來，Betty, Peng Minbo向俄羅斯發運了數千次外國來源的微電子產品，其中包括對生產俄羅斯先進精密制導武器至關重要的物項。彭敏波還直接與多家美國指定的俄羅斯實體合作，供應用於先進俄羅斯武器系統的電子元件。

財政部亦根據Sinno Electronics交易紀錄，勾出多家香港公司，指它們參與運送和採購工作。

編輯：溫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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