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伊朗和沙特的敵對狀態再度引發世界關注。這兩大國家的水火不容會導致何種變局？
9月底，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警告，如果世界不採取行動阻止伊朗，國際油價可能一升衝天，沙特和伊朗之間的戰爭將破壞全球經濟。
此前兩周，沙特的石油設施遭到襲擊，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自稱為襲擊負責。但沙特將之歸咎於伊朗。而德黑蘭否認。
為何沙特和伊朗如此針鋒相對？
地區主導權和宗教門派
沙特和伊朗這兩個強大的鄰國正為爭奪地區主導地位而展開激烈的鬥爭。
兩國之間的爭斗因宗教分歧加劇。他們各自遵循伊斯蘭教的兩個主要分支之一：伊朗主要是什葉派穆斯林，而沙特阿拉伯則認為自己是國際遜尼派穆斯林的領導大國。
歷史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一個君主制國家，也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認為自己是穆斯林世界的領袖。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此提出了挑戰，伊朗在該地區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國家：一種革命的神權統治，其明確目標是將伊朗模式輸出到境外，首先推廣到中東各個穆斯林國家。
這種宗教分裂反映在更廣泛的中東版圖中，其他中東國家有些什葉派穆斯林佔人口多數，有些則是遜尼派，它們中有些有分別認同伊朗或沙特作為榜樣或老大。
過去15年中東地區重大變局
特別是在過去15年中，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分歧因一系列事件而加劇。
2003年美國帶頭攻打伊拉克推翻了一個遜尼派阿拉伯人薩達姆·侯賽因。伊拉克曾是伊朗的主要對手。
這改變了對伊朗至關重要的地區軍事平衡。它為巴格達什葉派主導的政府開闢了一條道路，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自那以來一直在上升。
之後，到2011年，阿拉伯世界各國反政府的起義（被稱為阿拉伯之春）造成了整個地區的政治不穩定。
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利用這些動亂來擴大其影響力，特別是在敘利亞、巴林和也門，這又進一步加劇了兩大陣營的相互猜疑。
伊朗的批評者說，伊朗有意在整個地區樹立自己的或代理人的影響，並控制從伊朗到地中海的一條陸地走廊。
地區局勢怎麼會變得更緊張？
中東地區戰略競爭正在不斷升溫，因為伊朗在許多方面都贏得了地區鬥爭。
在敘利亞，伊朗（和俄羅斯）支持了阿薩德總統，使敘利亞軍隊基本上擊潰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反叛組織。
沙特正竭力遏制伊朗日益增強的影響力，而沙特王國的實際統治者、年輕而衝動的王儲薩勒曼的軍事冒險主義正在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他在鄰國也門對胡塞反叛運動發動戰爭，部分原因是為了阻止伊朗在那裏的影響力上升。但4年後，這被證明是一場代價高昂的賭博。
德黑蘭否認了有關伊朗向胡塞走私武器的指控，儘管聯合國專家小組的陸續發佈的多份報告表明，德黑蘭在技術和武器方面對胡塞組織提供了大量援助。
與此同時，在黎巴嫩，伊朗的盟友、什葉派民兵組織真主黨領導著一個政治上強大的集團，它控制著一支龐大的、全副武裝的戰鬥部隊。許多觀察家認為，沙特迫使它支持的黎巴嫩總理哈里裏在2017年因真主黨捲入地區衝突而辭職。哈里裏後來返回黎巴嫩，並擱置了辭職之舉。
中東之亂還有不少外部力量在起作用。沙特阿拉伯一直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和鼓舞。
而將伊朗視為致命威脅的以色列，在某種意義上支持了沙特遏制伊朗的努力。這個猶太教國家害怕在敘利亞親伊朗的武裝逐漸推近到其邊境。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兩個最堅決反對2015年限制伊朗核計劃的國際協定的國家，它們堅稱，該計劃不足以減少伊朗獲得核彈的任何機會。
誰是他們的地區盟友？
從廣義上講，中東戰略格局反映了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分歧。
在親沙特陣營中，包括了海灣地區的其他主要遜尼派國家：阿聯酋和巴林，以及埃及和約旦。
在伊朗的陣營裏，包括一個異端的什葉派的成員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他依靠親伊朗的什葉派民兵組織，包括黎巴嫩真主黨，打擊目標主要是遜尼派的反叛組織。
伊拉克以什葉派為主導的政府也是伊朗的親密盟友，但與此矛盾的是，它還與華盛頓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因為巴格達在打擊「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鬥爭中一直依賴華盛頓。
沙特和伊朗之間的競爭是如何進行的？
在許多方面，多年來沙特和伊朗就像當年的美蘇一樣，一直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這相當於中東地區的一場冷戰。
伊朗和沙特沒有直接開戰，但他們在進行著各種代理人戰爭，在地區衝突中，他們分別支持敵對雙方中的一方及該方的武裝組織。
敘利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在也門，沙特指責伊朗向胡塞叛亂運動提供彈道導彈，射向沙特領土。
伊朗還被指控在海灣的戰略水道上稱霸，這是沙特向世界各地出口石油的必經之路。美國說，伊朗是最近襲擊外國油輪的幕後黑手，但伊朗對此予以否認。
沙特和伊朗是否正可能走向直接開戰的地步？
到目前為止，德黑蘭和利雅得都通過代理人進行了戰爭。
兩者都沒有真正凖備與對方直接開戰，但如果胡塞武裝對沙特首都發動重大攻擊，或者，正如2019年9月發生的例子，針對沙特一個關鍵的經濟目標發動攻擊，可能會打亂這場爭霸戰設計好的劇本。
胡塞武裝對沙特基礎設施的襲擊不可避免地為德黑蘭和利雅得之間的對抗增添了新的戰線。就像在波斯灣的情形一樣，伊朗和沙特在海上邊界也越來越針鋒相對，緊張局勢不斷加劇可能會導致更廣泛的衝突。
對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來說，海灣的航行自由至關重要，任何試圖阻斷對國際航運和石油運輸至關重要的波斯灣水道的衝突，都很容易吸引美國海軍和空軍干預。
長期以來，美國及其盟國一直將伊朗視為破壞中東穩定的勢力。沙特領導人越來越將伊朗視為實實在在的生存威脅，沙特王儲似乎願意採取他認為有必要的任何行動，在任何地點，與德黑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進行較量。
9月沙特的石油設施遭到的襲擊，表明沙特脆弱性。如果戰爭爆發，更可能是偶然因素，而不是計劃好的。但沙特自己的激進主動，部分受到特朗普政府在該地區戰略目標的不確定性的鼓舞，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另一個緊張因素。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879937
Monday, 30 September 2019
中共建政70年风云：“中国梦”时代习近平的雄心和焦虑
来源:
美国之音
今年十一应该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检视集大权于一身以来取得成就的最佳时机。但观察家认为，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可能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壮观的游行队伍时，其内心也许并不像几年前修改中国宪法并废除领导人任期制时那么信心满满。
“最近几个月的香港危机让习近平最为头疼，” 纽约大学资深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中文名又译科恩)对美国之音说。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信心受挫可以从他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发现。“习近平面临一个困难的局面，他（的讲话）听起来更加具防守性，并且他第一次开始发出信号，虽然他永远不会对外国的要求和原则问题作寸步退让，但他可能愿意在策略问题和非原则问题上——他称为次要方面——表现得更实际些。这是他灵活性的第一个迹象，”孔杰荣补充道。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说，对那篇提了58次“斗争”的讲话，他读出了习近平内心里的两个字——焦虑。“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天大的难题，”张博树补充道。
中共建政70周年的最近10年---2009至2019，显然打上了深深的习近平印记。
2012年习近平任中共总书记，他提出的“中国梦”口号从此响遍全中国。2017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这是当年毛泽东才有的地位，连邓小平生前都未曾享受过。2018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废除。除了党政军一把手职位外，习近平还是诸多委员会和小组的领导人，有"万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之称。
中国梦：帝王+中共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其《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中国新国政》一书中说：“习近平第三次革命的核心是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把帝王中国与中共领导的中国相连。”
她写道，习近平上台决心扭转 “空转10年” 的胡锦涛时代，他与其前任分道扬镳，拒绝了之前的改革开放道路，代之以改革但不开放政策；他废除了集体领导制度，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强调中共在国家、社会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并寻求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提升。
易明在评价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时说，习近平喜欢控制胜过竞争，导致他自我剥夺了来自市场、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重要回馈机制；习近平对中央集权和对信息的控制，使其难以评估中国国内对领导层政策方向的真实共识；习近平称霸世界的野心既是合作的新机遇也是外部世界的新挑战。而最大的挑战是中国作为一个非自由国家却要在一个自由世界寻求领导地位。于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过去被看作是其国内议题，现在处于其外交政策的前沿和中心。”
危机露端倪
如果说易明书出版时还可以说“无证据显示其第三次革命遭遇危机”，那么在中共建政70年大庆之际北京遭遇危机的迹象则已露出端倪。
“有100至200万维吾尔族人被拘留，对另外100万人进行全面镇压，就因为他们努力保护穆斯林文化、反对企图同化他们的占多数的汉人，”孔杰荣说。 新疆人权危机“使中国的行为成为国际丑闻，使其无法实现对软实力的追求。我们开始将中国的不端行为、集中营等，跟1933年至1941年间德国的事情进行比较。”
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联合英、德、荷、加四国不顾中国警告在场外举行针对新疆人权危机的讨论会，会议敦促联合国坚守价值底线抵制中国假借反恐为名的侵蚀，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加入反对中国人权侵犯的国际联盟。
“他（习近平）实行了对人权律师明显的剥夺和严厉的惩罚政策。这些最优秀的人权律师的自由辩护权被剥夺，因为他们被公开送进监狱、被停牌、被禁声、被失踪或流亡，”精通中国法律的孔杰荣说。“任何人如果对习近平政府的任何行动表示怀疑，就会受到一系列惩罚，”他补充道。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控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像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多数人没意识到他感到多不安全和脆弱”。
70年大庆时习近平正面临香港持续了100多天的反送中抗议运动。
习近平处理这场运动的手法反映了他既不想放弃用暴力手段控制香港社会、又不敢使出对对付大陆抗议民众的手段，比如1989年“六四事件”时的大开杀戒。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张博树所说的习近平的“焦虑”。
“习近平的焦虑首先在于他无法像控制大陆社会一样控制香港，” 一直研究中国宪政问题的张博树说。他认为，只要习近平无法将现在还是地下组织的中共渗透到香港社会基层的每个细胞，“他就做不到真的控制这个社会” 。
张博树表示，习近平更大的焦虑在于台湾。“我判断习近平上台以来要实现中国梦，其中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在他任内要完成祖国统一，就是说要收回台湾。”
超越毛邓梦想暗淡
张博树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将此定为其任内重大的甚至是首位目标，是因为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他将成为功业超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伟人。
但香港危机使习近的梦想暗淡了。“今天你对700万香港人都整不定，因为你不可能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全部拿到香港去，如果你全部拿过去，那就不叫‘一国两制’，那就是‘一国一制’了。如果你在台湾名义上还想保持‘一国两制’，那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明天在台湾也会发生的事情。”张博树说，“对中南海而言这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噩梦，他永远搞不定这两个地方。这就是习近平真正焦虑的地方。”
习近平集权后大刀阔斧展开了反腐运动，不少高官因贪腐罪落马，级别最高的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有"政法王”之称的周永康。但是孔杰荣观察说，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这场反腐运动不过是被他“用来当做打击政敌的工具”。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正面临“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老龄化、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愤怒等困境”；在国外则在美中贸易战中遭遇“巨大压力”，包括被美方要求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还有在金融领域里的摩擦；“然后你会看到南中国海的问题，仍然是个热点。美国正试图把东南亚、澳大利亚的盟友拉到一起，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不过孔杰荣认为习近平也有优点，“他是一位效率很高的外交政策发言人，无论是谈论气候变化，还是谈论国际贸易问题，与全人类分享人类的利益，他都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而且具有说服力。”
但孔杰荣认为，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正引起很多潜在的怀疑和实际的敌意，“中国可能在过度扩张，可能试图使自己从它跟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洲的关系中获取利益。”
敢冒风险、亲历亲为，还是不知羞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总结他对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的评价：“很简单，四个字，不知羞耻。”
他解释说，“看看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你只能说他不知羞耻。他不仅是背叛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他现在也背叛了他老爹主持修改的宪法。”
这位“红二代”对习近平六、七年来的处事能力和目前处境的评价也都是负面的。
“他现在是内外交困，什么事情也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他再大的本事也处理不好。但是在处理不好的各种方案里面，他选的是最差的，”他说。
“香港问题上他也处理不好。他破坏了‘两制’。虽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一个根本没有逻辑的思维，但终归邓小平是看到了不能够把香港像上海一样收回来，那样的话，香港就完蛋了。他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所以实在是叫志大才疏吧。”
“他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现在除了一两个人，栗战书啊，一两个人还在吹他，或者还在说他的好话之外，听不到别人在吹他、在说他的好话。你现在听谁说，除了那个《人民日报》、中央台之外，谁说他英明伟大呀，没人说。”
然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孔杰荣却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观察：他“似乎是个非常坚定 - 如果不是顽固 - 的敢冒高风险的人。”
著有《红色帝国的逻辑》一书的张博树觉得，习近平很像一位勤勉执政、励精图治的皇帝。他说：“他有一番雄心，这几年客观肯定的话，他还是个很勤勉的领导人，事无巨细，从内政到外交，亲历亲为，程度上不亚于大清朝的雍正皇帝。”
“对内，反贪腐，抓基本民生，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民生，7000万人脱贫；对外，大国崛起，在全世界实实在在地推进中国的利益，我称为红色帝国的崛起，”张博树补充道。
但他认为，从宪政自由主义的角度看习近平努力的方向完全错了，“都是想让党国千秋万代，当年毛打下的江山要永远下去，共产党要永远执政，他作为红二代的代表，他要延续下去，按照现代文明总方向来看，是错的。”
能否终身在位悬而未决
习近平虽然废除了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而且至今并没有扶立接班人，但被采访者对他能否终身在位都表示怀疑。
“在这么多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果他犯下很多错误，他是否能持续在位多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这是世界面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 孔杰荣说。
孔杰荣认为，香港危机可能会缩短习近平的在位时间。“他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香港积累起来的危机会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因为世界开始从香港看到自由与镇压的区别所在。”
那位不透露姓名的“红二代”也认为习近平不能终身在位。
他说：“我觉得他终身不了。因为他现在第一是志大才疏，具体的事儿他都处理不好；第二呢，是美国的压力是真真实实的，川普(特朗普)要的不是要你买大豆，川普要的是废除你说是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是废除这个理念。所以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智慧对付川普。”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4%B8%AD%E5%85%B1%E5%BB%BA%E6%94%BF70%E5%B9%B4%E9%A3%8E%E4%BA%91%EF%BC%9A%E2%80%9C%E4%B8%AD%E5%9B%BD%E6%A2%A6%E2%80%9D%E6%97%B6%E4%BB%A3%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9%9B%84%E5%BF%83%E5%92%8C%E7%84%A6%E8%99%91.html
美国之音
今年十一应该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检视集大权于一身以来取得成就的最佳时机。但观察家认为，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可能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壮观的游行队伍时，其内心也许并不像几年前修改中国宪法并废除领导人任期制时那么信心满满。
“最近几个月的香港危机让习近平最为头疼，” 纽约大学资深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中文名又译科恩)对美国之音说。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信心受挫可以从他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发现。“习近平面临一个困难的局面，他（的讲话）听起来更加具防守性，并且他第一次开始发出信号，虽然他永远不会对外国的要求和原则问题作寸步退让，但他可能愿意在策略问题和非原则问题上——他称为次要方面——表现得更实际些。这是他灵活性的第一个迹象，”孔杰荣补充道。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说，对那篇提了58次“斗争”的讲话，他读出了习近平内心里的两个字——焦虑。“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天大的难题，”张博树补充道。
中共建政70周年的最近10年---2009至2019，显然打上了深深的习近平印记。
2012年习近平任中共总书记，他提出的“中国梦”口号从此响遍全中国。2017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这是当年毛泽东才有的地位，连邓小平生前都未曾享受过。2018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废除。除了党政军一把手职位外，习近平还是诸多委员会和小组的领导人，有"万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之称。
中国梦：帝王+中共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其《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中国新国政》一书中说：“习近平第三次革命的核心是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把帝王中国与中共领导的中国相连。”
她写道，习近平上台决心扭转 “空转10年” 的胡锦涛时代，他与其前任分道扬镳，拒绝了之前的改革开放道路，代之以改革但不开放政策；他废除了集体领导制度，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强调中共在国家、社会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并寻求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提升。
易明在评价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时说，习近平喜欢控制胜过竞争，导致他自我剥夺了来自市场、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重要回馈机制；习近平对中央集权和对信息的控制，使其难以评估中国国内对领导层政策方向的真实共识；习近平称霸世界的野心既是合作的新机遇也是外部世界的新挑战。而最大的挑战是中国作为一个非自由国家却要在一个自由世界寻求领导地位。于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过去被看作是其国内议题，现在处于其外交政策的前沿和中心。”
危机露端倪
如果说易明书出版时还可以说“无证据显示其第三次革命遭遇危机”，那么在中共建政70年大庆之际北京遭遇危机的迹象则已露出端倪。
“有100至200万维吾尔族人被拘留，对另外100万人进行全面镇压，就因为他们努力保护穆斯林文化、反对企图同化他们的占多数的汉人，”孔杰荣说。 新疆人权危机“使中国的行为成为国际丑闻，使其无法实现对软实力的追求。我们开始将中国的不端行为、集中营等，跟1933年至1941年间德国的事情进行比较。”
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联合英、德、荷、加四国不顾中国警告在场外举行针对新疆人权危机的讨论会，会议敦促联合国坚守价值底线抵制中国假借反恐为名的侵蚀，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加入反对中国人权侵犯的国际联盟。
“他（习近平）实行了对人权律师明显的剥夺和严厉的惩罚政策。这些最优秀的人权律师的自由辩护权被剥夺，因为他们被公开送进监狱、被停牌、被禁声、被失踪或流亡，”精通中国法律的孔杰荣说。“任何人如果对习近平政府的任何行动表示怀疑，就会受到一系列惩罚，”他补充道。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控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像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多数人没意识到他感到多不安全和脆弱”。
70年大庆时习近平正面临香港持续了100多天的反送中抗议运动。
习近平处理这场运动的手法反映了他既不想放弃用暴力手段控制香港社会、又不敢使出对对付大陆抗议民众的手段，比如1989年“六四事件”时的大开杀戒。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张博树所说的习近平的“焦虑”。
“习近平的焦虑首先在于他无法像控制大陆社会一样控制香港，” 一直研究中国宪政问题的张博树说。他认为，只要习近平无法将现在还是地下组织的中共渗透到香港社会基层的每个细胞，“他就做不到真的控制这个社会” 。
张博树表示，习近平更大的焦虑在于台湾。“我判断习近平上台以来要实现中国梦，其中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在他任内要完成祖国统一，就是说要收回台湾。”
超越毛邓梦想暗淡
张博树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将此定为其任内重大的甚至是首位目标，是因为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他将成为功业超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伟人。
但香港危机使习近的梦想暗淡了。“今天你对700万香港人都整不定，因为你不可能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全部拿到香港去，如果你全部拿过去，那就不叫‘一国两制’，那就是‘一国一制’了。如果你在台湾名义上还想保持‘一国两制’，那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明天在台湾也会发生的事情。”张博树说，“对中南海而言这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噩梦，他永远搞不定这两个地方。这就是习近平真正焦虑的地方。”
习近平集权后大刀阔斧展开了反腐运动，不少高官因贪腐罪落马，级别最高的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有"政法王”之称的周永康。但是孔杰荣观察说，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这场反腐运动不过是被他“用来当做打击政敌的工具”。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正面临“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老龄化、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愤怒等困境”；在国外则在美中贸易战中遭遇“巨大压力”，包括被美方要求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还有在金融领域里的摩擦；“然后你会看到南中国海的问题，仍然是个热点。美国正试图把东南亚、澳大利亚的盟友拉到一起，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不过孔杰荣认为习近平也有优点，“他是一位效率很高的外交政策发言人，无论是谈论气候变化，还是谈论国际贸易问题，与全人类分享人类的利益，他都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而且具有说服力。”
但孔杰荣认为，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正引起很多潜在的怀疑和实际的敌意，“中国可能在过度扩张，可能试图使自己从它跟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洲的关系中获取利益。”
敢冒风险、亲历亲为，还是不知羞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总结他对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的评价：“很简单，四个字，不知羞耻。”
他解释说，“看看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你只能说他不知羞耻。他不仅是背叛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他现在也背叛了他老爹主持修改的宪法。”
这位“红二代”对习近平六、七年来的处事能力和目前处境的评价也都是负面的。
“他现在是内外交困，什么事情也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他再大的本事也处理不好。但是在处理不好的各种方案里面，他选的是最差的，”他说。
“香港问题上他也处理不好。他破坏了‘两制’。虽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一个根本没有逻辑的思维，但终归邓小平是看到了不能够把香港像上海一样收回来，那样的话，香港就完蛋了。他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所以实在是叫志大才疏吧。”
“他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现在除了一两个人，栗战书啊，一两个人还在吹他，或者还在说他的好话之外，听不到别人在吹他、在说他的好话。你现在听谁说，除了那个《人民日报》、中央台之外，谁说他英明伟大呀，没人说。”
然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孔杰荣却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观察：他“似乎是个非常坚定 - 如果不是顽固 - 的敢冒高风险的人。”
著有《红色帝国的逻辑》一书的张博树觉得，习近平很像一位勤勉执政、励精图治的皇帝。他说：“他有一番雄心，这几年客观肯定的话，他还是个很勤勉的领导人，事无巨细，从内政到外交，亲历亲为，程度上不亚于大清朝的雍正皇帝。”
“对内，反贪腐，抓基本民生，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民生，7000万人脱贫；对外，大国崛起，在全世界实实在在地推进中国的利益，我称为红色帝国的崛起，”张博树补充道。
但他认为，从宪政自由主义的角度看习近平努力的方向完全错了，“都是想让党国千秋万代，当年毛打下的江山要永远下去，共产党要永远执政，他作为红二代的代表，他要延续下去，按照现代文明总方向来看，是错的。”
能否终身在位悬而未决
习近平虽然废除了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而且至今并没有扶立接班人，但被采访者对他能否终身在位都表示怀疑。
“在这么多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果他犯下很多错误，他是否能持续在位多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这是世界面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 孔杰荣说。
孔杰荣认为，香港危机可能会缩短习近平的在位时间。“他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香港积累起来的危机会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因为世界开始从香港看到自由与镇压的区别所在。”
那位不透露姓名的“红二代”也认为习近平不能终身在位。
他说：“我觉得他终身不了。因为他现在第一是志大才疏，具体的事儿他都处理不好；第二呢，是美国的压力是真真实实的，川普(特朗普)要的不是要你买大豆，川普要的是废除你说是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是废除这个理念。所以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智慧对付川普。”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4%B8%AD%E5%85%B1%E5%BB%BA%E6%94%BF70%E5%B9%B4%E9%A3%8E%E4%BA%91%EF%BC%9A%E2%80%9C%E4%B8%AD%E5%9B%BD%E6%A2%A6%E2%80%9D%E6%97%B6%E4%BB%A3%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9%9B%84%E5%BF%83%E5%92%8C%E7%84%A6%E8%99%91.html
陶傑：巨嬰是怎樣煉成的
2019年09月19日
林鄭及其後台在香港胡亂攪局，導致多家國際機構以香港正在喪失自治為理由，調低香港的信用評級。
中國加林鄭特府自然視之為「外國勢力干預內政」及「西方不想中國強大」之證據，而不會認為香港敗局，是自己的錯。
自己永遠沒有錯，一切都是他人的錯誤，這是一種叫做「自助偏見」（Self-serving bias）的幼稚心理病。譬如，兒童從小受到縱容和寵愛，一名兩歲小兒剛學會走路，被一張橫放着的椅子絆倒，小孩大哭，母親走過來，不教小孩以後長眼睛看路，而是蹲下來，打着椅子，呵護說：椅子壞，攔在路中，絆倒了寶寶。
小孩考試成績優良，他會認為這是自己勤力用功的結果。但考試不及格，家長為保護小孩心理健康，告訴他：不要氣餒，試題出得不合理，考試前一天你肚子痛，影響臨場表現；或考試那天下大雨，路上交通堵塞，你到試場遲了十五分鐘，不幸失手。
這樣的小兒長大成人，即成為大陸流行的所謂巨嬰。巨嬰國的現代歷史課本，百年屈辱一樁樁控訴：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朝鮮戰爭，全是所謂帝國主義列強的錯。若有人比較羅生門其他版本，探究因由，提供另一邊的事實與平衡的觀點，巨嬰首領即認定此是「歷史虛無主義」。
因此巨嬰出國，全球到處製造場面。比較聳人聽聞的一種：凌晨瑞典斯德哥爾摩街頭，三名大媽大叔拖着行李，因強行要提早入住酒店不果，大吵大鬧，警察來維穩，三傻高呼「殺人啦」，片斷哄動嬰兒國和外面的成人世界。
香港的六月風暴也一樣，萬方有罪：香港年輕人、社交媒體、中學通識教育（是阿董時代搞出來的）、外國勢力、美國政府和國會、香港地產財團、李嘉誠；個個都錯，林鄭和土左，永遠是對的。
一切過錯諉於他人，不會令這個撒賴的嬰兒擁有權力，只會令該種巨嬰永遠覺得受欺凌，自己永遠長不大。所以她說：大量市民抗議，我無法做頭髮，我去不了街，我無法出席酒會。我我我我我。
原來八國聯軍今天還把你當做滿清來欺凌圍堵？噢。
長不大的嬰孩永遠是弱者，在成人世界怎會享有權力？只嘩哩嘩啦的在經濟艙哭鬧不休。空姐來哄，給牠吃糖，牠還哭；給牠玩具，牠又哭，總之一程萬里雲海之上，由北京飛到紐約，這頭弱小的動物是世界的一個奇異的中心。
陶傑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10/20190919.html
林鄭及其後台在香港胡亂攪局，導致多家國際機構以香港正在喪失自治為理由，調低香港的信用評級。
中國加林鄭特府自然視之為「外國勢力干預內政」及「西方不想中國強大」之證據，而不會認為香港敗局，是自己的錯。
自己永遠沒有錯，一切都是他人的錯誤，這是一種叫做「自助偏見」（Self-serving bias）的幼稚心理病。譬如，兒童從小受到縱容和寵愛，一名兩歲小兒剛學會走路，被一張橫放着的椅子絆倒，小孩大哭，母親走過來，不教小孩以後長眼睛看路，而是蹲下來，打着椅子，呵護說：椅子壞，攔在路中，絆倒了寶寶。
小孩考試成績優良，他會認為這是自己勤力用功的結果。但考試不及格，家長為保護小孩心理健康，告訴他：不要氣餒，試題出得不合理，考試前一天你肚子痛，影響臨場表現；或考試那天下大雨，路上交通堵塞，你到試場遲了十五分鐘，不幸失手。
這樣的小兒長大成人，即成為大陸流行的所謂巨嬰。巨嬰國的現代歷史課本，百年屈辱一樁樁控訴：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朝鮮戰爭，全是所謂帝國主義列強的錯。若有人比較羅生門其他版本，探究因由，提供另一邊的事實與平衡的觀點，巨嬰首領即認定此是「歷史虛無主義」。
因此巨嬰出國，全球到處製造場面。比較聳人聽聞的一種：凌晨瑞典斯德哥爾摩街頭，三名大媽大叔拖着行李，因強行要提早入住酒店不果，大吵大鬧，警察來維穩，三傻高呼「殺人啦」，片斷哄動嬰兒國和外面的成人世界。
香港的六月風暴也一樣，萬方有罪：香港年輕人、社交媒體、中學通識教育（是阿董時代搞出來的）、外國勢力、美國政府和國會、香港地產財團、李嘉誠；個個都錯，林鄭和土左，永遠是對的。
一切過錯諉於他人，不會令這個撒賴的嬰兒擁有權力，只會令該種巨嬰永遠覺得受欺凌，自己永遠長不大。所以她說：大量市民抗議，我無法做頭髮，我去不了街，我無法出席酒會。我我我我我。
原來八國聯軍今天還把你當做滿清來欺凌圍堵？噢。
長不大的嬰孩永遠是弱者，在成人世界怎會享有權力？只嘩哩嘩啦的在經濟艙哭鬧不休。空姐來哄，給牠吃糖，牠還哭；給牠玩具，牠又哭，總之一程萬里雲海之上，由北京飛到紐約，這頭弱小的動物是世界的一個奇異的中心。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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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民族主義巨嬰
2019年09月19日
世道人生
最近讀到剛舉行不久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的學者們的報告，讓我進一步認識香港與中國、香港人與中國人，為甚麼會有這種幾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也了解到中國留學生與香港留學生、愛國人士與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人何以無法平靜地討論問題甚而無法溝通。
日本神戶大學的王柯教授認為民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作為動員民眾的政治工具」，另一種是「作為主流的思想意識」；但這二者也有內在聯繫。掌權者會利用民族主義去動員民眾，而得以利用與操控民眾的原因，是由於民族主義已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
Nation，原意是以國民主權為核心而成立的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基礎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日本用漢字譯作「民族」後，由於日本單一種族、單一語言、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使民族成為血緣關係的闡述。至於「中華民族」這個詞語，最初是由梁啟超在甲午戰爭後於1898年提出的，他所想像的「民族」，是以獨立個人的國民作為構成nation state的主體。到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號召革命推翻滿清，就給「中華」賦予排滿並以單一漢族為主體的意涵。王柯認為，漢人革命家為了從滿清手中奪回統治正當性而發明的「中華民族」，比「日本民族」的定義還要狹窄。「中」表達地域概念，「華」表達文明形式，「族」表達血緣關係，這三重元素證明「漢」（「民」）是一個必須具有自己國家的集團（「民族」），並以此區別他者、尋找敵人，「滿」是一個不能與「漢」成為同一種nation的「異類」。
西方原本是為了實現國民主權，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在中國就成了由單一民族（漢族）構成的nation state——「中華民族」國家。原本是民主主義性質的nationalism，就這樣在近代中國被偷梁換柱，變成了一個「民族」至上的主義。而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意識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對nationalism的閹割和歪曲。於是近代中國的掌權者們得以大力宣揚「中華民族」的利益就是終極的價值。
通過滿清入關大屠殺、列強瓜分和日本侵華和南京大屠殺，以不斷宣傳「祖先遭遇慘禍的集體記憶」，而加強了「屈辱的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帶有復仇心理的「中華民族國家思想」成了一種春秋大義，民族主義在中國有絕對的價值。
胡適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nationalism的初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而中華民族論就將之閹割成血緣共同體的民族主義。
近來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反送中集會，都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移民鬧場，香港也不斷有愛國盲眾對市民和記者叫喊襲擊，他們的表現和語言，使人想到愛因斯坦的名言：「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他講這句話時，正值納粹德國的民族主義，即集體意識壓倒個人主義的時代。三年前，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出了一本書叫《巨嬰國》，指中國大多數成年人，心理水準是嬰兒。這樣的成年人，是巨嬰，這樣的國家，是巨嬰國。
而我們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個體。
李怡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10/20190919_1.html
世道人生
最近讀到剛舉行不久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的學者們的報告，讓我進一步認識香港與中國、香港人與中國人，為甚麼會有這種幾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也了解到中國留學生與香港留學生、愛國人士與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人何以無法平靜地討論問題甚而無法溝通。
日本神戶大學的王柯教授認為民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作為動員民眾的政治工具」，另一種是「作為主流的思想意識」；但這二者也有內在聯繫。掌權者會利用民族主義去動員民眾，而得以利用與操控民眾的原因，是由於民族主義已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
Nation，原意是以國民主權為核心而成立的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基礎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日本用漢字譯作「民族」後，由於日本單一種族、單一語言、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使民族成為血緣關係的闡述。至於「中華民族」這個詞語，最初是由梁啟超在甲午戰爭後於1898年提出的，他所想像的「民族」，是以獨立個人的國民作為構成nation state的主體。到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號召革命推翻滿清，就給「中華」賦予排滿並以單一漢族為主體的意涵。王柯認為，漢人革命家為了從滿清手中奪回統治正當性而發明的「中華民族」，比「日本民族」的定義還要狹窄。「中」表達地域概念，「華」表達文明形式，「族」表達血緣關係，這三重元素證明「漢」（「民」）是一個必須具有自己國家的集團（「民族」），並以此區別他者、尋找敵人，「滿」是一個不能與「漢」成為同一種nation的「異類」。
西方原本是為了實現國民主權，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在中國就成了由單一民族（漢族）構成的nation state——「中華民族」國家。原本是民主主義性質的nationalism，就這樣在近代中國被偷梁換柱，變成了一個「民族」至上的主義。而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意識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對nationalism的閹割和歪曲。於是近代中國的掌權者們得以大力宣揚「中華民族」的利益就是終極的價值。
通過滿清入關大屠殺、列強瓜分和日本侵華和南京大屠殺，以不斷宣傳「祖先遭遇慘禍的集體記憶」，而加強了「屈辱的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帶有復仇心理的「中華民族國家思想」成了一種春秋大義，民族主義在中國有絕對的價值。
胡適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nationalism的初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而中華民族論就將之閹割成血緣共同體的民族主義。
近來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反送中集會，都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移民鬧場，香港也不斷有愛國盲眾對市民和記者叫喊襲擊，他們的表現和語言，使人想到愛因斯坦的名言：「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他講這句話時，正值納粹德國的民族主義，即集體意識壓倒個人主義的時代。三年前，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出了一本書叫《巨嬰國》，指中國大多數成年人，心理水準是嬰兒。這樣的成年人，是巨嬰，這樣的國家，是巨嬰國。
而我們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個體。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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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 国庆日香港「非常危险」 警方拒民阵国殇游行 支联会领袖接力办 不惧被控
香港严阵以待明日的中国70周年国庆，警方继昨日拘捕146人，创下自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以来单日拘捕最多人的一天后，又以「明天情况非常危险，与恐怖主义行为越来越接近」为由，拒绝向民间人权阵线就明天的国殇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民阵上诉失败后，表示心伤。
不过，李卓人等三名前立法会议员伙同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决定按民阵原计划举办游行，而且不会向警方申请，实行公民抗命。李卓人向本台表示，未合警方会否拦截，但只要人多，便可克服障碍。
按《公安条例》，在香港境内举办超过50人的集会或超过30人的游行，均须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获发通知书后，警方将协助有关活动进行。民阵早前就明日主题为「没有国庆 只有国殇」的游行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遭警方拒绝，表明反对。
民阵就此提出上诉，在今(30日)午的上诉聆讯中，民阵代表律师表明，甚多港人已预备在明天「行出来」，让民阵举办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让市民和平表达，才可换取一定时空内的局部和平，因为民阵的公众活动获勇武派尊重，一般可以安全进行。而昨日的「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结果发生警民激烈冲突，可见限制集会与各平社会秩序并无关连。
「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演变成警民大冲突，警方发射合共808枚催泪弹、橡胶子阵、布袋弹及海绵弹，并拘捕146人，当中约四成是学生。评论指是为明日的国庆抗议活动减少抗争人数。
不过，警方对民阵的「局部和平」论有疑虑，指公众活动最终都有冲突发生，甚至出现「私了」的情况，非警方或主办单位可以控制，参与者有机会受伤。最后，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民阵的上诉。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结果表示心伤，因为香港只是回归22年，港人便不能在10月1日游行，与北京日益接近。
港警：香港明日非常危险
警方其后在每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上诉委员会的裁决，强调并非针对任何团体及日子，而是平衡风险后作出的审慎决定。总警司谢振中更透露，收到「核心暴徒」情报，指明天国庆日情况将会「非常非常之危险」，包括有人在网上呼吁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召募死士参与暴力行为，而「暴徒」的行径，亦与「恐怖主义愈行愈近」。但警方并未提升香港受恐袭威胁的级别，仍然维持在中度，只是警告市民，参与被警方禁止的公众活动属非法集结。
然而，在记者会中途，身兼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的支联会秘书李卓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社民连前议员梁国雄及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宣布，将以个人身分承接民阵原订明日举行的游行计划，于下午一时在铜锣湾集合，再游行至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据了解，四人虽是以个人名义接棒，但所属组织均会支持。
他们表明不会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认为和平游行是《基本法》赋予市民的权利，毋须警方批准，相反，警方有责任去配合。李卓人更指出，警方现时的做法，是剥夺港人的基本权利，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李卓人又向本台指出，明天面对最大的困难，是警方拦截游行队伍，但若是人数众多，人流自然会流到其他道路而到达终点，反正现在的相关活动已是遍地开花，市民自有智慧克服囝难，大家亦明白当中的安全和法律风险。
至于主办者会否因为煽惑非法集结而被警方拘控，甚至因刑期超过三个月而丧失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李卓人称，四人早已有所考虑，亦不会惧怕，反正他们当中三名前议员均无意再参选。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90930-%E5%9B%BD%E5%BA%86%E6%97%A5%E9%A6%99%E6%B8%AF%E9%9D%9E%E5%B8%B8%E5%8D%B1%E9%99%A9-%E8%AD%A6%E6%96%B9%E6%8B%92%E6%B0%91%E9%98%B5%E5%9B%BD%E6%AE%87%E6%B8%B8%E8%A1%8C-%E6%94%AF%E8%81%94%E4%BC%9A%E9%A2%86%E8%A2%96%E6%8E%A5%E5%8A%9B%E5%8A%9E-%E4%B8%8D%E6%83%A7%E8%A2%AB%E6%8E%A7
不过，李卓人等三名前立法会议员伙同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决定按民阵原计划举办游行，而且不会向警方申请，实行公民抗命。李卓人向本台表示，未合警方会否拦截，但只要人多，便可克服障碍。
按《公安条例》，在香港境内举办超过50人的集会或超过30人的游行，均须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获发通知书后，警方将协助有关活动进行。民阵早前就明日主题为「没有国庆 只有国殇」的游行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遭警方拒绝，表明反对。
民阵就此提出上诉，在今(30日)午的上诉聆讯中，民阵代表律师表明，甚多港人已预备在明天「行出来」，让民阵举办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让市民和平表达，才可换取一定时空内的局部和平，因为民阵的公众活动获勇武派尊重，一般可以安全进行。而昨日的「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结果发生警民激烈冲突，可见限制集会与各平社会秩序并无关连。
「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演变成警民大冲突，警方发射合共808枚催泪弹、橡胶子阵、布袋弹及海绵弹，并拘捕146人，当中约四成是学生。评论指是为明日的国庆抗议活动减少抗争人数。
不过，警方对民阵的「局部和平」论有疑虑，指公众活动最终都有冲突发生，甚至出现「私了」的情况，非警方或主办单位可以控制，参与者有机会受伤。最后，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民阵的上诉。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结果表示心伤，因为香港只是回归22年，港人便不能在10月1日游行，与北京日益接近。
港警：香港明日非常危险
警方其后在每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上诉委员会的裁决，强调并非针对任何团体及日子，而是平衡风险后作出的审慎决定。总警司谢振中更透露，收到「核心暴徒」情报，指明天国庆日情况将会「非常非常之危险」，包括有人在网上呼吁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召募死士参与暴力行为，而「暴徒」的行径，亦与「恐怖主义愈行愈近」。但警方并未提升香港受恐袭威胁的级别，仍然维持在中度，只是警告市民，参与被警方禁止的公众活动属非法集结。
然而，在记者会中途，身兼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的支联会秘书李卓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社民连前议员梁国雄及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宣布，将以个人身分承接民阵原订明日举行的游行计划，于下午一时在铜锣湾集合，再游行至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据了解，四人虽是以个人名义接棒，但所属组织均会支持。
他们表明不会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认为和平游行是《基本法》赋予市民的权利，毋须警方批准，相反，警方有责任去配合。李卓人更指出，警方现时的做法，是剥夺港人的基本权利，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李卓人又向本台指出，明天面对最大的困难，是警方拦截游行队伍，但若是人数众多，人流自然会流到其他道路而到达终点，反正现在的相关活动已是遍地开花，市民自有智慧克服囝难，大家亦明白当中的安全和法律风险。
至于主办者会否因为煽惑非法集结而被警方拘控，甚至因刑期超过三个月而丧失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李卓人称，四人早已有所考虑，亦不会惧怕，反正他们当中三名前议员均无意再参选。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90930-%E5%9B%BD%E5%BA%86%E6%97%A5%E9%A6%99%E6%B8%AF%E9%9D%9E%E5%B8%B8%E5%8D%B1%E9%99%A9-%E8%AD%A6%E6%96%B9%E6%8B%92%E6%B0%91%E9%98%B5%E5%9B%BD%E6%AE%87%E6%B8%B8%E8%A1%8C-%E6%94%AF%E8%81%94%E4%BC%9A%E9%A2%86%E8%A2%96%E6%8E%A5%E5%8A%9B%E5%8A%9E-%E4%B8%8D%E6%83%A7%E8%A2%AB%E6%8E%A7
专家：香港台湾拒绝“一国两制”显示北京情报失灵不知政策为何失败
来源:
美国之音
在北京盛大庆祝中共建政70年的前夕，香港、台湾都以大规模抗议来回应习近平政权加诸两地的“一国两制”紧箍咒。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港、台年轻世代对中国没有信任，而北京却情报失灵无法掌握政策成败，现在只能盲目行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9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仪式上赠勋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表扬他对推动“一国两制”政策的贡献。习近平还重申将“坚定不移”落实“一国两制”政策。不过与此同时，香港自六月以来的反送中抗争还在持续，抗议民众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不断，台湾的政治人物、公民社会也多次以大规模集会和其他活动声援香港的抗议行动。
分析人士说，尽管北京逐渐加大压制力度，并且有意“以拖待变”(wait it out)等待局势缓和，不过北京的底线是要使香港“内地化”，不会允许任何可能改变香港达到这个目标的企图，因此未来抗争恐怕只会多不会少。
上星期，在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一场讨论会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理(Harry Harding)说，北京“一国两制”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香港的“大陆化”(mainlandization)，如果不能让香港“大陆化”，那等于是延续19世纪被英国殖民的羞辱，因此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导致香港偏离“一国两制”轨道的企图。
不过何汉理认为，尽管反送中抗争受到越来越强的镇压，但是许多香港人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原来中国未遵守对香港承诺的一些“旧议题”，逐渐转移到许多涉及香港前途的“新议题”，因此只要中国持续推动香港“大陆化”，这个抗争就会持续。
“只要中国持续推动‘大陆化’的过程，抗争就会持续。我认为一个小小的机会已经消失，那就是‘一国两制’方程式是否有可能在2047年之后延续。”何汉理说，很多人认为北京当局已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邓小平还一度说过或许“一国两制”有机会再延续，但是他认那这个机会已经消失，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听到这种说法。
何汉理说，如果“一国两制”只能维持到2047年，那么北京在推动香港大陆化的过程中就必须设法拉近两地的鸿沟，这个工作不能等到最后一刻，必须在2047年之前完成，因此“现在就必须开始改变香港”。
何汉理预测，这些试图改变香港的企图正是未来港人会有更多抗议的原因，来自中国的压力将反映在媒体、学校系统、法庭、企业以及选举等，他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例指出，尽管中国和香港政府做了许多宣传，但香港年轻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并不大，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进入这个大湾区他们的自由管道就会受到限制，原来使用的社交媒体也无法使用，也由于这些对港人早已珍视的自由价值的限制，他预期未来香港的抗议只会越来越多。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林夏如说，虽然香港是亚洲金融活动中心，但多年来香港的年轻人却受困于“高收入陷阱”(high income trap)，在汇聚国际金融产业的城市中，香港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虽然穷人与富人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等于是比邻而居，但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更不要提购置房产之事，而今年的情况将比往常更糟，香港年轻人的所得将落后于韩国和台湾。
她说，对于香港的经济问题，港府的解决之道就是求助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但这么做却只会让北京对港府如何治理香港有更多决定权，对香港的文化和认同带来无法避免的威胁。
林夏如说，今年发生的反送中抗争只是让香港一直以来潜藏的问题浮出台面，虽然抗争有其近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关于金钱，而是港人与北京不同的价值观，港人对北京的不信任才是北京必须面对的根本挑战。她说，要建立信任不易，但要摧毁信任却极其容易，对香港的抗议，北京的反应是“在所有领域全面终结港人的信任，也伤害到北京自己的战略目标。”
林夏如说，北京在台湾议题上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处理香港抗争对台湾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来自台湾的林夏如说，中国对处理香港抗争的强硬手法“对它想要在台湾达到的目标完全没有帮助。”
林夏如提到，就在去年台湾地方选举前，台湾民调首度出现30年未曾有过的现象，那就是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有所增加，支持统一的比例也提高了百分之4，这是过去30年不曾有过的情形，显示习近平“更大的大棒与更甜的胡萝卜”策略似乎在奏效，可是这个成果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完全毁灭”，今年年中所有台湾民调的数字都回到原点，“人们不支持一国两制、不支持统一、也不觉得他们是中国人”。
“很少有台湾人愿意谈论他们将如何与中国合作。”林夏如说，对任何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说，这都是没有成功机会的说法(non-starter)，等于是“政治自杀”，许多台湾人都认为香港与台湾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许多香港人希望今日的民主自治台湾是明日的香港；许多台湾人害怕今日面临中国影响力日增的香港将是明日的台湾”，而根据民调，40岁以下的台湾人有超过七成支持香港的抗议。
林夏如表示，北京其实有办法可以解决香港的抗争困境，那就是允许特首直选，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抗议者最早提出的诉求。她认为，如果北京在6月时对五大诉求做出一些妥协，例如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抗议行动可能会失去一些势头，但就像商业谈判一般，现在抗议者“价码已经改变”，当局对抗争做出的回应“太迟、太少”，抗争者看到更多更深层的问题，包括制度的问题和政府的反应等，而带着5年前雨伞运动抗议的记忆长大的年轻人，也不会愿意再回到最早的单纯诉求。
林夏如认为，北京的情报系统可能“出了问题”才会使它无法度量为何即便它的意图良好，但却在政策上失败，因此现在它完全是在“盲目行事”。
与此同时，北京在庆祝共产党执政70年时继续宣传其“一国两制”主张。
星期一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招待会上重申，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他也强调，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台湾陆委会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习近平“侈谈”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但北京当局一党专政，“成立70年来的治理举措只有坦克导弹的暴力、异议人士的关押监控，没有和平、自由与人权”，香港情势“更证明所谓‘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不愿信守的虚伪承诺。”
声明说，“师法文革强推错误主张不会成功，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陆委会呼吁中共当局在专制集权70年后，“勇敢地把民主权利还给人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4%B8%93%E5%AE%B6%EF%BC%9A%E9%A6%99%E6%B8%AF%E5%8F%B0%E6%B9%BE%E6%8B%92%E7%BB%9D%E2%80%9C%E4%B8%80%E5%9B%BD%E4%B8%A4%E5%88%B6%E2%80%9D%E6%98%BE%E7%A4%BA%E5%8C%97%E4%BA%AC%E6%83%85%E6%8A%A5%E5%A4%B1%E7%81%B5%E4%B8%8D%E7%9F%A5%E6%94%BF%E7%AD%96%E4%B8%BA%E4%BD%95%E5%A4%B1%E8%B4%A5.html
美国之音
在北京盛大庆祝中共建政70年的前夕，香港、台湾都以大规模抗议来回应习近平政权加诸两地的“一国两制”紧箍咒。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港、台年轻世代对中国没有信任，而北京却情报失灵无法掌握政策成败，现在只能盲目行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9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仪式上赠勋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表扬他对推动“一国两制”政策的贡献。习近平还重申将“坚定不移”落实“一国两制”政策。不过与此同时，香港自六月以来的反送中抗争还在持续，抗议民众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不断，台湾的政治人物、公民社会也多次以大规模集会和其他活动声援香港的抗议行动。
分析人士说，尽管北京逐渐加大压制力度，并且有意“以拖待变”(wait it out)等待局势缓和，不过北京的底线是要使香港“内地化”，不会允许任何可能改变香港达到这个目标的企图，因此未来抗争恐怕只会多不会少。
上星期，在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一场讨论会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理(Harry Harding)说，北京“一国两制”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香港的“大陆化”(mainlandization)，如果不能让香港“大陆化”，那等于是延续19世纪被英国殖民的羞辱，因此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导致香港偏离“一国两制”轨道的企图。
不过何汉理认为，尽管反送中抗争受到越来越强的镇压，但是许多香港人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原来中国未遵守对香港承诺的一些“旧议题”，逐渐转移到许多涉及香港前途的“新议题”，因此只要中国持续推动香港“大陆化”，这个抗争就会持续。
“只要中国持续推动‘大陆化’的过程，抗争就会持续。我认为一个小小的机会已经消失，那就是‘一国两制’方程式是否有可能在2047年之后延续。”何汉理说，很多人认为北京当局已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邓小平还一度说过或许“一国两制”有机会再延续，但是他认那这个机会已经消失，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听到这种说法。
何汉理说，如果“一国两制”只能维持到2047年，那么北京在推动香港大陆化的过程中就必须设法拉近两地的鸿沟，这个工作不能等到最后一刻，必须在2047年之前完成，因此“现在就必须开始改变香港”。
何汉理预测，这些试图改变香港的企图正是未来港人会有更多抗议的原因，来自中国的压力将反映在媒体、学校系统、法庭、企业以及选举等，他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例指出，尽管中国和香港政府做了许多宣传，但香港年轻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并不大，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进入这个大湾区他们的自由管道就会受到限制，原来使用的社交媒体也无法使用，也由于这些对港人早已珍视的自由价值的限制，他预期未来香港的抗议只会越来越多。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林夏如说，虽然香港是亚洲金融活动中心，但多年来香港的年轻人却受困于“高收入陷阱”(high income trap)，在汇聚国际金融产业的城市中，香港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虽然穷人与富人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等于是比邻而居，但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更不要提购置房产之事，而今年的情况将比往常更糟，香港年轻人的所得将落后于韩国和台湾。
她说，对于香港的经济问题，港府的解决之道就是求助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但这么做却只会让北京对港府如何治理香港有更多决定权，对香港的文化和认同带来无法避免的威胁。
林夏如说，今年发生的反送中抗争只是让香港一直以来潜藏的问题浮出台面，虽然抗争有其近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关于金钱，而是港人与北京不同的价值观，港人对北京的不信任才是北京必须面对的根本挑战。她说，要建立信任不易，但要摧毁信任却极其容易，对香港的抗议，北京的反应是“在所有领域全面终结港人的信任，也伤害到北京自己的战略目标。”
林夏如说，北京在台湾议题上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处理香港抗争对台湾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来自台湾的林夏如说，中国对处理香港抗争的强硬手法“对它想要在台湾达到的目标完全没有帮助。”
林夏如提到，就在去年台湾地方选举前，台湾民调首度出现30年未曾有过的现象，那就是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有所增加，支持统一的比例也提高了百分之4，这是过去30年不曾有过的情形，显示习近平“更大的大棒与更甜的胡萝卜”策略似乎在奏效，可是这个成果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完全毁灭”，今年年中所有台湾民调的数字都回到原点，“人们不支持一国两制、不支持统一、也不觉得他们是中国人”。
“很少有台湾人愿意谈论他们将如何与中国合作。”林夏如说，对任何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说，这都是没有成功机会的说法(non-starter)，等于是“政治自杀”，许多台湾人都认为香港与台湾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许多香港人希望今日的民主自治台湾是明日的香港；许多台湾人害怕今日面临中国影响力日增的香港将是明日的台湾”，而根据民调，40岁以下的台湾人有超过七成支持香港的抗议。
林夏如表示，北京其实有办法可以解决香港的抗争困境，那就是允许特首直选，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抗议者最早提出的诉求。她认为，如果北京在6月时对五大诉求做出一些妥协，例如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抗议行动可能会失去一些势头，但就像商业谈判一般，现在抗议者“价码已经改变”，当局对抗争做出的回应“太迟、太少”，抗争者看到更多更深层的问题，包括制度的问题和政府的反应等，而带着5年前雨伞运动抗议的记忆长大的年轻人，也不会愿意再回到最早的单纯诉求。
林夏如认为，北京的情报系统可能“出了问题”才会使它无法度量为何即便它的意图良好，但却在政策上失败，因此现在它完全是在“盲目行事”。
与此同时，北京在庆祝共产党执政70年时继续宣传其“一国两制”主张。
星期一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招待会上重申，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他也强调，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台湾陆委会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习近平“侈谈”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但北京当局一党专政，“成立70年来的治理举措只有坦克导弹的暴力、异议人士的关押监控，没有和平、自由与人权”，香港情势“更证明所谓‘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不愿信守的虚伪承诺。”
声明说，“师法文革强推错误主张不会成功，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陆委会呼吁中共当局在专制集权70年后，“勇敢地把民主权利还给人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4%B8%93%E5%AE%B6%EF%BC%9A%E9%A6%99%E6%B8%AF%E5%8F%B0%E6%B9%BE%E6%8B%92%E7%BB%9D%E2%80%9C%E4%B8%80%E5%9B%BD%E4%B8%A4%E5%88%B6%E2%80%9D%E6%98%BE%E7%A4%BA%E5%8C%97%E4%BA%AC%E6%83%85%E6%8A%A5%E5%A4%B1%E7%81%B5%E4%B8%8D%E7%9F%A5%E6%94%BF%E7%AD%96%E4%B8%BA%E4%BD%95%E5%A4%B1%E8%B4%A5.html
【立場新聞】區家麟：【9.29】警察打巷戰，也在打輿論戰
如何解釋 9.29 警察提早射催淚彈，武力又升級？是的，可以嘗試解釋。
前文〈林鄭終於有一件事值得學習〉寫過，從林鄭社區對話一夜，安然渡過、沒有打、沒有衝突，可見警隊掌握武力，有後台操控，可放可收，只視乎用武策略。（見譚蕙芸〈新伊館不打之謎〉）
社區對話，林鄭千呼萬喚做大騷，自然不想挑起任何場外衝突，令傳媒可以集中報道林鄭慈母對話。9.29「反極權」大遊行，政府自然不想令示威者的訊息好好傳遞，於是史無前例地提早挑起衝突，讓傳媒可以集中講暴力，忘記「反極權」主題。
遊行未開始，警方已在銅鑼灣放催淚彈。
9.29 全球連線反極權大遊行，不少網民（包括連登的 post）事前皆認為，應盡量和平，能更有效向國際社會傳遞「反極權」信息；不過，衝突是否出現，也要看警方態度，有些時候，它根本不想見到示威太和平。
遊行未開始，防暴警罕見地已集結銅鑼灣拉人；遊行快開始時已發射催淚彈，隊尾還在銅鑼灣時，金鐘灣仔亦放催淚彈，以往絕少見。很多人問，究竟想點？其實路人皆見。
警方提早引後衝突，就是不讓示威進入「遊行表態模式」，而是從一開始立即誘發怒火，變成「對戰模式」；特區政府不介意烽煙四起，樂見堵路縱火，就能明正言順，讓傳媒轉移視線。
這是街頭巷戰，也是一場輿論戰。
請記住，嚇怕遊客，一齊攬炒，一巴掌拍不響，沒有警察不成事。大家也不要忘記，警民對戰只是一街之隔，時代廣場外，市民默默摺紙鶴。
繼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長期奮戰，不言敗。
作者網誌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929-880.html
前文〈林鄭終於有一件事值得學習〉寫過，從林鄭社區對話一夜，安然渡過、沒有打、沒有衝突，可見警隊掌握武力，有後台操控，可放可收，只視乎用武策略。（見譚蕙芸〈新伊館不打之謎〉）
社區對話，林鄭千呼萬喚做大騷，自然不想挑起任何場外衝突，令傳媒可以集中報道林鄭慈母對話。9.29「反極權」大遊行，政府自然不想令示威者的訊息好好傳遞，於是史無前例地提早挑起衝突，讓傳媒可以集中講暴力，忘記「反極權」主題。
遊行未開始，警方已在銅鑼灣放催淚彈。
9.29 全球連線反極權大遊行，不少網民（包括連登的 post）事前皆認為，應盡量和平，能更有效向國際社會傳遞「反極權」信息；不過，衝突是否出現，也要看警方態度，有些時候，它根本不想見到示威太和平。
遊行未開始，防暴警罕見地已集結銅鑼灣拉人；遊行快開始時已發射催淚彈，隊尾還在銅鑼灣時，金鐘灣仔亦放催淚彈，以往絕少見。很多人問，究竟想點？其實路人皆見。
警方提早引後衝突，就是不讓示威進入「遊行表態模式」，而是從一開始立即誘發怒火，變成「對戰模式」；特區政府不介意烽煙四起，樂見堵路縱火，就能明正言順，讓傳媒轉移視線。
這是街頭巷戰，也是一場輿論戰。
請記住，嚇怕遊客，一齊攬炒，一巴掌拍不響，沒有警察不成事。大家也不要忘記，警民對戰只是一街之隔，時代廣場外，市民默默摺紙鶴。
繼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長期奮戰，不言敗。
作者網誌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929-880.html
【眾新聞】盧子健：警隊現疲態、政府無對策、極左興風浪
抗爭運動歷時接近四個月，完全沒有平息跡象。但有一點很清𥇦的是：政權企圖以警隊的濫暴濫捕來「止暴」並不成功。面對警隊強大得多的武力，前線堅持勇武抗爭，和理非沒有割席，民意沒有逆轉，林鄭月娥自己亦承認市民對政府和警隊的信任出現懸崖式下滑。香港這一埸抗爭運動堅持了一百多天，真的是可歌可泣。但運動同時面對微妙的形勢：政權會因為困局而和談？抑或是加注瘋狂鎮壓，終至玉石俱焚？
警方在昨日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活動中，大舉拘捕示威者。美聯社
過去兩個月，警隊漸露疲態。警隊高層曾經在8月中和9月中兩次向外國媒體吹風。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就此寫了兩次報道，內容很有參考價值。
在8月中的吹風會，警隊發言人顯得信心滿滿，表示他們絕對有能力控制局面，不需要北京的幫助；又表示已經掌握到抗爭運動一些核心份子的情況，以及能夠通過更機動的組織來迅速回應街頭衝突。
在9月中的吹風會，警隊發言人卻表示警隊運作已接近能力極限，又坦承很多警員因為市民的敵意而感到沮喪。發言人要努力維持前線的士氣，因為在此歷史時刻，祗有警隊能夠保護香港。
在兩次吹風會中，警隊發言人都表示知道日後要修補警隊與民眾的關係，而這將是非常艱巨的工作。
兩次吹風會可見，雖然前線警員殺紅了眼，大量警員違規濫權，警隊的公開發言充斥謊言，但警隊決策者並非完全昩於形勢。他們深知處境不妙。最近「臨時二哥」劉業成向警隊內部發信，為同袍打氣，極力解説「黑警」只是「世界上最大的陰謀和謊言」。劉業成是在8月9日回歸警隊，也許當時就是他制訂了一系列針對示威者的策略，令警隊當時滿有信心控制局面。但現在他要向同袍寫打氣信，是否正好顯示警隊對控制局面的信心已經動搖？
過去幾個星期，警員濫暴濫捕的情況愈趨嚴重，8月31日港鐵太子站內對市民的恐怖襲擊更為警隊的民望判上死刑。前線警員很多粗暴和違規的行為，市民的直覺是這是因為「黑警爛透了」，但這個現象同時傳達一個更重要的訊息，就是很多前線警員在龐大壓力下，情緒失控，陣腳愈來愈亂。
劉業成致同袍信有兩點很值得玩味。第一，他用大篇幅解釋「黑警」的陰謀。這説明不少警員介意這個稱呼。而劉業成努力諉過於人，正好反映警隊內部有人質疑現行的執法策略導致警隊被市民痛恨。第二，一方面劉業成説「香港仍能頂住⋯⋯全靠香港三萬多警察」，但他同時説要徹底解決目前的亂局，「香港警察要聯同香港各界一起努力，以大智慧處理，一起齊心，堅決撥亂反正，才能回復我們本來和諧、安心快樂的香港。」這段説話的潛台詞是向有關人士放話：警隊已經「頂咗好耐」，「各界」要想辦法解決問題。
上述對警隊的分析有助於理解文官政府的表現，包括搞對話會所為何事。林鄭在8月底與商界閉門交心時，説她只剩下三萬警察，哀鳴自己受到重重限制。我估計這是因為自7月底北京定下「止暴制亂」的總方針後，林鄭面對困局束手無策，北京把止暴的重任交了給警隊。8月18日「逼爆維園」後，林鄭希望有所作為，約了一批建制中的「有心人」商量怎樣推動對話，怎料連建制中人幾乎異口同聲建議她先實質回應「五大訴求」，尤其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可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正正是警隊的死穴。林鄭無法駕馭警隊，最後只能以正式撤回條例作為展開對話前的「善意」。林鄭和一眾官員不至不明白，這一點微小不堪的善意作用不大，對話會的作用亦如是。不過，林鄭上不敢諫北京，下無法駕馭警隊。沒有用的工作也要裝扮成有用的來做，沒有實際的姿勢也總算有個姿勢。
在林鄭政府苦無對策的時候，卻有人覺得是機會。這就是中共及其香港支持陣營內的極左勢力，他們與警隊內的鷹派合作，再連結部分黑勢力不斷興風作浪，讓矛盾升級。極左唯恐香港不亂，因為亂為他們提供了奪權的機會。林鄭一方面講對話，另一方面卻出現要求容許警員用實彈、立緊急法、立蒙面法、製造群眾鬥群眾、狙擊教師、記者、醫護等等主張和行為。以極左面目爭取最高領導人的信任，實質上卻是撈政治或者經濟的油水，在中共歷史上出現過的例子多不勝數，在今天的香港出現可以説是情理之中。
香港人在這場由反對逃犯條例蛻變的逆權抗爭運動，表現出驚人的堅毅和團結。美聯社
政權應付抗爭運動亂了套，最重要的原因是港人在這次運動中展示了驚人的堅毅和團結。因為如此，除非政權願意付出極大的代價，鎮壓不會令反抗消失。警隊、林鄭政府、以至北京，如果還有「大智慧」的人，就應該知道唯有認真聆聽和落實港人的民主訴求，香港才能長治久安。抗爭運動亦要運用「大智慧」讓建制（包括警隊）中人明白：香港不是大陸，極左勢力一旦掌權，就是香港玉石俱焚的開始。除了一小撮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可能乘亂撈取好處之外，其餘所有人都是輸家。站到正義的一邊，保住自己的老本，是建制中人唯一正確的選擇。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10/615.html
警方在昨日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活動中，大舉拘捕示威者。美聯社
過去兩個月，警隊漸露疲態。警隊高層曾經在8月中和9月中兩次向外國媒體吹風。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就此寫了兩次報道，內容很有參考價值。
在8月中的吹風會，警隊發言人顯得信心滿滿，表示他們絕對有能力控制局面，不需要北京的幫助；又表示已經掌握到抗爭運動一些核心份子的情況，以及能夠通過更機動的組織來迅速回應街頭衝突。
在9月中的吹風會，警隊發言人卻表示警隊運作已接近能力極限，又坦承很多警員因為市民的敵意而感到沮喪。發言人要努力維持前線的士氣，因為在此歷史時刻，祗有警隊能夠保護香港。
在兩次吹風會中，警隊發言人都表示知道日後要修補警隊與民眾的關係，而這將是非常艱巨的工作。
兩次吹風會可見，雖然前線警員殺紅了眼，大量警員違規濫權，警隊的公開發言充斥謊言，但警隊決策者並非完全昩於形勢。他們深知處境不妙。最近「臨時二哥」劉業成向警隊內部發信，為同袍打氣，極力解説「黑警」只是「世界上最大的陰謀和謊言」。劉業成是在8月9日回歸警隊，也許當時就是他制訂了一系列針對示威者的策略，令警隊當時滿有信心控制局面。但現在他要向同袍寫打氣信，是否正好顯示警隊對控制局面的信心已經動搖？
過去幾個星期，警員濫暴濫捕的情況愈趨嚴重，8月31日港鐵太子站內對市民的恐怖襲擊更為警隊的民望判上死刑。前線警員很多粗暴和違規的行為，市民的直覺是這是因為「黑警爛透了」，但這個現象同時傳達一個更重要的訊息，就是很多前線警員在龐大壓力下，情緒失控，陣腳愈來愈亂。
劉業成致同袍信有兩點很值得玩味。第一，他用大篇幅解釋「黑警」的陰謀。這説明不少警員介意這個稱呼。而劉業成努力諉過於人，正好反映警隊內部有人質疑現行的執法策略導致警隊被市民痛恨。第二，一方面劉業成説「香港仍能頂住⋯⋯全靠香港三萬多警察」，但他同時説要徹底解決目前的亂局，「香港警察要聯同香港各界一起努力，以大智慧處理，一起齊心，堅決撥亂反正，才能回復我們本來和諧、安心快樂的香港。」這段説話的潛台詞是向有關人士放話：警隊已經「頂咗好耐」，「各界」要想辦法解決問題。
上述對警隊的分析有助於理解文官政府的表現，包括搞對話會所為何事。林鄭在8月底與商界閉門交心時，説她只剩下三萬警察，哀鳴自己受到重重限制。我估計這是因為自7月底北京定下「止暴制亂」的總方針後，林鄭面對困局束手無策，北京把止暴的重任交了給警隊。8月18日「逼爆維園」後，林鄭希望有所作為，約了一批建制中的「有心人」商量怎樣推動對話，怎料連建制中人幾乎異口同聲建議她先實質回應「五大訴求」，尤其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可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正正是警隊的死穴。林鄭無法駕馭警隊，最後只能以正式撤回條例作為展開對話前的「善意」。林鄭和一眾官員不至不明白，這一點微小不堪的善意作用不大，對話會的作用亦如是。不過，林鄭上不敢諫北京，下無法駕馭警隊。沒有用的工作也要裝扮成有用的來做，沒有實際的姿勢也總算有個姿勢。
在林鄭政府苦無對策的時候，卻有人覺得是機會。這就是中共及其香港支持陣營內的極左勢力，他們與警隊內的鷹派合作，再連結部分黑勢力不斷興風作浪，讓矛盾升級。極左唯恐香港不亂，因為亂為他們提供了奪權的機會。林鄭一方面講對話，另一方面卻出現要求容許警員用實彈、立緊急法、立蒙面法、製造群眾鬥群眾、狙擊教師、記者、醫護等等主張和行為。以極左面目爭取最高領導人的信任，實質上卻是撈政治或者經濟的油水，在中共歷史上出現過的例子多不勝數，在今天的香港出現可以説是情理之中。
香港人在這場由反對逃犯條例蛻變的逆權抗爭運動，表現出驚人的堅毅和團結。美聯社
政權應付抗爭運動亂了套，最重要的原因是港人在這次運動中展示了驚人的堅毅和團結。因為如此，除非政權願意付出極大的代價，鎮壓不會令反抗消失。警隊、林鄭政府、以至北京，如果還有「大智慧」的人，就應該知道唯有認真聆聽和落實港人的民主訴求，香港才能長治久安。抗爭運動亦要運用「大智慧」讓建制（包括警隊）中人明白：香港不是大陸，極左勢力一旦掌權，就是香港玉石俱焚的開始。除了一小撮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可能乘亂撈取好處之外，其餘所有人都是輸家。站到正義的一邊，保住自己的老本，是建制中人唯一正確的選擇。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10/615.html
金融風暴香港用自己儲備克服，中國卻又在香港教科書改歷史說自己救了整個亞洲。
中國一直講大話，說98年金融危機是他們「救」了香港，現在教科書居然吹到「救」了整個亞洲。
吹到「救」了整個亞洲。
前天在FB出的圖
先說史實：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是靠自己的外匯儲備擊退 George Soros(索羅斯)的，中國毛都沒動過條。
亞洲幾國被擊潰後，索羅斯目標指向香港，然而香港以美元作儲備貨幣，因為港元跟美元卦勾，美元也是國際最普及的貨幣之一，香港在英國人剛徹走(1997)時有 900 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美元存量大可以實行聯系匯率，因索羅斯不能以美元打美元，加上香港政府動用 1000 億港幣拉高香港股市，索羅斯計算過後最終徹走。
那些錢，其實是香港在英國年代一直儲下來的，否則你信香港主權移交一年就即刻因為中國而有那麼多儲備嗎?
至於人民幣不貶值跟整個亞洲股市無大關係，它那時也不是國際貨幣。不貶值是因為有港幣做盾，這𥚃卻巧妙地寫到人民斃影響有多重要，最後加句乜乜新中國重要角色，學子們一讀即紅。
— — 中國在自己國家是像圖中教科書這樣告訴自己國民，所以現在的中國人真的以為自己「救」過香港，說什麼「港狗不懂感恩」乃出自打飛機式洗腦，完全明白。
但當牠們在傳媒、書店、教科圖書等下手，你的子女也相信中國的謊言，就如同香港保衛戰英聯邦軍人及本地港裔義勇軍的歷史被改寫也沒人注視，事實便不會再有人知道，港人後代便會成為被中國政府牽著鼻走的傀儡「小紅兵」。
（原文於2019年5月10日在FB貼出）
from medium https://medium.com/@kyliecthapthong/%E4%B8%AD%E5%9C%8B%E5%8F%88%E5%9C%A8%E9%A6%99%E6%B8%AF%E6%95%99%E7%A7%91%E6%9B%B8%E6%94%B9%E6%AD%B7%E5%8F%B2-%E6%B4%97%E9%A6%99%E6%B8%AF%E5%B0%8F%E6%9C%8B%E5%8F%8B%E8%85%A6-24c197a40e7b
微言微语 中国网络封杀升级
来源:
法广
十一临近，网络监控与封杀进一步升级，香港信息被严密封锁，大部分翻墙软件失效，一批批微信群及个人账号被封杀，正如网友所说，如今保号比保胎更难。
26号， 中国著名公知，宪政学者，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微信号被封， 引发网络热议。此次封号恰恰是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而习近平在会议上特别强调“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贺卫方是公认的温和派公知，其主要言论无非是宣传宪政宪法，并未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庆张庭源律师发帖说：我们可以同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却不愿和知识分子平等对话。
网上又人用讣告的形式发帖悼念贺卫方微信号，这篇题为《赵国君致悼词》：的网文这样写道：
“我国著名的法律布道者，党和政府意识形态领域卓越的非朋友，国家一级嘴力工作者，首批（待定）中国自由勋章获得者，假共和国
里的真公知贺卫方先生的微信，不幸于九月廿六日晚八时许突然口吐白沫，永久地安息了。
红旗招展，哀乐低回，普天同庆，山河怒吼。贺卫方的微信遗体，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之中，点赞点不了，私聊也不行，别有深意地死在了举国欢庆的前夕， 贺卫方微信的死，证明言路已尽， 知识分子最后言论自留地，发声自媒体彻底亡矣。”
今天，贺卫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刷屏社交平台：“割断天下所有公鸡的喉咙，天还是要亮的。”网友们说，这句话注定会成为历史名言。
网络作者王歪嘴在一篇题为《人咬狗才是大新闻》的网文中这样写道： 曾经有个民谣；南北路东西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抓起狗来打石头， 又被石头咬了手。
毕竟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贺老师恢复授课了，才是新闻；出去演讲会场房顶不塌了，才是新闻。在如今这个世道里，被封个嘴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城管打小贩司空见惯，每每小贩们群起攻之的视频发出来才值得大家反复欣赏；交警光天化日之下连打带骂的抢夺电动车，搞出多少起伤亡事故都不是新闻，众目睽睽之下把自行车叫“绿化带”才是新闻。
有毒的药酒、奶制品不是新闻，把说出他们毒害的医生、作家跨省抓捕才是新闻。 什么学科的泰斗被停课退体不是新闻，一条臭了大街的带鱼被捧到北大讲台上才是新闻。 什么领域的权威著作被下架了不是新闻，叼飞盘的也能立言出书了才是新闻。 什么演唱会因某歌手被禁演，什么电影因某演员被禁播也都不是新闻，把新闻联播放到电影院里卖票才是新闻！ 在如今这个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时代，封个号根本就不是啥新闻，反而那些一次号都没封过的快成为新鲜事了。 从对删除一条帖子禁言三五天怒不可遏，难以容忍，到对封号抓人稀松平常司空见惯，我们一直在降低自己的耐受底线”，不过我坚信，距离中华民族的传统底线“只要有口气在，就牢记感谢不杀之恩，被砍掉脑袋之前也能喊出谢主隆恩！”的最高境界，还有极大的下降空间。”
网络作者程凌虚在他题为《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网文中这样写道：“世界的结束并非轰然落幕，而是呜咽一声收场。拔剑四顾心茫然！很多平日经常互动的网友，都在微博微信上消失了！对于很多素未谋面的网友而言，微博微信一别，就是今生！这让人情何以堪？断鸿声里，立尽斜阳。望断天涯路，故人何在？
有的人在说人话，有的人在说鬼话，有的人在说胡话，更多的人是不说话－－有的没有话语权没法说；有的为了眼前的利益懒得说；有的封号禁言不让说。幸好，微博微信上还有一两声微弱的声音，表明这块土地还不至于都是鬼域！还有人在叫魂！黎明前的夜，最黑，最冷，最静。然而，别怕，在冷寂的黑夜中，也孕育着最大的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倒计时已经开始，北京城在经历三次大阅兵预演后呈现出诡异的氛围。市政府已下达国庆阅兵戒严通知：从9月30日至10月7日，天安门广场地区、景山地区、颐和园、香山地区、八达岭高速公路及周边道路和房山十渡等5个地区将采取交通临时管理措施。
二环内多个街区禁止机动车通行。
刘晓原律师日前发帖说：“下午，我在小区周边仔细观察，发现小区两个出口对面都安排了维稳人员，他们坐在人家的小店里监控，看到我出小区门就走出来看一下。我特意地上前去询问，他们说没什么事是上面安排。两个出口，每个出口两个人，每天应是四班倒吧，这样一算每天要十六人。刘晓原@liu_xiaoyuan·33m
花这么多人力成本就为守着我一人。综观全国不知有多少人这样被稳控，全国每年都有“敏感”期，难怪有人说每年维稳费超过军费。
据媒体报道称，十一阅兵时间仅80分钟。为了这短短80分钟，不仅让全国的所谓“重点人员”（包括访民）行动受限，而且还要花费巨额阅兵费与维稳费，在这世界阅兵史上应是罕见！
陈秋实【不移民】 有钱没钱，都挺可怜 国庆期间做火车，身上每个口袋都要翻出 来看，我们拼命读书，想要个社会地位。如 今还不是照样被中学没毕业的小安检像孙子 一样训斤。暂且不说，在法庭被法官训斤闭 嘴少废话，在医院被医生训斤，办个户口被 警察训斤…… 真的好没有尊严呀！从小被教育说，只要 努力读书就可以做人上人！可是我真的不想 做人上人，我就想做个能被尊重的普通人… 怎么就那么难呀
天津市餐饮业很业协会发通知，要求十一期间酒店饭店必须吃寿面国庆主题促销活动，打造国庆面新民俗，增添各种国庆面食品种，发扬各种面条技法，增添各种拌面酱料。
山东德州一酒店，因客人登记信息与身份证不符，走警方罚款十万元
这TM就是自便 自导 自演了一出大戏，可你们这些投资人不许看，更不许乱说乱动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称， 2019年9月30日20时至10月1日24时，将对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
依法对无线电台(站)、无线电发射设备和遥控遥测无线电设备限制或禁止使用，对特定的无线电频率采取技术阻断等措施，以及对无线电波的发射、辐射和传播实施的强制性管理。
各位北京的朋友，请在9月29日之前给车加满油，9月29日～10月4日五环以内加油站不营业（供参考）。
草祭@caojitw·3h
脸书流出中共“十一”国庆期间，民众在北京上厕所需领取「如厕所登记表」，需填写「身分证号、手机号码、姓名、性别、排便种类、预计使用时间等等」。中共担忧有隐私空间的厕所会被敌人利用来破坏国庆，因此做出公厕维稳，这也是习上台以来第二次大阅兵期间、北京再度实施公厕管控。厉害了，习的国！
等把表全填完已经拉了一裤党了
这是我一个老同学昨天在群里说的～～今天早上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妹妹与我聊天，其中就聊到70年大庆上，她家住在南池子。昨晚她爱人出门遛弯，随身带上身份证已经一个多月了，等回来时在一路口把他截住检查完身份证后又让他记住一个口令"交道口"，才能通过。等他走到家门口的那条胡同，又检查了一遍身份证然后被问口号，他说"交道口"才让他回家。她说完给我逗的，这不跟搞地下工作的接头暗号呢。这也不知谁想出来了高招，而且口令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更换。我的亲娘哎，这阵子哪也别去了，脑子不是的，健忘的说不定就回不了家了。[捂脸][偷笑][呲牙]
【《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发表：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人权】白皮书说，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新中国70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70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日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70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70年。
［解放］1949年解放，那中国人就解放 70年了。何谓“解放”？民众比1949 年以前更自由才能叫“解放”，对吧？ 那就一一比较1949年以前，以及以后 这70年到今天，中国大陆民众各个方 面的自由度。迁徙自由、生育自由、办 报自由、办学自由、办企业尤其是开 银行开金融企业的自由、文艺创作自 由、科学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 由、宗教信仰自由、创立创办传播宗 教（场所）的自由、批评政府执政党和 领导人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 小商小贩经营的自由、做慈善办福利 救济机构的自由、行医办医院的自由、 有偿性服务的自由．.．……可以一一比 较，细致入微地比较，看看能否发现 70多年来有怎样巨大的进步。
转：”坦克轰隆隆驶过自己城市的 街道，往广场集结。他们本该出现 在拉达克、海参威，出现在所有边 睡重镇，捍卫领土，保卫国民，收 复失地。可他们偏偏在国内的朋市 耀武扬威，而偏偏还有那么多傻逼 为之热血沸腾……【转】”
沙叶新：你，只是秦始皇和马克思的杂交，是一个利益集团组成的现代王朝。你秘密很多，你隐私不少，你为何至今不敢公布官员们的财产，不敢晒晒衙内们的生财之道？七十周年的超豪华国庆，究竟要花多少钞票？那是衙门的钱吗？不！那是民脂民膏！为了什么？为了扬威，为了炫耀。说穿了，只是紧闭门窗的卡拉ＯＫ，是飞机大炮下的假面舞蹈。还紧张得对行人盘查搜包，恐惧得禁止商店卖刀。何不干脆再下一道禁令，全国都不许笑，因为就怕那笑声里也会藏刀、、如此这般，你还要我为你骄傲，还说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不，我真的要含泪相告，七十年过去了，你何时有过反省？何时下过罪己诏？至少、至少、至少你要认真想一想呀：为什么每个历史时期，你总是拿好人开刀？我至今没选择放逐和流亡，实在是我对这个国家还心存希望。可我要说，我就是要说，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诏瘴天下，插翅难逃！ ！
郭沫若名不虚传
“三江四海迎盛世，
五禽六畜喜心窝，
鸡鸭结伴跳红舞，
猪狗比赛唱红歌”
from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5%BE%AE%E8%A8%80%E5%BE%AE%E8%AF%AD%7C%E4%B8%AD%E5%9B%BD%E7%BD%91%E7%BB%9C%E5%B0%81%E6%9D%80%E5%8D%87%E7%BA%A7.html
法广
十一临近，网络监控与封杀进一步升级，香港信息被严密封锁，大部分翻墙软件失效，一批批微信群及个人账号被封杀，正如网友所说，如今保号比保胎更难。
26号， 中国著名公知，宪政学者，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微信号被封， 引发网络热议。此次封号恰恰是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而习近平在会议上特别强调“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贺卫方是公认的温和派公知，其主要言论无非是宣传宪政宪法，并未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庆张庭源律师发帖说：我们可以同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却不愿和知识分子平等对话。
网上又人用讣告的形式发帖悼念贺卫方微信号，这篇题为《赵国君致悼词》：的网文这样写道：
“我国著名的法律布道者，党和政府意识形态领域卓越的非朋友，国家一级嘴力工作者，首批（待定）中国自由勋章获得者，假共和国
里的真公知贺卫方先生的微信，不幸于九月廿六日晚八时许突然口吐白沫，永久地安息了。
红旗招展，哀乐低回，普天同庆，山河怒吼。贺卫方的微信遗体，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之中，点赞点不了，私聊也不行，别有深意地死在了举国欢庆的前夕， 贺卫方微信的死，证明言路已尽， 知识分子最后言论自留地，发声自媒体彻底亡矣。”
今天，贺卫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刷屏社交平台：“割断天下所有公鸡的喉咙，天还是要亮的。”网友们说，这句话注定会成为历史名言。
网络作者王歪嘴在一篇题为《人咬狗才是大新闻》的网文中这样写道： 曾经有个民谣；南北路东西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抓起狗来打石头， 又被石头咬了手。
毕竟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贺老师恢复授课了，才是新闻；出去演讲会场房顶不塌了，才是新闻。在如今这个世道里，被封个嘴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城管打小贩司空见惯，每每小贩们群起攻之的视频发出来才值得大家反复欣赏；交警光天化日之下连打带骂的抢夺电动车，搞出多少起伤亡事故都不是新闻，众目睽睽之下把自行车叫“绿化带”才是新闻。
有毒的药酒、奶制品不是新闻，把说出他们毒害的医生、作家跨省抓捕才是新闻。 什么学科的泰斗被停课退体不是新闻，一条臭了大街的带鱼被捧到北大讲台上才是新闻。 什么领域的权威著作被下架了不是新闻，叼飞盘的也能立言出书了才是新闻。 什么演唱会因某歌手被禁演，什么电影因某演员被禁播也都不是新闻，把新闻联播放到电影院里卖票才是新闻！ 在如今这个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时代，封个号根本就不是啥新闻，反而那些一次号都没封过的快成为新鲜事了。 从对删除一条帖子禁言三五天怒不可遏，难以容忍，到对封号抓人稀松平常司空见惯，我们一直在降低自己的耐受底线”，不过我坚信，距离中华民族的传统底线“只要有口气在，就牢记感谢不杀之恩，被砍掉脑袋之前也能喊出谢主隆恩！”的最高境界，还有极大的下降空间。”
网络作者程凌虚在他题为《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网文中这样写道：“世界的结束并非轰然落幕，而是呜咽一声收场。拔剑四顾心茫然！很多平日经常互动的网友，都在微博微信上消失了！对于很多素未谋面的网友而言，微博微信一别，就是今生！这让人情何以堪？断鸿声里，立尽斜阳。望断天涯路，故人何在？
有的人在说人话，有的人在说鬼话，有的人在说胡话，更多的人是不说话－－有的没有话语权没法说；有的为了眼前的利益懒得说；有的封号禁言不让说。幸好，微博微信上还有一两声微弱的声音，表明这块土地还不至于都是鬼域！还有人在叫魂！黎明前的夜，最黑，最冷，最静。然而，别怕，在冷寂的黑夜中，也孕育着最大的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倒计时已经开始，北京城在经历三次大阅兵预演后呈现出诡异的氛围。市政府已下达国庆阅兵戒严通知：从9月30日至10月7日，天安门广场地区、景山地区、颐和园、香山地区、八达岭高速公路及周边道路和房山十渡等5个地区将采取交通临时管理措施。
二环内多个街区禁止机动车通行。
刘晓原律师日前发帖说：“下午，我在小区周边仔细观察，发现小区两个出口对面都安排了维稳人员，他们坐在人家的小店里监控，看到我出小区门就走出来看一下。我特意地上前去询问，他们说没什么事是上面安排。两个出口，每个出口两个人，每天应是四班倒吧，这样一算每天要十六人。刘晓原@liu_xiaoyuan·33m
花这么多人力成本就为守着我一人。综观全国不知有多少人这样被稳控，全国每年都有“敏感”期，难怪有人说每年维稳费超过军费。
据媒体报道称，十一阅兵时间仅80分钟。为了这短短80分钟，不仅让全国的所谓“重点人员”（包括访民）行动受限，而且还要花费巨额阅兵费与维稳费，在这世界阅兵史上应是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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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称， 2019年9月30日20时至10月1日24时，将对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
依法对无线电台(站)、无线电发射设备和遥控遥测无线电设备限制或禁止使用，对特定的无线电频率采取技术阻断等措施，以及对无线电波的发射、辐射和传播实施的强制性管理。
各位北京的朋友，请在9月29日之前给车加满油，9月29日～10月4日五环以内加油站不营业（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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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流出中共“十一”国庆期间，民众在北京上厕所需领取「如厕所登记表」，需填写「身分证号、手机号码、姓名、性别、排便种类、预计使用时间等等」。中共担忧有隐私空间的厕所会被敌人利用来破坏国庆，因此做出公厕维稳，这也是习上台以来第二次大阅兵期间、北京再度实施公厕管控。厉害了，习的国！
等把表全填完已经拉了一裤党了
这是我一个老同学昨天在群里说的～～今天早上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妹妹与我聊天，其中就聊到70年大庆上，她家住在南池子。昨晚她爱人出门遛弯，随身带上身份证已经一个多月了，等回来时在一路口把他截住检查完身份证后又让他记住一个口令"交道口"，才能通过。等他走到家门口的那条胡同，又检查了一遍身份证然后被问口号，他说"交道口"才让他回家。她说完给我逗的，这不跟搞地下工作的接头暗号呢。这也不知谁想出来了高招，而且口令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更换。我的亲娘哎，这阵子哪也别去了，脑子不是的，健忘的说不定就回不了家了。[捂脸][偷笑][呲牙]
【《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发表：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人权】白皮书说，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新中国70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70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日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70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70年。
［解放］1949年解放，那中国人就解放 70年了。何谓“解放”？民众比1949 年以前更自由才能叫“解放”，对吧？ 那就一一比较1949年以前，以及以后 这70年到今天，中国大陆民众各个方 面的自由度。迁徙自由、生育自由、办 报自由、办学自由、办企业尤其是开 银行开金融企业的自由、文艺创作自 由、科学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 由、宗教信仰自由、创立创办传播宗 教（场所）的自由、批评政府执政党和 领导人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 小商小贩经营的自由、做慈善办福利 救济机构的自由、行医办医院的自由、 有偿性服务的自由．.．……可以一一比 较，细致入微地比较，看看能否发现 70多年来有怎样巨大的进步。
转：”坦克轰隆隆驶过自己城市的 街道，往广场集结。他们本该出现 在拉达克、海参威，出现在所有边 睡重镇，捍卫领土，保卫国民，收 复失地。可他们偏偏在国内的朋市 耀武扬威，而偏偏还有那么多傻逼 为之热血沸腾……【转】”
沙叶新：你，只是秦始皇和马克思的杂交，是一个利益集团组成的现代王朝。你秘密很多，你隐私不少，你为何至今不敢公布官员们的财产，不敢晒晒衙内们的生财之道？七十周年的超豪华国庆，究竟要花多少钞票？那是衙门的钱吗？不！那是民脂民膏！为了什么？为了扬威，为了炫耀。说穿了，只是紧闭门窗的卡拉ＯＫ，是飞机大炮下的假面舞蹈。还紧张得对行人盘查搜包，恐惧得禁止商店卖刀。何不干脆再下一道禁令，全国都不许笑，因为就怕那笑声里也会藏刀、、如此这般，你还要我为你骄傲，还说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不，我真的要含泪相告，七十年过去了，你何时有过反省？何时下过罪己诏？至少、至少、至少你要认真想一想呀：为什么每个历史时期，你总是拿好人开刀？我至今没选择放逐和流亡，实在是我对这个国家还心存希望。可我要说，我就是要说，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诏瘴天下，插翅难逃！ ！
郭沫若名不虚传
“三江四海迎盛世，
五禽六畜喜心窝，
鸡鸭结伴跳红舞，
猪狗比赛唱红歌”
from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5%BE%AE%E8%A8%80%E5%BE%AE%E8%AF%AD%7C%E4%B8%AD%E5%9B%BD%E7%BD%91%E7%BB%9C%E5%B0%81%E6%9D%80%E5%8D%87%E7%BA%A7.html
中共建政70年 習近平面臨國際國內挑戰
2019年的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週年紀念日。
天安門廣場大規模閲兵儀式正式舉行之前，多次的彩排已經助推北京以及中國各地的慶祝氣氛越發濃厚。
國際媒體當然不會錯過中國這一堪稱本年度最重要的事件，對建政70年的中共未來面對的挑戰不乏評論和看法。
經濟
英國廣播公司（BBC）商務記者安娜·科斯塔（Ana Nicolaci da Costa）寫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療傷之際，中國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現在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發展速度卻是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最緩慢的。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報道說，雖然9月30日公布的兩項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顯示中國的製造業情況比外界預計的要強，但是分析人士說，由於外部經濟環境疲軟，中國的經濟前景仍然黯淡。
政治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刊登文章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70週年之際，習近平用中國過去的困難掙扎為今後可能面對的艱苦時代做凖備。
「中國正處於向後看的階段，不僅圍繞著旅遊業，還包括宣傳、博物館、娛樂業、學校和習近平的講話。習近平的講話充滿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有象徵意味的元素。」
《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的評論文章，提及習近平9月3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他多次提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挑戰，號召「領導幹部要做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戰士」。
文章認為，「值得注意的是，他選擇用『鬥爭』這個詞，而不是挑戰、檢驗或者困難障礙」。
「專家們表示，習近平的反腐敗可能是他面臨的內部鬥爭的首要原因。雖然習近平目前牢牢掌握權力，但是反腐也暴露了他和政治盟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得不面對的薄弱環節。」
《紐約時報》9月30日刊登記者走訪河南信陽後的報道，這裏雖然是所謂「革命老區」，在1950年代的「大躍進」時期以及其後19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年份裏，也是受影響最大的地區。
「在習近平掌權的7年間，他相信要掌控中國，他必須控制歷史。他的行政班子為教科書、電視劇、電影和博物館定下了基調，與他所講述的在黨的鐵腕統治下的國家統一和復興相匹配。」
美聯社刊登評論文章《中國共產黨執政70年的新挑戰》也認為，中共面臨國內的諸多難題。即使在美中貿易戰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就因為達到中等收入水平而呈放緩趨勢。
人口
美聯社文章提及的另一個中國內部問題是人口老齡化。「一胎政策，這個共產黨在1980年代前後開始的控制人口增長政策，使中國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支撐日漸老齡化的人口。」
貿易戰
在國際層面，美聯社提及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的一個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中共慶祝70年建政之際面臨的一系列挑戰中，顯而易見，這個崛起強國與世界霸主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明顯。」
文章認為，雖然中共肯定將比蘇共執政的時間要長，中共的出色政策也讓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脫貧，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力量，但是「習近平的雄心，無論是經濟層面還是軍事層面，都與美國的利益相衝突。」
軍事
菲律賓《馬尼拉時報》（The Manila Times）報道認為，中國在過去70年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這個所謂中土王國重新崛起的事實，如果沒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至少也是無可爭議的。」
《馬尼拉時報》提及菲律賓以及越南、馬來西亞、文萊甚至台灣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以及日本與中國在東海的主權爭議。「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它的軍事實力也在增長，給菲律賓和鄰近地區罩上陰影。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將在今後多年持續下去。但是我們不能讓這些不同看法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
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刊登的評論員文章從台灣的雙十國慶說起。「台北的雙十閲兵與台灣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週年大型慶祝相比顯得很不起眼。」
「星期二，習近平將在北京主持一個別具一格的國慶節，展示他對國家的鐵腕控制，和作為他後盾的軍事力量。這些都在附近地區造成不安。」
文章認為，「中國的震懾策略，實際上掩蓋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現實。在台北的另一個國慶閲兵、在香港的騷亂和中國國內的經濟放緩，都顯示了習近平前面更加難走的一條路。」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883067
天安門廣場大規模閲兵儀式正式舉行之前，多次的彩排已經助推北京以及中國各地的慶祝氣氛越發濃厚。
國際媒體當然不會錯過中國這一堪稱本年度最重要的事件，對建政70年的中共未來面對的挑戰不乏評論和看法。
經濟
英國廣播公司（BBC）商務記者安娜·科斯塔（Ana Nicolaci da Costa）寫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療傷之際，中國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現在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發展速度卻是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最緩慢的。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報道說，雖然9月30日公布的兩項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顯示中國的製造業情況比外界預計的要強，但是分析人士說，由於外部經濟環境疲軟，中國的經濟前景仍然黯淡。
政治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刊登文章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70週年之際，習近平用中國過去的困難掙扎為今後可能面對的艱苦時代做凖備。
「中國正處於向後看的階段，不僅圍繞著旅遊業，還包括宣傳、博物館、娛樂業、學校和習近平的講話。習近平的講話充滿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有象徵意味的元素。」
《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的評論文章，提及習近平9月3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他多次提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挑戰，號召「領導幹部要做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戰士」。
文章認為，「值得注意的是，他選擇用『鬥爭』這個詞，而不是挑戰、檢驗或者困難障礙」。
「專家們表示，習近平的反腐敗可能是他面臨的內部鬥爭的首要原因。雖然習近平目前牢牢掌握權力，但是反腐也暴露了他和政治盟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得不面對的薄弱環節。」
《紐約時報》9月30日刊登記者走訪河南信陽後的報道，這裏雖然是所謂「革命老區」，在1950年代的「大躍進」時期以及其後19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年份裏，也是受影響最大的地區。
「在習近平掌權的7年間，他相信要掌控中國，他必須控制歷史。他的行政班子為教科書、電視劇、電影和博物館定下了基調，與他所講述的在黨的鐵腕統治下的國家統一和復興相匹配。」
美聯社刊登評論文章《中國共產黨執政70年的新挑戰》也認為，中共面臨國內的諸多難題。即使在美中貿易戰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就因為達到中等收入水平而呈放緩趨勢。
人口
美聯社文章提及的另一個中國內部問題是人口老齡化。「一胎政策，這個共產黨在1980年代前後開始的控制人口增長政策，使中國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支撐日漸老齡化的人口。」
貿易戰
在國際層面，美聯社提及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的一個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中共慶祝70年建政之際面臨的一系列挑戰中，顯而易見，這個崛起強國與世界霸主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明顯。」
文章認為，雖然中共肯定將比蘇共執政的時間要長，中共的出色政策也讓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脫貧，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力量，但是「習近平的雄心，無論是經濟層面還是軍事層面，都與美國的利益相衝突。」
軍事
菲律賓《馬尼拉時報》（The Manila Times）報道認為，中國在過去70年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這個所謂中土王國重新崛起的事實，如果沒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至少也是無可爭議的。」
《馬尼拉時報》提及菲律賓以及越南、馬來西亞、文萊甚至台灣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以及日本與中國在東海的主權爭議。「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它的軍事實力也在增長，給菲律賓和鄰近地區罩上陰影。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將在今後多年持續下去。但是我們不能讓這些不同看法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
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刊登的評論員文章從台灣的雙十國慶說起。「台北的雙十閲兵與台灣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週年大型慶祝相比顯得很不起眼。」
「星期二，習近平將在北京主持一個別具一格的國慶節，展示他對國家的鐵腕控制，和作為他後盾的軍事力量。這些都在附近地區造成不安。」
文章認為，「中國的震懾策略，實際上掩蓋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現實。在台北的另一個國慶閲兵、在香港的騷亂和中國國內的經濟放緩，都顯示了習近平前面更加難走的一條路。」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883067
RFI - 路透社：中国驻港军力或已倍增至上万人
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三个多月，警民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路透社周一（9月30号）引述外国使节和国安分析家报道，北京已悄然将部署在香港的中国安全部队人数倍增至上万人。
这是中国为防范全球金融中心香港的反送中动荡可能恶化，所采取最显着的举动。
周二（9月30号）报道指出，进入6月后，因港府拟推出的逃犯修订条例，香港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抗议风潮 反送中运动，警民暴力不断升级。8月29日，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装备进行第22次轮换。此次轮换采取多口岸通关、多路机动、立体投送方式。当时中国官媒新华社表示，这次调动是解放军驻港部队例行“轮换”。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后，北京一直在当地低调保有一批军力。
如今过了一个月，7名亚洲和西方使节称，他们确定8月底的调动完全不是轮换，而是增兵。其中3名使节更指出，自香港6月爆发反政府示威以来，中国驻港部队人数已由原本的3000至5000人暴增为1万至1万2000人。
这些外国使节因此相信，中国现已在香港部署历来最大规模武力，包括解放军及其他镇暴人力和装备。
值得注意的是，有5名使节表示，中国这波在香港加强的武力，其中包括和解放军属不同指挥系统的武警。截至目前外界并不知道中国武警是否出现在香港。
记者向中国国防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港澳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和解放军驻港部队提出询问，全都未获得回覆。
中央社报道，一名香港警方发言人告诉路透社，港警“有能力维持香港的法律和秩序，也有决心要恢复香港的公共安全”。
中国在香港加强的武力，还包括专为镇压都市暴力冲突而特制的装备，例如水砲车和专用来放置有刺铁丝路障的卡车。记者还追踪到，在香港、九龙和新界的17个解放军营区活动多有增加。
北京曾警告不排除依据《基本法》在港副要求下出兵后，在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于7月30号罕见推出一部“反恐”宣传片，公开部队模拟城市战反恐画面，向港人“秀肌肉”意图不言而喻。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6%B8%AF%E6%BE%B3%E5%8F%B0/20190930-%E8%B7%AF%E9%80%8F%E7%A4%BE%E4%B8%AD%E5%9B%BD%E9%A9%BB%E6%B8%AF%E5%86%9B%E5%8A%9B%E6%88%96%E5%B7%B2%E5%80%8D%E5%A2%9E%E8%87%B3%E4%B8%8A%E4%B8%87%E4%BA%BA
这是中国为防范全球金融中心香港的反送中动荡可能恶化，所采取最显着的举动。
周二（9月30号）报道指出，进入6月后，因港府拟推出的逃犯修订条例，香港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抗议风潮 反送中运动，警民暴力不断升级。8月29日，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装备进行第22次轮换。此次轮换采取多口岸通关、多路机动、立体投送方式。当时中国官媒新华社表示，这次调动是解放军驻港部队例行“轮换”。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后，北京一直在当地低调保有一批军力。
如今过了一个月，7名亚洲和西方使节称，他们确定8月底的调动完全不是轮换，而是增兵。其中3名使节更指出，自香港6月爆发反政府示威以来，中国驻港部队人数已由原本的3000至5000人暴增为1万至1万2000人。
这些外国使节因此相信，中国现已在香港部署历来最大规模武力，包括解放军及其他镇暴人力和装备。
值得注意的是，有5名使节表示，中国这波在香港加强的武力，其中包括和解放军属不同指挥系统的武警。截至目前外界并不知道中国武警是否出现在香港。
记者向中国国防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港澳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和解放军驻港部队提出询问，全都未获得回覆。
中央社报道，一名香港警方发言人告诉路透社，港警“有能力维持香港的法律和秩序，也有决心要恢复香港的公共安全”。
中国在香港加强的武力，还包括专为镇压都市暴力冲突而特制的装备，例如水砲车和专用来放置有刺铁丝路障的卡车。记者还追踪到，在香港、九龙和新界的17个解放军营区活动多有增加。
北京曾警告不排除依据《基本法》在港副要求下出兵后，在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于7月30号罕见推出一部“反恐”宣传片，公开部队模拟城市战反恐画面，向港人“秀肌肉”意图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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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 有港人誓言“十一”上街抗议 中共建政70年未见的难堪
中共建政70周年前一天，北京与香港的气氛各异形成对比。“十一”前最后一个週末的28日、29日，香港都有民众上街示威，即便是合法游行也屡屡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遭到逮捕。而正日子“十一”这天，香港反对派誓言将不顾禁令上街抗议要求民主权利。
美国纽约时报文章描述说：“对习近平来说，国庆节是在一个恰当且急需的时刻到来的。在中共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经济受到与美国贸易战拖累的时候，国庆节给了他一个沉浸在中共成就光环之下的机会。中共还在抵挡外界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谴责；下大力气对付非洲猪瘟，这场疫情已导致中国主要肉类猪肉的价格上涨；并试图控制香港已经持续了数月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已上升为对北京统治的公开反抗。”
“香港这个半自治领土在22年前回归中国，对那里举行抗议活动的预期，制造了一个与中共周年庆典对立的叙述。在世界各地，电视台把北京周二的阅兵式 以及晚上的烟火表演 与香港的又一轮催泪瓦斯和气弹袭击的画面交替转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十一”前夕的最后一个周末，香港警方再度大规模拘捕示威者157人，年龄介于12至63岁，其中67人是学生，占所有被捕者43%。据香港警方的数字：过去的週末警方使用了332枚催泪弹、306枚橡胶子弹、95枚布袋弹及79枚海绵弹；示威者则投掷了逾100个汽油弹。
邻近10月1日中共国庆，一向对“香港乱局”持批判立场的中国官媒，相关报导量明显下降。29日香港民众发起全球反极权大游行，再次引发警民强烈冲突，但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并未对此置一词。
不过，香港民众持续要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甚至要在北京举行大型国庆阅兵和各式庆祝活动之际激烈抗议，无异将会让北京难堪。尽管香港民阵发起的10月1日集会游行遭驳回，但民主派将接手，按民阵原路线上街。
香港工党李卓人、民主党何俊仁、社民连梁国雄以及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表示，会以个人名义承接民阵原本游行路线，明天下午1时由铜锣湾东角道，游行至中环遮打道。星岛日报报导，虽然民间人权阵线申请10月1日的游行遭警方反对，但已有不少香港民众在社群媒体上留言，表示仍会自行上街。
有报导指出，“十一”这天有网友计划在九龙及新界至少6个地区举行活动，大规模破坏五星旗，并堵塞沙田马场，阻碍国庆赛马日的举行，还有人说会大量投掷汽油弹，并在港铁及商场纵火，以“营火晚会”迎国庆。组织者还呼吁，在马场中午12时中国国歌仪式期间，一起合唱「愿荣光归香港」并拉起布条。
香港警方可能会出动上万警力应对，严防纵火等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的行径。港警30日宣称：情报显示，明天的示威将非常危险，预料示威者将有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等行为，“与恐怖主义愈行愈近”，但警方有能力处理。
中央社担忧：在“十一”过后，不需要顾虑国庆“面子”的北京当局会对香港採取何种态度，受到关注。有分析指出，由于武力镇压代价太大，北京可能还是透过港警和部分大陆人士渗透进港的方式，不断消耗香港的示威力量。而路透社引述外国使节和国安分析家报导：北京已悄悄将部署在香港的中国安全部队人数倍增至上万人。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91001-%E6%9C%89%E6%B8%AF%E4%BA%BA%E8%AA%93%E8%A8%80%E5%8D%81%E4%B8%80%E4%B8%8A%E8%A1%97%E6%8A%97%E8%AE%AE-%E4%B8%AD%E5%85%B1%E5%BB%BA%E6%94%BF70%E5%B9%B4%E6%9C%AA%E8%A7%81%E7%9A%84%E9%9A%BE%E5%A0%AA
美国纽约时报文章描述说：“对习近平来说，国庆节是在一个恰当且急需的时刻到来的。在中共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经济受到与美国贸易战拖累的时候，国庆节给了他一个沉浸在中共成就光环之下的机会。中共还在抵挡外界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谴责；下大力气对付非洲猪瘟，这场疫情已导致中国主要肉类猪肉的价格上涨；并试图控制香港已经持续了数月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已上升为对北京统治的公开反抗。”
“香港这个半自治领土在22年前回归中国，对那里举行抗议活动的预期，制造了一个与中共周年庆典对立的叙述。在世界各地，电视台把北京周二的阅兵式 以及晚上的烟火表演 与香港的又一轮催泪瓦斯和气弹袭击的画面交替转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十一”前夕的最后一个周末，香港警方再度大规模拘捕示威者157人，年龄介于12至63岁，其中67人是学生，占所有被捕者43%。据香港警方的数字：过去的週末警方使用了332枚催泪弹、306枚橡胶子弹、95枚布袋弹及79枚海绵弹；示威者则投掷了逾100个汽油弹。
邻近10月1日中共国庆，一向对“香港乱局”持批判立场的中国官媒，相关报导量明显下降。29日香港民众发起全球反极权大游行，再次引发警民强烈冲突，但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并未对此置一词。
不过，香港民众持续要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甚至要在北京举行大型国庆阅兵和各式庆祝活动之际激烈抗议，无异将会让北京难堪。尽管香港民阵发起的10月1日集会游行遭驳回，但民主派将接手，按民阵原路线上街。
香港工党李卓人、民主党何俊仁、社民连梁国雄以及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表示，会以个人名义承接民阵原本游行路线，明天下午1时由铜锣湾东角道，游行至中环遮打道。星岛日报报导，虽然民间人权阵线申请10月1日的游行遭警方反对，但已有不少香港民众在社群媒体上留言，表示仍会自行上街。
有报导指出，“十一”这天有网友计划在九龙及新界至少6个地区举行活动，大规模破坏五星旗，并堵塞沙田马场，阻碍国庆赛马日的举行，还有人说会大量投掷汽油弹，并在港铁及商场纵火，以“营火晚会”迎国庆。组织者还呼吁，在马场中午12时中国国歌仪式期间，一起合唱「愿荣光归香港」并拉起布条。
香港警方可能会出动上万警力应对，严防纵火等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的行径。港警30日宣称：情报显示，明天的示威将非常危险，预料示威者将有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等行为，“与恐怖主义愈行愈近”，但警方有能力处理。
中央社担忧：在“十一”过后，不需要顾虑国庆“面子”的北京当局会对香港採取何种态度，受到关注。有分析指出，由于武力镇压代价太大，北京可能还是透过港警和部分大陆人士渗透进港的方式，不断消耗香港的示威力量。而路透社引述外国使节和国安分析家报导：北京已悄悄将部署在香港的中国安全部队人数倍增至上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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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論繆：「如果在美國，抗爭者一早已經被警察開槍打死了」
【文：論繆】
「如果是在美國，這班抗爭者一早就已經被警察開槍打死了。」
這句話，在過去幾個月來大家都應該聽不少，從身邊閱歷比較少的雜工以至滿腹經綸的大狀的口中我都聽過。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這句話沒錯，因為在美國要被警察槍殺實在不難，對此沒有人會異議。
但就算是在美國，警察要槍殺人命也不是沒有權限的吧：警察如果在沒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使用致命武力，會被控謀殺或誤殺。你可能會質問美國對警察的監控是否這麼有效，又或者對美國法律內，何時就有充分理據使用致命武力的尺度有所保留（或者你會覺得是真的太容易了），但我不會懷疑你是在提倡，應該有一些情況下，警察的行為是不需受要法律限制的，又或者是有一些情況下警察使用暴力是不須由法律授權的。因為，他們只是警察，我們從沒有將審判，判刑及執行刑罰的任務及權力都交託給他們。
我相信說「如果是在美國，這班抗爭者一早就已經被警察開槍打死了」這句話的人，在某程度上都厭惡示威者的某些或全部行為，認為他們應得到某些懲罰。但同時，在同情示威者的人當中，要找一個覺得犯了法都不用負責的，也蠻困難。
同情示威者的人，投訴的不單是香港的警察在執行職務時用不合理且過分的武力對待示威者，而是警察經常在根本不可算是執勤的情況下，毆打市民（例如，打完就走，不拘捕的，不算是在執勤）。
我們的警察配備足以作出嚴重身體傷害的武器，穿著可以抵禦同等武器的精良保護裝備。我們絕對不能容許他們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外使用武力，這個根本沒可能有商榷的餘地。如果你是支持法治的話，你沒可能又同時支持執法人員在執法時知法犯法。容許執法人員隨意使用武力是一個極其危險的社會狀況，沒有人會是安全的。
當然，如果你還是覺得，凡是自己厭惡的行為，都不介意有人不依法用武力去懲罰的話，沒問題。下次見面時我會帶備一枝更大的棍。
最後，如果真的在美國，有一個社會議題，議會裡沒有人嘗試幫選民去爭取，社會內商界學者，專業精英多番遊說無效，幾百萬人多次上街和平遊行表達訴求之後，政府依然逆民意一意孤行，人民最後的抗爭方法，相信也很難想像會怎樣跟香港作比較。將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比較，這樣的「如果… 論點」，明顯地真的很無聊。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928.html
「如果是在美國，這班抗爭者一早就已經被警察開槍打死了。」
這句話，在過去幾個月來大家都應該聽不少，從身邊閱歷比較少的雜工以至滿腹經綸的大狀的口中我都聽過。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這句話沒錯，因為在美國要被警察槍殺實在不難，對此沒有人會異議。
但就算是在美國，警察要槍殺人命也不是沒有權限的吧：警察如果在沒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使用致命武力，會被控謀殺或誤殺。你可能會質問美國對警察的監控是否這麼有效，又或者對美國法律內，何時就有充分理據使用致命武力的尺度有所保留（或者你會覺得是真的太容易了），但我不會懷疑你是在提倡，應該有一些情況下，警察的行為是不需受要法律限制的，又或者是有一些情況下警察使用暴力是不須由法律授權的。因為，他們只是警察，我們從沒有將審判，判刑及執行刑罰的任務及權力都交託給他們。
我相信說「如果是在美國，這班抗爭者一早就已經被警察開槍打死了」這句話的人，在某程度上都厭惡示威者的某些或全部行為，認為他們應得到某些懲罰。但同時，在同情示威者的人當中，要找一個覺得犯了法都不用負責的，也蠻困難。
同情示威者的人，投訴的不單是香港的警察在執行職務時用不合理且過分的武力對待示威者，而是警察經常在根本不可算是執勤的情況下，毆打市民（例如，打完就走，不拘捕的，不算是在執勤）。
我們的警察配備足以作出嚴重身體傷害的武器，穿著可以抵禦同等武器的精良保護裝備。我們絕對不能容許他們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外使用武力，這個根本沒可能有商榷的餘地。如果你是支持法治的話，你沒可能又同時支持執法人員在執法時知法犯法。容許執法人員隨意使用武力是一個極其危險的社會狀況，沒有人會是安全的。
當然，如果你還是覺得，凡是自己厭惡的行為，都不介意有人不依法用武力去懲罰的話，沒問題。下次見面時我會帶備一枝更大的棍。
最後，如果真的在美國，有一個社會議題，議會裡沒有人嘗試幫選民去爭取，社會內商界學者，專業精英多番遊說無效，幾百萬人多次上街和平遊行表達訴求之後，政府依然逆民意一意孤行，人民最後的抗爭方法，相信也很難想像會怎樣跟香港作比較。將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比較，這樣的「如果… 論點」，明顯地真的很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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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928.html
香港：崛起中法西斯強權的第一道防綫
原文： Hong Kong: First Line of Defence against a Rising Fascist Power
作者： Aaron Sarin
日期： 2019年9月28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在7月7日，一個年輕人從中國出境到香港之後，找到最近的肯德基，把自己關進了洗手間。他拿出一枝筆和一塊紙牌，為自己的生命將出現的轉變激動得顫抖。 “我從大陸來的，”他寫道，“謝謝你們，香港人！別放棄，為自由而戰！”然後，他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從尖沙咀遊行到西九龍，沿路舉起他的紙牌。當他回到中國，警察拘捕了他，把他脫個精光，強迫他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然後把他和另外40人關在一個房間裡面。他們指責他背叛了中華民族，威脅要把他打死。
那個男人姓盧 (音譯)，他在10天獲釋。在中國，人們在短時間內一而再的被捕然後獲釋是很常見的事，警察用刑也同樣司空見慣。明乎此，盧跑到泰國去了。現在他可能永遠回不去。 “其實，大陸有很多年輕人支持香港的，” 他對衛報的記者 Lily Kuo 說。 “但是因為受到鉗制，以及無時無刻的監控，他們不敢大聲說出想法。” 他們知道，違抗共產黨的話沒可能逃得過刑罰。一個大陸人在微信的私訊罵習近平是懦夫，結果被判了兩年監禁，另一個人因為提議習下台而在7月被判刑，幾個星期之後就死了。異議者董瑤瓊比這兩人走得更遠：她有膽子拍下自己向習近平的海報潑墨。警察上門把她帶走，強行把她關進精神病院，網站博訊報道說，病院的職員收到指示，要慢慢把她毒死。幾十年來，黨極力打造一個無可置疑的專制強權形象 (最能反映這個形象的就是天安門廣場上那些無情的坦克)，就任主席以來，習近平進一步強化這個形象。
可是，在2019年，這個形象開始出現裂紋。整個夏天，中國人看著香港人違抗中央政府，接近四個月過去了，預想中的屠殺還沒有發生。當然了，國家媒體確保了人民被灌輸謊言。為數不少的年輕人也許像盧說的那樣在私下支持香港，但大部份大陸人很馴服的接受了宣傳。他們相信示威者是暴徒，甚至是恐怖份子。可是這場洗腦的成功可能是習近平的最大錯誤之一。通過把混亂場面誇大、描繪一個法紀不存的暴亂，他向中國民眾介紹了一個新概念而不自知：中央政府有弱點。眼下，超過10億人在想像，那些所謂的 “恐怖份子” 可以反抗共產黨而沒有失去性命。無疑的，顛覆的種子已經在發芽了—在深圳、在瀋陽、在上海。
為什麼沒有鎮壓？ 答案是經濟：中國共產黨對境內的資金流動實行嚴格控制，但同一時間，它希望和世界經濟進一步整合。要達成後者而同時保持前者的唯一方法就是保留香港的特別地位。那個地區擁有自由市場經濟，容許外資公司接觸中國，同時讓大陸公司把影響力推展至國門之外。事實上，正如 Kerry Brown 在《中國CEO：習近平的崛起》(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一書中指出的，超過60%的中國對外投資取道香港。 "我們是中國的世界之窗，" 香港政治人劉慧卿說。
天安門廣場惡夢的重演幾乎必然會導致大規模經濟崩盤，中國冒不了這個險，經濟正在放緩的當下更是如此。以習近平的傲慢，他不可能答應示威者所有的要求 (普選等等)，但看來，他還沒有傲慢得派遣軍隊，把香港由一個有厚利的金融樞紐變成西藏新疆一樣死氣沉沉的警察國家。於是，習近平第一次得不到他即位以來孜孜以求的全面威權控制。他落入了陷阱，而設置陷阱的是香港的抗議者(不論他們自知與否)。
這一發展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會過份。習近平之下的中國政府是不知恥的帝國主義者，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它崛起的樣子。黨已經把南中國海大部份地方視為中國的財產，對涉及到的複雜法理問題(或者說國際社會的意見)顯得毫不在意。它在區內開展了大型的填海和軍事化行動，公然違抗國際仲裁法院。眼下，習近平正在用 "一帶一路" 在世界各地建立潛在的附庸國。他的獨裁野心之大，甚至把中國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都廢除了。這些限制是在毛澤東死後引入的，為的是防止出現另一場圍繞單一領袖的災難性個人崇拜。但是，習近平顯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他已經自視為皇帝了。
我們不應該以為他規劃的是一個共產帝國：中國政府只是保留了共產黨之名，因為不保留這個名號將會是承認過往暴行的第一步。把習近平和毛澤東之間的連繫割斷的話，承認毛凙東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壞的惡棍便有了可能。這樣就會建立一個批評當局的先例，最終不可避免會引致習本人倒台。於是，名號留著，但事實上這個共產黨一點都不共產主義(除了它的威權之外)。習近平掌權之後，馬克思主義的學生、活動人士、社會工作者都遭到逮捕和酷刑，大學把馬克思主義學會關了。
正如 Simon Leitch 在為Quilette 撰寫的文章中指出的，中國政府實質上是個法西斯。今天，許多人都把這個詞看作一個誇張用語，但 Leitch 解釋說，這個詞原來的意思是指一個帶有三種明確特徵的政治系統：威權主義、種族民族主義和 "一個資本主義與大型國家指導的工業並存，政府和企業存在伙伴關係的經濟模式"。這裡，我們看到對當下北京政權的完美描述 (假如需要更多證據，我們應該提醒自己，這個政權會把有'錯誤'種族背景的人關進集中營)。共產黨在技術上是一個法西斯。
當我們記起這個法西斯國家威脅要成為新的全球霸權，我們就能理解抗議成功有多重要。假如習近平能夠成功粉碎香港的意志，那麼他接下來把目光投向台灣是沒有多少疑問的事。我的兩位華人朋友甚至說，習近平廢除兩屆任期的真正原因是，他"需要"多一個十年去征服台灣。兩人分別這樣告訴我，都說消息來源是認識的中國國內高級黨委。習近平自己的聲明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他公開說過，台灣問題的解決不能再等下一代人。
此前的中國領導人都聲言台灣屬於中國，但他們哪一個都沒有走到提出武力征服台灣的時間表這一步。那麼，習近平把香港看成台灣的演練是可能的。黨在香港用了一系列的手法，訓練當地警察使用暴力、開設大量的虛假社交媒體帳號來散播不實資訊，凡此種種。也許我們會在幾年之內在台灣再次看到同樣的手法。當然，習近平有可能又一次落入同樣的經濟陷阱。台灣對中共的長遠帝國規劃來說至關重要，部份原因是佔有台灣之後，世上一些最頂尖的科技就會受到大陸控制。假台灣人對黨邪惡影響力的反應和2019年的香港人一樣，北京就會動彈不得。台灣是全球第22大經濟體，而習近平不想這點起變化。
他可能已經想到了這一點，他也可能謀劃另一個方式。要是最壞的情況成真，要是台灣倒下，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可能會猜，接下來會是哪一個國家。區內的反抗一直不起實效。比如阿基諾三世，他是菲律賓前總統。他為人所知的是挑戰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主權聲索，對黨許許多多行為方面的紅線提出反對。在2016年，聯合國的仲裁庭甚至做出了有利菲律賓的裁決—那個裁決製造了一個讓東南亞各國得以組成統一陣綫對抗中國擴張的機會。可是，那時候，阿基諾三世卸任了，由杜特爾特接任。杜特爾特與同為暴君的習近平沒有什麼爭吵，於是機會失去了。看來，共產黨受到命運之神眷顧。
毫無疑問，習近平一直都這樣認為。在他的計劃中沒有為香港人的勇氣和不屈精神留有任何空間，他只是假定，那城市會無所作為的容忍黨提高入侵的力度，以及瓦解各種基本權利，直至它徹底再融入中國為止，也就是2047年，但考慮到中共對協議的不尊重這點，也許還會更早。他大大的誤判了。現在，香港人明白到他們的角色有多重要。他們自視為“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中國的前綫”，這是一政治組織香港自治行動的話。民主派議員陳志全用了同樣的意象，但是他把兩個參加者放到戰區：“香港和台灣一樣，都是遏止北京威權主義和控制擴張的前綫，”他說道。“我們的合作和互相支持將會是我們捍衛自由的關鍵。”盧的同代人在中國看著戰局，抗議每持續多一天，他們的勇氣就多一分。所有國家的自由派都應該期望那前綫可以守得住。
作者： Aaron Sarin
日期： 2019年9月28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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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https://www.reddit.com/r/HongKong/comments/c35068/cartoon_hong_kong_vs_china_over_extradition_bill/ |
在7月7日，一個年輕人從中國出境到香港之後，找到最近的肯德基，把自己關進了洗手間。他拿出一枝筆和一塊紙牌，為自己的生命將出現的轉變激動得顫抖。 “我從大陸來的，”他寫道，“謝謝你們，香港人！別放棄，為自由而戰！”然後，他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從尖沙咀遊行到西九龍，沿路舉起他的紙牌。當他回到中國，警察拘捕了他，把他脫個精光，強迫他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然後把他和另外40人關在一個房間裡面。他們指責他背叛了中華民族，威脅要把他打死。
那個男人姓盧 (音譯)，他在10天獲釋。在中國，人們在短時間內一而再的被捕然後獲釋是很常見的事，警察用刑也同樣司空見慣。明乎此，盧跑到泰國去了。現在他可能永遠回不去。 “其實，大陸有很多年輕人支持香港的，” 他對衛報的記者 Lily Kuo 說。 “但是因為受到鉗制，以及無時無刻的監控，他們不敢大聲說出想法。” 他們知道，違抗共產黨的話沒可能逃得過刑罰。一個大陸人在微信的私訊罵習近平是懦夫，結果被判了兩年監禁，另一個人因為提議習下台而在7月被判刑，幾個星期之後就死了。異議者董瑤瓊比這兩人走得更遠：她有膽子拍下自己向習近平的海報潑墨。警察上門把她帶走，強行把她關進精神病院，網站博訊報道說，病院的職員收到指示，要慢慢把她毒死。幾十年來，黨極力打造一個無可置疑的專制強權形象 (最能反映這個形象的就是天安門廣場上那些無情的坦克)，就任主席以來，習近平進一步強化這個形象。
可是，在2019年，這個形象開始出現裂紋。整個夏天，中國人看著香港人違抗中央政府，接近四個月過去了，預想中的屠殺還沒有發生。當然了，國家媒體確保了人民被灌輸謊言。為數不少的年輕人也許像盧說的那樣在私下支持香港，但大部份大陸人很馴服的接受了宣傳。他們相信示威者是暴徒，甚至是恐怖份子。可是這場洗腦的成功可能是習近平的最大錯誤之一。通過把混亂場面誇大、描繪一個法紀不存的暴亂，他向中國民眾介紹了一個新概念而不自知：中央政府有弱點。眼下，超過10億人在想像，那些所謂的 “恐怖份子” 可以反抗共產黨而沒有失去性命。無疑的，顛覆的種子已經在發芽了—在深圳、在瀋陽、在上海。
為什麼沒有鎮壓？ 答案是經濟：中國共產黨對境內的資金流動實行嚴格控制，但同一時間，它希望和世界經濟進一步整合。要達成後者而同時保持前者的唯一方法就是保留香港的特別地位。那個地區擁有自由市場經濟，容許外資公司接觸中國，同時讓大陸公司把影響力推展至國門之外。事實上，正如 Kerry Brown 在《中國CEO：習近平的崛起》(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一書中指出的，超過60%的中國對外投資取道香港。 "我們是中國的世界之窗，" 香港政治人劉慧卿說。
天安門廣場惡夢的重演幾乎必然會導致大規模經濟崩盤，中國冒不了這個險，經濟正在放緩的當下更是如此。以習近平的傲慢，他不可能答應示威者所有的要求 (普選等等)，但看來，他還沒有傲慢得派遣軍隊，把香港由一個有厚利的金融樞紐變成西藏新疆一樣死氣沉沉的警察國家。於是，習近平第一次得不到他即位以來孜孜以求的全面威權控制。他落入了陷阱，而設置陷阱的是香港的抗議者(不論他們自知與否)。
這一發展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會過份。習近平之下的中國政府是不知恥的帝國主義者，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它崛起的樣子。黨已經把南中國海大部份地方視為中國的財產，對涉及到的複雜法理問題(或者說國際社會的意見)顯得毫不在意。它在區內開展了大型的填海和軍事化行動，公然違抗國際仲裁法院。眼下，習近平正在用 "一帶一路" 在世界各地建立潛在的附庸國。他的獨裁野心之大，甚至把中國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都廢除了。這些限制是在毛澤東死後引入的，為的是防止出現另一場圍繞單一領袖的災難性個人崇拜。但是，習近平顯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他已經自視為皇帝了。
我們不應該以為他規劃的是一個共產帝國：中國政府只是保留了共產黨之名，因為不保留這個名號將會是承認過往暴行的第一步。把習近平和毛澤東之間的連繫割斷的話，承認毛凙東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壞的惡棍便有了可能。這樣就會建立一個批評當局的先例，最終不可避免會引致習本人倒台。於是，名號留著，但事實上這個共產黨一點都不共產主義(除了它的威權之外)。習近平掌權之後，馬克思主義的學生、活動人士、社會工作者都遭到逮捕和酷刑，大學把馬克思主義學會關了。
正如 Simon Leitch 在為Quilette 撰寫的文章中指出的，中國政府實質上是個法西斯。今天，許多人都把這個詞看作一個誇張用語，但 Leitch 解釋說，這個詞原來的意思是指一個帶有三種明確特徵的政治系統：威權主義、種族民族主義和 "一個資本主義與大型國家指導的工業並存，政府和企業存在伙伴關係的經濟模式"。這裡，我們看到對當下北京政權的完美描述 (假如需要更多證據，我們應該提醒自己，這個政權會把有'錯誤'種族背景的人關進集中營)。共產黨在技術上是一個法西斯。
當我們記起這個法西斯國家威脅要成為新的全球霸權，我們就能理解抗議成功有多重要。假如習近平能夠成功粉碎香港的意志，那麼他接下來把目光投向台灣是沒有多少疑問的事。我的兩位華人朋友甚至說，習近平廢除兩屆任期的真正原因是，他"需要"多一個十年去征服台灣。兩人分別這樣告訴我，都說消息來源是認識的中國國內高級黨委。習近平自己的聲明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他公開說過，台灣問題的解決不能再等下一代人。
此前的中國領導人都聲言台灣屬於中國，但他們哪一個都沒有走到提出武力征服台灣的時間表這一步。那麼，習近平把香港看成台灣的演練是可能的。黨在香港用了一系列的手法，訓練當地警察使用暴力、開設大量的虛假社交媒體帳號來散播不實資訊，凡此種種。也許我們會在幾年之內在台灣再次看到同樣的手法。當然，習近平有可能又一次落入同樣的經濟陷阱。台灣對中共的長遠帝國規劃來說至關重要，部份原因是佔有台灣之後，世上一些最頂尖的科技就會受到大陸控制。假台灣人對黨邪惡影響力的反應和2019年的香港人一樣，北京就會動彈不得。台灣是全球第22大經濟體，而習近平不想這點起變化。
他可能已經想到了這一點，他也可能謀劃另一個方式。要是最壞的情況成真，要是台灣倒下，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可能會猜，接下來會是哪一個國家。區內的反抗一直不起實效。比如阿基諾三世，他是菲律賓前總統。他為人所知的是挑戰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主權聲索，對黨許許多多行為方面的紅線提出反對。在2016年，聯合國的仲裁庭甚至做出了有利菲律賓的裁決—那個裁決製造了一個讓東南亞各國得以組成統一陣綫對抗中國擴張的機會。可是，那時候，阿基諾三世卸任了，由杜特爾特接任。杜特爾特與同為暴君的習近平沒有什麼爭吵，於是機會失去了。看來，共產黨受到命運之神眷顧。
毫無疑問，習近平一直都這樣認為。在他的計劃中沒有為香港人的勇氣和不屈精神留有任何空間，他只是假定，那城市會無所作為的容忍黨提高入侵的力度，以及瓦解各種基本權利，直至它徹底再融入中國為止，也就是2047年，但考慮到中共對協議的不尊重這點，也許還會更早。他大大的誤判了。現在，香港人明白到他們的角色有多重要。他們自視為“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中國的前綫”，這是一政治組織香港自治行動的話。民主派議員陳志全用了同樣的意象，但是他把兩個參加者放到戰區：“香港和台灣一樣，都是遏止北京威權主義和控制擴張的前綫，”他說道。“我們的合作和互相支持將會是我們捍衛自由的關鍵。”盧的同代人在中國看著戰局，抗議每持續多一天，他們的勇氣就多一分。所有國家的自由派都應該期望那前綫可以守得住。
【立場新聞】黃燕茹：台北逾十萬人風雨中遊行撐香港 警察人鏈守護
【文：黃燕茹】
遊行路線圖上塞滿了參與遊行的人數，隊伍前端剛抵達終點時，尾端還在剛出發的襄陽路。
929 台港大遊行在颱風雨中舉行，人數突破 10 萬。
志工組長之一的我感謝每個今天一起上街撐香港的人，台灣台北舊城區充滿「香港人加油、台灣人加油」的聲音。
民眾舉行遊行集會的權利是台灣的民主法治基礎，何韻詩遭到潑漆的震撼後，更加強捍衛我方繼續集會遊行的決心；遊行隊伍出發時在西門町路也同樣遭遇到主張台灣中國統一團體的對峙，所幸這次由警方率先抵擋，統派並沒有對遊行造成傷害。
香港組人鏈手牽手反對警察暴力，台灣警察組人鏈手牽手護送遊行。
香港警察和台灣警察最根本差異是，台灣仍有個受民意監督與影響的政府，政府不能忽視人民的聲音。在龐大民意與民主法治制度之下舉辦的集會遊行，警察角色成為協助已合法申請的遊行活動舉辦的力量。
這個在台灣也是歷經長遠與黨國警察國家機器的奮鬥，眾多前輩們的犧牲與推動才能夠有現在的集會權利，相當得來不易，更是要努力守護。
台灣人會繼續守護香港人在台灣主張反送中的言論自由。
作者 Facebook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4033.html
遊行路線圖上塞滿了參與遊行的人數，隊伍前端剛抵達終點時，尾端還在剛出發的襄陽路。
929 台港大遊行在颱風雨中舉行，人數突破 10 萬。
志工組長之一的我感謝每個今天一起上街撐香港的人，台灣台北舊城區充滿「香港人加油、台灣人加油」的聲音。
民眾舉行遊行集會的權利是台灣的民主法治基礎，何韻詩遭到潑漆的震撼後，更加強捍衛我方繼續集會遊行的決心；遊行隊伍出發時在西門町路也同樣遭遇到主張台灣中國統一團體的對峙，所幸這次由警方率先抵擋，統派並沒有對遊行造成傷害。
香港組人鏈手牽手反對警察暴力，台灣警察組人鏈手牽手護送遊行。
香港警察和台灣警察最根本差異是，台灣仍有個受民意監督與影響的政府，政府不能忽視人民的聲音。在龐大民意與民主法治制度之下舉辦的集會遊行，警察角色成為協助已合法申請的遊行活動舉辦的力量。
這個在台灣也是歷經長遠與黨國警察國家機器的奮鬥，眾多前輩們的犧牲與推動才能夠有現在的集會權利，相當得來不易，更是要努力守護。
台灣人會繼續守護香港人在台灣主張反送中的言論自由。
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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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4033.html
Sunday, 29 September 2019
美国之音 | 新疆人权危机后，下一个轮到回族了？
在新疆人权危机成为国际焦点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回族穆斯林担心，他们将成为当局打压的下一个目标。
中国有2100至2300万穆斯林，其中约一半是回族。以往，中国政府对回族穆斯林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京迫害维吾尔人的“新疆模式”正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到回民聚居地。
去年1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派出一个由高级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新疆的维稳指挥部、公安大数据建设和拘禁营。
“新疆创造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宁夏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韵声说。
一个月后，宁夏与新疆签署了反恐合作协议。和新疆一样，现在当地很多清真寺都装上了24小时监控摄像头。
不止在宁夏，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记者最近走访河南省时发现， 那里的清真寺也装有摄像头。郑州一所清真寺的玻璃上贴着这样的标语：“温馨提示：您已进入电子监控区域”。
NPR的报道还说，河南和宁夏的伊玛目必须每个月参加为期数天的培训。在那里，他们被传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还要讨论习近平讲话。培训结束后，他们需要考试以通过年审。这种做法与政府在新疆严加审核伊玛目资格的做法几乎一样。一些被怀疑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被解聘，由国家指定的伊玛目取代。
在人称“小麦加”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严禁16岁以下的孩子进入清真寺参与宗教活动或学习伊斯兰教义。云南、河南、宁夏的一些穆斯林学校直接被关闭。
2018年1月，宁夏、甘肃等地开始强制推行中共党政官员签署不信仰宗教承诺书，要求他们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美国国务院201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宁夏同心县政府官员禁止党员（即使已经退休）到清真寺做每日祈祷或去朝觐。当局还禁止公务员在工作期间戴小白帽。
去年8月，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回族穆斯林连日不分昼夜守卫当地一座规模巨大的清真寺，抗议政府将其强拆。在各方压力下，同心县韦州镇政府作出了让步，同意保留这座清真寺。
但让步只是暂时的，据NPR报道，当年11月，地方政府就挨家挨户地强迫居民签字，同意对清真寺的穹顶进行改造。政府还威胁政府公务员，如果不签字就会被解雇。
NPR记者在最近的一次探访中发现，通往村里的唯一一条道路设立了检查站。尚在改造中的清真寺处于关闭状态。清真寺主体和周围塔楼上洁白穹顶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琉璃瓦制成的佛教风格的宝塔尖。
内蒙古、河南等地也进行了清真寺强拆或改造行动。留美回族穆斯林学生古懿在早些时候的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清真寺中国化”的政策源自中共高层，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他们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建筑中国化，而在于通过这种对建筑的强行改造，从符号的角度来磨灭回回民族的传承和个性，使得我们完全同化于党国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符号，”他说。
上个月，美国之音记者走访北京回族穆斯林聚居的牛街，发现街上商家阿拉伯文的招牌悄然消失，伊斯兰教符号也被遮挡。一家贩卖新疆和田工艺品的商店将招牌上的“新疆”二字拆除。当地清真超市入口处迎宾墙上曾写过的大字“穆斯林的家”已经换上习近平语录：“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6%96%b0%e7%96%86%e4%ba%ba%e6%9d%83%e5%8d%b1%e6%9c%ba%e5%90%8e%ef%bc%8c%e4%b8%8b%e4%b8%80%e4%b8%aa%e8%bd%ae%e5%88%b0%e5%9b%9e%e6%97%8f%e4%ba%86%ef%bc%9f/
中国有2100至2300万穆斯林，其中约一半是回族。以往，中国政府对回族穆斯林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京迫害维吾尔人的“新疆模式”正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到回民聚居地。
去年1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派出一个由高级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新疆的维稳指挥部、公安大数据建设和拘禁营。
“新疆创造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宁夏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韵声说。
一个月后，宁夏与新疆签署了反恐合作协议。和新疆一样，现在当地很多清真寺都装上了24小时监控摄像头。
不止在宁夏，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记者最近走访河南省时发现， 那里的清真寺也装有摄像头。郑州一所清真寺的玻璃上贴着这样的标语：“温馨提示：您已进入电子监控区域”。
NPR的报道还说，河南和宁夏的伊玛目必须每个月参加为期数天的培训。在那里，他们被传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还要讨论习近平讲话。培训结束后，他们需要考试以通过年审。这种做法与政府在新疆严加审核伊玛目资格的做法几乎一样。一些被怀疑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被解聘，由国家指定的伊玛目取代。
在人称“小麦加”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严禁16岁以下的孩子进入清真寺参与宗教活动或学习伊斯兰教义。云南、河南、宁夏的一些穆斯林学校直接被关闭。
2018年1月，宁夏、甘肃等地开始强制推行中共党政官员签署不信仰宗教承诺书，要求他们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美国国务院201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宁夏同心县政府官员禁止党员（即使已经退休）到清真寺做每日祈祷或去朝觐。当局还禁止公务员在工作期间戴小白帽。
去年8月，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回族穆斯林连日不分昼夜守卫当地一座规模巨大的清真寺，抗议政府将其强拆。在各方压力下，同心县韦州镇政府作出了让步，同意保留这座清真寺。
但让步只是暂时的，据NPR报道，当年11月，地方政府就挨家挨户地强迫居民签字，同意对清真寺的穹顶进行改造。政府还威胁政府公务员，如果不签字就会被解雇。
NPR记者在最近的一次探访中发现，通往村里的唯一一条道路设立了检查站。尚在改造中的清真寺处于关闭状态。清真寺主体和周围塔楼上洁白穹顶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琉璃瓦制成的佛教风格的宝塔尖。
内蒙古、河南等地也进行了清真寺强拆或改造行动。留美回族穆斯林学生古懿在早些时候的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清真寺中国化”的政策源自中共高层，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他们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建筑中国化，而在于通过这种对建筑的强行改造，从符号的角度来磨灭回回民族的传承和个性，使得我们完全同化于党国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符号，”他说。
上个月，美国之音记者走访北京回族穆斯林聚居的牛街，发现街上商家阿拉伯文的招牌悄然消失，伊斯兰教符号也被遮挡。一家贩卖新疆和田工艺品的商店将招牌上的“新疆”二字拆除。当地清真超市入口处迎宾墙上曾写过的大字“穆斯林的家”已经换上习近平语录：“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6%96%b0%e7%96%86%e4%ba%ba%e6%9d%83%e5%8d%b1%e6%9c%ba%e5%90%8e%ef%bc%8c%e4%b8%8b%e4%b8%80%e4%b8%aa%e8%bd%ae%e5%88%b0%e5%9b%9e%e6%97%8f%e4%ba%86%ef%bc%9f/
七十年“国庆”被香港人啪啪打脸
来源:
德国之声
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问题再度备受关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说香港不需因某些国家的行动而卑躬屈膝。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香港官场基本法—舔共》，作者李平说，身为财经高官，邱腾华罔顾独立关税区须得到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夥伴的认可才有价值，一味效仿中共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战狼风格，与贸易伙伴对抗，莫非真要断送这条攸关香港金融、贸易兴衰的命脉？
文章说，中国官场奉行的三大“基本法”是——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即决定要紧跟领导看法、行事要紧跟领导想法、说话要紧跟领导讲法。不幸的是，这套官场基本法在香港官场演变成——中共的看法、中共的想法、中共的讲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舔共。林郑政府为媚共舔共，强推《逃犯条例》修订，结果引爆管治危机。面对这场世纪风暴，林郑月娥及一众高官迄今仍不知反省，继续罔顾民意，以中共的看法、想法、讲法来处理危机，把逆权运动视为反中乱港，想的是把风暴归咎于外部势力和乱港势力，讲的是要止暴制乱而不是治暴止乱，结果变成以暴制暴、乱上加乱。
七十年大庆，催泪瓦斯让人笑不起来
台湾《新新闻》发表文章《伞运五年，反送中百日，七十国庆》，作者张秀贤说，当年占中三子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本身是希望将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带入社会运动，伴随商议式民主概念融入民主派抗争理念，让最保守的一群，也慢慢接受公民不服从抗争。
文章说，当年示威者只是背对升旗典礼，身穿黑衣、高举交叉手以示抗议。但今天的抗争已经有不少挑动中共神经的示威方式，如除下中国国旗践踏、丢进海里，甚至焚烧国旗；此外，在两个月前就以黑漆弹、鸡蛋攻击中联办的国徽，令中共大感震怒。虽然这些示威行为没有太多真实效用，但已经起了挑动北京神经的政治效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以国庆典礼，向外国宣扬中国国威，透过国力呈现震慑世界、拉拢友邦，现在却因为中美贸易战与香港问题深陷泥泞当中。七十大寿，恐怕在香港会变得黯淡无光，以催泪瓦斯、拆国旗和枪声“庆贺”国庆，掩掉北京的光彩。
香港人能坚持到什么样的结果？
香港《立场新闻》发表文章《现在只是过渡期，中共最后只有两个选择》，作者甄拔涛说，如果中共一心将暴力镇压推到最尽，进行大规模杀戮，最终结局只有“锁国”一途。即是中共打算从国际社会撤退，把国民和财产锁在中国。因为大规模杀戮必会促使国际社会出手制裁中共，而且不会再次出现九十年代西方社会给予的改过机会。
文章说，另一个版本是，当所有硬手段都用尽的时候（不包括大规模杀戮），中共才会考虑采用软功。“如果习近平考虑到做什么比较能保住自己小命及中共大命时，他有可能不得不承认香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共管城市。”不过，在最终结局来到前，过渡期可能长达几个月至几年不等。今次香港人知道退缩了便一无所有，反抗力量并不会轻易散去。即使有时累了气势稍歇，甚至可能因政府的高度镇压而停止一阵，很快又会卷土重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4%B8%83%E5%8D%81%E5%B9%B4%E2%80%9C%E5%9B%BD%E5%BA%86%E2%80%9D%E8%A2%AB%E9%A6%99%E6%B8%AF%E4%BA%BA%E5%95%AA%E5%95%AA%E6%89%93%E8%84%B8.html
德国之声
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问题再度备受关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说香港不需因某些国家的行动而卑躬屈膝。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香港官场基本法—舔共》，作者李平说，身为财经高官，邱腾华罔顾独立关税区须得到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夥伴的认可才有价值，一味效仿中共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战狼风格，与贸易伙伴对抗，莫非真要断送这条攸关香港金融、贸易兴衰的命脉？
文章说，中国官场奉行的三大“基本法”是——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即决定要紧跟领导看法、行事要紧跟领导想法、说话要紧跟领导讲法。不幸的是，这套官场基本法在香港官场演变成——中共的看法、中共的想法、中共的讲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舔共。林郑政府为媚共舔共，强推《逃犯条例》修订，结果引爆管治危机。面对这场世纪风暴，林郑月娥及一众高官迄今仍不知反省，继续罔顾民意，以中共的看法、想法、讲法来处理危机，把逆权运动视为反中乱港，想的是把风暴归咎于外部势力和乱港势力，讲的是要止暴制乱而不是治暴止乱，结果变成以暴制暴、乱上加乱。
七十年大庆，催泪瓦斯让人笑不起来
台湾《新新闻》发表文章《伞运五年，反送中百日，七十国庆》，作者张秀贤说，当年占中三子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本身是希望将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带入社会运动，伴随商议式民主概念融入民主派抗争理念，让最保守的一群，也慢慢接受公民不服从抗争。
文章说，当年示威者只是背对升旗典礼，身穿黑衣、高举交叉手以示抗议。但今天的抗争已经有不少挑动中共神经的示威方式，如除下中国国旗践踏、丢进海里，甚至焚烧国旗；此外，在两个月前就以黑漆弹、鸡蛋攻击中联办的国徽，令中共大感震怒。虽然这些示威行为没有太多真实效用，但已经起了挑动北京神经的政治效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以国庆典礼，向外国宣扬中国国威，透过国力呈现震慑世界、拉拢友邦，现在却因为中美贸易战与香港问题深陷泥泞当中。七十大寿，恐怕在香港会变得黯淡无光，以催泪瓦斯、拆国旗和枪声“庆贺”国庆，掩掉北京的光彩。
香港人能坚持到什么样的结果？
香港《立场新闻》发表文章《现在只是过渡期，中共最后只有两个选择》，作者甄拔涛说，如果中共一心将暴力镇压推到最尽，进行大规模杀戮，最终结局只有“锁国”一途。即是中共打算从国际社会撤退，把国民和财产锁在中国。因为大规模杀戮必会促使国际社会出手制裁中共，而且不会再次出现九十年代西方社会给予的改过机会。
文章说，另一个版本是，当所有硬手段都用尽的时候（不包括大规模杀戮），中共才会考虑采用软功。“如果习近平考虑到做什么比较能保住自己小命及中共大命时，他有可能不得不承认香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共管城市。”不过，在最终结局来到前，过渡期可能长达几个月至几年不等。今次香港人知道退缩了便一无所有，反抗力量并不会轻易散去。即使有时累了气势稍歇，甚至可能因政府的高度镇压而停止一阵，很快又会卷土重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4%B8%83%E5%8D%81%E5%B9%B4%E2%80%9C%E5%9B%BD%E5%BA%86%E2%80%9D%E8%A2%AB%E9%A6%99%E6%B8%AF%E4%BA%BA%E5%95%AA%E5%95%AA%E6%89%93%E8%84%B8.html
香港民众举行“全球反极权”示威 警方强力遏阻
来源:
美国之音
香港民众星期天（2019年9月29日）举行“全球反极权”示威，抗议中国北京和香港当局打压港人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并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共同抵制北京的打压。
这次民众自发示威游行从香港岛铜锣湾出发，目的是中区的政府总部。
警方罕见地在游行开始时就发射了许多枚催泪弹，并展开大规模搜查、驱赶和逮捕行动。
在铜锣湾，一名前来提供急救服务的女护士被警察搜查。她之后对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说，警察粗暴对待她和其他救护人员，并命令她立即离开此地。她还说：“我想我会继续出来，因为这是我的职业，我要救人。但此时此刻，我很害怕，我平静不下来。”
同样在铜锣湾，美国之音记者樊冬宁目击有人被捕。
不过，人潮不顾警方的阻挠，还是从铜锣湾出发，沿着大街向中区进发。警方派出直升机在人群上方盘旋。
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汤惠芸从现场发来报道说，人群大约下午3点手持标语及多国国旗，从铜锣湾时代广场向湾仔方向行进。
同样在星期天，香港警方在会展中心和金紫荆广场周围用水马搭起了“新的长城”。10月1日，当局将在这里举行升旗和国庆典礼，而香港民众除了今天举行全球反极权示威抗议活动之外，还计划在10月1日举行“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大游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9%A6%99%E6%B8%AF%E6%B0%91%E4%BC%97%E4%B8%BE%E8%A1%8C%E2%80%9C%E5%85%A8%E7%90%83%E5%8F%8D%E6%9E%81%E6%9D%83%E2%80%9D%E7%A4%BA%E5%A8%81%7C%E8%AD%A6%E6%96%B9%E5%BC%BA%E5%8A%9B%E9%81%8F%E9%98%BB.html
美国之音
香港民众星期天（2019年9月29日）举行“全球反极权”示威，抗议中国北京和香港当局打压港人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并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共同抵制北京的打压。
这次民众自发示威游行从香港岛铜锣湾出发，目的是中区的政府总部。
警方罕见地在游行开始时就发射了许多枚催泪弹，并展开大规模搜查、驱赶和逮捕行动。
在铜锣湾，一名前来提供急救服务的女护士被警察搜查。她之后对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说，警察粗暴对待她和其他救护人员，并命令她立即离开此地。她还说：“我想我会继续出来，因为这是我的职业，我要救人。但此时此刻，我很害怕，我平静不下来。”
同样在铜锣湾，美国之音记者樊冬宁目击有人被捕。
不过，人潮不顾警方的阻挠，还是从铜锣湾出发，沿着大街向中区进发。警方派出直升机在人群上方盘旋。
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汤惠芸从现场发来报道说，人群大约下午3点手持标语及多国国旗，从铜锣湾时代广场向湾仔方向行进。
同样在星期天，香港警方在会展中心和金紫荆广场周围用水马搭起了“新的长城”。10月1日，当局将在这里举行升旗和国庆典礼，而香港民众除了今天举行全球反极权示威抗议活动之外，还计划在10月1日举行“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大游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9%A6%99%E6%B8%AF%E6%B0%91%E4%BC%97%E4%B8%BE%E8%A1%8C%E2%80%9C%E5%85%A8%E7%90%83%E5%8F%8D%E6%9E%81%E6%9D%83%E2%80%9D%E7%A4%BA%E5%A8%81%7C%E8%AD%A6%E6%96%B9%E5%BC%BA%E5%8A%9B%E9%81%8F%E9%98%BB.html
【立場新聞】默泉：「民主是外國人的陰謀」
其實，國際媒體早於八月已踢爆，中共千方百計想掌握這場運動的「敘事權」。據彭博、南早等八月下旬的報道，中國外交部曾寄出一封由華春瑩署名、長達四十三頁的信給三十多間國際媒體。信中，華春瑩聲稱有證據顯示，香港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美國勢力計劃和組織的：「there is quite a lot of evidence showing that some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irectly engaged in planning, organizing and inciting violent demonstrations in Hong Kong.」
國際媒體信仰的是「真相」，自然不會替中共做喉舌或宣傳機器，這封信是白寫了，但信本身卻成了一則新聞。可惜當時香港太多事情發生，沒幾多人留意到。
中共推銷的這套 “black hand” narrative ，很多香港人向來只視為打擊和抹黑示威者的「策略」，我們會覺得，大陸高官並不真的相信這些屁話。不過，昨晚睡前翻閱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時，讀到作者憶述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十五年前的一席話，卻令我有點懷疑有些中共官員是「真心膠」，至少真過鄺美人。
今天已貴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兼黨組書記的張曉明，之前曾在香港擔任中聯辦主任，近來最為人熟悉的所作所為，就是八月初在深圳與五百多名香港建制派開座談會，公開形容反送中運動有「顏色革命」特徵，又指一旦港府不能控制動亂，「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
《拱心石下》書影
原來十五年前他已講過「民主是外國人的陰謀」這樣的狠話。
吳靄儀在《拱心石下》提到，2004 年她以「香港大律師公會代表團」身份訪問北京，當時張曉明談到「民主」：
當日普遍譽為「明日之星」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也有參加座談，團員趁機提出香港民主發展的議題，張主任回應第一句就提鴉片戰爭，我們十分錯愕，但不久恍然大悟，原來他意指中國受到西方列強欺侮，皆因中國人不團結，國家要團結才能強大，民主制度鼓勵紛爭分裂，不利國家，是外國人的陰謀。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坦率地表白這個觀點，後來還要在不同的京官口中再聽多幾次。顯然，在民主發展上磋商，京港之間隔著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第 209 頁）
將民主制置於「中國百年屈辱」context 裡，把它解理成西方想搞砸中國而放下的「魚餌」；這種想法，比純粹視民主為「不適合中國人的制度」更加陰謀論，在大陸卻很有市場。
仔細想想，張曉明等官員如此理解民主，自然是因為長期被中共灌輸「仇視西方」的意識形態。經年累月的荼毒下，我有理由相信，張曉明當年對「民主」的看法是出自真心的，即他是一名「真心仇視民主膠」。最近他說反送中運動是顏色革命，應該也不是跟稿讀而已，而是發自內心的想法。
或許，這場逆權運動最難掃除的障礙，正是這種膠？當中共官員和百姓皆無法看到「民主是個好東西」，不相信民主是和世界接軌時必須擁抱的普世價值，反而認為中國富強了，自然全世界都在她跟前跪下（包括所有經濟低迷的民主國家）；這種想法一日不變，只能如吳靄儀所言：北京和香港對民主發展的討論「隔著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
西方國家有著各種利益計算，且害怕中國成為世界霸主，這自然是真的，但民主制擁有 intrinsic good，卻也同樣是真的，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國度，人才能有尊嚴地活著。但如何才能掃除大陸人的「仇視民主」觀念？當然不能等北京自己覺悟，最好還是鼓勵西洋諸國，對暴政累累的中國「硬起來」。
不少外媒評論都認為，香港人追逐自由的決心，喚醒了西方國家的「良知」，讓她們醒覺到，不能為經濟利期而啞忍一個惡貫滿盈的獨裁國家。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說得最坦白：「If we don’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elsewhere. 」如果為了商業利益，對中共對港人的惡行噤聲，美國將不再能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其他國家違反人權。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trying to preserve the promise of One Country - Two Systems. If we don’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elsewhere.— Nancy Pelosi (@SpeakerPelosi) August 13, 2019
據黃之鋒消息，下周美國參議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和眾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將分別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2019》（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預計介時會順利通過，並在十月於兩院大會進行表決。（參考報道）
法案的主要「辣招」，是要求國務院就香港是否符合「獨立關稅區」地位作出「一年一檢」和提交報告，若不符合，即可由總統終止 1992 年的《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除去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期望這個法案的通過，帶來世界性的「連鎖效應」，令更多西方國家不忘初衷，對強國挺起腰板。
作者 Medium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506.html
國際媒體信仰的是「真相」，自然不會替中共做喉舌或宣傳機器，這封信是白寫了，但信本身卻成了一則新聞。可惜當時香港太多事情發生，沒幾多人留意到。
中共推銷的這套 “black hand” narrative ，很多香港人向來只視為打擊和抹黑示威者的「策略」，我們會覺得，大陸高官並不真的相信這些屁話。不過，昨晚睡前翻閱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時，讀到作者憶述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十五年前的一席話，卻令我有點懷疑有些中共官員是「真心膠」，至少真過鄺美人。
今天已貴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兼黨組書記的張曉明，之前曾在香港擔任中聯辦主任，近來最為人熟悉的所作所為，就是八月初在深圳與五百多名香港建制派開座談會，公開形容反送中運動有「顏色革命」特徵，又指一旦港府不能控制動亂，「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
《拱心石下》書影
原來十五年前他已講過「民主是外國人的陰謀」這樣的狠話。
吳靄儀在《拱心石下》提到，2004 年她以「香港大律師公會代表團」身份訪問北京，當時張曉明談到「民主」：
當日普遍譽為「明日之星」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也有參加座談，團員趁機提出香港民主發展的議題，張主任回應第一句就提鴉片戰爭，我們十分錯愕，但不久恍然大悟，原來他意指中國受到西方列強欺侮，皆因中國人不團結，國家要團結才能強大，民主制度鼓勵紛爭分裂，不利國家，是外國人的陰謀。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坦率地表白這個觀點，後來還要在不同的京官口中再聽多幾次。顯然，在民主發展上磋商，京港之間隔著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第 209 頁）
將民主制置於「中國百年屈辱」context 裡，把它解理成西方想搞砸中國而放下的「魚餌」；這種想法，比純粹視民主為「不適合中國人的制度」更加陰謀論，在大陸卻很有市場。
仔細想想，張曉明等官員如此理解民主，自然是因為長期被中共灌輸「仇視西方」的意識形態。經年累月的荼毒下，我有理由相信，張曉明當年對「民主」的看法是出自真心的，即他是一名「真心仇視民主膠」。最近他說反送中運動是顏色革命，應該也不是跟稿讀而已，而是發自內心的想法。
或許，這場逆權運動最難掃除的障礙，正是這種膠？當中共官員和百姓皆無法看到「民主是個好東西」，不相信民主是和世界接軌時必須擁抱的普世價值，反而認為中國富強了，自然全世界都在她跟前跪下（包括所有經濟低迷的民主國家）；這種想法一日不變，只能如吳靄儀所言：北京和香港對民主發展的討論「隔著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
西方國家有著各種利益計算，且害怕中國成為世界霸主，這自然是真的，但民主制擁有 intrinsic good，卻也同樣是真的，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國度，人才能有尊嚴地活著。但如何才能掃除大陸人的「仇視民主」觀念？當然不能等北京自己覺悟，最好還是鼓勵西洋諸國，對暴政累累的中國「硬起來」。
不少外媒評論都認為，香港人追逐自由的決心，喚醒了西方國家的「良知」，讓她們醒覺到，不能為經濟利期而啞忍一個惡貫滿盈的獨裁國家。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說得最坦白：「If we don’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elsewhere. 」如果為了商業利益，對中共對港人的惡行噤聲，美國將不再能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其他國家違反人權。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trying to preserve the promise of One Country - Two Systems. If we don’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elsewhere.— Nancy Pelosi (@SpeakerPelosi) August 13, 2019
據黃之鋒消息，下周美國參議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和眾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將分別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2019》（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預計介時會順利通過，並在十月於兩院大會進行表決。（參考報道）
法案的主要「辣招」，是要求國務院就香港是否符合「獨立關稅區」地位作出「一年一檢」和提交報告，若不符合，即可由總統終止 1992 年的《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除去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期望這個法案的通過，帶來世界性的「連鎖效應」，令更多西方國家不忘初衷，對強國挺起腰板。
作者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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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506.html
香港海关搜反送中装备 全面检查台湾旅客行李
来源:
法广
港媒报导，香港机场海关上月起加强检查来港客机的乘客行李，特别要全面检查所有台湾来港的乘客行李，已有数名台湾旅客被搜到“反送中”示威装备，提交警方跟进，未来恐将被限制入境。自从6月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台湾有多个团体表达支持，他们募集相关示威物资，并设法运送到香港。
香港《明报》报导引述多于一名的前线海关人员透露，海关高层上月下令，要求机场海关加强检查来港客机的乘客行李，特别要全面检查所有台湾来港的乘客行李。
报导指出，有别于以往的随机抽查，海关特别从专门检查货运的空运货物课抽调超过两成人手，转至航空旅客及停机坪课组成特别专队，再分成最少6个小组执行，每组由1名高级关员及最少2名关员组成。
报导称，部分型号的头盔及面罩等已被海关列作“战略物资”，该特别专队在行李从航机卸下后，会以X光机检查所有台湾来港客机的乘客行李，当发现有怀疑“战略物资”后，会拍照记下该行李外貌，再发予航空旅客组，并将行李放回行李输送带，待领取行李时截查相关旅客。
据报导，海关上月中在机场搜查一名抵港海关的台湾男子，在其身上搜获一批面罩、滤罐、胡椒喷雾、光复香港贴纸等反送中物资，并交负责反恐情报的警方保安科跟进。
另外，海关本月中在机场搜查3名抵港海关的台湾男子，在其身上搜获一批面罩、滤罐、眼罩等物资，将其资料交入境处，或列入境管制名单。
报导引述香港海关回应称，一向根据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按香港相关法例于各出入境管制站，对旅客和货物做清关抽查工作，堵截受管制物品和禁运物品非法进出香港。
香港海关称，根据香港法例第60章“进出口条例”，任何人如没有有效许可证而输入或输出“战略物品”，即属违法，最高可处无限额的罚款及监禁7年，而所有被搜获的违法战略物品都会被没收。
据报导，香港海关于2018年共处理285宗怀疑涉及战略物品的调查案件，今年至8月则处理128宗。
报导并引述一名前线海关人员透露，海关高层近日口头下令，以情报显示有人携武器入境为由，27日中午1时起至10月1日“国庆”期间，在机场、陆路、铁路及渡轮码头各口岸100%检查抵港旅客的随身行李。
有关员称，部分口岸人手不足，只能特别针对“亚裔年轻人”检查行李，未能按指令做到100%全面检查。有关员形容有关措施“扰民”，担心会影响截查其他高风险案件如跨境运毒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9%A6%99%E6%B8%AF%E6%B5%B7%E5%85%B3%E6%90%9C%E5%8F%8D%E9%80%81%E4%B8%AD%E8%A3%85%E5%A4%87%7C%E5%85%A8%E9%9D%A2%E6%A3%80%E6%9F%A5%E5%8F%B0%E6%B9%BE%E6%97%85%E5%AE%A2%E8%A1%8C%E6%9D%8E.html
法广
港媒报导，香港机场海关上月起加强检查来港客机的乘客行李，特别要全面检查所有台湾来港的乘客行李，已有数名台湾旅客被搜到“反送中”示威装备，提交警方跟进，未来恐将被限制入境。自从6月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台湾有多个团体表达支持，他们募集相关示威物资，并设法运送到香港。
香港《明报》报导引述多于一名的前线海关人员透露，海关高层上月下令，要求机场海关加强检查来港客机的乘客行李，特别要全面检查所有台湾来港的乘客行李。
报导指出，有别于以往的随机抽查，海关特别从专门检查货运的空运货物课抽调超过两成人手，转至航空旅客及停机坪课组成特别专队，再分成最少6个小组执行，每组由1名高级关员及最少2名关员组成。
报导称，部分型号的头盔及面罩等已被海关列作“战略物资”，该特别专队在行李从航机卸下后，会以X光机检查所有台湾来港客机的乘客行李，当发现有怀疑“战略物资”后，会拍照记下该行李外貌，再发予航空旅客组，并将行李放回行李输送带，待领取行李时截查相关旅客。
据报导，海关上月中在机场搜查一名抵港海关的台湾男子，在其身上搜获一批面罩、滤罐、胡椒喷雾、光复香港贴纸等反送中物资，并交负责反恐情报的警方保安科跟进。
另外，海关本月中在机场搜查3名抵港海关的台湾男子，在其身上搜获一批面罩、滤罐、眼罩等物资，将其资料交入境处，或列入境管制名单。
报导引述香港海关回应称，一向根据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按香港相关法例于各出入境管制站，对旅客和货物做清关抽查工作，堵截受管制物品和禁运物品非法进出香港。
香港海关称，根据香港法例第60章“进出口条例”，任何人如没有有效许可证而输入或输出“战略物品”，即属违法，最高可处无限额的罚款及监禁7年，而所有被搜获的违法战略物品都会被没收。
据报导，香港海关于2018年共处理285宗怀疑涉及战略物品的调查案件，今年至8月则处理128宗。
报导并引述一名前线海关人员透露，海关高层近日口头下令，以情报显示有人携武器入境为由，27日中午1时起至10月1日“国庆”期间，在机场、陆路、铁路及渡轮码头各口岸100%检查抵港旅客的随身行李。
有关员称，部分口岸人手不足，只能特别针对“亚裔年轻人”检查行李，未能按指令做到100%全面检查。有关员形容有关措施“扰民”，担心会影响截查其他高风险案件如跨境运毒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9%A6%99%E6%B8%AF%E6%B5%B7%E5%85%B3%E6%90%9C%E5%8F%8D%E9%80%81%E4%B8%AD%E8%A3%85%E5%A4%87%7C%E5%85%A8%E9%9D%A2%E6%A3%80%E6%9F%A5%E5%8F%B0%E6%B9%BE%E6%97%85%E5%AE%A2%E8%A1%8C%E6%9D%8E.html
自由亚洲 |知名法学家贺卫方被永久封今日头条实名制扩大到评论
北京大学知名教授、法学家贺卫方日前再度遭微信永久封号，而重要资讯类网站今日头条亦同步开始评论实名制。业内人士指新一轮的舆论维稳不仅仅只是加强打压力度，管控和利益在新技术下的高度捆绑，促使网企主动充当审查帮凶。 （黄小山 / 程文 报道）
据多位媒体人周五（27日）凌晨发布消息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自由派学者贺卫方的微信遭永久封杀。微信官方提供的封号理由是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
资深前媒体人何光伟即在朋友圈转发了该消息，并质疑，「他就是一个教书的，至于吗？」
但据熟悉网信办状况的人士指出，此事可能系中宣部和网信办的定点清除，而非是微信方面的选择。因为根据惯例，网企会在敏感期封杀一段时间，但永久性封号，则一般来自官方指令。
本台记者为此致电腾讯总部和微信总部，但对方都没有回应此事。微信平台官方公众号也没有回应采访请求。
而贺卫方在回应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继3年前其微博被封后，他再失去了最后的自媒体发声平台。但他亦表示，因种种原因，他无法接受外媒的采访，并希望先内部沟通一下，看看是否还有转机。
贺卫方：微信，对，微信。微博三年多以前就没了。不大懂的，没办法判断。我现在还想在内部看看，努力一下呗，我想暂时不要外媒（采访）。因为特别不方便，现在的情况。
另据本台记者发现，就在同一天，用户数量庞大的「今日头条」，亦开启了评论实名制。所有留言的线民，必须绑定手机或已具有实名功能的微信或QQ号。对比各大门户网站以及短视频平台的留言区显示，这意味着评论实名制已成为常态。
据原门户网站高管江明先生指出，官方在2012年即在主要的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全面实行了实名制，而「今日头条」的现象，可能是官方再度加强了管控。理论上，即便是不绑定手机评论，线民本身也并无秘密可言，但现在要求连评论也实名，则只是让监控者实施管控的过程更加方便。 。
江明说：它应该都是实名制呀，中国应该早都实行实名制了。比如说网信办有给他们有的规定，现在可能加强了这种管理嘛，上面又强调。就是它重新在重申以前的那个实名制的要求。就时绑定了以后会更方便呀。
江明还指出，在没有隐私保护的国家，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也让这些实施实名制的网企成为了管控的受益者。他认为，利益也会驱使这些企业主动去迎合官方的管控手段。
江明说：应该会有帮助吧，它跟手机绑定。比如说绑定了你的手机，那我其实就可以知道你的微信账户的所有的日常的消费行为呀，消费习惯呀，你经常去哪里、你经常逛哪些网站，搜索过哪些东西，机器它都可以来看嘛。那都是利益呀。
以管控形成中国式的网路生态，再以巨大的利益空间迫使从业者屈服、甚至是主动参与对线民的管控与监视，一直是中国官方在发展互联网的指导性标准。 2012年，以微博全面实行实名制为标志，中国的互联网的监控就已经全面升级。而线民因言论被打压，甚至被抓捕判刑的案例则频繁发生。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8%87%aa%e7%94%b1%e4%ba%9a%e6%b4%b2-%e7%9f%a5%e5%90%8d%e6%b3%95%e5%ad%a6%e5%ae%b6%e8%b4%ba%e5%8d%ab%e6%96%b9%e8%a2%ab%e6%b0%b8%e4%b9%85%e5%b0%81%e4%bb%8a%e6%97%a5%e5%a4%b4%e6%9d%a1%e5%ae%9e%e5%90%8d/
据多位媒体人周五（27日）凌晨发布消息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自由派学者贺卫方的微信遭永久封杀。微信官方提供的封号理由是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
资深前媒体人何光伟即在朋友圈转发了该消息，并质疑，「他就是一个教书的，至于吗？」
但据熟悉网信办状况的人士指出，此事可能系中宣部和网信办的定点清除，而非是微信方面的选择。因为根据惯例，网企会在敏感期封杀一段时间，但永久性封号，则一般来自官方指令。
本台记者为此致电腾讯总部和微信总部，但对方都没有回应此事。微信平台官方公众号也没有回应采访请求。
而贺卫方在回应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继3年前其微博被封后，他再失去了最后的自媒体发声平台。但他亦表示，因种种原因，他无法接受外媒的采访，并希望先内部沟通一下，看看是否还有转机。
贺卫方：微信，对，微信。微博三年多以前就没了。不大懂的，没办法判断。我现在还想在内部看看，努力一下呗，我想暂时不要外媒（采访）。因为特别不方便，现在的情况。
另据本台记者发现，就在同一天，用户数量庞大的「今日头条」，亦开启了评论实名制。所有留言的线民，必须绑定手机或已具有实名功能的微信或QQ号。对比各大门户网站以及短视频平台的留言区显示，这意味着评论实名制已成为常态。
据原门户网站高管江明先生指出，官方在2012年即在主要的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全面实行了实名制，而「今日头条」的现象，可能是官方再度加强了管控。理论上，即便是不绑定手机评论，线民本身也并无秘密可言，但现在要求连评论也实名，则只是让监控者实施管控的过程更加方便。 。
江明说：它应该都是实名制呀，中国应该早都实行实名制了。比如说网信办有给他们有的规定，现在可能加强了这种管理嘛，上面又强调。就是它重新在重申以前的那个实名制的要求。就时绑定了以后会更方便呀。
江明还指出，在没有隐私保护的国家，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也让这些实施实名制的网企成为了管控的受益者。他认为，利益也会驱使这些企业主动去迎合官方的管控手段。
江明说：应该会有帮助吧，它跟手机绑定。比如说绑定了你的手机，那我其实就可以知道你的微信账户的所有的日常的消费行为呀，消费习惯呀，你经常去哪里、你经常逛哪些网站，搜索过哪些东西，机器它都可以来看嘛。那都是利益呀。
以管控形成中国式的网路生态，再以巨大的利益空间迫使从业者屈服、甚至是主动参与对线民的管控与监视，一直是中国官方在发展互联网的指导性标准。 2012年，以微博全面实行实名制为标志，中国的互联网的监控就已经全面升级。而线民因言论被打压，甚至被抓捕判刑的案例则频繁发生。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8%87%aa%e7%94%b1%e4%ba%9a%e6%b4%b2-%e7%9f%a5%e5%90%8d%e6%b3%95%e5%ad%a6%e5%ae%b6%e8%b4%ba%e5%8d%ab%e6%96%b9%e8%a2%ab%e6%b0%b8%e4%b9%85%e5%b0%81%e4%bb%8a%e6%97%a5%e5%a4%b4%e6%9d%a1%e5%ae%9e%e5%90%8d/
贺卫方自述
发达所产生的影响更是至深且巨，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西方近代法律对于所谓合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达起到的作用十分关键。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法学具有自己的概念系统、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大师辈出的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这样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在那时的中国沦为上面列举的那种干巴巴的教条，实在是一个悲剧。
当然，和任何实践性学问一样，法学的研究也有不同的层次。大体上说，研究的路向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内部进行的研究，一是从外部的研究。内部研究偏重于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结构、法律文意、法律适用的过程等等。外部研究则更关注法律的形成、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制度与观念以及一般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影响法律秩序变革的因素等等。从比较早的时候起，我对于特别严格的内部规范研究就不太有兴致。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的兴趣基本上转到了外国法制史领域，同时对于与法律史密切相关的社会史、宗教史、哲学史等等都兴趣盎然。那时，英文水平相当幼稚，但还是从图书馆借来了大厚本的《中世纪史》（我记得作者名字仿佛是Sydney Painter）和其他一些英文原著，边查字典边生吞活剥。自己的这种兴趣以及求学期间所遇到的几位非常优秀的法律史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使得我在大学和研究生两次毕业论文都选择了天主教教会法这个既古且洋又生冷的题目。与此同时，兴趣向历史的转移也使我早早地就打定主意，要一辈子从事法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
1982年，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攻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第二年，这所学院变换名号，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我在这里读书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从那以后的十多年来，自己的研究仍然坚持上边提到的那种外部路向。这十多年中国的法学研究取得了极其明显的进步。仍然恪守干巴巴教条的人越来越少了，法学界的气氛相当活跃，法学出版物日益增多。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发表了若干西方法制史、比较法学以及中国司法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参与创办并在八年的时间里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的编辑工作，翻译出版了数量不少的外国比较法学著作，还主持了几套译介西方法学著作的丛书。者
不过，就总体情况而言，我们的法学研究还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作为一门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学科，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既少又肤浅；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自主性相当低的学科，经常急功近利，过于灵敏地追随社会流行观念的变化。实际上，这两方面的缺陷是互为表里的；太容易获取的东西总会被视为轻贱之物，合用则用之，不合用便弃之如敝屣。我觉得，中国法学之所以现状如此，原因大概可以从下面这几个因素加以分析：
第一，我们这块土地上，法学是一个缺乏传统的学科。一国学术传统对于当今的学术发展是有着潜在影响的。例如，在我国的哲学、史学、文学批评、语言学等领域，尽管也有大量的西方学说和理论输入进来，但是，本国的学术传统并没有被放弃；相反，本土的学术与外来理论和知识的融合结出了丰厚的果实。我们不难列举出一连串杰出的新经典作品来印证这样的判断。反观法学，情况就很不一样。由于古典社会法律秩序的正统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关于那套秩序的学问在今天变得只有历史的意义。况且即使是在传统社会，律学也只占着一个相当卑微的地位呢。《汉书·卫觊传》中引卫觊的话：“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汉代；在我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读儒家经典出身的士大夫们对于律法之学基本上是不屑一顾的。这使得我们在近代初期遭遇西方法学挑战的时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对于西方法学，要么全盘拒绝，要么照单全收。结果我们选择了后者。尽管我们放弃了本土那点儿可怜的律学，然而，不继承遗产却并不意味着不承担债务；传统学术格局中律学的卑下的地位依旧顽强地影响着或连累着今天的法学家们，令他们趋炎附势，令他们把应景文章当学术制作，令他们在西化的知识与非西化的社会之间不知所措，也令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不把法学作为一门他们应当有所了解——哪怕只有点头之交一般的了解——的学科。
第二，跟其他学科一样，法学的发达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积累，每一代人只能在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添加一些新东西。当然，开山立派的大师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大师也不能空穴来风，无所依托便硕果累累。吸收前人成果，创造性地解释前人的学说，以所谓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对前人观点加以批判和发展，从而使学术的链条不致中断，这些都是维持一门学问于不坠的重要条件。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先是战事频仍，兵连祸结——没有哪门学问比起法学来更不见容于战乱了——随后是政权更替，打碎“旧法统”的同时也使从前的法学遭受池鱼之殃。“封建的”法学送进了博物馆，资产阶级的法学扫进了“垃圾堆”，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法学随着50年代末中苏交恶也成了店底宿货，对于60年代的中国法学家来说，果然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们70年代末进法律学校时所遇到的那种法学极度贫乏的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
第三，我们的法学缺乏对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成果与方法的吸纳。在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谈到法学并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它需要从其他学术领域汲取发展所必需的养分。我们前边提起过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从一开始便要求学生必须要学完人文七学科之后方可进法学院这样的要求自有其道理。近十多年来，经济学深刻地影响法学研究，并导致系列划时代的成果出现，法律与文学运动融合了法学、语言学、解释学以及文学批评等学科于一炉，新论迭出，创获多有，都是法学需要多学科知识滋养的晚近例证。但是，我们的法学界却要在一个贫乏的基础上“两线作战”，一面努力建立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求得学科真正的独立，同时又要分出很大心力，不断地寻求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融合，难免力不从心，顾此失彼。我们看到，近年来由于法学界的若干青年先进的努力，后一个方面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但是，前一个方面的情形似乎还没有明显起色，两方面研究之间的互动虽然有一些进展，但还远远不够。
在出版社要求应该用“散文体”写就的这篇自述里，上面的这些枯燥的论证不免有些文不对题。虽然这些论证似乎言之凿凿，也表达了个人的学术追求，但是，坦率地说，我的“在路上”并不是那么坚韧不拔地跋涉，“一直朝前走，不向两边看”。实际上，自己能够坚守法学教育和研究这个“冷摊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大学教师这种职业本身的吸引力。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很庆幸活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这话深得我心。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大学提供了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种生活虽然并非远离尘嚣，但毕竟与尘世有着一定的距离—距离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自我调节。大学教师属于一个没有等级的职业，他没有什么权力可以行使，却也不受什么等级的约束，无须“下级服从上级”。物质上虽然清苦，但是却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方面的高额补偿：讲堂中的知识乃至心灵的交融，夜深人静时的书海漫游，三五同道相聚时的切磋商量，一辈子都跟这国家里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一起的乐趣……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本身更让人感到心满意足的呢？遥想传统社会里的读书人，只有科举入仕一条正统的路可走，功名事业，终生奔波落第举子以及仕途受挫的人们只能长吁短叹，终生郁郁不得志，真是可怜。为什么古人没有想到办大学呢？李贽该是一位中文与哲学两系合聘教授，他那快谈雄辩、目空一世的风采将会迷倒多少校园“追星族”！
我得承认，自己这种多少偏于游戏的心态并不那么像通常标准下的学人，同时我也时常对于所谓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有些心存疑虑。我喜欢的是有些人文气息的法学研究，或者在法学研究的同时涉猎一些人文学科的作品，例如从历史著作里获得某种在今天得不到的感受。在从事对某些与现实的法律生活联系密切的课题——比方说，当今中国的司法改——的研究时，我便会深深地感到书斋里的知识与社会的知识之间的距离。有时很想拉近这个距离，但又下意识地觉得保持这样的距离蛮好。于是，不免时常表现出徘徊和迟疑。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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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任何实践性学问一样，法学的研究也有不同的层次。大体上说，研究的路向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内部进行的研究，一是从外部的研究。内部研究偏重于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结构、法律文意、法律适用的过程等等。外部研究则更关注法律的形成、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制度与观念以及一般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影响法律秩序变革的因素等等。从比较早的时候起，我对于特别严格的内部规范研究就不太有兴致。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的兴趣基本上转到了外国法制史领域，同时对于与法律史密切相关的社会史、宗教史、哲学史等等都兴趣盎然。那时，英文水平相当幼稚，但还是从图书馆借来了大厚本的《中世纪史》（我记得作者名字仿佛是Sydney Painter）和其他一些英文原著，边查字典边生吞活剥。自己的这种兴趣以及求学期间所遇到的几位非常优秀的法律史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使得我在大学和研究生两次毕业论文都选择了天主教教会法这个既古且洋又生冷的题目。与此同时，兴趣向历史的转移也使我早早地就打定主意，要一辈子从事法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
1982年，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攻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第二年，这所学院变换名号，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我在这里读书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从那以后的十多年来，自己的研究仍然坚持上边提到的那种外部路向。这十多年中国的法学研究取得了极其明显的进步。仍然恪守干巴巴教条的人越来越少了，法学界的气氛相当活跃，法学出版物日益增多。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发表了若干西方法制史、比较法学以及中国司法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参与创办并在八年的时间里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的编辑工作，翻译出版了数量不少的外国比较法学著作，还主持了几套译介西方法学著作的丛书。者
不过，就总体情况而言，我们的法学研究还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作为一门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学科，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既少又肤浅；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自主性相当低的学科，经常急功近利，过于灵敏地追随社会流行观念的变化。实际上，这两方面的缺陷是互为表里的；太容易获取的东西总会被视为轻贱之物，合用则用之，不合用便弃之如敝屣。我觉得，中国法学之所以现状如此，原因大概可以从下面这几个因素加以分析：
第一，我们这块土地上，法学是一个缺乏传统的学科。一国学术传统对于当今的学术发展是有着潜在影响的。例如，在我国的哲学、史学、文学批评、语言学等领域，尽管也有大量的西方学说和理论输入进来，但是，本国的学术传统并没有被放弃；相反，本土的学术与外来理论和知识的融合结出了丰厚的果实。我们不难列举出一连串杰出的新经典作品来印证这样的判断。反观法学，情况就很不一样。由于古典社会法律秩序的正统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关于那套秩序的学问在今天变得只有历史的意义。况且即使是在传统社会，律学也只占着一个相当卑微的地位呢。《汉书·卫觊传》中引卫觊的话：“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汉代；在我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读儒家经典出身的士大夫们对于律法之学基本上是不屑一顾的。这使得我们在近代初期遭遇西方法学挑战的时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对于西方法学，要么全盘拒绝，要么照单全收。结果我们选择了后者。尽管我们放弃了本土那点儿可怜的律学，然而，不继承遗产却并不意味着不承担债务；传统学术格局中律学的卑下的地位依旧顽强地影响着或连累着今天的法学家们，令他们趋炎附势，令他们把应景文章当学术制作，令他们在西化的知识与非西化的社会之间不知所措，也令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不把法学作为一门他们应当有所了解——哪怕只有点头之交一般的了解——的学科。
第二，跟其他学科一样，法学的发达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积累，每一代人只能在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添加一些新东西。当然，开山立派的大师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大师也不能空穴来风，无所依托便硕果累累。吸收前人成果，创造性地解释前人的学说，以所谓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对前人观点加以批判和发展，从而使学术的链条不致中断，这些都是维持一门学问于不坠的重要条件。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先是战事频仍，兵连祸结——没有哪门学问比起法学来更不见容于战乱了——随后是政权更替，打碎“旧法统”的同时也使从前的法学遭受池鱼之殃。“封建的”法学送进了博物馆，资产阶级的法学扫进了“垃圾堆”，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法学随着50年代末中苏交恶也成了店底宿货，对于60年代的中国法学家来说，果然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们70年代末进法律学校时所遇到的那种法学极度贫乏的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
第三，我们的法学缺乏对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成果与方法的吸纳。在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谈到法学并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它需要从其他学术领域汲取发展所必需的养分。我们前边提起过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从一开始便要求学生必须要学完人文七学科之后方可进法学院这样的要求自有其道理。近十多年来，经济学深刻地影响法学研究，并导致系列划时代的成果出现，法律与文学运动融合了法学、语言学、解释学以及文学批评等学科于一炉，新论迭出，创获多有，都是法学需要多学科知识滋养的晚近例证。但是，我们的法学界却要在一个贫乏的基础上“两线作战”，一面努力建立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求得学科真正的独立，同时又要分出很大心力，不断地寻求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融合，难免力不从心，顾此失彼。我们看到，近年来由于法学界的若干青年先进的努力，后一个方面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但是，前一个方面的情形似乎还没有明显起色，两方面研究之间的互动虽然有一些进展，但还远远不够。
在出版社要求应该用“散文体”写就的这篇自述里，上面的这些枯燥的论证不免有些文不对题。虽然这些论证似乎言之凿凿，也表达了个人的学术追求，但是，坦率地说，我的“在路上”并不是那么坚韧不拔地跋涉，“一直朝前走，不向两边看”。实际上，自己能够坚守法学教育和研究这个“冷摊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大学教师这种职业本身的吸引力。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很庆幸活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这话深得我心。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大学提供了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种生活虽然并非远离尘嚣，但毕竟与尘世有着一定的距离—距离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自我调节。大学教师属于一个没有等级的职业，他没有什么权力可以行使，却也不受什么等级的约束，无须“下级服从上级”。物质上虽然清苦，但是却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方面的高额补偿：讲堂中的知识乃至心灵的交融，夜深人静时的书海漫游，三五同道相聚时的切磋商量，一辈子都跟这国家里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一起的乐趣……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本身更让人感到心满意足的呢？遥想传统社会里的读书人，只有科举入仕一条正统的路可走，功名事业，终生奔波落第举子以及仕途受挫的人们只能长吁短叹，终生郁郁不得志，真是可怜。为什么古人没有想到办大学呢？李贽该是一位中文与哲学两系合聘教授，他那快谈雄辩、目空一世的风采将会迷倒多少校园“追星族”！
我得承认，自己这种多少偏于游戏的心态并不那么像通常标准下的学人，同时我也时常对于所谓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有些心存疑虑。我喜欢的是有些人文气息的法学研究，或者在法学研究的同时涉猎一些人文学科的作品，例如从历史著作里获得某种在今天得不到的感受。在从事对某些与现实的法律生活联系密切的课题——比方说，当今中国的司法改——的研究时，我便会深深地感到书斋里的知识与社会的知识之间的距离。有时很想拉近这个距离，但又下意识地觉得保持这样的距离蛮好。于是，不免时常表现出徘徊和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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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甄拔濤：現在只是過渡期，中共最後只有兩個選擇
其實這篇文章，想了好幾個星期。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在觀察在等待更多消息、資料。不過想了很久，似乎也離不開兩個可能性，我見有些朋友也在社交媒體持相近想法，我也即管推演一下。
即使逆權運動持續快超過百日，香港仍然處於一個懸而未決的狀態。政府黔驢技窮地重覆使用暴力鎮壓，攪出太子8.31慘案，又性侵男女示威者，但種種意圖令人恐懼的手段，仍然沒法遏止香港人的反抗力量，反而催化更多人的堅持。政府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只能緣木求魚地希冀港人突然不反抗。中共也舉棋不定只是乾等。只要香港人一直堅持反抗，中共也只有兩個選擇：硬的和軟的版本。我嘗試想像兩邊的終極結局。
如果中共一心將暴力鎮壓推到最盡，出解放軍又好，指示港警武警混合體又好，總之進行大規模殺戮，那麼，最終結局只有"鎖國"一途。即是中共打算從國際社會撤退，把國民和財產鎖在中國。因為大規模殺戮必會促使國際社會出手制裁中共，而且不會再次出現九十年代西方社會給予的改過機會(八九六四後，西方自由派認為只要中國發達起來，便會發展民主)。假設習近平會這樣做，有可能出於中國經濟瀕臨崩盤，又或者預計到必會於中美貿易戰中大敗，因為鎖國才能保住共產黨繼續統治中國。其實早幾年已有些苗頭：中共將政府官員及子女羈留在中國；錢只能進不能出。而且習近平多次表示他崇拜毛澤東，毛澤東便曾經鎖國多年。已故中共領導人陳雲便提出過"鳥籠經濟"的概念。歷代中國及中共領導都有這種幻想：中國這麼大，必要時自給自足好了，完全是違逆世界潮流的無知想法。
坦白說，如果中共鎖國，我們幾乎沒有機會贏，因為雙方擁有的武裝力量簡直是核武年代和石器時代的差距。好消息是，習近平可能會比我們先下地獄。現在中共利益集團的想法是，大家有錢賺有美好生活，大家便即管不反枱。如果習近平玩攬炒鎖國，那班黨政軍領導會很有可能發動政變，習近平的生命便會危在旦夕。習近平雖然身為軍委主席，但去到生死存亡時會發生什麼事，恐怕連他也說不準。這一點習主席比什麼人都清楚。
另一個版本是，當所有硬手段都用盡的時候(不包括大規模殺戮)，中共才會考慮採用軟功。習近平痛恨西方民主自由，誓保中共江山，由此推斷，他一定厭惡香港人，這些都不用懷疑。但要保命，個人感受不值一提。如果習近平考慮到做什麼比較能保住自己小命及中共大命時，他有可能不得不承認香港本質上是一個國際共管城市。原本香港就是一個國際場，有錢大家揾，沒有人逾越規矩便相安無事，偏偏中共以為自己是上帝，萬事在他掌握中，意欲將香港攪成一個大陸城市，才落得如斯田地。軟功包括容讓香港高度自治，實行雙普選等。這不是沒有可能。
補充一點，在這其中一個版本到來時，香港警察也不會有好下場。如果香港有雙普選，可能過半支警隊會被判刑，當中有不少會重判。如果中共鎖國，中共也不會信任這支屢屢違抗上司的警隊(至少兩次公開違反政務司張建宗命令)，反而會派遣嫡系解放軍、武警、公安接管。香港警察，有沒有想過駐港解放軍這麼接近警總？又佐敦軍營這麼接近尖沙咀警署？不信的，可以看看納粹德國惡名昭彰的長刀之夜，希特拉如何指使黨衛隊及蓋世太保幾天之內盡殺納粹衝鋒隊。好像只有香港警察不知道自己死到臨頭。
不過，在最終結局來到前，過渡期可能長達幾個月至幾年不等。今次香港人知道退縮了便一無所有，反抗力量並不會輕易散去。即使有時累了氣勢稍歇，甚至可能因政府的高度鎮壓而停止一陣，很快又會捲土重來。其實，政府一定比我們心急，一定更怕打消耗戰，因為他們的壓力及成本比我們高。很多朋友都說過要打長久戰，其中可以參考葉一知的長文。因此，懇請大家上場時不戀戰，不妨多考慮策略，不自殺，不被捕，懷抱希望，繼續堅持反抗，等待煲底相認一刻的來臨。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901.html
即使逆權運動持續快超過百日，香港仍然處於一個懸而未決的狀態。政府黔驢技窮地重覆使用暴力鎮壓，攪出太子8.31慘案，又性侵男女示威者，但種種意圖令人恐懼的手段，仍然沒法遏止香港人的反抗力量，反而催化更多人的堅持。政府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只能緣木求魚地希冀港人突然不反抗。中共也舉棋不定只是乾等。只要香港人一直堅持反抗，中共也只有兩個選擇：硬的和軟的版本。我嘗試想像兩邊的終極結局。
如果中共一心將暴力鎮壓推到最盡，出解放軍又好，指示港警武警混合體又好，總之進行大規模殺戮，那麼，最終結局只有"鎖國"一途。即是中共打算從國際社會撤退，把國民和財產鎖在中國。因為大規模殺戮必會促使國際社會出手制裁中共，而且不會再次出現九十年代西方社會給予的改過機會(八九六四後，西方自由派認為只要中國發達起來，便會發展民主)。假設習近平會這樣做，有可能出於中國經濟瀕臨崩盤，又或者預計到必會於中美貿易戰中大敗，因為鎖國才能保住共產黨繼續統治中國。其實早幾年已有些苗頭：中共將政府官員及子女羈留在中國；錢只能進不能出。而且習近平多次表示他崇拜毛澤東，毛澤東便曾經鎖國多年。已故中共領導人陳雲便提出過"鳥籠經濟"的概念。歷代中國及中共領導都有這種幻想：中國這麼大，必要時自給自足好了，完全是違逆世界潮流的無知想法。
坦白說，如果中共鎖國，我們幾乎沒有機會贏，因為雙方擁有的武裝力量簡直是核武年代和石器時代的差距。好消息是，習近平可能會比我們先下地獄。現在中共利益集團的想法是，大家有錢賺有美好生活，大家便即管不反枱。如果習近平玩攬炒鎖國，那班黨政軍領導會很有可能發動政變，習近平的生命便會危在旦夕。習近平雖然身為軍委主席，但去到生死存亡時會發生什麼事，恐怕連他也說不準。這一點習主席比什麼人都清楚。
另一個版本是，當所有硬手段都用盡的時候(不包括大規模殺戮)，中共才會考慮採用軟功。習近平痛恨西方民主自由，誓保中共江山，由此推斷，他一定厭惡香港人，這些都不用懷疑。但要保命，個人感受不值一提。如果習近平考慮到做什麼比較能保住自己小命及中共大命時，他有可能不得不承認香港本質上是一個國際共管城市。原本香港就是一個國際場，有錢大家揾，沒有人逾越規矩便相安無事，偏偏中共以為自己是上帝，萬事在他掌握中，意欲將香港攪成一個大陸城市，才落得如斯田地。軟功包括容讓香港高度自治，實行雙普選等。這不是沒有可能。
補充一點，在這其中一個版本到來時，香港警察也不會有好下場。如果香港有雙普選，可能過半支警隊會被判刑，當中有不少會重判。如果中共鎖國，中共也不會信任這支屢屢違抗上司的警隊(至少兩次公開違反政務司張建宗命令)，反而會派遣嫡系解放軍、武警、公安接管。香港警察，有沒有想過駐港解放軍這麼接近警總？又佐敦軍營這麼接近尖沙咀警署？不信的，可以看看納粹德國惡名昭彰的長刀之夜，希特拉如何指使黨衛隊及蓋世太保幾天之內盡殺納粹衝鋒隊。好像只有香港警察不知道自己死到臨頭。
不過，在最終結局來到前，過渡期可能長達幾個月至幾年不等。今次香港人知道退縮了便一無所有，反抗力量並不會輕易散去。即使有時累了氣勢稍歇，甚至可能因政府的高度鎮壓而停止一陣，很快又會捲土重來。其實，政府一定比我們心急，一定更怕打消耗戰，因為他們的壓力及成本比我們高。很多朋友都說過要打長久戰，其中可以參考葉一知的長文。因此，懇請大家上場時不戀戰，不妨多考慮策略，不自殺，不被捕，懷抱希望，繼續堅持反抗，等待煲底相認一刻的來臨。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9/901.html
Saturday, 28 September 2019
中国加强掌控宗教 青海首建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
来源:
中央社
在官方加强掌控宗教事务下，中国第一个省级“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25日在青海省甘德县龙恩寺挂牌。青海官媒形容，这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进宗教活动场所”的重要举措。
中共青海省委旗下的青海日报报导，这座“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是青海省第一个省级示范基地。而“法律进寺院、法治宣传进宗教活动场所”是青海省在全中国首创的经验，并在全国交流。
中共青海省委旗下的青海日报报导，这座“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是青海省第一个省级示范基地。（图取自青海政法微博）
龙恩寺所在的甘德县，隶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位在青海东南部，属于藏族聚集地区，藏传佛教因此是当地的主要信仰。
报导还强调，青海省近年来不断丰富和充实“法治宣传进宗教活动场所”的时代内涵，先后开展了“活佛阿訇讲宪法”、创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寺观教堂”等活动。
这项报导提到，青海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法治宣传进宗教活动场所”开展许多工作。有的建立了法治宣传进寺院专业队伍，有的聘请教职人员开展法治教育，有的“将宪法考试纳入寺院依法管理”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显着成效”。
青海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说，建设“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是在“守法、普法”领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19大精神的具体举措。
龙恩寺寺管会负责人则说，今后龙恩寺除一如既往“爱国爱教”及不断深化“法律进寺院”外，还将创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寺观教堂”等活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4%B8%AD%E5%9B%BD%E5%8A%A0%E5%BC%BA%E6%8E%8C%E6%8E%A7%E5%AE%97%E6%95%99%7C%E9%9D%92%E6%B5%B7%E9%A6%96%E5%BB%BA%E6%B3%95%E6%B2%BB%E5%AE%A3%E4%BC%A0%E8%BF%9B%E5%AF%BA%E9%99%A2%E7%A4%BA%E8%8C%83%E5%9F%BA%E5%9C%B0.html
中央社
在官方加强掌控宗教事务下，中国第一个省级“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25日在青海省甘德县龙恩寺挂牌。青海官媒形容，这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进宗教活动场所”的重要举措。
中共青海省委旗下的青海日报报导，这座“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是青海省第一个省级示范基地。而“法律进寺院、法治宣传进宗教活动场所”是青海省在全中国首创的经验，并在全国交流。
中共青海省委旗下的青海日报报导，这座“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是青海省第一个省级示范基地。（图取自青海政法微博）
龙恩寺所在的甘德县，隶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位在青海东南部，属于藏族聚集地区，藏传佛教因此是当地的主要信仰。
报导还强调，青海省近年来不断丰富和充实“法治宣传进宗教活动场所”的时代内涵，先后开展了“活佛阿訇讲宪法”、创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寺观教堂”等活动。
这项报导提到，青海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法治宣传进宗教活动场所”开展许多工作。有的建立了法治宣传进寺院专业队伍，有的聘请教职人员开展法治教育，有的“将宪法考试纳入寺院依法管理”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显着成效”。
青海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说，建设“法治宣传进寺院示范基地”，是在“守法、普法”领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19大精神的具体举措。
龙恩寺寺管会负责人则说，今后龙恩寺除一如既往“爱国爱教”及不断深化“法律进寺院”外，还将创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寺观教堂”等活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4%B8%AD%E5%9B%BD%E5%8A%A0%E5%BC%BA%E6%8E%8C%E6%8E%A7%E5%AE%97%E6%95%99%7C%E9%9D%92%E6%B5%B7%E9%A6%96%E5%BB%BA%E6%B3%95%E6%B2%BB%E5%AE%A3%E4%BC%A0%E8%BF%9B%E5%AF%BA%E9%99%A2%E7%A4%BA%E8%8C%83%E5%9F%BA%E5%9C%B0.html
何清涟：寻找污点将成公私合营2.0版的突破口
2019-09-27
公私合营的历史照片。（Public Domain）
最近由中央政府操盘的两件大事表明，中国公私合营2.0版即将启动。一是国务院于9月12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北京于9月中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大对港资企业的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
公私合营2.0版早就板上钉钉
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颁布之时，我就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新一轮公私合营的路向已定。该文指出：一、《方案》定下“混合所有制”，但强调“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仍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与发展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谓“混合所有制”下，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二、确定了党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三、“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
公私合营的历史照片。（Public Domain）
中国政府在境内看中的民企，想逃避收购肯定没门。此后几年，中国政府虽然曾发文安抚民企，但谁都知道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
中国官方近几年一直在营造舆论，欲将反腐扩张至民营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在各种灰色地带的财富积累方式。中国民营企业有“原罪”是事实，因为制度环境太过恶劣，在政府官员将所有资源（土地、项目审批）、税收、消防检查等公共职能都视为寻租工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做大，都得与权贵、掌握实权的官员结成政商同盟关系，通过行贿获取某行业的经营特许权、土地、套取银行贷款等，偷税漏税等各种逃税行为几乎是司空见惯现象。江胡时期的中共政府默许这类行为，纵容官商共谋闷声发大财，迅速养成了一批超级富豪，并给予各级政协委员以示盟好。但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后，情况变了，从2012年开始的官场反腐，几乎每位官员倒台后都牵扯到一批商人。
建立吹哨人制度，从行贿、非法经营、逃税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是中国政府用之稔熟且非常灵验的法宝。
处置“民营”企业的几种模式
2018年3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晖集资诈骗案。（上海一中院发布图片）
中共推出混合所有制之初，民营企业家都非常反感。2014年是国企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阶段，王健林、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从那时开始，与中国权贵瓜葛甚多的王健林、肖建华、吴小晖都试图往外转移资产，数量都达到一二百亿美元之钜。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让这些富翁挟资外逃，采用几种方法分而治之：
一是软禁拘押或采用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
2018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将海航与万达、安邦、复星三个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同列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来源，原因是它们通过大举借债为境外收购提供资金。这些境外收购多系中央政府明确反对的房地产、影城、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涉嫌资产转移。号称“超级白手套”的肖建华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机构，号称“明天系”。据中国当局内部评估，明天系的资产总值2万亿元，所累积的风险，足以危及中国金融安全。据《南华早报》2018年6月的报道，肖建华被关押在上海松江，由解放军看守，其业务就是变卖境外资产，转回国内偿还银行债务。
上述金融大鳄之中，粉红色大鳄吴小晖下场最惨，获刑18年，没收财产超百亿。
二是马云模式，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法新社）
马云在壮年交班，外界大都认为这是马云在政治压力之下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马云此举，与互联网行业积累财富的中国特色有关。中国的政治环境一方面给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成功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半垄断的生意。政府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结果就是政府发放的牌照有如芝麻开门的符咒，马云也真成了“阿里巴巴”。在这种环境中，企业选择与政府合作，既得到经营特许权，又可求得政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无法硬气。
马云对交班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马云称“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股价一路飚升，2015年初中国工商总局发文点名批评阿里系网购平台，短短四天阿里付出了市值缩水370亿美元的代价，马云从此知道一点：自己既要依靠政府成为行业里的“王”，“王冠”就随时可被“造王者”拿走，于是乖巧地声称“我可以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香港富豪捐地：国企“入住”港资的前奏曲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与《官商共治终结 香港“二次回归”启动》，都分析过中央政府近期内提前启动二次回归，原因是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认为许多北京重点扶持的港商擅长寻租、分利，在关键时刻却不肯尽政治义务，因此要让自己人即国企掌控香港经济。
香港首富李嘉诚（AFP）
李嘉诚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时，中国官媒明言，香港人因为住房问题郁积的愤怒积压多年，中央政府在代香港地产富豪背锅。并广为转发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观此势头，港商大都明白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在即。因此，在9月25日于香港举行的2019财年业绩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四大地产商之一的郑氏家族旗下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将与非盈利机构“要有光”合作，以象征式的1港元租金，捐出香港28,000平方尺（约3,111平方米）地皮兴建社会房屋，以帮助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
香港富商们多金多投资管道，如李嘉诚早已将资产置于中共长臂伸展不到之地。这些富商的未来财运，取决于他们的资产安放在何处。
吹哨人制度的目的是寻找民企污点
在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吹哨人制度建立之前，民企反腐就已经开场。据法律人士介绍，民企涉及的腐败犯罪共包括15个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腾讯、京东、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内部反腐的阵营。官媒宣称，“这些民营企业以大刀阔斧的姿态向内部腐败宣战，不仅主动清理门户，而且敢于自揭家丑”。
公私合营的历史照片。（Public Domain）
浙江民营企业发达 ，其做法也许将为全国仿效，据浙江在线刊文披露，杭州市政府将抽调100名官员，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宣称这种做法是“服务重点企业，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但谁都明白，冠冕堂皇的说辞伴随的是寻找污点的行动。根据以往经验， 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这家民企不是收归当地政府，就是财富烟消云散，公众莫知资产所踪。
——RFA
面对政府这种公开的“寻污”行动，身负原罪的中国资产者一是知道“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的原则，中国没这讲究；二是明白中共的厉害，在无法逃遁的情况下，多半会走马云、香港郑氏家族道路。他们深知，一旦吹哨人检举，连舍财保身的可能都变得极微。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9/20_27.html
香港正被纳入网络警察国家体系
来源:
自由亚洲
天津最近召开一年一度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目的是把全国八亿网民禁锢在拥有世界前沿科技的网络警察国度。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的最新指示是：“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习大大更吹嘘什么要千方百计提升人民“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云云。
但实质上，中共的网络政策除了要开发如5G设备的国际商机外，更要构建全天候百分百覆盖率的防控系统；而且此警察机器有蔓延到香港的势头！习总的口头禅是“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中共全年的维稳费约1.39万亿元，比公开的军费还多，其中一大部份用作网络安全。网民不但甚难利用互联网打击中共或散播不利政权的消息，网络成为作者乔治.奥威尔在《1984》书中的老大哥监控人民的全能眼睛与耳朵。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网络科技日飞猛进，中国几十万网络警察与特务只是把维权运动与公民社会的参与者打进地下。网络警察系统封杀不了所谓“反党”组织。最佳例子是：异见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维权律师等虽然公开活动的空间好像越来越狭窄，但他们仍然能维持跨省甚至全国的互联网组织，在关键时刻起了暴露皇帝新衣的作用。仍旧被禁教书的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对香港的逆权运动就作出精辟的评论：“14亿人应该感谢700万人。反送中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有勇气，向最强大的极权体制抗争”。其他北京甚顾忌的团体包括地下教会与退伍军人亦建立了全国性的网络组织，随时蠢蠢欲动！
其实受正规教育不多的习总对于什么云端、大数据、5G等IT概念认识有限，他最关注的是此高科技领头羊行业一定要由党国控制，并对维稳作出贡献。习总不知道执世界IT技术牛耳的美国跨国公司都是在言论自由、资金与人才自由流动的法治社会中壮大。而中国的IT巨擘多半依赖中央赋予垄断性资金与市场，这些与红色贵族分不开的准国营企业在发财之余大力构建中共的高科技维稳平台。但在党政军操纵的环境下脱颖而出的，如华为与中兴等巨无霸的众多技术与零部件都靠西方进口，之所以这些富可敌国的公司竟脆弱得抵挡不了特朗普的制裁！无他，一个要成功的中国网络企业除了要受中央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安全部、甚至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委监管外，还要无偿向安全部门提供维稳大数据与设计监控“反党黑五类”的软件，试问它们的创新能力还剩下多少？
杀鸡取卵终打击内地经济
习总无限扩大网络警察国家体制当然会影响一国两制与尤其是热衷参政的港人。特区政府已让国内著名网络安全公司处理例如新居民智能身份证与香港机场过关人流等敏感资讯。自逆权运动在6月初爆发以来，香港警察收集了大量曾参与示威抗议人士的个人资料，虽然特区政府曾否认这些资料已融入全国维稳大数据库，但随着大湾区的发展与众多中港融合机制的发酵，再加以香港是国际情报中心，特区纳入国家网络安全机制是早晚的事！
当然，既然有超过200万港人上街争取加快民主自由的步伐，习总最关心的是中共政权的安危！至于香港堕入大陆网络警察国家体系后驻港的西方跨国公司与其他国际组织还愿不愿意把亚太总部留在特区则不是中共高层的最重要考量！自从北京开始打压国泰航空与攻击本地大地产商后，中共对特区的政策已越来越靠近杀鸡取卵。当香港的商人、学者与专业人士发觉他们在特区使用电脑与手机时定会遭到无孔不入的监控时，一国两制便会消失于无形中，到时大陆的经济亦会进一步受到打击，但这简单道理会打动维稳至上的习大大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9%A6%99%E6%B8%AF%E6%AD%A3%E8%A2%AB%E7%BA%B3%E5%85%A5%E7%BD%91%E7%BB%9C%E8%AD%A6%E5%AF%9F%E5%9B%BD%E5%AE%B6%E4%BD%93%E7%B3%BB.html
自由亚洲
天津最近召开一年一度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目的是把全国八亿网民禁锢在拥有世界前沿科技的网络警察国度。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的最新指示是：“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习大大更吹嘘什么要千方百计提升人民“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云云。
但实质上，中共的网络政策除了要开发如5G设备的国际商机外，更要构建全天候百分百覆盖率的防控系统；而且此警察机器有蔓延到香港的势头！习总的口头禅是“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中共全年的维稳费约1.39万亿元，比公开的军费还多，其中一大部份用作网络安全。网民不但甚难利用互联网打击中共或散播不利政权的消息，网络成为作者乔治.奥威尔在《1984》书中的老大哥监控人民的全能眼睛与耳朵。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网络科技日飞猛进，中国几十万网络警察与特务只是把维权运动与公民社会的参与者打进地下。网络警察系统封杀不了所谓“反党”组织。最佳例子是：异见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维权律师等虽然公开活动的空间好像越来越狭窄，但他们仍然能维持跨省甚至全国的互联网组织，在关键时刻起了暴露皇帝新衣的作用。仍旧被禁教书的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对香港的逆权运动就作出精辟的评论：“14亿人应该感谢700万人。反送中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有勇气，向最强大的极权体制抗争”。其他北京甚顾忌的团体包括地下教会与退伍军人亦建立了全国性的网络组织，随时蠢蠢欲动！
其实受正规教育不多的习总对于什么云端、大数据、5G等IT概念认识有限，他最关注的是此高科技领头羊行业一定要由党国控制，并对维稳作出贡献。习总不知道执世界IT技术牛耳的美国跨国公司都是在言论自由、资金与人才自由流动的法治社会中壮大。而中国的IT巨擘多半依赖中央赋予垄断性资金与市场，这些与红色贵族分不开的准国营企业在发财之余大力构建中共的高科技维稳平台。但在党政军操纵的环境下脱颖而出的，如华为与中兴等巨无霸的众多技术与零部件都靠西方进口，之所以这些富可敌国的公司竟脆弱得抵挡不了特朗普的制裁！无他，一个要成功的中国网络企业除了要受中央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安全部、甚至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委监管外，还要无偿向安全部门提供维稳大数据与设计监控“反党黑五类”的软件，试问它们的创新能力还剩下多少？
杀鸡取卵终打击内地经济
习总无限扩大网络警察国家体制当然会影响一国两制与尤其是热衷参政的港人。特区政府已让国内著名网络安全公司处理例如新居民智能身份证与香港机场过关人流等敏感资讯。自逆权运动在6月初爆发以来，香港警察收集了大量曾参与示威抗议人士的个人资料，虽然特区政府曾否认这些资料已融入全国维稳大数据库，但随着大湾区的发展与众多中港融合机制的发酵，再加以香港是国际情报中心，特区纳入国家网络安全机制是早晚的事！
当然，既然有超过200万港人上街争取加快民主自由的步伐，习总最关心的是中共政权的安危！至于香港堕入大陆网络警察国家体系后驻港的西方跨国公司与其他国际组织还愿不愿意把亚太总部留在特区则不是中共高层的最重要考量！自从北京开始打压国泰航空与攻击本地大地产商后，中共对特区的政策已越来越靠近杀鸡取卵。当香港的商人、学者与专业人士发觉他们在特区使用电脑与手机时定会遭到无孔不入的监控时，一国两制便会消失于无形中，到时大陆的经济亦会进一步受到打击，但这简单道理会打动维稳至上的习大大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9%A6%99%E6%B8%AF%E6%AD%A3%E8%A2%AB%E7%BA%B3%E5%85%A5%E7%BD%91%E7%BB%9C%E8%AD%A6%E5%AF%9F%E5%9B%BD%E5%AE%B6%E4%BD%93%E7%B3%BB.html
程翔：警惕中共改造香港
在香港回歸前夕，一位富豪問我，中共收回香港後，對香港經濟會有什麼動作？我根據中共在1949年前後接管內地北平（今日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等五大城市的經驗，判斷一些有可能會採取的措施，包括：一，臣服當地的工商界頭面人物，令他們在政治上不敢對中共的政策有異議；而對不聽話的企業會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或吞併或限制迫其或就範或滅亡。二，對當地的國計民生有關鍵影響的行業（香港的情況是房地產、金融、海空航運、交通通訊、水電煤等）必定會逐步掌控（通過派人、參股等手段）。三，對整個香港會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三點是中共的慣性思維和動作，必然會在日後體現出來。我當時強調，鑒於「一國兩制」的政策限制，中共不會在回歸後馬上採取這些措施，但是一旦條件成熟，或者政治上有此需要，中共必然會這樣做，因為這是中共的DNA決定的。這位富豪聽後面有不悅之色，囑我不要妄作判斷，否則會影響我的credibility（信用）。
很不幸，二十多年前的預判近日有跡象成真，因為中共對反送中運動的「錯讀誤判」已經促使它發展出一個非常荒謬的論述，就是必須對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式」的改造。中共的邏輯是這樣的：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是民生問題（特別是住屋）沒有得到解決，社會由此積累的大量怨氣，藉着修訂《逃犯條例》而宣洩出來。而民生問題之所以得不到解決，是因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長遠解決香港問題，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
最早發表這觀點的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其總編輯胡錫進9月5日刊文指，香港民生問題尖銳的最大原因是其過於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他說，鑒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這些事中央都不便插手。問題是香港媒體、反對派人士把香港問題的鍋甩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頭上，煽動香港內地對立，導致民眾不瞭解內地，進而形成香港不好的東西也變成好東西，「爛透的東西也被貼上『民主自由人權』的標籤」。 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中共把反送中運動的成因歸咎為「極端資本主義」，但可惜由於「一國兩制」，中共無法直接插手。
接着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社交媒體公號「長安劍」發文，題為「李嘉誠發聲，到底誰該給香港人『網開一面』？」人民日報9月12日發表的《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新華社9月12日發佈評論，也重申類似言論。
在同一天內中共政法委、新華社、人民日報齊齊把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歸咎為年青人因為樓價貴買不起房子而產生「反社會心態」，因而公開譴責香港的地產商對土地的囤積居奇。這種步調一致的做法應該是反映了高層的認知，這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這場運動的「錯讀誤判」是何等嚴重。
那麼在中共看來，解決方法是什麼？自然就是要迫使地產商交出土地來。為了配合中共這個政策，民建聯在9月11日以報章頭版廣告兼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業主的閒置土地，大量興建公營房屋「突破困局」。
事實上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閒置農地、棕地的倡議，並非民建聯「首創」，多年來已有不少民間團體、政黨極力爭取，例如民主黨早在6年前已提出；然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去年更撰文反對，政府亦斬釘截鐵表明拒絕。此番民建聯突然轉軚，顯然是受到中共的授意。最能說明這點的，是《人民日報》的文章高調引用民建聯的全版廣告。
在中共這種無形的壓力下，9月25日新世界率先宣佈要捐出300萬英尺的土地給非政府組織發展房屋給低收入家庭。筆者無法證實新世界此舉是主動（響應號召）或被動（感受到壓力）而作出，但從時間點上看，卻是很「巧合」。
這就使我想起70年前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推動的「土改（土地改革）運動」，運動以改革為名，實質上是奪取私人土地。推動時的名義是「分田地」給農民，但很快便又從農民手上通過「農業集體化」的方式實際上收歸國有。當時的做法是首先污衊地主，迫其承認剝削，然後乖乖交出田土地契。現在則通過批判李嘉誠向地產商立威，其他地產商看在眼裏就乖乖奉獻土地。
除了遷怒於地產商，中共還嫌香港的企業沒有挺身而出支持政府。反送中運動以來，中共已經不斷向本港私人企業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辭退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港企國泰航空迫於壓力除了辭退其CEO John Slosar外還解聘了一批「黃絲」員工。外企法國國家巴黎銀行法律顧問Jason Ng 也只因為在面書上諷刺「藍絲」的抗爭手段是「東施效顰」（Monkey see, monkey do）而被迫辭職。
由於中共不滿港企撐政府不力，它正謀求進一步控制港企。根據路透社9月13日報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在深圳召集近百國企代表開會，要求他們在香港加大對港企業的投資力度及加強對本港企業的控制等，以協助平息香港最近的社會不穩亂局。路透社引述三名國企高層稱，國資委在會上要求近100間國企（包括招商局和中石化等），盡各自的努力，幫助解決「中國多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biggest political crisis in years）」。與會國企承諾投資更多在本港行業，包括房地產和旅遊業等，以便創造就業機會，穩定金融市場。路透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稱，會議指出，國企僅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並不足夠，國企被要求取得公司的控制和決策權。有與會國企高層說香港的商界精英做得不足（筆者按：所謂「做得不足」，應該是指工商界在「止暴制亂」方面做得不足）。
國資委這次深圳會議，使人聯想到這是否將要在香港來一場新版的「公私合營」？七十年前，中共奪取資本家私人企業的手段就是從「公私合營」入手的。
從胡錫進提出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極端資本主義」，到三官媒連聲向地產商施壓，到國資委部署由國企出面奪取港企領導權。這些發展讓人擔心中共正在對香港的資本主義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因為當年中共改造資本主義的兩大武器就是「土地改革」和「公私合營」。想不到回歸前我的一些擔心，竟然會在今天得到某程度上的印證，所以香港人應該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09/20190928_28.html
很不幸，二十多年前的預判近日有跡象成真，因為中共對反送中運動的「錯讀誤判」已經促使它發展出一個非常荒謬的論述，就是必須對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式」的改造。中共的邏輯是這樣的：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是民生問題（特別是住屋）沒有得到解決，社會由此積累的大量怨氣，藉着修訂《逃犯條例》而宣洩出來。而民生問題之所以得不到解決，是因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長遠解決香港問題，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
最早發表這觀點的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其總編輯胡錫進9月5日刊文指，香港民生問題尖銳的最大原因是其過於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他說，鑒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這些事中央都不便插手。問題是香港媒體、反對派人士把香港問題的鍋甩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頭上，煽動香港內地對立，導致民眾不瞭解內地，進而形成香港不好的東西也變成好東西，「爛透的東西也被貼上『民主自由人權』的標籤」。 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中共把反送中運動的成因歸咎為「極端資本主義」，但可惜由於「一國兩制」，中共無法直接插手。
接着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社交媒體公號「長安劍」發文，題為「李嘉誠發聲，到底誰該給香港人『網開一面』？」人民日報9月12日發表的《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新華社9月12日發佈評論，也重申類似言論。
在同一天內中共政法委、新華社、人民日報齊齊把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歸咎為年青人因為樓價貴買不起房子而產生「反社會心態」，因而公開譴責香港的地產商對土地的囤積居奇。這種步調一致的做法應該是反映了高層的認知，這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這場運動的「錯讀誤判」是何等嚴重。
那麼在中共看來，解決方法是什麼？自然就是要迫使地產商交出土地來。為了配合中共這個政策，民建聯在9月11日以報章頭版廣告兼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業主的閒置土地，大量興建公營房屋「突破困局」。
事實上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閒置農地、棕地的倡議，並非民建聯「首創」，多年來已有不少民間團體、政黨極力爭取，例如民主黨早在6年前已提出；然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去年更撰文反對，政府亦斬釘截鐵表明拒絕。此番民建聯突然轉軚，顯然是受到中共的授意。最能說明這點的，是《人民日報》的文章高調引用民建聯的全版廣告。
在中共這種無形的壓力下，9月25日新世界率先宣佈要捐出300萬英尺的土地給非政府組織發展房屋給低收入家庭。筆者無法證實新世界此舉是主動（響應號召）或被動（感受到壓力）而作出，但從時間點上看，卻是很「巧合」。
這就使我想起70年前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推動的「土改（土地改革）運動」，運動以改革為名，實質上是奪取私人土地。推動時的名義是「分田地」給農民，但很快便又從農民手上通過「農業集體化」的方式實際上收歸國有。當時的做法是首先污衊地主，迫其承認剝削，然後乖乖交出田土地契。現在則通過批判李嘉誠向地產商立威，其他地產商看在眼裏就乖乖奉獻土地。
除了遷怒於地產商，中共還嫌香港的企業沒有挺身而出支持政府。反送中運動以來，中共已經不斷向本港私人企業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辭退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港企國泰航空迫於壓力除了辭退其CEO John Slosar外還解聘了一批「黃絲」員工。外企法國國家巴黎銀行法律顧問Jason Ng 也只因為在面書上諷刺「藍絲」的抗爭手段是「東施效顰」（Monkey see, monkey do）而被迫辭職。
由於中共不滿港企撐政府不力，它正謀求進一步控制港企。根據路透社9月13日報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在深圳召集近百國企代表開會，要求他們在香港加大對港企業的投資力度及加強對本港企業的控制等，以協助平息香港最近的社會不穩亂局。路透社引述三名國企高層稱，國資委在會上要求近100間國企（包括招商局和中石化等），盡各自的努力，幫助解決「中國多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biggest political crisis in years）」。與會國企承諾投資更多在本港行業，包括房地產和旅遊業等，以便創造就業機會，穩定金融市場。路透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稱，會議指出，國企僅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並不足夠，國企被要求取得公司的控制和決策權。有與會國企高層說香港的商界精英做得不足（筆者按：所謂「做得不足」，應該是指工商界在「止暴制亂」方面做得不足）。
國資委這次深圳會議，使人聯想到這是否將要在香港來一場新版的「公私合營」？七十年前，中共奪取資本家私人企業的手段就是從「公私合營」入手的。
從胡錫進提出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極端資本主義」，到三官媒連聲向地產商施壓，到國資委部署由國企出面奪取港企領導權。這些發展讓人擔心中共正在對香港的資本主義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因為當年中共改造資本主義的兩大武器就是「土地改革」和「公私合營」。想不到回歸前我的一些擔心，竟然會在今天得到某程度上的印證，所以香港人應該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09/20190928_28.html
官商共治终结 香港“二次回归”启动
何清涟
9月16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的第100天，北京解决香港问题的最终路向已经非常清楚，结束官商共治，启动二次回归。这从其通过各渠道释放的几大信号可证：9月13日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独家信息：北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于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强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9月17日国内各网站登消息与评论，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李嘉诚则受到《人民日报》（9月13日）点名批判。三条消息都指向“二次回归”计划中的一项：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中共全面掌控香港经济。
北京称港商“不是自己人”
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对受危机影响的香港的投资力度》（China prods state firm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crisis-hit Hong Kong）。指出近日中国政府召集百家大型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参加会议的100余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高级代表承诺，更多地投资于包括房地产和旅游业在内的主要香港行业，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并稳定金融市场，尽其所能帮助政府解决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借高级代表之口说出：“香港的商界精英肯定做得不够。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The business elites in Hong Kong are certainly not doing enough. Most of them are just not one of us”）。
这句话表明：香港商界精英过去依靠中国政府赐予的特权寻租、分利，在陆港两地市场通吃的政商结合之路已走到尽头。即便在香港，这些富商聚财的房地产等行业也将由国企接管。
目前并不清楚国企加大投资力度的具体做法，但原则已经定下：“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仅是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还被要求控制公司并拥有决策权”，要求香港富豪出让部分股份并让国企掌握控制权，是其可能的一种方式。估计反送中以来在北京眼中表现不佳的企业将会优先排在被收购行列。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一文中谈到，结束官商共治模式是“二次回归”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与统战对象香港商界精英之间出现裂痕并非始于“反送中”运动。早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之时，香港商界大佬很少有人表态支持政府。《中国日报》为此于10月25日发表英文文章《香港大亨不愿意在“占中动荡”中站稳立场》（“Roundup: 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点名批评指香港富豪李嘉诚态度模棱两可，李兆基、郭鹤年、吴光正等富豪则保持沉默，未曾表态支持香港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北京对港商的看法：寻租、分利，却不肯尽政治义务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界大亨确实依靠中央政府的荫蔽寻租分利。相关研究认为， 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业和政治的关键二十年。除了主权移交，还有数项相互交织的变化，包括去工业化、英资撤退、本地商业集团化、混合型商业出现、政治机构重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义，引发了一波经济结构重组。制造业迅速被服务业取代，后者包括银行、地产、旅游和物流等。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些财阀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控股，其旗下拥有大量不同行业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过50个国家。研究者认为，李嘉诚上世纪50年代在塑料制造业起家，而其产业真正的集团化始于1979年，当年他从英国商行手上买下了和记黄埔，李氏商业帝国即从这里奠基，此后与北京结成亲密政商关系，得到北京支持，更是得到长足发展。
其他财阀的情况与李嘉诚类似，由于因为这些财阀商业集团与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陆港之间的地缘经济迅速融合，这种融合包括港资进入大陆、大量陆资进入香港，以及跨境商业运作的出现。香港本地和大陆的资本越来越多地合并，形成了共生关系，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发展了大量商业项目和关系网。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十大香港华人商业家族（包括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吴光正家族和郑裕彤家族）已经控制了占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这种天量财富，对于财阀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响，这些人都得到北京赐赏的黄马褂——全国人大、政协常委等荣衔，在本港亦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天下之事，往往是兴一利必有一弊，中资进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财富版图。在1997以后的20年中，香港本地资本的显赫地位逐渐被笼罩于大陆资本的阴影之下，尤其是与国有企业有关的陆资。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陆资，包括腾讯、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集团、中银香港、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海外发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长实（李嘉诚家族）、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家族）、恒生银行和港交所，可被视为香港本地企业。 与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由十大本地企业把持相比，变化之巨，让香港商界产生受挤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之后，中港企业交叉持股日渐普遍，这导致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产生了新的混合型商业模式。这种混合型商业的运作基于不同的经济理性，不仅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还得尽政治义务，充当北京在香港维稳的长臂。
李嘉诚为何会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在中央政府眼中，依靠北京政治加持成就商业帝国的李嘉诚至少有三次对不起党与政府：
第一笔：从2011年就开始不动声色地从大陆撤资，不断抛售中国资产，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在大陆拿地，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购入香港的土地，撤资规模以千亿计，据说撤得很干净。当时中国舆论对李嘉诚跑路表示不满，言论中都涉及李嘉诚商业帝国形成的特点。李嘉诚是港商中与北京最高权力走得最近的巨贾，作为香港商界顶尖精英，曾受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接见。自邓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见李，让他受到最高权力的“加持”，李嘉诚在香港与大陆可谓通行无阻，其特权超过任何太子党成员。那篇《别让李嘉诚跑了》说得很直白：“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一文更是挑明了这意思：李家资本是中国政府用政策与特殊待遇喂养的名外实内的资本，本应“与国同休”，如今国家经济困难初露，李家就携财外迁，实在是大大辜负了党的殷切期望。
第二笔：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李嘉诚不肯表态支持北京与香港政府。
第三笔：今年反送中以来三次发言都未表态支持政府，先发表“黄台摘瓜”广告，暗指中央政府对香港严苛，继之又发表“盼年轻人体谅大局，而执政者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骑墙言论。
有此三笔旧债新帐，李嘉诚必须成为《人民日报》等官媒的批判目标，批判文章连“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重话都用上，恐怕看得香港富商们心底直冒寒气。
最后对本文做一归纳：自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就在思谋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施“二次回归”。促使北京提前结束官商共治模式的原因，一是在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商界精英如李嘉诚等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让北京再也无法忍受，认为“官商治港”导致贫富差距日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是真正的乱港之源，如今中央政府不想再成为香港财阀的替罪羊。二是国泰航空员工参加反送中，据说得到公司支持。北京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仗着公司有英国资本，就敢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干脆让国企进驻，控制企业员工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
黄之锋等香港抗议者代表希望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哪怕香港经济将因此急剧衰落、失业上升也在所不惜；北京则加紧推进“二次回归”计划，让中国国企全面掌控香港经济。无论两者实现哪一种，对香港都是灾难；两者全实现，香港将再也不是东方明珠。
（本文首发于 大纪元，2019年9月17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17/n11528492.htm）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19/09/17/china-govener-hongkong/
9月16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的第100天，北京解决香港问题的最终路向已经非常清楚，结束官商共治，启动二次回归。这从其通过各渠道释放的几大信号可证：9月13日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独家信息：北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于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强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9月17日国内各网站登消息与评论，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李嘉诚则受到《人民日报》（9月13日）点名批判。三条消息都指向“二次回归”计划中的一项：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中共全面掌控香港经济。
北京称港商“不是自己人”
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对受危机影响的香港的投资力度》（China prods state firm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crisis-hit Hong Kong）。指出近日中国政府召集百家大型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参加会议的100余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高级代表承诺，更多地投资于包括房地产和旅游业在内的主要香港行业，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并稳定金融市场，尽其所能帮助政府解决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借高级代表之口说出：“香港的商界精英肯定做得不够。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The business elites in Hong Kong are certainly not doing enough. Most of them are just not one of us”）。
这句话表明：香港商界精英过去依靠中国政府赐予的特权寻租、分利，在陆港两地市场通吃的政商结合之路已走到尽头。即便在香港，这些富商聚财的房地产等行业也将由国企接管。
目前并不清楚国企加大投资力度的具体做法，但原则已经定下：“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仅是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还被要求控制公司并拥有决策权”，要求香港富豪出让部分股份并让国企掌握控制权，是其可能的一种方式。估计反送中以来在北京眼中表现不佳的企业将会优先排在被收购行列。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一文中谈到，结束官商共治模式是“二次回归”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与统战对象香港商界精英之间出现裂痕并非始于“反送中”运动。早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之时，香港商界大佬很少有人表态支持政府。《中国日报》为此于10月25日发表英文文章《香港大亨不愿意在“占中动荡”中站稳立场》（“Roundup: 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点名批评指香港富豪李嘉诚态度模棱两可，李兆基、郭鹤年、吴光正等富豪则保持沉默，未曾表态支持香港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北京对港商的看法：寻租、分利，却不肯尽政治义务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界大亨确实依靠中央政府的荫蔽寻租分利。相关研究认为， 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业和政治的关键二十年。除了主权移交，还有数项相互交织的变化，包括去工业化、英资撤退、本地商业集团化、混合型商业出现、政治机构重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义，引发了一波经济结构重组。制造业迅速被服务业取代，后者包括银行、地产、旅游和物流等。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些财阀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控股，其旗下拥有大量不同行业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过50个国家。研究者认为，李嘉诚上世纪50年代在塑料制造业起家，而其产业真正的集团化始于1979年，当年他从英国商行手上买下了和记黄埔，李氏商业帝国即从这里奠基，此后与北京结成亲密政商关系，得到北京支持，更是得到长足发展。
其他财阀的情况与李嘉诚类似，由于因为这些财阀商业集团与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陆港之间的地缘经济迅速融合，这种融合包括港资进入大陆、大量陆资进入香港，以及跨境商业运作的出现。香港本地和大陆的资本越来越多地合并，形成了共生关系，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发展了大量商业项目和关系网。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十大香港华人商业家族（包括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吴光正家族和郑裕彤家族）已经控制了占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这种天量财富，对于财阀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响，这些人都得到北京赐赏的黄马褂——全国人大、政协常委等荣衔，在本港亦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天下之事，往往是兴一利必有一弊，中资进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财富版图。在1997以后的20年中，香港本地资本的显赫地位逐渐被笼罩于大陆资本的阴影之下，尤其是与国有企业有关的陆资。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陆资，包括腾讯、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集团、中银香港、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海外发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长实（李嘉诚家族）、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家族）、恒生银行和港交所，可被视为香港本地企业。 与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由十大本地企业把持相比，变化之巨，让香港商界产生受挤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之后，中港企业交叉持股日渐普遍，这导致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产生了新的混合型商业模式。这种混合型商业的运作基于不同的经济理性，不仅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还得尽政治义务，充当北京在香港维稳的长臂。
李嘉诚为何会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在中央政府眼中，依靠北京政治加持成就商业帝国的李嘉诚至少有三次对不起党与政府：
第一笔：从2011年就开始不动声色地从大陆撤资，不断抛售中国资产，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在大陆拿地，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购入香港的土地，撤资规模以千亿计，据说撤得很干净。当时中国舆论对李嘉诚跑路表示不满，言论中都涉及李嘉诚商业帝国形成的特点。李嘉诚是港商中与北京最高权力走得最近的巨贾，作为香港商界顶尖精英，曾受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接见。自邓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见李，让他受到最高权力的“加持”，李嘉诚在香港与大陆可谓通行无阻，其特权超过任何太子党成员。那篇《别让李嘉诚跑了》说得很直白：“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一文更是挑明了这意思：李家资本是中国政府用政策与特殊待遇喂养的名外实内的资本，本应“与国同休”，如今国家经济困难初露，李家就携财外迁，实在是大大辜负了党的殷切期望。
第二笔：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李嘉诚不肯表态支持北京与香港政府。
第三笔：今年反送中以来三次发言都未表态支持政府，先发表“黄台摘瓜”广告，暗指中央政府对香港严苛，继之又发表“盼年轻人体谅大局，而执政者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骑墙言论。
有此三笔旧债新帐，李嘉诚必须成为《人民日报》等官媒的批判目标，批判文章连“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重话都用上，恐怕看得香港富商们心底直冒寒气。
最后对本文做一归纳：自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就在思谋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施“二次回归”。促使北京提前结束官商共治模式的原因，一是在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商界精英如李嘉诚等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让北京再也无法忍受，认为“官商治港”导致贫富差距日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是真正的乱港之源，如今中央政府不想再成为香港财阀的替罪羊。二是国泰航空员工参加反送中，据说得到公司支持。北京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仗着公司有英国资本，就敢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干脆让国企进驻，控制企业员工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
黄之锋等香港抗议者代表希望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哪怕香港经济将因此急剧衰落、失业上升也在所不惜；北京则加紧推进“二次回归”计划，让中国国企全面掌控香港经济。无论两者实现哪一种，对香港都是灾难；两者全实现，香港将再也不是东方明珠。
（本文首发于 大纪元，2019年9月17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17/n11528492.htm）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19/09/17/china-govener-hongkong/
德国之声 | 北京发表白皮书：中国没有共产党会崩解
中国政府将在10月1日举行建政7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中国国务院抢在9月27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希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理解。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中共建政70周年纪念日前，中国政府周五(9月27日)发布政策白皮书。内容强调，中国需要共产党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否则中国将“分裂和解体”。
白皮书写道:“70年来，中国发展之所以成功，最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体量巨大、国情复杂，治理难度世所罕见，没有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给世界带来灾难。”
长期以来，中国当局为解决问题，例如在1989年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总是辩护说是为了维持国家稳定。法新社报导，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末以强人姿态上任后，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统治，并镇压了可能挑战权威的人。
习近平也持续推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军事现代化，也因此挑动周边国家的不安。然而白皮书提到，“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强调中国“以发展促进和平”、“不追逐霸权”。
白皮书甚至说：“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刻骨铭心，绝不会将曾经遭受的苦难强加给其他民族。”
不确定的年代
目前中国正处于不确定的年代，除了陷入与美国的激烈贸易战，也面临着包括经济放缓，以及在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等挑战。
白皮书内容提到：“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任何人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在谈到与华盛顿的贸易争端时，白皮书内容强调，“以贸易战相威胁，不断加征关税的做法无益于问题解决”，也说“中国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条完整、市场空间广阔、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绝不会被贸易战打垮削弱”。
谈到中美关系，白皮书写道：“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遏制打压别国、对外转嫁国内矛盾并不能使美国保持强大。”
俄罗斯、欧盟和发展中国家
白皮书另外提到了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表示两国“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强调“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还说“中俄紧紧站在一起”。提到欧洲时，白皮书说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团结和壮大”，并承诺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多边主义。
白皮书中也花篇幅向“发展中国家”喊话，说他们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同路人”，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动力”，呼吁合作的对象遍及全世界。
中共建政70周年大事记。
from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5%be%b7%e5%9b%bd%e4%b9%8b%e5%a3%b0-%e5%8c%97%e4%ba%ac%e5%8f%91%e8%a1%a8%e7%99%bd%e7%9a%ae%e4%b9%a6%ef%bc%9a%e4%b8%ad%e5%9b%bd%e6%b2%a1%e6%9c%89%e5%85%b1%e4%ba%a7%e5%85%9a%e4%bc%9a%e5%b4%a9/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中共建政70周年纪念日前，中国政府周五(9月27日)发布政策白皮书。内容强调，中国需要共产党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否则中国将“分裂和解体”。
白皮书写道:“70年来，中国发展之所以成功，最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体量巨大、国情复杂，治理难度世所罕见，没有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给世界带来灾难。”
长期以来，中国当局为解决问题，例如在1989年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总是辩护说是为了维持国家稳定。法新社报导，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末以强人姿态上任后，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统治，并镇压了可能挑战权威的人。
习近平也持续推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军事现代化，也因此挑动周边国家的不安。然而白皮书提到，“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强调中国“以发展促进和平”、“不追逐霸权”。
白皮书甚至说：“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刻骨铭心，绝不会将曾经遭受的苦难强加给其他民族。”
不确定的年代
目前中国正处于不确定的年代，除了陷入与美国的激烈贸易战，也面临着包括经济放缓，以及在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等挑战。
白皮书内容提到：“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任何人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在谈到与华盛顿的贸易争端时，白皮书内容强调，“以贸易战相威胁，不断加征关税的做法无益于问题解决”，也说“中国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条完整、市场空间广阔、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绝不会被贸易战打垮削弱”。
谈到中美关系，白皮书写道：“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遏制打压别国、对外转嫁国内矛盾并不能使美国保持强大。”
俄罗斯、欧盟和发展中国家
白皮书另外提到了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表示两国“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强调“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还说“中俄紧紧站在一起”。提到欧洲时，白皮书说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团结和壮大”，并承诺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多边主义。
白皮书中也花篇幅向“发展中国家”喊话，说他们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同路人”，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动力”，呼吁合作的对象遍及全世界。
中共建政70周年大事记。
from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5%be%b7%e5%9b%bd%e4%b9%8b%e5%a3%b0-%e5%8c%97%e4%ba%ac%e5%8f%91%e8%a1%a8%e7%99%bd%e7%9a%ae%e4%b9%a6%ef%bc%9a%e4%b8%ad%e5%9b%bd%e6%b2%a1%e6%9c%89%e5%85%b1%e4%ba%a7%e5%85%9a%e4%bc%9a%e5%b4%a9/
安裕：中美太平洋爭戰
台灣5天之間失去兩個盟邦所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兩者都是南太平洋島國，人口加起來約80萬。這是台海兩岸外交戰最新一章，一如以往，這兩個國家與台灣斷交，轉頭就會投入北京懷抱。經此之後，台灣邦交國只餘15個，至於會否在明年1月總統大選前再有變數，暫時不得而知。台灣在斷交當天忙亂一陣子之後，近日轉而強調鞏固現有邦交國。對於台灣來說，經歷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和1979年美台斷交重大衝擊之後，今次短時間內少了兩個友邦，毋庸置疑也是一種震動。
台灣失了兩個南太平洋邦交國，美國反應卻是奇大，副總統彭斯取消與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的會晤，美國在台協會則對吉里巴斯與台灣斷交表示失望。美國作為第三者，反應如此巨大其來有自：南太平洋是中美爭逐的重要戰略區域，是中國突破第二島鏈的關鍵。美國對南太平洋早有戰略，毋須說到19世紀末佔領菲律賓那麼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日本在南太平洋連場火併，兩國航空母艦及主戰艦隻在中途島戰役、瓜達卡納戰役、菲律賓海爆發激烈海戰，為的就是爭逐南太平洋的據點。佔領這些島嶼，美國便有進襲日本本土的橋頭堡；日本戰勝，往南的澳洲和紐西蘭就是囊中物。
美惱失拱衞澳紐屏障
這三場戰役，中途島是扭轉美國在太平洋戰局關鍵一戰，瓜達卡納島則是美日爭奪美國─澳洲交通線的惡戰。瓜達卡納是所羅門群島第一大島，面積約5,300平方公里，大概等於五個香港，戰略位置極為險要。瓜達卡納之役長達半年，美日精銳盡出，結果美國一舉擊敗日軍，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就是魂斷所羅門群島。美國佔領瓜達卡納，太平洋戰爭出現根本變化，美國轉進向日本本土發起進攻的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4年，所羅門群島在南太平洋的戰略重要性仍然不變。彭斯拒晤所羅門群島總理，不僅因為所羅門當局不聽美國之言與北京建交，更是美國惱於失去拱衞澳洲和紐西蘭的屏障。
至於吉里巴斯，群島在太平洋中央，北指向夏威夷，南可赴澳紐，亦是兵家必爭之地。吉里巴斯曾於1980年與北京建交，2003年轉投台灣，當時中國外交人員在斷交後三星期才撤走，有稱北京那刻對吉里巴斯回心轉意仍有期待。如今吉里巴斯再投中國懷抱，北京必然緊緊拉着，因為當前中美在太平洋的爭戰已呈白熱化，再也毋須忌諱戰略圖謀。如此一來，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大片區域，變成中美大戰略的棋盤，是這場爭逐的戰場。
冷戰年代，美國在西太平洋圍堵中蘇兩國，漫長封鎖線從阿拉斯加南下經南韓、日本到沖繩、台灣，然後進入菲律賓新加坡一線，之後經關島赳澳洲紐西蘭。所羅門群島等島國是第二島鏈，與夏威夷結連成為美國西岸的守門將軍，也是對付中蘇的另一重縱深防禦。最近10年，北京全力經營南太平洋，菲律賓固已收入旗下，再是最近的所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變成有力突破第二島鏈，直指夏威夷和澳紐兩國，戳穿冷戰年代美國構建的圍堵線。面對如此格局，美國手上有一張王牌，那就是台灣。1950年代，台灣已被美國稱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寶島不僅面對大陸沿海地區，更是牽制一旦中國軍隊出海後的腹地，又可與基地在夏威夷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包夾解放軍海軍。
香港衝擊波直達台灣
美國最近兩年對台灣態度轉趨積極，國會和政府火速通過出售F16V戰機和M1A2坦克，還有大批防衞武器包括地對空導彈，新型自走炮亦在洽購。儘管中國狠批美國軍火出口台灣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國手上原來另有辣招：今年8月30日，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解密的機密文件中，有一份是1982年8月17日、美國與中國簽署限制對台灣軍售《八一七公報》的同一天，由當時總統列根簽署只有一頁的口述備忘錄，註明「美國對台灣提供武器的性能與數量，完全視乎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構成的威脅而定」（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arms provided Taiwan be conditioned entirely on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PRC）。因此，每當美國內部遇上售武台灣的困惑，這份鎖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辦公室保險箱的文件就會拿出來參考。
台灣四個月後舉行總統大選，本來國民黨韓國瑜民望看漲，有望擊倒現任總統蔡英文，統派再度上台執政。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不但在港引發巨大反彈，政治衝擊波直達台灣，成為蔡英文連任的最佳助攻，倒過來在民調領先韓國瑜，有望直趨終點。同一時間，美國加大力度推動美台關係，雖然政治現實上不可能與北京斷交改與台灣復交，但是台灣這張牌，如今不但在美國的兩岸關係藍圖起作用，更重要是，在台灣屢失南太平洋邦交國、美國在該區漸失支點之際，讓它成為中國門外伏兵城下的一路奇兵。於美國太平洋戰略框架而言，台灣這艘「不沉航空母艦」死棋變活棋，尋且令華府面對北京有牌在手。白宮上下一眾謀士，大概在今年春季之前，恐怕誰也想不到局勢的發展竟是如斯。
安裕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09/20190927_46.html
台灣失了兩個南太平洋邦交國，美國反應卻是奇大，副總統彭斯取消與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的會晤，美國在台協會則對吉里巴斯與台灣斷交表示失望。美國作為第三者，反應如此巨大其來有自：南太平洋是中美爭逐的重要戰略區域，是中國突破第二島鏈的關鍵。美國對南太平洋早有戰略，毋須說到19世紀末佔領菲律賓那麼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日本在南太平洋連場火併，兩國航空母艦及主戰艦隻在中途島戰役、瓜達卡納戰役、菲律賓海爆發激烈海戰，為的就是爭逐南太平洋的據點。佔領這些島嶼，美國便有進襲日本本土的橋頭堡；日本戰勝，往南的澳洲和紐西蘭就是囊中物。
美惱失拱衞澳紐屏障
這三場戰役，中途島是扭轉美國在太平洋戰局關鍵一戰，瓜達卡納島則是美日爭奪美國─澳洲交通線的惡戰。瓜達卡納是所羅門群島第一大島，面積約5,300平方公里，大概等於五個香港，戰略位置極為險要。瓜達卡納之役長達半年，美日精銳盡出，結果美國一舉擊敗日軍，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就是魂斷所羅門群島。美國佔領瓜達卡納，太平洋戰爭出現根本變化，美國轉進向日本本土發起進攻的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4年，所羅門群島在南太平洋的戰略重要性仍然不變。彭斯拒晤所羅門群島總理，不僅因為所羅門當局不聽美國之言與北京建交，更是美國惱於失去拱衞澳洲和紐西蘭的屏障。
至於吉里巴斯，群島在太平洋中央，北指向夏威夷，南可赴澳紐，亦是兵家必爭之地。吉里巴斯曾於1980年與北京建交，2003年轉投台灣，當時中國外交人員在斷交後三星期才撤走，有稱北京那刻對吉里巴斯回心轉意仍有期待。如今吉里巴斯再投中國懷抱，北京必然緊緊拉着，因為當前中美在太平洋的爭戰已呈白熱化，再也毋須忌諱戰略圖謀。如此一來，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大片區域，變成中美大戰略的棋盤，是這場爭逐的戰場。
冷戰年代，美國在西太平洋圍堵中蘇兩國，漫長封鎖線從阿拉斯加南下經南韓、日本到沖繩、台灣，然後進入菲律賓新加坡一線，之後經關島赳澳洲紐西蘭。所羅門群島等島國是第二島鏈，與夏威夷結連成為美國西岸的守門將軍，也是對付中蘇的另一重縱深防禦。最近10年，北京全力經營南太平洋，菲律賓固已收入旗下，再是最近的所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變成有力突破第二島鏈，直指夏威夷和澳紐兩國，戳穿冷戰年代美國構建的圍堵線。面對如此格局，美國手上有一張王牌，那就是台灣。1950年代，台灣已被美國稱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寶島不僅面對大陸沿海地區，更是牽制一旦中國軍隊出海後的腹地，又可與基地在夏威夷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包夾解放軍海軍。
香港衝擊波直達台灣
美國最近兩年對台灣態度轉趨積極，國會和政府火速通過出售F16V戰機和M1A2坦克，還有大批防衞武器包括地對空導彈，新型自走炮亦在洽購。儘管中國狠批美國軍火出口台灣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國手上原來另有辣招：今年8月30日，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解密的機密文件中，有一份是1982年8月17日、美國與中國簽署限制對台灣軍售《八一七公報》的同一天，由當時總統列根簽署只有一頁的口述備忘錄，註明「美國對台灣提供武器的性能與數量，完全視乎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構成的威脅而定」（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arms provided Taiwan be conditioned entirely on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PRC）。因此，每當美國內部遇上售武台灣的困惑，這份鎖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辦公室保險箱的文件就會拿出來參考。
台灣四個月後舉行總統大選，本來國民黨韓國瑜民望看漲，有望擊倒現任總統蔡英文，統派再度上台執政。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不但在港引發巨大反彈，政治衝擊波直達台灣，成為蔡英文連任的最佳助攻，倒過來在民調領先韓國瑜，有望直趨終點。同一時間，美國加大力度推動美台關係，雖然政治現實上不可能與北京斷交改與台灣復交，但是台灣這張牌，如今不但在美國的兩岸關係藍圖起作用，更重要是，在台灣屢失南太平洋邦交國、美國在該區漸失支點之際，讓它成為中國門外伏兵城下的一路奇兵。於美國太平洋戰略框架而言，台灣這艘「不沉航空母艦」死棋變活棋，尋且令華府面對北京有牌在手。白宮上下一眾謀士，大概在今年春季之前，恐怕誰也想不到局勢的發展竟是如斯。
安裕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09/20190927_46.html
Friday, 27 September 2019
立场新闻 | 5 万人声援新屋岭被捕者
文章原标题：5 万人声援新屋岭被捕者 男被捕者：警迫手机解锁 绑四肢笠头套虐待
中环爱丁堡广场今晚举行声援及关注新屋岭扣留中心被捕人士集会，大会宣布有 5 万人参与。集会主办单位读出一名曾扣押在新屋岭男被补者的经历，他指警员为迫他将手机解锁，在警署内用胡椒喷雾「兜口兜面」喷面，男子之后送到新屋岭，四肢被绑在台脚，笠上头套，期间有警员做出「超乎想像的虐待」。大会转述他指出，「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个受酷刑及性侵对待的人。」
根据大会读出男被捕者经历，他在8 月底、9月底，警方因怀疑参与暴动、刑事毁坏被捕，被捕之后送到某警署，被捕者因想保护电话内的联络人，拒绝按警员要求解锁电话，遭警用胡椒喷雾「兜口兜面」喷面及颈，男子当时双手反锁，根本无力反抗。
闻男声惨叫声
男被捕者随后被送到新屋岭扣留中心，但因受胡椒喷雾影响，视野模糊，最后被带入一个房间，过程中曾听到男性的惨叫声，但无见过任何被捕人士。
警员要求被捕者在房间中脱去衣服，检查身上有否危险品，他的四肢被绑在台脚，警员用头套笠头，警员要求「乖乖地讲出密码」，被捕者不从，并指警做出「超乎想像的虐待」，至少两警员曾施虐，他未有发言中交待细节。经过三十多小时，他被送上法庭，期间警员未有容许他见律师。被捕者其后得悉，朋友曾委托律师寻找他的下落，但警方未有透过被捕者遭关押的地点；上庭前，警员在水及消毒药水向被捕者冲身。
大会指出，受害人曾录影片段，原打算亲自讲出经历，但担心白色恐怖，最后由大会读出经历。大会引述男被捕者，指自己为未能亲身站出来，向所有出席香港市民致歉，「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个受酷刑及性侵对待的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S 同学：被男警拍打胸部
香港太子站冲突的7名伤者之一、被捕后曾送到新屋岭的S同学，回忆起自己被送入新屋岭的经过。她指出，9月1日早上她在葵涌警署「臭格」，随后被一名女警叫醒并戴上手铐，送上一辆全黑色的旅游巴士。 S 同学感谢同样被送到新屋岭、被捕的社会陈虹秀。陈虹秀下车时叫其他被捕者「不用怕？被捕人士不用惊，有权利要求饮水。」
S 同学在台上发言时忆述，在 9 月 1 日葵涌警署，有一名男便衣警员扣上索带时，曾拍打她的胸部。同一日在葵涌警署下午，S 同学被女警带到洗手间如厕，有两名女警正面望她的性器官及如厕情况。
网民发起晚上在爱丁堡广场集会，声援及关注新屋岭被捕者人权。于集会开首，大会播放多段曾被扣留在新屋岭被捕者及律师的访问片段，指有曾被扣留在新屋岭人士声称被殴打至严重受伤、延误送院或会见律师等。
大会又播放短片，介绍「新屋岭人权关注组」成立的四大目的，包括为所有曾被扣留在新屋岭的被捕人士讨回公道、要求警方承诺停止将被捕人士带往新屋岭、要求警方全面披露所有被扣留在新屋岭的个案详情、及强烈谴责警方阻止新屋岭扣留人士会见律师及议员的权利。大会司仪表示，虽然特首林郑月娥于昨晚对话会上声称，得知警方未来不会再将被捕人士送往新屋岭扣留中心，但关注组认为伤害已经造成，他们不会放弃争取，直至所有曾被扣留在新屋岭的人士「讨回公道」。
CDS档案 | 香港反送中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7%ab%8b%e5%9c%ba%e6%96%b0%e9%97%bb-5-%e4%b8%87%e4%ba%ba%e5%a3%b0%e6%8f%b4%e6%96%b0%e5%b1%8b%e5%b2%ad%e8%a2%ab%e6%8d%95%e8%80%85/
中环爱丁堡广场今晚举行声援及关注新屋岭扣留中心被捕人士集会，大会宣布有 5 万人参与。集会主办单位读出一名曾扣押在新屋岭男被补者的经历，他指警员为迫他将手机解锁，在警署内用胡椒喷雾「兜口兜面」喷面，男子之后送到新屋岭，四肢被绑在台脚，笠上头套，期间有警员做出「超乎想像的虐待」。大会转述他指出，「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个受酷刑及性侵对待的人。」
根据大会读出男被捕者经历，他在8 月底、9月底，警方因怀疑参与暴动、刑事毁坏被捕，被捕之后送到某警署，被捕者因想保护电话内的联络人，拒绝按警员要求解锁电话，遭警用胡椒喷雾「兜口兜面」喷面及颈，男子当时双手反锁，根本无力反抗。
闻男声惨叫声
男被捕者随后被送到新屋岭扣留中心，但因受胡椒喷雾影响，视野模糊，最后被带入一个房间，过程中曾听到男性的惨叫声，但无见过任何被捕人士。
警员要求被捕者在房间中脱去衣服，检查身上有否危险品，他的四肢被绑在台脚，警员用头套笠头，警员要求「乖乖地讲出密码」，被捕者不从，并指警做出「超乎想像的虐待」，至少两警员曾施虐，他未有发言中交待细节。经过三十多小时，他被送上法庭，期间警员未有容许他见律师。被捕者其后得悉，朋友曾委托律师寻找他的下落，但警方未有透过被捕者遭关押的地点；上庭前，警员在水及消毒药水向被捕者冲身。
大会指出，受害人曾录影片段，原打算亲自讲出经历，但担心白色恐怖，最后由大会读出经历。大会引述男被捕者，指自己为未能亲身站出来，向所有出席香港市民致歉，「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个受酷刑及性侵对待的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S 同学：被男警拍打胸部
香港太子站冲突的7名伤者之一、被捕后曾送到新屋岭的S同学，回忆起自己被送入新屋岭的经过。她指出，9月1日早上她在葵涌警署「臭格」，随后被一名女警叫醒并戴上手铐，送上一辆全黑色的旅游巴士。 S 同学感谢同样被送到新屋岭、被捕的社会陈虹秀。陈虹秀下车时叫其他被捕者「不用怕？被捕人士不用惊，有权利要求饮水。」
S 同学在台上发言时忆述，在 9 月 1 日葵涌警署，有一名男便衣警员扣上索带时，曾拍打她的胸部。同一日在葵涌警署下午，S 同学被女警带到洗手间如厕，有两名女警正面望她的性器官及如厕情况。
网民发起晚上在爱丁堡广场集会，声援及关注新屋岭被捕者人权。于集会开首，大会播放多段曾被扣留在新屋岭被捕者及律师的访问片段，指有曾被扣留在新屋岭人士声称被殴打至严重受伤、延误送院或会见律师等。
大会又播放短片，介绍「新屋岭人权关注组」成立的四大目的，包括为所有曾被扣留在新屋岭的被捕人士讨回公道、要求警方承诺停止将被捕人士带往新屋岭、要求警方全面披露所有被扣留在新屋岭的个案详情、及强烈谴责警方阻止新屋岭扣留人士会见律师及议员的权利。大会司仪表示，虽然特首林郑月娥于昨晚对话会上声称，得知警方未来不会再将被捕人士送往新屋岭扣留中心，但关注组认为伤害已经造成，他们不会放弃争取，直至所有曾被扣留在新屋岭的人士「讨回公道」。
CDS档案 | 香港反送中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e7%ab%8b%e5%9c%ba%e6%96%b0%e9%97%bb-5-%e4%b8%87%e4%ba%ba%e5%a3%b0%e6%8f%b4%e6%96%b0%e5%b1%8b%e5%b2%ad%e8%a2%ab%e6%8d%95%e8%80%85/
台灣電影《返校》破紀錄 驚悚和「非政治」如何撬動年輕觀眾
呂嘉鴻
BBC 中文
改編自2017年同名驚悚推理電子遊戲的電影《返校》，上周五（9月20日）在台灣上映，迅速引發社會對於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辯論，票房急速攀升。這部以1960年代戒嚴時期為背景的校園驚悚片，是台灣第一部由電子遊戲改編的劇情片，成功吸引大量電玩迷進戲院。
電遊改編電影 年輕人買單
根據統計，該片上映首日票房就衝上2750萬台幣，打破之前《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多年來的首日票房紀錄。到記者截稿時，《返校》累積近9000多萬的票房，已是今年台灣本土電影的票房冠軍。
《返校》的故事設定在1962年的一所高中，以高三的女學生方芮欣和學弟為主角，兩人在暴風雨中的校園中醒來，試圖離開學校，卻同時還要尋找失蹤的老師和同學們，但被校園各式各樣的鬼魅所困住，並從鬼魂身上了解他們因為涉及政治案件「被失蹤」的歷史。
《返校》一開始是一家台灣遊戲公司製作的電遊，在2017年發行後廣受海內外電玩迷歡迎。許多電玩迷在臉書評論稱，這款電遊能用政治故事包裹驚悚、魔幻以及推理巧思，符合電玩迷之期待。遊戲發行數個月後，便被電影公司買下，並邀請台灣年輕導演，同時也是電玩迷的徐漢強掌鏡，耗時兩年半拍攝完成。
台灣知名影評人膝關節（筆名）告訴BBC中文，《返校》賣座之基礎，確實是年輕族群。但他表示，要改編電遊成為電影，特別是恐怖電玩中強調的互動性及恐怖氛圍，又要兼顧電影美學對導演及製片等都不容易，深怕讓電玩迷失望，國外便有許多失敗案例。但他認為《返校》的改編十分成功。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導演徐漢強和編劇們在剪接以及改編劇本時，找來沒有玩過遊戲的人實驗過許多次，試圖讓遊戲玩家及非玩家都能接受。電影還大量沿用遊戲中許多台灣民間信仰的材料，譬如寺廟、符咒以及神龕等，尊重遊戲「原版」，讓遊戲迷感到倍受重視。
「這部片不是為某種政治理念宣傳的電影。若純粹為了政治議題去上戲院，這種購票行為對影迷來說太沉重了。我認為《返校》的成功理由在於保留遊戲中驚悚及推理的有趣元素，再去包裹台灣歷史，撩撥年輕人對於那段歷史的好奇心，」膝關節說。
許多年輕網民開始大量挪用、改編返校的劇情、台詞甚至圖片，一些影像片段迅速成為社交網絡延燒的「迷因」（meme）。譬如電影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不就只是看幾本書而已嗎？」等等，都快速在當地網路流傳。
還有人開始討論戒嚴時期的禁書。譬如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當時在台灣需改名為《大漠英雄傳》，因為當年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中有「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等字眼。
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爭議
導演徐漢強及該片監製、資深演員李烈，在接受台灣網紅「視網膜」訪問時說，《返校》不是為了介入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辯論而來，但確實是以過去的戒嚴歷史作為大背景。徐漢強說，此片在驚悚元素之下，邀請觀影者思考「自由」的重要性。戒嚴時期開始走紅台灣影視界的李烈解釋，這部電影能讓觀眾思考過去，「面對過去比強迫忘記好。」
《返校》的效應蔓延到了對於台灣戒嚴歷史的議題辯論當中。許多觀影者看完影片後開始去尋找影片中影射的真實故事，驚訝當年許多中學生不過是參加讀書會，就無故被以「匪諜罪」判刑甚至處死。
《返校》電影行銷公司主管王師表示，在某場放映後，「有一位哭得梨花帶雨的女性觀眾走上前來和我握手，說她家也有白色恐怖受難者。」
但是，也有人為當年政權辯護，表示在當年國共對峙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急欲「清除匪諜」甚或進行言論管制，是可以理解的「必要之惡」。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王瀚興在《風傳媒》投書認為，《返校》中影射的政治事件，若是國民黨政府當年追查地下共產黨組織，政府以顛覆國家之罪處理似乎沒有不妥。
有民眾批評，此片在台灣選舉前幾個月上映，似乎在暗示國民黨的歷史責任，企圖影響選情。
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任委員彭仁郁告訴BBC中文，以她長期進行家庭暴力以及政治暴力受害者（如慰安婦、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臨牀研究來看，許多受害者因為創傷太嚴重，反而「潛抑記憶」，強迫自己忘記；但是研究發現，這些被潛抑的記憶經常會以身體或精神症狀的形式浮現。
彭仁郁說，政府若不處理過去壓迫異議者的歷史，那些深入潛意識之恐懼（在電影中以鬼魅為象徵），過去無法真的過去，也可能會造成人民日後無法真正信任彼此或國家。
膝關節表示，無論政治立場如何，《返校》可以被視為今年台灣電影的里程碑，是台灣現在這個時代氛圍下的一個新圖騰。將來是否會有許多電影開始從動漫或網路小說汲取靈感改編成電影，是值得觀察的新趨勢。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844200
BBC 中文
改編自2017年同名驚悚推理電子遊戲的電影《返校》，上周五（9月20日）在台灣上映，迅速引發社會對於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辯論，票房急速攀升。這部以1960年代戒嚴時期為背景的校園驚悚片，是台灣第一部由電子遊戲改編的劇情片，成功吸引大量電玩迷進戲院。
電遊改編電影 年輕人買單
根據統計，該片上映首日票房就衝上2750萬台幣，打破之前《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多年來的首日票房紀錄。到記者截稿時，《返校》累積近9000多萬的票房，已是今年台灣本土電影的票房冠軍。
《返校》的故事設定在1962年的一所高中，以高三的女學生方芮欣和學弟為主角，兩人在暴風雨中的校園中醒來，試圖離開學校，卻同時還要尋找失蹤的老師和同學們，但被校園各式各樣的鬼魅所困住，並從鬼魂身上了解他們因為涉及政治案件「被失蹤」的歷史。
《返校》一開始是一家台灣遊戲公司製作的電遊，在2017年發行後廣受海內外電玩迷歡迎。許多電玩迷在臉書評論稱，這款電遊能用政治故事包裹驚悚、魔幻以及推理巧思，符合電玩迷之期待。遊戲發行數個月後，便被電影公司買下，並邀請台灣年輕導演，同時也是電玩迷的徐漢強掌鏡，耗時兩年半拍攝完成。
台灣知名影評人膝關節（筆名）告訴BBC中文，《返校》賣座之基礎，確實是年輕族群。但他表示，要改編電遊成為電影，特別是恐怖電玩中強調的互動性及恐怖氛圍，又要兼顧電影美學對導演及製片等都不容易，深怕讓電玩迷失望，國外便有許多失敗案例。但他認為《返校》的改編十分成功。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導演徐漢強和編劇們在剪接以及改編劇本時，找來沒有玩過遊戲的人實驗過許多次，試圖讓遊戲玩家及非玩家都能接受。電影還大量沿用遊戲中許多台灣民間信仰的材料，譬如寺廟、符咒以及神龕等，尊重遊戲「原版」，讓遊戲迷感到倍受重視。
「這部片不是為某種政治理念宣傳的電影。若純粹為了政治議題去上戲院，這種購票行為對影迷來說太沉重了。我認為《返校》的成功理由在於保留遊戲中驚悚及推理的有趣元素，再去包裹台灣歷史，撩撥年輕人對於那段歷史的好奇心，」膝關節說。
許多年輕網民開始大量挪用、改編返校的劇情、台詞甚至圖片，一些影像片段迅速成為社交網絡延燒的「迷因」（meme）。譬如電影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不就只是看幾本書而已嗎？」等等，都快速在當地網路流傳。
還有人開始討論戒嚴時期的禁書。譬如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當時在台灣需改名為《大漠英雄傳》，因為當年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中有「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等字眼。
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爭議
導演徐漢強及該片監製、資深演員李烈，在接受台灣網紅「視網膜」訪問時說，《返校》不是為了介入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辯論而來，但確實是以過去的戒嚴歷史作為大背景。徐漢強說，此片在驚悚元素之下，邀請觀影者思考「自由」的重要性。戒嚴時期開始走紅台灣影視界的李烈解釋，這部電影能讓觀眾思考過去，「面對過去比強迫忘記好。」
《返校》的效應蔓延到了對於台灣戒嚴歷史的議題辯論當中。許多觀影者看完影片後開始去尋找影片中影射的真實故事，驚訝當年許多中學生不過是參加讀書會，就無故被以「匪諜罪」判刑甚至處死。
《返校》電影行銷公司主管王師表示，在某場放映後，「有一位哭得梨花帶雨的女性觀眾走上前來和我握手，說她家也有白色恐怖受難者。」
但是，也有人為當年政權辯護，表示在當年國共對峙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急欲「清除匪諜」甚或進行言論管制，是可以理解的「必要之惡」。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王瀚興在《風傳媒》投書認為，《返校》中影射的政治事件，若是國民黨政府當年追查地下共產黨組織，政府以顛覆國家之罪處理似乎沒有不妥。
有民眾批評，此片在台灣選舉前幾個月上映，似乎在暗示國民黨的歷史責任，企圖影響選情。
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任委員彭仁郁告訴BBC中文，以她長期進行家庭暴力以及政治暴力受害者（如慰安婦、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臨牀研究來看，許多受害者因為創傷太嚴重，反而「潛抑記憶」，強迫自己忘記；但是研究發現，這些被潛抑的記憶經常會以身體或精神症狀的形式浮現。
彭仁郁說，政府若不處理過去壓迫異議者的歷史，那些深入潛意識之恐懼（在電影中以鬼魅為象徵），過去無法真的過去，也可能會造成人民日後無法真正信任彼此或國家。
膝關節表示，無論政治立場如何，《返校》可以被視為今年台灣電影的里程碑，是台灣現在這個時代氛圍下的一個新圖騰。將來是否會有許多電影開始從動漫或網路小說汲取靈感改編成電影，是值得觀察的新趨勢。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844200
裴敏欣：中共「一黨專制」危機在逼近
美國政治學者裴敏欣指出：早在2012年習近平曾承諾，中共將在即兩個百年誕辰之前，即2021年和2049年前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再高昂的民族主義姿態也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毛時代以來，中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垮台。
週五（9月20日），美國政治學者裴敏欣在Project Syndicate發文：
Project Syndicate原文鏈接
今年的10月1日，為紀念中共建政70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發表演講，高調慶祝自1949年以來中共的“功績”。儘管習近平頗有信心和樂觀，但中共的官僚們信越來越有理由擔心中共政權的未來前景。
2012年習近平接管中國共產黨時，他承諾，中國共產黨將在即將到來的兩個百年誕辰之前努力取得巨大的成功，這是指中共921年成立和中共1949年建政。但是持續的經濟放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很可能讓中共2021年百年慶祝活動掃興。甚至2049年中共一黨專制政以可能不復存在。
儘管專政在技術層面沒有時間限制，但中共正在逼近一黨專政的壽終正寢前沿。墨西哥的革命製度黨維持了71年的權力（1929-2000）；蘇聯共產黨統治了74年（1917年至1991年）；台灣國民黨則為73年統治期（大陸從1927年至1949年，台灣從1949年至2000年）。北朝鮮已統治了71年的王朝家族，是當今中國唯一的專制競爭對手。
但是歷史模式並不是中共擔心的唯一理由。使中共從毛時代災難中恢復過來並在過去40年中“繁榮發展”的外部條件，已經被某種意義上更具敵意的環境所取代。
對中黨長期生存的最大威脅是與美國不斷加劇的冷戰。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保持低調，在建立國內實力的同時盡量避免衝突。但是從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經濟強國，奉行日趨強大的外交政策。這引起了美國的憤怒，美國開始逐漸從參與政策轉向如今顯而易見的對抗方式。
憑藉其卓越的軍事能力，技術，經濟效率和聯盟網絡（儘管唐納德·特朗普有著破壞性的領導力，但這些網絡仍然保持強勁），在中美冷戰中，美國比中國更有可能取得勝利。儘管美國的勝利可能是慘勝（意即付出高昂代價的皮洛士勝利），但它很有可能會印證中國共產黨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阻力。所謂的中國奇蹟是由龐大而年輕的勞動力，快速城市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市場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動的，所有這些因素已經減少或消失。
激進的改革，尤其是效率低下的國企（SOE）私有化以及新重商主義貿易（一種極端貿易保護）的結束，都可以維持增長。但是儘管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做出口頭承諾，但它一直不願實施這些改革，而是堅持奉行有利於國有企業的政策，卻以犧牲私人企業家為代價。
由於國有部門是一黨專政的經濟基礎，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突然接受激進的經濟改革的前景很渺茫。
國內政治趨勢同樣令人擔憂。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在過富有成效的實用主義，靈活的意識形態和集體領導。隨著中共轉向新毛澤東主義，包括嚴格的意識形態整合，嚴格的組織紀律和基於專權的強人統治，災難性政策失誤的風險正在增加。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將面臨“不戰而勝”。隨著它對權力的控制減弱，它可能會試圖在其支持者中煽動民族主義，同時加劇對對手的鎮壓。
但是，這一戰略無法挽救中國的一黨專制政權。儘管民族主義可能會在短期內增加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但它的力量最終會消散，特別是如果該黨未能持續改善民眾生活水平。依靠脅迫和暴力的政權將現經濟活動低迷、民眾抵抗增加、安全成本上升和國際孤立，並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這絕不是習近平將在10月1日給中國民眾帶來的振奮人心的景象。但是，再高昂的民族主義的姿態也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逼迫瓦解或垮台。
——德国之音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9/blog-post_726.html
週五（9月20日），美國政治學者裴敏欣在Project Syndicate發文：
Project Syndicate原文鏈接
今年的10月1日，為紀念中共建政70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發表演講，高調慶祝自1949年以來中共的“功績”。儘管習近平頗有信心和樂觀，但中共的官僚們信越來越有理由擔心中共政權的未來前景。
2012年習近平接管中國共產黨時，他承諾，中國共產黨將在即將到來的兩個百年誕辰之前努力取得巨大的成功，這是指中共921年成立和中共1949年建政。但是持續的經濟放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很可能讓中共2021年百年慶祝活動掃興。甚至2049年中共一黨專制政以可能不復存在。
儘管專政在技術層面沒有時間限制，但中共正在逼近一黨專政的壽終正寢前沿。墨西哥的革命製度黨維持了71年的權力（1929-2000）；蘇聯共產黨統治了74年（1917年至1991年）；台灣國民黨則為73年統治期（大陸從1927年至1949年，台灣從1949年至2000年）。北朝鮮已統治了71年的王朝家族，是當今中國唯一的專制競爭對手。
但是歷史模式並不是中共擔心的唯一理由。使中共從毛時代災難中恢復過來並在過去40年中“繁榮發展”的外部條件，已經被某種意義上更具敵意的環境所取代。
對中黨長期生存的最大威脅是與美國不斷加劇的冷戰。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保持低調，在建立國內實力的同時盡量避免衝突。但是從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經濟強國，奉行日趨強大的外交政策。這引起了美國的憤怒，美國開始逐漸從參與政策轉向如今顯而易見的對抗方式。
憑藉其卓越的軍事能力，技術，經濟效率和聯盟網絡（儘管唐納德·特朗普有著破壞性的領導力，但這些網絡仍然保持強勁），在中美冷戰中，美國比中國更有可能取得勝利。儘管美國的勝利可能是慘勝（意即付出高昂代價的皮洛士勝利），但它很有可能會印證中國共產黨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阻力。所謂的中國奇蹟是由龐大而年輕的勞動力，快速城市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市場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動的，所有這些因素已經減少或消失。
激進的改革，尤其是效率低下的國企（SOE）私有化以及新重商主義貿易（一種極端貿易保護）的結束，都可以維持增長。但是儘管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做出口頭承諾，但它一直不願實施這些改革，而是堅持奉行有利於國有企業的政策，卻以犧牲私人企業家為代價。
由於國有部門是一黨專政的經濟基礎，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突然接受激進的經濟改革的前景很渺茫。
國內政治趨勢同樣令人擔憂。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在過富有成效的實用主義，靈活的意識形態和集體領導。隨著中共轉向新毛澤東主義，包括嚴格的意識形態整合，嚴格的組織紀律和基於專權的強人統治，災難性政策失誤的風險正在增加。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將面臨“不戰而勝”。隨著它對權力的控制減弱，它可能會試圖在其支持者中煽動民族主義，同時加劇對對手的鎮壓。
但是，這一戰略無法挽救中國的一黨專制政權。儘管民族主義可能會在短期內增加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但它的力量最終會消散，特別是如果該黨未能持續改善民眾生活水平。依靠脅迫和暴力的政權將現經濟活動低迷、民眾抵抗增加、安全成本上升和國際孤立，並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這絕不是習近平將在10月1日給中國民眾帶來的振奮人心的景象。但是，再高昂的民族主義的姿態也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逼迫瓦解或垮台。
——德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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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70年风云(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残酷的笑话
来源:
美国之音
2006年5月15日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路透社）
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毛泽东所发动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文革）从1966年正式开始并延续10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才收场。掌控中国的中共在1980年代做出正式决议，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文革从一开始甚至没开始就成为一个争议性话题，而且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话题，争议各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然而，就文革的残酷和文革是一场笑话而言，争议各方似乎没有争议。
文革对中国大众的残酷
就残酷而言，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文革给中国在成的残酷破坏和毁灭可谓罄竹难书。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共）党中央的名义进行的抄家、打砸、强暴性侵、酷刑杀人的案件普遍发生，并得到中共当局的纵容、鼓励、支持、赞美。
文革捣毁或焚烧了不知多少文物，古建筑，寺庙令人痛心，文革对中国人性命的肆意践踏更令心理正常的人感到毛骨悚然，其中特别惊心触目又毫无争议的残酷例子包括：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秉承毛泽东旨意并得到毛明确鼓励的毛的“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对被当局所称的“黑五类”的人家实行斩草除根式的屠杀，一举杀死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在文革中被红卫兵虐杀的人也包括一贯高唱毛泽东赞歌的中国文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在毛的红卫兵虐杀其儿子之前和之后，郭沫若持续唱毛泽东的赞歌，直到毛死去。
——毛泽东的红卫兵在文革中对没有能力自保或逃跑的人的虐杀不仅局限于北京大兴县一地，在中国许多其他地方也普遍发生，只是大小规模不同。这种不讲任何法律甚至不讲任何人性的虐杀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怂恿和鼓励。
1966年8月，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时，毛反对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并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指示：“北京太文明了！”“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1966年8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毛泽东旨意在北京市公安局发表讲话说：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毛泽东的红卫兵于是有恃无恐地抓人、打人、打死人。
——那些在大兴县等农村地区被杀害的人是早被当时的中共当局打入社会下层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中共当局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低端人口），但当时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人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下人受尽凌辱（精神折磨，肉体酷刑），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则采取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或逃避。那些自杀的人包括著名小说家老舍（投水自尽），中共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妻子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在家中自缢）。实际上，在文革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家中住房条件拥挤缺乏自缢条件而不得不选择在公共场所，如旧式庭院的藤萝架上，公共厕所的横梁上自缢。在那一段时间，自缢的尸体成为公共场所的常见一景，许多上中学上小学的学龄儿童也有机会目睹。
文革对中共干部的残酷
在文革中被虐杀或被迫害致死的不仅包括中国社会下层的人或老舍、傅雷之类的著名专家、学者、艺术家，而且也包括中共干部，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干部，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刘少奇（死于肉体和精神折磨加有病不给治），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一度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另一个元帅贺龙（死因与刘少奇类似），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
在许多知晓当时的历史的人看来，最残酷又最滑稽的事情是在文革大风暴爆发之前，多年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和杀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毛泽东怀疑，旋即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并抓捕，接着受到严酷的迫害，其罪名是莫须有的“野心家”、“阴谋家”。
罗瑞卿不堪他先前不知给多少人施加的同类的突然袭击、抓捕与迫害，试图跳楼自杀以求解脱，但他跳楼只是摔断了双腿没有摔死。
罗瑞卿自杀未遂的消息传来，他的前上级或同事不是给予同情甚至不是基于恐惧的沉默，而是为了向毛泽东表忠心和献媚而争先恐后地给予讽刺挖苦。当时文革已经开始发动，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毛泽东锁定大难临头，在得知罗瑞卿自杀未遂之后讽刺罗的自杀技巧太差，跳楼自杀应当是头朝下。当时同样被毛泽东锁定要整肃只是后来侥幸幸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讽刺说，罗瑞卿“跳了个冰棍”，意思是罗跳楼自杀动作太业余，像是不会跳水的人脚朝下直立从高处跳下。喜好写诗的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赋词一首对罗予以讽刺：“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跳楼自杀未遂摔断双腿的罗瑞卿得到的是罪加一等的待遇，后来在伤残未愈的时候再被毛泽东的红卫兵塞进一个筐子里抬着游街示众受到羞辱和批斗。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罗瑞卿得到中共当局的平反并复出，1978那年到德国医治残腿，不久之后死在德国。一位显然是从中共当局观点看历史问题的写手写道：“两日后，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接回北京，邓小平、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灵。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邓小平致悼词。”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毛泽东死后中共领导层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因为文革对中国大众太残酷，而是因为文革对中共干部、尤其是对中共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太残酷。这些观察家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提出的论据是，毛泽东凭借独裁强力不懂装懂推行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导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但中共始终没有表示要彻底否定“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所发动的其他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运动，因为那些运动没有给中共高层及其家人带来什么残酷的结果。
总而言之，尽管在文革的问题上中国立场各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立场各异的人对文革的残酷没有争议。
文革是彻头彻尾的笑话
与此同时，就笑话而言，立场各异的人对残酷的十年文革从头到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也没有多少异议。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首要目的是要揭露并清除潜伏在中共高层当中的（毛的形象化的说法是“睡在我们身边的”）像苏联共产党前领袖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文革则从毛泽东身边揪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野心家、阴谋家。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构和官方媒体所宣扬的毛泽东的英明和高瞻远瞩构成了莫大的讽刺，也使毛泽东死后继续宣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的中共当局尴尬不已。
毛泽东之所以把赫鲁晓夫当作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典型和代名词，是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独裁者斯大林死后成为苏共领袖并发表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利用其个人崇拜在苏联建立了由他一人说了算的绝对独裁统治，使苏联数以百万的人，包括成千上万的苏共各级干部死于非命。毛泽东生前多次明确表示非常欣赏斯大林式的统治，并公开声言要趁他在世的时候清除掉中共党内高层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免使他毛泽东的英名和他的事业受损。
因此，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早期，毛在他新树立的接班人和副手、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下拿下并整死了他（毛泽东）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刘少奇，并宣称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多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
按照被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说法，毛泽东成功拿下和打倒刘少奇是毛的英明伟大和高瞻远瞩的辉煌证明。
然而，没过几年，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火中取栗立下功劳的林彪因为不堪毛泽东出于卸磨杀驴的心理而给予的羞辱和步步紧逼的威胁， 1971年9月13日携家人乘坐飞机出逃，飞机在蒙古温度尔汗附近神秘地坠毁。在出逃未遂机毁人亡之后不久，林彪被毛泽东掌控下的宣传机器和中国官方媒体说成是又一个野心家、阴谋家。
然而，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的信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毛泽东旋即成为众多的中国人的笑柄。在林彪事件曝光之后，千百万中国人纷纷公开或私下议论毛泽东如此英明伟大，如此高瞻远瞩，为什么会有野心家、阴谋家接连成为他的副手和接班人，成了睡到他的身边的人。
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公众注意到，毛泽东一下子失去了官方媒体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先前所大力展示的“满面红光”和“神采奕奕”。
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中共最高层的官员被逮捕下狱，他们的罪名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组成“四人帮”试图篡夺中共领导权和国家最高权力。
在众多的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文革作为一个清除隐藏在中共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笑话由此获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作为一个中共当局所说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江青确实是多年来真的是一直睡在毛泽东身旁，毛由此看来确实是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但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即当今中国公众所说的“毛粉”）一直没有对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要赞美和宣传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
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对文革讳莫如深
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一度表示要坚决彻底地否定文革。当局一方面做出正式的历史问题决议，将十年文革称为“浩劫”，另一方面又含糊其辞地说，文革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在频繁围绕历史问题对日本发出批评和抨击的时候，中共当局反复高调声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在涉及牵涉中共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涉及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之后统治中国大陆的历史的时候，中共则是奉行另一套思维，并公开主张不要认真看待历史。1980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就中共统治中国历史的问题明确下令：“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起来向前看。”
有关文革的教训问题，1980年、90年代，中国大陆一度还有相对自由的讨论，尽管有关的讨论被邓小平设限，不能提及更不能追究毛泽东频繁发动政治运动草菅人命、给中国反复造成灾难的罪行。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尤其是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文革的话题在中国大陆成了政治禁忌。中国官方媒体对那一段灾难历史讳莫如深，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提起和讨论有关的话题会被封杀。
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对文革这个历史问题如此讳莫如深？对中国民众和对中共政权来说，文革的根本性问题在哪里？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的看法是：“文革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如果说（把所有胆敢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应该说是一个政治灾难，然后‘大跃进’是一个经济灾难，当然大跃进的后果就是大饥荒了，‘文革’是叠加的，就是政治和经济灾难迭加的，而且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一个灾难，法治荡然无存，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这些我觉得是最根本的问题。”
章立凡认为，现今由红二代掌权的中共政权对文革和毛泽东政权的种种罪行讳莫如深显然还有另一套难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他说：“从红二代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亲可能被毛泽东整得七死八活，但毛泽东永远是他们的教父，即使是他们的爹妈被整了，甚至整死了，但是教父永远是教父。他们为了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他们不容对毛泽东再有进一步的揭发、揭露和批判。对毛的批判，对文革的反思，基本上在（习近平的前任）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已经有了很多限制。
“应该说，在（江泽民掌权的）199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还在继续，虽然经过（1989年6月初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北京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的）六四事件还是在继续，但范围已经收窄，到了（2000年代的）胡锦涛时代限制已经很多了。然后到了本朝，就是以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之类的说法，把文革的话题给彻底变成了一个禁区。你既然说‘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中国的所谓‘毛病未改，积习难除’也说明了这一点。说明在（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前三十年和后来的四十年里，一个专制政权从统治模式上是一以贯之的，它始终要垄断政权。”
当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是典型的中共红二代，即中共老革命家的子女。习近平在2013年1月，也就是他上台两个月之后发表讲话，声言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即毛泽东执掌中国的前三十年（实际是二十七年）和毛泽东死后中共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后三十年（到现在实际上已经四十年）相互不否定。习近平的意思是，毛泽东给当今中共政权打下的基础不可否定，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不可否定，他继承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也不可否定。
习近平一方面发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为祸害中国千百万人、祸害他的一家的毛泽东唱赞歌的说辞之后，另一方面又再度祭出毛泽东用于党内斗争而使用的“党内野心家、阴谋家”之类的标签，这种局面导致“毛病养成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在当今中国不胫而走。
与此同时，不断有批评者发出认真的询问和强烈的质疑：在前一个三十年里，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明确认定为野心家和阴谋家，被打入大牢，假如两个三十年不相互否定，那么，他是否也要认同代表前一个三十年的毛泽东，是否要认真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坚持认定他父亲习仲勋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他是否也赞同毛泽东所自诩的“无法无天”，对他亲生父亲和其他中共高干实行无情打击并将亿万普通中国人家身性命视为草芥？
截至目前，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的支持者都对其批评者的这种询问和质疑保持了沉默。
当年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如今掌握中国
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长期研究文革问题，并与妻子高皋在1986年出版专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家其说，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中共当局一直在捣浆糊，导致文革贻害至今。
在中共大张旗鼓地庆祝统治中国大陆70年之际，严家其说，40年前，中共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但不彻底，只是把文革的问题推到所谓的（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中共党内试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身上，但实际上是毛泽东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在文革问题上中共只是局部的非毛化，不是彻底的非毛化，结果是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文革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文革发动40年之后，当年积极参加文革、充当毛泽东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的人掌握了大权，文革出现了回潮，毛泽东再度得到全面肯定。
在严家其看来，文革在当今中国最危险的回潮就是，文革之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废除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和个人崇拜在习近平时代卷土重来。习近平不但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使他获得无期限的最高领导职务任期，而且还在不断地试探和推进公开的个人崇拜。
严家其说：“邓小平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应当说是正确的。文革五十年过后，中国人再度听到了‘总书记万岁’这样的声音。这本来是不能容许的。这（种以喊万岁为标志的个人崇拜）也是（给中国造成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标志。尽管是个别人这么喊出来的，但也是给报道出来，被中国人，被全世界听到了。”
严家其在这里所说的“‘总书记万岁’这样的声音”是指8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甘肃视察，在张掖高台有人高喊“总书记万岁”。有关的视频曝光并在中国国内流传，中共当局和当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公然的神化个人和个人崇拜的口号不置可否。
严家其说，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年来，尤其是习近平当局上台以来，中共当局竭力掩盖文革的要害所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试图通过文革获得过去中国帝王一样的君临天下、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绝对皇权。
严家其说：“毛泽东要加强自己的皇权。但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皇朝，不是大清王朝。所以，要加强皇权的时候，他（毛泽东）必须把反对他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的拿掉。但他找不到这样的办法。以前皇帝要把这样的一些不听话的人拿掉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共产党的体制下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毛泽东于是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通过人民的力量，说是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这样的理由来加强自己的皇权。”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严家其说，文革虽然名义上已经结束40多年了，但是，在很多意义上说，文革在中国没有过去，文革的影响，文革的做法在当今中国依然存在，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大有全面卷土重来之势。
他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简单地说，就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的名义下把他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一个的打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然后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了实际上的秦始皇，成了皇帝。现在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严家其说，中共现任的总书记和党魁习近平以反腐败的名义在政府和军队中进行清洗，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在去年又操控名义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规定，使他自己获得了最高权力职位终身制，习近平的这些大权独揽的做法可以说是跟毛泽东亦步亦趋。
习近平政权所面临的文革难题
中国学者、政论家胡平说，文革问题近年来之所以在当今中国成为禁忌话题，不仅不准民众进行公开的讨论、批评、批判，反而被冠以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之名，这明显是出于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特殊需要。
他说：“由于文革给全国人民，包括中共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共也不得不承认文革是‘十年浩劫’。而发生这样一场浩劫当然说明你的制度是有问题的，你的领袖是有问题的。所以，从承认文革是浩劫出发，必然要引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反对个人崇拜这两个结论。这是最起码的结论。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这两个问题就已经被提到人们的面前。而这两点恰恰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最忌讳的，因为他正要模仿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外，他就是要坚持政治上的一党专制。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有限的政治改革他都要走回头路。”
胡平接着说，习近平恢复最高权力终身制，把自己的思想写进中共党章和中国的宪法，明显就是要恢复毛泽东的那一套个人崇拜；习近平思想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成了新时代的真理，习近平成了真理的化身，成了真理的唯一权威代表和阐释者，这就是习近平个人崇拜形式和内容，跟当年给中国和中共带来大祸害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给苏联和苏共带来大祸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
他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就是两条，第一就是毛泽东所享有的巨大威望，第二就是（中共的党卫军）人民解放军站在毛泽东一边。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对毛泽东的那种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文革是根本搞不起来的。当然，共产党的体制就是个人崇拜的体制，但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区别。像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死了之后在苏联就基本上没有了。虽然（苏共后来的领导人）勃烈日涅夫也给自己戴了一大堆勋章，但对他的崇拜跟对斯大林的就根本没法相比了。只有建立领袖的个人崇拜，才能君临天下。”
胡平指出，共产党独裁者大搞个人崇拜不仅是针对民间，更是针对党内同僚，是针对党组织。他说，文革就看得很清楚。当时的中国可以在崇拜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条件下，把中共党组织打个稀巴烂，伟大领袖可以脱离党组织独立存在。习近平大权独揽获取毛泽东一样的绝对权力，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子。现在习近平与同僚的关系，就跟199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200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完全不一样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都变成了他手下的人，都要向他述职，习近平就这样掌握了可以随时把他们拿下甚至灭掉的权力。
工农兵上大学的残酷笑话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公开声言的宗旨，一个是要揪出他所说的隐藏在中共党内尤其是中共上层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是要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铲除官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欺压人民的恶劣制度和现象。
然而，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要揪出他所称的“睡在我们身边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经成为笑话。
同样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自称秦始皇并且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秦始皇的毛泽东又通过他的金口玉言，使他要追求社会平等、提升人民大众社会地位的誓言成为笑话。
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口号都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例如，他号召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谓的“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去扎根，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建设国家，声言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他却选择不让自己家的孩子作知青去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而是让他们留在城市在有工资和公费医疗的政府/军队部门就业，当干部。
在批评者看来，文革中期所谓的通过群众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最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和虚伪，他声言要追求和促成社会公平不但是口惠而实不至，到头来他干脆出尔反尔，为官员以权谋私进行毫不掩饰的辩护，并声言不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好人，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坏人。
批评者所称的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是指他为了自己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发动文革并关闭大学，使当时全中国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令和主导下，中国的各级学校也实行政治挂帅，学校强调政治灌输，压制打击文化教育。
在如此这般的打压文化的大环境下，毛泽东当局在1970年再开始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当时的教育使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国的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另一个是所谓的群众推荐基本上是幌子，实际上是各地各单位的中共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或自己的亲友推荐上大学并从而确保他们获得当时十分难得的就业职位，可以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的任职。
这两大问题使当时的中国大学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向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诉苦汇报，说太多的官员和官员子女上大学，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是小学水平，大学课根本就没法上。周恩来闻讯大怒，下令立即把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全部清退。但当时文革的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毛泽东为了掌控局势掌控全国，又让各级官员重新掌握了实权，各级官员们对周恩来的指示顶着不办。
鉴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所宣布的一个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员特权，而当时的毛泽东还是公开声言他不忘初心，坚持发动文革的初衷，中共各级干部以群众推荐为幌子给自己和自家人谋私利、使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官员自留地受到当时的中国公众的强烈抱怨。与此同时，当权的中共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即“走后门”的问题也成为当时中共党内上层权力斗争的一个争议话题。
当时中国官场走后门的另一个更常见的途径是官员送自己的子女去参军，因为参军可以逃避上山下乡，参军转业复员又可以在城市获得为数不多的在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有关走后门的抱怨和争议1974年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做出批示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不但做出这一批示从而一举将无权无势只能走前门的大众打成潜在的坏人，而且还公开为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辩护。毛明确地说，要是说走后门，“我（毛泽东）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
毛泽东就这样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出尔反尔，推翻了他要促成社会公平、提升中国民众地位的誓言，并倒打一耙，声言谋求社会正义、反对走后门的人是潜在的坏人。
毛泽东有关走后门问题的批示当时传达给中国的公众，公众对毛泽东发出的这种又残酷又像是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习近平也是工农兵大学生
现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是毛泽东政权推出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政策的受惠者。1968年，习近平因他父亲习仲勋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而不得留在北京被迫到陕西梁家河当知青，1974年，他成为梁家河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也就那里的最高级官员。1975年，他“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员，到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基本有机合成专业。
没有人知道在初中就中断学业的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究竟如何学以及学到多少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知识，也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获得“推荐”上大学究竟是因为他是当地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还是因为他在当地青年当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最有资格上大学。
后来习近平在2000年代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从清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是与法律不相干的“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通过逐段比较发现，习近平的构架主次不明、拼凑痕迹明显和逻辑混乱的论文有大段大段的段落与他人发表的论文重合。
有关消息曝光，中国公众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媒体集体保持沉默，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保持沉默，习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保持沉默，一直没有对习近平读博士的诸多问题（如他是否能看懂他的论文所列出的那些英文参考书，他的一段又一段跟别人发表的论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袭别人，还是他被别人抄袭）做出解释说明。
在文革前通过文化考试进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退休资深记者高瑜与她的同级同学当时因文革爆发而没能如期毕业，在学校里多呆了一年。她在回顾毛泽东所推行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时说：“工农兵上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把学制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还是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要占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学的专业知识基本上就好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就成了医生。”
文革毁坏文化教育遗害至今
学者胡平因为文革爆发而没有能上大学，不得下乡，然后再当工人，并在务农做工的时候自学。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他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学史。
胡平在谈到文革时期的所谓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骗局时说：“工农兵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空前绝后地低，以至于当时的大学都变成了中学，因为很多中学的知识他们那些人都没学过，造成了10年高等教育的荒废。另外，因为当时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从而取消了一切比较统一的、可以测量的、标准化的硬标准，到后来关系学就大行其道，权势就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工农兵大学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干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绝后地高。”
专门研究文革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说，直到今天，中国的公众还在承受毛泽东发动文革毁坏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祸害。
他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残文化，让这些中学生、小学生（知识水平的人上大学，最后）掌握了权力。所以，（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100岁的时候说，习近平什么知识都没有，是小学生，连中学都没好好上。所以，习近平今天的种种表现应当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许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竭力在中国国内外显示他文化教育水平高深。他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访问发表讲话，列出一长串他声称他熟读的那些国家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国内，他则是动辄就要引用中国古文古诗显示他中国经典功底深厚。
但习近平显然常常根本就不懂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诗，所以频繁闹出笑话，导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尤其是网络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频繁采取紧急措施来为他遮羞遮丑。例如，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演说试图引用出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但却把“通商宽农”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错读为“通商宽衣”，并立即成为笑柄。
就在习近平成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国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的评论和嘲笑之际，他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推出事先准备好的配套宣传，宣扬习近平主席如何熟读中国古典经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会议演说中娴熟地引用来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
2018年9月，在庆祝中共政权推出的第一个丰收节之际，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发表致辞，显然是再度为了显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两句中国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但习近平在引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首古诗的时候显然不知道，那首诗的主旨不是讴歌大自然的奇迹或农业的丰收，而是哀叹中国农民的命运悲惨，谴责恶政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因为那首古诗紧接着习近平引用的那两句之后的两句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表示，文革毁坏文化，毁坏文化教育，导致中国有了习近平这样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祸患，中国人至今仍在受毛泽东之害，受毛泽东所遗留的祸患之害。
严家其说，以香港问题为例，本来香港问题是简单的，好处理的，不需要动用武装警察部队，更不需要动用军队，而是通过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来解决；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养的习近平根本就不懂这样的道理；他虽然后来通过清华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文化水平还是中小学水平，不懂世界历史，不懂中国历史，遇到问题就想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除了武力威胁之外，习近平还异想天开，要把深圳打造成另一个香港，一个比香港还香港的金融中心，但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有可信的司法独立，而他却严禁司法独立，并主张和推行司法必须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的刀把子。
文革究竟有没有成就
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呈现了毫无争议的残酷，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的最终的发展结果都与他所宣称的初衷和宗旨背道而驰因而成为公众眼中的笑话，但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声言，毛发动的文革并不是一无是处，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的大国的“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项目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观察家家们指出，穷兵黩武的朝鲜金家王朝研制两弹一星的进展显示，一个政权只要足够独裁可以无视人民的死活，就可以将国家有限的资源用于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并研发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用于民生。批评者则指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独裁专制的可耻记录。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朝鲜金家王朝不顾人民死活追求两弹一星的做法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取得骄人的重大成就的说辞不攻自破。与朝鲜一样，毛泽东力主和推动的两弹一星项目也是在中国极其贫穷、在大批人饿死的情况下上马的。
实际上，在文革中间，毛泽东所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就对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追求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国地位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林彪指责毛泽东的做法造成“国富民穷”，意思是毛泽东是以人民大众的穷困为代价来聚敛社会财富以追求他心目中的大国地位，追求他的政权稳固。
在文革结束40多年之后，林彪元帅所指出的“国富民穷”问题依然存在。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依然贫穷，千百万中国人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得病只能等死，与此同时，中共政权税收连年猛增，中共政权由此得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大力发展包括核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习近平出访动辄撒出上百亿美元的对外援助。
习近平当局对上述的批评意见进行全方位的封杀。被以特别有戏剧性的方式封杀的批评者包括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
2018年8月在参加美国之音一个现场问答节目时，孙教授批评习近平不顾中国人民的贫困在国外四处大撒币的做法，呼吁习近平要关心中国人的死活，停止大撒币。中共当局人员在节目进行时破门而入，掐断电话，并当场把孙文广教授和妻子从家中绑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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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2006年5月15日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路透社）
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毛泽东所发动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文革）从1966年正式开始并延续10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才收场。掌控中国的中共在1980年代做出正式决议，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文革从一开始甚至没开始就成为一个争议性话题，而且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话题，争议各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然而，就文革的残酷和文革是一场笑话而言，争议各方似乎没有争议。
文革对中国大众的残酷
就残酷而言，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文革给中国在成的残酷破坏和毁灭可谓罄竹难书。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共）党中央的名义进行的抄家、打砸、强暴性侵、酷刑杀人的案件普遍发生，并得到中共当局的纵容、鼓励、支持、赞美。
文革捣毁或焚烧了不知多少文物，古建筑，寺庙令人痛心，文革对中国人性命的肆意践踏更令心理正常的人感到毛骨悚然，其中特别惊心触目又毫无争议的残酷例子包括：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秉承毛泽东旨意并得到毛明确鼓励的毛的“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对被当局所称的“黑五类”的人家实行斩草除根式的屠杀，一举杀死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在文革中被红卫兵虐杀的人也包括一贯高唱毛泽东赞歌的中国文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在毛的红卫兵虐杀其儿子之前和之后，郭沫若持续唱毛泽东的赞歌，直到毛死去。
——毛泽东的红卫兵在文革中对没有能力自保或逃跑的人的虐杀不仅局限于北京大兴县一地，在中国许多其他地方也普遍发生，只是大小规模不同。这种不讲任何法律甚至不讲任何人性的虐杀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怂恿和鼓励。
1966年8月，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时，毛反对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并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指示：“北京太文明了！”“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1966年8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毛泽东旨意在北京市公安局发表讲话说：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毛泽东的红卫兵于是有恃无恐地抓人、打人、打死人。
——那些在大兴县等农村地区被杀害的人是早被当时的中共当局打入社会下层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中共当局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低端人口），但当时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人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下人受尽凌辱（精神折磨，肉体酷刑），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则采取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或逃避。那些自杀的人包括著名小说家老舍（投水自尽），中共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妻子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在家中自缢）。实际上，在文革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家中住房条件拥挤缺乏自缢条件而不得不选择在公共场所，如旧式庭院的藤萝架上，公共厕所的横梁上自缢。在那一段时间，自缢的尸体成为公共场所的常见一景，许多上中学上小学的学龄儿童也有机会目睹。
文革对中共干部的残酷
在文革中被虐杀或被迫害致死的不仅包括中国社会下层的人或老舍、傅雷之类的著名专家、学者、艺术家，而且也包括中共干部，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干部，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刘少奇（死于肉体和精神折磨加有病不给治），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一度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另一个元帅贺龙（死因与刘少奇类似），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
在许多知晓当时的历史的人看来，最残酷又最滑稽的事情是在文革大风暴爆发之前，多年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和杀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毛泽东怀疑，旋即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并抓捕，接着受到严酷的迫害，其罪名是莫须有的“野心家”、“阴谋家”。
罗瑞卿不堪他先前不知给多少人施加的同类的突然袭击、抓捕与迫害，试图跳楼自杀以求解脱，但他跳楼只是摔断了双腿没有摔死。
罗瑞卿自杀未遂的消息传来，他的前上级或同事不是给予同情甚至不是基于恐惧的沉默，而是为了向毛泽东表忠心和献媚而争先恐后地给予讽刺挖苦。当时文革已经开始发动，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毛泽东锁定大难临头，在得知罗瑞卿自杀未遂之后讽刺罗的自杀技巧太差，跳楼自杀应当是头朝下。当时同样被毛泽东锁定要整肃只是后来侥幸幸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讽刺说，罗瑞卿“跳了个冰棍”，意思是罗跳楼自杀动作太业余，像是不会跳水的人脚朝下直立从高处跳下。喜好写诗的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赋词一首对罗予以讽刺：“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跳楼自杀未遂摔断双腿的罗瑞卿得到的是罪加一等的待遇，后来在伤残未愈的时候再被毛泽东的红卫兵塞进一个筐子里抬着游街示众受到羞辱和批斗。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罗瑞卿得到中共当局的平反并复出，1978那年到德国医治残腿，不久之后死在德国。一位显然是从中共当局观点看历史问题的写手写道：“两日后，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接回北京，邓小平、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灵。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邓小平致悼词。”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毛泽东死后中共领导层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因为文革对中国大众太残酷，而是因为文革对中共干部、尤其是对中共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太残酷。这些观察家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提出的论据是，毛泽东凭借独裁强力不懂装懂推行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导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但中共始终没有表示要彻底否定“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所发动的其他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运动，因为那些运动没有给中共高层及其家人带来什么残酷的结果。
总而言之，尽管在文革的问题上中国立场各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立场各异的人对文革的残酷没有争议。
文革是彻头彻尾的笑话
与此同时，就笑话而言，立场各异的人对残酷的十年文革从头到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也没有多少异议。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首要目的是要揭露并清除潜伏在中共高层当中的（毛的形象化的说法是“睡在我们身边的”）像苏联共产党前领袖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文革则从毛泽东身边揪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野心家、阴谋家。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构和官方媒体所宣扬的毛泽东的英明和高瞻远瞩构成了莫大的讽刺，也使毛泽东死后继续宣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的中共当局尴尬不已。
毛泽东之所以把赫鲁晓夫当作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典型和代名词，是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独裁者斯大林死后成为苏共领袖并发表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利用其个人崇拜在苏联建立了由他一人说了算的绝对独裁统治，使苏联数以百万的人，包括成千上万的苏共各级干部死于非命。毛泽东生前多次明确表示非常欣赏斯大林式的统治，并公开声言要趁他在世的时候清除掉中共党内高层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免使他毛泽东的英名和他的事业受损。
因此，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早期，毛在他新树立的接班人和副手、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下拿下并整死了他（毛泽东）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刘少奇，并宣称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多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
按照被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说法，毛泽东成功拿下和打倒刘少奇是毛的英明伟大和高瞻远瞩的辉煌证明。
然而，没过几年，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火中取栗立下功劳的林彪因为不堪毛泽东出于卸磨杀驴的心理而给予的羞辱和步步紧逼的威胁， 1971年9月13日携家人乘坐飞机出逃，飞机在蒙古温度尔汗附近神秘地坠毁。在出逃未遂机毁人亡之后不久，林彪被毛泽东掌控下的宣传机器和中国官方媒体说成是又一个野心家、阴谋家。
然而，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的信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毛泽东旋即成为众多的中国人的笑柄。在林彪事件曝光之后，千百万中国人纷纷公开或私下议论毛泽东如此英明伟大，如此高瞻远瞩，为什么会有野心家、阴谋家接连成为他的副手和接班人，成了睡到他的身边的人。
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公众注意到，毛泽东一下子失去了官方媒体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先前所大力展示的“满面红光”和“神采奕奕”。
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中共最高层的官员被逮捕下狱，他们的罪名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组成“四人帮”试图篡夺中共领导权和国家最高权力。
在众多的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文革作为一个清除隐藏在中共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笑话由此获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作为一个中共当局所说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江青确实是多年来真的是一直睡在毛泽东身旁，毛由此看来确实是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但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即当今中国公众所说的“毛粉”）一直没有对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要赞美和宣传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
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对文革讳莫如深
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一度表示要坚决彻底地否定文革。当局一方面做出正式的历史问题决议，将十年文革称为“浩劫”，另一方面又含糊其辞地说，文革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在频繁围绕历史问题对日本发出批评和抨击的时候，中共当局反复高调声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在涉及牵涉中共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涉及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之后统治中国大陆的历史的时候，中共则是奉行另一套思维，并公开主张不要认真看待历史。1980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就中共统治中国历史的问题明确下令：“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起来向前看。”
有关文革的教训问题，1980年、90年代，中国大陆一度还有相对自由的讨论，尽管有关的讨论被邓小平设限，不能提及更不能追究毛泽东频繁发动政治运动草菅人命、给中国反复造成灾难的罪行。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尤其是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文革的话题在中国大陆成了政治禁忌。中国官方媒体对那一段灾难历史讳莫如深，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提起和讨论有关的话题会被封杀。
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对文革这个历史问题如此讳莫如深？对中国民众和对中共政权来说，文革的根本性问题在哪里？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的看法是：“文革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如果说（把所有胆敢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应该说是一个政治灾难，然后‘大跃进’是一个经济灾难，当然大跃进的后果就是大饥荒了，‘文革’是叠加的，就是政治和经济灾难迭加的，而且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一个灾难，法治荡然无存，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这些我觉得是最根本的问题。”
章立凡认为，现今由红二代掌权的中共政权对文革和毛泽东政权的种种罪行讳莫如深显然还有另一套难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他说：“从红二代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亲可能被毛泽东整得七死八活，但毛泽东永远是他们的教父，即使是他们的爹妈被整了，甚至整死了，但是教父永远是教父。他们为了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他们不容对毛泽东再有进一步的揭发、揭露和批判。对毛的批判，对文革的反思，基本上在（习近平的前任）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已经有了很多限制。
“应该说，在（江泽民掌权的）199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还在继续，虽然经过（1989年6月初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北京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的）六四事件还是在继续，但范围已经收窄，到了（2000年代的）胡锦涛时代限制已经很多了。然后到了本朝，就是以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之类的说法，把文革的话题给彻底变成了一个禁区。你既然说‘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中国的所谓‘毛病未改，积习难除’也说明了这一点。说明在（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前三十年和后来的四十年里，一个专制政权从统治模式上是一以贯之的，它始终要垄断政权。”
当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是典型的中共红二代，即中共老革命家的子女。习近平在2013年1月，也就是他上台两个月之后发表讲话，声言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即毛泽东执掌中国的前三十年（实际是二十七年）和毛泽东死后中共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后三十年（到现在实际上已经四十年）相互不否定。习近平的意思是，毛泽东给当今中共政权打下的基础不可否定，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不可否定，他继承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也不可否定。
习近平一方面发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为祸害中国千百万人、祸害他的一家的毛泽东唱赞歌的说辞之后，另一方面又再度祭出毛泽东用于党内斗争而使用的“党内野心家、阴谋家”之类的标签，这种局面导致“毛病养成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在当今中国不胫而走。
与此同时，不断有批评者发出认真的询问和强烈的质疑：在前一个三十年里，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明确认定为野心家和阴谋家，被打入大牢，假如两个三十年不相互否定，那么，他是否也要认同代表前一个三十年的毛泽东，是否要认真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坚持认定他父亲习仲勋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他是否也赞同毛泽东所自诩的“无法无天”，对他亲生父亲和其他中共高干实行无情打击并将亿万普通中国人家身性命视为草芥？
截至目前，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的支持者都对其批评者的这种询问和质疑保持了沉默。
当年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如今掌握中国
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长期研究文革问题，并与妻子高皋在1986年出版专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家其说，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中共当局一直在捣浆糊，导致文革贻害至今。
在中共大张旗鼓地庆祝统治中国大陆70年之际，严家其说，40年前，中共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但不彻底，只是把文革的问题推到所谓的（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中共党内试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身上，但实际上是毛泽东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在文革问题上中共只是局部的非毛化，不是彻底的非毛化，结果是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文革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文革发动40年之后，当年积极参加文革、充当毛泽东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的人掌握了大权，文革出现了回潮，毛泽东再度得到全面肯定。
在严家其看来，文革在当今中国最危险的回潮就是，文革之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废除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和个人崇拜在习近平时代卷土重来。习近平不但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使他获得无期限的最高领导职务任期，而且还在不断地试探和推进公开的个人崇拜。
严家其说：“邓小平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应当说是正确的。文革五十年过后，中国人再度听到了‘总书记万岁’这样的声音。这本来是不能容许的。这（种以喊万岁为标志的个人崇拜）也是（给中国造成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标志。尽管是个别人这么喊出来的，但也是给报道出来，被中国人，被全世界听到了。”
严家其在这里所说的“‘总书记万岁’这样的声音”是指8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甘肃视察，在张掖高台有人高喊“总书记万岁”。有关的视频曝光并在中国国内流传，中共当局和当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公然的神化个人和个人崇拜的口号不置可否。
严家其说，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年来，尤其是习近平当局上台以来，中共当局竭力掩盖文革的要害所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试图通过文革获得过去中国帝王一样的君临天下、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绝对皇权。
严家其说：“毛泽东要加强自己的皇权。但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皇朝，不是大清王朝。所以，要加强皇权的时候，他（毛泽东）必须把反对他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的拿掉。但他找不到这样的办法。以前皇帝要把这样的一些不听话的人拿掉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共产党的体制下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毛泽东于是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通过人民的力量，说是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这样的理由来加强自己的皇权。”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严家其说，文革虽然名义上已经结束40多年了，但是，在很多意义上说，文革在中国没有过去，文革的影响，文革的做法在当今中国依然存在，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大有全面卷土重来之势。
他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简单地说，就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的名义下把他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一个的打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然后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了实际上的秦始皇，成了皇帝。现在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严家其说，中共现任的总书记和党魁习近平以反腐败的名义在政府和军队中进行清洗，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在去年又操控名义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规定，使他自己获得了最高权力职位终身制，习近平的这些大权独揽的做法可以说是跟毛泽东亦步亦趋。
习近平政权所面临的文革难题
中国学者、政论家胡平说，文革问题近年来之所以在当今中国成为禁忌话题，不仅不准民众进行公开的讨论、批评、批判，反而被冠以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之名，这明显是出于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特殊需要。
他说：“由于文革给全国人民，包括中共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共也不得不承认文革是‘十年浩劫’。而发生这样一场浩劫当然说明你的制度是有问题的，你的领袖是有问题的。所以，从承认文革是浩劫出发，必然要引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反对个人崇拜这两个结论。这是最起码的结论。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这两个问题就已经被提到人们的面前。而这两点恰恰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最忌讳的，因为他正要模仿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外，他就是要坚持政治上的一党专制。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有限的政治改革他都要走回头路。”
胡平接着说，习近平恢复最高权力终身制，把自己的思想写进中共党章和中国的宪法，明显就是要恢复毛泽东的那一套个人崇拜；习近平思想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成了新时代的真理，习近平成了真理的化身，成了真理的唯一权威代表和阐释者，这就是习近平个人崇拜形式和内容，跟当年给中国和中共带来大祸害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给苏联和苏共带来大祸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
他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就是两条，第一就是毛泽东所享有的巨大威望，第二就是（中共的党卫军）人民解放军站在毛泽东一边。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对毛泽东的那种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文革是根本搞不起来的。当然，共产党的体制就是个人崇拜的体制，但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区别。像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死了之后在苏联就基本上没有了。虽然（苏共后来的领导人）勃烈日涅夫也给自己戴了一大堆勋章，但对他的崇拜跟对斯大林的就根本没法相比了。只有建立领袖的个人崇拜，才能君临天下。”
胡平指出，共产党独裁者大搞个人崇拜不仅是针对民间，更是针对党内同僚，是针对党组织。他说，文革就看得很清楚。当时的中国可以在崇拜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条件下，把中共党组织打个稀巴烂，伟大领袖可以脱离党组织独立存在。习近平大权独揽获取毛泽东一样的绝对权力，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子。现在习近平与同僚的关系，就跟199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200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完全不一样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都变成了他手下的人，都要向他述职，习近平就这样掌握了可以随时把他们拿下甚至灭掉的权力。
工农兵上大学的残酷笑话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公开声言的宗旨，一个是要揪出他所说的隐藏在中共党内尤其是中共上层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是要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铲除官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欺压人民的恶劣制度和现象。
然而，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要揪出他所称的“睡在我们身边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经成为笑话。
同样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自称秦始皇并且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秦始皇的毛泽东又通过他的金口玉言，使他要追求社会平等、提升人民大众社会地位的誓言成为笑话。
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口号都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例如，他号召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谓的“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去扎根，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建设国家，声言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他却选择不让自己家的孩子作知青去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而是让他们留在城市在有工资和公费医疗的政府/军队部门就业，当干部。
在批评者看来，文革中期所谓的通过群众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最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和虚伪，他声言要追求和促成社会公平不但是口惠而实不至，到头来他干脆出尔反尔，为官员以权谋私进行毫不掩饰的辩护，并声言不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好人，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坏人。
批评者所称的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是指他为了自己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发动文革并关闭大学，使当时全中国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令和主导下，中国的各级学校也实行政治挂帅，学校强调政治灌输，压制打击文化教育。
在如此这般的打压文化的大环境下，毛泽东当局在1970年再开始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当时的教育使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国的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另一个是所谓的群众推荐基本上是幌子，实际上是各地各单位的中共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或自己的亲友推荐上大学并从而确保他们获得当时十分难得的就业职位，可以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的任职。
这两大问题使当时的中国大学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向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诉苦汇报，说太多的官员和官员子女上大学，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是小学水平，大学课根本就没法上。周恩来闻讯大怒，下令立即把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全部清退。但当时文革的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毛泽东为了掌控局势掌控全国，又让各级官员重新掌握了实权，各级官员们对周恩来的指示顶着不办。
鉴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所宣布的一个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员特权，而当时的毛泽东还是公开声言他不忘初心，坚持发动文革的初衷，中共各级干部以群众推荐为幌子给自己和自家人谋私利、使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官员自留地受到当时的中国公众的强烈抱怨。与此同时，当权的中共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即“走后门”的问题也成为当时中共党内上层权力斗争的一个争议话题。
当时中国官场走后门的另一个更常见的途径是官员送自己的子女去参军，因为参军可以逃避上山下乡，参军转业复员又可以在城市获得为数不多的在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有关走后门的抱怨和争议1974年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做出批示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不但做出这一批示从而一举将无权无势只能走前门的大众打成潜在的坏人，而且还公开为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辩护。毛明确地说，要是说走后门，“我（毛泽东）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
毛泽东就这样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出尔反尔，推翻了他要促成社会公平、提升中国民众地位的誓言，并倒打一耙，声言谋求社会正义、反对走后门的人是潜在的坏人。
毛泽东有关走后门问题的批示当时传达给中国的公众，公众对毛泽东发出的这种又残酷又像是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习近平也是工农兵大学生
现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是毛泽东政权推出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政策的受惠者。1968年，习近平因他父亲习仲勋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而不得留在北京被迫到陕西梁家河当知青，1974年，他成为梁家河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也就那里的最高级官员。1975年，他“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员，到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基本有机合成专业。
没有人知道在初中就中断学业的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究竟如何学以及学到多少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知识，也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获得“推荐”上大学究竟是因为他是当地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还是因为他在当地青年当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最有资格上大学。
后来习近平在2000年代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从清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是与法律不相干的“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通过逐段比较发现，习近平的构架主次不明、拼凑痕迹明显和逻辑混乱的论文有大段大段的段落与他人发表的论文重合。
有关消息曝光，中国公众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媒体集体保持沉默，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保持沉默，习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保持沉默，一直没有对习近平读博士的诸多问题（如他是否能看懂他的论文所列出的那些英文参考书，他的一段又一段跟别人发表的论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袭别人，还是他被别人抄袭）做出解释说明。
在文革前通过文化考试进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退休资深记者高瑜与她的同级同学当时因文革爆发而没能如期毕业，在学校里多呆了一年。她在回顾毛泽东所推行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时说：“工农兵上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把学制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还是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要占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学的专业知识基本上就好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就成了医生。”
文革毁坏文化教育遗害至今
学者胡平因为文革爆发而没有能上大学，不得下乡，然后再当工人，并在务农做工的时候自学。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他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学史。
胡平在谈到文革时期的所谓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骗局时说：“工农兵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空前绝后地低，以至于当时的大学都变成了中学，因为很多中学的知识他们那些人都没学过，造成了10年高等教育的荒废。另外，因为当时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从而取消了一切比较统一的、可以测量的、标准化的硬标准，到后来关系学就大行其道，权势就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工农兵大学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干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绝后地高。”
专门研究文革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说，直到今天，中国的公众还在承受毛泽东发动文革毁坏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祸害。
他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残文化，让这些中学生、小学生（知识水平的人上大学，最后）掌握了权力。所以，（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100岁的时候说，习近平什么知识都没有，是小学生，连中学都没好好上。所以，习近平今天的种种表现应当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许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竭力在中国国内外显示他文化教育水平高深。他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访问发表讲话，列出一长串他声称他熟读的那些国家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国内，他则是动辄就要引用中国古文古诗显示他中国经典功底深厚。
但习近平显然常常根本就不懂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诗，所以频繁闹出笑话，导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尤其是网络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频繁采取紧急措施来为他遮羞遮丑。例如，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演说试图引用出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但却把“通商宽农”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错读为“通商宽衣”，并立即成为笑柄。
就在习近平成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国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的评论和嘲笑之际，他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推出事先准备好的配套宣传，宣扬习近平主席如何熟读中国古典经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会议演说中娴熟地引用来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
2018年9月，在庆祝中共政权推出的第一个丰收节之际，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发表致辞，显然是再度为了显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两句中国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但习近平在引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首古诗的时候显然不知道，那首诗的主旨不是讴歌大自然的奇迹或农业的丰收，而是哀叹中国农民的命运悲惨，谴责恶政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因为那首古诗紧接着习近平引用的那两句之后的两句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表示，文革毁坏文化，毁坏文化教育，导致中国有了习近平这样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祸患，中国人至今仍在受毛泽东之害，受毛泽东所遗留的祸患之害。
严家其说，以香港问题为例，本来香港问题是简单的，好处理的，不需要动用武装警察部队，更不需要动用军队，而是通过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来解决；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养的习近平根本就不懂这样的道理；他虽然后来通过清华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文化水平还是中小学水平，不懂世界历史，不懂中国历史，遇到问题就想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除了武力威胁之外，习近平还异想天开，要把深圳打造成另一个香港，一个比香港还香港的金融中心，但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有可信的司法独立，而他却严禁司法独立，并主张和推行司法必须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的刀把子。
文革究竟有没有成就
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呈现了毫无争议的残酷，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的最终的发展结果都与他所宣称的初衷和宗旨背道而驰因而成为公众眼中的笑话，但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声言，毛发动的文革并不是一无是处，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的大国的“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项目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观察家家们指出，穷兵黩武的朝鲜金家王朝研制两弹一星的进展显示，一个政权只要足够独裁可以无视人民的死活，就可以将国家有限的资源用于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并研发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用于民生。批评者则指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独裁专制的可耻记录。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朝鲜金家王朝不顾人民死活追求两弹一星的做法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取得骄人的重大成就的说辞不攻自破。与朝鲜一样，毛泽东力主和推动的两弹一星项目也是在中国极其贫穷、在大批人饿死的情况下上马的。
实际上，在文革中间，毛泽东所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就对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追求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国地位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林彪指责毛泽东的做法造成“国富民穷”，意思是毛泽东是以人民大众的穷困为代价来聚敛社会财富以追求他心目中的大国地位，追求他的政权稳固。
在文革结束40多年之后，林彪元帅所指出的“国富民穷”问题依然存在。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依然贫穷，千百万中国人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得病只能等死，与此同时，中共政权税收连年猛增，中共政权由此得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大力发展包括核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习近平出访动辄撒出上百亿美元的对外援助。
习近平当局对上述的批评意见进行全方位的封杀。被以特别有戏剧性的方式封杀的批评者包括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
2018年8月在参加美国之音一个现场问答节目时，孙教授批评习近平不顾中国人民的贫困在国外四处大撒币的做法，呼吁习近平要关心中国人的死活，停止大撒币。中共当局人员在节目进行时破门而入，掐断电话，并当场把孙文广教授和妻子从家中绑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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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台70载：一位陆籍国军老兵看两岸
今年91岁高龄的江苏籍国军老兵刘发贵对美国之音说，最近2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飞速，现在大陆很多城市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过台湾。自1987年11月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来，他总共回过中国大陆十次。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铁线路、便捷的电子支付和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总能让这位耄耋老人眼花缭乱。但他说，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选择回到大陆养老。
追忆70年前来台经历
1947年，只有18岁的刘发贵为躲避被共产党强征入伍而被父母送到上海。当时，国共内战正酣，而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到1949年4月，解放军已完成三大战役并准备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和上海。
“当时长江已经封江了，我们也回不去了。”刘发贵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他的家乡在江苏泰兴，位于长江北岸，而上海位于长江南岸。既然回不了家，刘发贵就应征加入了国军新成立的一支部队，并随这支部队在解放军攻打上海前，搭乘一艘货船来到台湾高雄。
刘发贵回忆当时在上船时的情景时说：“我们的部队并不是正式部队，当时还有逃难的人，还有正式部队要跟我们抢船。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一路上都有人落水，但没有人去救。我们在船上呆了三天三夜，没有吃喝。”
他们的船最终在高雄靠岸，刘发贵的部队进驻到了位于凤山的一个军营。三个月后，他被派往金门驻守。到了9月，他被部署到古宁头，随后参加了“古宁头战役”，在大陆它被解放军称作“金门战役”。
那是一场在中国大陆很少被提及的战役。解放军当时渡海登陆金门古宁头，与驻扎在岛上的国军激战三天三夜，最后全军覆没。这是国共内战后期，国军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取得的首场胜利，也稳住了当时台湾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形势。
“当时我们回到台湾，那是打了胜仗啊！我们的船先开到基隆，当时很多人在基隆码头欢迎我们。在基隆停了一个晚上，（船）再开到高雄。到高雄后，因为我们打了胜仗，马路两边很多老百姓欢迎我们，放鞭炮。”
退伍后在台湾定居
但刘发贵也付出了代价，他的右眼受伤。这次受伤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机。他在台中的三军总院接受手术治疗，伤愈后申请做后勤工作。从此，他离开了前线，加入了一个汽车连，并在那里学会了开车。这为他后来融入台湾奠定了基础。
“到民国44年（1955年），有个命令说在外面（参战）受伤的可以提前退伍，我就报了，要求退伍。但我才20几岁，上面不让我退。但我一定要退，到45年（1956年），我20几岁就退下来了。”刘发贵说。
刘发贵以陆军下士军衔退伍。告别军旅生涯后，刘发贵凭着他会开车的本领为自己能在台湾生存下来谋得了一席之地。虽然生活并不富足，有时候也十分艰辛，但终于他在1970年结婚成家。“我民国45年下来，什么都做过，开过计程车、卖过菜、也在餐厅里做过事，后来给长官开车，开的是专车。”
目睹中国经济崛起
1987年12月，台湾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但刘发贵并没有立即得到回乡的机会，因为亲人都不在世了。“我给大陆写信，（民国）60几年就通了，我在日本写的，但是没有亲人了。”直到1989年，也就是时隔40多年后，他才再次回到家乡。
“家里的房子还是茅草房，路也没有直，厕所还是朝着外面。回家也找不到家，因为过去的房子全部拆掉了。后来到了城里面，找个朋友带我回到村里。第一次回家就是这样。那时候我想，怎么还是这样子。”刘发贵回忆说。
从那之后，刘发贵每次再回大陆都能看到巨大的变化。“我去年才回去。现在比我们台湾一般（地方）的乡下，在我家乡那边，住的吃的都比台湾好太多了。”
刘发贵也感叹中国大陆的变化飞快。“大陆的变化太快了，”他说，“你到上海就知道了。上海的外滩，过去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每次去都不一样！”
不会回大陆养老
尽管如此，刘发贵说，虽然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和7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选择去大陆养老。但这主要都是基于比较现实的考虑。“在大陆，你看个医生就受不了。台湾的健保搞得就非常好。在大陆看个感冒就要人民币500块。”他说。
刘发贵目前生活在位于新北市的板桥荣民之家，就是一所照料符合一定条件的国军退役军人的安养机构。“在这边，安排我吃饭、生活，安排地相当好。”
今年是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70周年，也是刘发贵来到台湾70周年。他说，两岸隔海分治70年后的今天，台湾已经拥有了民主，而大陆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你必须听它（共产党）的，听它的你就赚钱，但你不能反对它。（大陆）还没有台湾这么自由民主，这还需要慢慢改进。”
一国两制在台湾行不通
除了民主以外，刘发贵说，台湾也比大陆拥有更多的人权保障和公民自由。“我们台湾各地的庙很多，有的是很小的土地庙。但在大陆，老百姓在自己的地上盖的小土地庙都被拆掉了。在我的家乡，有钱的可以盖一个大庙，地还给了好多，人家（政府）还帮你拆迁，让你盖庙。这就是共产党制度，他们需要改进。”
今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此，刘发贵说，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他说：“我想，台湾不可能搞‘一国两制’。它现在在香港搞得这么乱。问题是‘一国两制’还是归了你（中共）管嘛。你搞‘一国两制’，那就不要插手就可以。台湾不可能搞‘一国两制’。”
91岁高龄的刘发贵说，他希望未来的两岸关系能够回到马英九时代,台湾既保持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同时两岸关系又相对和缓的状态。他说：“我希望两岸就这样下去，也不要说我要统一，我要搞‘一国两制’什么的。能够像过去那样，我们大家互相来往。我感觉这样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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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70年前来台经历
1947年，只有18岁的刘发贵为躲避被共产党强征入伍而被父母送到上海。当时，国共内战正酣，而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到1949年4月，解放军已完成三大战役并准备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和上海。
“当时长江已经封江了，我们也回不去了。”刘发贵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他的家乡在江苏泰兴，位于长江北岸，而上海位于长江南岸。既然回不了家，刘发贵就应征加入了国军新成立的一支部队，并随这支部队在解放军攻打上海前，搭乘一艘货船来到台湾高雄。
刘发贵回忆当时在上船时的情景时说：“我们的部队并不是正式部队，当时还有逃难的人，还有正式部队要跟我们抢船。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一路上都有人落水，但没有人去救。我们在船上呆了三天三夜，没有吃喝。”
他们的船最终在高雄靠岸，刘发贵的部队进驻到了位于凤山的一个军营。三个月后，他被派往金门驻守。到了9月，他被部署到古宁头，随后参加了“古宁头战役”，在大陆它被解放军称作“金门战役”。
那是一场在中国大陆很少被提及的战役。解放军当时渡海登陆金门古宁头，与驻扎在岛上的国军激战三天三夜，最后全军覆没。这是国共内战后期，国军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取得的首场胜利，也稳住了当时台湾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形势。
“当时我们回到台湾，那是打了胜仗啊！我们的船先开到基隆，当时很多人在基隆码头欢迎我们。在基隆停了一个晚上，（船）再开到高雄。到高雄后，因为我们打了胜仗，马路两边很多老百姓欢迎我们，放鞭炮。”
退伍后在台湾定居
但刘发贵也付出了代价，他的右眼受伤。这次受伤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机。他在台中的三军总院接受手术治疗，伤愈后申请做后勤工作。从此，他离开了前线，加入了一个汽车连，并在那里学会了开车。这为他后来融入台湾奠定了基础。
“到民国44年（1955年），有个命令说在外面（参战）受伤的可以提前退伍，我就报了，要求退伍。但我才20几岁，上面不让我退。但我一定要退，到45年（1956年），我20几岁就退下来了。”刘发贵说。
刘发贵以陆军下士军衔退伍。告别军旅生涯后，刘发贵凭着他会开车的本领为自己能在台湾生存下来谋得了一席之地。虽然生活并不富足，有时候也十分艰辛，但终于他在1970年结婚成家。“我民国45年下来，什么都做过，开过计程车、卖过菜、也在餐厅里做过事，后来给长官开车，开的是专车。”
目睹中国经济崛起
1987年12月，台湾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但刘发贵并没有立即得到回乡的机会，因为亲人都不在世了。“我给大陆写信，（民国）60几年就通了，我在日本写的，但是没有亲人了。”直到1989年，也就是时隔40多年后，他才再次回到家乡。
“家里的房子还是茅草房，路也没有直，厕所还是朝着外面。回家也找不到家，因为过去的房子全部拆掉了。后来到了城里面，找个朋友带我回到村里。第一次回家就是这样。那时候我想，怎么还是这样子。”刘发贵回忆说。
从那之后，刘发贵每次再回大陆都能看到巨大的变化。“我去年才回去。现在比我们台湾一般（地方）的乡下，在我家乡那边，住的吃的都比台湾好太多了。”
刘发贵也感叹中国大陆的变化飞快。“大陆的变化太快了，”他说，“你到上海就知道了。上海的外滩，过去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每次去都不一样！”
不会回大陆养老
尽管如此，刘发贵说，虽然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和7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选择去大陆养老。但这主要都是基于比较现实的考虑。“在大陆，你看个医生就受不了。台湾的健保搞得就非常好。在大陆看个感冒就要人民币500块。”他说。
刘发贵目前生活在位于新北市的板桥荣民之家，就是一所照料符合一定条件的国军退役军人的安养机构。“在这边，安排我吃饭、生活，安排地相当好。”
今年是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70周年，也是刘发贵来到台湾70周年。他说，两岸隔海分治70年后的今天，台湾已经拥有了民主，而大陆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你必须听它（共产党）的，听它的你就赚钱，但你不能反对它。（大陆）还没有台湾这么自由民主，这还需要慢慢改进。”
一国两制在台湾行不通
除了民主以外，刘发贵说，台湾也比大陆拥有更多的人权保障和公民自由。“我们台湾各地的庙很多，有的是很小的土地庙。但在大陆，老百姓在自己的地上盖的小土地庙都被拆掉了。在我的家乡，有钱的可以盖一个大庙，地还给了好多，人家（政府）还帮你拆迁，让你盖庙。这就是共产党制度，他们需要改进。”
今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此，刘发贵说，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他说：“我想，台湾不可能搞‘一国两制’。它现在在香港搞得这么乱。问题是‘一国两制’还是归了你（中共）管嘛。你搞‘一国两制’，那就不要插手就可以。台湾不可能搞‘一国两制’。”
91岁高龄的刘发贵说，他希望未来的两岸关系能够回到马英九时代,台湾既保持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同时两岸关系又相对和缓的状态。他说：“我希望两岸就这样下去，也不要说我要统一，我要搞‘一国两制’什么的。能够像过去那样，我们大家互相来往。我感觉这样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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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70年：从封锁到接触再到“脱钩”
来源:
美国之音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与此同时，美中关系也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美建交40年后，美国对开始于尼克松时代的接触政策不再抱有希望，美中双边关系似乎进入更具敌意的时代。从最初的封锁到后来长达40年的接触再到现在的对抗，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思量？
1949-1969， 封锁和孤立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生剧烈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曾经在二战中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结盟的美国，在中共建政后的三十年间，拒绝承认共产党政府，继续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对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实施封锁和孤立。
不过，史料显示，在中共建政之初，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完全排除与中共建交的可能。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杜鲁门甚至派出了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试探性接触；1950年1月，杜鲁门宣布结束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1950年6月，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个记者会上说，虽然美国不支持直接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也不会使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这样的动议。
但是，美中建交的大门最终因为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选择向苏联阵营“一边倒” 而关闭。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是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办事处的首位主任，他后来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1945：毛的革命与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在这本书中，伯恩斯坦认为，即便美国更早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转而与共产党人合作，毛泽东也不会倒向美国，所以，谈不上杜鲁门政府因为错误政策而“失去了中国”。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是美国造成了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的美中之间不友好的关系，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将毛泽东推到了斯大林那边。
但伯恩斯坦认为，无论美国怎么做，毛泽东注定会选择苏联。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不认为是美国将毛泽东推向了斯大林，毛泽东一直都在斯大林那边。因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他把斯大林看作是智慧的源泉，是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起源的权威。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只是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对斯大林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毛是斯大林的忠实的门徒。即便是美国1949年打算与中共建交，我也不认为会有多大的改变。”
伯恩斯坦说，毛泽东一直把美国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总部。如果这一点不改变，那是无法扭转当时的美中关系的。他说，毛泽东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权、“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显示，毛一直在追求自己极端的革命目标。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就使中美关系从蒋介石时期的盟友变成了对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韩战全面爆发。 伯恩斯坦说，即便美国曾经有意图与中国建交，韩战也使得建交的希望完全蒸发。一个星期内，杜鲁门下令美国海陆空部队援助韩国，并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统一台湾。同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美中直接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美国主要是通过孤立和封锁来实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1950年11月7日，华盛顿终止了美国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全面对中国实施禁运。1951年起，美国还鼓励盟友和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对中国的禁运。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的策划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决议》，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禁运，品种多达1700余种。
军事上，美国在韩战爆发之后，构建了一道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即所谓的“新月形包围圈”围堵中国。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台湾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军事协定等。
另外，美国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排斥。比如，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加入联合国，却一直遭到了美国的阻挠。
当时的美中关系是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伯恩斯坦说，当时，美国国内对共产党国家很害怕。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恐惧分不开，甚至后来的越南战争也可以追溯到这点，美国担心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1969-1979 缓和与和解
中共建政初期，是苏联的盟邦，但是随着苏联在1956年开始“非斯大林化”，中国公开与苏联对立。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1969年春季，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边界（珍宝岛）爆发的激烈冲突将中苏紧张关系推到了最高点。莫斯科随后向边境地区调集重兵，并部署核武器。苏联成为中国最直接、最现实、最大的敌人。
不过，这场冲突，却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促成了美中关系正常化。在苏联的巨大军事政治压力之下，北京决定靠拢美国，借美国之力建立反制苏联的战略平衡。而受到越南战争牵制的美国，在中东、南亚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也在寻求抗衡苏联的力量。
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释放善意。比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也不再阻挠北京重返联合国。
其实，在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立刻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月1日，他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并一再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同中国进行直接对话。
1971年3月，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史称“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 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开启了与中国接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基于一个信念，即通过贸易和投资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美国认为，这样会令美国更安全，也许还会令中国更像美国。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也称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
史伯明（Douglas Spelman）是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 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时，他曾担任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翻译。2012年在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纪念时，史伯明这样解释尼克松访华的背景。
他说：“双方的背景，在美国方面，当然是越南战争，那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中苏方面，是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双方因为界河上的一个小岛发生冲突。那是艰难的时刻，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因素都是尼克松访华的背景。双方都担心苏联， 这是将我们双方拉到一起的主要因素。”
1973年，美国在北京开设联络处。兴奋的基辛格写信给尼克松说， “现在我们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1979-1989 密切合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1979年1月29日，美中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仅几个星期，中国当时实际的领导人邓小平便率团访美。1月31日，两国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
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是美中关系最好的时期。随着1980年代双方高层与工作层接触的加深，两国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包括全球与地区战略问题、政治、军事问题、裁军、联合国和其他多边事务等。
两国密切合作的最大体现是美中军事合作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中国出动十多万解放军对越南发起攻势。这场战争导致大量中国士兵伤亡，但是却使得美中关系进一步强化。
中越边境战争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急需现代化，而彼时，美国政界、军界也日益形成共识，一个在军事上足够强大的中国，能够对苏联进行有效的牵制，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他《论中国》一书中写到的，“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国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最为密切的合作。” 中越战争后，中国从此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
在此之后，华盛顿同意向中国出售军用装备，包括先进雷达、运输型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以及带有先进军事软件的计算机。唯一的例外是限制向中国出口有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进攻性武器。
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是美苏冷战的高潮期。美中关系进一步友好发展。在里根执政初期，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1982年8月17日，双方签署了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也就是《八一七公报》。在这份公报中，美国承诺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则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基本原则。这使得美中之间因美国对台军售而引发的短暂危机得到缓和。
在里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 Winston Lord）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段期间，美中之间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大规模增加，双方的部长级访问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互访都大为增加，双方还合作对抗苏联。
他说：“我们还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在中苏边界设有基地，在这些秘密基地里，我们与中方合作追踪苏联的导弹。我本人还去过其中一些。我们还与中方合作向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
到1984年起，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到里根总统1988年1月卸任之际，美中双边货物贸易额与他就任时相比翻了一番。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全部400亿美元对外出口额的四分之一。
1987年，美国快餐连锁肯德基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分店。那段时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黄金时期”。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说，这段时期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那时候在辩论和思考政治改革。
1989年1月，里根的副手老布什宣誓就任总统。他在就职后仅一个月就到访北京，其间接受了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元首。
1989-2009，接触加防范
美中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而嘎然而止。中国当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动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血腥镇压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学生和民众。
“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宣布了多项对华制裁措施，包括美国停止高层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给中国。许多制裁现在已经撤销，但最具象征意义的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和军事系统的制裁至今仍然有效。
也是从“六四”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带有了接触和防范的双重色彩。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双方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
孟捷慕 （James Mann）1984年到 1987年期间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站站长，他曾在六四25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说，“六四”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政治变革运动的终结，也使得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对于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它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从1971年到89年，中美两国发展了基辛格所称之为‘心照不宣的联盟’，合作对抗苏联。…… 1989年发生了两件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天安门事件，另一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导致1971年以来存在的美中关系的结束。这两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还是进行对话，他们试图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但是他们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原到从前的样子。”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政权纷纷瓦解。1991年，苏联也解体，美中联合抗苏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不复存在。
不过，美中很快找到了另一个共同的战略利益-经济和贸易。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经贸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贸合作成为继安全关系之后，美中关系的新的“压舱石”。
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回顾美中关系历史时，这样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接触的政策原因。 “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击败了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对老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不久后即与中国接触大加抨击，他甚至称中国领导人为“北京的屠夫”。克林顿在上台之初把贸易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不过，到1994年5月时，克林顿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贸易与人权脱钩，意味着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的一个转变，经贸关系成美中关系中的主轴。之后，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克林顿还签署《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解释了克林顿总统当时的想法。她说：“（克林顿）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 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为中国选择，我们也不能帮他们选择他们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帮忙，让中国民众有个选择机会，---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 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克林顿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同，而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退出了大部分经济领域，鼓励私营企业，并欢迎外国投资者。江泽民还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
正是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也是美国科技大规模转移到中国的时期，除了敏感科技外，个人电脑、手机、智能手机等民用技术几乎同步流入中国。中国越来越快地追上美国的科技节奏。另外，大批中国人开始到美国留学工作，学习美国的先进科技。
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确立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中美确认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关系波折也不断，中美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和冲突，其中最重大危机应该是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
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降温，接任的总统小布什一上任就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与现在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定位类似。小布什还公开表示要尽一切所能协防台湾。2001年4月 ，中国军机与美国EP-3 军用电子侦察机相撞，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
2001年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两国关系迎来了转机。911事件后，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美中开始新的建设性合作，主要体现在反恐、反扩散和解决朝鲜问题等方面。 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美国要促使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戴杰（ Jacques DeLisle）在911事件10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说，由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以及后来的两场战争中--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没有精力关注与中国之间的摩擦。他说，911事件的确改善了美中关系，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因为在接下来的10年，对美国来说，事态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中国因此赢得了十年稳定的好时光，让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到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 到2016 ，重新定位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美中关系的又一个分水岭。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而中国却通过四万亿的庞大经济刺激措施，不仅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还保持了相当快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者。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功走过金融危机，并成功主办08年奥运会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行事也越来越“咄咄逼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申索中。
1997到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次危机大大损害了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人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
她说：“这样一来 ，中国内部就过早产生了一种胜利主义情绪。中国有了答案，有了全部答案，领导层和公众开始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
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说， 崛起的中国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两大挑战：第一，如何威慑中国，使得中国不会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第二，鼓励中国在多边全球管理上做出贡献。
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奥巴马政府八年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是基于对上述两大挑战的考虑。他还说，未来的总统也需要考虑到这两点。
上台之初的奥巴马原本希望积极接触中国，他是第一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在商贸和军事问题上展现咄咄逼人的态度，而且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未与美国进行良好合作，奥巴马政府的立场逐步强硬，到第二任期更倾向“遏制”中国。
奥巴马上任的第二年，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并高调介入南中国海事务。
2011年11月，为了充实重返亚洲策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根据这个战略，除了加强在亚洲的军力部署外，在政治上，美国致力于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并构建适应新时期安全环境的同盟与伙伴关系网络；在经济上，美国推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
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否认，“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设计的，有遏制中国的意味，但是，中国将其视为是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的围堵。
虽然如此，在奥巴马任期内，中美合作进一步深化，从原先的反控、核不扩散等问题扩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权益等领域。特别是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
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还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 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分析人士称，两国关系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战略与中国国内政治转向威权密不可分。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步放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提出了“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方针。在政治方面，他喊出“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挑战现存国际关系框架。在经济方面，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图谋大国崛起。2018年，习近平还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说：“过去所发生的，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感到吃惊的是习近平的大调头，向更具威权特色的中国政治回头。最高领导权力和平交接的终止，这违背了邓小平1980年代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提升了党的地位，党吞噬了政府，并试图控制一切。党对社会的主导也大大增加。现在中国的体制比几年前更高压。所有这些国内趋势让中国看起来更有威胁性，再加上中共十九大上释放出的一些信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最优秀的模式。这是在宣告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冷战。”
2017-2019，脱钩与限制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中关系迎来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竞争。
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一起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正“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适合他们的利益。
在行动上，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动用所有资源于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与中国经济脱钩，并对一些人员往来做出限制。
经济上，2018年3月起，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对中国施加关税，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还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并对华为和中兴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
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活动，提升了台湾的政治、军事交往级别。在人文交流上，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人权领域，美国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大力抨击，并加强援助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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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事预算比较示意图
2018年10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吹响了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号角。在演讲中，彭斯公开了中共如何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他同时宣布美国将向中共的这些行为展开“决定性的回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战斗的号角， 在这一条前进之路上，他没有提出要达成共同的结果。他基本上认为，美国和中国会进行存亡之争，并认定美国会赢这场斗争，因此，他们不需要在贸易知识产权、区域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给中方提出一个下台的台阶。”
特朗普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美中贸易争端已使中国失去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19年上半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美国也同时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来融合的反面：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减少、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减小。2019年6月，分析人士说，美中在经济 “分手”或是“脱钩”已经成为部分现实。
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2019年度国家安全会议上，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说：“一年前，我和其他人一些人谈到这个可能的现象时，（大家的）反应的是，这永远不会发生。美中经济如此依存，‘分手’（ 脱钩）或许是战略大师们的幻想，不可能是现实。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是部分的现实。 虽然在有些领域我们听到了抗议，但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也在继续，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无论谈判成功与否，美中都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和谐合作的关系了。
即便是换一位总统，前景可能也不乐观。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参选人在迈阿密初选辩论中， “中国威胁论”似乎已经是共识。他们说，“中国正利用科技来完善独裁统治”，“中国贸易行为‘不当’，属‘重商主义’，‘像海盗一样’”。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这一次美中关系的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未来，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美中关系的“新常态”。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人认为，我们还能回到和谐合作的美中关系，他们是在做梦。我们能够在我们两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个别议题上合作。但我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模式和动态将是摩擦、竞争、压力。挑战在于如何管理关系中的摩擦和紧张，使它不至于发展成全面的敌对关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7%BE%8E%E4%B8%AD70%E5%B9%B4%EF%BC%9A%E4%BB%8E%E5%B0%81%E9%94%81%E5%88%B0%E6%8E%A5%E8%A7%A6%E5%86%8D%E5%88%B0%E2%80%9C%E8%84%B1%E9%92%A9%E2%80%9D.html
美国之音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与此同时，美中关系也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美建交40年后，美国对开始于尼克松时代的接触政策不再抱有希望，美中双边关系似乎进入更具敌意的时代。从最初的封锁到后来长达40年的接触再到现在的对抗，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思量？
1949-1969， 封锁和孤立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生剧烈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曾经在二战中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结盟的美国，在中共建政后的三十年间，拒绝承认共产党政府，继续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对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实施封锁和孤立。
不过，史料显示，在中共建政之初，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完全排除与中共建交的可能。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杜鲁门甚至派出了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试探性接触；1950年1月，杜鲁门宣布结束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1950年6月，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个记者会上说，虽然美国不支持直接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也不会使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这样的动议。
但是，美中建交的大门最终因为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选择向苏联阵营“一边倒” 而关闭。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是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办事处的首位主任，他后来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1945：毛的革命与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在这本书中，伯恩斯坦认为，即便美国更早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转而与共产党人合作，毛泽东也不会倒向美国，所以，谈不上杜鲁门政府因为错误政策而“失去了中国”。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是美国造成了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的美中之间不友好的关系，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将毛泽东推到了斯大林那边。
但伯恩斯坦认为，无论美国怎么做，毛泽东注定会选择苏联。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不认为是美国将毛泽东推向了斯大林，毛泽东一直都在斯大林那边。因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他把斯大林看作是智慧的源泉，是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起源的权威。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只是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对斯大林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毛是斯大林的忠实的门徒。即便是美国1949年打算与中共建交，我也不认为会有多大的改变。”
伯恩斯坦说，毛泽东一直把美国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总部。如果这一点不改变，那是无法扭转当时的美中关系的。他说，毛泽东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权、“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显示，毛一直在追求自己极端的革命目标。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就使中美关系从蒋介石时期的盟友变成了对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韩战全面爆发。 伯恩斯坦说，即便美国曾经有意图与中国建交，韩战也使得建交的希望完全蒸发。一个星期内，杜鲁门下令美国海陆空部队援助韩国，并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统一台湾。同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美中直接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美国主要是通过孤立和封锁来实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1950年11月7日，华盛顿终止了美国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全面对中国实施禁运。1951年起，美国还鼓励盟友和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对中国的禁运。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的策划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决议》，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禁运，品种多达1700余种。
军事上，美国在韩战爆发之后，构建了一道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即所谓的“新月形包围圈”围堵中国。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台湾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军事协定等。
另外，美国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排斥。比如，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加入联合国，却一直遭到了美国的阻挠。
当时的美中关系是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伯恩斯坦说，当时，美国国内对共产党国家很害怕。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恐惧分不开，甚至后来的越南战争也可以追溯到这点，美国担心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1969-1979 缓和与和解
中共建政初期，是苏联的盟邦，但是随着苏联在1956年开始“非斯大林化”，中国公开与苏联对立。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1969年春季，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边界（珍宝岛）爆发的激烈冲突将中苏紧张关系推到了最高点。莫斯科随后向边境地区调集重兵，并部署核武器。苏联成为中国最直接、最现实、最大的敌人。
不过，这场冲突，却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促成了美中关系正常化。在苏联的巨大军事政治压力之下，北京决定靠拢美国，借美国之力建立反制苏联的战略平衡。而受到越南战争牵制的美国，在中东、南亚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也在寻求抗衡苏联的力量。
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释放善意。比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也不再阻挠北京重返联合国。
其实，在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立刻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月1日，他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并一再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同中国进行直接对话。
1971年3月，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史称“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 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开启了与中国接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基于一个信念，即通过贸易和投资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美国认为，这样会令美国更安全，也许还会令中国更像美国。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也称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
史伯明（Douglas Spelman）是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 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时，他曾担任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翻译。2012年在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纪念时，史伯明这样解释尼克松访华的背景。
他说：“双方的背景，在美国方面，当然是越南战争，那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中苏方面，是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双方因为界河上的一个小岛发生冲突。那是艰难的时刻，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因素都是尼克松访华的背景。双方都担心苏联， 这是将我们双方拉到一起的主要因素。”
1973年，美国在北京开设联络处。兴奋的基辛格写信给尼克松说， “现在我们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1979-1989 密切合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1979年1月29日，美中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仅几个星期，中国当时实际的领导人邓小平便率团访美。1月31日，两国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
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是美中关系最好的时期。随着1980年代双方高层与工作层接触的加深，两国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包括全球与地区战略问题、政治、军事问题、裁军、联合国和其他多边事务等。
两国密切合作的最大体现是美中军事合作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中国出动十多万解放军对越南发起攻势。这场战争导致大量中国士兵伤亡，但是却使得美中关系进一步强化。
中越边境战争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急需现代化，而彼时，美国政界、军界也日益形成共识，一个在军事上足够强大的中国，能够对苏联进行有效的牵制，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他《论中国》一书中写到的，“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国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最为密切的合作。” 中越战争后，中国从此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
在此之后，华盛顿同意向中国出售军用装备，包括先进雷达、运输型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以及带有先进军事软件的计算机。唯一的例外是限制向中国出口有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进攻性武器。
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是美苏冷战的高潮期。美中关系进一步友好发展。在里根执政初期，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1982年8月17日，双方签署了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也就是《八一七公报》。在这份公报中，美国承诺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则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基本原则。这使得美中之间因美国对台军售而引发的短暂危机得到缓和。
在里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 Winston Lord）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段期间，美中之间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大规模增加，双方的部长级访问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互访都大为增加，双方还合作对抗苏联。
他说：“我们还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在中苏边界设有基地，在这些秘密基地里，我们与中方合作追踪苏联的导弹。我本人还去过其中一些。我们还与中方合作向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
到1984年起，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到里根总统1988年1月卸任之际，美中双边货物贸易额与他就任时相比翻了一番。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全部400亿美元对外出口额的四分之一。
1987年，美国快餐连锁肯德基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分店。那段时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黄金时期”。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说，这段时期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那时候在辩论和思考政治改革。
1989年1月，里根的副手老布什宣誓就任总统。他在就职后仅一个月就到访北京，其间接受了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元首。
1989-2009，接触加防范
美中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而嘎然而止。中国当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动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血腥镇压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学生和民众。
“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宣布了多项对华制裁措施，包括美国停止高层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给中国。许多制裁现在已经撤销，但最具象征意义的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和军事系统的制裁至今仍然有效。
也是从“六四”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带有了接触和防范的双重色彩。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双方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
孟捷慕 （James Mann）1984年到 1987年期间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站站长，他曾在六四25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说，“六四”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政治变革运动的终结，也使得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对于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它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从1971年到89年，中美两国发展了基辛格所称之为‘心照不宣的联盟’，合作对抗苏联。…… 1989年发生了两件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天安门事件，另一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导致1971年以来存在的美中关系的结束。这两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还是进行对话，他们试图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但是他们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原到从前的样子。”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政权纷纷瓦解。1991年，苏联也解体，美中联合抗苏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不复存在。
不过，美中很快找到了另一个共同的战略利益-经济和贸易。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经贸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贸合作成为继安全关系之后，美中关系的新的“压舱石”。
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回顾美中关系历史时，这样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接触的政策原因。 “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击败了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对老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不久后即与中国接触大加抨击，他甚至称中国领导人为“北京的屠夫”。克林顿在上台之初把贸易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不过，到1994年5月时，克林顿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贸易与人权脱钩，意味着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的一个转变，经贸关系成美中关系中的主轴。之后，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克林顿还签署《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解释了克林顿总统当时的想法。她说：“（克林顿）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 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为中国选择，我们也不能帮他们选择他们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帮忙，让中国民众有个选择机会，---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 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克林顿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同，而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退出了大部分经济领域，鼓励私营企业，并欢迎外国投资者。江泽民还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
正是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也是美国科技大规模转移到中国的时期，除了敏感科技外，个人电脑、手机、智能手机等民用技术几乎同步流入中国。中国越来越快地追上美国的科技节奏。另外，大批中国人开始到美国留学工作，学习美国的先进科技。
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确立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中美确认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关系波折也不断，中美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和冲突，其中最重大危机应该是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
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降温，接任的总统小布什一上任就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与现在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定位类似。小布什还公开表示要尽一切所能协防台湾。2001年4月 ，中国军机与美国EP-3 军用电子侦察机相撞，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
2001年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两国关系迎来了转机。911事件后，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美中开始新的建设性合作，主要体现在反恐、反扩散和解决朝鲜问题等方面。 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美国要促使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戴杰（ Jacques DeLisle）在911事件10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说，由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以及后来的两场战争中--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没有精力关注与中国之间的摩擦。他说，911事件的确改善了美中关系，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因为在接下来的10年，对美国来说，事态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中国因此赢得了十年稳定的好时光，让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到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 到2016 ，重新定位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美中关系的又一个分水岭。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而中国却通过四万亿的庞大经济刺激措施，不仅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还保持了相当快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者。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功走过金融危机，并成功主办08年奥运会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行事也越来越“咄咄逼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申索中。
1997到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次危机大大损害了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人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
她说：“这样一来 ，中国内部就过早产生了一种胜利主义情绪。中国有了答案，有了全部答案，领导层和公众开始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
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说， 崛起的中国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两大挑战：第一，如何威慑中国，使得中国不会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第二，鼓励中国在多边全球管理上做出贡献。
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奥巴马政府八年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是基于对上述两大挑战的考虑。他还说，未来的总统也需要考虑到这两点。
上台之初的奥巴马原本希望积极接触中国，他是第一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在商贸和军事问题上展现咄咄逼人的态度，而且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未与美国进行良好合作，奥巴马政府的立场逐步强硬，到第二任期更倾向“遏制”中国。
奥巴马上任的第二年，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并高调介入南中国海事务。
2011年11月，为了充实重返亚洲策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根据这个战略，除了加强在亚洲的军力部署外，在政治上，美国致力于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并构建适应新时期安全环境的同盟与伙伴关系网络；在经济上，美国推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
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否认，“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设计的，有遏制中国的意味，但是，中国将其视为是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的围堵。
虽然如此，在奥巴马任期内，中美合作进一步深化，从原先的反控、核不扩散等问题扩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权益等领域。特别是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
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还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 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分析人士称，两国关系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战略与中国国内政治转向威权密不可分。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步放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提出了“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方针。在政治方面，他喊出“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挑战现存国际关系框架。在经济方面，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图谋大国崛起。2018年，习近平还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说：“过去所发生的，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感到吃惊的是习近平的大调头，向更具威权特色的中国政治回头。最高领导权力和平交接的终止，这违背了邓小平1980年代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提升了党的地位，党吞噬了政府，并试图控制一切。党对社会的主导也大大增加。现在中国的体制比几年前更高压。所有这些国内趋势让中国看起来更有威胁性，再加上中共十九大上释放出的一些信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最优秀的模式。这是在宣告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冷战。”
2017-2019，脱钩与限制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中关系迎来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竞争。
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一起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正“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适合他们的利益。
在行动上，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动用所有资源于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与中国经济脱钩，并对一些人员往来做出限制。
经济上，2018年3月起，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对中国施加关税，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还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并对华为和中兴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
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活动，提升了台湾的政治、军事交往级别。在人文交流上，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人权领域，美国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大力抨击，并加强援助西藏。
中美军事预算比较示意图
2018年10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吹响了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号角。在演讲中，彭斯公开了中共如何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他同时宣布美国将向中共的这些行为展开“决定性的回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战斗的号角， 在这一条前进之路上，他没有提出要达成共同的结果。他基本上认为，美国和中国会进行存亡之争，并认定美国会赢这场斗争，因此，他们不需要在贸易知识产权、区域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给中方提出一个下台的台阶。”
特朗普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美中贸易争端已使中国失去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19年上半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美国也同时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来融合的反面：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减少、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减小。2019年6月，分析人士说，美中在经济 “分手”或是“脱钩”已经成为部分现实。
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2019年度国家安全会议上，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说：“一年前，我和其他人一些人谈到这个可能的现象时，（大家的）反应的是，这永远不会发生。美中经济如此依存，‘分手’（ 脱钩）或许是战略大师们的幻想，不可能是现实。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是部分的现实。 虽然在有些领域我们听到了抗议，但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也在继续，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无论谈判成功与否，美中都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和谐合作的关系了。
即便是换一位总统，前景可能也不乐观。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参选人在迈阿密初选辩论中， “中国威胁论”似乎已经是共识。他们说，“中国正利用科技来完善独裁统治”，“中国贸易行为‘不当’，属‘重商主义’，‘像海盗一样’”。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这一次美中关系的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未来，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美中关系的“新常态”。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人认为，我们还能回到和谐合作的美中关系，他们是在做梦。我们能够在我们两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个别议题上合作。但我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模式和动态将是摩擦、竞争、压力。挑战在于如何管理关系中的摩擦和紧张，使它不至于发展成全面的敌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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