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武力攻台台湾能够支撑多久？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是否出兵协防台湾？这个问题自上星期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有线电视CNN的专访中表示，台湾有能力承受中国第一波攻击后，再度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话题，不过美国专家说，中国是否武力攻台，中共自己内部原因才是决定性因素，而美国提供台湾足够军备才是避免台海发生战事的最佳办法。
长期研究中国解放军和军事发展的美国学者费舍尔（Richard Fisher）说，中国何时对台发动武力攻击真正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内部的政治平衡；二是解放军的作战准备程度，“台湾的政治情势并没有起到决定性因素”，但台湾的政治情势可以提供共产党武力统一的正当理由。不过他说，台湾政府一直都非常谨慎小心，不让中国有武统台湾的理由。
目前是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的费舍尔，2月23日在华盛顿华人团体波多马克文化沙龙的演讲中表示，他和许多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学者逐渐得到一个共识，那就是解放军很可能在“2020年代中期”（mid 2020s）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因为届时解放军已经大致完成自2015年以来的组织重整、作战构想改革及第4代军事技术整合，中共领导层“会有很大的诱因攻打台湾”。
他说，如果到时中国内部发生可能影响共产党执政的危机，例如对中共政权“有组织的抵抗行动”（organized resistance），那会让共产党有极佳理由攻打台湾。
那么什么才是确保台海和平、避免台海发生战事的最好办法？费舍尔说，“代价最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供台湾足够军备，让解放军相信他们必定打输这场战争”，例如美国可以协助台湾取得反舰巡弋导弹，因为1000枚此类导弹只需要一架F-16战机的价钱，一个F-16中队的价格，即可让台湾具备2万枚反舰巡弋导弹，“当台湾拥有2万枚反舰巡弋导弹时，解放军对武力攻台一事就会三思而行。”
台湾总统蔡英文19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CNN专访，台湾总统府22日公布专访的中文文字稿，针对记者问到，“若中国明日入侵”，是否“会指望美军出现”的问题，蔡英文表示，台湾其实是有“第一波的防卫的能量”，但是在中国“第一波的攻击之后，它必须去承受后面的国际压力，它也必须去承受对自己的经济跟其他层面的打击”，所以台湾期待的是自己承受第一波攻击后“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可以站出来对中国做一个很强烈的表示跟压力。”
星期一，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时，对于美、日是否协助防卫台湾的问题表示，中国武力侵略台湾涉及区域安全，如果危及美国利益美国“就会来”，而日本与台湾“靠得那么近，当然有可能”。他说，如果中国的军事行动危及区域安全和国际秩序，“区域内的国家”都会做这样的选择。此外，他也透露，台湾具有“先发制人”的能力，“只是不适合说”。
美国导弹驱逐舰斯特西姆（Stethem）号及查维斯（Cesar Chavez）号弹药补给舰星期一（2月25日）穿越台湾海峡，是今年美国军舰第2度经过台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这是美国例行性通过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不过自去年7月、10月、11月及上个月之后，这已经是7个月来的第5次，外界普遍将这个举措解读为是美国借此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不过中国政府称美国的做法是“挑衅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采取的挑衅行为，这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无助于中美关系发展。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正承受来自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等巨大威胁与压力，美国的坚定支持，是台湾面对这些挑战最重要的信心来源。
邱垂正说：“美国的坚定支持也是我们面对这些挑战一个信心的来源。美国支持台湾，就是支持一个民主，就是支持我们普世价值，这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7%BE%8E%E5%AD%A6%E8%80%85%EF%BC%9A%E6%8F%90%E4%BE%9B%E5%8F%B0%E6%B9%BE%E8%B6%B3%E5%A4%9F%E5%86%9B%E5%A4%87%E6%98%AF%E9%81%BF%E5%85%8D%E5%8F%B0%E6%B5%B7%E6%88%98%E4%BA%8B%E6%9C%80%E4%BD%B3%E6%96%B9%E5%BC%8F.html
Wednesday, 27 February 2019
冲突升级 巴基斯坦宣称击落两架印度军机
来源:
德国之声
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发动空袭后，印巴两国关系恶化。巴基斯坦方面宣称，他们击落了两架侵犯巴基斯坦领空的印度军机，并逮捕了一名印度飞行员。
巴基斯坦一名军方发言人在伊斯兰堡表示，两架印度飞机侵入了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一侧领空，因此，巴基斯坦击落了这两架飞机。印度方面则指责巴基斯坦侵犯了印属克什米尔领空。印度通讯社PTI报道称，巴基斯坦军机周三上午飞跃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领空。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一名政府发言人证实了上述报道。他表示，印度空军迫使巴基斯坦军机返航，而后者在返航途中还投掷了炸弹。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表示，两架被击落的印度军机中一架坠毁在巴基斯坦境内，另一架则在克什米尔印度一侧坠毁。印度军机被击落后，巴基斯坦军方逮捕了一名印度飞行员。而印属克什米尔警方则表示，冲突中有两名飞行员和一名平民丧生。
作为军机被击落的回应，印度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宣布关闭印度北部的六个机场。其中包括位于斯利那加的印属克什米尔一个主要机场以及位于查谟的一些机场。
两个核国家剑拔弩张
过去两周来，均拥有核武器的印巴两国间的局势急剧恶化。导火索是2月14日，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伊斯兰极端组织“穆哈默德军”发起的这一袭击事件至少造成40名印度安全人员丧生。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上述袭击事件。而巴基斯坦则对这一指控予以坚决驳斥。印度方面本周二对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空袭，并宣称击毙了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而巴基斯坦方面则立即表态将采取“报复措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5%86%B2%E7%AA%81%E5%8D%87%E7%BA%A7%7C%E5%B7%B4%E5%9F%BA%E6%96%AF%E5%9D%A6%E5%AE%A3%E7%A7%B0%E5%87%BB%E8%90%BD%E4%B8%A4%E6%9E%B6%E5%8D%B0%E5%BA%A6%E5%86%9B%E6%9C%BA.html
德国之声
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发动空袭后，印巴两国关系恶化。巴基斯坦方面宣称，他们击落了两架侵犯巴基斯坦领空的印度军机，并逮捕了一名印度飞行员。
巴基斯坦一名军方发言人在伊斯兰堡表示，两架印度飞机侵入了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一侧领空，因此，巴基斯坦击落了这两架飞机。印度方面则指责巴基斯坦侵犯了印属克什米尔领空。印度通讯社PTI报道称，巴基斯坦军机周三上午飞跃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领空。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一名政府发言人证实了上述报道。他表示，印度空军迫使巴基斯坦军机返航，而后者在返航途中还投掷了炸弹。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表示，两架被击落的印度军机中一架坠毁在巴基斯坦境内，另一架则在克什米尔印度一侧坠毁。印度军机被击落后，巴基斯坦军方逮捕了一名印度飞行员。而印属克什米尔警方则表示，冲突中有两名飞行员和一名平民丧生。
作为军机被击落的回应，印度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宣布关闭印度北部的六个机场。其中包括位于斯利那加的印属克什米尔一个主要机场以及位于查谟的一些机场。
两个核国家剑拔弩张
过去两周来，均拥有核武器的印巴两国间的局势急剧恶化。导火索是2月14日，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伊斯兰极端组织“穆哈默德军”发起的这一袭击事件至少造成40名印度安全人员丧生。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上述袭击事件。而巴基斯坦则对这一指控予以坚决驳斥。印度方面本周二对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空袭，并宣称击毙了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而巴基斯坦方面则立即表态将采取“报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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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專欄：社會主義運動來襲 「美國例外」恐成昨日黃花
從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開始，美國社會主義者公開亮出旗幟，登上美國政壇。共和黨方面對此有所應對，先由白宮發表《社會主義的機會成本》白皮書，繼之由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國情咨文中批判了委內瑞拉，宣稱「永遠也不會讓美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民主黨上層精英儘管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吸引選民，卻不想背負社會主義之名。直到該党參議員桑德斯宣佈參加2020年總統競選，其勢之盛遠超過民主黨建制派的想像，民主黨才有點恐慌感。
桑德斯挾社會主義競選方案強勢回歸
2月20日，美國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佈參加民主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後，在24小時內，其競選團隊便籌集到來自22.5萬名個人捐贈的590萬美元，平均捐款額為27美元。這一募捐成績單，不僅輕鬆超過其他20位民主黨對手首日募捐的總和，也超過了桑德斯2015年宣佈參加2016年競選時首日募款 數額150多萬美元——只此一項，就足以判斷此時此刻，他比其他競爭者在民主黨內更受歡迎，也比他當年首次出征時更受歡迎。
《華爾街日報》的Gerald F. Seib指出，桑德斯募款的成績標誌著競選籌款方式正發生革命，個人捐助者的小額捐款和富豪、財團、超級政治行為委員會(super PACs)等的力量一樣強大，這種新的競選財政系統對民主黨和民粹主義候選人非常有利。
社會主義者登上政壇並得到正名
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黨內角逐中輸給了前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但那是因為民主黨的超級代表（super delegate）在總統候選人問題上享有特別提名權，嚴重偏向所致。桑德斯及其支持者並未氣餒，他們成立了一個號稱「全新國會」（Brand New Congress）的組織，在全新國會努力運作之下，終在2018年8月下旬召開的DNC芝加哥夏季會議上，以壓倒多數投票通過決定，限制超級代表在選擇該党總統候選人的作用，以免出現2016年的情況——排擠桑德斯支持希拉蕊。
在美國歷史上的多數時期，人們提起「社會主義」，往往是給政治對手抹黑，而不是自我標榜。2016年桑德斯競選，在「社會主義」一詞去汙名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29歲的酒吧女AOC在紐約市14選區（窮人、非移聚居的犯罪高發區）以社會主義口號贏得選舉之後，民主黨內的民調顯示，社會主義觀念受到更多人歡迎，民主黨不得不省視以前的主流政策，變得更左，爭取2020年黨內提名的20名民主黨候選人紛紛擁抱那些與社會主義事業密切相關的經濟、稅收和社會政策綱領，提出了有關醫保擴充、稅收政策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各種方案。僅以六名宣佈參選總統的民主黨參議員中，有五位誓言爭取「全民聯邦醫保」(Medicare for all)。只有來自明尼蘇達州的艾米·克羅布查(Amy Klobuchar)拒絕接受這一想法。
從現在民主黨內的情勢來看，這些主張部分社會主義政策的粉紅政客，根本比不過公開標榜民主社會主義的深紅桑德斯。一些不太激進的民主黨人開始發愁，說美國總統的外交經驗很重要，民主黨內只有拜登深懂外交，呼籲這位還在遲疑中不肯披征袍的前副總統參加競選。
美國社會主義例外論已成昨日黃花
1990年代冷戰結束以前，由於前蘇聯與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經典樣板的存在，美國人一般都把社會主義與國家控制生產資料、共產主義與極權政府相聯繫，「社會主義者」是一個政治黑名詞。即使在美國社會主義者如日中天的1920年，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總統選舉中也只不過獲得了大約91·5萬張選票。
美國為何沒有社會主義？百年之間，學者們一直努力探究其中原因，這方面至少有兩本名著。一本是德國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的著作《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自該書於1906年發表以來，「美國例外論」就與美國社會主義問題結下了不解之緣。自此書之後，還出了好幾本類似的著作，其中以李普塞特《美國例外論：一把雙刃劍》（1996年），以及《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美國失敗了》（2000年出版，與加里·馬克斯合著）最為有名。在後一部書中，他與合作者一起，力圖對近百年來關於「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做一番梳理和歸納，並提出一些結論性看法，認為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一是未能維持一個強有力的、經久不衰的社會主義政黨；二是未能創建一個像英國那樣與主流工會結成聯盟的獨立工黨；三是未能控制兩個主要政黨中的一個或在其中發揮真正的影響；四是種族、語言和宗教造成美國工人階級的異質性或多樣性，難於為共同的社會主義理想奮鬥。該書總結了以往社會主義者和左翼知識份子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在美國失敗的種種觀點，力圖提供一種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認為有道理的政治社會學解釋。
桑德斯於2016年之後，利用北歐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正了名。因為有三個條件此時已經具備：1、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198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美國青年根本不知道蘇聯與毛的中國曾是社會主義正宗，也不瞭解這兩國曾經發生過什麼人間悲劇。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北歐一家。2、桑德斯率領社會民主主義集體加入了民主黨，並成功導致民主黨整體左轉，終於有了一個政治基地；3、民主黨保護非法移民、容納異質宗教的多元化與福利政策，成為培植社會主義的合適溫床。
川普對社會主義的批評錯置了目標
在《社會主義的機會成本》中及2019年國情咨文中，川普對社會主義國家火力齊開，但重點卻是委內瑞拉這個經濟崩潰、正在發生政治危機的拉美國家。現任總統與共和黨都忽視了一點：桑德斯從2015年為競選熱身時開始，從來就沒說過美國要向委內瑞拉學習，他的學習模本是北歐社會主義，而他所針對的正是美國人的痛處：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花巨額金錢為國際社會維持秩序，負擔著聯合國四分之一以上的運轉經費與北約軍費，但本國人民卻未能享受大部分西方國家早已實施的全民醫保與大學免費等福利，法定假日也遠遠少於法國等歐洲國家。
西方媒體主要被左派把持，宣傳左派的政治主張時，有意湮滅了大量事實（這點已經有傳媒人反思，以後再寫專文），在法國等國的民主社會主義疲態畢顯、國內矛盾日熾之時，北歐這個社會主義的燈塔務必永遠閃亮。因此，美國人從媒體的描繪中，只知那些北歐國家人民生活安寧幸福，有民選制度、三權分立與他國無法企及的高福利，卻不知道它們也無法克服社會主義經濟的痼疾：從長遠來看，經濟發展不具可持續性。就算有文章分析瑞典等國在十餘年前就開始「改革」，但都說得含糊其辭，象《北歐天堂大崩壞，負債累累比美國慘》中所說的這些社會主義天堂的另一面，即高稅收、家庭的高負債、社會成員的福利依賴症，企業缺乏創新動力，各種社會組織的辦事無效率等等，很少見美國媒體談及。瑞典學者沙南達吉等認為優渥的福利被濫用，工作倫理被侵蝕，「瑞典人開始覺得社會主義的種種作為是個『大失敗』」，更是不會被介紹。
根據蓋洛普(Gallup)2018年的一項民調，57%的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這一情況說明，桑德斯在黨內提名競爭中勝出極有可能。如此情勢下，對於美國來說，2020年的總統大選，將成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大社會發展道路的對決。特朗普與共和黨如果掉以輕心，應對不當，可能會大意失荊州。從現在起，白宮的智囊團隊應該對症下藥，不能只拿委內瑞拉說事，應該將抨擊社會主義的重點放在分析北歐模式的弊端之上，用事實說明經濟繁榮和理性的福利制度二者缺一不可。
事關美國與世界前途，白宮應該儘快結束中美貿易戰，集中精力放在2020的總統大選上。
from 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8230
桑德斯挾社會主義競選方案強勢回歸
2月20日，美國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佈參加民主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後，在24小時內，其競選團隊便籌集到來自22.5萬名個人捐贈的590萬美元，平均捐款額為27美元。這一募捐成績單，不僅輕鬆超過其他20位民主黨對手首日募捐的總和，也超過了桑德斯2015年宣佈參加2016年競選時首日募款 數額150多萬美元——只此一項，就足以判斷此時此刻，他比其他競爭者在民主黨內更受歡迎，也比他當年首次出征時更受歡迎。
《華爾街日報》的Gerald F. Seib指出，桑德斯募款的成績標誌著競選籌款方式正發生革命，個人捐助者的小額捐款和富豪、財團、超級政治行為委員會(super PACs)等的力量一樣強大，這種新的競選財政系統對民主黨和民粹主義候選人非常有利。
社會主義者登上政壇並得到正名
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黨內角逐中輸給了前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但那是因為民主黨的超級代表（super delegate）在總統候選人問題上享有特別提名權，嚴重偏向所致。桑德斯及其支持者並未氣餒，他們成立了一個號稱「全新國會」（Brand New Congress）的組織，在全新國會努力運作之下，終在2018年8月下旬召開的DNC芝加哥夏季會議上，以壓倒多數投票通過決定，限制超級代表在選擇該党總統候選人的作用，以免出現2016年的情況——排擠桑德斯支持希拉蕊。
在美國歷史上的多數時期，人們提起「社會主義」，往往是給政治對手抹黑，而不是自我標榜。2016年桑德斯競選，在「社會主義」一詞去汙名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29歲的酒吧女AOC在紐約市14選區（窮人、非移聚居的犯罪高發區）以社會主義口號贏得選舉之後，民主黨內的民調顯示，社會主義觀念受到更多人歡迎，民主黨不得不省視以前的主流政策，變得更左，爭取2020年黨內提名的20名民主黨候選人紛紛擁抱那些與社會主義事業密切相關的經濟、稅收和社會政策綱領，提出了有關醫保擴充、稅收政策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各種方案。僅以六名宣佈參選總統的民主黨參議員中，有五位誓言爭取「全民聯邦醫保」(Medicare for all)。只有來自明尼蘇達州的艾米·克羅布查(Amy Klobuchar)拒絕接受這一想法。
從現在民主黨內的情勢來看，這些主張部分社會主義政策的粉紅政客，根本比不過公開標榜民主社會主義的深紅桑德斯。一些不太激進的民主黨人開始發愁，說美國總統的外交經驗很重要，民主黨內只有拜登深懂外交，呼籲這位還在遲疑中不肯披征袍的前副總統參加競選。
美國社會主義例外論已成昨日黃花
1990年代冷戰結束以前，由於前蘇聯與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經典樣板的存在，美國人一般都把社會主義與國家控制生產資料、共產主義與極權政府相聯繫，「社會主義者」是一個政治黑名詞。即使在美國社會主義者如日中天的1920年，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總統選舉中也只不過獲得了大約91·5萬張選票。
美國為何沒有社會主義？百年之間，學者們一直努力探究其中原因，這方面至少有兩本名著。一本是德國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的著作《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自該書於1906年發表以來，「美國例外論」就與美國社會主義問題結下了不解之緣。自此書之後，還出了好幾本類似的著作，其中以李普塞特《美國例外論：一把雙刃劍》（1996年），以及《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美國失敗了》（2000年出版，與加里·馬克斯合著）最為有名。在後一部書中，他與合作者一起，力圖對近百年來關於「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做一番梳理和歸納，並提出一些結論性看法，認為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一是未能維持一個強有力的、經久不衰的社會主義政黨；二是未能創建一個像英國那樣與主流工會結成聯盟的獨立工黨；三是未能控制兩個主要政黨中的一個或在其中發揮真正的影響；四是種族、語言和宗教造成美國工人階級的異質性或多樣性，難於為共同的社會主義理想奮鬥。該書總結了以往社會主義者和左翼知識份子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在美國失敗的種種觀點，力圖提供一種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認為有道理的政治社會學解釋。
桑德斯於2016年之後，利用北歐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正了名。因為有三個條件此時已經具備：1、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198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美國青年根本不知道蘇聯與毛的中國曾是社會主義正宗，也不瞭解這兩國曾經發生過什麼人間悲劇。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北歐一家。2、桑德斯率領社會民主主義集體加入了民主黨，並成功導致民主黨整體左轉，終於有了一個政治基地；3、民主黨保護非法移民、容納異質宗教的多元化與福利政策，成為培植社會主義的合適溫床。
川普對社會主義的批評錯置了目標
在《社會主義的機會成本》中及2019年國情咨文中，川普對社會主義國家火力齊開，但重點卻是委內瑞拉這個經濟崩潰、正在發生政治危機的拉美國家。現任總統與共和黨都忽視了一點：桑德斯從2015年為競選熱身時開始，從來就沒說過美國要向委內瑞拉學習，他的學習模本是北歐社會主義，而他所針對的正是美國人的痛處：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花巨額金錢為國際社會維持秩序，負擔著聯合國四分之一以上的運轉經費與北約軍費，但本國人民卻未能享受大部分西方國家早已實施的全民醫保與大學免費等福利，法定假日也遠遠少於法國等歐洲國家。
西方媒體主要被左派把持，宣傳左派的政治主張時，有意湮滅了大量事實（這點已經有傳媒人反思，以後再寫專文），在法國等國的民主社會主義疲態畢顯、國內矛盾日熾之時，北歐這個社會主義的燈塔務必永遠閃亮。因此，美國人從媒體的描繪中，只知那些北歐國家人民生活安寧幸福，有民選制度、三權分立與他國無法企及的高福利，卻不知道它們也無法克服社會主義經濟的痼疾：從長遠來看，經濟發展不具可持續性。就算有文章分析瑞典等國在十餘年前就開始「改革」，但都說得含糊其辭，象《北歐天堂大崩壞，負債累累比美國慘》中所說的這些社會主義天堂的另一面，即高稅收、家庭的高負債、社會成員的福利依賴症，企業缺乏創新動力，各種社會組織的辦事無效率等等，很少見美國媒體談及。瑞典學者沙南達吉等認為優渥的福利被濫用，工作倫理被侵蝕，「瑞典人開始覺得社會主義的種種作為是個『大失敗』」，更是不會被介紹。
根據蓋洛普(Gallup)2018年的一項民調，57%的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這一情況說明，桑德斯在黨內提名競爭中勝出極有可能。如此情勢下，對於美國來說，2020年的總統大選，將成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大社會發展道路的對決。特朗普與共和黨如果掉以輕心，應對不當，可能會大意失荊州。從現在起，白宮的智囊團隊應該對症下藥，不能只拿委內瑞拉說事，應該將抨擊社會主義的重點放在分析北歐模式的弊端之上，用事實說明經濟繁榮和理性的福利制度二者缺一不可。
事關美國與世界前途，白宮應該儘快結束中美貿易戰，集中精力放在2020的總統大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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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材刪陳勝吳廣起義 學術考量還是政治意圖？
近日網絡上盛傳中國大陸語文教材刪除經典文言文《陳涉世家》，引發網友討論。周一（2月25日），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確認，這篇課文確實未入選新編語文教材。
雖然出版社稱，此次刪改教材是為避免重覆，但網友們的解讀仍充滿政治意味。
爭議是什麼？
上周有中國大陸網友發帖稱，最新版語文教科書中刪除了幾代人耳熟能詳的經典文言文《陳涉世家》，而《出師表》、《鄒忌諷齊王納諫》等其他經典課文都在。
《陳涉世家》出自司馬遷的《史記》，是秦朝末年起義領袖陳勝和吳廣的傳記，記錄了起義的全過程，是初中語文經典課文。這篇課文中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等許多名句。
網友的帖子一齣，立馬引發輿論爭議。許多人認為，刪除《陳涉世家》有政治意味。
人民教育出版社周一確認，初中語文統編教材確實刪除了《陳涉世家》，並以《史記》中《周亞夫軍細柳》一文替換。
人民教育出版社還表示，替換原因是「避免不必要的交叉重覆」。「三科編寫組根據學科特點，統籌安排道德與法治、語文和歷史的相關內容。陳勝、吳廣起義是初中歷史必須講述的內容，因此，初中統編歷史教材七年級上冊《秦末農民大起義》一課專列『陳勝、吳廣起義』，詳細介紹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並引述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另外，中國媒體紅星新聞引述教育部編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溫儒敏稱，替換課文是正常現象。
「學術性的東西，網上很多（人）搞不清楚。這沒什麼好解釋的，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沒有任何背景考慮。」
不過，許多網友卻並不接受這種說法。微博網友「那也不能坑老熟人啊」說：「語文不是主課嗎？因為歷史課本裏有就刪除語文課本的內容？這是什麼神操作？」
「就是讓你做個順民就對了，」微博網友「默默支持就好了」說。
目前，微博上關於該新聞的評論遭到審查。中國新聞網、頭條新聞微博中該新聞的評論都無法顯示。
怕造反？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對BBC中文表示，這篇課文講陳勝吳廣起義，而中國共產黨怕農民起義；裏面還有一句名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共產黨的邏輯就是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這篇文章跟現在黨的思維不符。
徐國琦認為，《陳涉世家》這篇課文中傳達出三個信息，「一是江山輪流坐，二是不公平就要造反，三是要挑戰權威」；中共並不喜歡這些信息，「他們現在是草木皆兵」。
對於人民教育出版社給出的替換理由，徐國琦並不信服，「不管官方怎麼顧左右而言他，但是它實際上就是怕造反，意識到問題太多，危機太多」。
他認為，歷史教材的影響力比語文教材小，所以中國官方刪除了語文課文，畢竟不可能讓這篇文章徹底消失。
歷史學者章立凡也認為，語文課本跟歷史課本不同，語文課本用的是古文，詳細敘述了官逼民反的過程，也有很多經典的句子。「如果學生從小學會了，以後可能終生不忘。我覺得當局擔心的也是這個，比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一類的話，在他們看來是不利於維穩的，」章立凡對BBC中文說。
「中共就是靠農民起義起家的，它最怕的就是革命、起義，」章立凡還表示，「為了避免出現『官逼民反』的事件，所以它就把這篇課文刪掉了，這還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369438
雖然出版社稱，此次刪改教材是為避免重覆，但網友們的解讀仍充滿政治意味。
爭議是什麼？
上周有中國大陸網友發帖稱，最新版語文教科書中刪除了幾代人耳熟能詳的經典文言文《陳涉世家》，而《出師表》、《鄒忌諷齊王納諫》等其他經典課文都在。
《陳涉世家》出自司馬遷的《史記》，是秦朝末年起義領袖陳勝和吳廣的傳記，記錄了起義的全過程，是初中語文經典課文。這篇課文中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等許多名句。
網友的帖子一齣，立馬引發輿論爭議。許多人認為，刪除《陳涉世家》有政治意味。
人民教育出版社周一確認，初中語文統編教材確實刪除了《陳涉世家》，並以《史記》中《周亞夫軍細柳》一文替換。
人民教育出版社還表示，替換原因是「避免不必要的交叉重覆」。「三科編寫組根據學科特點，統籌安排道德與法治、語文和歷史的相關內容。陳勝、吳廣起義是初中歷史必須講述的內容，因此，初中統編歷史教材七年級上冊《秦末農民大起義》一課專列『陳勝、吳廣起義』，詳細介紹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並引述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另外，中國媒體紅星新聞引述教育部編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溫儒敏稱，替換課文是正常現象。
「學術性的東西，網上很多（人）搞不清楚。這沒什麼好解釋的，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沒有任何背景考慮。」
不過，許多網友卻並不接受這種說法。微博網友「那也不能坑老熟人啊」說：「語文不是主課嗎？因為歷史課本裏有就刪除語文課本的內容？這是什麼神操作？」
「就是讓你做個順民就對了，」微博網友「默默支持就好了」說。
目前，微博上關於該新聞的評論遭到審查。中國新聞網、頭條新聞微博中該新聞的評論都無法顯示。
怕造反？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對BBC中文表示，這篇課文講陳勝吳廣起義，而中國共產黨怕農民起義；裏面還有一句名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共產黨的邏輯就是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這篇文章跟現在黨的思維不符。
徐國琦認為，《陳涉世家》這篇課文中傳達出三個信息，「一是江山輪流坐，二是不公平就要造反，三是要挑戰權威」；中共並不喜歡這些信息，「他們現在是草木皆兵」。
對於人民教育出版社給出的替換理由，徐國琦並不信服，「不管官方怎麼顧左右而言他，但是它實際上就是怕造反，意識到問題太多，危機太多」。
他認為，歷史教材的影響力比語文教材小，所以中國官方刪除了語文課文，畢竟不可能讓這篇文章徹底消失。
歷史學者章立凡也認為，語文課本跟歷史課本不同，語文課本用的是古文，詳細敘述了官逼民反的過程，也有很多經典的句子。「如果學生從小學會了，以後可能終生不忘。我覺得當局擔心的也是這個，比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一類的話，在他們看來是不利於維穩的，」章立凡對BBC中文說。
「中共就是靠農民起義起家的，它最怕的就是革命、起義，」章立凡還表示，「為了避免出現『官逼民反』的事件，所以它就把這篇課文刪掉了，這還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369438
未普：互联网开放会不会昙花一现？
就在美中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协商和讨价还价之际，微信群传来一片欢呼声，一些被长期封闭的美英网站，突然接通了！不过欢呼的人们个个充满狐疑：这是美中谈判的结果还是临时的？
这些解禁的网站包括CNN、CNBC、NBC、USA Today、《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但是不包括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自由亚洲电台，法广和德国之声都对此有所报道。
中国临时解禁一些境外网站早有先例。早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塑造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解禁了被封锁的大部分境外网站；但到了2009年，这些网站又被重新封锁，脸书、推特、YouTube等网站也被列入了封禁行列。2010年，绝大部分被封网站突然又获「解禁」，令外界人士称奇，认为是技术故障导致了这个中国「奇迹」。2012年，一些中国境外网站，如google, youtube等也被部分解禁。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从2014年起到2018年召开的每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浙江乌镇的互联网都会被「全面解禁」，不过大会一结束，这个「全面解禁」也就结束了。
鉴于这些临时解禁、暂时松动的先例，中国的网友们当然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次互联网开放会不会像过去一样昙花一现呢？
笔者以为，若要这次互联网解禁成为永久解禁，当前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就必须对中国的互联网封锁有一个明确的协议，即，中国同意开放，美国对此进行绝不马虎的监督。否则，网友们的欢呼就会像过去一样，空欢喜一场。
问题是，中国或曰习近平同意互联网对外开放吗？美中谈判一开始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但中国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法广去年4月有报道称，中方已经在许多贸易问题上向美方做出让步，但在电信市场开放问题上，中国仅仅接受向美国电商企业开放市场，但却拒绝向美国互联网企业开放；当美方坚决要求中国向美国所有互联网企业开放市场时，美中之间的谈判因而暂时中止了。
法广的这个报道和北京方面传出的说法是一致的。美中最初谈判破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不同意放开互联网。那时我们就知道，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习近平会在有些方面大幅让步，有些方面会分三到五年实施，有些方面绝不会让步，互联网就属于绝不会让步的一部分。
中国辩称，她保护互联网的政策是为了「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这种说法和做法就是一直在违背她入世时的承诺。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曾经承诺进行广泛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包括数据处理和电信服务，但她没有兑现其承诺。西方则相信，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本土商业利益，让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做强做大。
其实，习近平坚决不肯开放互联网的真正原因，肯定不是中国方面说的保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所必需，也不仅仅是西方说的保护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以免于外国同类公司的竞争。根据习近平对中国互联网问题的几次谈话，他不肯开放互联网，显然有这样几个考量，第一，他认为中共拥有「网络主权」,即管控中国互联网，不受外国干预的权力；第二，中共要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及意识形态安全，就要监视、审查和限制网上言论，确保中共在互联网世界免受民主理念的挑战，确保其执政长治久安；第三，网络主权+网络安全就等于共产党的政权安全，面对美国的逼迫，中共会不惜代价地保住它。
有意思的是，美方在后来的谈判议题中，全然没有涉及中国互联网封锁一事。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质疑，为何这次美中专门就贸易壁垒谈判，互联网屏蔽成了漏网之鱼？为何美国没有要求中国进行改变呢？
我想，网友们有权知道，这几天中国互联网部分解禁是否跟这些质疑有关，这些解禁会不会持久。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ift.tt/2TkthJj
这些解禁的网站包括CNN、CNBC、NBC、USA Today、《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但是不包括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自由亚洲电台，法广和德国之声都对此有所报道。
中国临时解禁一些境外网站早有先例。早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塑造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解禁了被封锁的大部分境外网站；但到了2009年，这些网站又被重新封锁，脸书、推特、YouTube等网站也被列入了封禁行列。2010年，绝大部分被封网站突然又获「解禁」，令外界人士称奇，认为是技术故障导致了这个中国「奇迹」。2012年，一些中国境外网站，如google, youtube等也被部分解禁。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从2014年起到2018年召开的每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浙江乌镇的互联网都会被「全面解禁」，不过大会一结束，这个「全面解禁」也就结束了。
鉴于这些临时解禁、暂时松动的先例，中国的网友们当然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次互联网开放会不会像过去一样昙花一现呢？
笔者以为，若要这次互联网解禁成为永久解禁，当前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就必须对中国的互联网封锁有一个明确的协议，即，中国同意开放，美国对此进行绝不马虎的监督。否则，网友们的欢呼就会像过去一样，空欢喜一场。
问题是，中国或曰习近平同意互联网对外开放吗？美中谈判一开始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但中国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法广去年4月有报道称，中方已经在许多贸易问题上向美方做出让步，但在电信市场开放问题上，中国仅仅接受向美国电商企业开放市场，但却拒绝向美国互联网企业开放；当美方坚决要求中国向美国所有互联网企业开放市场时，美中之间的谈判因而暂时中止了。
法广的这个报道和北京方面传出的说法是一致的。美中最初谈判破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不同意放开互联网。那时我们就知道，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习近平会在有些方面大幅让步，有些方面会分三到五年实施，有些方面绝不会让步，互联网就属于绝不会让步的一部分。
中国辩称，她保护互联网的政策是为了「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这种说法和做法就是一直在违背她入世时的承诺。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曾经承诺进行广泛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包括数据处理和电信服务，但她没有兑现其承诺。西方则相信，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本土商业利益，让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做强做大。
其实，习近平坚决不肯开放互联网的真正原因，肯定不是中国方面说的保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所必需，也不仅仅是西方说的保护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以免于外国同类公司的竞争。根据习近平对中国互联网问题的几次谈话，他不肯开放互联网，显然有这样几个考量，第一，他认为中共拥有「网络主权」,即管控中国互联网，不受外国干预的权力；第二，中共要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及意识形态安全，就要监视、审查和限制网上言论，确保中共在互联网世界免受民主理念的挑战，确保其执政长治久安；第三，网络主权+网络安全就等于共产党的政权安全，面对美国的逼迫，中共会不惜代价地保住它。
有意思的是，美方在后来的谈判议题中，全然没有涉及中国互联网封锁一事。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质疑，为何这次美中专门就贸易壁垒谈判，互联网屏蔽成了漏网之鱼？为何美国没有要求中国进行改变呢？
我想，网友们有权知道，这几天中国互联网部分解禁是否跟这些质疑有关，这些解禁会不会持久。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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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牛市来不来，还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来源:
港股那点事
周一，A股继续气势如虹，沪指大涨5.6%，收于2961点。沪深两市成交量更是突破一万亿，创四年以来新高。2019年开年至今，沪指周线连收7根阳线，深成指周K线同样为7连阳，技术上的好势头可谓今20年罕见。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市场情绪从去年四季度的季度悲观转为亢奋乐观，牛市来了的宣言不绝于耳。举起周天王的大旗，中信建投此前困扰资本市场的两个核心矛盾点，即对内去杠杆和对外贸易争端都有明显改善趋势，支撑市场走牛。牛市会有4个阶段逐步发展，四五月份可能突破3000点，下半年达到3000~3500点。
市场难以预言
牛市来或不来，是难以预言的。券商策略研究员工作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预测市场，但测不准市场又是其无法战胜的宿命。不客气的讲，即便拥有连续10次精确预测市场趋势的纪录的大牛人，其实也未必超过掷飞镖运气超好的大猩猩。
关于这个，概率论上早有精辟的解释。假设全美国2.25亿人参加一项抛硬币猜正反面的比赛，每天猜一次，只要有一次猜错直接出局，猜对的人获胜留下继续比赛。经过10天的比赛，大约剩下22万名连续十场全胜的赢家。再经过10天的比赛，将只剩下215名连赢二十场的选手。会有连续猜对20次的幸运儿，但中外资本市场应该没有人敢宣称自己依赖对市场走势的精确预测而成为超级富翁。人们之所以对预测市场乐此不疲，一是里面蕴含的利益很大，很多热血的韭菜愿意为此下注；二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认知偏见，不相信市场不可预测，三是那些连续猜中硬币20次的幸运儿，总结了种种“成功”的秘诀四处宣扬，他们通往成功的运气（本来不可复制）被外人误解为能带来某种必然性的技巧和能力。
巴菲特这样的大师是从另一个角度解决问题，不去预测市场，而是关心企业自身价值的成长。他们这一派是格雷厄姆-多德村的成员，即关心PE中的Earning。至于非格雷厄姆-多德村的投资人都归属另一派，或者关心PE中的Price（市场先生为何给同一标的不同的净价，即便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小时之内，估值或定价分秒之中都会发生变化），或者同时关心PE中的P和E（这更有雄心，因为关注的东西越多，需要研究的东西自然越多）。
牛市到底来没来
牛市到底来没来，或许有人能做出答案，但果敢给出答案的，与算卦者无异。但不管牛市来或不来，投资还得做。而且无论是或不是格雷厄姆-多德村的成员，都有自己要研究的问题和角度，宏观基本面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对象。
扫描当前宏观基本面，支持牛市的利好因素非常明显，但不利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乐观的因素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基调调整，不仅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转向宽松，以政府多年良好的反周期宏观调控经验看，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还是可期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尚看不到特别明确企稳的迹象，并且企稳的条件也不明朗。
1、2019年开年内需下滑的比较厉害
(1)汽车销量的下滑势头过猛，无法用消费偏好发生变化来解释，这或许暗示着居民消费能力出现了明显下滑。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数据，乘用车零售销量从2018年6月同比增速转负，至12月时候负增长达到19.2%。
(2)同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乘用车销量疲弱相印证的是，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9.2%的高点一路下行。这表明乘用车销量的萎缩，并没有其他消费项目予以有力的填补。同时，还可以观察到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往年双11的存在，都会推动该数据攀升，如2016年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10月的10%升至11月10.8%，2017年则是从10月的10%增至11月的10.2%。与此反差的2018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8.1%，而10月该数据还是8.6%。
(3)此外，还有日本和韩国的出口数据作为领先指标，指向中国的内需疲弱，因为日本和韩国的对华出口对应着国内的需求。日本财务省20日发布的2019年1月贸易统计速报（以通关数据为准）显示，日本1月对中国出口比上年同月减少17.4%，大幅下降至958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4亿元）。连续2个月下降，降幅与2018年12月下降7.0%相比进一步扩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与去年1月份相比，上个月的出口减少了5.8%，出口额为463.5亿美元。这是继去年12月（-1.2%）后连续第二个月呈下降趋势，也是自2016年9-10月后时隔27个月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投资有所企稳，但改善路径有待强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在2018年8月见底5.3%，开始企稳回升。但同样的，该数据在2018年整体下了一个台阶，这也充分说明随着经济体量增大至今天的水平，高投资难以持续，这也充分显现了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先见之明，很早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战略。
关于投资的增长还需要考虑到，投资来源于实体中的获利预期，如果实体经济预期没有明显改善，那么意味着企业家看不到更多赚钱的机会，就不会加大投资。
因此，投资改善的情况还需要巩固，这方面降费减税会起到提振信心的作用。但是像2012年那样靠基建拉动的做法不可取，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会加大地方政府的负债压力，另一方面基建占用的资本和人力会对其他行业发生挤出效应。所以基建要稳，而非大剂量增长，既不能如2018年上半年那样快速下滑至负增长，但也不宜如2008年下半年那样一路飙升至55.5%的高增长。
3、出口有稳住的预期但难有明显的改善
随着贸易协商传来的好消息，双方都有意愿平息摩擦，达成协议。这无疑对出口的稳定很有帮助，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91.9%贡献来自于美国，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50%来自于中国，贸易的趋势是走向平衡，并不可能带来高速增长。
而且2019年外围经济形势更加复杂，目前看，只有美国尚能一枝独秀，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复苏都出现了中断的迹象：
(1)欧元区2月制造业PMI初值跌破荣枯线，为2013年6月以来首次，制造业新订单降幅创近六年来最大。德国2月制造业PMI初值继续下滑，创74个月新低。
(2)日本12月所有产业活动指数环比-0.4%，预期-0.2%，前值-0.3%修正为-0.5%，2月22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央行有多种宽松的选择，如降息、加快购买国债，如需要可能综合使用。同一周的周二（2月19日）他表示，若日元急涨伤及经济、破坏实现通胀目标，央行准备进一步扩大刺激。一周之内二度提宽松，暗示日本央行对经济的信心不足。
疲弱的外部经济形势，不利于出口，2019年依赖出口大幅增长来企稳经济增速的预期恐怕不切实际。
4、经济增长企稳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在于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2008年逆周期调控的历史来看，对冲经济下行风险一般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主要靠货币政策。所以，本轮经济企稳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在于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需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技术性的，目前央行的工具和手段还很多，所以技术上推动信贷增长没有多少问题，极端情况下还可以直接上QE；二是商业上的，即新增信贷的质量应是可控的，边际上不会出现大幅恶化，不以银行增加坏账为代价。后者的考验更大，因为目前的宏观杠杆率处于历史高位，银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疲惫需要修复。
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克服的困难
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如何实现，且在实现的过程中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上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宏观杠杆率还在上升
先是去杠杆，后是稳杠杆，再到现在强调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其后的政策用意非常明确，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以扭转从2008年开始债务资本投入增长过速带来的潜在风险。但2018年宏观杠杆率仍在上升，经济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与很多人认为2018年经济景气度下行是稳杠杆政策造成的印象大相径庭。
之所以提出去杠杆和稳杠杆，就是出于对经济增长质量不佳的担忧，每年的债务资本投入量越来越大，但名义GDP的产出规模却没有同比例上升，这一方面体现出信贷密度提高，金融效率下降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全要素生产率恶化。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多次提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持续下降，虽然2016年略有回升，但整体上仍处于下降态势。
2、政策的挑战
既然去杠杆是为了预防低质量增长累计的系统性风险，那么现在寄望于宏观经济政策宽松就能解决现在的所有问题（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并且提高质量），无疑也不现实。因为过去已经证明简单加杠杆拉动经济增长不符合国家长期的战略方针，现在自然不能认为现在不去杠杆，存在加杠杆的可能性，经济增长就会既有质量又有速度。
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所不能，国家给出好的政策，最终转化为生产力还依赖于微观主体。
留给我们的思考
股票市场的长期繁荣还是依赖于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微观主体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过去十年，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为了应对挑战，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但本质上并不能解决微观的高质量增长问题。
在当下宏观经济改善的路径尚不明确的时候，乐观认为牛市，甚至直指10000点的超级牛市来了，恐怕并不合符实际。至于政策对股市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左右市场，这方面远有519行情，今有15年股灾为镜鉴。而且，对于决策层而言，希望的是一个有韧性有活力的市场，借以成为进一步促进改开的有力工具，而不会追求一锅沸水让饺子没法下锅。
无论牛市来或不来，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减少对市场是牛是熊的关心，更多的用心找最好的公司进行投资，利用上市公司创造的股东价值来致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4%B8%8D%E7%AE%A1%E7%89%9B%E5%B8%82%E6%9D%A5%E4%B8%8D%E6%9D%A5%EF%BC%8C%E8%BF%98%E6%98%AF%E7%95%99%E4%B8%80%E5%8D%8A%E6%B8%85%E9%86%92%E7%95%99%E4%B8%80%E5%8D%8A%E9%86%89.html
港股那点事
周一，A股继续气势如虹，沪指大涨5.6%，收于2961点。沪深两市成交量更是突破一万亿，创四年以来新高。2019年开年至今，沪指周线连收7根阳线，深成指周K线同样为7连阳，技术上的好势头可谓今20年罕见。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市场情绪从去年四季度的季度悲观转为亢奋乐观，牛市来了的宣言不绝于耳。举起周天王的大旗，中信建投此前困扰资本市场的两个核心矛盾点，即对内去杠杆和对外贸易争端都有明显改善趋势，支撑市场走牛。牛市会有4个阶段逐步发展，四五月份可能突破3000点，下半年达到3000~3500点。
市场难以预言
牛市来或不来，是难以预言的。券商策略研究员工作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预测市场，但测不准市场又是其无法战胜的宿命。不客气的讲，即便拥有连续10次精确预测市场趋势的纪录的大牛人，其实也未必超过掷飞镖运气超好的大猩猩。
关于这个，概率论上早有精辟的解释。假设全美国2.25亿人参加一项抛硬币猜正反面的比赛，每天猜一次，只要有一次猜错直接出局，猜对的人获胜留下继续比赛。经过10天的比赛，大约剩下22万名连续十场全胜的赢家。再经过10天的比赛，将只剩下215名连赢二十场的选手。会有连续猜对20次的幸运儿，但中外资本市场应该没有人敢宣称自己依赖对市场走势的精确预测而成为超级富翁。人们之所以对预测市场乐此不疲，一是里面蕴含的利益很大，很多热血的韭菜愿意为此下注；二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认知偏见，不相信市场不可预测，三是那些连续猜中硬币20次的幸运儿，总结了种种“成功”的秘诀四处宣扬，他们通往成功的运气（本来不可复制）被外人误解为能带来某种必然性的技巧和能力。
巴菲特这样的大师是从另一个角度解决问题，不去预测市场，而是关心企业自身价值的成长。他们这一派是格雷厄姆-多德村的成员，即关心PE中的Earning。至于非格雷厄姆-多德村的投资人都归属另一派，或者关心PE中的Price（市场先生为何给同一标的不同的净价，即便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小时之内，估值或定价分秒之中都会发生变化），或者同时关心PE中的P和E（这更有雄心，因为关注的东西越多，需要研究的东西自然越多）。
牛市到底来没来
牛市到底来没来，或许有人能做出答案，但果敢给出答案的，与算卦者无异。但不管牛市来或不来，投资还得做。而且无论是或不是格雷厄姆-多德村的成员，都有自己要研究的问题和角度，宏观基本面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对象。
扫描当前宏观基本面，支持牛市的利好因素非常明显，但不利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乐观的因素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基调调整，不仅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转向宽松，以政府多年良好的反周期宏观调控经验看，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还是可期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尚看不到特别明确企稳的迹象，并且企稳的条件也不明朗。
1、2019年开年内需下滑的比较厉害
(1)汽车销量的下滑势头过猛，无法用消费偏好发生变化来解释，这或许暗示着居民消费能力出现了明显下滑。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数据，乘用车零售销量从2018年6月同比增速转负，至12月时候负增长达到19.2%。
(2)同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乘用车销量疲弱相印证的是，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9.2%的高点一路下行。这表明乘用车销量的萎缩，并没有其他消费项目予以有力的填补。同时，还可以观察到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往年双11的存在，都会推动该数据攀升，如2016年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10月的10%升至11月10.8%，2017年则是从10月的10%增至11月的10.2%。与此反差的2018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8.1%，而10月该数据还是8.6%。
(3)此外，还有日本和韩国的出口数据作为领先指标，指向中国的内需疲弱，因为日本和韩国的对华出口对应着国内的需求。日本财务省20日发布的2019年1月贸易统计速报（以通关数据为准）显示，日本1月对中国出口比上年同月减少17.4%，大幅下降至958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4亿元）。连续2个月下降，降幅与2018年12月下降7.0%相比进一步扩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与去年1月份相比，上个月的出口减少了5.8%，出口额为463.5亿美元。这是继去年12月（-1.2%）后连续第二个月呈下降趋势，也是自2016年9-10月后时隔27个月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投资有所企稳，但改善路径有待强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在2018年8月见底5.3%，开始企稳回升。但同样的，该数据在2018年整体下了一个台阶，这也充分说明随着经济体量增大至今天的水平，高投资难以持续，这也充分显现了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先见之明，很早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战略。
关于投资的增长还需要考虑到，投资来源于实体中的获利预期，如果实体经济预期没有明显改善，那么意味着企业家看不到更多赚钱的机会，就不会加大投资。
因此，投资改善的情况还需要巩固，这方面降费减税会起到提振信心的作用。但是像2012年那样靠基建拉动的做法不可取，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会加大地方政府的负债压力，另一方面基建占用的资本和人力会对其他行业发生挤出效应。所以基建要稳，而非大剂量增长，既不能如2018年上半年那样快速下滑至负增长，但也不宜如2008年下半年那样一路飙升至55.5%的高增长。
3、出口有稳住的预期但难有明显的改善
随着贸易协商传来的好消息，双方都有意愿平息摩擦，达成协议。这无疑对出口的稳定很有帮助，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91.9%贡献来自于美国，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50%来自于中国，贸易的趋势是走向平衡，并不可能带来高速增长。
而且2019年外围经济形势更加复杂，目前看，只有美国尚能一枝独秀，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复苏都出现了中断的迹象：
(1)欧元区2月制造业PMI初值跌破荣枯线，为2013年6月以来首次，制造业新订单降幅创近六年来最大。德国2月制造业PMI初值继续下滑，创74个月新低。
(2)日本12月所有产业活动指数环比-0.4%，预期-0.2%，前值-0.3%修正为-0.5%，2月22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央行有多种宽松的选择，如降息、加快购买国债，如需要可能综合使用。同一周的周二（2月19日）他表示，若日元急涨伤及经济、破坏实现通胀目标，央行准备进一步扩大刺激。一周之内二度提宽松，暗示日本央行对经济的信心不足。
疲弱的外部经济形势，不利于出口，2019年依赖出口大幅增长来企稳经济增速的预期恐怕不切实际。
4、经济增长企稳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在于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2008年逆周期调控的历史来看，对冲经济下行风险一般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主要靠货币政策。所以，本轮经济企稳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在于信贷增长的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需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技术性的，目前央行的工具和手段还很多，所以技术上推动信贷增长没有多少问题，极端情况下还可以直接上QE；二是商业上的，即新增信贷的质量应是可控的，边际上不会出现大幅恶化，不以银行增加坏账为代价。后者的考验更大，因为目前的宏观杠杆率处于历史高位，银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疲惫需要修复。
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克服的困难
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如何实现，且在实现的过程中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上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宏观杠杆率还在上升
先是去杠杆，后是稳杠杆，再到现在强调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其后的政策用意非常明确，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以扭转从2008年开始债务资本投入增长过速带来的潜在风险。但2018年宏观杠杆率仍在上升，经济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与很多人认为2018年经济景气度下行是稳杠杆政策造成的印象大相径庭。
之所以提出去杠杆和稳杠杆，就是出于对经济增长质量不佳的担忧，每年的债务资本投入量越来越大，但名义GDP的产出规模却没有同比例上升，这一方面体现出信贷密度提高，金融效率下降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全要素生产率恶化。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多次提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持续下降，虽然2016年略有回升，但整体上仍处于下降态势。
2、政策的挑战
既然去杠杆是为了预防低质量增长累计的系统性风险，那么现在寄望于宏观经济政策宽松就能解决现在的所有问题（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并且提高质量），无疑也不现实。因为过去已经证明简单加杠杆拉动经济增长不符合国家长期的战略方针，现在自然不能认为现在不去杠杆，存在加杠杆的可能性，经济增长就会既有质量又有速度。
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所不能，国家给出好的政策，最终转化为生产力还依赖于微观主体。
留给我们的思考
股票市场的长期繁荣还是依赖于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微观主体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过去十年，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为了应对挑战，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但本质上并不能解决微观的高质量增长问题。
在当下宏观经济改善的路径尚不明确的时候，乐观认为牛市，甚至直指10000点的超级牛市来了，恐怕并不合符实际。至于政策对股市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左右市场，这方面远有519行情，今有15年股灾为镜鉴。而且，对于决策层而言，希望的是一个有韧性有活力的市场，借以成为进一步促进改开的有力工具，而不会追求一锅沸水让饺子没法下锅。
无论牛市来或不来，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减少对市场是牛是熊的关心，更多的用心找最好的公司进行投资，利用上市公司创造的股东价值来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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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初裁中国出口商向美倾销钢架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制货架进行反倾销调查后做出肯定性初步裁决，认定中国出口商以18.08%到144.5%的差价在美国倾销钢制货架。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在其网站上宣布，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根据认定的倾销率向对进口中国钢制货架征收等额押金。
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的钢制货架总金额大约2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将于2019年7月18日前后作出最终裁决。
如果美国商务部调查最终认定倾销为事实，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将于2019年9月3日确定倾销的伤害数额。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倾销对美国业者的伤害后，商务部将宣布对进口的中国钢架征收反倾销税的指令。如果商务部做出否定的终裁或国际贸委会认定倾销未造成伤害，反倾销调查将终止，也不会有针对该产品的反倾销征税。
Tuesday, 26 February 2019
易宪容 目前中国股市只是技术性的牛市
来源:
博客
2月25日又是中国股市大树特树的日子，当天四大股票指数都上涨了5%以上，两市股市成交量又跨上万亿大关，这可是3年半来最喜庆的日子，所以要大树特树。
昨天的国内股市全线上涨，市场上又开始嚷嚷地大叫，说中国股市将与经济共繁荣，中国股市是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中国股市又进入了大牛市，或中国股市又进入大时代等。但实际上，这种大嚷大叫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投资者一定会问，当前股市是进入了实质性牛市呢？还是技术性的牛市？所谓的实质性牛市，就是股市基本面的实体经济全面支撑股市牛市，能够让股市持续稳定上涨。就如美国股市从2009年到2018年持续上涨了10年，就是由于美国企业赢利持续上涨十年。
但是，中国的股市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实质性牛市，在短期内中国股市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牛市，因为就目前中国的股市现状而言，股市的涨跌基本上是政府政策作用的结果，中国股市基本上还是政策市。何也？因为中国股市市场化的基础性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还没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还没有一个有效价格机制市场，还没有一个真正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没有确立，股市上市还是完全由政府审批，那么中国股市与成熟的市场化肯定相差很远，中国股市要进入实质性的牛市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强调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来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个融资成本低、融资便利、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场所，但是要做到这点，需要中国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建立起来，要求有一套相应的法治及信用体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股市这些都没有，特别是任何金融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而中国股市无法建立起非人格化的信用体系时，中国股市要走向成熟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当前中国股市之所以难以持续稳定发展，之所以无法发展出实质性的牛市的根本所在。
目前国内不少股市分析者，往往都会用各种技术的工具来分析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但是这种分析基本上没有作用，因为他们是在用一个成熟市场的工具与方法来分析一个不成熟市场、一个以政策为主导的市场的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目前国内许多对中国股市的分析都是不靠谱的，投资者要十分当心。
目前中国股市的上涨基本上是技术性的，牛市也属技术性，而这种技术性更多是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也正是加大股市改革的好时机。中国股市只有逐渐走向市场化，才能确立实质性牛市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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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2月25日又是中国股市大树特树的日子，当天四大股票指数都上涨了5%以上，两市股市成交量又跨上万亿大关，这可是3年半来最喜庆的日子，所以要大树特树。
昨天的国内股市全线上涨，市场上又开始嚷嚷地大叫，说中国股市将与经济共繁荣，中国股市是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中国股市又进入了大牛市，或中国股市又进入大时代等。但实际上，这种大嚷大叫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投资者一定会问，当前股市是进入了实质性牛市呢？还是技术性的牛市？所谓的实质性牛市，就是股市基本面的实体经济全面支撑股市牛市，能够让股市持续稳定上涨。就如美国股市从2009年到2018年持续上涨了10年，就是由于美国企业赢利持续上涨十年。
但是，中国的股市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实质性牛市，在短期内中国股市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牛市，因为就目前中国的股市现状而言，股市的涨跌基本上是政府政策作用的结果，中国股市基本上还是政策市。何也？因为中国股市市场化的基础性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还没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还没有一个有效价格机制市场，还没有一个真正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没有确立，股市上市还是完全由政府审批，那么中国股市与成熟的市场化肯定相差很远，中国股市要进入实质性的牛市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强调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来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个融资成本低、融资便利、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场所，但是要做到这点，需要中国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建立起来，要求有一套相应的法治及信用体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股市这些都没有，特别是任何金融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而中国股市无法建立起非人格化的信用体系时，中国股市要走向成熟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当前中国股市之所以难以持续稳定发展，之所以无法发展出实质性的牛市的根本所在。
目前国内不少股市分析者，往往都会用各种技术的工具来分析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但是这种分析基本上没有作用，因为他们是在用一个成熟市场的工具与方法来分析一个不成熟市场、一个以政策为主导的市场的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目前国内许多对中国股市的分析都是不靠谱的，投资者要十分当心。
目前中国股市的上涨基本上是技术性的，牛市也属技术性，而这种技术性更多是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也正是加大股市改革的好时机。中国股市只有逐渐走向市场化，才能确立实质性牛市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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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维稳采“战时机制” 敌人是谁？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虽有“人民”两字，但在这个人民几乎被边缘化的国家，政府的决策及会议，例如“两会”，人民无从置喙，甚至被禁止批判。但伴随会议而来的维稳及连带产生的诸多不便，却与人民息息相关。
启动“战时机制”
中国全国“两会”即将来临，政协和人大预计于3月3日、5日分别开幕。被讥为是“花瓶”的政治协商机构，与被嘲讽是“橡皮图章”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并未起到法律所赋予和人民所期盼的作用。
但这样的会议，却在每年召开时劳师动众，首都北京及外地皆进入高压维稳机制，而在今年，更启动“战时机制”。
距离北京超过700公里的河南省荥阳市，当地政法委发布通知，宣布全市于2月22日至3月17日全国两会期间，启动“战时机制”，每天回报“重点人员”稳控情况及当天发生的“赴省进京集访情况”。
另据“安全平邑”报导，山东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在2月14日下午，组织收看市应急管理局召开的省“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也提出“启动战时机制”。
吉林市公安局官方微博也发文称，2019年吉林市丰满区“两会”安保工作开展期间，“全面启动战时机制，全警动员”。
除了启动“战时机制”，当局也按照惯例，对往北京列车、快递邮件进行安检，并拦截上访民众入京。
在家煮菜也被抓
据台媒中央社来自北京的报导，有北京民众反映，约自上周开始，微信、微博对敏感字句的过滤趋于严格，使一些讯息无法顺利传送或转发。例如，民众爆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专列通过中国，及商人陈天庸离开中国的公开信等，转发截图都可能受阻。
拦截访民赴北京上访的消息也从上周开始自中国各地传出，已有人因此被关押。2月25日，多名疫苗受害儿童家长在中国民政部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前拉布条抗议，便惊动北京公安系统，已有发起行动的家长被约谈。
维权网上也有诸多当局离谱的“截访”报导。长期关注董瑶琼等案的江苏昆山维权人士王和英在2月24日早上欲到北京市就医，在昆山市青云店镇公交站等车时被当地截访人员绑架。
2月23日，上海维权人士杜金花在家里做午餐时，突然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川沙派出所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制带走，以所谓“寻衅滋事罪”关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一份曝光的中国“反恐特巡维稳支队”在2月15日下发的“处置涉稳信息督办单”，似乎可解释上述“截访”现象：“从源头落实稳控有上访倾向的人员”。
“护城河行动”
另外，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更宣布部署“护城河行动”。据中国媒体报导，赵克志于2月22至23日皆在天津巡视，检查“两会”的安全工作，包括高铁车站、物流收发站、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等处。
报导中可见到严密维稳的蛛丝马迹，如天津站除了有先进技术安检外，还有公安民警和武警日夜巡逻在车站广场。公安特警被要求加强战备执勤，全面加强社会面防控，“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增强威慑力、控制力。
赵克志在天津巡视时表示，“以最高标准、最严措施、最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投入到全国两会安保工作中去，坚决守好首都‘护城河’”。
中央社报导提到，自3月15日“两会”结束之前，中国国家邮政局已对所有寄往北京的邮件进行“二次安检”。其中，对寄往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及中央领导机关等地邮件，需要“三次安检”。从新疆寄往北京者，更需特别检查。
同时，搭乘开往北京的高铁及一般铁路列车的旅客，在“两会”结束之前都须在车站内接受“二次安检”。若依往年经验，前往北京的旅客，将需要提早半小时至一小时到车站，否则容易因排队安检而来不及搭车。
“两会”维稳，民间一片风声鹤唳，而启动“战时机制”更引来网友热议。网友们问着：敌人是谁？手无寸铁的民众吗？内战爆发了？哪儿是匪区？哪儿是解放区？两会好像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还要开呢？
也有网友直言：“除了‘赵家人’以外，瓷国的所有人都是党妈的敌人，绝没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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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虽有“人民”两字，但在这个人民几乎被边缘化的国家，政府的决策及会议，例如“两会”，人民无从置喙，甚至被禁止批判。但伴随会议而来的维稳及连带产生的诸多不便，却与人民息息相关。
启动“战时机制”
中国全国“两会”即将来临，政协和人大预计于3月3日、5日分别开幕。被讥为是“花瓶”的政治协商机构，与被嘲讽是“橡皮图章”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并未起到法律所赋予和人民所期盼的作用。
但这样的会议，却在每年召开时劳师动众，首都北京及外地皆进入高压维稳机制，而在今年，更启动“战时机制”。
距离北京超过700公里的河南省荥阳市，当地政法委发布通知，宣布全市于2月22日至3月17日全国两会期间，启动“战时机制”，每天回报“重点人员”稳控情况及当天发生的“赴省进京集访情况”。
另据“安全平邑”报导，山东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在2月14日下午，组织收看市应急管理局召开的省“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也提出“启动战时机制”。
吉林市公安局官方微博也发文称，2019年吉林市丰满区“两会”安保工作开展期间，“全面启动战时机制，全警动员”。
除了启动“战时机制”，当局也按照惯例，对往北京列车、快递邮件进行安检，并拦截上访民众入京。
在家煮菜也被抓
据台媒中央社来自北京的报导，有北京民众反映，约自上周开始，微信、微博对敏感字句的过滤趋于严格，使一些讯息无法顺利传送或转发。例如，民众爆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专列通过中国，及商人陈天庸离开中国的公开信等，转发截图都可能受阻。
拦截访民赴北京上访的消息也从上周开始自中国各地传出，已有人因此被关押。2月25日，多名疫苗受害儿童家长在中国民政部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前拉布条抗议，便惊动北京公安系统，已有发起行动的家长被约谈。
维权网上也有诸多当局离谱的“截访”报导。长期关注董瑶琼等案的江苏昆山维权人士王和英在2月24日早上欲到北京市就医，在昆山市青云店镇公交站等车时被当地截访人员绑架。
2月23日，上海维权人士杜金花在家里做午餐时，突然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川沙派出所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制带走，以所谓“寻衅滋事罪”关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一份曝光的中国“反恐特巡维稳支队”在2月15日下发的“处置涉稳信息督办单”，似乎可解释上述“截访”现象：“从源头落实稳控有上访倾向的人员”。
“护城河行动”
另外，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更宣布部署“护城河行动”。据中国媒体报导，赵克志于2月22至23日皆在天津巡视，检查“两会”的安全工作，包括高铁车站、物流收发站、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等处。
报导中可见到严密维稳的蛛丝马迹，如天津站除了有先进技术安检外，还有公安民警和武警日夜巡逻在车站广场。公安特警被要求加强战备执勤，全面加强社会面防控，“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增强威慑力、控制力。
赵克志在天津巡视时表示，“以最高标准、最严措施、最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投入到全国两会安保工作中去，坚决守好首都‘护城河’”。
中央社报导提到，自3月15日“两会”结束之前，中国国家邮政局已对所有寄往北京的邮件进行“二次安检”。其中，对寄往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及中央领导机关等地邮件，需要“三次安检”。从新疆寄往北京者，更需特别检查。
同时，搭乘开往北京的高铁及一般铁路列车的旅客，在“两会”结束之前都须在车站内接受“二次安检”。若依往年经验，前往北京的旅客，将需要提早半小时至一小时到车站，否则容易因排队安检而来不及搭车。
“两会”维稳，民间一片风声鹤唳，而启动“战时机制”更引来网友热议。网友们问着：敌人是谁？手无寸铁的民众吗？内战爆发了？哪儿是匪区？哪儿是解放区？两会好像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还要开呢？
也有网友直言：“除了‘赵家人’以外，瓷国的所有人都是党妈的敌人，绝没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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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听证会讲话：必要时调整缩表
来源:
华尔街见闻
虽然仍预计美国经济将稳健增长，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货币政策还需耐心，必要时将调整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缩表）的计划。
本周二鲍威尔在参议院开始发布证词后，美国三大指数震荡，起初跌幅略有扩大，后抹平跌幅。道指跌幅先扩大至逾120点，后跌幅持续收窄，截至最近更新，已经转涨。
道指转涨前，纳指在鲍威尔听证会开始不久就已转涨，此前一度跌约0.4%。
和纳指一样，标普也迅速转涨，抹平此前0.2%以上的跌幅。
听证会开始后，美元起初反弹，后迅速回落。此前跌超0.1%的美元指数一度转涨，后重启跌势，截至最近更新，已经跌超0.2%，一度跌破96.20刷新日低。
美债价格有所回落、收益率上扬。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鲍威尔听证会开始后重回2.65%上方，美股盘前一度跌破2.64%。
对美债表现，IFR评论称，鲍威尔的言论没有预期的那么鸽派，他重申耐心不足以让买家满意。他对今年1月美联储态度180度转变的解释没有说服力。他提到，做出1月的决定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可以评估终结缩表的适当时机和方式”。“评估”一词可以理解为缩表时长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比市价反映的市场预期时长还久。
一些华尔街机构人士认为，鲍威尔听证会表态没有给市场提供什么新东西，与今年1月的表述一样。
富国银行证券的货币策略师Erik Nelson称，鲍威尔并没有比1月更鸽派，但肯定没有去年那么鹰派。问题在于，市场已经体现了美联储更偏鸽派、更依赖数据的这种转变。
Independent Advisor Alliance的首席投资官Chris Zaccarelli则是认为，鲍威尔的讲话本身非常中性，他不想制造任何市场波动。他再次提到耐心和透明两个关键词。他在暗示联储暂停行动，不过Zaccarelli认为，联储并没有结束加息周期。
缩表或可调整加息有耐心
美东时间26日周二，鲍威尔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美国货币政策和经济情况作证词陈述。他在演讲稿中称，资产负债表规模将受到准备金和货币需求的驱动，联储准备在必要时调整资产负债表规模。
“我要指出，我们准备着，基于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调整完成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的一切细节。长期来看，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将由货币和银行准备金等联储负债的需求而定。”
具体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准备金余额，鲍威尔称，准备金的需求将实质性上升，但不会重返危机前水平。对美联储未来准备金的合理预期是，约1万亿美元加上一个缓冲。
鲍威尔称，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是健康的，前景喜人，但最近数月已经留意到“若干相反的趋势和冲突的信号”。鉴于这些信号，在判断何时加息时，联储会有耐心。
他重申美联储将在未来货币政策调整方面保持耐心。美联储的政策将取决于数据。
鲍威尔对缩表的相关表态和1月美联储FOMC会后的表述一致。1月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称，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可能高于此前估计，最终规模取决于金融机构对准备金余额的需求。
今年1月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立场被市场称为“惊天U型逆转”。会后声明自2015年启动加息以来首次删除了对“未来进一步加息”的明确描述，还明确表示对加息“有耐心”，并额外表述对缩表将“更灵活”，较六周前的12月会议立场发生了明显的鸽派转向。
上周公布的1月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绝大多数官员在1月会上预计，当缩表终止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将一定程度上超过高效推行货币政策所必要的规模。这与上周公布的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表述一致，报告预计，资产负债表规模将“远超”金融危机前水平。
1月会上，美联储官员认为，面对多种经济前景的风险，货币政策的行动应该有耐心。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结束缩表的计划是理想的。从纪要看，基本可以确定下半年联储会作出决定、年底前缩表大概率会停止。
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中欧经济、英国脱欧等需观察
鲍威尔在本周二听证会上说，近期部分数据“退火”，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一定程度上较去年有所放缓，但经济扩张仍将是“稳健的”。
鲍威尔指出：“金融市场在临近去年末时更为动荡。金融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比去年稍早时弱。”美国经济前景是正面的，往往存在风险，包括英国脱欧等。
他提到，中国和欧洲是特别关注的地区，英国脱欧等重大政策问题的“不确定性增多”。不确定性是商业的敌人。在贸易和其他政策上提供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美联储也在关注英国脱欧谈判和贸易磋商如何发展。“我们在仔细监控这些问题如何演变。”
鲍威尔说，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已经略微不利于美国。有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通过本币融资，赤字也就无关紧要，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鲍威尔预计，近期美国联邦政府关门问题仅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相当温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在未来数月“被抵消”。美国薪资增速出现一些强劲的迹象，预计在近期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消退之后，美国通胀将处于联储通胀目标2%附近。
对于油价驱动的通胀，鲍威尔认为，美国石油产业是一个有效的冲击减震器。
他认为，整体而言，美国银行系统相当强劲。如果能在大麻规则上向金融机构作出澄清，那将是好事一桩。由于大麻在联邦法律中是非法的，这让金融机构处境艰难。
保持独立性
被问及是否有任何白宫人员交流过利率问题，鲍威尔称，不适合与其他政府官员讨论利率问题，美联储完全按照不受政治影响的方式实施政策。
本周一，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发表了迄今为止她对特朗普的最严厉批评，称特朗普不够了解经济政策和美联储，她怀疑特朗普是否能说得出美联储有什么政策目标。她还说，特朗普的贸易目标并不适宜。
对于耶伦的上述言论，鲍威尔在周二的听证会上拒绝置评。
文革洗脑重来 “大喇叭工程”逾200县市
来源:
自由亚洲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重要宣传工具，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模式再度出现，并且在短时间内，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高音喇叭为何再度在中国社会受到重视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音喇叭在中国随处可见。红色歌曲以至歌颂领导人的口号透过这些喇叭，传遍大街小巷，老一辈的人对这些情景记忆犹新。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系统正卷土重来。
名为“新农村大喇叭工程”的项目近期正式展开，以河北石家庄为试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至全国10多个省超过200个县市。
“工程”以“党管、民用”为宗旨，以“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为运行机制，每天早、午、晚三次广播。官方形容，有关节目对于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传播不同领域的知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辽宁维权人士祝先生所在的农村近日也安装了大喇叭。
祝先生：“遇到敏感时间大喇叭响个不停。总之是在宣传政策。每个角落都听得到。”
河北保定市约有2千名居民的蔡桥村，村内安装了6个高音喇叭。姓黄村民的寓所离开这些喇叭约有数百米。他承认，日以继夜的广播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
黄先生：“有事就经常广播，比如通知村民办什么证件等等。按道理说，没有喇叭还是比较安静，大喇叭确实有扰民的嫌疑。我们家离大喇叭大约有300米左右，（声浪）也有好几十分贝吧。声音很大的。”
高音喇叭对村民造成严重滋扰
文革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洗脑工具”。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说，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他相信，当局安装大喇叭还是出于同一目的。
章立凡：“强化洗脑，强化政权对基层的控制。从基层抓起，加强执政党对底层的控制。也没有什么新意。反正喇叭一喊全村都知道。不管你想不想听，可是都得听。”
但他说，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大喇叭使用不当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章立凡：“大家已经不习惯这种很原始的宣传方式。农村的通讯工具也比较发达。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噪音，会打扰大家的日常生活。”
当局正争取在明年底之前，把大喇叭推广至全国30万个地方，却没有提到会否在城市装设。
章立凡：“因为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连汽车喇叭都不能随便鸣笛了。那在居民社区搞这种东西肯定会受到抵制。现在社区一般是透过微信群来发通知。”
章立凡说，除了微信群，当局还强行推广名为“学习强国”的APP，宣扬最高领导人指示等重要信息，并透过积分制等赏罚手段变相强迫手机用户收取信息。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被指政府侵犯个人隐私权力过大
来源:
美国之音
2019年是中国社会信用平台建设进入加速推进的一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受到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压制异议，确保中国共产党绝对统治地位的方式。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有必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是在中国，政府可以任意调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是在西方国家是被严格禁止的。
中国国务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这套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规划，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2020年投入运转，目前这套系统处在试运行阶段。
据中国官方“信用中国”网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已经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1478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24万人次。中国全国各地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2万人次。除了不能搭火车、飞机之外，出现在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者，还会受到其它方面的限制，比如这些人不能被政府机关录用为公务员、不能买房、限制旅游等。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评分依据来自各级信用评分平台，顶层平台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面依次是信用服务机构信用分查询（包括百度信用分、芝麻信用分和京东信用分等11个信用服务机构）、地方信用分查询（比如，苏州的桂花分、宿迁的西楚分）、以及电信运营商信用分（比如，联通征信的沃信用分、中国移动的试金石信用分）。
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依据还来自中国社会上亿个监控摄像镜头，而且据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最近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人均分摊两个监控摄像镜头。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被认为不仅仅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评分。
北京律师李肖霖曾经是谷开来同案人张晓军家人聘用的律师。他2月26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必要，使欠债的“老赖”受到惩罚。否则，违约不受惩罚，社会交易成本会太高。不过，信用系统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李律师2016年的一段经历被多家媒体引用。当时李肖霖律师在离家近2000公里的地方准备买机票，当他出示身份证时屏幕上的信息显示，他被法院方面列入黑名单。李律师说，2015年他经手的一个案子在法院败诉，法官命令他做出道歉，而他也执行了法官的命令，可是法官认为他的道歉不诚恳，因此办案地一名法官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他列入“失信”名单。后来经过律协出面协调，李律师的名字才被从黑名单上删除。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实名举报中共高层腐败现象的中国媒体记者刘虎，被禁止买机票、高铁票，不得离开他的家乡重庆。2017年5月，刘虎预订机票时才发现，他被信用系统追踪，受到航空公司的阻止。刘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是因言论犯罪而在社会信用评分中丢分，因为跟政治相关的原因，被列入黑名单。
中国独立时评人士朱欣欣2月26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是社会信用制度，就不应该跟政治挂钩。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的目的。
有一种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权利过大。李肖霖律师举例说，美国的信用平台由不同的信息渠道汇集个人的信用数据，有些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只能由律师、会计师等人调阅，政府绝对不能接触这些个人隐私。而中国确是政府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所有信息，在中国政府眼里，所有人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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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4 February 2019
河北正式确有非洲猪瘟疫情 官方指剩新疆西藏与海南净土
来源:
法广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2月24日发布，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河北首度出现疫情，目前仅剩海南、西藏、新疆3地未传出案例。
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2月24日发布，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报道引述《新京报》消息，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5600头，已出现发病死亡病例。
据东森新闻说，河北首度爆发非洲猪瘟疫情！中国大陆仅剩3省未沦陷。
继山东省2月20日爆发疫情后，河北省也沦陷。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消息，河北保定市徐水区24日确认有非洲猪瘟疫情，事发养殖场现存栏生猪5600头，已出现发病死亡病例。这是河北首度出现疫情，目前仅剩海南、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省区未传出案例。
中国大陆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称，2月24日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保定市徐水区某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5600头，已出现发病死亡病例。
报道说，台湾为阻绝非洲猪瘟病毒传入台湾，农委会强调，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5之1条规定及防检局去年12月18日公告裁罚基准，自明日零时起，入境旅客自越南违规携带猪肉产品入境遭查获，第1次违规将裁罚20万元，第2次就开罚100万元，外来人士遭罚20万元未能缴清罚款者移送移民署当场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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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2月24日发布，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河北首度出现疫情，目前仅剩海南、西藏、新疆3地未传出案例。
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2月24日发布，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报道引述《新京报》消息，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5600头，已出现发病死亡病例。
据东森新闻说，河北首度爆发非洲猪瘟疫情！中国大陆仅剩3省未沦陷。
继山东省2月20日爆发疫情后，河北省也沦陷。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消息，河北保定市徐水区24日确认有非洲猪瘟疫情，事发养殖场现存栏生猪5600头，已出现发病死亡病例。这是河北首度出现疫情，目前仅剩海南、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省区未传出案例。
中国大陆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称，2月24日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保定市徐水区某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5600头，已出现发病死亡病例。
报道说，台湾为阻绝非洲猪瘟病毒传入台湾，农委会强调，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5之1条规定及防检局去年12月18日公告裁罚基准，自明日零时起，入境旅客自越南违规携带猪肉产品入境遭查获，第1次违规将裁罚20万元，第2次就开罚100万元，外来人士遭罚20万元未能缴清罚款者移送移民署当场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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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卷宗失窃案结论离奇 人民网信 人民不信
来源:
法广
陕西千亿元矿权大案不但没有如舆论所期待的挖出徇私枉法、地方勾结中央高官的黑手，倒是把揭露这一案子的王林清法官定为“监守自盗”，电视名人崔永元也有“共犯嫌疑”。悲剧英雄突然成了横路敬二！但翻阅网络，对于中共中央联合调查组的结论，评论很残酷！
北京学者荣剑评论，“真的是掉进塔西陀陷阱里，你说什么都没用，除了人民网信，人民不信！”
刘律师网文写到：“从昨天消息发布到现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居然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调查结论是真的，不但不相信，还唠唠叨叨，品头论足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信号…事实上，‘王林清案’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已经不重要了，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是，今天，人们对国家公信力的无视到了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程度，到底是谁的悲哀呢？！”
尽管最高法的‘人民法院报’发评论称：“从社会舆论的反应看，人民群众对这一权威结论是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面对舆论的一片反弹，这一说法更像是自打嘴巴。
这件事情的荒唐性质网友这样概括：“王林清想出名想疯了，自己窃取了卷宗，生怕别人不知道，还主动找上级领导去调查监控。上级领导为了保护他，故意让监控坏了，可是，王林清并不领情，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意。王林清并没有死心，他又找到了网红崔永元，让崔永元把案宗丢失一事告诉了全国人民，生怕全国人民不知道是他偷了案宗”。
律师张海：“王林清这个贼！满天下不知道你是贼的时候你到处喊，还找小崔帮你喊，现在好了让党给你办了，你这个贼套路真好请奇啊？贼喊捉贼是在事情败露时，你倒好，几年前的事你自己先抖搂出来了，有才！”
法学家贺卫方23日网络表示：“现在知道了，最高法院之上还有更高法院”。
微信广泛传播的一篇网文质问：“中央政法委的结论是事实结论？法律结论？还是政治结论？若事实结论，则未经审核，若法律结论，则其无权作出，若政治结论，则会导致一个与依法治国相矛盾的结果，即政治判断高于法律判断，政治可以替代法律。如此结论一出，公检法又可都砸烂矣”。作者还指出：“这本是一场司法危机，最高法完全有法律依据转危为机，转危为安，但中政委的联合调查组一介入，即等于把司法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中政委的结论如果被公众接受，则人们以后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而会转为相信政治机关，若公众对结论不接受，则司法危机直接会衍变为政治危机。塔西陀陷阱由此形成。”
一篇题为‘致联合调查组：王林清认罪后的十个疑问’被迅速屏蔽但是流传开来，作者首先对中共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联合组成的调查结论发出质疑：质问这些机构“是否有权认定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恰当’的，还是‘不当’的，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还是‘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的？如果有权，那么是不是在宪法规定的最高审判机关之上，又多出了一层更高审判机关？如果无权，那么这么下结论是否违宪？”
让王林清上央视“电视认罪”也引发许多质疑，有网民问：“根据中国‘刑法’第50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电视认罪’不仅不能证明王法官有罪，反而是联合调查组违反上述原则的证明。通过电视，羞辱的是中国司法体系。”
旅美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让王林清上央视自证其罪，是公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预，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颠倒黑白，并不可信。
现在，舆论怀疑越来越深，不光是怀疑“包括周强在内的最高法院很多人不正当的干涉”，更在追问“还有人保他”，“上面斗争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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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陕西千亿元矿权大案不但没有如舆论所期待的挖出徇私枉法、地方勾结中央高官的黑手，倒是把揭露这一案子的王林清法官定为“监守自盗”，电视名人崔永元也有“共犯嫌疑”。悲剧英雄突然成了横路敬二！但翻阅网络，对于中共中央联合调查组的结论，评论很残酷！
北京学者荣剑评论，“真的是掉进塔西陀陷阱里，你说什么都没用，除了人民网信，人民不信！”
刘律师网文写到：“从昨天消息发布到现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居然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调查结论是真的，不但不相信，还唠唠叨叨，品头论足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信号…事实上，‘王林清案’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已经不重要了，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是，今天，人们对国家公信力的无视到了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程度，到底是谁的悲哀呢？！”
尽管最高法的‘人民法院报’发评论称：“从社会舆论的反应看，人民群众对这一权威结论是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面对舆论的一片反弹，这一说法更像是自打嘴巴。
这件事情的荒唐性质网友这样概括：“王林清想出名想疯了，自己窃取了卷宗，生怕别人不知道，还主动找上级领导去调查监控。上级领导为了保护他，故意让监控坏了，可是，王林清并不领情，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意。王林清并没有死心，他又找到了网红崔永元，让崔永元把案宗丢失一事告诉了全国人民，生怕全国人民不知道是他偷了案宗”。
律师张海：“王林清这个贼！满天下不知道你是贼的时候你到处喊，还找小崔帮你喊，现在好了让党给你办了，你这个贼套路真好请奇啊？贼喊捉贼是在事情败露时，你倒好，几年前的事你自己先抖搂出来了，有才！”
法学家贺卫方23日网络表示：“现在知道了，最高法院之上还有更高法院”。
微信广泛传播的一篇网文质问：“中央政法委的结论是事实结论？法律结论？还是政治结论？若事实结论，则未经审核，若法律结论，则其无权作出，若政治结论，则会导致一个与依法治国相矛盾的结果，即政治判断高于法律判断，政治可以替代法律。如此结论一出，公检法又可都砸烂矣”。作者还指出：“这本是一场司法危机，最高法完全有法律依据转危为机，转危为安，但中政委的联合调查组一介入，即等于把司法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中政委的结论如果被公众接受，则人们以后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而会转为相信政治机关，若公众对结论不接受，则司法危机直接会衍变为政治危机。塔西陀陷阱由此形成。”
一篇题为‘致联合调查组：王林清认罪后的十个疑问’被迅速屏蔽但是流传开来，作者首先对中共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联合组成的调查结论发出质疑：质问这些机构“是否有权认定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恰当’的，还是‘不当’的，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还是‘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的？如果有权，那么是不是在宪法规定的最高审判机关之上，又多出了一层更高审判机关？如果无权，那么这么下结论是否违宪？”
让王林清上央视“电视认罪”也引发许多质疑，有网民问：“根据中国‘刑法’第50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电视认罪’不仅不能证明王法官有罪，反而是联合调查组违反上述原则的证明。通过电视，羞辱的是中国司法体系。”
旅美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让王林清上央视自证其罪，是公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预，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颠倒黑白，并不可信。
现在，舆论怀疑越来越深，不光是怀疑“包括周强在内的最高法院很多人不正当的干涉”，更在追问“还有人保他”，“上面斗争很尖锐”。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6%9C%80%E9%AB%98%E6%B3%95%E5%8D%B7%E5%AE%97%E5%A4%B1%E7%AA%83%E6%A1%88%E7%BB%93%E8%AE%BA%E7%A6%BB%E5%A5%87%7C%E4%BA%BA%E6%B0%91%E7%BD%91%E4%BF%A1%7C%E4%BA%BA%E6%B0%91%E4%B8%8D%E4%BF%A1.html
【立場新聞】黎恩灝：令人憂慮的憲政新秩序
特首最近在一個頒獎禮演講，指部分香港市民「不能完全理解憲制新秩序」，故對她有負面看法，但她為維護一國兩制及香港長治久安，「恐怕難有妥協空間」。
特首已不是第一次提出「憲制新秩序」。在 201[9] 年初，當她回應大律師公會批評「一地兩檢」違法時，她已暗批「有些人到今天仍不肯接受香港的新憲制秩序」。
這個憲制新秩序是指什麼呢？特首在同一場合，引述三件與憲制有關的爭議，包括就國歌法立法、取消支持港獨人士的參選資格和取締香港民族黨。
國歌法立法，除了是用來維護政權的面子，也是藉刑事化「侮辱」國歌，用來阻嚇欲市民，面對嚴刑竣法，增加表達政治異見的成本。
選舉主任近年積極搜查提倡本土、港獨市民過去公開和網上言行，用作取消參選資格的理由，令參選公職加上一道新門檻，就是政治主張不能踰矩，超過政權當下的紅線，就無法參與政治選舉。
至於當局引用主權移交後經臨時立法會通過的《社團條例》，指以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為由取締香港民族黨，同樣將宣揚政治異見的組織，以法為名禁止其運作，視為非法社團。
三件事例，背後的邏輯相當一致：當市民以言語或行動公開表達政權不能接受的政治信念、觀點、立場時，政權就能用盡法規，以國安為名，剝奪市民的政治權利，或將市民的表達行為刑事化，做到「依法辦事」。今日的「紅線」是港獨、自決；明日的紅線，由政權明日決定。
當這種刑事化政治異見的邏輯得行其道時，就連教育界也受影響。幾年前的「佔中」論爭，官方多番強調佔領行動違法，學生犯法必定影響前途云云。驟聽之下，幾與呼籲市民毋搶劫吸毒一般。年多前大學校園懸掛「香港獨立」橫額或在民主牆貼上有關標語，引起校方、學生和社會輿論的角力。校方強調「港獨」違法，將表達主張也視為違法，甚至有院校以「保護學生」為由將相關標語移除。這些事例，反映當局逐漸將表達異見和行使政治權利以刑事犯罪的層次來看待。
這個「憲制新秩序」，也暗示一國大於兩制。2016 年的人大釋法，變相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演變為法庭「依法」撤銷已當選議員資格。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不服法庭判決上訴，至上周高等法院上訴庭頒下判詞，駁回梁的上訴，判詞以往多宗案例已訂明，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效力不容香港法院挑戰，並對所有香港法院具約束力。全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除了可以追溯到《基本法》實施的日期，更能成為比終審法院更「終審」的機關。畢竟，1999 年的居港權案，政府提請人大釋法，令終審法院不能不改變判決。一國大於兩制的理論基礎，可見於 2014 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法官和司法人員都要是愛國者，要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變相向司法機關加諸以一國為本的政治任務，衝擊司法人員、法律專業和市民大眾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理解。
這種「封殺政治異見」和「一國大於一切」的「憲制新秩序」，不止是法令條文，更是一種法律意識型態和文化，增加了政權的權威，削減了市民的個人權利。在中國大陸，可說是常態。國內維權律師和維權人被當局抓捕，可以長年拘禁而不進行審訊；對維權者的控罪，往往是顛覆國家政權、尋釁滋事；當局對待民間社會、知識分子和異見人士，也動輒以國家安全為名，運用各種法規去打壓、收編。執行法規以外，中國的法律意識形態，亦與香港長年信守的法治、人權觀相背。早前，國內「求是網」刊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部分講話，提及要「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那麼，特首所指的「憲制新秩序」，是否呼應這套「與中國大陸接軌」的秩序呢？
也許會有讀者反駁：在八十年代前的港英管治時期，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不也是被殖民政府剝奪？的確，英殖政權與今日政權對待政治異見和公民權利的手法，或曾相差無幾；但時代進步，香港經歷局部民主化、實施《人權法》、《基本法》、主權移交，對法治、自由、民主、保障人權、司法獨立的期望有所增長是自然的事。如果政權要透過法令法規和意識形態渲染令香港的核心價值褪色，也必然激起市民大眾、公民社會和法律專業的反感和抵抗。
上星期，保安局提出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容許一次性個案方式適用於香港與任何未與其訂有 長期安排的地方，改變現時明文修例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規定。當局強調修例是緣起一宗不幸的跨境殺人案，但民主派議員憂慮條例打開缺口，令港人能被「名正言順」引渡到缺乏公平審訊、刑事化表達異見和打壓維權的中國大陸受審，確實不無道理。倘若港中兩地的法制、法律文化和意識型態逐步接軌，甚至溶為一體，這種「憲制新秩序」只會令香港市民更憂慮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前景。
原刊於 《明報》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2/764.html
特首已不是第一次提出「憲制新秩序」。在 201[9] 年初，當她回應大律師公會批評「一地兩檢」違法時，她已暗批「有些人到今天仍不肯接受香港的新憲制秩序」。
這個憲制新秩序是指什麼呢？特首在同一場合，引述三件與憲制有關的爭議，包括就國歌法立法、取消支持港獨人士的參選資格和取締香港民族黨。
國歌法立法，除了是用來維護政權的面子，也是藉刑事化「侮辱」國歌，用來阻嚇欲市民，面對嚴刑竣法，增加表達政治異見的成本。
選舉主任近年積極搜查提倡本土、港獨市民過去公開和網上言行，用作取消參選資格的理由，令參選公職加上一道新門檻，就是政治主張不能踰矩，超過政權當下的紅線，就無法參與政治選舉。
至於當局引用主權移交後經臨時立法會通過的《社團條例》，指以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為由取締香港民族黨，同樣將宣揚政治異見的組織，以法為名禁止其運作，視為非法社團。
三件事例，背後的邏輯相當一致：當市民以言語或行動公開表達政權不能接受的政治信念、觀點、立場時，政權就能用盡法規，以國安為名，剝奪市民的政治權利，或將市民的表達行為刑事化，做到「依法辦事」。今日的「紅線」是港獨、自決；明日的紅線，由政權明日決定。
當這種刑事化政治異見的邏輯得行其道時，就連教育界也受影響。幾年前的「佔中」論爭，官方多番強調佔領行動違法，學生犯法必定影響前途云云。驟聽之下，幾與呼籲市民毋搶劫吸毒一般。年多前大學校園懸掛「香港獨立」橫額或在民主牆貼上有關標語，引起校方、學生和社會輿論的角力。校方強調「港獨」違法，將表達主張也視為違法，甚至有院校以「保護學生」為由將相關標語移除。這些事例，反映當局逐漸將表達異見和行使政治權利以刑事犯罪的層次來看待。
這個「憲制新秩序」，也暗示一國大於兩制。2016 年的人大釋法，變相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演變為法庭「依法」撤銷已當選議員資格。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不服法庭判決上訴，至上周高等法院上訴庭頒下判詞，駁回梁的上訴，判詞以往多宗案例已訂明，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效力不容香港法院挑戰，並對所有香港法院具約束力。全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除了可以追溯到《基本法》實施的日期，更能成為比終審法院更「終審」的機關。畢竟，1999 年的居港權案，政府提請人大釋法，令終審法院不能不改變判決。一國大於兩制的理論基礎，可見於 2014 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法官和司法人員都要是愛國者，要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變相向司法機關加諸以一國為本的政治任務，衝擊司法人員、法律專業和市民大眾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理解。
這種「封殺政治異見」和「一國大於一切」的「憲制新秩序」，不止是法令條文，更是一種法律意識型態和文化，增加了政權的權威，削減了市民的個人權利。在中國大陸，可說是常態。國內維權律師和維權人被當局抓捕，可以長年拘禁而不進行審訊；對維權者的控罪，往往是顛覆國家政權、尋釁滋事；當局對待民間社會、知識分子和異見人士，也動輒以國家安全為名，運用各種法規去打壓、收編。執行法規以外，中國的法律意識形態，亦與香港長年信守的法治、人權觀相背。早前，國內「求是網」刊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部分講話，提及要「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那麼，特首所指的「憲制新秩序」，是否呼應這套「與中國大陸接軌」的秩序呢？
也許會有讀者反駁：在八十年代前的港英管治時期，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不也是被殖民政府剝奪？的確，英殖政權與今日政權對待政治異見和公民權利的手法，或曾相差無幾；但時代進步，香港經歷局部民主化、實施《人權法》、《基本法》、主權移交，對法治、自由、民主、保障人權、司法獨立的期望有所增長是自然的事。如果政權要透過法令法規和意識形態渲染令香港的核心價值褪色，也必然激起市民大眾、公民社會和法律專業的反感和抵抗。
上星期，保安局提出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容許一次性個案方式適用於香港與任何未與其訂有 長期安排的地方，改變現時明文修例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規定。當局強調修例是緣起一宗不幸的跨境殺人案，但民主派議員憂慮條例打開缺口，令港人能被「名正言順」引渡到缺乏公平審訊、刑事化表達異見和打壓維權的中國大陸受審，確實不無道理。倘若港中兩地的法制、法律文化和意識型態逐步接軌，甚至溶為一體，這種「憲制新秩序」只會令香港市民更憂慮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前景。
原刊於 《明報》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2/764.html
中共统战部掌控民族、宗教事务大权对西藏的影响
【藏人谈西藏】
藏历新的一年开始了，所有的藏人都在祝福和祈愿新的一年里更加美好，期待西藏问题解决，流亡的藏人回家，内外藏人团聚—结束六十年的流亡生活。
合成图片取自网络
中共一手遮天西藏问题的解决，以及对西藏境内的政策，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施压等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能左右关系中共利益的事件，因此，在观察中共对藏政策的发展趋势和西藏问题的未来必须从中共整体的变化，特别对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策略变化观察至关重要。
2018年很多藏人、境外藏人媒体和研究者更多关注2018年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因为该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提出，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删去了这一款规定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内容。外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共统治者倒退的重大表现，因为这对中共统治者提供了终身制、或无限期执政的机会。不过本人更关注中共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并在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随着习近平集权一身的登峰造极，中国共产党的霸权也疯狂起舞。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涉及到西藏的三个原国务院下属部门归入中共中央统战部，其中涉及宗教、民族和侨务统战。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北京3月21日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下对“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其中，（十三）、（十四）涉及民族、宗教事务。这一改《革方案》把中国的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和侨务事务统统归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因此，中共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由统战部领导策划、实施。
《改革方案》：“（十三）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民族工作放在统战工作大局下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更好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更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调整后，中央统战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研究拟订民族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分工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工作，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依法管理民族事务，全面促进民族事业发展等。”
这是很多关注西藏问题的人感到不安，中共统战部是集特务、笼络、收买和欺诈于一体的部门。而且，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统战部是一个吃民族分裂饭、发民族分裂财，升民族分裂官的庞大利益集团，其代表人物曾有朱维群、斯塔之辈。让这样的部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研究拟订民族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分工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真乃中共统治下各民族的灾难。因为，如果真正面对各民族的问题，实事求是解决了民族问题就断了统战部吃饭、发财和升官之路，而统战部真正意义上解决民众问题无所作为的事实从这么多年搞统战最后中共统治下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得以证明。再将民族事务大权交给统战部领导等于增添了另外一道发财升官之路，遭殃的是各民族人民。
西藏与中共统战部接触已七十年，特别从1980年开始与中共统战部打交道，藏人的总结是统战部是欺骗、笼络、收买、挑拨、不讲道理、说话不算数、无赖和狡诈，以及特务工最为擅长，因此，中共决定把民族事务交由统战部领导是中共统治下各民族推向了灾难。
中共统战部接管民族问题之后的恶果已经凸现，在东突的百万人关押的教育营、迫害东突知识分子，以及关押者被分流到中国各地免费为中国公司做苦工。强迫东突人民吃猪肉、干部驻家庭—–等等一个真正领导民族事务的部门是绝对不会做这样卑鄙、甚至纳粹式残害。
在西藏统战部领导民族问题的“成果”也经浮出水面，如，2018年12月25日由《中共囊谦县委统战部紧急通知》严禁各寺院在学校寒假期间，为学生举办藏语文补习班，违者将受到惩罚。对此，人权观察组织2019年1月30日发布声明对这份禁令提出谴责，并指出这种由僧侣在寒暑假期举办的藏语文课堂在藏地非常受欢迎，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公立学校中藏语文教育状况的退步。
另外，西藏山南泽当地区的学校也要求父母禁止孩子在假期参加补习班。
中共从禁止学生以及家长参加宗教活动再进一步禁止寺院在寒假期间举办藏文补习班，一个正常的民族事务部门、教育部门应该提倡鼓励和嘉奖在假期中自愿、免费地为学生提供民族语言文字教育，为发展民族文化做出贡献的寺院和个人，但是，中共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禁令和威胁，从而反映了统战部领导民族事务的真实写照。严重的妖魔化寺院举办的藏语文补习班“形容为“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命令各地官员党员视其为“危险”、“有害”性质，并予以阻止。”
《改革方案》决定把国务院下属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外，还把原属国务院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
《改革方案》：“（十四）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为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统筹统战和宗教等资源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家宗教事务局牌子。”
“调整后，中央统战部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研究拟订宗教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协调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务，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事务局。”
上面谈到中共统战部的本质和所作所为证明其对民族事务的领导和管理是中共统治下各民族将推向灾难的深渊。另外，中共还让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这何况又不是宗教界的悲哀？过去由于统战部介入宗教事务对各宗教的打压、监控和分化等非常严重，统战部对宗教界最毒辣的手段是宗教人士的逆向淘汰。
中国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在他的《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一文中指出：“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政权工具的僧团领袖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同时大棒始终举在头顶；而对私利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予各种好处，塞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任职，对其活动开放绿灯，提供资源，让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因此，如今统战部更可以公开地，不受其他部门干预地在各宗教团体中进行分化，打压坚持宗教原则者，对践踏宗教原则者进行大力扶，造成各宗教内部无法统一和团结，在各宗教中扶植大量的红色宗教人士，并利用红色宗教人士欺压坚持宗教原则的正统宗教人士和团体。
中共再给统战部“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研究拟订宗教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协调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务”的权力。怎么不是中共统治下各宗教灭顶之灾？
如，2018年7月10日，西藏石渠县石渠寺的200名年轻僧人强制驱逐出寺院，并送入国家设立的学校，禁止从此穿戴僧服。这些僧人大部分在寺院学习多年，并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们被强制驱逐出寺院送人学校，断送了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再从头开始。这不尽严重践踏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严重践踏了他们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在东突更是强迫信教民众吃猪肉、强制破斋戒、禁止参加礼拜—-
总之，中共统战部掌控中国民族和宗教事务大权，对于中共统治下的各民族是灾难，对各宗教更是严重的威胁。从这一角度透视中共对藏政策，以及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得不承认前景非常渺茫，因为，统战部掌控着“研究拟订民族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研究拟订宗教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协调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务”，因此，统战部掌控了对西藏境内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绝对权力，而随着统战部这个利益集团的权力膨胀，激化西藏境内矛盾和打压宗教，曲解和大肆宣传西藏分裂获取暴利是比可避免的，相反改善了西藏政策和解决了西藏问题等于断了统战利益集团的暴利，这是统战利益集团最不想看到的。
因此，研究西藏问题前景和中共政策发展趋势，以及规划流亡藏人争取西藏自由策略时一定重视中共调整民族和宗教事务部门的目的，且让中共统战部一手掌控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利害关系非常重要。
from 天葬臺 https://sangjey.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html
藏历新的一年开始了，所有的藏人都在祝福和祈愿新的一年里更加美好，期待西藏问题解决，流亡的藏人回家，内外藏人团聚—结束六十年的流亡生活。
合成图片取自网络中共一手遮天西藏问题的解决，以及对西藏境内的政策，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施压等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能左右关系中共利益的事件，因此，在观察中共对藏政策的发展趋势和西藏问题的未来必须从中共整体的变化，特别对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策略变化观察至关重要。
2018年很多藏人、境外藏人媒体和研究者更多关注2018年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因为该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提出，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删去了这一款规定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内容。外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共统治者倒退的重大表现，因为这对中共统治者提供了终身制、或无限期执政的机会。不过本人更关注中共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并在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随着习近平集权一身的登峰造极，中国共产党的霸权也疯狂起舞。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涉及到西藏的三个原国务院下属部门归入中共中央统战部，其中涉及宗教、民族和侨务统战。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北京3月21日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下对“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其中，（十三）、（十四）涉及民族、宗教事务。这一改《革方案》把中国的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和侨务事务统统归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因此，中共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由统战部领导策划、实施。
《改革方案》：“（十三）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民族工作放在统战工作大局下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更好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更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调整后，中央统战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研究拟订民族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分工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工作，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依法管理民族事务，全面促进民族事业发展等。”
这是很多关注西藏问题的人感到不安，中共统战部是集特务、笼络、收买和欺诈于一体的部门。而且，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统战部是一个吃民族分裂饭、发民族分裂财，升民族分裂官的庞大利益集团，其代表人物曾有朱维群、斯塔之辈。让这样的部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研究拟订民族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分工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真乃中共统治下各民族的灾难。因为，如果真正面对各民族的问题，实事求是解决了民族问题就断了统战部吃饭、发财和升官之路，而统战部真正意义上解决民众问题无所作为的事实从这么多年搞统战最后中共统治下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得以证明。再将民族事务大权交给统战部领导等于增添了另外一道发财升官之路，遭殃的是各民族人民。
西藏与中共统战部接触已七十年，特别从1980年开始与中共统战部打交道，藏人的总结是统战部是欺骗、笼络、收买、挑拨、不讲道理、说话不算数、无赖和狡诈，以及特务工最为擅长，因此，中共决定把民族事务交由统战部领导是中共统治下各民族推向了灾难。
中共统战部接管民族问题之后的恶果已经凸现，在东突的百万人关押的教育营、迫害东突知识分子，以及关押者被分流到中国各地免费为中国公司做苦工。强迫东突人民吃猪肉、干部驻家庭—–等等一个真正领导民族事务的部门是绝对不会做这样卑鄙、甚至纳粹式残害。
在西藏统战部领导民族问题的“成果”也经浮出水面，如，2018年12月25日由《中共囊谦县委统战部紧急通知》严禁各寺院在学校寒假期间，为学生举办藏语文补习班，违者将受到惩罚。对此，人权观察组织2019年1月30日发布声明对这份禁令提出谴责，并指出这种由僧侣在寒暑假期举办的藏语文课堂在藏地非常受欢迎，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公立学校中藏语文教育状况的退步。
另外，西藏山南泽当地区的学校也要求父母禁止孩子在假期参加补习班。
中共从禁止学生以及家长参加宗教活动再进一步禁止寺院在寒假期间举办藏文补习班，一个正常的民族事务部门、教育部门应该提倡鼓励和嘉奖在假期中自愿、免费地为学生提供民族语言文字教育，为发展民族文化做出贡献的寺院和个人，但是，中共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禁令和威胁，从而反映了统战部领导民族事务的真实写照。严重的妖魔化寺院举办的藏语文补习班“形容为“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命令各地官员党员视其为“危险”、“有害”性质，并予以阻止。”
《改革方案》决定把国务院下属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外，还把原属国务院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
《改革方案》：“（十四）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为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统筹统战和宗教等资源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家宗教事务局牌子。”
“调整后，中央统战部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研究拟订宗教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协调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务，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事务局。”
上面谈到中共统战部的本质和所作所为证明其对民族事务的领导和管理是中共统治下各民族将推向灾难的深渊。另外，中共还让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这何况又不是宗教界的悲哀？过去由于统战部介入宗教事务对各宗教的打压、监控和分化等非常严重，统战部对宗教界最毒辣的手段是宗教人士的逆向淘汰。
中国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在他的《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一文中指出：“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政权工具的僧团领袖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同时大棒始终举在头顶；而对私利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予各种好处，塞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任职，对其活动开放绿灯，提供资源，让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因此，如今统战部更可以公开地，不受其他部门干预地在各宗教团体中进行分化，打压坚持宗教原则者，对践踏宗教原则者进行大力扶，造成各宗教内部无法统一和团结，在各宗教中扶植大量的红色宗教人士，并利用红色宗教人士欺压坚持宗教原则的正统宗教人士和团体。
中共再给统战部“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研究拟订宗教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协调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务”的权力。怎么不是中共统治下各宗教灭顶之灾？
如，2018年7月10日，西藏石渠县石渠寺的200名年轻僧人强制驱逐出寺院，并送入国家设立的学校，禁止从此穿戴僧服。这些僧人大部分在寺院学习多年，并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们被强制驱逐出寺院送人学校，断送了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再从头开始。这不尽严重践踏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严重践踏了他们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在东突更是强迫信教民众吃猪肉、强制破斋戒、禁止参加礼拜—-
总之，中共统战部掌控中国民族和宗教事务大权，对于中共统治下的各民族是灾难，对各宗教更是严重的威胁。从这一角度透视中共对藏政策，以及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得不承认前景非常渺茫，因为，统战部掌控着“研究拟订民族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研究拟订宗教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协调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务”，因此，统战部掌控了对西藏境内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绝对权力，而随着统战部这个利益集团的权力膨胀，激化西藏境内矛盾和打压宗教，曲解和大肆宣传西藏分裂获取暴利是比可避免的，相反改善了西藏政策和解决了西藏问题等于断了统战利益集团的暴利，这是统战利益集团最不想看到的。
因此，研究西藏问题前景和中共政策发展趋势，以及规划流亡藏人争取西藏自由策略时一定重视中共调整民族和宗教事务部门的目的，且让中共统战部一手掌控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利害关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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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台湾打什么牌？
来源:
德国之声
有评论认为，中美贸易战两强相争之际，台湾不必担心被利用，而是要打好自己的牌。另有评论认为，允许第三方介入的两岸和平协议是一个值得考虑到选项。
台湾《上报》发表评论《在大国政治中被利用，表示你有牌可打》，作者卢斯达说，美国人见中国人透过联合国、欧盟、华为、千人计划（培育专业人员在外偷取各领域机密）之类的线路，试图颠覆20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包括全球的行贿、由移民到留学生都参与的间谍、国家补贴的市场扰乱行为、收买其他国家的官员还有传媒和学者……令他们感到自己的统治甚至生活方式正遭受入侵，这就不只是赚钱多和少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经常提的，美国被中国占很多便宜的问题。
文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人会说，在两强冲突的时候，小国要小心别被利用。其实被利用代表你有能力，你没用处才没人利用。被利用，有得入场，才有牌打。被利用的有得打牌，好过自己完全在局外，之后被单方面知会结果，然后接受“战后安排”。
不妨细思“和平协议”？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就要配套建立非军事区》，作者王宗伟认为，有学者专家就两岸和平协议议题的实体内容为何，愿意问难讨论，应该是一件对台湾朝野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毕竟1979年以降中共的单方宣布停火就这样过了40年，在国际法上的习惯应该由双方建立共识，以一份都能接受的法律性文件结束这个战争状态，确定嗣后双方权利义务，这是绝对没有疑义的正常作法。
文章说，“和平协议”的实质内容，韩战停战协议上出现的文本是确立一条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退一段距离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非军事区成立以后当然要成立一个双方甚至多方共同管理的共同警备区管理委员会作为主管机关，处理区内行政问题与解决双方争议。这个问题最敏感之处在于‘和平协议’执行的保障与争端解决机制可否容许中立第三方加入？中方历来都以国家主权问题坚拒，而为台湾所不能接受，所以因此窒碍难行至今。不过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据理力争的方案，因为中共本身在国共内战前夕，就接受过美国介入的军事调处。
假如中国设定5G标准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当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生存威胁》，作者戴维•布鲁克斯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似乎总体上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当然，北京违反了贸易协定，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但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成本，扩大了全球的繁荣。但是现在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首先，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实行自由化，反而变得更具侵略性和压制性。其次，中国人已经改变了经济重心，以便让他们的经济可以直接取代我们的。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旨在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主导航空、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
第三，中国政府正试图夺取新科技经济的控制中心。如果中国能够为5G通信设定标准，主导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那么它将能以我们无法企及的方式书写规则，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第四，中国构成的挑战不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道德和知识的问题。这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文章说，“我们曾经以为中国会民主化。错。我们曾经以为它的政权会自由化。错。我们曾经以为中国人民会站起来，加入自由民主的世界。错。”
“文革”：革命领袖要掌握方向
为了纪念新近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香港《端传媒》重刊《专访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文革是毛对自己和中共体制的颠覆吗》。马若德在访谈中说，“我认为‘文革’的起源应该归结于两件事：毛泽东本人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自视的历史地位。作为革命领袖，他希望继续掌握方向，他知道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苏联的五年计划模式发展，他会无所事事。更为重要的是，他预见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革命的势头会逐渐瓦解而最后消亡。他批评苏联背弃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在谈到共产党试图影响香港和台湾的政治局势时，马若德说，“我认为中国现领导层希望香港变得不那么像过去的香港，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担心中国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香港显然影响了邻近的广东。广东省是中国的重要省份，它可以继而影响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对香港人来说，大约自天安门事件以来的这些年间，很重要的是，他们要为自己站起来。未来香港的特首们也会发现：香港人可以为自己挺身而出。”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4%B8%AD%E7%BE%8E%E8%B4%B8%E6%98%93%E6%88%98%EF%BC%8C%E5%8F%B0%E6%B9%BE%E6%89%93%E4%BB%80%E4%B9%88%E7%89%8C%EF%BC%9F.html
德国之声
有评论认为，中美贸易战两强相争之际，台湾不必担心被利用，而是要打好自己的牌。另有评论认为，允许第三方介入的两岸和平协议是一个值得考虑到选项。
台湾《上报》发表评论《在大国政治中被利用，表示你有牌可打》，作者卢斯达说，美国人见中国人透过联合国、欧盟、华为、千人计划（培育专业人员在外偷取各领域机密）之类的线路，试图颠覆20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包括全球的行贿、由移民到留学生都参与的间谍、国家补贴的市场扰乱行为、收买其他国家的官员还有传媒和学者……令他们感到自己的统治甚至生活方式正遭受入侵，这就不只是赚钱多和少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经常提的，美国被中国占很多便宜的问题。
文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人会说，在两强冲突的时候，小国要小心别被利用。其实被利用代表你有能力，你没用处才没人利用。被利用，有得入场，才有牌打。被利用的有得打牌，好过自己完全在局外，之后被单方面知会结果，然后接受“战后安排”。
不妨细思“和平协议”？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就要配套建立非军事区》，作者王宗伟认为，有学者专家就两岸和平协议议题的实体内容为何，愿意问难讨论，应该是一件对台湾朝野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毕竟1979年以降中共的单方宣布停火就这样过了40年，在国际法上的习惯应该由双方建立共识，以一份都能接受的法律性文件结束这个战争状态，确定嗣后双方权利义务，这是绝对没有疑义的正常作法。
文章说，“和平协议”的实质内容，韩战停战协议上出现的文本是确立一条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退一段距离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非军事区成立以后当然要成立一个双方甚至多方共同管理的共同警备区管理委员会作为主管机关，处理区内行政问题与解决双方争议。这个问题最敏感之处在于‘和平协议’执行的保障与争端解决机制可否容许中立第三方加入？中方历来都以国家主权问题坚拒，而为台湾所不能接受，所以因此窒碍难行至今。不过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据理力争的方案，因为中共本身在国共内战前夕，就接受过美国介入的军事调处。
假如中国设定5G标准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当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生存威胁》，作者戴维•布鲁克斯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似乎总体上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当然，北京违反了贸易协定，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但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成本，扩大了全球的繁荣。但是现在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首先，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实行自由化，反而变得更具侵略性和压制性。其次，中国人已经改变了经济重心，以便让他们的经济可以直接取代我们的。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旨在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主导航空、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
第三，中国政府正试图夺取新科技经济的控制中心。如果中国能够为5G通信设定标准，主导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那么它将能以我们无法企及的方式书写规则，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第四，中国构成的挑战不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道德和知识的问题。这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文章说，“我们曾经以为中国会民主化。错。我们曾经以为它的政权会自由化。错。我们曾经以为中国人民会站起来，加入自由民主的世界。错。”
“文革”：革命领袖要掌握方向
为了纪念新近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香港《端传媒》重刊《专访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文革是毛对自己和中共体制的颠覆吗》。马若德在访谈中说，“我认为‘文革’的起源应该归结于两件事：毛泽东本人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自视的历史地位。作为革命领袖，他希望继续掌握方向，他知道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苏联的五年计划模式发展，他会无所事事。更为重要的是，他预见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革命的势头会逐渐瓦解而最后消亡。他批评苏联背弃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在谈到共产党试图影响香港和台湾的政治局势时，马若德说，“我认为中国现领导层希望香港变得不那么像过去的香港，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担心中国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香港显然影响了邻近的广东。广东省是中国的重要省份，它可以继而影响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对香港人来说，大约自天安门事件以来的这些年间，很重要的是，他们要为自己站起来。未来香港的特首们也会发现：香港人可以为自己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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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用和滥用的“话语权”
来源:
苹果日报
你有没有听过安阳师范学院？就算你本来不知道，只要你常常观察大陆的网络舆论，最近大概也知道这间学校的威风了，因为有人说它原来比哈佛大学还要厉害。
在《论安阳师范学院强于哈佛大学》这篇在知识圈里传得很广的文章当中，作者分别从学校的历史之悠远，占地规模之广大，学生人数以及研究科所之单位众多等好几个方面提出论证，说明安阳师范学院为什么比哈佛大学还要好。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了两个非常特别的观点。第一，是“安阳师范学院是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立大学，哈佛大学是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私立大学，两种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安阳师范学院地位必然高于哈佛大学，这是谁也无法抹杀的”。第二，“两个学校不同的校训预示了两个学校未来的命运。安阳师范学院的校训是‘勤奋创新，为人师表’，读起来朗朗上口，一种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优越感。而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哈，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搞笑的这篇文章，据说是“安阳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现场所有审核老师都起立鼓掌，并且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但是安阳师范学院很快就发表澄清声明，谴责这是一条完全虚构的消息，并将保留以法律追究原作者侵害学校名誉的权利。那么这篇东西的原作者到底是谁呢？有人查证，发现它是早在2006年就在网络论坛上流传的一段帖子。那阵子，其实还有不少人仿照这篇文章的风格，写出了《论江西财经大学强于哈佛大学的理由》、《浙江工业大学远远强于哈佛大学》等大量胡闹的东西。而这些文章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竟然全部重新浮出水面，传来传去，又火了一把。为什么十几年前一批讽刺当时大陆高等教育界的网络帖子能够轮回翻生？除了是它们所讽刺的现象依然存在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且看在这批文章当中不断被抄来抄去的这段话：“我们承认哈佛大学在世界上名气大于安阳师范学院，但这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媒体掌握着话语权，有意压制安阳师范学院的结果，我们相信通过全体校友在网络上的宣传，我们一定可以让世界人民认识并喜欢安阳师范学院”。这段话你听了是不是觉得十分熟悉？因为它的逻辑是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遇到的。中国的经济模式有问题吗？它真的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吗？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是因为你已经被西方人的价值观和媒体宣传洗了脑，失去了对我们国家独特经济道路的自信。接下来，我们该做的不是在学理和实际效果上检证哪一种经济模式更加优秀，而是加强我们的“话语权”，一方面对内向国民反洗脑，一方面加大资源对外宣传。如此持续下去，中国经济模式之优秀，自然会成为举世人民的共识。所以大家对我们的经济道路要有自信。不仅如此，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面，我们也都该依照同样的推理模式，培育出类似的自信心。难怪有在大学教书的朋友，看了这批重新出土的文章之后，笑称自己也忽然有了“第五种自信”。
上面这种逻辑的关键词当然是“话语权”，现在重看十三年前那堆笑话，我才赫然发现，原来“话语权”这个名词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十几年。但到底什么叫做“话语权”？它明显不是传统中文，但也无法简单对应任何一个西方学术名词。按照这三个字背后的思考理路，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它应该源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当中的“话语转向”，有点类似英文当中的“discursive power”。
果然，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的官方网页上，都能找到它的定义：“话语权本身是个外来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语词‘pouvoir du discours’。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就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话语权’一词，这里的‘权’即权力（pouvoir），与他‘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话语权’一词的本质。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即通过话语来获得权力，它与军事、经济等物质性权力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
我曾有好几年耽读福柯论著，没想到竟然在中国最权威的官方网站上面都能够看他的思想介绍，真是又惊又喜。但为什么国新办的官网上会这么诡异地登出一篇介绍福柯观点的文章呢？答案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面的这几段话：“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需要有战略性筹划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论上对国际话语权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则是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最为尖锐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领域。因此，政治话语权应该是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核心，其中学术话语权更是基础。新近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亚洲再平衡’等，都是与西方学界相关联，对来自西方的话语攻击和西方学界命题的挑战，中国也要注重从学术上予以回应，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赢得话语权。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基础性意义不容忽视”。
同样道理，近年“新清史”潮流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和疆土界定产生了一些冲击，所以连《人民日报》这样的报刊都忽然关注起非常硬核的学术研究，提出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于是连包含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争论，就全都和话语权的把握跟建构拉上关系。
好几年前，我还稍微认真地写过一些小东西，讨论“话语权”这个学术概念被移植到中国之后所产生的误用和滥用。但是现在我已经不会再那么认真地去看待这些东西了，对于越演越烈的话语权潮流的最佳回应，可能就是那批论证××大学强于哈佛大学的文章。“话语权”这个本来有点深涩的西方学术概念，能在中国这么大行其道，大概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很“后现代”的头脑沃土。例如每个大陆学生都学过一点的“辩证法”，就被简化推广成一种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的观看角度。你不能够总是说文革不好，因为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在关注文革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积极面。推而广之，就连纳粹德国，我们也都该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就像我们香港人很爱讲的一句废话。什么事情都只是“观点与角度”罢了。于是对于一件事物的判断（不管那个判断是真理的，道德的，还是审美的），就都不会有任何标准可言，纯粹依赖于你所处的位置和角度。在这种粗俗版本的辩证法基础上，加上实力的向度，自然就会得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话语权了：你有道理，就只是因为你有说话的权力，而且音量够大；真理只是实力的结果。
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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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你有没有听过安阳师范学院？就算你本来不知道，只要你常常观察大陆的网络舆论，最近大概也知道这间学校的威风了，因为有人说它原来比哈佛大学还要厉害。
在《论安阳师范学院强于哈佛大学》这篇在知识圈里传得很广的文章当中，作者分别从学校的历史之悠远，占地规模之广大，学生人数以及研究科所之单位众多等好几个方面提出论证，说明安阳师范学院为什么比哈佛大学还要好。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了两个非常特别的观点。第一，是“安阳师范学院是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立大学，哈佛大学是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私立大学，两种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安阳师范学院地位必然高于哈佛大学，这是谁也无法抹杀的”。第二，“两个学校不同的校训预示了两个学校未来的命运。安阳师范学院的校训是‘勤奋创新，为人师表’，读起来朗朗上口，一种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优越感。而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哈，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搞笑的这篇文章，据说是“安阳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现场所有审核老师都起立鼓掌，并且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但是安阳师范学院很快就发表澄清声明，谴责这是一条完全虚构的消息，并将保留以法律追究原作者侵害学校名誉的权利。那么这篇东西的原作者到底是谁呢？有人查证，发现它是早在2006年就在网络论坛上流传的一段帖子。那阵子，其实还有不少人仿照这篇文章的风格，写出了《论江西财经大学强于哈佛大学的理由》、《浙江工业大学远远强于哈佛大学》等大量胡闹的东西。而这些文章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竟然全部重新浮出水面，传来传去，又火了一把。为什么十几年前一批讽刺当时大陆高等教育界的网络帖子能够轮回翻生？除了是它们所讽刺的现象依然存在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且看在这批文章当中不断被抄来抄去的这段话：“我们承认哈佛大学在世界上名气大于安阳师范学院，但这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媒体掌握着话语权，有意压制安阳师范学院的结果，我们相信通过全体校友在网络上的宣传，我们一定可以让世界人民认识并喜欢安阳师范学院”。这段话你听了是不是觉得十分熟悉？因为它的逻辑是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遇到的。中国的经济模式有问题吗？它真的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吗？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是因为你已经被西方人的价值观和媒体宣传洗了脑，失去了对我们国家独特经济道路的自信。接下来，我们该做的不是在学理和实际效果上检证哪一种经济模式更加优秀，而是加强我们的“话语权”，一方面对内向国民反洗脑，一方面加大资源对外宣传。如此持续下去，中国经济模式之优秀，自然会成为举世人民的共识。所以大家对我们的经济道路要有自信。不仅如此，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面，我们也都该依照同样的推理模式，培育出类似的自信心。难怪有在大学教书的朋友，看了这批重新出土的文章之后，笑称自己也忽然有了“第五种自信”。
上面这种逻辑的关键词当然是“话语权”，现在重看十三年前那堆笑话，我才赫然发现，原来“话语权”这个名词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十几年。但到底什么叫做“话语权”？它明显不是传统中文，但也无法简单对应任何一个西方学术名词。按照这三个字背后的思考理路，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它应该源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当中的“话语转向”，有点类似英文当中的“discursive power”。
果然，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的官方网页上，都能找到它的定义：“话语权本身是个外来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语词‘pouvoir du discours’。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就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话语权’一词，这里的‘权’即权力（pouvoir），与他‘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话语权’一词的本质。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即通过话语来获得权力，它与军事、经济等物质性权力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
我曾有好几年耽读福柯论著，没想到竟然在中国最权威的官方网站上面都能够看他的思想介绍，真是又惊又喜。但为什么国新办的官网上会这么诡异地登出一篇介绍福柯观点的文章呢？答案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面的这几段话：“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需要有战略性筹划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论上对国际话语权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则是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最为尖锐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领域。因此，政治话语权应该是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核心，其中学术话语权更是基础。新近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亚洲再平衡’等，都是与西方学界相关联，对来自西方的话语攻击和西方学界命题的挑战，中国也要注重从学术上予以回应，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赢得话语权。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基础性意义不容忽视”。
同样道理，近年“新清史”潮流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和疆土界定产生了一些冲击，所以连《人民日报》这样的报刊都忽然关注起非常硬核的学术研究，提出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于是连包含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争论，就全都和话语权的把握跟建构拉上关系。
好几年前，我还稍微认真地写过一些小东西，讨论“话语权”这个学术概念被移植到中国之后所产生的误用和滥用。但是现在我已经不会再那么认真地去看待这些东西了，对于越演越烈的话语权潮流的最佳回应，可能就是那批论证××大学强于哈佛大学的文章。“话语权”这个本来有点深涩的西方学术概念，能在中国这么大行其道，大概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很“后现代”的头脑沃土。例如每个大陆学生都学过一点的“辩证法”，就被简化推广成一种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的观看角度。你不能够总是说文革不好，因为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在关注文革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积极面。推而广之，就连纳粹德国，我们也都该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就像我们香港人很爱讲的一句废话。什么事情都只是“观点与角度”罢了。于是对于一件事物的判断（不管那个判断是真理的，道德的，还是审美的），就都不会有任何标准可言，纯粹依赖于你所处的位置和角度。在这种粗俗版本的辩证法基础上，加上实力的向度，自然就会得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话语权了：你有道理，就只是因为你有说话的权力，而且音量够大；真理只是实力的结果。
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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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新教育计划，加强推广孔子学院
来源:
美国之音
尽管中国在海外广设的孔子学院不断引发争议，但中国政府在最新发布的教育计划中指出，要加强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此外，这份名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计划还说，要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
这一类似“中国制造2025”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计划说，中国的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要“迈入教育强国行列”。
中国于2014年在全球范围内广设孔子学院。中国把孔子学院定性为进行汉语教学和促进中国文化的非赢利社会公益机构，下设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院之类的教育机构内。据新华社去年9月底报道，中国已经在14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30所孔子学院，以及1113个中小学孔子学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9百多万人。
但是近年来，包括美国，法国，瑞典，加拿大等多所大学抵制并关闭孔子学院，认为具有政治目的，干涉学术自由。美国也发生拒绝为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续签风波。美国参议员鲁比奥等国会议员则指出，孔子学院是中国对美国高等学术机构施加影响力的工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去年2月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给美国带来的情报风险太过天真；他说，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共海外情报网络的前哨。
中国政府以及孔子学院则严词否认这些批评。
新华社星期六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这份简称为“实施方案”的文件中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优化孔子学院区域布局，加强孔子学院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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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尽管中国在海外广设的孔子学院不断引发争议，但中国政府在最新发布的教育计划中指出，要加强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此外，这份名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计划还说，要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
这一类似“中国制造2025”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计划说，中国的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要“迈入教育强国行列”。
中国于2014年在全球范围内广设孔子学院。中国把孔子学院定性为进行汉语教学和促进中国文化的非赢利社会公益机构，下设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院之类的教育机构内。据新华社去年9月底报道，中国已经在14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30所孔子学院，以及1113个中小学孔子学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9百多万人。
但是近年来，包括美国，法国，瑞典，加拿大等多所大学抵制并关闭孔子学院，认为具有政治目的，干涉学术自由。美国也发生拒绝为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续签风波。美国参议员鲁比奥等国会议员则指出，孔子学院是中国对美国高等学术机构施加影响力的工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去年2月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给美国带来的情报风险太过天真；他说，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共海外情报网络的前哨。
中国政府以及孔子学院则严词否认这些批评。
新华社星期六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这份简称为“实施方案”的文件中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优化孔子学院区域布局，加强孔子学院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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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恶化谁造成的，习近平还是特朗普？
VOA 华盛顿 —
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伟大的友情"，而习近平也回应说，他与特朗普感觉是"相识甚久"。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这两人各自追求的国家政策才导致今天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特朗普、习近平强调彼此私交甚好
特朗普总统在多个场合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交很好。在最新的2019年度的总统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他还提到，他对习近平很尊重。
在这之前，1月31日，习近平在给特朗普的亲笔信也有回应。他说，他觉得与特朗普"相识甚久"，珍视与特朗普的"友好工作关系和友情"。
特、习鲜明的国家政策造成美中对抗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两人表示私交不错，但是，正是两人所推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才造成了目前的国际环境和美中关系目前的境况。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国际安全、国防和亚洲战略的专家，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习近平和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时，他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两人都在各自的国家政策中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记。"
他说，习近平大力提倡"自信"，呼吁民族复兴，期望改变世界来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而特朗普则走向了"防御"，阻止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泰利斯说，这样一个政策后果，不仅造成了中美的对抗，甚至也造成了美国与其重要盟友的对抗。
习近平让中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激进的改变
不过，泰利斯说，如果不是特朗普的话，美国可能会出台非常不同的对华政策，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还是会一样，因为中国从"不自信"走向"自信"，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他说："习近平只是继续了他之前的政策，只是在某些方面加强而已。" 泰利斯说，中国的自信甚至早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说，胡锦涛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让中国更加自信。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爆发，让世界对西方模式产生怀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谓"北京共识"甚嚣尘上。
泰利斯在自己主持编撰的国家亚洲研究局2019年《中国正在扩张的战略野心》报告中说，"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在消失，到了中国出击并在国际舞台上宣示领导权的时候了。"
报告还说，那个时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召开了一个大使级的闭门会议，宣称，"全球多极化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中国必须积极"推进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报告说，习近平的上台让中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更激进的改变，包括使世界重新回到"两极"，包括为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做准备。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谢淑丽教授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说："事实是，美中关系中的困难、紧张实际上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它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然后当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转折点始于胡锦涛时代。"
中国放弃"韬光养晦"也是中国民众的需求
今年年初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一个有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的研讨会上，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在放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
他说："我们看到崛起的大国，这和国内的政治有关，民众把自己看成是崛起的大国，不管是出于民族主义或是其他什么力量，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领导强势一些。这里有国内政治的动机在里面。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有时也会被卷入某些冲突中，比方说一些小的国家会不停地在这里戳一下，那里捣一把，以获得其他更大国家的关注。 嗨，你必须注意这个崛起的国家了，关于这点，我想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各种力量较量中已经看到了。 很多人在指责中国，当然，这样的指责在很多时候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国家，他们在这里挑衅一下，在那里捣一把以获得美国的注意。中国的立场，要要么忽略他们，对这些小国的行动视而不见，要么做出反应， 引起冲突。"
埃德尔斯坦说，一个崛起国家不再满足于现状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崛起，但是，这个原因不太适合中国的情况。
埃德尔斯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对中国人自信心的高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习近平用他的"中国梦"鼓励了中国民众的自信。
美中各自调整"投资时限"，造成现在的紧张关系
埃德尔斯坦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新书 "关于投资时限"（Over Time Horizon）中谈到美中调整"投资时限"，导致现在的紧张局势。"投资时限"的概念来自于投资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在变现前持有证券的总时长。
埃德尔斯坦的同事，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曾这样解释埃德尔斯坦的"投资时限"概念。 他说："我们曾经满足于对中国进行防范，而那个时候中国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其他改变）。但是过去五年来，这一切都变了。目前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对方对自己造成的短期威胁上了，特别是在美国这边。现在美国相信，时间来不及了，(对中国)只是防范是不够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是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自信，而且很愿意用这些能力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美中对抗是历史性调整，先于特、习上台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则认为，美中目前的对抗是历史性调整，先于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上台。
他说， 早在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之前，中国就把美国当作最大的安全挑战。他说，这样的关系先于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台，在他们之后也将继续存在，这是历史性的结构调整。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_947.html
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伟大的友情"，而习近平也回应说，他与特朗普感觉是"相识甚久"。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这两人各自追求的国家政策才导致今天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特朗普、习近平强调彼此私交甚好
特朗普总统在多个场合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交很好。在最新的2019年度的总统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他还提到，他对习近平很尊重。
在这之前，1月31日，习近平在给特朗普的亲笔信也有回应。他说，他觉得与特朗普"相识甚久"，珍视与特朗普的"友好工作关系和友情"。
特、习鲜明的国家政策造成美中对抗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两人表示私交不错，但是，正是两人所推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才造成了目前的国际环境和美中关系目前的境况。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国际安全、国防和亚洲战略的专家，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习近平和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时，他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两人都在各自的国家政策中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记。"
他说，习近平大力提倡"自信"，呼吁民族复兴，期望改变世界来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而特朗普则走向了"防御"，阻止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泰利斯说，这样一个政策后果，不仅造成了中美的对抗，甚至也造成了美国与其重要盟友的对抗。
习近平让中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激进的改变
不过，泰利斯说，如果不是特朗普的话，美国可能会出台非常不同的对华政策，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还是会一样，因为中国从"不自信"走向"自信"，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他说："习近平只是继续了他之前的政策，只是在某些方面加强而已。" 泰利斯说，中国的自信甚至早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说，胡锦涛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让中国更加自信。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爆发，让世界对西方模式产生怀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谓"北京共识"甚嚣尘上。
泰利斯在自己主持编撰的国家亚洲研究局2019年《中国正在扩张的战略野心》报告中说，"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在消失，到了中国出击并在国际舞台上宣示领导权的时候了。"
报告还说，那个时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召开了一个大使级的闭门会议，宣称，"全球多极化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中国必须积极"推进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报告说，习近平的上台让中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更激进的改变，包括使世界重新回到"两极"，包括为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做准备。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谢淑丽教授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说："事实是，美中关系中的困难、紧张实际上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它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然后当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转折点始于胡锦涛时代。"
中国放弃"韬光养晦"也是中国民众的需求
今年年初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一个有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的研讨会上，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在放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
他说："我们看到崛起的大国，这和国内的政治有关，民众把自己看成是崛起的大国，不管是出于民族主义或是其他什么力量，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领导强势一些。这里有国内政治的动机在里面。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有时也会被卷入某些冲突中，比方说一些小的国家会不停地在这里戳一下，那里捣一把，以获得其他更大国家的关注。 嗨，你必须注意这个崛起的国家了，关于这点，我想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各种力量较量中已经看到了。 很多人在指责中国，当然，这样的指责在很多时候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国家，他们在这里挑衅一下，在那里捣一把以获得美国的注意。中国的立场，要要么忽略他们，对这些小国的行动视而不见，要么做出反应， 引起冲突。"
埃德尔斯坦说，一个崛起国家不再满足于现状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崛起，但是，这个原因不太适合中国的情况。
埃德尔斯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对中国人自信心的高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习近平用他的"中国梦"鼓励了中国民众的自信。
美中各自调整"投资时限"，造成现在的紧张关系
埃德尔斯坦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新书 "关于投资时限"（Over Time Horizon）中谈到美中调整"投资时限"，导致现在的紧张局势。"投资时限"的概念来自于投资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在变现前持有证券的总时长。
埃德尔斯坦的同事，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曾这样解释埃德尔斯坦的"投资时限"概念。 他说："我们曾经满足于对中国进行防范，而那个时候中国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其他改变）。但是过去五年来，这一切都变了。目前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对方对自己造成的短期威胁上了，特别是在美国这边。现在美国相信，时间来不及了，(对中国)只是防范是不够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是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自信，而且很愿意用这些能力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美中对抗是历史性调整，先于特、习上台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则认为，美中目前的对抗是历史性调整，先于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上台。
他说， 早在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之前，中国就把美国当作最大的安全挑战。他说，这样的关系先于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台，在他们之后也将继续存在，这是历史性的结构调整。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_947.html
袁莉：中国企业家阶层对未来失去信心
1月初，陈天庸离开中国前往马耳他。他说，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离开中国是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最佳途径。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个月，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搭上了前往马耳他的班机，且没有短期回国的打算。
落地后，这位前法官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篇28页的长文解释自己的举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一位民营企业主在飞机上的临别诤言。"
"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一艘正开往深渊的太平轮，"陈天庸写道。"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船毁人亡的结局谁也逃不过。"
"朋友们，"他呼吁道，"自求多福，能离开的，及早安排。"
不清楚有多少人在此文从受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上消失之前读到过它。但陈天庸公开说出了中国许多企业家私下说的话：中国的领导层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失当，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正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信心。
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由一种乐观态度驱动着：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明天仍然会比今天好。而如今中国的普遍看法，用在线递送和外卖公司美团点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兴发出的一条被热转的米姆来概括再合适不过：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已影响到增长。但令许多企业家产生更广泛担忧的是，中国不会奉行其所需要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政策。相反，自习近平2012年掌握共产党大权之后，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加强了它的控制。
很少有人预言会出现一场崩溃，但对于中国长期前景的担忧正在加剧。事实上，悲观情绪如此高涨，以致于一些企业人士开始把中国可能面临的未来和另一个经济被政府严格控制的国家相比较：委内瑞拉。
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研究公司胡润近期对465名富人所作的一项调查，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富人称，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有信心。而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没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两倍多。近一半受访者称，他们在考虑移民到国外，或已经开始操作。
"中国眼下正面临大量的内部和外部挑战，"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4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任何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
胡祖六的这番话是委婉的说法。私下里，一些商界人士的言辞要更愤怒也更惶恐。当然，他们要求匿名。在当今中国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中，即使是讨论经济——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话题——也已经变得危险。
"导致他们悲观情绪最重要的原因是糟糕的政策和糟糕的领导层，"常和商界人士打交道的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称。"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们，就会像杀猪一样宰掉他们。这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说变就变。"
许多企业精英不满领导层偏向国有企业的经济政策，即便驱动增长的是民营经济。令他们愤怒的是，共产党试图把类似毛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套到由民营企业和年轻消费者驱动的市场经济上。令他们沮丧的是，中共去年取消了任期限制，增加了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的可能性。
许多商界人士越来越感到不安，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因政府要求协助反腐行动而"被消失"。
"在某些高官眼里，即使是像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也不过是小商人"，陈天庸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两人分别是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主要创始人。
习近平似乎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北京方面已经暂缓将导致企业社保费用上涨的新规，并缓解了货币与财政政策。
陈天庸说他决定搬到马耳他使因为它温暖、美丽，而且是欧盟成员国，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旅行。
然而党最关心的似乎是别的事。在去年12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共产党强有力的控制下引导经济增长这个方针绝不能动摇。上个月，在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另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了国家安全面临的七大风险，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首当其冲，他还呼吁加强对年轻人和互联网的控制。
中国的权力结构缺乏用以制衡这一趋势的方法。几位年轻的对冲基金经理在香港和我吃饭时说，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可能会因祸得福，因为它可能倒逼中国政府为达成协议而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私下的聚会里，人们经常半开玩笑说，只有特朗普才能救中国。
"贸易战本身是个坏事，"春华资本的胡祖六说。"但如果最后的解决方案能促使中国进行广泛的结构性改革，这对美国、中国和世界来说将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商界精英与党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习近平上台时，一些商界人士为他欢呼，他的反腐行动向他们发出的信号是，他正在建设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但一些幻想破灭的企业家告诉我，政府收紧控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政府部门在商业问题上指手划脚，腐败也并没有消失，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这一切能得到制止吗？有些商人们不抱希望。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说，解决办法是离开。
很难说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观点。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可能生意仍然在中国，因此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此外，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乐观看法，认为这段艰难时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许多中国富人已经用脚投了票。近年来，持投资签证前往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激增。在美国的100万外国学生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现年53岁的陈天庸在2013年初决定，需要开始考虑去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了。导火索是一条被称为"七不准"的党的指令，敦促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发起攻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他说。
他最初在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但在2014年，北京对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做出激烈回应后，他对香港自治地位的担忧加剧。他接着申请了美国的投资签证，但是等待时间太长了。
随后，他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购买了十多套公寓，并动员他的亲戚和好友也这样做。他称之为诺亚方舟计划，为中国可能遭遇的毁灭性洪水做准备。但他的马来西亚签证有效期只有10年。
陈天庸说，他最终选择了马耳他，因为那里温暖、美丽，而且是欧盟成员国，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旅行。
他说，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离开中国是对抗共产党统治的最佳方式。尽管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但一旦离开，他们至少会设法带走一些资产。陈天庸说，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可以回来，就像很多海外华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
陈天庸正在学习英语，并探索自己对宗教的兴趣。他在中国还有一些业务，但不需要亲自打理。他说，他从未真正考虑过改变自己的国籍，因为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一般都很难。他说，他只是想为家人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他认为这种局面会成为现实，除非出现奇迹。
"我没想到我的文章会流传这么广，"他说。"目前我最好还是不回国了。"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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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搭上了前往马耳他的班机，且没有短期回国的打算。
落地后，这位前法官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篇28页的长文解释自己的举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一位民营企业主在飞机上的临别诤言。"
"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一艘正开往深渊的太平轮，"陈天庸写道。"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船毁人亡的结局谁也逃不过。"
"朋友们，"他呼吁道，"自求多福，能离开的，及早安排。"
不清楚有多少人在此文从受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上消失之前读到过它。但陈天庸公开说出了中国许多企业家私下说的话：中国的领导层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失当，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正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信心。
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由一种乐观态度驱动着：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明天仍然会比今天好。而如今中国的普遍看法，用在线递送和外卖公司美团点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兴发出的一条被热转的米姆来概括再合适不过：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已影响到增长。但令许多企业家产生更广泛担忧的是，中国不会奉行其所需要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政策。相反，自习近平2012年掌握共产党大权之后，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加强了它的控制。
很少有人预言会出现一场崩溃，但对于中国长期前景的担忧正在加剧。事实上，悲观情绪如此高涨，以致于一些企业人士开始把中国可能面临的未来和另一个经济被政府严格控制的国家相比较：委内瑞拉。
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研究公司胡润近期对465名富人所作的一项调查，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富人称，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有信心。而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没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两倍多。近一半受访者称，他们在考虑移民到国外，或已经开始操作。
"中国眼下正面临大量的内部和外部挑战，"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4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任何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
胡祖六的这番话是委婉的说法。私下里，一些商界人士的言辞要更愤怒也更惶恐。当然，他们要求匿名。在当今中国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中，即使是讨论经济——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话题——也已经变得危险。
"导致他们悲观情绪最重要的原因是糟糕的政策和糟糕的领导层，"常和商界人士打交道的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称。"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们，就会像杀猪一样宰掉他们。这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说变就变。"
许多企业精英不满领导层偏向国有企业的经济政策，即便驱动增长的是民营经济。令他们愤怒的是，共产党试图把类似毛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套到由民营企业和年轻消费者驱动的市场经济上。令他们沮丧的是，中共去年取消了任期限制，增加了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的可能性。
许多商界人士越来越感到不安，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因政府要求协助反腐行动而"被消失"。
"在某些高官眼里，即使是像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也不过是小商人"，陈天庸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两人分别是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主要创始人。
习近平似乎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北京方面已经暂缓将导致企业社保费用上涨的新规，并缓解了货币与财政政策。
陈天庸说他决定搬到马耳他使因为它温暖、美丽，而且是欧盟成员国，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旅行。
然而党最关心的似乎是别的事。在去年12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共产党强有力的控制下引导经济增长这个方针绝不能动摇。上个月，在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另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了国家安全面临的七大风险，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首当其冲，他还呼吁加强对年轻人和互联网的控制。
中国的权力结构缺乏用以制衡这一趋势的方法。几位年轻的对冲基金经理在香港和我吃饭时说，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可能会因祸得福，因为它可能倒逼中国政府为达成协议而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私下的聚会里，人们经常半开玩笑说，只有特朗普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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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精英与党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习近平上台时，一些商界人士为他欢呼，他的反腐行动向他们发出的信号是，他正在建设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但一些幻想破灭的企业家告诉我，政府收紧控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政府部门在商业问题上指手划脚，腐败也并没有消失，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这一切能得到制止吗？有些商人们不抱希望。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说，解决办法是离开。
很难说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观点。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可能生意仍然在中国，因此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此外，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乐观看法，认为这段艰难时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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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53岁的陈天庸在2013年初决定，需要开始考虑去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了。导火索是一条被称为"七不准"的党的指令，敦促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发起攻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他说。
他最初在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但在2014年，北京对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做出激烈回应后，他对香港自治地位的担忧加剧。他接着申请了美国的投资签证，但是等待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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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庸说，他最终选择了马耳他，因为那里温暖、美丽，而且是欧盟成员国，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旅行。
他说，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离开中国是对抗共产党统治的最佳方式。尽管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但一旦离开，他们至少会设法带走一些资产。陈天庸说，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可以回来，就像很多海外华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
陈天庸正在学习英语，并探索自己对宗教的兴趣。他在中国还有一些业务，但不需要亲自打理。他说，他从未真正考虑过改变自己的国籍，因为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一般都很难。他说，他只是想为家人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他认为这种局面会成为现实，除非出现奇迹。
"我没想到我的文章会流传这么广，"他说。"目前我最好还是不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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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2 February 2019
俞可平：重温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意义。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即从先前的工业化转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它导致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的民族进步事业。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创者、领导者和设计者，他的思想、决策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评价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就会想到改革导致了中国的巨大经济进步。邓小平重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得以长时期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年均GDP增速连续超过30年的奇迹，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异军突起，中华民族再次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征程。然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远不止经济改革。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不可分。政治改革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突破。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仅如此，政治一旦倒退，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邓小平发动的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改革，也是一场政治改革；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概括地说，邓小平推动的重要政治改革包括：倡导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推行一国两制、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等等。这些政治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文化传统，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大贡献，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
一．真正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
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在我国，观念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尤其重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尤为突出。什么事都得有个说法，要对现状有所改变，那就更得有个说法。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在世界上并不多，但这恰恰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居然肇源于1978年开始的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本着对思想解放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他看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从教条马克思主义和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换言之，解放思想就是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提出新的思想观念，用以取代旧的观念，指导新的实践。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的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解放思想，实质上也是冲突旧观念的束缚，进行自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进行思想。反过来说，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因此，"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不发扬民主，就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当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绝不是无的放矢地胡思乱想。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独立自由地思考，提出与社会进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观点新理论。解放思想之所以对改革如此重要，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冲破现存的制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制度，这就必然要有新理论新思想。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真正伟大的改革，无一不从解放思想开始。
在邓小平看来，对于在中国推行并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多次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完全可以说，就是一个新旧观念交替的过程，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战胜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
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例如从强调"计划经济"到强调"市场经济"，从强调"阶级斗争"到强调"和谐社会"；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强调"人民民主" ；从强调政治运动到强调依法治国；就可以明白，邓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锢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改革。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伟大的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首要贡献。
二．不彻底否定"文革"
就没有改革开放
邓小平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就是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虽然邓小平对文革的本质和危害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休的过程，而且他对文革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识到彻底文革的时机已经到来。1980年，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领导时说："现在大体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外"。1981年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邓小平对"文革"的彻底否定，集中体现在他亲自主导和审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
《决议》正式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决议》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危害：(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论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自己将文革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彻底否定文革，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远的历史眼光。"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放眼整个中华文明史来看，文革的灾难与危害，绝不仅仅限于"文革"的十年，其毒害将是数十上百年，甚至更长。"文革"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将永远不可修复。质而言之，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即使现下社会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革"对人类文明主流的破坏直接相关。当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说整个"文革"期间就没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区别开来。"文革"也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从而促使我党进行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三．推进民主和法制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民主和法制是邓小平总结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邓小平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认为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我们过分强调了集中，而忽视了民主。他说："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保持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合适平衡，今后必须更多发扬民主。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党内政治生活之所以多集中而少民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中国缺少民主法制的传统，几千年的专制集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生活，也深刻影响了党内的政治生活。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对于邓小平来说，以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必须一步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他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发展民主政治和发展经济一样，是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任务。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像其他老一辈的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邓小平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实现这个理想，首先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诸多要素，如选举、参与、监督、权力的制约等，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始终将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他屡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提到过"法治"外，邓小平更多讲的是"法制"。而目前我们所强调的是"水治"而非"刀制"。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邓小平讲的"法制"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流行的概念"法治"。因为他始终强调以下三点，一是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二是法律的意志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意志，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三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法制"与"法治"都强调依法办事，但后者更强调法律是最高权威。正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做出了法治国家建设上一个突破性的决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组织，包括党组织本身，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身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四．个人专权和崇拜
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文革这样的历史性灾难，之所以能够在新中国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袖的个人专权达到了至高无上、无法约束的地步。而个人专权的形成，与个人崇拜也有着内在的联系。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没有任何的约束，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像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没有异议，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例如老帅们的所谓"二月逆流"和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都反映了党内对文革的抵制，但这些抵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伟大领袖，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也难免犯错误。当最高领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时，一旦他犯错误，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来临。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在"文革"结束后都致力于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邓小平多次振耳发聩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克服领导人的个人专权，邓小平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加强集体领导，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审议决定；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兼职过多，等等。他说，一个人的经验、知识和精力有限，上下左右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
个人专权一方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可分割。从人类政治发展史来看，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势必导致个人专制和权力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凡想要实行个人专权，必定要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邓小平深谙此理。很难得的是，邓小平是党内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危害认识很早的少数领袖之一，早在党的八大上，他就提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文革"结束后，已经成为党内最高领袖的邓小平以身作则，明确要求"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当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为何不像其他中共领袖那样在公共场合挂他的画像时，邓小平回答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他不仅不提倡挂领袖画像，甚至也不赞成给他个人写传记。 此外，邓小平还致力于从制度上和传统文化的根源上遏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专门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做出了具体规定。中共中央还专门通过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反对个人崇拜还写进了党的章程，成为党内的重要法规。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的组织制度"这一节中还特别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一条款至今仍然是党章的重要规定，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
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决定政治发展状况的无非是制度和人两个基本因素。对于任何政治统治来说，制度和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制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孰轻孰重恰是区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标准。在传统体制下，人的因素重于制度的因素，而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制度的因素重于人的因素。邓小平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卓越政治家，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治理主要不能依靠个人，而要依靠制度。"制度是决定因素"，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改革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据此，邓小平强调政治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既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也是邓小平终其一身而未完成的政治遗愿。
不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还是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小平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反思。无论是在正式的报告中，还是在非正式的会谈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法律和制度是国家理的根本。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邓小平当然清楚人的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他也因此常常说人的因素是"关键因素"。但毫无疑问，他更加重视制度的作用。他解释说：这"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国家的制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所有国家制度中，政治制度是核心，而在政治制度中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又是关键。邓小平看到，"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本着这样的思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考，邓小平用力甚多，复出后他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在凝聚邓小平政治改革主要思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他系统地列举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政治上的弊端，并且分析了产生这些政治弊端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不仅仅是在思想认识上重视，更重要的是将它付之实践。他身体力行，努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些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推进的。例如，恢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着手建立国家的法律体系，开始进行适度的党政分开，带头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从制度上禁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终止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努力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更多关注的是"文革"结束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战略还缺乏系统的思考。他曾设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可以实行普选"，这样的预测在他那里已经十分少见了。他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在今天看来，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破题，而非提出成熟的解决方案。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他从改革开放初就开始系统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但直到晚年，他一方面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必性，另一方面也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改革事业，也是他的后继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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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意义。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即从先前的工业化转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它导致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的民族进步事业。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创者、领导者和设计者，他的思想、决策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评价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就会想到改革导致了中国的巨大经济进步。邓小平重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得以长时期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年均GDP增速连续超过30年的奇迹，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异军突起，中华民族再次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征程。然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远不止经济改革。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不可分。政治改革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突破。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仅如此，政治一旦倒退，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邓小平发动的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改革，也是一场政治改革；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概括地说，邓小平推动的重要政治改革包括：倡导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推行一国两制、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等等。这些政治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文化传统，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大贡献，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
一．真正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
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在我国，观念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尤其重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尤为突出。什么事都得有个说法，要对现状有所改变，那就更得有个说法。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在世界上并不多，但这恰恰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居然肇源于1978年开始的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本着对思想解放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他看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从教条马克思主义和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换言之，解放思想就是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提出新的思想观念，用以取代旧的观念，指导新的实践。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的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解放思想，实质上也是冲突旧观念的束缚，进行自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进行思想。反过来说，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因此，"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不发扬民主，就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当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绝不是无的放矢地胡思乱想。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独立自由地思考，提出与社会进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观点新理论。解放思想之所以对改革如此重要，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冲破现存的制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制度，这就必然要有新理论新思想。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真正伟大的改革，无一不从解放思想开始。
在邓小平看来，对于在中国推行并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多次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完全可以说，就是一个新旧观念交替的过程，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战胜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
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例如从强调"计划经济"到强调"市场经济"，从强调"阶级斗争"到强调"和谐社会"；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强调"人民民主" ；从强调政治运动到强调依法治国；就可以明白，邓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锢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改革。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伟大的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首要贡献。
二．不彻底否定"文革"
就没有改革开放
邓小平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就是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虽然邓小平对文革的本质和危害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休的过程，而且他对文革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识到彻底文革的时机已经到来。1980年，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领导时说："现在大体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外"。1981年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邓小平对"文革"的彻底否定，集中体现在他亲自主导和审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
《决议》正式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决议》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危害：(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论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自己将文革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彻底否定文革，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远的历史眼光。"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放眼整个中华文明史来看，文革的灾难与危害，绝不仅仅限于"文革"的十年，其毒害将是数十上百年，甚至更长。"文革"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将永远不可修复。质而言之，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即使现下社会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革"对人类文明主流的破坏直接相关。当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说整个"文革"期间就没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区别开来。"文革"也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从而促使我党进行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三．推进民主和法制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民主和法制是邓小平总结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邓小平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认为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我们过分强调了集中，而忽视了民主。他说："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保持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合适平衡，今后必须更多发扬民主。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党内政治生活之所以多集中而少民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中国缺少民主法制的传统，几千年的专制集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生活，也深刻影响了党内的政治生活。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对于邓小平来说，以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必须一步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他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发展民主政治和发展经济一样，是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任务。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像其他老一辈的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邓小平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实现这个理想，首先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诸多要素，如选举、参与、监督、权力的制约等，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始终将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他屡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提到过"法治"外，邓小平更多讲的是"法制"。而目前我们所强调的是"水治"而非"刀制"。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邓小平讲的"法制"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流行的概念"法治"。因为他始终强调以下三点，一是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二是法律的意志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意志，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三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法制"与"法治"都强调依法办事，但后者更强调法律是最高权威。正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做出了法治国家建设上一个突破性的决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组织，包括党组织本身，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身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四．个人专权和崇拜
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文革这样的历史性灾难，之所以能够在新中国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袖的个人专权达到了至高无上、无法约束的地步。而个人专权的形成，与个人崇拜也有着内在的联系。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没有任何的约束，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像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没有异议，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例如老帅们的所谓"二月逆流"和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都反映了党内对文革的抵制，但这些抵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伟大领袖，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也难免犯错误。当最高领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时，一旦他犯错误，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来临。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在"文革"结束后都致力于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邓小平多次振耳发聩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克服领导人的个人专权，邓小平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加强集体领导，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审议决定；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兼职过多，等等。他说，一个人的经验、知识和精力有限，上下左右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
个人专权一方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可分割。从人类政治发展史来看，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势必导致个人专制和权力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凡想要实行个人专权，必定要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邓小平深谙此理。很难得的是，邓小平是党内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危害认识很早的少数领袖之一，早在党的八大上，他就提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文革"结束后，已经成为党内最高领袖的邓小平以身作则，明确要求"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当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为何不像其他中共领袖那样在公共场合挂他的画像时，邓小平回答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他不仅不提倡挂领袖画像，甚至也不赞成给他个人写传记。 此外，邓小平还致力于从制度上和传统文化的根源上遏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专门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做出了具体规定。中共中央还专门通过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反对个人崇拜还写进了党的章程，成为党内的重要法规。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的组织制度"这一节中还特别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一条款至今仍然是党章的重要规定，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
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决定政治发展状况的无非是制度和人两个基本因素。对于任何政治统治来说，制度和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制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孰轻孰重恰是区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标准。在传统体制下，人的因素重于制度的因素，而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制度的因素重于人的因素。邓小平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卓越政治家，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治理主要不能依靠个人，而要依靠制度。"制度是决定因素"，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改革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据此，邓小平强调政治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既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也是邓小平终其一身而未完成的政治遗愿。
不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还是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小平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反思。无论是在正式的报告中，还是在非正式的会谈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法律和制度是国家理的根本。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邓小平当然清楚人的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他也因此常常说人的因素是"关键因素"。但毫无疑问，他更加重视制度的作用。他解释说：这"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国家的制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所有国家制度中，政治制度是核心，而在政治制度中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又是关键。邓小平看到，"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本着这样的思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考，邓小平用力甚多，复出后他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在凝聚邓小平政治改革主要思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他系统地列举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政治上的弊端，并且分析了产生这些政治弊端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不仅仅是在思想认识上重视，更重要的是将它付之实践。他身体力行，努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些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推进的。例如，恢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着手建立国家的法律体系，开始进行适度的党政分开，带头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从制度上禁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终止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努力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更多关注的是"文革"结束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战略还缺乏系统的思考。他曾设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可以实行普选"，这样的预测在他那里已经十分少见了。他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在今天看来，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破题，而非提出成熟的解决方案。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他从改革开放初就开始系统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但直到晚年，他一方面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必性，另一方面也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改革事业，也是他的后继者的历史使命。
——读者推荐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_441.html
李凯家人打破沉默，称中国因美中政治冲突将其判重刑
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籍华裔商人李凯被中国逮捕两年多后，他的家人打破沉默，对纽约时报说，中国政府以间谍罪将李凯判10年重刑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李凯2016年秋天在上海机场被逮捕。他被控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国家机密。中国一家法庭在匆匆秘密审判之后，于去年8月判处他10年徒刑。
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李凯的儿子说，他肯定父亲不是间谍，他父亲的案件说明了随着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美国人去中国时所面临的风险。他说：“对我们来说，这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性的案件，跟两国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关。”
报道说，在美国国务院说服中国释放李凯的过程中，李凯的家人一直保持低调。但在上个月，李凯上诉被驳回之后，他和他的母亲决定不再沉默。
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愿对此作出评论。中国外交部也没有回复纽约时报提出的有关问题。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说，56岁的李凯1989年移民美国，在纽约长岛有两个加油站，还经营着一个向中国出售飞机零部件的公司。在被捕之前，他一年去中国两三次。
来自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对纽约时报说，特朗普政府必须利用各种渠道，优先处理这一案件，力争李凯早日回到美国。
李凯2016年秋天在上海机场被逮捕。他被控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国家机密。中国一家法庭在匆匆秘密审判之后，于去年8月判处他10年徒刑。
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李凯的儿子说，他肯定父亲不是间谍，他父亲的案件说明了随着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美国人去中国时所面临的风险。他说：“对我们来说，这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性的案件，跟两国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关。”
报道说，在美国国务院说服中国释放李凯的过程中，李凯的家人一直保持低调。但在上个月，李凯上诉被驳回之后，他和他的母亲决定不再沉默。
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愿对此作出评论。中国外交部也没有回复纽约时报提出的有关问题。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说，56岁的李凯1989年移民美国，在纽约长岛有两个加油站，还经营着一个向中国出售飞机零部件的公司。在被捕之前，他一年去中国两三次。
来自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对纽约时报说，特朗普政府必须利用各种渠道，优先处理这一案件，力争李凯早日回到美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6%9D%8E%E5%87%AF%E5%AE%B6%E4%BA%BA%E6%89%93%E7%A0%B4%E6%B2%89%E9%BB%98%EF%BC%8C%E7%A7%B0%E4%B8%AD%E5%9B%BD%E5%9B%A0%E7%BE%8E%E4%B8%AD%E6%94%BF%E6%B2%BB%E5%86%B2%E7%AA%81%E5%B0%86%E5%85%B6%E5%88%A4%E9%87%8D%E5%88%91.html
CUP：不能輕視的ISIS女成員
2019年2月21日
2018 年，19 名俄羅斯籍婦女因加入伊斯蘭國，被伊拉克法院判處終身監禁。
在 2015 年加入恐怖組織 ISIS 的英國穆斯林女子 Shamima Begum，日前被英國內政部剝奪公民身份，仍可上訴。一直以來，相比男性，女性作為恐怖組織成員及行動較少受到媒體、社會關注。對此，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EI）」的研究員 Jessica Trisko Darden 便認為，國際社會應認真看待 ISIS 女成員帶來的潛在威脅。
早在去年 8 月，英國智庫 Henry Jackson Society 的激進與恐怖主義中心主管 Nikita Malik 亦於「福布斯」撰文，提出大眾是否低估了婦女在恐怖組織的作用。她引用 2015 年，包括 Begum 在內，3 名英國女性到敍利亞自願加入 ISIS 的事件，並抨擊英國媒體以「聖戰新娘（jihadi bride）」，形容恐怖組織的女成員，只是順從作為聖戰士（Mujahid）的丈夫，受到操縱。但實情是，她們不少人到敍利亞前，已與 ISIS 成員有所聯絡、在網上瀏覽相關資訊，甚至給身處英國的家人留信息，解釋自己的決定。
Shamima Begum 接受英國媒體「ITV」訪問時表示希望回到英國。 圖片來源：ITV News／YouTube
Malik 又指，ISIS 是首個有系統接觸婦女的恐怖組織，其手法正正針對性別來宣傳。後來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eek-e-Taliban）亦效仿 ISIS，在刊物中呼籲「聖戰姊妹（Jihadi sisters）」加入組織。有關恐怖組織吸引女性加入的宣傳關鍵，Malik 如此闡述：「不論母親、妻子、護士或教師，通過加入這些組織並作出貢獻，她們便能扭轉自己在西方社會的遭遇。」加上灌輸女性加入組織、忍受艱苦，乃神聖的職責。由此，目標婦女便能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懷疑、失落的心態得到釋放，與其他「姊姊」一起融入緊密的「姐妹情誼」關係中。
至於婦女能如何為恐怖組織效力？Darden 指，重點不在於由誰持槍，她們還有各種方式支持組織活動。其中，女性可成為 ISIS 的宣傳及招募者，當她們返回西方國家時，對重新建立恐怖主義網絡起重要作用。「衛報」去年曾報道，不單是英國，在加拿大、西班牙均有 ISIS 女成員，嘗試招募當地女性。報道稱：女性扮演的角色已超出「聖戰新娘」的角色，她們積極招募其他婦女，宣傳哈里發的信息及籌款。
Darden 更認為，女性可能比男性更致力於恐怖事業，其原因與「聖戰新娘」、西方社會對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有關。有受訪者就曾向「皇家聯合研究所（RUSI）」的研究員透露，自己之所以加入 ISIS，在於「刻意通過為自己尋找新身份，以挑戰傳統及西方強加於自己的性別規範（gender norms）。」
另外，發表於「歐洲國際安全雜誌（EJIS）」的研究顯示，來自西方的女性，加入 ISIS 的原因與男性大致相同。Darden 表示，這意味即使不比男性更致力於恐怖主義，其意識形態亦十分強烈。她又提到，自 2013 年 4 月以來，曾到敍利亞或伊拉克的婦女中，只有 5% 人於 2018 年 6 月前返回原屬國，而男性則達 19%。Darden 稱，廣泛接觸 ISIS 的宣傳，以及願意前往戰爭區域，代表這些婦女可能仍受到組織的極端思想影響。
隨著 ISIS 潰敗，各國如何處理尋求回國的人亦是一項難題。西方國家取態不同，有的傾向任由女性國民在外國接受審判，不作引渡，加拿大則希望引渡國民回國受審。假如她們返回自己的國家，Darden 關注的是，如何令其及兒童重新融入社會。她認為各國及社會，必須確保避免不再重複昔日的錯誤，因為正是對有關群體的認識不全面，導致大眾忽視了婦女在恐怖主義中能發揮的重要作用。ISIS 或許敗局已定，但對女性成員融入社會的工作仍未結束。
BY HUGO SZE
CUP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2/20190221-cupisis.html
2018 年，19 名俄羅斯籍婦女因加入伊斯蘭國，被伊拉克法院判處終身監禁。
在 2015 年加入恐怖組織 ISIS 的英國穆斯林女子 Shamima Begum，日前被英國內政部剝奪公民身份，仍可上訴。一直以來，相比男性，女性作為恐怖組織成員及行動較少受到媒體、社會關注。對此，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EI）」的研究員 Jessica Trisko Darden 便認為，國際社會應認真看待 ISIS 女成員帶來的潛在威脅。
早在去年 8 月，英國智庫 Henry Jackson Society 的激進與恐怖主義中心主管 Nikita Malik 亦於「福布斯」撰文，提出大眾是否低估了婦女在恐怖組織的作用。她引用 2015 年，包括 Begum 在內，3 名英國女性到敍利亞自願加入 ISIS 的事件，並抨擊英國媒體以「聖戰新娘（jihadi bride）」，形容恐怖組織的女成員，只是順從作為聖戰士（Mujahid）的丈夫，受到操縱。但實情是，她們不少人到敍利亞前，已與 ISIS 成員有所聯絡、在網上瀏覽相關資訊，甚至給身處英國的家人留信息，解釋自己的決定。
Shamima Begum 接受英國媒體「ITV」訪問時表示希望回到英國。 圖片來源：ITV News／YouTube
Malik 又指，ISIS 是首個有系統接觸婦女的恐怖組織，其手法正正針對性別來宣傳。後來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eek-e-Taliban）亦效仿 ISIS，在刊物中呼籲「聖戰姊妹（Jihadi sisters）」加入組織。有關恐怖組織吸引女性加入的宣傳關鍵，Malik 如此闡述：「不論母親、妻子、護士或教師，通過加入這些組織並作出貢獻，她們便能扭轉自己在西方社會的遭遇。」加上灌輸女性加入組織、忍受艱苦，乃神聖的職責。由此，目標婦女便能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懷疑、失落的心態得到釋放，與其他「姊姊」一起融入緊密的「姐妹情誼」關係中。
至於婦女能如何為恐怖組織效力？Darden 指，重點不在於由誰持槍，她們還有各種方式支持組織活動。其中，女性可成為 ISIS 的宣傳及招募者，當她們返回西方國家時，對重新建立恐怖主義網絡起重要作用。「衛報」去年曾報道，不單是英國，在加拿大、西班牙均有 ISIS 女成員，嘗試招募當地女性。報道稱：女性扮演的角色已超出「聖戰新娘」的角色，她們積極招募其他婦女，宣傳哈里發的信息及籌款。
Darden 更認為，女性可能比男性更致力於恐怖事業，其原因與「聖戰新娘」、西方社會對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有關。有受訪者就曾向「皇家聯合研究所（RUSI）」的研究員透露，自己之所以加入 ISIS，在於「刻意通過為自己尋找新身份，以挑戰傳統及西方強加於自己的性別規範（gender norms）。」
另外，發表於「歐洲國際安全雜誌（EJIS）」的研究顯示，來自西方的女性，加入 ISIS 的原因與男性大致相同。Darden 表示，這意味即使不比男性更致力於恐怖主義，其意識形態亦十分強烈。她又提到，自 2013 年 4 月以來，曾到敍利亞或伊拉克的婦女中，只有 5% 人於 2018 年 6 月前返回原屬國，而男性則達 19%。Darden 稱，廣泛接觸 ISIS 的宣傳，以及願意前往戰爭區域，代表這些婦女可能仍受到組織的極端思想影響。
隨著 ISIS 潰敗，各國如何處理尋求回國的人亦是一項難題。西方國家取態不同，有的傾向任由女性國民在外國接受審判，不作引渡，加拿大則希望引渡國民回國受審。假如她們返回自己的國家，Darden 關注的是，如何令其及兒童重新融入社會。她認為各國及社會，必須確保避免不再重複昔日的錯誤，因為正是對有關群體的認識不全面，導致大眾忽視了婦女在恐怖主義中能發揮的重要作用。ISIS 或許敗局已定，但對女性成員融入社會的工作仍未結束。
BY HUGO SZE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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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港「毒」是怎樣煉成的？
急景殘年之際，香港發生了「律師信事件」。筆者何德何能，一篇小眾評論，得各方關注，未嘗不是觸及了社會的某些深層矛盾。輿論或批評或支持，筆者都心懷感激。一位法律學院學生，來郵對筆者說，事件提供的素材和正反觀點，足夠寫一篇關於「誹謗」的學期論文。能夠引起思想激盪、意見交鋒，令一些人更深入學習、了解一些大問題，不是每個筆耕者的最好回報麼？事件或告一段落，文章是毀是譽，留待大眾評說。筆者的注意力遂轉到另一敏感話題。
治港京官面對本土主義興起，近日提出「港獨即是港毒」說，用意雖善，其歷史陳述亦相當有力，弱點卻在於未能承認，製造族群對立、催生分離意識的最大力量，往往來自統治集團本身。
遠的不說，「水災」（水貨奶粉北運成港B之災）便是一例。災難出現了，官員扮「果斷」搞嚴刑峻法，奶粉成為「儲備糧」，在邊界上庶幾等同白粉，帶「粉」客最高罰款五十萬、監禁兩年。一國之內，為了嬰兒奶粉，竟搞得如此楚河漢界壁壘森嚴，文明世界無有，荒謬之餘，其政治效果則是加深港陸隔閡，意識上向社會大眾一再提示兩制基本差異不可調和，客觀上打造了港陸之間深圳河之外的又一道鴻溝。此策一出，分離主義的基礎在法制方面加固了，獅龍旗無端又勝一仗。特區政府自作孽也罷，實行此策的行政費用和其他社會代價，市民還得全數啃下！一個源於大陸「神九上天、食環落地」、殆因邊界以北海關貪腐抽「水」而無法消除的現象【註】，港人被迫埋單，梁特首卻第一時間發聲明「感謝」對方關員「努力」。
同樣令人反感的領導行為層出不窮，港人卻無力擺脫這個縱非完全外來政權也非己出的特區政府。分離主義之火遂慢慢累積、蔓延；「香港人」這個身份概念亦不斷滋長，從朦朧到清晰，從「自在」到「自為」。一切官方口號如「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乃至新近出爐的「港人港地」等，市民一旦拿來認真，馬上成為葉公好龍者眼中的一株株可疑毒草，要用各種名義打壓。
鬥死蒙人十六萬
不過，分離意識只會愈打愈烈。殷鑑不遠，只需回到1967年文革初，看看那中共搞的帶有種族滅絕性質的「內人黨事件」。
內人黨，全名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由俄共指揮的「第三國際」督導成立；由於蒙古根本沒有資產階級，所以內人黨的最高綱領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少數民族理論搞民族解放、成立民族自治政府，獨立於當時的中國政府之外。但運動並不成功，內人黨解散，一部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另一部分則過繼中共。1946年，一些內人黨老黨員帶頭復黨，不過還是失敗，被中共吃掉。1949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大量漢人殖民內蒙，民族自治改為地區自治，實權掌在佔大多數的外來漢人手裏（這種手法港人漸漸熟悉）。慘劇還在後頭。
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帶頭清洗內蒙「當權派」，大批黨員打成子虛烏有的「新內人黨地下分子」，被指投靠蘇修搞獨立；殺戒大開，四年裏鬥死十六萬人，牽連三十四萬人，絕大部分都是蒙族，而當時的蒙族人口不過百多萬（上述數字，出自中共最高檢審判林彪、四人幫時的起訴書）。據筆者在加拿大認識的一位內蒙族朋友說，當年「清洗內人黨」，因為要向中央交數，牽連廣泛，不限於幹部，連他家裏文盲的婆婆，和很多年紀稍大的人一樣，也被指為內人黨，險些鬥死。文革過後，搞了所謂平反，但中共絕不放心，怕蒙人仇漢，於是加速漢族殖民，對蒙古文化、語言等的壓抑日甚。結果呢？以前內蒙人聽話，但1997年，海外主張內蒙獨立的流亡分子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黨」，與藏獨疆獨連成一氣，傳播蒙族分離意識。筆者在海外幾國遇到的好幾位內蒙移民、學者、學生，無一不支持蒙獨。中共說這個組織是帝國主義撐腰的反華先鋒隊，不一定全無根據，但並不那麼間單。按毛氏哲學，外因是社會事物發生的條件，內因才是根本，故中共不能諉過於人，對出現蒙獨要負首要責任。建國六十年，藏獨、台獨死結未解，疆獨卻已成形，現在加上蒙獨，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實，分離主義運動全世界都有，並不限於受「帝國主義包圍」的「社會主義祖國」。大家也許留意到，去年的西班牙區域選舉中，卡塔隆尼亞自治省（Catalunya，英文Catalonia）的建國運動支持者總票數大大超越反對者。以前，當地比較支持獨立的，主要是左派、工人階級，但現在上流社會、自由派等，都已大量加入（例如天皇男高音Jose Carreras、頂級數理經濟學家Andreu Mas-Colell等；後者乃卡省現任經濟及研究部長，是筆者的研究院師兄，曾一手建立世界級的巴塞隆拿經濟研究學院，該院現任校長Ramon Marimon，是筆者學長兼後來的論文答辯委員會教授之一，學術主任Teresa Garcia-Mila，則是筆者同窗，故筆者可謂「與獨派關係甚深」！）；西班牙的兩個最大全國性政黨，目前還是反對卡塔隆尼亞建國，理由是憲法不許。看看這個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可更了解分離主義源於專制壓迫這個道理。
分離源於專制壓迫
卡塔隆尼亞民族有千年歷史；其語言（Catalan）不同於西班牙國語（Castiliano），包含比較多的高盧語（法語的一個重要來源）及意大利語元素。其聚居地方，包括今天的法、意部分地區、整個安道爾大公國、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由北到南一整片，中心就是西國卡塔隆尼亞自治省，省府巴塞隆拿（Barcelona）則是獨立運動的「風眼」（另一獨立運動，出現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的巴斯克地區，規模小得多但名氣較大，因為採取暴力手段，搶盡鏡頭）。卡塔隆尼亞本屬西羅馬帝國，一度被回人統治，十五世紀後逐漸歸入西班牙；因為處於地中海沿岸，故經濟發展較快，兩百年來都是西班牙最富庶、工業最發達的地區。卡塔隆尼亞人早有自己的文化認同，但產生分離意識、昇華成獨立運動，關鍵則是1936年開始、前後持續三年、可歌可泣然而慘烈不堪的西班牙內戰。內戰雙方，一是復辟派，一是共和派。
關於這場內戰，英語世界裏流傳兩本不朽著作，其一是海明威的浪漫主義小說《喪鐘為誰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其二是奧威爾的紀實作品《偉哉卡塔隆尼亞》（Homage To Catalonia）。兩本書筆者在大學時都讀過，分別是修美國當代文學和蘇俄史時的讀本。奧威爾和海明威一樣，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到了戰事的最前線，而且都站在共和派一邊，卡塔隆尼亞則是共和派的大本營。海明威當戰地記者，有驚無險；奧威爾則是以志願軍身份真槍實彈上戰場，中過彈，幾乎喪命，子彈從咽喉穿過，差兩厘米便打中大動脈。該場內戰以蘇聯背叛共和派、與英法勢力聯手讓復辟派的佛朗哥得勝上台告終；關鍵的巴塞隆拿之役，共和派主力崩潰，內戰進入尾聲。在這場內戰中，為什麼卡塔隆尼亞站在共和派一邊？佛朗哥上台後，如何對待卡塔隆尼亞？
佛朗哥上台施鎮壓
1931年，西班牙皇阿爾方蘇十三世同意民主普選，選舉之後，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那場民主運動的中堅是當時以工運為主力的左翼民主派；卡塔隆尼亞的經濟最發達，工業最集中，工人和工會力量冠全國，因此成為西班牙民主運動的大本營。左翼勢力當中，包括蘇聯指揮的第三國際，但以當地無政府主義派的力量最大，托派則是其盟友。在第二共和之下，卡塔隆尼亞取得首個自治約章，因此是共和的忠實支持者。然而，帝制力量並未消失，復辟派（國民黨）在軍事強人佛朗哥領導下，於1936年挑起內戰！
本來，有蘇聯物資支持，有大批來自美、英、法、墨、中等國的民間志願軍相助，共和派勝算不低。可是，斯大林不願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加上托派死對頭勝出，而且想以暗助佛朗哥這個工運敵人上台作條件，取得與英法合作，一同對付德國意大利，從而增強蘇俄自身安全；因此，到了內戰後期，蘇共不斷拖共和派後腿，甚至唆使第三國際控制的左翼部隊襲擊其他共和軍。奧威爾在前線看到蘇共的背叛，非常心痛，重傷退下來之後，寫出《偉哉卡塔隆尼亞》，遙祭在血泊中倒下的共和理想，哀悼參與民主保衞戰的死難同志，後來更成為斯大林主義的最堅定批判者，寫出膾炙人口的小說《1984》、《動物莊園》。
佛朗哥上台，馬上鎮壓卡塔隆尼亞，五萬多人遇害，監禁者無數，所有共和政黨被取締。同時，佛氏政權對卡塔隆尼亞實施文化圍剿。所有政府機關、學校、公眾場合，都禁用卡塔蘭語；一切和卡塔隆尼亞文化歷史有關的出版物，都受查禁；有關的公開及私人文化活動，全部視為非法。卡塔隆尼亞歌謠、舞蹈、節假日慶典，徹底消失。佛朗哥於1975年去世，其後西班牙再度民主化（君主立憲），卡省人始重獲自由，實行更高度自治。
解放軍早晚出動？
不過，歷史傷痕太深，巴塞隆拿與馬德里之間，始終有芥蒂，遇上某些摩擦，從前受過的種種不公，很快湧現在少數民族集體意識的前台，變本加厲；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劫後的二十年裏，雙方大致相安無事，但很不幸，自2005年起，分離主義升溫。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人認為西班牙中央政府的財策對他們不公。卡省因為經濟發達，長期以來擔起超額的國家財政責任，補貼較落後地區。這也罷了，但前幾年發生環球金融危機，卡塔隆尼亞陷得很深，向西班牙中央政府求援，後者竟乘機削減該省的財政自主權，卡省民眾覺得中央政府忘恩負義，獨立訴求一發不可收拾。明年，卡塔隆尼亞將再次舉行政體意向公投，中央政府凶多吉少。
在去年的一篇文章裏，筆者認為「分離主義止於民主」，此說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例如，北愛、魁北克、蘇格蘭等地的分離主義運動，近年有所消退，都是因為少數民族在民主討價還價過程中得到足夠好處和尊重，令不少人回心轉意（不似港人幾十年來對大陸出了資金花了錢，得到的卻是嗟來之飲丟來食）。然而，卡塔隆尼亞的最新發展是一個反例；筆者去年的看法已經太樂觀。專制時代結下的仇恨太深，分離傾向因偶然事件加劇，便是民主化了，也回天乏術。這一點，北京及治港京官皆應有所警惕。在香港，任由台上群小仗權胡作非為，醜事惡行一單接一單，市民不滿卻徒呼奈何；再來幾次假普選，港人當中的自治主張、分離意識必日盛一日。到了矛盾升級、梁某加緊鼓動群眾鬥群眾、繼而出動解放軍之日，便是港獨出現、港人以毒攻毒之時。歷史規律有迹可尋，並非完全不可預知。
練乙錚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2/20130220.html
治港京官面對本土主義興起，近日提出「港獨即是港毒」說，用意雖善，其歷史陳述亦相當有力，弱點卻在於未能承認，製造族群對立、催生分離意識的最大力量，往往來自統治集團本身。
遠的不說，「水災」（水貨奶粉北運成港B之災）便是一例。災難出現了，官員扮「果斷」搞嚴刑峻法，奶粉成為「儲備糧」，在邊界上庶幾等同白粉，帶「粉」客最高罰款五十萬、監禁兩年。一國之內，為了嬰兒奶粉，竟搞得如此楚河漢界壁壘森嚴，文明世界無有，荒謬之餘，其政治效果則是加深港陸隔閡，意識上向社會大眾一再提示兩制基本差異不可調和，客觀上打造了港陸之間深圳河之外的又一道鴻溝。此策一出，分離主義的基礎在法制方面加固了，獅龍旗無端又勝一仗。特區政府自作孽也罷，實行此策的行政費用和其他社會代價，市民還得全數啃下！一個源於大陸「神九上天、食環落地」、殆因邊界以北海關貪腐抽「水」而無法消除的現象【註】，港人被迫埋單，梁特首卻第一時間發聲明「感謝」對方關員「努力」。
同樣令人反感的領導行為層出不窮，港人卻無力擺脫這個縱非完全外來政權也非己出的特區政府。分離主義之火遂慢慢累積、蔓延；「香港人」這個身份概念亦不斷滋長，從朦朧到清晰，從「自在」到「自為」。一切官方口號如「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乃至新近出爐的「港人港地」等，市民一旦拿來認真，馬上成為葉公好龍者眼中的一株株可疑毒草，要用各種名義打壓。
鬥死蒙人十六萬
不過，分離意識只會愈打愈烈。殷鑑不遠，只需回到1967年文革初，看看那中共搞的帶有種族滅絕性質的「內人黨事件」。
內人黨，全名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由俄共指揮的「第三國際」督導成立；由於蒙古根本沒有資產階級，所以內人黨的最高綱領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少數民族理論搞民族解放、成立民族自治政府，獨立於當時的中國政府之外。但運動並不成功，內人黨解散，一部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另一部分則過繼中共。1946年，一些內人黨老黨員帶頭復黨，不過還是失敗，被中共吃掉。1949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大量漢人殖民內蒙，民族自治改為地區自治，實權掌在佔大多數的外來漢人手裏（這種手法港人漸漸熟悉）。慘劇還在後頭。
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帶頭清洗內蒙「當權派」，大批黨員打成子虛烏有的「新內人黨地下分子」，被指投靠蘇修搞獨立；殺戒大開，四年裏鬥死十六萬人，牽連三十四萬人，絕大部分都是蒙族，而當時的蒙族人口不過百多萬（上述數字，出自中共最高檢審判林彪、四人幫時的起訴書）。據筆者在加拿大認識的一位內蒙族朋友說，當年「清洗內人黨」，因為要向中央交數，牽連廣泛，不限於幹部，連他家裏文盲的婆婆，和很多年紀稍大的人一樣，也被指為內人黨，險些鬥死。文革過後，搞了所謂平反，但中共絕不放心，怕蒙人仇漢，於是加速漢族殖民，對蒙古文化、語言等的壓抑日甚。結果呢？以前內蒙人聽話，但1997年，海外主張內蒙獨立的流亡分子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黨」，與藏獨疆獨連成一氣，傳播蒙族分離意識。筆者在海外幾國遇到的好幾位內蒙移民、學者、學生，無一不支持蒙獨。中共說這個組織是帝國主義撐腰的反華先鋒隊，不一定全無根據，但並不那麼間單。按毛氏哲學，外因是社會事物發生的條件，內因才是根本，故中共不能諉過於人，對出現蒙獨要負首要責任。建國六十年，藏獨、台獨死結未解，疆獨卻已成形，現在加上蒙獨，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實，分離主義運動全世界都有，並不限於受「帝國主義包圍」的「社會主義祖國」。大家也許留意到，去年的西班牙區域選舉中，卡塔隆尼亞自治省（Catalunya，英文Catalonia）的建國運動支持者總票數大大超越反對者。以前，當地比較支持獨立的，主要是左派、工人階級，但現在上流社會、自由派等，都已大量加入（例如天皇男高音Jose Carreras、頂級數理經濟學家Andreu Mas-Colell等；後者乃卡省現任經濟及研究部長，是筆者的研究院師兄，曾一手建立世界級的巴塞隆拿經濟研究學院，該院現任校長Ramon Marimon，是筆者學長兼後來的論文答辯委員會教授之一，學術主任Teresa Garcia-Mila，則是筆者同窗，故筆者可謂「與獨派關係甚深」！）；西班牙的兩個最大全國性政黨，目前還是反對卡塔隆尼亞建國，理由是憲法不許。看看這個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可更了解分離主義源於專制壓迫這個道理。
分離源於專制壓迫
卡塔隆尼亞民族有千年歷史；其語言（Catalan）不同於西班牙國語（Castiliano），包含比較多的高盧語（法語的一個重要來源）及意大利語元素。其聚居地方，包括今天的法、意部分地區、整個安道爾大公國、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由北到南一整片，中心就是西國卡塔隆尼亞自治省，省府巴塞隆拿（Barcelona）則是獨立運動的「風眼」（另一獨立運動，出現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的巴斯克地區，規模小得多但名氣較大，因為採取暴力手段，搶盡鏡頭）。卡塔隆尼亞本屬西羅馬帝國，一度被回人統治，十五世紀後逐漸歸入西班牙；因為處於地中海沿岸，故經濟發展較快，兩百年來都是西班牙最富庶、工業最發達的地區。卡塔隆尼亞人早有自己的文化認同，但產生分離意識、昇華成獨立運動，關鍵則是1936年開始、前後持續三年、可歌可泣然而慘烈不堪的西班牙內戰。內戰雙方，一是復辟派，一是共和派。
關於這場內戰，英語世界裏流傳兩本不朽著作，其一是海明威的浪漫主義小說《喪鐘為誰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其二是奧威爾的紀實作品《偉哉卡塔隆尼亞》（Homage To Catalonia）。兩本書筆者在大學時都讀過，分別是修美國當代文學和蘇俄史時的讀本。奧威爾和海明威一樣，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到了戰事的最前線，而且都站在共和派一邊，卡塔隆尼亞則是共和派的大本營。海明威當戰地記者，有驚無險；奧威爾則是以志願軍身份真槍實彈上戰場，中過彈，幾乎喪命，子彈從咽喉穿過，差兩厘米便打中大動脈。該場內戰以蘇聯背叛共和派、與英法勢力聯手讓復辟派的佛朗哥得勝上台告終；關鍵的巴塞隆拿之役，共和派主力崩潰，內戰進入尾聲。在這場內戰中，為什麼卡塔隆尼亞站在共和派一邊？佛朗哥上台後，如何對待卡塔隆尼亞？
佛朗哥上台施鎮壓
1931年，西班牙皇阿爾方蘇十三世同意民主普選，選舉之後，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那場民主運動的中堅是當時以工運為主力的左翼民主派；卡塔隆尼亞的經濟最發達，工業最集中，工人和工會力量冠全國，因此成為西班牙民主運動的大本營。左翼勢力當中，包括蘇聯指揮的第三國際，但以當地無政府主義派的力量最大，托派則是其盟友。在第二共和之下，卡塔隆尼亞取得首個自治約章，因此是共和的忠實支持者。然而，帝制力量並未消失，復辟派（國民黨）在軍事強人佛朗哥領導下，於1936年挑起內戰！
本來，有蘇聯物資支持，有大批來自美、英、法、墨、中等國的民間志願軍相助，共和派勝算不低。可是，斯大林不願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加上托派死對頭勝出，而且想以暗助佛朗哥這個工運敵人上台作條件，取得與英法合作，一同對付德國意大利，從而增強蘇俄自身安全；因此，到了內戰後期，蘇共不斷拖共和派後腿，甚至唆使第三國際控制的左翼部隊襲擊其他共和軍。奧威爾在前線看到蘇共的背叛，非常心痛，重傷退下來之後，寫出《偉哉卡塔隆尼亞》，遙祭在血泊中倒下的共和理想，哀悼參與民主保衞戰的死難同志，後來更成為斯大林主義的最堅定批判者，寫出膾炙人口的小說《1984》、《動物莊園》。
佛朗哥上台，馬上鎮壓卡塔隆尼亞，五萬多人遇害，監禁者無數，所有共和政黨被取締。同時，佛氏政權對卡塔隆尼亞實施文化圍剿。所有政府機關、學校、公眾場合，都禁用卡塔蘭語；一切和卡塔隆尼亞文化歷史有關的出版物，都受查禁；有關的公開及私人文化活動，全部視為非法。卡塔隆尼亞歌謠、舞蹈、節假日慶典，徹底消失。佛朗哥於1975年去世，其後西班牙再度民主化（君主立憲），卡省人始重獲自由，實行更高度自治。
解放軍早晚出動？
不過，歷史傷痕太深，巴塞隆拿與馬德里之間，始終有芥蒂，遇上某些摩擦，從前受過的種種不公，很快湧現在少數民族集體意識的前台，變本加厲；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劫後的二十年裏，雙方大致相安無事，但很不幸，自2005年起，分離主義升溫。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人認為西班牙中央政府的財策對他們不公。卡省因為經濟發達，長期以來擔起超額的國家財政責任，補貼較落後地區。這也罷了，但前幾年發生環球金融危機，卡塔隆尼亞陷得很深，向西班牙中央政府求援，後者竟乘機削減該省的財政自主權，卡省民眾覺得中央政府忘恩負義，獨立訴求一發不可收拾。明年，卡塔隆尼亞將再次舉行政體意向公投，中央政府凶多吉少。
在去年的一篇文章裏，筆者認為「分離主義止於民主」，此說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例如，北愛、魁北克、蘇格蘭等地的分離主義運動，近年有所消退，都是因為少數民族在民主討價還價過程中得到足夠好處和尊重，令不少人回心轉意（不似港人幾十年來對大陸出了資金花了錢，得到的卻是嗟來之飲丟來食）。然而，卡塔隆尼亞的最新發展是一個反例；筆者去年的看法已經太樂觀。專制時代結下的仇恨太深，分離傾向因偶然事件加劇，便是民主化了，也回天乏術。這一點，北京及治港京官皆應有所警惕。在香港，任由台上群小仗權胡作非為，醜事惡行一單接一單，市民不滿卻徒呼奈何；再來幾次假普選，港人當中的自治主張、分離意識必日盛一日。到了矛盾升級、梁某加緊鼓動群眾鬥群眾、繼而出動解放軍之日，便是港獨出現、港人以毒攻毒之時。歷史規律有迹可尋，並非完全不可預知。
練乙錚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2/20130220.html
美国“绿色新政”终于现出社会主义原形
何清涟
地球人都知道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但问题缘何而生，却见仁见智。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与社交媒体上的同温层聚合，加剧了认识的分裂，各方拿出来的解决方案也很不一样，在美国喧嚣了好几个月的“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细节曝光之后，不少人才意识到这是个在美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疯狂计划，只是外包装用了“绿色”而已。
曾被美国左媒热捧的“绿色新政”
名噪一时的民主党议员、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自2018年11月当选为纽约市14选区的众议员之后，她大力鼓吹的“绿色新政”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盛赞狂捧的目标，众多“进步派”人士包括若干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在发布竞选宣言时，都不忘赞美这个“绿色新政”，有的评论甚至将其与美国历史上影响世界的登月、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不少追随者顾名思义，认为这是AOC提出的一套治理全球变暖的方案，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就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如果民主党能够在 2020 年大选中赢下白宫并立即推行绿色新政，将大大有利于世界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高阶目标——至本世纪末将地球升温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代高 1.5°C 之内。
《大西洋月刊》比这位作家望题生义的评论略显冷静，意识到是个更庞大的社会计划。该刊在2018年12月5日发表Robinson Meyer的一篇评论，认为“绿色新政”作为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要比经济学家们常常谈论的征收碳税更能够赢得大众的心。其中的“就业保障”政策还会产生一种同奥巴马成功推行的全民医保一样的效应，“在一种权利深入人心之后 ，它就不能被轻易剥夺”。
美国各大媒体都争先恐后地邀请AOC推介她的绿色新政，她那大而化之的社会主义宏图，让不少听众之为之激动。
“绿色新政是匹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2月8日，由保守派创建的能源倡导组织Power the Future发表一篇博文，指出“绿色新政”的实质：当AOC公布了包含细节的解决方案、且她的办公室2月7日发表了一系列论题概述其目标后， 暴露了“绿色新政”其实是一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与解决全球变暖没有多大干系，该计划只是以理想的环境政策作为幌子，凭借绿色伪装把社会主义带入美国。
下面是“Power the Future”对“绿色新政”的要点概括：
1、迫使政府成为唯一的支付者，接管全美国的医疗保健。
2、为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免费资金。
3、保证提供政府工作 。
4、重建或改造美国的每个家庭。
5、给每个人提供免费住所。
6、淘汰传统汽车。
7、消除航空旅行 。
8、禁养奶牛（或至少研发不“放屁”的奶牛） 。
不少评论就以上内容发表看法：AOC等社会主义者的努力根本不是为了拯救环境，其真正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权力来扩大政府权力，根本不管其结果是推毁美国。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参议员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将绿色新政称之为“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计划”。
与AOC同属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Nancy Pelosi）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隐藏她对这个计划的不屑：“这只是我们收到的许多建议中的一个。绿色梦想，或者你随便称它是什么，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新闻与进步（The News & Advance）嘲笑说，绿色新政只是“绿色新经销商拥抱幻想“（The Green New Dealers Embrace Fantasies），将deal （合同）加个后缀“er”变成dealer（经销商）。Fox News干脆调侃，AOC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去潜伏在民主党的间谍，目前就是让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北。
这个计划之谵妄，从以下细节可见一斑：
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环保主义者称为“浮在汽油上”的国家），飞机早就被称为“空中巴士”，AOC的绿色新政要取消汽车、航空，等于让美国经济瘫痪。
AOC称推行她的社会主义蓝图只需要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确实，因为桑德斯的全民医保就需要32.6万亿）。不少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希望了解AOC的40万亿美元将从哪里获得，结果未获只字回复。以下是美国2017年的几个重要经济数据：GDP总量是 19.39 trillion 万亿 ，美国的财政收入是3.2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3.５%，积欠国债超过21万亿。由此可见，AOC的社会主义蓝图完全是纸上画饼。
美国社会的巨大裂缝
如此荒唐的建议，为何会出现在美国？2011年，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者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那99%”，强调1%富豪与99%社会成员间的对立。2013年，美国著名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就出版了他那本名著《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两个美国“这一现象进行了CT式全扫描，调查经济与政治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来揭示权力和财富的转变如何导致了中产阶级美国梦的解体。这本书有个重要的结论：“美国正从罅隙处裂开——并非种族或民族的罅隙，而是阶级。”
以下是作者列举的财富集中的数据：2002年至2007年，占美国人口1%、总计300万人的超级富豪们，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2/3。其余99%的美国人总计3.1亿人，只占到总收入的1/3。2010年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第一年，1%的尖端人群，拿下了美国国民总收入的93%。
美国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得到另外两个数据支持，一是世界银行估计：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16年达到0. 415%的最高值。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题为《美国中产阶层衰退》的报告，2015年，美国成年人中，中等收入人数为1.208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为1.213亿，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一半。
美国近年崛起的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 News于2月12日发文指出：各类激进主义，例如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性别歧视、社会主义等正威胁重掌国会众议院权柄的民主党左派——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民主党这家百年政治老店受到威胁，而是美国正受到威胁。这一威胁不仅产生于巨大的阶级裂沟，还产生于美国正在形成的一种按肤色（族裔）取得特权的新身份政治——这点容本人以后撰写专文分析，本文只谈社会主义对美国造成的威胁： 2018年11月， 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发布一项调查。根据调查，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40%的人。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些人是民主党内的极端进步主义者。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李普赛特（Seymour Lipset）在他那本著名的《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书名所示的问题“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失败了？”从骄傲宣称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到疯狂的绿色色新政受到民主党人与左派媒体追捧，其间相差不到20年，其间原因除了贫富差距扩大、美国不再是“机会之国”这个社会因素之外，还有一点：这些年当中，由于左派占据大学讲台，垄断学术领域，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是让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快速增长。
（台湾上报，2019年2月1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7595&fbclid=IwAR0z4YZ9vX4NTsGuZJt9e1Fm9AvA51ORm3SQXiE1CUq8WjkRwGLSOGM8ssY）
地球人都知道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但问题缘何而生，却见仁见智。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与社交媒体上的同温层聚合，加剧了认识的分裂，各方拿出来的解决方案也很不一样，在美国喧嚣了好几个月的“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细节曝光之后，不少人才意识到这是个在美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疯狂计划，只是外包装用了“绿色”而已。
曾被美国左媒热捧的“绿色新政”
名噪一时的民主党议员、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自2018年11月当选为纽约市14选区的众议员之后，她大力鼓吹的“绿色新政”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盛赞狂捧的目标，众多“进步派”人士包括若干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在发布竞选宣言时，都不忘赞美这个“绿色新政”，有的评论甚至将其与美国历史上影响世界的登月、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不少追随者顾名思义，认为这是AOC提出的一套治理全球变暖的方案，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就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如果民主党能够在 2020 年大选中赢下白宫并立即推行绿色新政，将大大有利于世界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高阶目标——至本世纪末将地球升温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代高 1.5°C 之内。
《大西洋月刊》比这位作家望题生义的评论略显冷静，意识到是个更庞大的社会计划。该刊在2018年12月5日发表Robinson Meyer的一篇评论，认为“绿色新政”作为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要比经济学家们常常谈论的征收碳税更能够赢得大众的心。其中的“就业保障”政策还会产生一种同奥巴马成功推行的全民医保一样的效应，“在一种权利深入人心之后 ，它就不能被轻易剥夺”。
美国各大媒体都争先恐后地邀请AOC推介她的绿色新政，她那大而化之的社会主义宏图，让不少听众之为之激动。
“绿色新政是匹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2月8日，由保守派创建的能源倡导组织Power the Future发表一篇博文，指出“绿色新政”的实质：当AOC公布了包含细节的解决方案、且她的办公室2月7日发表了一系列论题概述其目标后， 暴露了“绿色新政”其实是一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与解决全球变暖没有多大干系，该计划只是以理想的环境政策作为幌子，凭借绿色伪装把社会主义带入美国。
下面是“Power the Future”对“绿色新政”的要点概括：
1、迫使政府成为唯一的支付者，接管全美国的医疗保健。
2、为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免费资金。
3、保证提供政府工作 。
4、重建或改造美国的每个家庭。
5、给每个人提供免费住所。
6、淘汰传统汽车。
7、消除航空旅行 。
8、禁养奶牛（或至少研发不“放屁”的奶牛） 。
不少评论就以上内容发表看法：AOC等社会主义者的努力根本不是为了拯救环境，其真正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权力来扩大政府权力，根本不管其结果是推毁美国。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参议员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将绿色新政称之为“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计划”。
与AOC同属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Nancy Pelosi）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隐藏她对这个计划的不屑：“这只是我们收到的许多建议中的一个。绿色梦想，或者你随便称它是什么，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新闻与进步（The News & Advance）嘲笑说，绿色新政只是“绿色新经销商拥抱幻想“（The Green New Dealers Embrace Fantasies），将deal （合同）加个后缀“er”变成dealer（经销商）。Fox News干脆调侃，AOC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去潜伏在民主党的间谍，目前就是让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北。
这个计划之谵妄，从以下细节可见一斑：
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环保主义者称为“浮在汽油上”的国家），飞机早就被称为“空中巴士”，AOC的绿色新政要取消汽车、航空，等于让美国经济瘫痪。
AOC称推行她的社会主义蓝图只需要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确实，因为桑德斯的全民医保就需要32.6万亿）。不少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希望了解AOC的40万亿美元将从哪里获得，结果未获只字回复。以下是美国2017年的几个重要经济数据：GDP总量是 19.39 trillion 万亿 ，美国的财政收入是3.2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3.５%，积欠国债超过21万亿。由此可见，AOC的社会主义蓝图完全是纸上画饼。
美国社会的巨大裂缝
如此荒唐的建议，为何会出现在美国？2011年，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者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那99%”，强调1%富豪与99%社会成员间的对立。2013年，美国著名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就出版了他那本名著《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两个美国“这一现象进行了CT式全扫描，调查经济与政治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来揭示权力和财富的转变如何导致了中产阶级美国梦的解体。这本书有个重要的结论：“美国正从罅隙处裂开——并非种族或民族的罅隙，而是阶级。”
以下是作者列举的财富集中的数据：2002年至2007年，占美国人口1%、总计300万人的超级富豪们，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2/3。其余99%的美国人总计3.1亿人，只占到总收入的1/3。2010年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第一年，1%的尖端人群，拿下了美国国民总收入的93%。
美国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得到另外两个数据支持，一是世界银行估计：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16年达到0. 415%的最高值。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题为《美国中产阶层衰退》的报告，2015年，美国成年人中，中等收入人数为1.208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为1.213亿，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一半。
美国近年崛起的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 News于2月12日发文指出：各类激进主义，例如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性别歧视、社会主义等正威胁重掌国会众议院权柄的民主党左派——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民主党这家百年政治老店受到威胁，而是美国正受到威胁。这一威胁不仅产生于巨大的阶级裂沟，还产生于美国正在形成的一种按肤色（族裔）取得特权的新身份政治——这点容本人以后撰写专文分析，本文只谈社会主义对美国造成的威胁： 2018年11月， 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发布一项调查。根据调查，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40%的人。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些人是民主党内的极端进步主义者。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李普赛特（Seymour Lipset）在他那本著名的《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书名所示的问题“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失败了？”从骄傲宣称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到疯狂的绿色色新政受到民主党人与左派媒体追捧，其间相差不到20年，其间原因除了贫富差距扩大、美国不再是“机会之国”这个社会因素之外，还有一点：这些年当中，由于左派占据大学讲台，垄断学术领域，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是让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快速增长。
（台湾上报，2019年2月1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7595&fbclid=IwAR0z4YZ9vX4NTsGuZJt9e1Fm9AvA51ORm3SQXiE1CUq8WjkRwGLSOGM8ssY）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19/02/16/green-new-deal-in-usa/
路透：美中贸易官员勾画协议雏形
来源:
美国之音
路透社援引了解美中贸易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独家报道，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就两国贸易中最棘手的问题梳理原则上的承诺。路透社称之为在试图结束已历时7个月的贸易战努力中的最大进展。
美中贸易官员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副部长级谈判，在美国向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相差甚远。不过路透社援引知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已梳理出达成协议所需的主要组成部分。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谈判官员正草拟有关结构性问题的6个备忘录，包括：强迫技术转让与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货币、农业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如果3月1日之前美中达不成协议，美国向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10%上调到25%。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号在阿根廷达成暂停贸易战90天的协议，两国在此期间谈判达成协议。
美国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实行了其所称的“反制措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8%B7%AF%E9%80%8F%EF%BC%9A%E7%BE%8E%E4%B8%AD%E8%B4%B8%E6%98%93%E5%AE%98%E5%91%98%E5%8B%BE%E7%94%BB%E5%8D%8F%E8%AE%AE%E9%9B%8F%E5%BD%A2.html
美国之音
路透社援引了解美中贸易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独家报道，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就两国贸易中最棘手的问题梳理原则上的承诺。路透社称之为在试图结束已历时7个月的贸易战努力中的最大进展。
美中贸易官员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副部长级谈判，在美国向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相差甚远。不过路透社援引知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已梳理出达成协议所需的主要组成部分。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谈判官员正草拟有关结构性问题的6个备忘录，包括：强迫技术转让与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货币、农业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如果3月1日之前美中达不成协议，美国向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10%上调到25%。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号在阿根廷达成暂停贸易战90天的协议，两国在此期间谈判达成协议。
美国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实行了其所称的“反制措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8%B7%AF%E9%80%8F%EF%BC%9A%E7%BE%8E%E4%B8%AD%E8%B4%B8%E6%98%93%E5%AE%98%E5%91%98%E5%8B%BE%E7%94%BB%E5%8D%8F%E8%AE%AE%E9%9B%8F%E5%BD%A2.html
逢抗暴60周年，中共对西藏封锁延长至两个月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在拉萨反对中共统治，遭到镇压。今年是这一事件的60周年，中国当局再次下令封锁西藏自治区，禁止外国游客进入，但时间比往年多封锁1个月。评论认为，这显示中共试图在政治敏感年更严格管制藏人。
避免被“外部审查”
据西藏之声报道，西藏经营旅游业的机构于网站上透露，西藏旅游局在去年底向业者下发通知，今年1月30日至4月1日期间，不为外国游客办理入藏许可证。旅游业者解释说，自从2008年3月14日以来，这种年度关闭已成为正常的惯例。
时间倒回至1951年，西藏和中共签订《17条和平协议》后，并没有换来“和平”，中共开始在西藏建立政权，并对西藏人民进行“改造”。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于西藏拉萨反对中共统治，遭到中共血腥镇压，达赖喇嘛率领余部流亡到印度。
这场镇压的死亡人数，据长年研究西藏问题的留美独立学者李江琳调查，在西藏军区编的一份机密文件里，自1959年到1961年底，一年半内藏人死伤及被俘者共有8.7万人。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份机密文件中有一统计数据是，在1956年到1962年这6年中，解放军“歼灭”的藏人达45.6万多人。
2008年3月14日，西藏再度爆发大规模和平抗暴活动。当时，藏人大规模纪念西藏抗暴事件49周年，却遭到中共镇压，造成民众死伤，并引发境内藏人自焚抗议浪潮。据中国官方数据，此次抗暴事件造成18名平民的死亡，拘捕了近1,000人。
因此，每年3月成了敏感时期，中国当局每年都在这段时间采取比平时更严格的限制、管控措施。
外国游客被禁止进入西藏地区，只有在申请特殊许可后才能进入，并且只能透过中共的监控安排下在西藏旅游。外国记者、非政府组织、外交官和持有外国身分的藏人也被限制进入自治区，以便该地区保持铁腕政策，并避免外来者任何形式的“外部审查”。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国际藏汉笔会秘书长洛桑扎巴（Lobsang Dakpa）指出，西藏境内的民众在这段时期往往会采取一些活动，例如念经，或去山上拜神。在往年的3月10日，还发生过起义。所以，中国政府在这段时期格外控制西藏地区。
洛桑扎巴又说，中国政府严禁外籍人士入藏是为了掩盖真相：“西藏地区很多青年人、老人进行自焚。中国政府不希望国际社会知道这一切，尤其是3月10日。”
去年11月，据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统计，2009年到2018年，在西藏自治区及周边藏区已证实有153名藏人自焚，其中132人去世。
在中共当局的高压统治下，新疆再教育营的模式正被复制到西藏。印度媒体“The Print”12日发布卫星照片，揭露西藏地区目前至少有三座“再教育营”正在兴建之中。
敏感年
西藏之声报导指出，不同于往年中国封锁西藏自治区1个月，今年改为封锁2个月，不难联想近日中国当局大张旗鼓为了宣扬北京的政绩，宣布今年是他们将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及中国共产党建政70周年等举措，显示出中共试图在敏感年更严厉的管制藏人。
所谓“敏感年”，除了中共建政70周年、西藏抗暴运动60周年之外，还有“逢九必乱”的历史规律及“集权国家很少有超过70年寿命”的说法。在去年年底与2019年初始，这一观点多次被提出。
在“逢九必乱”的说法之下，2019年是多项大事件的“X十周年”，如六四屠城30周年、西藏抗暴运动60周年、镇压法轮功20周年、新疆七五事件10周年等，皆被认为会让中共当局绷紧神经。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指出，中国当局在今年敏感月前夕再次封锁西藏自治区，禁止外国游客进入，表明中共根本不愿意维护基本人权，也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实行互惠原则。
因此ICT呼吁中共结束对西藏自治区的封锁和隔离，保障所有藏人的基本自由，并允许所有人能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同时敦促美国全面实施《西藏旅行互惠法》，并问责禁止美国记者、外交官以及游客入藏的中共官员。
美国国会在去年年底通过的《西藏旅行互惠法》，旨在结束中国对西藏的封锁，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以及游客，在西藏不受限制地旅行，正如中国的记者、外交官及中国公民能自由访问美国一般。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9%80%A2%E6%8A%97%E6%9A%B460%E5%91%A8%E5%B9%B4%EF%BC%8C%E4%B8%AD%E5%85%B1%E5%A4%9A%E5%B0%81%E9%94%81%E8%A5%BF%E8%97%8F%E8%87%B32%E4%B8%AA%E6%9C%88.html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在拉萨反对中共统治，遭到镇压。今年是这一事件的60周年，中国当局再次下令封锁西藏自治区，禁止外国游客进入，但时间比往年多封锁1个月。评论认为，这显示中共试图在政治敏感年更严格管制藏人。
避免被“外部审查”
据西藏之声报道，西藏经营旅游业的机构于网站上透露，西藏旅游局在去年底向业者下发通知，今年1月30日至4月1日期间，不为外国游客办理入藏许可证。旅游业者解释说，自从2008年3月14日以来，这种年度关闭已成为正常的惯例。
时间倒回至1951年，西藏和中共签订《17条和平协议》后，并没有换来“和平”，中共开始在西藏建立政权，并对西藏人民进行“改造”。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于西藏拉萨反对中共统治，遭到中共血腥镇压，达赖喇嘛率领余部流亡到印度。
这场镇压的死亡人数，据长年研究西藏问题的留美独立学者李江琳调查，在西藏军区编的一份机密文件里，自1959年到1961年底，一年半内藏人死伤及被俘者共有8.7万人。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份机密文件中有一统计数据是，在1956年到1962年这6年中，解放军“歼灭”的藏人达45.6万多人。
2008年3月14日，西藏再度爆发大规模和平抗暴活动。当时，藏人大规模纪念西藏抗暴事件49周年，却遭到中共镇压，造成民众死伤，并引发境内藏人自焚抗议浪潮。据中国官方数据，此次抗暴事件造成18名平民的死亡，拘捕了近1,000人。
因此，每年3月成了敏感时期，中国当局每年都在这段时间采取比平时更严格的限制、管控措施。
外国游客被禁止进入西藏地区，只有在申请特殊许可后才能进入，并且只能透过中共的监控安排下在西藏旅游。外国记者、非政府组织、外交官和持有外国身分的藏人也被限制进入自治区，以便该地区保持铁腕政策，并避免外来者任何形式的“外部审查”。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国际藏汉笔会秘书长洛桑扎巴（Lobsang Dakpa）指出，西藏境内的民众在这段时期往往会采取一些活动，例如念经，或去山上拜神。在往年的3月10日，还发生过起义。所以，中国政府在这段时期格外控制西藏地区。
洛桑扎巴又说，中国政府严禁外籍人士入藏是为了掩盖真相：“西藏地区很多青年人、老人进行自焚。中国政府不希望国际社会知道这一切，尤其是3月10日。”
去年11月，据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统计，2009年到2018年，在西藏自治区及周边藏区已证实有153名藏人自焚，其中132人去世。
在中共当局的高压统治下，新疆再教育营的模式正被复制到西藏。印度媒体“The Print”12日发布卫星照片，揭露西藏地区目前至少有三座“再教育营”正在兴建之中。
敏感年
西藏之声报导指出，不同于往年中国封锁西藏自治区1个月，今年改为封锁2个月，不难联想近日中国当局大张旗鼓为了宣扬北京的政绩，宣布今年是他们将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及中国共产党建政70周年等举措，显示出中共试图在敏感年更严厉的管制藏人。
所谓“敏感年”，除了中共建政70周年、西藏抗暴运动60周年之外，还有“逢九必乱”的历史规律及“集权国家很少有超过70年寿命”的说法。在去年年底与2019年初始，这一观点多次被提出。
在“逢九必乱”的说法之下，2019年是多项大事件的“X十周年”，如六四屠城30周年、西藏抗暴运动60周年、镇压法轮功20周年、新疆七五事件10周年等，皆被认为会让中共当局绷紧神经。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指出，中国当局在今年敏感月前夕再次封锁西藏自治区，禁止外国游客进入，表明中共根本不愿意维护基本人权，也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实行互惠原则。
因此ICT呼吁中共结束对西藏自治区的封锁和隔离，保障所有藏人的基本自由，并允许所有人能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同时敦促美国全面实施《西藏旅行互惠法》，并问责禁止美国记者、外交官以及游客入藏的中共官员。
美国国会在去年年底通过的《西藏旅行互惠法》，旨在结束中国对西藏的封锁，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以及游客，在西藏不受限制地旅行，正如中国的记者、外交官及中国公民能自由访问美国一般。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9%80%A2%E6%8A%97%E6%9A%B460%E5%91%A8%E5%B9%B4%EF%BC%8C%E4%B8%AD%E5%85%B1%E5%A4%9A%E5%B0%81%E9%94%81%E8%A5%BF%E8%97%8F%E8%87%B32%E4%B8%AA%E6%9C%88.html
英國脫歐「懶人包」讓你一次看懂10大問題
英國脫歐最後期限3月29日逐漸逼近。經過兩年的吵吵鬧鬧還是有很多人搞不懂脫歐是怎麼一回事，以下就列舉出10大關鍵問題讓你一次看懂。
為什麼要脫離歐盟？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英國是否要脫離、或是繼續留在歐洲聯盟。公民投票結果贊成脫離歐盟佔51.9%，支持繼續留在歐盟佔48.1%，投票率達71.8%,，投票人數超過3,000萬人。
什麼時候要脫離歐盟？
公民投票後，英國政府在2017年3月29日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程序，英國和歐盟雙方必須在兩年時間內，也就是2019年3月29日周五之前，就脫離歐盟達成協議。
但歐盟法院裁定，在脫歐日到期以前，英國隨時能停止脫歐程序，繼續留在歐盟之內。
如果歐盟28個會員國一致同意，英國脫離歐盟的期限也可以延長，但目前各方面都希望能在這個期限之內完成脫歐程序。
一定會脫歐嗎？
按照目前局勢來看，英國將在2019年3月29日脫離歐盟，無論雙方能否達成協議。當然，英國政治風雲變化，意外也可能發生。
可以取消脫歐嗎？
可以，但是需要修改英國法律，而目前保守黨和工黨都無意這麼做。
歐盟法院2018年12月10日裁決，英國可以取消脫歐程序繼續留在歐盟，並不需要其它27個歐盟成員國的同意，但英國要取消脫歐程序必須通過議會決定。
可以推遲脫歐嗎？
理論上是可以的。如果歐盟認為這有助於事情進展，甚至有可能讓英國繼續留在歐盟之內的話，歐盟可以同意延長脫歐程序，但也只是幾個月的時間。
英國反對黨工黨想要迫使政府提前舉行大選，工黨上台後再和歐盟重新協商新的脫歐協議，如果真的這樣脫歐程序也必須延長。
可以重新再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嗎？
這需要英國政府立法才可以，但英國政府表示不會這麼做。
如果有足夠人數的議會議員支持的話，也可以再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但只有少數工黨議員和極少數保守黨議員支持。
工黨領導人科爾賓不排除支持再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但他想要先試試看能不能先把首相拉下台再說。
需要達成協議才能脫歐嗎？
不一定，達成協議的目的是保障企業和個人在脫歐過程中盡可能受到最小程度的干擾，同時也讓雙方有時間進行貿易談判。
達成脫歐協議了嗎？
在經過數月的協商之後，英國和歐盟達成了脫歐協議，主要有兩方面，但這協議還需要英國議會通過。
長達585頁的脫歐協議，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條文，列出英國脫離歐盟的條款，包括英國必須支付歐盟的費用——390億英鎊，還有居住在對方國家各自的公民的權利，協議也包括避免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之間重新設立邊界的措施。
另外還有一份26頁關於雙方未來的聲明，這份聲明不具法律效力，而是關於英國和歐盟雙方未來關係的政治宣言。
脫歐協議也設立了所謂的脫歐過渡期，從2019年3月29日到2020年12月31日為止，過渡期是為了要讓企業和個人為英國脫歐後生效的新規定做好凖備。
如果英國議會不通過脫歐協議，英國還會脫歐嗎？
是的，這就是所謂的無協議脫歐。
無協議脫歐會怎樣？
無協議脫歐意味著英國會立即脫離和歐盟的所有關係和聯繫，沒有脫歐過渡期，雙方公民的居住權也沒有保障。
英國政府擔心，無協議脫歐會在短期內嚴重影響商業運行，海關重新檢驗進出口貨物，通往英國的港口和陸路貨運將大排長龍，超市已經警告可能會有食品短缺問題，國民健康保險也在囤積藥物以免藥品供應受到影響。
但支持脫歐的議員宣稱，情況不會如想像的那麼糟，無協議脫歐的話英國就不必支付390一英鎊的費用，也可以和世界各國商談有利的貿易協議。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47241641
為什麼要脫離歐盟？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英國是否要脫離、或是繼續留在歐洲聯盟。公民投票結果贊成脫離歐盟佔51.9%，支持繼續留在歐盟佔48.1%，投票率達71.8%,，投票人數超過3,000萬人。
什麼時候要脫離歐盟？
公民投票後，英國政府在2017年3月29日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程序，英國和歐盟雙方必須在兩年時間內，也就是2019年3月29日周五之前，就脫離歐盟達成協議。
但歐盟法院裁定，在脫歐日到期以前，英國隨時能停止脫歐程序，繼續留在歐盟之內。
如果歐盟28個會員國一致同意，英國脫離歐盟的期限也可以延長，但目前各方面都希望能在這個期限之內完成脫歐程序。
一定會脫歐嗎？
按照目前局勢來看，英國將在2019年3月29日脫離歐盟，無論雙方能否達成協議。當然，英國政治風雲變化，意外也可能發生。
可以取消脫歐嗎？
可以，但是需要修改英國法律，而目前保守黨和工黨都無意這麼做。
歐盟法院2018年12月10日裁決，英國可以取消脫歐程序繼續留在歐盟，並不需要其它27個歐盟成員國的同意，但英國要取消脫歐程序必須通過議會決定。
可以推遲脫歐嗎？
理論上是可以的。如果歐盟認為這有助於事情進展，甚至有可能讓英國繼續留在歐盟之內的話，歐盟可以同意延長脫歐程序，但也只是幾個月的時間。
英國反對黨工黨想要迫使政府提前舉行大選，工黨上台後再和歐盟重新協商新的脫歐協議，如果真的這樣脫歐程序也必須延長。
可以重新再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嗎？
這需要英國政府立法才可以，但英國政府表示不會這麼做。
如果有足夠人數的議會議員支持的話，也可以再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但只有少數工黨議員和極少數保守黨議員支持。
工黨領導人科爾賓不排除支持再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但他想要先試試看能不能先把首相拉下台再說。
需要達成協議才能脫歐嗎？
不一定，達成協議的目的是保障企業和個人在脫歐過程中盡可能受到最小程度的干擾，同時也讓雙方有時間進行貿易談判。
達成脫歐協議了嗎？
在經過數月的協商之後，英國和歐盟達成了脫歐協議，主要有兩方面，但這協議還需要英國議會通過。
長達585頁的脫歐協議，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條文，列出英國脫離歐盟的條款，包括英國必須支付歐盟的費用——390億英鎊，還有居住在對方國家各自的公民的權利，協議也包括避免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之間重新設立邊界的措施。
另外還有一份26頁關於雙方未來的聲明，這份聲明不具法律效力，而是關於英國和歐盟雙方未來關係的政治宣言。
脫歐協議也設立了所謂的脫歐過渡期，從2019年3月29日到2020年12月31日為止，過渡期是為了要讓企業和個人為英國脫歐後生效的新規定做好凖備。
如果英國議會不通過脫歐協議，英國還會脫歐嗎？
是的，這就是所謂的無協議脫歐。
無協議脫歐會怎樣？
無協議脫歐意味著英國會立即脫離和歐盟的所有關係和聯繫，沒有脫歐過渡期，雙方公民的居住權也沒有保障。
英國政府擔心，無協議脫歐會在短期內嚴重影響商業運行，海關重新檢驗進出口貨物，通往英國的港口和陸路貨運將大排長龍，超市已經警告可能會有食品短缺問題，國民健康保險也在囤積藥物以免藥品供應受到影響。
但支持脫歐的議員宣稱，情況不會如想像的那麼糟，無協議脫歐的話英國就不必支付390一英鎊的費用，也可以和世界各國商談有利的貿易協議。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47241641
新疆：保有身分认同已时日无多
作者：马克西姆·克罗泽特（Maxime Crozet）
新疆（字面意思是「新的边疆」）是中国西北边界一片广袤的地区。直到几年前，在该地区居住的还主要是维吾尔族（说突厥语的逊尼派穆斯林民族），也有哈萨克族、回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塔吉克族和其他中亚少数民族。在过去几十年中，汉族迁入人数达数百万，现在汉族人已占当地人口的40％。
中共本着扼杀任何自治希望并使该边境地区「中国化」的战略，正在将新疆变成一个社会控制和全球监视的巨大实验室。目前，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以及对所有新疆居民的极权主义控制日益严重。
传统的城市中心遭到破坏，建筑物被汉式建筑所取代；当局以维稳为借口让普通民众参与打压。在新疆旅行的人不可能注意不到当局那令人无处逃遁的监视，就连人数稀少的游客也必须经过检查站，接受无休止的管制和反覆盘查。对于汉族人来说，这是中国的最西部，一个真正的「新边疆」，这里要进行整顿以便成为北京创建的「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2018年3月至6月，我从里海到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旅行，在这期间我花了几个星期穿越新疆这片广阔的中国边境地区。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我寻找那片新边疆，除空旷孤独的空间之外，光秃秃的原野填满了我的记忆。在老喀什的小街上，在叼羊比赛（Buzkashi，一种争夺死山羊的活动，类似马球运动）及传统婚礼中，我徜徉在当地不同的文化之中，寻求和谐之美。我沿着沙漠、草原、中亚白雪皑皑的山脉边界一路行来，希望将当地人融洽生活中的身影保留下来，可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推进，已威胁到新疆的风土人情。
from 维吾尔之声 https://uyghurpress.com/%E6%96%B0%E7%96%86%EF%BC%9A%E4%BF%9D%E6%9C%89%E8%BA%AB%E5%88%86%E8%AE%A4%E5%90%8C%E5%B7%B2%E6%97%B6%E6%97%A5%E6%97%A0%E5%A4%9A/
新疆（字面意思是「新的边疆」）是中国西北边界一片广袤的地区。直到几年前，在该地区居住的还主要是维吾尔族（说突厥语的逊尼派穆斯林民族），也有哈萨克族、回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塔吉克族和其他中亚少数民族。在过去几十年中，汉族迁入人数达数百万，现在汉族人已占当地人口的40％。
中共本着扼杀任何自治希望并使该边境地区「中国化」的战略，正在将新疆变成一个社会控制和全球监视的巨大实验室。目前，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以及对所有新疆居民的极权主义控制日益严重。
传统的城市中心遭到破坏，建筑物被汉式建筑所取代；当局以维稳为借口让普通民众参与打压。在新疆旅行的人不可能注意不到当局那令人无处逃遁的监视，就连人数稀少的游客也必须经过检查站，接受无休止的管制和反覆盘查。对于汉族人来说，这是中国的最西部，一个真正的「新边疆」，这里要进行整顿以便成为北京创建的「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2018年3月至6月，我从里海到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旅行，在这期间我花了几个星期穿越新疆这片广阔的中国边境地区。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我寻找那片新边疆，除空旷孤独的空间之外，光秃秃的原野填满了我的记忆。在老喀什的小街上，在叼羊比赛（Buzkashi，一种争夺死山羊的活动，类似马球运动）及传统婚礼中，我徜徉在当地不同的文化之中，寻求和谐之美。我沿着沙漠、草原、中亚白雪皑皑的山脉边界一路行来，希望将当地人融洽生活中的身影保留下来，可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推进，已威胁到新疆的风土人情。
from 维吾尔之声 https://uyghurpress.com/%E6%96%B0%E7%96%86%EF%BC%9A%E4%BF%9D%E6%9C%89%E8%BA%AB%E5%88%86%E8%AE%A4%E5%90%8C%E5%B7%B2%E6%97%B6%E6%97%A5%E6%97%A0%E5%A4%9A/
美联储暗示停止缩表，究竟意味着什么？
来源:
港股那点事
2019年2月21日凌晨2点，美联储发布了1月份FOMC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在1月份会议上对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表达了更大的担忧，促使他们发出停止加息的信号；二是纪要显示几乎所有美联储官员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停止缩表。
第一点算在市场预期之中，第二点有些超出市场预期，美联储的鸽声持续响亮。
不过资本市场的反应也有些混乱。
比如美国三大指数，以道指为例，纪要发布后，指数掉头向下，然后又跳起，之后又跳水了，之后来个V形反转。不过整体来看，波动幅度都不大，市场没有多少方向性。
又比如美元指数，纪要放鸽后，原来疲弱的美元指数反而跳升了。
所以，到底怎么来看美联储行为背后的意味？
因为停止加息市场谈得比较多，这里就只来谈缩表这件事。
1. 缩表这件事
众所周知，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美联储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就是QE。三轮QE下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相比危机前几乎是毁天灭地的级别。
再看细分项的话，美联储主要就是买了美国国债跟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08年12月底的时候，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仅4750亿，持有MBS为0，2017年9月底，这两个值分别是2.47万亿和1.77万亿。
2017年9月20日，美联储FOMC会议宣布，从2017年10月开始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采取被动缩表方式逐步减少到期再投资，计划2017年10月至12月每月缩减60亿美元国债和40亿MBS的购买，缩表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至2018年10月，两项到期再投资上限预计提升至30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
寻到现在为止，美联储的缩表进程是什么样的呢？
先看国债缩减情况，可以看到，基本符合美联储之前宣布的节奏，2018年10月份国债规模缩减了400亿，超过了之前的计划。不过从2018年11月份开始，缩减规模有所减弱。回忆一下，美联储放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缩表行为也可以看出美联储对经济变得谨慎担忧起来。
再看MBS缩减规模，就进程而言，MBS收缩程度明显低于计划，不过进入2018年二季度后，在渐渐向原定规模靠拢。
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上，2017年10月后出现稳步下滑，2017年10月为4.5万亿规模左右，目前降到了4.08万亿左右。
原定的计划是2019年年末美联储的资产规模降到3.5万亿，现在来看有可能最终水平会在这个之上。
2. 缩表意味着什么？
缩表直观地来讲，就是央妈减少了基础货币的投放，相比QE时代的放流动性，现在就是抽流动性。市场会担忧是很正常的。
美联储缩表抽流动性的破坏性最著名的一次是1929年-1931年的大萧条。1929年股市崩盘后，市场情绪迅速逆转并延至银行系统，资产价格的慢速崩盘使得市场贴现融资需求大大减少，联储票据贴现与短期贷款规模快速下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开市场操作还没成为主流，深谙此道的斯特朗又于1928年去世，在资产价格下跌中，美联储资产规模被动收缩。这次缩表行为被认为是美国陷入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美联储的缩表行为是不是真的会抽流动性呢？答案是否的。
美联储投放的是基础货币，从基础货币到M2，还有一个乘数，这个乘数主要与信贷行为活跃度相关。1929年-1931年那次大萧条中，一边经济经历了基础货币下降（因为美联储被动缩表），一边经历了货币乘数的断崖式下跌（因为危机导致信贷活动活跃度降至冰点）。基础货币与乘数双杀下，货币紧缩程度远远超过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所体现的程度。
正是基于此，伯南克在2008年这波金融危机中开展了QE行动，扩充基础货币，来抵消货币乘数断崖（与大萧条类似，危机导致信贷活跃度大大下降）的影响。
也是因为货币乘数的断崖，M2的扩张程度并不如基础货币所呈现的那样爆炸，所以市场心心念念的通胀并没有到来。M2货币乘数最低见于2014年8月，仅2.8，危机前，这个数值最高达到了9.32。
2014年10月美联储彻底停止收购计划，2017年10月开始缩表，带动了基础货币往下走，但是因为经济复苏，信贷行为开始活跃起来，货币乘数从底部2.8逐渐上升到4.32。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如果美联储不缩表的话，M2的规模就会大幅增长，通胀压力就可能显现了。
这里可以看到，在经济活跃中缩表，并不一定抽流动性，只是防止经济过热而已。
现在美联储暗示今年停止缩表，是因为美联储注意到全球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打压信贷活跃，进而影响M2乘数。如果忽视这些风险因素，一味缩表，经济可能面临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都下降的双杀。
3. 从流动性到基础面
2019年1月4日起，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一轮报复性的反弹，之前在《鸽派美联储正在杀死2018这只熊》文中提到，这波反弹开始于美联储的清晰表态。
2018年10月以后，因为美联储的强硬，美股带动，全球跌了一大波，尤其是12月份。美联储在12月仍然加了一次利息，而市场认为美联储加错了，全球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苗头，并且衰退风险在累积，不断得到数据印证。
从1月4日以来美联储的表态来看，美联储承认市场是对的，由强硬越来越转向鸽派。市场无论是情绪上，还是流动性上，都迎来了一波估值修复。
但是，美联储的妥协也鲜明的表明了目前全球的基本面是在恶化的。12份的超跌被流动性和情绪改善修复后，市场必然重新关注基本面。
目前全球股市从估值角度来看，并不高。比如中国，尽管有一波反弹，估值还是低位。
欧洲STOXX50也是。
美股的估值相对高点。
因此，个人觉得，2019年如果只是增速放缓的话，当前的估值基本上price-in了。所以，即使市场经历流动性的修复躁动后，后续对基本面的关注整体上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杀伤力。
在《鸽派美联储正在杀死2018这只熊》中提到，目前这波修复非常像2016年年初那个反转，都是由美联储带来的。因为估值低位，2016年上半年尽管经济继续走差，并没有对股市产生杀伤力。在美联储一次次加息落空的流动性呵护下，2016年股市最终走得还不错。
如果是系统性风险，或者大幅衰退的话，那就另论了。
那怎么知道系统性风险可能降临呢？个人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欠缺对复杂的宏观分析能力，与其依靠零散的各种消息，不如相信美联储。如果美联储宣布降息或者重新扩表，那表明经济出大麻烦了。
那就一个字：跑！
这个时候不是捡流动性便宜的时候，而是躲基本面恐慌的时候。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7%BE%8E%E8%81%94%E5%82%A8%E6%9A%97%E7%A4%BA%E5%81%9C%E6%AD%A2%E7%BC%A9%E8%A1%A8%EF%BC%8C%E7%A9%B6%E7%AB%9F%E6%84%8F%E5%91%B3%E7%9D%80%E4%BB%80%E4%B9%88%EF%BC%9F.html
港股那点事
2019年2月21日凌晨2点，美联储发布了1月份FOMC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在1月份会议上对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表达了更大的担忧，促使他们发出停止加息的信号；二是纪要显示几乎所有美联储官员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停止缩表。
第一点算在市场预期之中，第二点有些超出市场预期，美联储的鸽声持续响亮。
不过资本市场的反应也有些混乱。
比如美国三大指数，以道指为例，纪要发布后，指数掉头向下，然后又跳起，之后又跳水了，之后来个V形反转。不过整体来看，波动幅度都不大，市场没有多少方向性。
又比如美元指数，纪要放鸽后，原来疲弱的美元指数反而跳升了。
所以，到底怎么来看美联储行为背后的意味？
因为停止加息市场谈得比较多，这里就只来谈缩表这件事。
1. 缩表这件事
众所周知，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美联储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就是QE。三轮QE下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相比危机前几乎是毁天灭地的级别。
再看细分项的话，美联储主要就是买了美国国债跟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08年12月底的时候，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仅4750亿，持有MBS为0，2017年9月底，这两个值分别是2.47万亿和1.77万亿。
2017年9月20日，美联储FOMC会议宣布，从2017年10月开始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采取被动缩表方式逐步减少到期再投资，计划2017年10月至12月每月缩减60亿美元国债和40亿MBS的购买，缩表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至2018年10月，两项到期再投资上限预计提升至30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
寻到现在为止，美联储的缩表进程是什么样的呢？
先看国债缩减情况，可以看到，基本符合美联储之前宣布的节奏，2018年10月份国债规模缩减了400亿，超过了之前的计划。不过从2018年11月份开始，缩减规模有所减弱。回忆一下，美联储放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缩表行为也可以看出美联储对经济变得谨慎担忧起来。
再看MBS缩减规模，就进程而言，MBS收缩程度明显低于计划，不过进入2018年二季度后，在渐渐向原定规模靠拢。
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上，2017年10月后出现稳步下滑，2017年10月为4.5万亿规模左右，目前降到了4.08万亿左右。
原定的计划是2019年年末美联储的资产规模降到3.5万亿，现在来看有可能最终水平会在这个之上。
2. 缩表意味着什么？
缩表直观地来讲，就是央妈减少了基础货币的投放，相比QE时代的放流动性，现在就是抽流动性。市场会担忧是很正常的。
美联储缩表抽流动性的破坏性最著名的一次是1929年-1931年的大萧条。1929年股市崩盘后，市场情绪迅速逆转并延至银行系统，资产价格的慢速崩盘使得市场贴现融资需求大大减少，联储票据贴现与短期贷款规模快速下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开市场操作还没成为主流，深谙此道的斯特朗又于1928年去世，在资产价格下跌中，美联储资产规模被动收缩。这次缩表行为被认为是美国陷入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美联储的缩表行为是不是真的会抽流动性呢？答案是否的。
美联储投放的是基础货币，从基础货币到M2，还有一个乘数，这个乘数主要与信贷行为活跃度相关。1929年-1931年那次大萧条中，一边经济经历了基础货币下降（因为美联储被动缩表），一边经历了货币乘数的断崖式下跌（因为危机导致信贷活动活跃度降至冰点）。基础货币与乘数双杀下，货币紧缩程度远远超过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所体现的程度。
正是基于此，伯南克在2008年这波金融危机中开展了QE行动，扩充基础货币，来抵消货币乘数断崖（与大萧条类似，危机导致信贷活跃度大大下降）的影响。
也是因为货币乘数的断崖，M2的扩张程度并不如基础货币所呈现的那样爆炸，所以市场心心念念的通胀并没有到来。M2货币乘数最低见于2014年8月，仅2.8，危机前，这个数值最高达到了9.32。
2014年10月美联储彻底停止收购计划，2017年10月开始缩表，带动了基础货币往下走，但是因为经济复苏，信贷行为开始活跃起来，货币乘数从底部2.8逐渐上升到4.32。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如果美联储不缩表的话，M2的规模就会大幅增长，通胀压力就可能显现了。
这里可以看到，在经济活跃中缩表，并不一定抽流动性，只是防止经济过热而已。
现在美联储暗示今年停止缩表，是因为美联储注意到全球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打压信贷活跃，进而影响M2乘数。如果忽视这些风险因素，一味缩表，经济可能面临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都下降的双杀。
3. 从流动性到基础面
2019年1月4日起，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一轮报复性的反弹，之前在《鸽派美联储正在杀死2018这只熊》文中提到，这波反弹开始于美联储的清晰表态。
2018年10月以后，因为美联储的强硬，美股带动，全球跌了一大波，尤其是12月份。美联储在12月仍然加了一次利息，而市场认为美联储加错了，全球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苗头，并且衰退风险在累积，不断得到数据印证。
从1月4日以来美联储的表态来看，美联储承认市场是对的，由强硬越来越转向鸽派。市场无论是情绪上，还是流动性上，都迎来了一波估值修复。
但是，美联储的妥协也鲜明的表明了目前全球的基本面是在恶化的。12份的超跌被流动性和情绪改善修复后，市场必然重新关注基本面。
目前全球股市从估值角度来看，并不高。比如中国，尽管有一波反弹，估值还是低位。
欧洲STOXX50也是。
美股的估值相对高点。
因此，个人觉得，2019年如果只是增速放缓的话，当前的估值基本上price-in了。所以，即使市场经历流动性的修复躁动后，后续对基本面的关注整体上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杀伤力。
在《鸽派美联储正在杀死2018这只熊》中提到，目前这波修复非常像2016年年初那个反转，都是由美联储带来的。因为估值低位，2016年上半年尽管经济继续走差，并没有对股市产生杀伤力。在美联储一次次加息落空的流动性呵护下，2016年股市最终走得还不错。
如果是系统性风险，或者大幅衰退的话，那就另论了。
那怎么知道系统性风险可能降临呢？个人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欠缺对复杂的宏观分析能力，与其依靠零散的各种消息，不如相信美联储。如果美联储宣布降息或者重新扩表，那表明经济出大麻烦了。
那就一个字：跑！
这个时候不是捡流动性便宜的时候，而是躲基本面恐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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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指中美或有协议 结构改革恐纸上谈兵
来源:
法广
中美又一轮高级别谈判在华盛顿展开，刘鹤此次以习近平特使——“钦察大臣”身份赴美谈判，中方终止商贸战意愿极高，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屡屡表示“协商进行的不错”。然而，一些专家分析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不小，但美方念兹在兹的“结构性改革”恐怕要打折扣。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赞赏美中谈判进行得不错的同时，似乎对3月1日的大限表现出松动。他称，“那个日子不是什么神奇的日子，因为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而且，就在周四美中商贸谈判开始之时，特朗普在发出的两个推文中主张“竞争”而不是“围堵最先进的5G技术”，似乎在影射华为。在西方普遍怀疑华为有可能慑于国家情报法向当局提供情报的背景下，这一说法让分析人士费解。
但是，到底美中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这是核心的核心。
法新社为此采访了不少专家，布鲁金斯协会中美经济关系问题专家杜大伟表示：“我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命令各自的谈判代表达致一个协议”
但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威廉·莱因施则表示，“我肯定最终他们会有一个装潢门面的东西”。
美国不光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赤字，更重要的是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停止强迫美国及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遵守知识产权，终结网络盗窃，取消贸易壁垒，取消企业补贴等等。
杜大伟认为，北京应会“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比如大豆等等，“这会让特朗普总统感到一定的满足”。
至于中国一方，“他们应该书面上同意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这位专家认为，至于以后，对美国来说，将很难监督中国进行这种深层次的改革。当然，中国方面承诺将在3月份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上通过“外商投资法”，但是，除此之外，现在“很难想象采取何种措施检查中国落实的情况”。
威廉·莱因施认为，华盛顿打算“单方面恢复课征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我不相信中国人能够做到美国所要求的。”杜大伟也同意，“美国会保留随时追加海关税这把利剑”，但是“这将给做生意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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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中美又一轮高级别谈判在华盛顿展开，刘鹤此次以习近平特使——“钦察大臣”身份赴美谈判，中方终止商贸战意愿极高，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屡屡表示“协商进行的不错”。然而，一些专家分析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不小，但美方念兹在兹的“结构性改革”恐怕要打折扣。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赞赏美中谈判进行得不错的同时，似乎对3月1日的大限表现出松动。他称，“那个日子不是什么神奇的日子，因为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而且，就在周四美中商贸谈判开始之时，特朗普在发出的两个推文中主张“竞争”而不是“围堵最先进的5G技术”，似乎在影射华为。在西方普遍怀疑华为有可能慑于国家情报法向当局提供情报的背景下，这一说法让分析人士费解。
但是，到底美中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这是核心的核心。
法新社为此采访了不少专家，布鲁金斯协会中美经济关系问题专家杜大伟表示：“我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命令各自的谈判代表达致一个协议”
但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威廉·莱因施则表示，“我肯定最终他们会有一个装潢门面的东西”。
美国不光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赤字，更重要的是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停止强迫美国及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遵守知识产权，终结网络盗窃，取消贸易壁垒，取消企业补贴等等。
杜大伟认为，北京应会“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比如大豆等等，“这会让特朗普总统感到一定的满足”。
至于中国一方，“他们应该书面上同意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这位专家认为，至于以后，对美国来说，将很难监督中国进行这种深层次的改革。当然，中国方面承诺将在3月份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上通过“外商投资法”，但是，除此之外，现在“很难想象采取何种措施检查中国落实的情况”。
威廉·莱因施认为，华盛顿打算“单方面恢复课征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我不相信中国人能够做到美国所要求的。”杜大伟也同意，“美国会保留随时追加海关税这把利剑”，但是“这将给做生意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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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大臣：不再寻求与欧盟重启英国脱欧协商
来源:
法广
英国脱欧大臣斯蒂芬·巴克莱周四表示，英国与欧盟未来的英国脱欧谈判将聚焦在爱尔兰边境的“保障”政策之上。路透社报道，英国表示不再寻求与欧盟重启英国脱欧协商。
英国脱欧大臣斯蒂芬·巴克莱周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英国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等举行脱欧谈判。巴克莱在会后明确表示，首相特雷莎梅已不再寻求与欧盟重新谈判脱欧协议。他表示，目前最便捷的途径是爱尔兰边界限制条款进行一些修改。
特雷莎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三举行会谈。会后的声明称，特雷莎梅和容克“将在未来几天再次评估进展，抓住时间紧迫的机会，并让欧盟和英国走上一条深入而独特的未来伙伴关系之路的历史意义”。
特雷莎梅表示，她强调了对北爱尔兰支持提案提供担保的必要性。双方将在本月底之前再次会谈。
另外，针对英国在达成协议下离开欧盟的可能性，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周四表示，“不是非常乐观”，他并警告，并未商定有秩序脱欧协议，将付出高昂经济代价。
容克说：“如果发生无法达成协议的状况，而我无法排除这种情况，这将对英国和（欧洲）造成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我努力方向是避免发生这种最糟糕情况。但谈到这个议题时，我不是非常乐观。”
from BBC中文網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8%8B%B1%E5%9B%BD%E8%84%B1%E6%AC%A7%E5%A4%A7%E8%87%A3%EF%BC%9A%E4%B8%8D%E5%86%8D%E5%AF%BB%E6%B1%82%E4%B8%8E%E6%AC%A7%E7%9B%9F%E9%87%8D%E5%90%AF%E8%8B%B1%E5%9B%BD%E8%84%B1%E6%AC%A7%E5%8D%8F%E5%95%86.html
法广
英国脱欧大臣斯蒂芬·巴克莱周四表示，英国与欧盟未来的英国脱欧谈判将聚焦在爱尔兰边境的“保障”政策之上。路透社报道，英国表示不再寻求与欧盟重启英国脱欧协商。
英国脱欧大臣斯蒂芬·巴克莱周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英国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等举行脱欧谈判。巴克莱在会后明确表示，首相特雷莎梅已不再寻求与欧盟重新谈判脱欧协议。他表示，目前最便捷的途径是爱尔兰边界限制条款进行一些修改。
特雷莎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三举行会谈。会后的声明称，特雷莎梅和容克“将在未来几天再次评估进展，抓住时间紧迫的机会，并让欧盟和英国走上一条深入而独特的未来伙伴关系之路的历史意义”。
特雷莎梅表示，她强调了对北爱尔兰支持提案提供担保的必要性。双方将在本月底之前再次会谈。
另外，针对英国在达成协议下离开欧盟的可能性，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周四表示，“不是非常乐观”，他并警告，并未商定有秩序脱欧协议，将付出高昂经济代价。
容克说：“如果发生无法达成协议的状况，而我无法排除这种情况，这将对英国和（欧洲）造成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我努力方向是避免发生这种最糟糕情况。但谈到这个议题时，我不是非常乐观。”
from BBC中文網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8%8B%B1%E5%9B%BD%E8%84%B1%E6%AC%A7%E5%A4%A7%E8%87%A3%EF%BC%9A%E4%B8%8D%E5%86%8D%E5%AF%BB%E6%B1%82%E4%B8%8E%E6%AC%A7%E7%9B%9F%E9%87%8D%E5%90%AF%E8%8B%B1%E5%9B%BD%E8%84%B1%E6%AC%A7%E5%8D%8F%E5%95%86.html
粵港澳大灣區：「歐盟式融合」、「邊緣化」與「被規劃」的爭議
李翰文
BBC中文記者
中國國務院日前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政府在香港舉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三地政府首長和北京政府官員在會上先後發言，分別都表示會支持大灣區發展。
除了香港和澳門，大灣區還覆蓋包括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門和肇慶等廣東省多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群。國務院的規劃綱要指出，大灣區的發展主要是讓區內城市互補優勢，也提出大灣區內各個城市負責的角色。
各方對計劃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意見認為，綱要的內容沒有提出具體實行的方案，而宣講會也沒有對計劃作出詳細說明，顯示各方官員要克服粵港澳三地不同體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支持的意見指出，這個綱要只是要指出「大方向」，具體的措施要各方稍後討論確定。
香港社會也有一些聲音批評，這個綱要指明香港的發展方向，這種做法等於香港「被規劃」。另外一些意見憂慮，香港會在大灣區的發展中失去獨特性，長遠來說角色會被「矮化」。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周四（2月21日）的宣講會中表示，香港會不遺餘力推動大灣區的發展，計劃也不會牴觸一國兩制，而是「豐富『一國兩制』的內涵」。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就表示會出動「全省之力」，與港澳做好大灣區建設。
另外， 澳門特首崔世安就表示，澳門正不斷充實它中葡雙語人才發展基地等優勢，使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
巴西駐香港總領事塔拉戈（Piragibe Tarrago）出席宣講會後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他認為大灣區的發展對中國與巴西的關係會有正面影響，他又指如果大灣區的計劃成功，可以為巴西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
他同時認為，目前需要觀望計劃會否有「實質達成的結果」。
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房地產發展公司的融資總監趙慧接受BBC中文時表示，她出席宣講會是為了了解當局對大灣區房地產方面的政策，發掘商機。
被問及她是否認為目前公布的資料欠缺具體措施時，她認為這個政策必須先推行框架，然後才會深化，因此「完全不用擔心」。
《規劃綱要》有哪些重點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詳細列出中國南方包括香港和澳門等多個城市聯合發展的計劃，目標是到2022年的時候令這個地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到2035年形成一個「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綱要其中一個重點，是說明大灣區中，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四個「中心城市」各自的角色：
另外，綱要提出推動各地在教育、就業、基建和通訊等方面的整合，包括在廣東建立港澳子弟學校、容許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工作，也研究讓這些人報考中國大陸公務員，促進各地交流。
中國官方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張燕生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指出，大灣區城市誰主導哪些領域，主要看各個城市的能力。「比如金融，全球優勢在香港，創新全球優勢在深圳，陶瓷製造業在佛山，看主導的是什麼。」
雖然規劃綱要強調要促進廣東、香港和澳門居民之間流通，張燕生指出北京政府過去制定中國大陸居民來往港澳的政策時考慮得不夠好，大陸客大規模訪問港澳令當地市民產生巨大反彈。他認為從這角度說，北京政府要在通關便利方面有所約束，「一點一點探索前行」。
「中國內部的歐盟」
中國官方《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引述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指，大灣區計劃可以協助區內城市突破產業單一的問題。他舉例說，香港有很多新技術，卻沒有市場，而鄰近的珠三角地區有龐大的市場，技術卻不如香港。
他在訪問中以歐盟為例子，指出歐盟由不同國家組成，成員國之間的資源仍然可以頻繁流動。歐盟目前面對的問題，是因為它沒有超越主權政府的實體組織從中協調。而大灣區的城市都屬中國，有中央政府從中協調，令它可以仿效歐盟的「高標凖、好做法」，又避免歐盟缺乏協調產生的弊病。
但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國經濟分析師蘇月形容，國務院發出的《規劃綱要》內容模糊，認為這顯示官員要達成計劃的目標十分困難。她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補充，綱要沒有解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如何解決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監管差異。
她認為周四的宣講會沒有為大灣區計劃提供更具體的說明，而更多是像一種「表決心」的會議，讓各方表明會支持這個計劃，「但是並沒有就這個規劃本身的內容點出一些細節」。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沈建法認為，綱要並不是要具體規定要做甚麼東西，而只是提出一個大體的方向，讓各個城市之間合作，「提高我們這個區的發展水平」。
他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具體的每個措施要大灣區內城市之間討論。
「例如香港和深圳之間有甚麼事情要做，最後決定怎麼做，還是需要兩家來談這個東西。」
「所以我相信不可能說規劃裏邊有很多具體的東西出來，因為這是做規劃的階段，只能是總體的方向。」
蘇月認為，各地政府之後會從最容易、對雙方都有利的方面入手討論合作，例如放寬香港和澳門商業服務等方面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措施。
「三地政府它們互相之間的討論，會從最容易的議題入手，然後越後越難，去到最難的部份，就是如何解決一國兩制框架下監管差異的問題，會遇到非常多的堵力。」
香港「被規劃」
中國政府早在2017年第12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就已經提出要加強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地區之間的合作。
香港中文大學一份去年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差不多有70%的受訪者聽說過這個計劃，但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香港人在大灣區內城市發展的優勢「很少」或「完全沒有」。
大綱沒有給出詳細的實行措施或時間表，但它已經引起香港各方的意見，擔心計劃會令香港失去它的獨特性，也影響它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的自主性。
泛民主派政黨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形容，香港政府在大灣區長遠難以成為有競爭力的城市，反而「事事配合」，這會影響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同屬泛民主派的公民黨主席楊岳橋認為，大灣區的計劃會令城市間有更多的資源和人才爭奪，但香港政府卻未有提出具體方案挽留人才。
另一方面，香港最大的親北京政黨民建聯表示歡迎大灣區的規劃綱要，希望香港政府爭取讓港人在就業、教育和醫療等方面，在大灣區城市都可以享有與中國大陸居民一樣的福利。而另一個親北京政黨經民聯就呼籲，香港政府在現有的機制上更積極回應大灣區的發展。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289365
BBC中文記者
中國國務院日前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政府在香港舉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三地政府首長和北京政府官員在會上先後發言，分別都表示會支持大灣區發展。
除了香港和澳門，大灣區還覆蓋包括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門和肇慶等廣東省多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群。國務院的規劃綱要指出，大灣區的發展主要是讓區內城市互補優勢，也提出大灣區內各個城市負責的角色。
各方對計劃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意見認為，綱要的內容沒有提出具體實行的方案，而宣講會也沒有對計劃作出詳細說明，顯示各方官員要克服粵港澳三地不同體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支持的意見指出，這個綱要只是要指出「大方向」，具體的措施要各方稍後討論確定。
香港社會也有一些聲音批評，這個綱要指明香港的發展方向，這種做法等於香港「被規劃」。另外一些意見憂慮，香港會在大灣區的發展中失去獨特性，長遠來說角色會被「矮化」。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周四（2月21日）的宣講會中表示，香港會不遺餘力推動大灣區的發展，計劃也不會牴觸一國兩制，而是「豐富『一國兩制』的內涵」。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就表示會出動「全省之力」，與港澳做好大灣區建設。
另外， 澳門特首崔世安就表示，澳門正不斷充實它中葡雙語人才發展基地等優勢，使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
巴西駐香港總領事塔拉戈（Piragibe Tarrago）出席宣講會後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他認為大灣區的發展對中國與巴西的關係會有正面影響，他又指如果大灣區的計劃成功，可以為巴西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
他同時認為，目前需要觀望計劃會否有「實質達成的結果」。
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房地產發展公司的融資總監趙慧接受BBC中文時表示，她出席宣講會是為了了解當局對大灣區房地產方面的政策，發掘商機。
被問及她是否認為目前公布的資料欠缺具體措施時，她認為這個政策必須先推行框架，然後才會深化，因此「完全不用擔心」。
《規劃綱要》有哪些重點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詳細列出中國南方包括香港和澳門等多個城市聯合發展的計劃，目標是到2022年的時候令這個地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到2035年形成一個「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綱要其中一個重點，是說明大灣區中，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四個「中心城市」各自的角色：
- 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
- 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 廣州：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著力建設國際大都市
- 深圳：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
另外，綱要提出推動各地在教育、就業、基建和通訊等方面的整合，包括在廣東建立港澳子弟學校、容許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工作，也研究讓這些人報考中國大陸公務員，促進各地交流。
中國官方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張燕生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指出，大灣區城市誰主導哪些領域，主要看各個城市的能力。「比如金融，全球優勢在香港，創新全球優勢在深圳，陶瓷製造業在佛山，看主導的是什麼。」
雖然規劃綱要強調要促進廣東、香港和澳門居民之間流通，張燕生指出北京政府過去制定中國大陸居民來往港澳的政策時考慮得不夠好，大陸客大規模訪問港澳令當地市民產生巨大反彈。他認為從這角度說，北京政府要在通關便利方面有所約束，「一點一點探索前行」。
「中國內部的歐盟」
中國官方《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引述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指，大灣區計劃可以協助區內城市突破產業單一的問題。他舉例說，香港有很多新技術，卻沒有市場，而鄰近的珠三角地區有龐大的市場，技術卻不如香港。
他在訪問中以歐盟為例子，指出歐盟由不同國家組成，成員國之間的資源仍然可以頻繁流動。歐盟目前面對的問題，是因為它沒有超越主權政府的實體組織從中協調。而大灣區的城市都屬中國，有中央政府從中協調，令它可以仿效歐盟的「高標凖、好做法」，又避免歐盟缺乏協調產生的弊病。
但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國經濟分析師蘇月形容，國務院發出的《規劃綱要》內容模糊，認為這顯示官員要達成計劃的目標十分困難。她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補充，綱要沒有解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如何解決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監管差異。
她認為周四的宣講會沒有為大灣區計劃提供更具體的說明，而更多是像一種「表決心」的會議，讓各方表明會支持這個計劃，「但是並沒有就這個規劃本身的內容點出一些細節」。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沈建法認為，綱要並不是要具體規定要做甚麼東西，而只是提出一個大體的方向，讓各個城市之間合作，「提高我們這個區的發展水平」。
他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具體的每個措施要大灣區內城市之間討論。
「例如香港和深圳之間有甚麼事情要做，最後決定怎麼做，還是需要兩家來談這個東西。」
「所以我相信不可能說規劃裏邊有很多具體的東西出來，因為這是做規劃的階段，只能是總體的方向。」
蘇月認為，各地政府之後會從最容易、對雙方都有利的方面入手討論合作，例如放寬香港和澳門商業服務等方面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措施。
「三地政府它們互相之間的討論，會從最容易的議題入手，然後越後越難，去到最難的部份，就是如何解決一國兩制框架下監管差異的問題，會遇到非常多的堵力。」
香港「被規劃」
中國政府早在2017年第12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就已經提出要加強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地區之間的合作。
香港中文大學一份去年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差不多有70%的受訪者聽說過這個計劃，但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香港人在大灣區內城市發展的優勢「很少」或「完全沒有」。
大綱沒有給出詳細的實行措施或時間表，但它已經引起香港各方的意見，擔心計劃會令香港失去它的獨特性，也影響它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的自主性。
泛民主派政黨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形容，香港政府在大灣區長遠難以成為有競爭力的城市，反而「事事配合」，這會影響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同屬泛民主派的公民黨主席楊岳橋認為，大灣區的計劃會令城市間有更多的資源和人才爭奪，但香港政府卻未有提出具體方案挽留人才。
另一方面，香港最大的親北京政黨民建聯表示歡迎大灣區的規劃綱要，希望香港政府爭取讓港人在就業、教育和醫療等方面，在大灣區城市都可以享有與中國大陸居民一樣的福利。而另一個親北京政黨經民聯就呼籲，香港政府在現有的機制上更積極回應大灣區的發展。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289365
秦晖：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
澎湃新闻【编者按】
2018年4月2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秦晖教授认为，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这样，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秦晖教授提醒听众，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了部分演讲内容，该文本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个别表达依据上下文略加调整。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当然也可以说是困境。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吧，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本来的估计是大家会反对脱欧，但结果在脱欧公投中，脱欧居然就是成为多数的民意。再就是，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不管是民主党的主流派还是共和党的主流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什么叫“民粹”？
那么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呢？而且不管是导致英国脱欧的那些思潮，还是特朗普代表的那些想法，我们到底该怎样来名之呢？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那么什么叫做民粹呢？虽然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词，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对这个词给出很精确的定义。实际上，照我看，人们现在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既不是传统的左派，又不是传统的右派，很多人感到很危险，但又有强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叫民粹。
这个词本身就很有意思。Populism这个词，如果你查外语词典你就会知道，词典里会说，这个词源自俄国的民粹派，就是俄语中的narodnik。而这两个词在俄英词典和英俄词典里都是可以互通的，就是说，俄英词典里解释narodnik时，就说那是populism；反过来，英俄词典里解释populism时就说那是narodnik。以前西方文献中的populism，我们经常译成“平民主义”，译成“平民主义”的时候好像贬义就不是太强，译成“民粹主义”就带有强烈的贬义。但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但这个词以前的贬义并不是很强。因为我们知道，narodnik和populism的词根都是农民。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民粹主义”，这个“粹”字，我觉得是汉语生加上去的，populism本来就是“人民主义”的意思。
之所以英语中有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世纪末期美国出现了人民党。在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中，它是属于民主党的一翼，或者说是比民主党主流还要偏左一点的一翼。它当时主要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当时的人民党反对大资本，主张社会平等。但是人民党人讲的社会平等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这一点和俄国的民粹主义是不一样的。民粹主义后来成为一个贬义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国民粹主义造成的不良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也讲平等，也讲打击资本，但是俄国民粹主义有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特别强调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这里我要讲，很多人认为民粹主义或者平民主义是反精英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确切地讲，俄国的民粹主义其实是反个人的，不只是反精英的。也就是说，它认为，个人必须服从于整体，或者以整体利益的名义可以剥夺个人自由。这个所谓的个人自由不仅仅是精英的个人自由，也包括老百姓的个人自由。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人民”奉献出一切，尽管所谓的“人民”就是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人民”牺牲，那等于就是我们都牺牲掉了，那这个抽象的“人民”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没有了。
俄国民粹派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崇拜农民。大家知道，19世纪的俄国还是个农民国家，实际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俄国民粹派给俄国农民非常高的评价，说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拥有至高无上的品格和道德。而且说，知识分子应该跪倒在农民面前，因为知识分子很肮脏。
俄国民粹主义者高度评价农民，实际上他们评价的是农民整体，尤其是，俄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搞农村公社——请大家注意，这是俄国传统的集体组织，不是后来俄国共产党搞的集体农庄。如果人们要离开村子，必须经过公社的同意，否则你就不能离开；如果你要盖房子，必须盖在一个地方，你不能单独分开盖，分开盖就叫单独农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不良倾向。如果一个农民个体离开这个整体，它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所谓的单干户，这被认为是一种背叛。俄国民粹派讲的这个所谓的人民也好，农民也好，实际上是在整体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背离了这个整体，不管你是精英也好，你是农民也好，他们都是要仇恨的。
美国的人民党同样以农民为基础，可是大家知道，美国的农民和俄国的农民是不一样的，美国农民当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不是俄国式的村社社员。美国的平民主义本身也是强调个人自由的，因此当时人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东西。虽然人民党后来合并进了民主党中，成为民主党中比较激进的一翼，但实际上人们也认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出格的东西，甚至平民主义还被认为是一个好词。
有不少学者谈到美国的特征。比如七十到八十年代间成为美国政治学界泰斗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写过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美国例外论》，其中列出五种美国的民族精神：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不干涉。这里的民粹主义当然是中文翻译的，就是我刚才讲的populism，李普塞特是当作褒义来用这个词的。他实际上是把美国特有的一些精神当作是一种光荣，或者说是值得美国保持的一些东西。因此这里提到的五个词其实都是褒义。
“民粹主义”何以成了贬义词？
那么populism这个词怎么会变成一个贬义词的？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我们刚才讲的俄国民粹派造成的。它变成一个负面的名词以后，到底是什么含义？没有人能够说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按照我从现象中归纳的，这个词之所以变为贬义，就是因为它的主张是以人民的名义破坏了当时西方主流社会认定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就是民主和自由。
这里我要讲，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很多人说它们是矛盾的，实际上，在经典意义上的西方生活中，它们是各有所所指的。所谓的民主，是用在公共领域，也就是在公共事务上要多数决定。所谓自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个人领域中要个人自由，不能要求个人服从整体。比方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言论，有什么样的思想，想嫁给谁，想吃什么，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有人来干涉，甚至也不需要集体来干涉，这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个国家需要建立一种什么体制，需要选哪个人来领导，这种事情就不能个人说了算，而必须要大家说了算。这两者是不能互换的，你不能说，由谁来做总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反过来讲，我愿意跟谁结婚，可以由大家说了算。这样就把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颠倒了。
但是通常认为，民粹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破坏了西方价值观中很重要的“群己权界”。大家都知道，严复在翻译《论自由》的时候，把这个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谓“群己权界”，就是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分界。
民粹主义在公共领域破坏民主，主张以人民领袖的身份来指挥一切，尤其是把程序性的民主抛弃了。人们经常谈到的民粹主义现象是，一些政治领袖不承认选举结果，然后组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选举的结果。然后在个人领域，它强调人民的整体含义，比如宣扬说，人民认为你这种思考错误，或者人民认为你是什么，然后你的个人自由会被剥夺。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具体的理论皈依是各种各样的，有右翼的民粹主义，也有左翼的民粹主义。
但是，这个词为什么在今天变得很流行呢？这个词以前也有，为什么不像现在那么流行？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出现了很多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但是他们无法以传统的左和右等词汇来描述那些现象，所以需要民粹主义这么一个名词。那么实际上，用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来衡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我觉得是不够的。
比如说特朗普当选。特朗普这个人的确思想很不连贯，很多主张也是非常让人大跌眼镜的，他的很多政策、很多主张，我们可能都不喜欢。但如果他是民粹主义，我觉得其实是不太沾边的。用民粹主义来形容特朗普的当选，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特朗普当选这件事的解释力的贫乏。他们讲不出一个更确切的道理。
实际上美国历史上是有过民粹主义的，有右翼民粹主义，有左翼民粹主义。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右翼民粹主义就是麦卡锡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掀起过一场以人民的名义抓苏联代理人的运动。当时把很多人说成是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苏联的代理人渗透进了美国，在美国的知识精英当中无孔不入，很多愿意和苏联做生意的资本家也是苏联的代理人。当然还有一些左翼文人，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卓别林，也被认为是苏联的代理人。
请大家注意，麦卡锡主义在反对上述这些人的时候用的名义都是人民。而且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以前说，麦卡锡主义既然是右翼的，那么一定有大资本、垄断资本在背后撑腰。其实恰恰不是，麦卡锡主义其实是一场草根的运动，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主要向精英施加压力。这个压力显然已经造成对那些精英的人格、人权、言论自由的压迫。这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左翼民粹主义。最明显的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大家都知道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一支强调黑人和女性权利。还有激进的一支，以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联合创始人牛顿（Huey P. Newton）等人为代表，这些人的一个特征是，喜好用街头政治冲击民主程序，不承认选举结果，主张推翻现存秩序。
特朗普的胜选很难说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但这两种现象，不管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在特朗普当选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看到。
因为在特朗普当选前和当选后，我们既没有看到多少街头运动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他对个人自由、言论自由有什么样的打压。特朗普当然很不喜欢有些传统媒体，比如说他和《纽约时报》的关系就很糟糕，但所谓糟糕，也仅仅是不喜欢，他没有能力去封闭那些报纸。而且在他当选引起的一些后续反应中，你也看不出来他特别擅长于煽动街头示威。如果说特朗普当选之后确实出现过一些传统的民粹主义行为，比如街头运动、校园暴力，这些事情其实是反特朗普的人做的更多一点。比如，特朗普当选之后，有一个比较右翼的人士要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结果因为发生不明人士引发的暴力事件，演讲被迫取消了。像这样的暴力事件，真的就是民粹主义了，但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并没有搞这样的事情。
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或者对整个西方民主，一直有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强烈批评。左翼的批评是说，我们要真的民主，美国这种选举民主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选民是会被操控的。那么被谁操控呢？一个是被金钱操控，就是说选举是要花钱的，谁有钱，谁愿意花钱，谁就能赢得选举。第二是说，选民比较容易被媒体操控，这也是有人说西方民主虚伪的所指。
可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过程中，我觉得恰恰在这两点上都相反。我们知道，特朗普本人在选举过程中花的钱远远没有希拉里多，只有希拉里的六分之一。假如美国选举是金钱操控的，希拉里花钱更多，她应该当选才对，但结果是特朗普胜选，你怎么能说美国的选举是金钱操控？再说到媒体，大家知道，美国媒体基本都是反特朗普的。此外，美国的政界，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主流派，都是反他的。美国的商界，不管是东海岸的华尔街还是西海岸的硅谷，基本上都是反他的。美国的学界就更不用说了。
也就是说，特朗普是在竞选资金和媒体支持这两方面都处在劣势的状态下，在美国主流的政界、商界和学界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当选总统的。在各方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美国老百姓还是选特朗普为总统。你能说他们是被谁操控的呢？如果你要说美国选民是没有主见的，纯粹是被别人忽悠的，那我觉得，你说别的选举是可以的，这次选举就很难说了。
另外一种批评不是说民主虚伪，而是说民主本身就是要不得的，独裁就是比民主好。因为老百姓都是傻瓜，在道德上本身就不完善。老百姓不是智者，也不是圣人，在智性和德性上都不适当，所以根本就不应该享有民主，本来就应该是独裁，就应该由大人物说了算。这样一种对民主的批评应该说是一种右翼的批评。
当然，这里所讲的左右，是西方意义上的左右，和我们中国语境中的左右不一样。
特朗普当选之后，对特朗普不满意的人，更可能是从右翼的角度批评。他们不会说民主虚伪，而更可能说民主本身就是不好的。但是，假如民主本身是不好的，那么真实的民主比虚伪的民主就更不好了。假如你说老百姓本来就是傻瓜，那么他们被操控就算了，因为既然他们都是傻瓜，那么他们被操控不就是合理的吗？不操控反而不合理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又可以说它是民主的失败，或者说是民主派的失败。因为选出来的这个人，不论是美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喜欢。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认为选出来一个坏总统。
那么这个事情该怎么理解？民主的胜利同时又是民主派的失败，有人提到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类似的现象，比如1933年希特勒以民主的方式上台，很多人认为那是民主的一次失败。但实际上，特朗普的胜选和1933年希特勒赢得选举是不一样的。
首先，希特勒当时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特朗普在大众投票中得票率不到一半，但获得的选举人团选票远远超过一半。希特勒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为什么还能当选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左右派斗得非常厉害，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头号敌人，于是希特勒作为一匹黑马，就在左右鹬蚌相争中得利了。但美国不是这样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气氛和1933年德国选举的气氛是不一样的，美国不存在德国那种左右双方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
其次，德国1933年的选举本身当然是合法的，但当时德国各个政党在选举之外已经有不正常的举动了。比如最明显的就是纳粹党派出民兵力量，组织冲锋队，搞一些暴力活动，这在1933年以前就形成了。但是在2016年的美国是没有这种现象的。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因此，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皮凯蒂指出了问题，但解释无力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呢？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在九十年代初曾经是非常乐观的，最典型的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讲的所谓“历史的终结”了。民主阵营在一战、二战之后又赢得了冷战，他们认为自己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二十五年之后，他们似乎又从极度的乐观，变成了深度的悲观。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过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本书提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西方的贫富分化在重新加剧。这个问题，以前人们都认为是不存在的，至少不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很长时间里，七八十年代时，人们认为西方已经演变为工会强势、高福利、低基尼系数，既自由又平等、既有竞争又有社会保障的一种社会。但是现在，皮凯蒂这本书说，西方内部的不平等、两极分化又开始严重起来。
这本书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个争论还是在知识界，可是特朗普的当选和这本书引起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们已经知道，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美国的穷人，当然特指白种穷人。少数族裔不太支持特朗普，部分华裔除外，黑人、墨西哥人大多也不支持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的确主要是蓝领白人。这些人对特朗普的支持起了这么大的作用，确实令人感到，皮凯蒂当年提出的问题是非常之引人注意的。
那么，不管是布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这里讲的主流理念，包括左翼和右翼的主流理念，也就是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特朗普肯定不是左派，因为他非常反感福利国家。他上台以后，就把奥巴马的医改都给废掉，而且这是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但你说他是右派吗？传统上，西方的右派是倾向自由贸易，倾向自由市场的，可特朗普同时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主张取消自由贸易。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但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我们可以讲，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所谓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就是所谓奇迹状态。
我们大家知道，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我们说是奇迹；日本的高增长，我们说是奇迹；中国的高增长当然也是奇迹。大家知道，二战以后三十年内，欧洲其实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中，也是从废墟中很快复苏，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皮凯蒂认为，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但如果在奇迹式的高增长状态下，可能资本收益率的增长就不会更高了。如果经济增长率更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那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我认为，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高增长。那么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大家知道，像亚洲四小龙也好，日本也好，现在已经不是吸收资本、输出商品了，现在恰恰相反，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当然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所谓外向型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那么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一个例外。其实不光是一个例外，应该说是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今天形容一些无良资本家不好的一点，往往会这样描写：资本家会对劳工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得是。这实际上形容的是劳动力过剩状况下，劳动者没有办法和资本家讨价还价。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我去过东德的汽车城艾森纳赫（Eisenach）。艾森纳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里生产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车在中国很有名。东德时代的艾森纳赫，人口有4.8万，几乎所有人都在汽车城上班，号称是没有失业的。汽车城生产多少汽车呢？当时年产5万辆，雇员是一万人，基本上解决了那里的就业问题。
两德统一以后，这个汽车厂就垮了。之后当地人就想找西德的汽车厂商比如大众、奔驰什么的，过去接盘，结果那些汽车厂商都不愿意过去。等了十几年以后去了一家美国的汽车厂，就是那个欧宝（Opel）。当时有过一个约定，去接盘的厂商必须保证产能规模不比原来低，这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就业。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大工厂搞垮了，然后去办一个小工厂。欧宝就按照这个约定去接盘。今天欧宝在艾森纳赫的工厂，产量是6万辆，比原来的5万量只多了1万辆。其实按照欧宝的实力，它要在那里生产600万辆都有可能，但是它只生产了6万辆。而且它生产这6万辆车需要多少工人呢，只需要1600人。
于是艾森纳赫那里失业率就很高。统一以后，1992年它的失业率曾经达到20%，现在它的失业率还有6%。而且它的人口也比原来低，原来4.8万人，现在只有4.2万人。这4.2万人的人均收入六倍于统一之前，但是比西德的平均水平还是低了10%。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可以试想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西德采取了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可是，所谓的国家能力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那么在制度上，为什么现在西方各主权国家的能力出了问题呢？现在它们是民主制度，以前它们也是民主制度，它们的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凭什么说，以前它们那个国家有能力，现在它们国家都没有能力？
那么好了，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政府，不管你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你都做不成什么事。你要做成事，你政府要有充裕的财力。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那么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的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那么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最近二十年看到就是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右派要求紧缩，要求减少福利，然后老百姓上街示威，推翻右派政府。后来上台的是激进左派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政府。你说齐普拉斯是左派吗？从他反紧缩、主张维护福利来讲，好像他是左派。可是齐普拉斯并不主张高税收。为什么他不主张高税收？因为主张高税收的话他就上不了台了。老百姓是让他维持福利，不是让他来加税的。他不主张高税收，又要维护高福利，他能怎么办呢？就只能向欧盟赖账，只能说我现在就是欠账不还给你。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from 独立中文笔会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02462
2018年4月2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秦晖教授认为，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这样，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秦晖教授提醒听众，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了部分演讲内容，该文本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个别表达依据上下文略加调整。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当然也可以说是困境。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吧，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本来的估计是大家会反对脱欧，但结果在脱欧公投中，脱欧居然就是成为多数的民意。再就是，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不管是民主党的主流派还是共和党的主流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什么叫“民粹”？
那么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呢？而且不管是导致英国脱欧的那些思潮，还是特朗普代表的那些想法，我们到底该怎样来名之呢？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那么什么叫做民粹呢？虽然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词，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对这个词给出很精确的定义。实际上，照我看，人们现在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既不是传统的左派，又不是传统的右派，很多人感到很危险，但又有强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叫民粹。
这个词本身就很有意思。Populism这个词，如果你查外语词典你就会知道，词典里会说，这个词源自俄国的民粹派，就是俄语中的narodnik。而这两个词在俄英词典和英俄词典里都是可以互通的，就是说，俄英词典里解释narodnik时，就说那是populism；反过来，英俄词典里解释populism时就说那是narodnik。以前西方文献中的populism，我们经常译成“平民主义”，译成“平民主义”的时候好像贬义就不是太强，译成“民粹主义”就带有强烈的贬义。但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但这个词以前的贬义并不是很强。因为我们知道，narodnik和populism的词根都是农民。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民粹主义”，这个“粹”字，我觉得是汉语生加上去的，populism本来就是“人民主义”的意思。
之所以英语中有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世纪末期美国出现了人民党。在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中，它是属于民主党的一翼，或者说是比民主党主流还要偏左一点的一翼。它当时主要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当时的人民党反对大资本，主张社会平等。但是人民党人讲的社会平等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这一点和俄国的民粹主义是不一样的。民粹主义后来成为一个贬义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国民粹主义造成的不良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也讲平等，也讲打击资本，但是俄国民粹主义有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特别强调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这里我要讲，很多人认为民粹主义或者平民主义是反精英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确切地讲，俄国的民粹主义其实是反个人的，不只是反精英的。也就是说，它认为，个人必须服从于整体，或者以整体利益的名义可以剥夺个人自由。这个所谓的个人自由不仅仅是精英的个人自由，也包括老百姓的个人自由。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人民”奉献出一切，尽管所谓的“人民”就是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人民”牺牲，那等于就是我们都牺牲掉了，那这个抽象的“人民”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没有了。
俄国民粹派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崇拜农民。大家知道，19世纪的俄国还是个农民国家，实际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俄国民粹派给俄国农民非常高的评价，说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拥有至高无上的品格和道德。而且说，知识分子应该跪倒在农民面前，因为知识分子很肮脏。
俄国民粹主义者高度评价农民，实际上他们评价的是农民整体，尤其是，俄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搞农村公社——请大家注意，这是俄国传统的集体组织，不是后来俄国共产党搞的集体农庄。如果人们要离开村子，必须经过公社的同意，否则你就不能离开；如果你要盖房子，必须盖在一个地方，你不能单独分开盖，分开盖就叫单独农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不良倾向。如果一个农民个体离开这个整体，它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所谓的单干户，这被认为是一种背叛。俄国民粹派讲的这个所谓的人民也好，农民也好，实际上是在整体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背离了这个整体，不管你是精英也好，你是农民也好，他们都是要仇恨的。
美国的人民党同样以农民为基础，可是大家知道，美国的农民和俄国的农民是不一样的，美国农民当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不是俄国式的村社社员。美国的平民主义本身也是强调个人自由的，因此当时人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东西。虽然人民党后来合并进了民主党中，成为民主党中比较激进的一翼，但实际上人们也认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出格的东西，甚至平民主义还被认为是一个好词。
有不少学者谈到美国的特征。比如七十到八十年代间成为美国政治学界泰斗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写过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美国例外论》，其中列出五种美国的民族精神：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不干涉。这里的民粹主义当然是中文翻译的，就是我刚才讲的populism，李普塞特是当作褒义来用这个词的。他实际上是把美国特有的一些精神当作是一种光荣，或者说是值得美国保持的一些东西。因此这里提到的五个词其实都是褒义。
“民粹主义”何以成了贬义词？
那么populism这个词怎么会变成一个贬义词的？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我们刚才讲的俄国民粹派造成的。它变成一个负面的名词以后，到底是什么含义？没有人能够说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按照我从现象中归纳的，这个词之所以变为贬义，就是因为它的主张是以人民的名义破坏了当时西方主流社会认定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就是民主和自由。
这里我要讲，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很多人说它们是矛盾的，实际上，在经典意义上的西方生活中，它们是各有所所指的。所谓的民主，是用在公共领域，也就是在公共事务上要多数决定。所谓自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个人领域中要个人自由，不能要求个人服从整体。比方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言论，有什么样的思想，想嫁给谁，想吃什么，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有人来干涉，甚至也不需要集体来干涉，这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个国家需要建立一种什么体制，需要选哪个人来领导，这种事情就不能个人说了算，而必须要大家说了算。这两者是不能互换的，你不能说，由谁来做总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反过来讲，我愿意跟谁结婚，可以由大家说了算。这样就把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颠倒了。
但是通常认为，民粹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破坏了西方价值观中很重要的“群己权界”。大家都知道，严复在翻译《论自由》的时候，把这个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谓“群己权界”，就是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分界。
民粹主义在公共领域破坏民主，主张以人民领袖的身份来指挥一切，尤其是把程序性的民主抛弃了。人们经常谈到的民粹主义现象是，一些政治领袖不承认选举结果，然后组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选举的结果。然后在个人领域，它强调人民的整体含义，比如宣扬说，人民认为你这种思考错误，或者人民认为你是什么，然后你的个人自由会被剥夺。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具体的理论皈依是各种各样的，有右翼的民粹主义，也有左翼的民粹主义。
但是，这个词为什么在今天变得很流行呢？这个词以前也有，为什么不像现在那么流行？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出现了很多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但是他们无法以传统的左和右等词汇来描述那些现象，所以需要民粹主义这么一个名词。那么实际上，用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来衡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我觉得是不够的。
比如说特朗普当选。特朗普这个人的确思想很不连贯，很多主张也是非常让人大跌眼镜的，他的很多政策、很多主张，我们可能都不喜欢。但如果他是民粹主义，我觉得其实是不太沾边的。用民粹主义来形容特朗普的当选，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特朗普当选这件事的解释力的贫乏。他们讲不出一个更确切的道理。
实际上美国历史上是有过民粹主义的，有右翼民粹主义，有左翼民粹主义。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右翼民粹主义就是麦卡锡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掀起过一场以人民的名义抓苏联代理人的运动。当时把很多人说成是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苏联的代理人渗透进了美国，在美国的知识精英当中无孔不入，很多愿意和苏联做生意的资本家也是苏联的代理人。当然还有一些左翼文人，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卓别林，也被认为是苏联的代理人。
请大家注意，麦卡锡主义在反对上述这些人的时候用的名义都是人民。而且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以前说，麦卡锡主义既然是右翼的，那么一定有大资本、垄断资本在背后撑腰。其实恰恰不是，麦卡锡主义其实是一场草根的运动，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主要向精英施加压力。这个压力显然已经造成对那些精英的人格、人权、言论自由的压迫。这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左翼民粹主义。最明显的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大家都知道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一支强调黑人和女性权利。还有激进的一支，以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联合创始人牛顿（Huey P. Newton）等人为代表，这些人的一个特征是，喜好用街头政治冲击民主程序，不承认选举结果，主张推翻现存秩序。
特朗普的胜选很难说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但这两种现象，不管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在特朗普当选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看到。
因为在特朗普当选前和当选后，我们既没有看到多少街头运动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他对个人自由、言论自由有什么样的打压。特朗普当然很不喜欢有些传统媒体，比如说他和《纽约时报》的关系就很糟糕，但所谓糟糕，也仅仅是不喜欢，他没有能力去封闭那些报纸。而且在他当选引起的一些后续反应中，你也看不出来他特别擅长于煽动街头示威。如果说特朗普当选之后确实出现过一些传统的民粹主义行为，比如街头运动、校园暴力，这些事情其实是反特朗普的人做的更多一点。比如，特朗普当选之后，有一个比较右翼的人士要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结果因为发生不明人士引发的暴力事件，演讲被迫取消了。像这样的暴力事件，真的就是民粹主义了，但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并没有搞这样的事情。
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或者对整个西方民主，一直有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强烈批评。左翼的批评是说，我们要真的民主，美国这种选举民主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选民是会被操控的。那么被谁操控呢？一个是被金钱操控，就是说选举是要花钱的，谁有钱，谁愿意花钱，谁就能赢得选举。第二是说，选民比较容易被媒体操控，这也是有人说西方民主虚伪的所指。
可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过程中，我觉得恰恰在这两点上都相反。我们知道，特朗普本人在选举过程中花的钱远远没有希拉里多，只有希拉里的六分之一。假如美国选举是金钱操控的，希拉里花钱更多，她应该当选才对，但结果是特朗普胜选，你怎么能说美国的选举是金钱操控？再说到媒体，大家知道，美国媒体基本都是反特朗普的。此外，美国的政界，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主流派，都是反他的。美国的商界，不管是东海岸的华尔街还是西海岸的硅谷，基本上都是反他的。美国的学界就更不用说了。
也就是说，特朗普是在竞选资金和媒体支持这两方面都处在劣势的状态下，在美国主流的政界、商界和学界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当选总统的。在各方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美国老百姓还是选特朗普为总统。你能说他们是被谁操控的呢？如果你要说美国选民是没有主见的，纯粹是被别人忽悠的，那我觉得，你说别的选举是可以的，这次选举就很难说了。
另外一种批评不是说民主虚伪，而是说民主本身就是要不得的，独裁就是比民主好。因为老百姓都是傻瓜，在道德上本身就不完善。老百姓不是智者，也不是圣人，在智性和德性上都不适当，所以根本就不应该享有民主，本来就应该是独裁，就应该由大人物说了算。这样一种对民主的批评应该说是一种右翼的批评。
当然，这里所讲的左右，是西方意义上的左右，和我们中国语境中的左右不一样。
特朗普当选之后，对特朗普不满意的人，更可能是从右翼的角度批评。他们不会说民主虚伪，而更可能说民主本身就是不好的。但是，假如民主本身是不好的，那么真实的民主比虚伪的民主就更不好了。假如你说老百姓本来就是傻瓜，那么他们被操控就算了，因为既然他们都是傻瓜，那么他们被操控不就是合理的吗？不操控反而不合理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又可以说它是民主的失败，或者说是民主派的失败。因为选出来的这个人，不论是美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喜欢。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认为选出来一个坏总统。
那么这个事情该怎么理解？民主的胜利同时又是民主派的失败，有人提到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类似的现象，比如1933年希特勒以民主的方式上台，很多人认为那是民主的一次失败。但实际上，特朗普的胜选和1933年希特勒赢得选举是不一样的。
首先，希特勒当时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特朗普在大众投票中得票率不到一半，但获得的选举人团选票远远超过一半。希特勒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为什么还能当选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左右派斗得非常厉害，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头号敌人，于是希特勒作为一匹黑马，就在左右鹬蚌相争中得利了。但美国不是这样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气氛和1933年德国选举的气氛是不一样的，美国不存在德国那种左右双方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
其次，德国1933年的选举本身当然是合法的，但当时德国各个政党在选举之外已经有不正常的举动了。比如最明显的就是纳粹党派出民兵力量，组织冲锋队，搞一些暴力活动，这在1933年以前就形成了。但是在2016年的美国是没有这种现象的。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因此，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皮凯蒂指出了问题，但解释无力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呢？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在九十年代初曾经是非常乐观的，最典型的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讲的所谓“历史的终结”了。民主阵营在一战、二战之后又赢得了冷战，他们认为自己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二十五年之后，他们似乎又从极度的乐观，变成了深度的悲观。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过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本书提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西方的贫富分化在重新加剧。这个问题，以前人们都认为是不存在的，至少不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很长时间里，七八十年代时，人们认为西方已经演变为工会强势、高福利、低基尼系数，既自由又平等、既有竞争又有社会保障的一种社会。但是现在，皮凯蒂这本书说，西方内部的不平等、两极分化又开始严重起来。
这本书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个争论还是在知识界，可是特朗普的当选和这本书引起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们已经知道，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美国的穷人，当然特指白种穷人。少数族裔不太支持特朗普，部分华裔除外，黑人、墨西哥人大多也不支持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的确主要是蓝领白人。这些人对特朗普的支持起了这么大的作用，确实令人感到，皮凯蒂当年提出的问题是非常之引人注意的。
那么，不管是布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这里讲的主流理念，包括左翼和右翼的主流理念，也就是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特朗普肯定不是左派，因为他非常反感福利国家。他上台以后，就把奥巴马的医改都给废掉，而且这是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但你说他是右派吗？传统上，西方的右派是倾向自由贸易，倾向自由市场的，可特朗普同时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主张取消自由贸易。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但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我们可以讲，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所谓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就是所谓奇迹状态。
我们大家知道，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我们说是奇迹；日本的高增长，我们说是奇迹；中国的高增长当然也是奇迹。大家知道，二战以后三十年内，欧洲其实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中，也是从废墟中很快复苏，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皮凯蒂认为，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但如果在奇迹式的高增长状态下，可能资本收益率的增长就不会更高了。如果经济增长率更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那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我认为，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高增长。那么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大家知道，像亚洲四小龙也好，日本也好，现在已经不是吸收资本、输出商品了，现在恰恰相反，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当然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所谓外向型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那么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一个例外。其实不光是一个例外，应该说是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今天形容一些无良资本家不好的一点，往往会这样描写：资本家会对劳工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得是。这实际上形容的是劳动力过剩状况下，劳动者没有办法和资本家讨价还价。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我去过东德的汽车城艾森纳赫（Eisenach）。艾森纳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里生产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车在中国很有名。东德时代的艾森纳赫，人口有4.8万，几乎所有人都在汽车城上班，号称是没有失业的。汽车城生产多少汽车呢？当时年产5万辆，雇员是一万人，基本上解决了那里的就业问题。
两德统一以后，这个汽车厂就垮了。之后当地人就想找西德的汽车厂商比如大众、奔驰什么的，过去接盘，结果那些汽车厂商都不愿意过去。等了十几年以后去了一家美国的汽车厂，就是那个欧宝（Opel）。当时有过一个约定，去接盘的厂商必须保证产能规模不比原来低，这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就业。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大工厂搞垮了，然后去办一个小工厂。欧宝就按照这个约定去接盘。今天欧宝在艾森纳赫的工厂，产量是6万辆，比原来的5万量只多了1万辆。其实按照欧宝的实力，它要在那里生产600万辆都有可能，但是它只生产了6万辆。而且它生产这6万辆车需要多少工人呢，只需要1600人。
于是艾森纳赫那里失业率就很高。统一以后，1992年它的失业率曾经达到20%，现在它的失业率还有6%。而且它的人口也比原来低，原来4.8万人，现在只有4.2万人。这4.2万人的人均收入六倍于统一之前，但是比西德的平均水平还是低了10%。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可以试想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西德采取了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可是，所谓的国家能力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那么在制度上，为什么现在西方各主权国家的能力出了问题呢？现在它们是民主制度，以前它们也是民主制度，它们的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凭什么说，以前它们那个国家有能力，现在它们国家都没有能力？
那么好了，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政府，不管你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你都做不成什么事。你要做成事，你政府要有充裕的财力。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那么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的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那么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最近二十年看到就是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右派要求紧缩，要求减少福利，然后老百姓上街示威，推翻右派政府。后来上台的是激进左派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政府。你说齐普拉斯是左派吗？从他反紧缩、主张维护福利来讲，好像他是左派。可是齐普拉斯并不主张高税收。为什么他不主张高税收？因为主张高税收的话他就上不了台了。老百姓是让他维持福利，不是让他来加税的。他不主张高税收，又要维护高福利，他能怎么办呢？就只能向欧盟赖账，只能说我现在就是欠账不还给你。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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