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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重要宣传工具，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模式再度出现，并且在短时间内，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高音喇叭为何再度在中国社会受到重视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音喇叭在中国随处可见。红色歌曲以至歌颂领导人的口号透过这些喇叭，传遍大街小巷，老一辈的人对这些情景记忆犹新。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系统正卷土重来。
名为“新农村大喇叭工程”的项目近期正式展开，以河北石家庄为试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至全国10多个省超过200个县市。
“工程”以“党管、民用”为宗旨，以“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为运行机制，每天早、午、晚三次广播。官方形容，有关节目对于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传播不同领域的知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辽宁维权人士祝先生所在的农村近日也安装了大喇叭。
祝先生：“遇到敏感时间大喇叭响个不停。总之是在宣传政策。每个角落都听得到。”
河北保定市约有2千名居民的蔡桥村，村内安装了6个高音喇叭。姓黄村民的寓所离开这些喇叭约有数百米。他承认，日以继夜的广播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
黄先生：“有事就经常广播，比如通知村民办什么证件等等。按道理说，没有喇叭还是比较安静，大喇叭确实有扰民的嫌疑。我们家离大喇叭大约有300米左右，（声浪）也有好几十分贝吧。声音很大的。”
高音喇叭对村民造成严重滋扰
文革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洗脑工具”。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说，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他相信，当局安装大喇叭还是出于同一目的。
章立凡：“强化洗脑，强化政权对基层的控制。从基层抓起，加强执政党对底层的控制。也没有什么新意。反正喇叭一喊全村都知道。不管你想不想听，可是都得听。”
但他说，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大喇叭使用不当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章立凡：“大家已经不习惯这种很原始的宣传方式。农村的通讯工具也比较发达。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噪音，会打扰大家的日常生活。”
当局正争取在明年底之前，把大喇叭推广至全国30万个地方，却没有提到会否在城市装设。
章立凡：“因为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连汽车喇叭都不能随便鸣笛了。那在居民社区搞这种东西肯定会受到抵制。现在社区一般是透过微信群来发通知。”
章立凡说，除了微信群，当局还强行推广名为“学习强国”的APP，宣扬最高领导人指示等重要信息，并透过积分制等赏罚手段变相强迫手机用户收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