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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你有没有听过安阳师范学院？就算你本来不知道，只要你常常观察大陆的网络舆论，最近大概也知道这间学校的威风了，因为有人说它原来比哈佛大学还要厉害。
在《论安阳师范学院强于哈佛大学》这篇在知识圈里传得很广的文章当中，作者分别从学校的历史之悠远，占地规模之广大，学生人数以及研究科所之单位众多等好几个方面提出论证，说明安阳师范学院为什么比哈佛大学还要好。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了两个非常特别的观点。第一，是“安阳师范学院是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立大学，哈佛大学是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私立大学，两种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安阳师范学院地位必然高于哈佛大学，这是谁也无法抹杀的”。第二，“两个学校不同的校训预示了两个学校未来的命运。安阳师范学院的校训是‘勤奋创新，为人师表’，读起来朗朗上口，一种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优越感。而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哈，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搞笑的这篇文章，据说是“安阳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现场所有审核老师都起立鼓掌，并且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但是安阳师范学院很快就发表澄清声明，谴责这是一条完全虚构的消息，并将保留以法律追究原作者侵害学校名誉的权利。那么这篇东西的原作者到底是谁呢？有人查证，发现它是早在2006年就在网络论坛上流传的一段帖子。那阵子，其实还有不少人仿照这篇文章的风格，写出了《论江西财经大学强于哈佛大学的理由》、《浙江工业大学远远强于哈佛大学》等大量胡闹的东西。而这些文章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竟然全部重新浮出水面，传来传去，又火了一把。为什么十几年前一批讽刺当时大陆高等教育界的网络帖子能够轮回翻生？除了是它们所讽刺的现象依然存在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且看在这批文章当中不断被抄来抄去的这段话：“我们承认哈佛大学在世界上名气大于安阳师范学院，但这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媒体掌握着话语权，有意压制安阳师范学院的结果，我们相信通过全体校友在网络上的宣传，我们一定可以让世界人民认识并喜欢安阳师范学院”。这段话你听了是不是觉得十分熟悉？因为它的逻辑是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遇到的。中国的经济模式有问题吗？它真的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吗？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是因为你已经被西方人的价值观和媒体宣传洗了脑，失去了对我们国家独特经济道路的自信。接下来，我们该做的不是在学理和实际效果上检证哪一种经济模式更加优秀，而是加强我们的“话语权”，一方面对内向国民反洗脑，一方面加大资源对外宣传。如此持续下去，中国经济模式之优秀，自然会成为举世人民的共识。所以大家对我们的经济道路要有自信。不仅如此，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面，我们也都该依照同样的推理模式，培育出类似的自信心。难怪有在大学教书的朋友，看了这批重新出土的文章之后，笑称自己也忽然有了“第五种自信”。
上面这种逻辑的关键词当然是“话语权”，现在重看十三年前那堆笑话，我才赫然发现，原来“话语权”这个名词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十几年。但到底什么叫做“话语权”？它明显不是传统中文，但也无法简单对应任何一个西方学术名词。按照这三个字背后的思考理路，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它应该源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当中的“话语转向”，有点类似英文当中的“discursive power”。
果然，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的官方网页上，都能找到它的定义：“话语权本身是个外来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语词‘pouvoir du discours’。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就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话语权’一词，这里的‘权’即权力（pouvoir），与他‘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话语权’一词的本质。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即通过话语来获得权力，它与军事、经济等物质性权力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
我曾有好几年耽读福柯论著，没想到竟然在中国最权威的官方网站上面都能够看他的思想介绍，真是又惊又喜。但为什么国新办的官网上会这么诡异地登出一篇介绍福柯观点的文章呢？答案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面的这几段话：“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需要有战略性筹划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论上对国际话语权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则是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最为尖锐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领域。因此，政治话语权应该是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核心，其中学术话语权更是基础。新近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亚洲再平衡’等，都是与西方学界相关联，对来自西方的话语攻击和西方学界命题的挑战，中国也要注重从学术上予以回应，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赢得话语权。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基础性意义不容忽视”。
同样道理，近年“新清史”潮流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和疆土界定产生了一些冲击，所以连《人民日报》这样的报刊都忽然关注起非常硬核的学术研究，提出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于是连包含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争论，就全都和话语权的把握跟建构拉上关系。
好几年前，我还稍微认真地写过一些小东西，讨论“话语权”这个学术概念被移植到中国之后所产生的误用和滥用。但是现在我已经不会再那么认真地去看待这些东西了，对于越演越烈的话语权潮流的最佳回应，可能就是那批论证××大学强于哈佛大学的文章。“话语权”这个本来有点深涩的西方学术概念，能在中国这么大行其道，大概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很“后现代”的头脑沃土。例如每个大陆学生都学过一点的“辩证法”，就被简化推广成一种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的观看角度。你不能够总是说文革不好，因为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在关注文革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积极面。推而广之，就连纳粹德国，我们也都该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就像我们香港人很爱讲的一句废话。什么事情都只是“观点与角度”罢了。于是对于一件事物的判断（不管那个判断是真理的，道德的，还是审美的），就都不会有任何标准可言，纯粹依赖于你所处的位置和角度。在这种粗俗版本的辩证法基础上，加上实力的向度，自然就会得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话语权了：你有道理，就只是因为你有说话的权力，而且音量够大；真理只是实力的结果。
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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