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D.C.）
2018年7月30日
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诸位早上好。很高兴与诸位见面。谢谢汤姆（Tom）的美言。
感谢美国商会今天上午邀请我出席这次活动并主办这个重要的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
我很高兴看见今天众多美国工商领导人也与我们一起出席会议。我曾长期从事这一行，大家可能忘记我曾以此为业，后来才参加竞选国会（Congress）的席位，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知道国务院和本届政府的人员也在场。我还看见几位在这里常驻的和来自外国首都的大使。
感谢诸位出席这次会议并在我们为世界各地全体人民实现繁荣之际作为美国和我国工商业的伙伴相互合作。
我还感谢我的同事罗斯部长（Secretary Ross）、佩里部长（Secretary Perry）、格林署长（Administrator Green）、格里什大使（Ambassador Gerrish），以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首席执行长雷•沃什伯恩（Ray Washburne），他是我从商时期的好友。你们出席这次会议真正体现了这是整个政府的使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我们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系。
今天上午我准备谈谈川普政府（the Trump Administration）为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采取的战略，以及为什么美国工商业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我们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川普总统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长峰会（APEC CEO Summit）期间首先提出了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的设想。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也对这个设想进行了详细说明。
印度-太平洋地区从美国西海岸起至印度西海岸止，毫无疑问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很快会详细谈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地区是未来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动力之一，而且今天已经如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如此，印度-太平洋地区必须实现自由和开放。
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关于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的用语。我想简单谈谈本届政府对使用这个用语的解释：
我们说希望印度-太平洋地区实现“自由”，是指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能捍卫自己的主权，不受他方胁迫。在国内层面上，“自由”意味着良好的治理，保障公民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们说我们希望印度-太平洋地区实现“开放”，是指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享有海上和空中的开放通道。我们希望和平解决领土和海上纠纷。这对于国际和平和各国实现本国的梦想至关重要。
在经济方面，“开放”意味着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开放的投资环境、国家间透明的协议和为促进地区关系加强相互联系，因为这些都是可持续增长的途径。
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承诺由来已久。我所代表的国务院于1794年就在当年被称为“Calcutta”的加尔各答（Kolkata）建立了领事馆。
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美国企业界的代表。美国企业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从事贸易和投资的时间甚至更长。我不想在这里详谈全部历史，但我需要指出，美国为我们今天在印度-太平洋各地看到的增长、发展和繁荣发挥了基本的推动作用。
我们遵循这样一个伟大的宗旨进行交往：在所到之处，美国都希望发展伙伴关系，不谋求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结束后，我们与日本一起结成了伟大的联盟，促进了经济繁荣。上世纪50年代，韩国受到战争的重创。美国在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投资，帮助我们的韩国朋友奠定了复苏和繁荣的基础，建立了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体之一，现在已有足够的实力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援助。
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为解决基本的发展需要发展伙伴关系。我们支持农业改造工作，例如永久改善全世界小麦和大米种植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在这方面，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情况最为显著。我们帮助香港（Hong Kong）、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经济体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现经济腾飞。在台湾，经济发展与创建开放的民主社会并驾齐驱，最后开花结果成为高科技劲旅。美国很高兴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等基础性机制。
鉴于上述经济和商业交往的历史，如今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各地的关系一贯以相互信任和尊重为特征。
美国的友谊受到欢迎，美国工商业以其创造性、可靠性和诚信著称于世。
今天，没有任何国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双向贸易超过美国。在东南亚，按外来投资单一来源累积法计算，美国是最大的来源国，超过了中国、日本和欧盟（European Union）。
打开今天的印度-太平洋地图，美国公共和民间部门为支持自力更生，建设机制和促进民间部门增长进行的努力随处可见。
在菲律宾，以达拉斯（Dallas）为基地的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在1979年开设工厂，帮助该国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马来西亚，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在1975年首开先河，投资建立了销售和服务中心。今天，通用电气公司在该国有1,300名雇员，人员遍及吉隆坡（Kuala Lumpur）和砂拉越（Sarawak）等地。
马来西亚最近选出了新政府，我希望他们及其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将一如既往，如同为该地区的伙伴进行的努力一样，以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为基础增进商业、政府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下星期我将前往那里访问。
雪佛龙公司（Chevron）作为第一个得到泰国石油开采权的公司，1973年在泰国水域发现了第一个碳氢化合物，催生了当地一个重要的行业。如今，雪佛龙是泰国最大的天然气和原油生产商，其投资款项支持了200,000多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雪佛龙的“科学工程兴趣项目”（Enjoy Science Project）为当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教师提供训练，加强泰国的知识资本，也使雪佛龙公司的投资获得更大的回报。
为了援救最近在被水淹没的山洞内受困的勇敢的男孩和他们的教练，雪佛龙的泰国分部还提供了有关的设备和技术咨询。
美国公司名副其实地帮助印度-太平洋伙伴国家飞向星空。美国最有创意的公司之一太空X（SpaceX）最近发射了孟加拉国有史以来本国第一枚通讯卫星。
必须说明，美国政府不对美国公司发号施令。但是我们帮助打造环境，让美国公司能够成功，让地方社区能够繁荣，让双边伙伴关系能够发展。正因为这样，美国支持许多教育合作，例如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
我们过去也作出过这样的努力，帮助建立起第一所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及印度全国的14所地区工程院校和8所农业大学。
开发融资也很重要。我们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印度-太平洋有39亿美元投资组合，同时还有从能源、医疗保健到金融行业的美国公司。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每投入一美元，私人行业投入了2.76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和设在科罗拉多州的UPC Renewables再生能源公司联手，建造了印度尼西亚第一座公用公司规模的风能电场，为7万多印尼家庭提供清洁、经济、可靠的电力。
我们的世纪挑战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自2004年以来，拨专款21亿美元，促进印度-太平洋国家的发展与良政。目前，世纪挑战集团斥资5亿美元，在尼泊尔建起数百公里的输电线，使尼泊尔实现其能源潜力。今天，在这个印度-太平洋商务论坛上，我骄傲地宣布，世纪挑战集团与蒙古政府签署了3.5亿美元的合同，开发新的长期供水资源。
这不仅将帮助满足蒙古国人的一个重要需要，而且将使蒙古可以吸引到新投资，刺激由私人行业带动的增长。我知道蒙古外长原计划来这里，但很遗憾被其他公务缠身。
这个世纪挑战集团项目将使蒙古、那一地区和全世界受益。
我还可以讲很多，给你们举出更多例子。美国公司一直是致力于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繁荣和福祉的生力军。
我们作为伙伴的诚意明显体现在，我们支持的是尊重地方自主和国家主权的经济发展。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是为政治影响而投资，而是奉行合作关系经济学。
过去和现在的成功只是我预计将要到来的未来的前奏。我在这里要强调表示，川普政府正在扩大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
我们谋求根据我们的自由与开放的原则利用机会。
正如川普总统去年在越南所说，在印度-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群星荟萃，每个国家都是一颗明星，不是任何人的卫星——每个国家自成一国人，一个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家园”。这个星座要发出最明亮的光芒，就需要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作燃料。这就是我们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所要推进的。
我们相信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依赖关系。
正如川普总统去年所说，“我们希望你们强大、繁荣和自力更生，扎根你们的历史，面向未来伸展”。今天，我重复这一信息。当我说，每个国家和企业可以相信美国会继续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创造共同繁荣的条件时，我是代表川普总统说话。
深化在这一地区的往来显然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里有超过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世界上六个最大的经济体有四个在这里，它们是中国、日本、印度——当然，还有美国。东盟十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区，也是美国出口的主要购买者。川普总统将趁热打铁，因为这里显然对美国人民有经济利益。
我们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不排除任何国家。我们谋求与任何倡导自由与开放的国家合作，只要合作是本着我们的公民所要求的最高标准。美国致力于在这一地区扩大存在，因为我们希望美国人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人都来分享2020年、2030年、2040年以至更远的经济成长。
我知道，鉴于川普总统决定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有些人对美国的经济作用有疑问。我们一方面在与伙伴国制定更好和更高标准的双边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我们的公司正在通过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存在，继续推动美国的经济利益。例如，仅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公司在新加坡的数量就增加了10%。
最后，我们致力于保持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是因为它对美国人民和我们伙伴的国家安全有利。正如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很显然，美国的国际经济未来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地区。因此，就像美国过去作基础贡献一样，今天我宣布，美国将通过1.13亿美元的新计划，支持未来的基础领域：数位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
这些资金仅仅是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经济承诺的定金。
我们的战略是要激发美国企业发挥它们的最佳优势。川普总统也期待我们的承诺将促使所有抱有同样的以主权、法治和可持续繁荣为基础的地区愿景的国家，为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带来更大支持。
第一项计划是数位连通和网络安全合作关系（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它将从一个2,500万美元初步投资起步，改进伙伴国家的数字连通，扩大美国的技术出口。美国将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政府-民间合作关系支持通讯基础设施开发；提倡市场导向的数字管理政策；为伙伴提供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以应对共同的威胁。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开放、安全和可靠的因特网具有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我们的下一个行动计划是亚洲EDGE。这是指通过能源增进发展和增长（Enhancing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rough Energy）。能源当然是现代经济的生命线。通过亚洲EDGE，我们今年一年就将投资近5,000万美元，以帮助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进口、生产、运输、储存及部署他们的能源资源。
美国丰富的能源包括巨大的天然气资源、全世界领先的私营公司、精密的发展-融资工具，以及无可匹敌的技术专长。我们将依赖所有这些在整个印太地区发展可持续的、安全的能源市场。
第三，接下来是基础设施。美国致力于能推动国家主权、区域性一体化及信任的互联互通。
这在基础设施的实体安全、在财政上可行，以及对社会负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今天，美国正在发起一个基础设施交易及援助网络（Infrastructure Transaction and Assistance Network），以促进方式正确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项整个政府参与的行动计划以近3,000万美元作为种子资金，建立了一个新型跨部门机构，以协调、增强并分享美国用于寻找项目、融资及技术援助的工具。
它还将建立一个新的印太交易顾问基金（Indo-Pacific Transaction Advisory Fund），以帮助合作伙伴获得私营的法律及金融顾问服务。
在上述每个领域——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我们都期待同盟友及伙伴合作。我们还期待利用新型的、现代化的工具，以及众议院刚刚通过、现已送交参议院的“建设法案”（BUILD Act）得到改进的项目。这是一个重大法案。
根据这项众议院议案，美国政府的发展融资能力将增加一倍多，达到600亿美元。
请让我就资金问题再谈一点。川普总统——而且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不喜欢浪费一分钱——而这种投资绝不是浪费。这也不是把钱给别人。这是对今后多年全世界最具竞争力地区的一种战略性美国投资。
我们自豪地支持“建设法案”，并拨款1.13亿美元立即作为新资金用于扩大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本周晚些时候，我将进一步宣布有关安全援助事宜。
但我们也知道单凭政府拨款根本无法满足印太地区的需求。据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统计，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仅在基础设施一个方面到2030年就需要26万亿美元。
任何一国政府或几国政府都拿不出这么多钱。只有私营部门才能做到。而且只有各国做到欢迎私人投资，这些数万亿美元资金才会不再闲置，而是被投入到他们的经济中，以及为他们的人民带来就业和繁荣的具有生产力的各项事业中。
为使之成为现实，印太领导人必须以透明度、反腐败和负责任的融资为首要重点。
美国政府的印太行动计划将根据这些价值观打造，并由同美国公司的伙伴关系支撑。这将从高标准、透明度以及遵守法治中体现出美国价值观。
对于美国公司，全世界的公民都知道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事实：诚实的合同，诚实的规定，没必要通过暗箱操作捣鬼。
公司业务的诚信是我们的印太经济愿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柱，而且也是该地区的每个国家所需要的。
我在结束今天的讲话前希望每个人都明白一点：这是一项承诺。我身为国务卿做出保证，我将同你们保持接触。我将同国会以及我们的外国同仁保持接触。我们的大使们以及其他官员们也将这么做。我在几周前高兴地对越南进行了我的首次访问，而且今年还将对这个地区进行更多次访问。
其中一次访问将于本周三开始。我将前往马来西亚，去新加坡，然后在周末到印度尼西亚。我期待着同该地区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讨论我今天同你们谈到的所有问题。
东盟（ASEAN）就位于印太地区的中心，而且在美国正在提出的印太愿景中发挥着一种核心作用。这是1.13亿美元将包括一项美国支持重要区域性机构的计划的原因之一，例如东盟以及我们的《美国-东盟联通行动计划》（US-ASEAN Connect initiative）、亚太经合组织（APEC）、《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以及环印度洋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本周晚些时候还会有更多相关内容。
川普政府对于美国在21世纪的印太地区有一个明确的愿景。
这是一个与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事务深入相连的美国愿景。与我们的很多亚洲盟友和友邦一样，我们的国家曾为自己的独立而战，脱离了一个要求得到遵从的帝国。因此，我们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寻求在印太地区称霸，并且会反对任何国家这样做。
我们期望有一种地区秩序，其中的独立国家能够保卫自己的人民，并在一个国际市场中公平竞争。我们准备好增进我们的伙伴的安全，并帮助他们以确保人类尊严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我们将帮助他们。我们将帮助他们让自己的人民免遭胁迫，或免遭强权控制。
今天，我吁请希望将这些价值观铭刻在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及公司企业与美国政府结成伙伴。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是美国所选择的道路——而且我们希望这也将是你们的选择。
谢谢你们，上帝保佑你们，祝愿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8/%E5%9B%BD%E5%8A%A1%E5%8D%BF%E8%BF%88%E5%85%8B%C2%B7%E8%93%AC%E4%BD%A9%E5%A5%A5%E8%B0%88%7C%E2%80%9C%E7%BE%8E%E5%9B%BD%E5%AF%B9%E5%8D%B0%E5%BA%A6%7C%E5%A4%AA%E5%B9%B3%E6%B4%8B%E5%9C%B0%E5%8C%BA%E7%BB%8F%E6%B5%8E%E5%89%8D%E6%99%AF%E7%9A%84%E6%9E%84%E6%83%B3%E2%80%9D.html
Tuesday, 31 July 2018
习近平发出预警 政治局提出六稳
来源:
法广
习近平访非归来下车伊始中共便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有个奇特的安排，把“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绑在一起。会议精神在于突出“六稳”，却绑上纪律处分条例，给人一种中美商贸战正酣，北戴河休闲会也来淌浑水的诡异气氛。当局求稳，稳定压倒一切，十九大结束后到两会修宪完毕那段时间，习近平稳如泰山的那种气势似已成为过去。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下半年，要做好六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个稳指向经济民生，但矛头却是对外。为什么强调六个稳？新华社的会议报道称，因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这里面当然有指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恐怕更重要的是指中美贸易战以来引发的世界情势的新变化，而这一新情势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国社会，引发社会预期不明，动荡因素增大。有人分析指出，因为不稳，所以要稳。同时提六稳，好像是多年来首次，似乎形势真的严重。
如果没有特朗普亮出底牌，不惜把这场贸易战打到底，甚至一直下好了准备对五千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征税的决心，中共政治局会议无须如此强调六稳，北京预感到某种不确定因素，某种潜在的危险，某种难以预知的后果。
观察人士注意到，中美贸易战进行到目前这一阶段，如果不说完败的话，至少可以说中方严重受挫，这一挫败是在北京当局毫无先见之明的背景下造成的，比如对特朗普打商贸战的决心估计不足，比如过分重视人事外交的作用，比如以为特朗普是孤家寡人等等。当美国敲响前奏，禁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出口其必须的零配件，中国方面始知特朗普的厉害，中兴最后以缴了巨额罚款还要接受美国派遣人员监督10年作为代价达成了复工的协议。但是中兴事件并未引发北京当局做出更深的思考，更全面地战略性筹划，而是对特朗普要打商贸战总以为说说而已，就像特朗普口头上已经念叨了快两年一样，就像他的所有前任那样，最后以中方做出巨额采购等方式不了了之。然而特朗普推出了500亿美元中国产品清单，加征25%关税，中方在习近平以牙还牙精神鼓励下，随即以等额反击，结果特朗普推出第二轮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中方难以为继，特朗普再接再厉，表示如果中方反击，他会对全数5000亿中国出口美国产品课征关税，中方除了要求对方理性或指其搞贸易霸权主义，已经失去了起初的气势。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北京本指望拉拢同样遭美国加征钢铝税的欧盟一道反击美国，或者至少得到欧盟方面的理解，李克强访问欧盟，北京召开中欧峰会，表面看有声有色，然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夜之间就达成双方停止贸易纠纷的和解声明，并同意进一步商谈降低关税直指零关税，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欧美消解了贸易冲突，重新变成了合作伙伴。其实，中国政府如果深思，在对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不公平竞争等一些重大问题的认知上，欧美向来几乎是一致的。不过表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欧盟没有任何理由站在中国一边对付美国。加上之前日本与欧盟轻易达成的自贸协定，如果美欧有一日实现零关税，中国面临的情形将十分严重。
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六稳，在外交、经贸连连遭受挫折的情形下，先设法稳住自家阵脚，免得引发社会动荡。尤其在自身经济发展本已放缓，在遭商贸战围攻的情形下，社会问题的爆发可能性极大，稳定又成为北京最迫切的任务。
但是，形势至此，中共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习近平本人应负有重大责任，首先，如果不是习近平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中国不至于如此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而习近平放弃韬光养晦，与其错误判断形势，在一片近臣营造的超级个人崇拜气氛的熏陶下陶醉不无重大关系。中共党内的、或者说是体制内的不满最近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传言元老要求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个人崇拜危害；学者许章润要求废除国家主席终身制，还有网络四传的学者高善文本人不认领的‘报告’，说的也是体制内人士普遍担心的问题。要点是谴责习近平极为短视地将邓小平苦心经营得来的中美关系搞坏了。
都不是无的放矢。加之北戴河休闲在即，压力倍增。中共高官或退休高官北戴河休闲不可小瞧，胡平有精辟的分析，“名义上，党国大佬们去北戴河是去避暑休闲的，有的还会带上家眷，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可以串门聊天，互通声气，交换政见，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连起手来，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平时他们根本没有这样交流的机会。打电话上网都被监控，副部级三人以上聚会就要报告。”这可以说就是北戴河休闲的潜在威力。习近平不得不考虑。
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次如此严峻的对应“外敌”稳住内政的政治局会议，硬是同一个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绑在一起。当然，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他不需要任何处分条例就可以处置敌手，如同他与王岐山联手反腐一样。但现在的情形不同，嗡嗡嗡的声音太多太杂，党内不显身不露面的敌人太多，他们的不满某种程度上同小圈子的社会舆论呼应，对习的威信的杀伤力自然不小，因此，制定这样一个“名正言顺、合乎规则”的处分条例，等于把不许妄议中央更加具体化到方方面面。习近平在非洲访问的时候，有一个红二代出身的退休副部级就以妄议的名义遭到处置，似乎为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应声而出做了铺垫。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8/%E4%B9%A0%E8%BF%91%E5%B9%B3%E5%8F%91%E5%87%BA%E9%A2%84%E8%AD%A6%7C%E6%94%BF%E6%B2%BB%E5%B1%80%E6%8F%90%E5%87%BA%E5%85%AD%E7%A8%B3.html
法广
习近平访非归来下车伊始中共便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有个奇特的安排，把“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绑在一起。会议精神在于突出“六稳”，却绑上纪律处分条例，给人一种中美商贸战正酣，北戴河休闲会也来淌浑水的诡异气氛。当局求稳，稳定压倒一切，十九大结束后到两会修宪完毕那段时间，习近平稳如泰山的那种气势似已成为过去。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下半年，要做好六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个稳指向经济民生，但矛头却是对外。为什么强调六个稳？新华社的会议报道称，因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这里面当然有指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恐怕更重要的是指中美贸易战以来引发的世界情势的新变化，而这一新情势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国社会，引发社会预期不明，动荡因素增大。有人分析指出，因为不稳，所以要稳。同时提六稳，好像是多年来首次，似乎形势真的严重。
如果没有特朗普亮出底牌，不惜把这场贸易战打到底，甚至一直下好了准备对五千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征税的决心，中共政治局会议无须如此强调六稳，北京预感到某种不确定因素，某种潜在的危险，某种难以预知的后果。
观察人士注意到，中美贸易战进行到目前这一阶段，如果不说完败的话，至少可以说中方严重受挫，这一挫败是在北京当局毫无先见之明的背景下造成的，比如对特朗普打商贸战的决心估计不足，比如过分重视人事外交的作用，比如以为特朗普是孤家寡人等等。当美国敲响前奏，禁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出口其必须的零配件，中国方面始知特朗普的厉害，中兴最后以缴了巨额罚款还要接受美国派遣人员监督10年作为代价达成了复工的协议。但是中兴事件并未引发北京当局做出更深的思考，更全面地战略性筹划，而是对特朗普要打商贸战总以为说说而已，就像特朗普口头上已经念叨了快两年一样，就像他的所有前任那样，最后以中方做出巨额采购等方式不了了之。然而特朗普推出了500亿美元中国产品清单，加征25%关税，中方在习近平以牙还牙精神鼓励下，随即以等额反击，结果特朗普推出第二轮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中方难以为继，特朗普再接再厉，表示如果中方反击，他会对全数5000亿中国出口美国产品课征关税，中方除了要求对方理性或指其搞贸易霸权主义，已经失去了起初的气势。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北京本指望拉拢同样遭美国加征钢铝税的欧盟一道反击美国，或者至少得到欧盟方面的理解，李克强访问欧盟，北京召开中欧峰会，表面看有声有色，然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夜之间就达成双方停止贸易纠纷的和解声明，并同意进一步商谈降低关税直指零关税，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欧美消解了贸易冲突，重新变成了合作伙伴。其实，中国政府如果深思，在对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不公平竞争等一些重大问题的认知上，欧美向来几乎是一致的。不过表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欧盟没有任何理由站在中国一边对付美国。加上之前日本与欧盟轻易达成的自贸协定，如果美欧有一日实现零关税，中国面临的情形将十分严重。
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六稳，在外交、经贸连连遭受挫折的情形下，先设法稳住自家阵脚，免得引发社会动荡。尤其在自身经济发展本已放缓，在遭商贸战围攻的情形下，社会问题的爆发可能性极大，稳定又成为北京最迫切的任务。
但是，形势至此，中共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习近平本人应负有重大责任，首先，如果不是习近平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中国不至于如此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而习近平放弃韬光养晦，与其错误判断形势，在一片近臣营造的超级个人崇拜气氛的熏陶下陶醉不无重大关系。中共党内的、或者说是体制内的不满最近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传言元老要求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个人崇拜危害；学者许章润要求废除国家主席终身制，还有网络四传的学者高善文本人不认领的‘报告’，说的也是体制内人士普遍担心的问题。要点是谴责习近平极为短视地将邓小平苦心经营得来的中美关系搞坏了。
都不是无的放矢。加之北戴河休闲在即，压力倍增。中共高官或退休高官北戴河休闲不可小瞧，胡平有精辟的分析，“名义上，党国大佬们去北戴河是去避暑休闲的，有的还会带上家眷，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可以串门聊天，互通声气，交换政见，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连起手来，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平时他们根本没有这样交流的机会。打电话上网都被监控，副部级三人以上聚会就要报告。”这可以说就是北戴河休闲的潜在威力。习近平不得不考虑。
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次如此严峻的对应“外敌”稳住内政的政治局会议，硬是同一个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绑在一起。当然，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他不需要任何处分条例就可以处置敌手，如同他与王岐山联手反腐一样。但现在的情形不同，嗡嗡嗡的声音太多太杂，党内不显身不露面的敌人太多，他们的不满某种程度上同小圈子的社会舆论呼应，对习的威信的杀伤力自然不小，因此，制定这样一个“名正言顺、合乎规则”的处分条例，等于把不许妄议中央更加具体化到方方面面。习近平在非洲访问的时候，有一个红二代出身的退休副部级就以妄议的名义遭到处置，似乎为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应声而出做了铺垫。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8/%E4%B9%A0%E8%BF%91%E5%B9%B3%E5%8F%91%E5%87%BA%E9%A2%84%E8%AD%A6%7C%E6%94%BF%E6%B2%BB%E5%B1%80%E6%8F%90%E5%87%BA%E5%85%AD%E7%A8%B3.html
日本援华三十年！你还仇日吗？
法眼摘要：没错！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完成了民主改造的日本成功实现重建并对中国给与了大量的援助。我们不应该将二者混同甚至对日本给我们的援助直接无视。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黄小伟
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
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雪中送炭"
再过几个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副总代表中里太治就要换办公地址了。
根据日本政府要求，2008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总额为463亿日元（约3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后，将不再新增对华日元贷款——已经实施近30年的日本对华贷款项目即将结束。
中里太治所在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负责对华的日元贷款，今年10月，这家机构将与负责对华技术合作以及无偿援助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并。
30年前，它们正是随着对华开发援助的实施而走到了中国。据日本外务省提供给南方周末的数据显示，30年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等广泛领域，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时宣布，日本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此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此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年后，日本又开始提供无偿援助。这些资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贷款，约10％是无偿援助。
伴随着日元贷款，1980年，中里太治的"前辈"竹内克之来到了陌生的中国，竹内成为了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北京代表处的第一任首席代表。
这位在"后辈们"看来开朗、精力充沛的竹内克之，连任两届首席代表，在中国待了近6年。令竹内克之最难忘的是当时中方积极用心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内容涉及国际竞争招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种课题，还有定期的业务例会、现场实践等。
根据协议，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到1984年共分5个年度签署协议，贷款额为3309亿日元，主要用于"两港两路"建设——秦皇岛煤码头二期工程以及与其配套的北京到秦皇岛铁路，石臼所港和兖州到石臼所铁路。
中里太治介绍，协力银行每次都仔细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让日元贷款与之相配合。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都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作为中日经济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日元贷款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为中国早期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访华时都带来日元贷款项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承诺为中国提供7个项目4700亿日元贷款，4年后，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再次承诺从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个项目8100亿日元的贷款。这些贷款项目涉及码头、港口、铁路、水电站、电力、通讯等领域。
1992年，年仅26岁的中里太治一边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工作，一边在北大学习中文，在游历中国的大地之时，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国西部的贫穷、落后，特别是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城市建设都很落后。
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GDP的0.29％。"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金熙德，这位长期研究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感慨道。
"麻烦"的日元贷款
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顶峰。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黄小伟
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
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雪中送炭"
再过几个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副总代表中里太治就要换办公地址了。
根据日本政府要求，2008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总额为463亿日元（约3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后，将不再新增对华日元贷款——已经实施近30年的日本对华贷款项目即将结束。
中里太治所在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负责对华的日元贷款，今年10月，这家机构将与负责对华技术合作以及无偿援助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并。
30年前，它们正是随着对华开发援助的实施而走到了中国。据日本外务省提供给南方周末的数据显示，30年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等广泛领域，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时宣布，日本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此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此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年后，日本又开始提供无偿援助。这些资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贷款，约10％是无偿援助。
伴随着日元贷款，1980年，中里太治的"前辈"竹内克之来到了陌生的中国，竹内成为了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北京代表处的第一任首席代表。
这位在"后辈们"看来开朗、精力充沛的竹内克之，连任两届首席代表，在中国待了近6年。令竹内克之最难忘的是当时中方积极用心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内容涉及国际竞争招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种课题，还有定期的业务例会、现场实践等。
根据协议，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到1984年共分5个年度签署协议，贷款额为3309亿日元，主要用于"两港两路"建设——秦皇岛煤码头二期工程以及与其配套的北京到秦皇岛铁路，石臼所港和兖州到石臼所铁路。
中里太治介绍，协力银行每次都仔细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让日元贷款与之相配合。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都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作为中日经济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日元贷款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为中国早期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访华时都带来日元贷款项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承诺为中国提供7个项目4700亿日元贷款，4年后，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再次承诺从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个项目8100亿日元的贷款。这些贷款项目涉及码头、港口、铁路、水电站、电力、通讯等领域。
1992年，年仅26岁的中里太治一边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工作，一边在北大学习中文，在游历中国的大地之时，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国西部的贫穷、落后，特别是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城市建设都很落后。
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GDP的0.29％。"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金熙德，这位长期研究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感慨道。
"麻烦"的日元贷款
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顶峰。
此时，日元贷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里太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元对华贷款从2001年后主要支持环保、人才培养方面。此前20年支持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正慢慢减少。而日元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过去的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次。
北京正东电力集团申请日元贷款的热电联产项目也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审核，热电联产项目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火力发电更为环保的项目，黄世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从此他和日元贷款打了7年交道。
在总共7.4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额中，近80％由日元贷款提供，且年利率只有0.75%，还款期限40年，前10年只还利息。"相当于40年后还清，这在商业银行简直不可想象。"黄世高说。
不过，"麻烦"随之接踵而来。黄世高发现，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规则，获得这笔贷款需要很长时间，其间要进行国际招标，遵循采购导则。"从竞标资格审查到签订合同，总计要17个月。"
更大的"麻烦"是，日本政府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甚至为是否发放这笔贷款而激烈地辩论：中国的首都不缺钱，为何要花日本人民的税金支持。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带日本的政治家们到北京考察此项目。
2002年财政部与日方签署2001年度的日元贷款，直到2004年5月，正东集团才签署了第一个设备包的协议。而工程总计要有7个设备包。但是在"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手续非常简单"。
谈判的分歧在所难免。尽管中日双方在具体工期进展、技术标准和项目成本等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但日方做事严谨的风格还是令中方颇受教益。每次日方都雇用工程咨询商，每次竞标、谈判，这些咨询商都是和中方坐在一起，帮助中方解决技术、商务问题。
技术输血
2004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日元贷款也从2001年高峰期逐年降低，直到2007年探底——463亿日元。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副所长藤本正也回忆说，在1990年代末，中方更多希望日方提供资金，而对技术支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中方则更多时候是说，"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和经验。"
这些经验、技术由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专家承担。这也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对华开发援助的主要任务之一。
卫坂和隆负责国家环保总局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日本专家组的项目协调。这位1987年就以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年轻人，更加熟悉中国的国情。
1998年，随妻子来中国工作的卫坂和隆第一次听说了中日友好环境中心的日本专家向中国推荐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一制度在日本已经实施了40年。7年后，这一制度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监督管理员制度，且被列入了国务院的报告之中。
卫坂和隆说，日本专家组首先通过介绍、培训等方式让中国环保总局领导人明白企业监督员的作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日方通过中方各领导访日进修的机会，专门让其与日本政府、高层沟通，推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邀请普通中国人赴日进修是国际协力机构的另外一项任务，中方20岁到35岁的青年成为邀请对象，他们赴日主要考察日本能源、工业、农林水产、商业、行政、医疗保健等领域。
卫坂和隆介绍，早期赴日进修都是团中央指派，但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方沟通后，逐渐变成了公开招募。比较欣喜的是，"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中也有人参与过当年的赴日进修"。
这些关键人物参与赴日进修，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推行，也正是第二批赴日进修的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的一位副局长回国后向高层再次谏言的。
目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经在公共、公益事业、农林水产、工矿业、商业旅游、人力资源等领域派出了年长志愿者专家。这些专家的年龄集中在40到69岁之间。
除了这些年长志愿者专家，对中国感兴趣的还有青年海外协力队员。他们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各种培训，然后被派遣到中国的各地从事志愿者活动，领域涉及日语、教育文化、保健卫生、农林水产等领域。
藤本正也告诉记者，虽然在日本国内有各种言论，认为中国"不知道、没感谢"对华援助这样的言论，但是，这些志愿者还是愿意无偿到中国。而且他们回到日本之后会到各个学校宣传志愿者的各项活动。
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事务所办公室挂的一张中国地图上，工作人员用各色标签标明了各个志愿者、专家所在地。
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终结只是开始
从3月开始，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终结。然而，正如藤本正也所说，日元贷款停止后，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目前，虽然硬件部分的无偿援助已经基本没有了，技术合作预算也只有每年40亿日元左右，这个数据在1997年高峰期曾达到100亿日元。然而，这种援助的机制依然存在。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赞山本恭司称，未来对华援助将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包括环境保护、节能、传染病防治，另外还有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项目，以及在已经开展的领域进一步展开经济合作。
这位乐观的参赞还希望中日两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可以携手合作，"比如在非洲，双方都有援助"。
30年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已经换了10任主管。不过，中里太治说，这些只是开始。因为还有大批的日元贷款后续的评估、考察还要进行。
中里太治常常在自己的会客室向来访客人介绍日元贷款的曾经辉煌。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会客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由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局于2000年赠送的匾幅，上书：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山本恭司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来中国任职的时候，就接待过海外协力队的队员，他相信这些年轻人能够直接与中国的朋友接触，加强彼此的了解。
未来几周内，新一批的志愿者将奔赴全国，而黄世高也在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要求积极准备下一步工厂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他已经和三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次席代表打过交道。
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进程中，日本对华援助也曾风雨飘摇。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在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对华援助项目可能还要在几代人之间接力完成。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440.html
北京正东电力集团申请日元贷款的热电联产项目也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审核，热电联产项目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火力发电更为环保的项目，黄世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从此他和日元贷款打了7年交道。
在总共7.4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额中，近80％由日元贷款提供，且年利率只有0.75%，还款期限40年，前10年只还利息。"相当于40年后还清，这在商业银行简直不可想象。"黄世高说。
不过，"麻烦"随之接踵而来。黄世高发现，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规则，获得这笔贷款需要很长时间，其间要进行国际招标，遵循采购导则。"从竞标资格审查到签订合同，总计要17个月。"
更大的"麻烦"是，日本政府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甚至为是否发放这笔贷款而激烈地辩论：中国的首都不缺钱，为何要花日本人民的税金支持。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带日本的政治家们到北京考察此项目。
2002年财政部与日方签署2001年度的日元贷款，直到2004年5月，正东集团才签署了第一个设备包的协议。而工程总计要有7个设备包。但是在"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手续非常简单"。
谈判的分歧在所难免。尽管中日双方在具体工期进展、技术标准和项目成本等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但日方做事严谨的风格还是令中方颇受教益。每次日方都雇用工程咨询商，每次竞标、谈判，这些咨询商都是和中方坐在一起，帮助中方解决技术、商务问题。
技术输血
2004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日元贷款也从2001年高峰期逐年降低，直到2007年探底——463亿日元。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副所长藤本正也回忆说，在1990年代末，中方更多希望日方提供资金，而对技术支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中方则更多时候是说，"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和经验。"
这些经验、技术由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专家承担。这也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对华开发援助的主要任务之一。
卫坂和隆负责国家环保总局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日本专家组的项目协调。这位1987年就以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年轻人，更加熟悉中国的国情。
1998年，随妻子来中国工作的卫坂和隆第一次听说了中日友好环境中心的日本专家向中国推荐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一制度在日本已经实施了40年。7年后，这一制度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监督管理员制度，且被列入了国务院的报告之中。
卫坂和隆说，日本专家组首先通过介绍、培训等方式让中国环保总局领导人明白企业监督员的作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日方通过中方各领导访日进修的机会，专门让其与日本政府、高层沟通，推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邀请普通中国人赴日进修是国际协力机构的另外一项任务，中方20岁到35岁的青年成为邀请对象，他们赴日主要考察日本能源、工业、农林水产、商业、行政、医疗保健等领域。
卫坂和隆介绍，早期赴日进修都是团中央指派，但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方沟通后，逐渐变成了公开招募。比较欣喜的是，"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中也有人参与过当年的赴日进修"。
这些关键人物参与赴日进修，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推行，也正是第二批赴日进修的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的一位副局长回国后向高层再次谏言的。
目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经在公共、公益事业、农林水产、工矿业、商业旅游、人力资源等领域派出了年长志愿者专家。这些专家的年龄集中在40到69岁之间。
除了这些年长志愿者专家，对中国感兴趣的还有青年海外协力队员。他们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各种培训，然后被派遣到中国的各地从事志愿者活动，领域涉及日语、教育文化、保健卫生、农林水产等领域。
藤本正也告诉记者，虽然在日本国内有各种言论，认为中国"不知道、没感谢"对华援助这样的言论，但是，这些志愿者还是愿意无偿到中国。而且他们回到日本之后会到各个学校宣传志愿者的各项活动。
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事务所办公室挂的一张中国地图上，工作人员用各色标签标明了各个志愿者、专家所在地。
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终结只是开始
从3月开始，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终结。然而，正如藤本正也所说，日元贷款停止后，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目前，虽然硬件部分的无偿援助已经基本没有了，技术合作预算也只有每年40亿日元左右，这个数据在1997年高峰期曾达到100亿日元。然而，这种援助的机制依然存在。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赞山本恭司称，未来对华援助将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包括环境保护、节能、传染病防治，另外还有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项目，以及在已经开展的领域进一步展开经济合作。
这位乐观的参赞还希望中日两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可以携手合作，"比如在非洲，双方都有援助"。
30年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已经换了10任主管。不过，中里太治说，这些只是开始。因为还有大批的日元贷款后续的评估、考察还要进行。
中里太治常常在自己的会客室向来访客人介绍日元贷款的曾经辉煌。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会客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由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局于2000年赠送的匾幅，上书：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山本恭司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来中国任职的时候，就接待过海外协力队的队员，他相信这些年轻人能够直接与中国的朋友接触，加强彼此的了解。
未来几周内，新一批的志愿者将奔赴全国，而黄世高也在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要求积极准备下一步工厂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他已经和三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次席代表打过交道。
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进程中，日本对华援助也曾风雨飘摇。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在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对华援助项目可能还要在几代人之间接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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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民主的破滅：極端內容如何一步步操縱我們
戴維·羅布森
David Robson
2018年 7月 29日
21世紀初，當許多評論家還驚嘆於網絡的自由與民主前景時，美國法學專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已提出了嚴重警告。
桑斯坦認為，網絡這片虛擬的"美國舊西部"可能令我們打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及地緣障礙，對世界的看法更加公允，但也有可能建立新的壁壘，因為想法類似的人會聚集抱團，觀點一致，並只從相同渠道獲取信息。
桑斯坦寫到：「雖然有數以百萬的人在使用網絡擴展眼界，很多人卻恰恰相反，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偏見創建了一份《我的日報》（Daily Me）。」他們生活在「回聲室」裏（比喻在人際交流過程中，只承認或接受與自己觀點相近的回應），導致一國政治更加分化。
之後的評論家也同意這個觀點，同時指出科技平台本身也會加劇不同群體間的分歧。舉例而言，Facebook和Twitter可能發現你更容易點開《紐約時報》而非《每日郵報》的文章，那麼就會優先向你推送前者。
渥太華大學的杜波依斯（Elizabeth Dubois）說：「這樣做是因為信息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都瀏覽，這其實很有用，但你確實就待在一個泡泡裏，只收到這個平台或公司認為適合你、符合你需求的信息。」
如今，回聲室和「過濾泡」（比喻人為過濾信息）的危險已被視為老生常談，這解釋了民意為何分化嚴重，往往導致大家嚴格按照黨派站隊表態。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近78%的選民都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而特朗普（Trump）的選民中支持率僅31%。
但這是因為盲目的網上行為，還是有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
閲讀習慣毋庸置疑會塑造我們的政治觀點，現在還不能確定有的放矢的廣告對選民行為有多大影響，但最近一些研究認為回聲室和過濾泡的影響被誇大了，值得關注。
牛津大學的弗萊克斯曼（Seth Flaxman）與同事們發表的一篇文章研究了美國5萬用戶的瀏覽歷史。按照一般的看法，社交媒體及搜索引擎用戶傾向使用比較極端的新聞來源——譬如瀏覽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較極端）而非福克斯新聞（Fox News，較中立）——因此觀點也就更偏激。
但現實與上述有關網絡回聲室和過濾泡的一般看法相反，兩人調查的瀏覽資料發現，互聯網用戶瀏覽反對意見網站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媒體涉獵範圍總體更廣。弗萊克斯曼目前任職於帝國理工學院，他說：「出人意料的是，雖然你直接瀏覽的網站也就是平時會看的一兩個，例如BBC和CNN，但社交媒體因其特性能讓你接觸到許多其他信息源，增強你獲得的信息多樣性。」
弗萊克斯曼強調研究數據都是2013年的，現在情況可能會有不同，但皮尤研究中心（Pew）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調查也證實了他的看法，大部分人在社交媒體會收到各種觀點的推送。渥太華大學杜波依斯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
杜波依斯的研究以2000名英國成年人為樣本，發現大部分人已經突破了政治舒適區，主動尋找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新聞來源。按照杜波依斯的算法，只有8%的受訪者在媒體多元化方面得分過低，他們只瀏覽一兩個新聞媒體，缺少其他新聞視角，有活在回聲室的風險。
杜波依斯強調，即或8%也是個「令人擔憂」的數字，但已經比很多專家的預期低很多，現在大多數人都清楚反對一方對當前議題的想法。
當前也有證據表明，瀏覽更多元的新聞來打破回聲室和過濾泡出發點是好的，但也可能引起逆火效應（錯誤信息被更正後，更正的信息與人原本看法相悖，反而加深人們對原本錯誤信息的信任）——結果是加劇而非減少政治上的偏激。
按照這個思路，杜克大學的貝爾（Christopher Bail）領導團隊研究了1600多名Twitter用戶的政治觀點，之後花點錢請這些參試者關注一個「機器人」，這個機器人帳號會轉發不同政治黨派有影響力人物的推文。
超過半數的參試者關注了機器人，但在同性戀權利這類爭議上非但沒有變溫和，反而堅定了原有觀點。（對共和黨影響更大，他們變得更加保守，而民主黨的態度基本沒變。）
許多心理學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
其中一個是社會心理學的「動機性推理」，指在認知過程中主觀動機導致的認知失調。大量研究表明，人非常依賴自己的政治屬性，會投入大量認知資源來駁斥異己之見，從而更加堅定自己的想法。
同樣的，語言學研究也顯示，共和黨用戶越多接觸到較自由派的觀點時用詞會越情緒化。貝爾說：「我們發現他們對自由派意見領袖的負面情緒升高，尤其是應對過程中的消極感受增強，所以我們認為存在動機性推理。」
另一種解釋源自心理學的「自我縱容」現象——這是一種無意識行為，一旦我們在某種情況下表達過開放兼容的態度，自我道德信心增強，就無意識地以為今後自己有權發表偏見觀點。譬如200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奧巴馬的支持者後來表達出種族主義傾向觀點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因為在Facebook或Twitter上聽到過一些反對聲音，人們可能就覺得自己有權更加堅定已有觀點。至少，我認識的幾個關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的人就是這樣。
貝爾說要小心那些高調人士的轉發，這些人也許距離普通Twitter用戶很遠，大家並不怎麼喜歡「精英」，所以比較溫和的人髮信息是否同樣會有逆火效應，還有待證實。
這些都說明，不同於回聲室的觀點，網上政治言論問題跟我們聽取的言論範圍並無關係，而主要在於我們對言論不自覺的反應。正如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所言：「人們對反對方的態度，怎麼看都是更強的敵意。」
在網上的匿名交流方式似乎也令人更易動輒去駁斥他人，這讓討論氛圍變得更加劍拔弩張。
杜波依斯說：「社交媒體中回聲室（的影響）被嚴重誇大了，但並非沒有其他因素加劇政治分化。」
有關研究也不否認存在蓄意操縱用戶的社交媒體，及對之後政治事件會產生影響。譬如《科學》雜誌最近一項研究證實，虛假消息的傳播速度遠遠超過來自可靠信息源而且已被證實的消息。杜波依斯說：「可能大多數人不用擔心被困在回聲室裏，但他們還是會成為為特定廣告或錯誤信息的目標。」
消除網絡不和諧沒有捷徑，杜波依斯和其他專家希望在學校及大學開展媒體素養教育能有所幫助，向學生教授基本的批判思維和爭論中辨別偏見的方法，以及如何更聰明地評估新聞來源。
互聯網即將迎來30歲生日，但要找到暢遊網絡的最佳方法，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ukchina/trad/vert-fut-44996579
David Robson
2018年 7月 29日
21世紀初，當許多評論家還驚嘆於網絡的自由與民主前景時，美國法學專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已提出了嚴重警告。
桑斯坦認為，網絡這片虛擬的"美國舊西部"可能令我們打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及地緣障礙，對世界的看法更加公允，但也有可能建立新的壁壘，因為想法類似的人會聚集抱團，觀點一致，並只從相同渠道獲取信息。
桑斯坦寫到：「雖然有數以百萬的人在使用網絡擴展眼界，很多人卻恰恰相反，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偏見創建了一份《我的日報》（Daily Me）。」他們生活在「回聲室」裏（比喻在人際交流過程中，只承認或接受與自己觀點相近的回應），導致一國政治更加分化。
之後的評論家也同意這個觀點，同時指出科技平台本身也會加劇不同群體間的分歧。舉例而言，Facebook和Twitter可能發現你更容易點開《紐約時報》而非《每日郵報》的文章，那麼就會優先向你推送前者。
渥太華大學的杜波依斯（Elizabeth Dubois）說：「這樣做是因為信息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都瀏覽，這其實很有用，但你確實就待在一個泡泡裏，只收到這個平台或公司認為適合你、符合你需求的信息。」
如今，回聲室和「過濾泡」（比喻人為過濾信息）的危險已被視為老生常談，這解釋了民意為何分化嚴重，往往導致大家嚴格按照黨派站隊表態。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近78%的選民都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而特朗普（Trump）的選民中支持率僅31%。
但這是因為盲目的網上行為，還是有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
閲讀習慣毋庸置疑會塑造我們的政治觀點，現在還不能確定有的放矢的廣告對選民行為有多大影響，但最近一些研究認為回聲室和過濾泡的影響被誇大了，值得關注。
牛津大學的弗萊克斯曼（Seth Flaxman）與同事們發表的一篇文章研究了美國5萬用戶的瀏覽歷史。按照一般的看法，社交媒體及搜索引擎用戶傾向使用比較極端的新聞來源——譬如瀏覽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較極端）而非福克斯新聞（Fox News，較中立）——因此觀點也就更偏激。
但現實與上述有關網絡回聲室和過濾泡的一般看法相反，兩人調查的瀏覽資料發現，互聯網用戶瀏覽反對意見網站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媒體涉獵範圍總體更廣。弗萊克斯曼目前任職於帝國理工學院，他說：「出人意料的是，雖然你直接瀏覽的網站也就是平時會看的一兩個，例如BBC和CNN，但社交媒體因其特性能讓你接觸到許多其他信息源，增強你獲得的信息多樣性。」
弗萊克斯曼強調研究數據都是2013年的，現在情況可能會有不同，但皮尤研究中心（Pew）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調查也證實了他的看法，大部分人在社交媒體會收到各種觀點的推送。渥太華大學杜波依斯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
杜波依斯的研究以2000名英國成年人為樣本，發現大部分人已經突破了政治舒適區，主動尋找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新聞來源。按照杜波依斯的算法，只有8%的受訪者在媒體多元化方面得分過低，他們只瀏覽一兩個新聞媒體，缺少其他新聞視角，有活在回聲室的風險。
杜波依斯強調，即或8%也是個「令人擔憂」的數字，但已經比很多專家的預期低很多，現在大多數人都清楚反對一方對當前議題的想法。
當前也有證據表明，瀏覽更多元的新聞來打破回聲室和過濾泡出發點是好的，但也可能引起逆火效應（錯誤信息被更正後，更正的信息與人原本看法相悖，反而加深人們對原本錯誤信息的信任）——結果是加劇而非減少政治上的偏激。
按照這個思路，杜克大學的貝爾（Christopher Bail）領導團隊研究了1600多名Twitter用戶的政治觀點，之後花點錢請這些參試者關注一個「機器人」，這個機器人帳號會轉發不同政治黨派有影響力人物的推文。
超過半數的參試者關注了機器人，但在同性戀權利這類爭議上非但沒有變溫和，反而堅定了原有觀點。（對共和黨影響更大，他們變得更加保守，而民主黨的態度基本沒變。）
許多心理學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
其中一個是社會心理學的「動機性推理」，指在認知過程中主觀動機導致的認知失調。大量研究表明，人非常依賴自己的政治屬性，會投入大量認知資源來駁斥異己之見，從而更加堅定自己的想法。
同樣的，語言學研究也顯示，共和黨用戶越多接觸到較自由派的觀點時用詞會越情緒化。貝爾說：「我們發現他們對自由派意見領袖的負面情緒升高，尤其是應對過程中的消極感受增強，所以我們認為存在動機性推理。」
另一種解釋源自心理學的「自我縱容」現象——這是一種無意識行為，一旦我們在某種情況下表達過開放兼容的態度，自我道德信心增強，就無意識地以為今後自己有權發表偏見觀點。譬如200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奧巴馬的支持者後來表達出種族主義傾向觀點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因為在Facebook或Twitter上聽到過一些反對聲音，人們可能就覺得自己有權更加堅定已有觀點。至少，我認識的幾個關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的人就是這樣。
貝爾說要小心那些高調人士的轉發，這些人也許距離普通Twitter用戶很遠，大家並不怎麼喜歡「精英」，所以比較溫和的人髮信息是否同樣會有逆火效應，還有待證實。
這些都說明，不同於回聲室的觀點，網上政治言論問題跟我們聽取的言論範圍並無關係，而主要在於我們對言論不自覺的反應。正如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所言：「人們對反對方的態度，怎麼看都是更強的敵意。」
在網上的匿名交流方式似乎也令人更易動輒去駁斥他人，這讓討論氛圍變得更加劍拔弩張。
杜波依斯說：「社交媒體中回聲室（的影響）被嚴重誇大了，但並非沒有其他因素加劇政治分化。」
有關研究也不否認存在蓄意操縱用戶的社交媒體，及對之後政治事件會產生影響。譬如《科學》雜誌最近一項研究證實，虛假消息的傳播速度遠遠超過來自可靠信息源而且已被證實的消息。杜波依斯說：「可能大多數人不用擔心被困在回聲室裏，但他們還是會成為為特定廣告或錯誤信息的目標。」
消除網絡不和諧沒有捷徑，杜波依斯和其他專家希望在學校及大學開展媒體素養教育能有所幫助，向學生教授基本的批判思維和爭論中辨別偏見的方法，以及如何更聰明地評估新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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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走：21世纪美国的精神内战
作者=朱天元
来源=2018年7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1906年，在西洋考察宪政的军机大臣戴鸿慈在旁听完美国的国会辩论后，曾经不无赞叹地在考察日记中写道："然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然而今天的戴鸿慈如果看到此时的美国政治未免要大跌眼镜，因为今天美国的分裂，是我们未曾料到也并未深刻理解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在两极化的深渊之中越陷越深。以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驴象两党"之间妥协与审慎的美德被今天的美国遗忘，而面对美国国内聚讼不已的族群冲突、贫富差距与舆论的失控，两党之间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爱之者视特朗普为美国精神的捍卫者，其精神谱系足以追溯到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憎之者则将特朗普视之为"狗哨政治"与右翼民粹的代言人，足以颠覆美国二十世纪以来所积淀的政治共识。
美国今天的这场"精神内战"中，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似乎都与"美国精神"的缘起，有着不绝于缕的联系。他们都以"美国精神"的阐释者与捍卫者自居，却在理念与实践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相信，今天的美国的种种困境在于对保守主义精神与市场精神的悖离，他们相信建立公平、充分的市场经济与法治环境之后，自由选择与市场的力量足以弥平所有差距，使所有人都得以在美国精神的照耀下得到庇护。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翼则认为，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中，隐藏着种种压制与特权，对于长期被忽略的弱势群体与弱势族群缺乏理解与平权，而对这种"特权"不加以清算，只会让被忽略的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贫富不均、教育平权、族裔差距与社会主流之间造成更大的隔阂。这二者之间，我们难以抉择孰对孰错？
在9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满素用《爱默生与中国》，为中国思想界展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宗教与思想源流，爱默生用加尔文主义为年轻的美国指向了一条通往信仰与自由的道路，宣告了人对上帝与社会的独立。曾经的信仰与观念，能否疗救共识被撕裂，公共讨论的底线亟待重塑的美国？也许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埃里克·方纳所说："美国有时会'忘记'那些在我们看来亘古不变和永恒的事物，但美国的历史也正是一部自身不断反思并争论的纪录。"这也许正是自由本身的内涵所在，它是开放的、积极的，勇于被反思与挑战，却从不会停下它延伸的步伐。
借新书《自由给谁看》之际，本次《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钱满素先生，请她谈谈她心中的美国政治变迁与美国价值的所在。
1.问： "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安兰德、罗斯巴德等人对于个人主义有着诸多定义。请您谈谈美国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迁？
答： 我觉得，个人主义在美国主要不是哲学问题，它作为人权与法治的基础，早已落实到政治法律的诸方面，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只有在顺应人性和社会实践的需求时才可能有生命力，如果将理论与产生它的实践相剥离，很容易成为少数人的智力游戏。思想来源于实践，哲学家们对个人主义所下的各种定义，大多是对各自所处社会现实的反应。他们可能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民众不是依据定义，而是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生活的，何况美国也没有法定的指导思想。
19世纪的爱默生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没有必要去强调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因为这是常识，他不满的是杰克逊时代的物质主义和民主泛滥。他的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自立，保持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一是抵制异化、物化，反对因追逐物质而丧失精神；二是提倡独立判断，不从众、不媚俗、不迎合，他以这种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来对抗他认为的时代弊病。
安·兰德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少年时遭遇十月革命，家庭受到冲击，在个人权利缺乏合法性的背景下长大。她21岁移居美国，激赏美国的个人主义，将保护个人权利视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她在《自私的美德》中说，利他主义者将为他人谋利称为"善"，为自己谋利称为"恶"，这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自私"无非是关心自己利益，为什么被视为恶？其实，安兰德说的"自私"也就是"正确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谈到了，他还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只有今天的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这个原则。
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犹太人，不过晚了20年。他在美国左派环境中长大，却是个右派，还不是一般的右。他强调"自我拥有权"，反对政府，推崇自由经济，他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至上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也可称为"个人至上主义"。他反政府反到无政府的地步，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政府干预日趋扩大的一种反应。
2.问： 建国时期，美国国父们对联邦主义有着什么激烈争论？您认为美国早期的反联邦主义因何而失败？
答： 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之争源于制宪，在制定宪法与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中出现了意见相左的双方：维护宪法的称为"联邦党人"，反对派称为"反联邦党人"。这种称呼有点诡秘，因为联邦党人本质上是国家主义者，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相对强大的全国政府，他们自称联邦党人其实有掩盖之意。反联邦党人才更强调国家的联邦性质，他们反对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威胁到州、地方和个人，这是美国人的传统，很好理解。但是这个新生国家若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一个整体政府，否则将沦为独立的十三州，后患无穷。华盛顿等政治精英决意召开制宪会议，就是为了结束独立后十几年的混乱局面，为美国奠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反联邦主义一派之所以失败，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诸如文化层次低、缺乏能干的领导和辩才等，但主要还是两点，第一，他们只是一味反对，却提不出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设想作为替代。第二，在维护个人权利和惧怕中央权力方面，他们的看法与联邦党人并无二致，所以当他们的要求通过"权利法案"纳入宪法后，分歧也随之消除，因此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失败。现在看来，宪法的制定和通过充分展示了联邦党人对国家的远见卓识，确实是棋高一着。
3. 问: 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治的重要原则，国父们是如何理解和设计的？与早期清教有什么关系？
答： 美国是个世俗国家，政教分离是立国原则，宪法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并规定任何公职不得以宗教标准作为任职条件。
17世纪初的清教移民与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是完全宗教化的。他们建立的殖民地称得上政教合一的神权，虽然政府与教会分开行使职权，而且官员与牧师不能兼任，但只有教会成员享有政府官员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政府权力牢牢掌控在教会手中，政府只是配合教会在治理民众。宗教是强迫的，大部分民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他们纳税支持教会，却不能参政，这种做法在民众觉醒后普遍遭到反对，难以为继。不过，清教实施的政府与教会职权分开，毕竟是政教分离的第一步。
西方基督教世界有过长时期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在付出鲜血生命的代价后，他们最终走到了"政教分离"，将信仰自由划归个人，政府无权干预公民思想，由此消除了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无疑体现了一种现代智慧，激发了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美国制宪者们熟读历史，非常清楚其中利弊得失。那么为什么设立国教不是良策呢？因为信仰须发自内心，强迫的就不成其为信仰，只会造成心口不一。而且宗教是人类特别执念的一个领域，信徒护教在所不惜，越强迫越反抗。可以设想，美国如果不实行政教分离会是什么局面？也许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是二百多年来教派之争不断，耗费大量国力，国家发展受阻；二是激战后一派独大，其他教派受压，给社会留下隐患，这两种结果都不具有积极意义。
4.问: 美国内战奠定了现代美国的性格与方向，林肯也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总统。可是同样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违法者"，他废除奴隶制破坏了宪法之中关于联邦权与州权的平衡。您怎么看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和其背后所象征的观念之争？
答： 是的，内战对美国具有多重的奠定意义：消灭奴隶制、结束联邦权与州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定经济发展方向等。美国先有州后有国，立国初期国民对本州的认同远超过国家认同，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姓自视为楚人齐人等，而非周人。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包含了联邦权与州权的矛盾，不过当时立国已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南方更多的是借州权之名，维护他们特有的奴隶制经济。
制宪者们为了能将十三州合众为一，不得已在宪法中默认了奴隶制，希望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能自己寿终正寝。南方则将这种默认视为州权，动辄以脱离联邦来威胁，这才有了激烈的联邦权与州权之争。林肯是律师出身，总统的职责就是维护和捍卫宪法，即使他非常厌恶奴隶制，在维护宪法上也从未动摇过。说他"违法"无非是因为他解放了黑奴，但是"解放奴隶公告"是他这个战时总司令作为剿灭叛乱而采取的适当和必要的军事措施。公告解放的仅仅是叛乱地区的奴隶，其他地区维持原状。这样的区别对待还受到广泛嘲笑，说林肯解放了他解放不了的奴隶，却不解放他能够解放的奴隶。而林肯这样做的苦衷就是不想违反宪法。作为总统，即使他为了正义而违法，也会严重破坏法治精神。直到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通过，奴隶制才在美国全境被彻底废除。
5.问: 美国政坛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驴象之争"，而深受古典共和主义影响的美国国父们在制宪之时恰恰是反对政党之争对于美国政治的分裂的。请您谈谈美国两党之争有怎样的源流，美国的政党体系又有怎样的流变？
答： 美国国父们笃信共和，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党派是某些人共同情感和利益的结合，有悖于公共利益，因此"君子不党"的他们反对并试图消除党争。然而，党争在民主政治中不可避免，因为人们一旦有了参政权，就要表达不同政见，在此过程中又必然联合成理念或利益的共同体，以便壮大力量，实现目标。美国建国后从未停止过党争，先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随后华盛顿内阁中又出现政见分歧，焦点是经济问题，外加其他观点冲突，形成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这样两派。
务实的美国人很快就认识到政党的必然，1804年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政党的存在。二百多年来，党派几经演变，曾经建立的政党不少，但真正重要的并不多。至于为什么始终是两大党的对决，而不是三党四党？这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因为意见分歧说到底主要是正反两方。政党历史中，联邦党与共和党算是第一次组合，后来联邦党消失，一度只有共和党，是个短暂的"和睦时期"。1824年大选后民主共和党分裂，杰克逊另建民主党，对方称为国家共和党，后称辉格党。民主党一直延续至今，但因为它在内战时是代表南方的政党，也曾多次重组。现在的共和党不是杰斐逊当年的民主共和党，而是内战前反对奴隶制的部分辉格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的新组合，林肯从一开始就是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内战后共和党作为胜利党长期执政，有了"老大党"之称，但民主党并未随着奴隶制一起被消灭，他们无间断地继续存在，内战后很快重返国会，并长期控制着南方诸州，现在的两大党在那时就基本成型。
到了大萧条，民主党的罗斯福成功推行新政，改造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并取得二战胜利。罗斯福连选连任四次，去世后任期由副总统杜鲁门续完。从罗斯福到尼克松，中间除了艾森豪威尔担任两届总统，一直都是民主党在执政。这个过程经历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等社会动荡，美国政策一直在向左转。这个趋势直到里根当选开始扭转，新保守主义登场。后来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大多徘徊于其间，特朗普上台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回到里根的立场，这就是美国政党的基本脉络。
特朗普的当选具有特殊意味。人们发现，2016年大选中党派作用似乎在减弱，民众表现出对华盛顿政客的普遍不信任，特朗普得到选民的支持多于共和党大佬的支持，不知这一新动向将如何影响美国日后的选举政治。
6.问: 建国以来，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原则。您认为二十世纪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介入欧洲事务的原因是什么？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首要原则即为"美国优先"，这是否会使得美国重回孤立主义？
答： 政策是随时势而变的，此一时彼一时，孤立主义是美国在当时时势下的选择：新生国家需要不受干扰地成长；西半球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以新世界自居不想介入旧世界的无谓纷争；弱小的经济无力外向扩展等，而那时交通信息的不便也提供了孤立的可能性。20世纪初，美国已是经济强国，随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正好为美国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机会。美国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战火烧不到自己国土，生产却受到战争刺激而迅猛发展。当然，美国也非常清楚法西斯对美国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于是将巨大国力投入战争，特别是在二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战争后的残败世界上更是一枝独秀，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特朗普虽然提倡"美国优先"，但科技已将地球缩小，各国经济政治缠绕在一起，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再回到孤立主义的立场，想回也回不去了。特朗普只是觉得美国在过去这些年的国际交易中吃了亏，他要更多地为美国盘算，你看他上任五百天来推行的政策，像是要自我孤立的样子吗？
7.问: 20世纪左翼激进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美国却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一直保持着距离。从思想资源与政治经济结构上来讲，您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未能在美国生根发芽？2016年大选也体现了美国东西海岸知识分子与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以及底层在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分歧，您认为这种巨大的鸿沟有着怎样的成因？
答： 美国人大多分开看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认为它们是一个体系里的不同阶段。苏联建立后曾在美国激起一阵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到苏德条约签订后便基本消退，但是一直有相当部分美国人（主要在知识界）信奉社会主义，虽然和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可能有出入。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治增添了不少社会主义成分，如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共产主义未被美国接受，还是因为阶级流动的美国不具备接受的土壤，很难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美国相对富裕，社会开放，穷人通过个人奋斗有望摆脱贫困，倘若不行还有社会保障来缓和矛盾。从政治上说，美国宪政成熟，普选制下民众有参政权，可以通过选举来改变政府和政策，不必再去另起炉灶。美国工会历来走改良道路，只争取福利，不另立工党，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阶级分析法似乎不适合美国。有些中国人以为民主党代表底层，共和党代表上层，其实未必，两党支持者都有穷人和富人，白人和黑人。1932年大选中，民主党的罗斯福出身名门，共和党的胡佛则是铁匠的儿子，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选民看的也不是候选人的出身，而是他的竞选纲领。
2016年大选中，东西两岸以民主党的蓝色为主，中部则大片共和党的红色，其实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格局，这与经济全球化也有一定关系。现今世界，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劳动力也不能全球流通，而经济却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工，这不能不产生问题。假设，美国负责高科技，中国负责制造业，结果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了，相关人员也赚够了，可是制造业却凋敝了，工人失业，形成铁锈地带。另一方，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了，成了世界工厂，高科技却受制于人，这难道是双方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在其他方面没有全球化的条件下，单单经济全球化是有困难的。对美国来说，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农村与城市矛盾加剧，这就是特朗普上台的背景。
8.问: 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态，此后历届政府的社会政策也逐渐左倾，提倡社会福利，实行对于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的政策倾斜。您认为目前美国政治中关于身份政治的争论从何而来？
答："身份政治"、"群体政治"都是1960年代后流行的概念，如今在美国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事关"政治正确"的敏感问题。身份政治的核心就是将人以所谓的"身份"（种族、性别、族裔、性倾向等）来分类，确定他们应有的政治立场。身份政治自认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显得很是高大上，其实它并不新鲜，不过就是将一个人出生时的状态来定义他，而进入现代前绝大部分人不都是生来注定的吗？不都是以阶级、门第、种性这样的身份活一辈子吗？虽然现在身份划分的方式不同了，本质还是出身决定一切。美国正是因为提倡人人平等，反对特权，才开启了一个共和新制度。现在一些美国人又要回到身份政治，似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就决定其一生，个人毫无自主余地，如此荒谬僵化的看法岂能符合实际？最后只是加剧了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共和体制下人人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或是加入某个群体，某人的公民权利便有所增加或减少。
与"身份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正确"是又一个高大上的名目，其危险在于法律之外另立一套是非对错的标准。制定法律是有明确程序和规则的，立法目的、方式、机构、审批等都必须符合规定，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具有合法性和尊严，才是公民必须遵守的。在宪法保障表达自由的美国，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人自说自话制定了一套标准，完全没有通过任何合法程序，却要全民来遵守，不知依据何在？若有人违反其标准，他们动辄给人扣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歧视等大帽子，气势汹汹，不依不饶，无非是不让人说实话说真话。这股风刮了几十年，美国人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反思"政治正确"是否真的那么正确。特朗普之当选，与他漠视"政治正确"不无关系，选民们愿意看到政客说真话做实事。
9.问: 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的当选对美国的福音派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您认为在世俗化的今天，为什么福音派在美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答：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不单是美国，全球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世俗化指的是政教分离，宗教退出国家政治，但不等于信教的个人和群体不能具有政治影响力。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世俗国家，但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自称信教。美国教派虽多，主要还是基督教，其中福音派又是主流，当然具有广泛影响，至少可以通过选票来表达诉求。基督徒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念，如一夫一妻为婚姻，而美国传统的法律与道德也一直与之相符，当年摩门教由于实行多妻制，他们聚居的犹他一直被联邦拒之门外，直到1890年废除多妻制以后，才被接纳为州。
然而这些年来在"自由派"政治的影响下，美国的政策逐步背离这些传统，比如同性恋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在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变性）之类问题上纠缠不休，奥巴马"厕所令"甚至让公立学校学生根据自己对性别的认同（而非出生证明和生理显示的性别）来选择男女厕所。性别居然也变得难以确认——不男不女、非男非女、又男又女，甚至忽男忽女，自由派确实自由到了极端。传统基督徒大惑不解，不少亚裔家长也受到惊吓，此外还有其他社会问题上的争议，总之你来我往，一波接一波，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转而支持敢于突破"政治正确"的特朗普。
最近，科罗拉多州蛋糕官司终于有了了结。六年前，两个男性同性恋者要求一家蛋糕店为他们制作专门的结婚蛋糕，店主同意他们购买任何现成的蛋糕，但拒绝为他们定制，理由是同性婚姻不符合他的基督教信仰。同性恋者上告店主，州法院判店主犯有歧视罪，店主不服，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6月，最高法院判店主胜诉，认为店主的宗教信仰应该得到尊重，并且强调"包容是双向的"，这一判词被认为具有扭转倾向的里程碑意义。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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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8年7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1906年，在西洋考察宪政的军机大臣戴鸿慈在旁听完美国的国会辩论后，曾经不无赞叹地在考察日记中写道："然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然而今天的戴鸿慈如果看到此时的美国政治未免要大跌眼镜，因为今天美国的分裂，是我们未曾料到也并未深刻理解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在两极化的深渊之中越陷越深。以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驴象两党"之间妥协与审慎的美德被今天的美国遗忘，而面对美国国内聚讼不已的族群冲突、贫富差距与舆论的失控，两党之间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爱之者视特朗普为美国精神的捍卫者，其精神谱系足以追溯到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憎之者则将特朗普视之为"狗哨政治"与右翼民粹的代言人，足以颠覆美国二十世纪以来所积淀的政治共识。
美国今天的这场"精神内战"中，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似乎都与"美国精神"的缘起，有着不绝于缕的联系。他们都以"美国精神"的阐释者与捍卫者自居，却在理念与实践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相信，今天的美国的种种困境在于对保守主义精神与市场精神的悖离，他们相信建立公平、充分的市场经济与法治环境之后，自由选择与市场的力量足以弥平所有差距，使所有人都得以在美国精神的照耀下得到庇护。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翼则认为，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中，隐藏着种种压制与特权，对于长期被忽略的弱势群体与弱势族群缺乏理解与平权，而对这种"特权"不加以清算，只会让被忽略的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贫富不均、教育平权、族裔差距与社会主流之间造成更大的隔阂。这二者之间，我们难以抉择孰对孰错？
在9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满素用《爱默生与中国》，为中国思想界展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宗教与思想源流，爱默生用加尔文主义为年轻的美国指向了一条通往信仰与自由的道路，宣告了人对上帝与社会的独立。曾经的信仰与观念，能否疗救共识被撕裂，公共讨论的底线亟待重塑的美国？也许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埃里克·方纳所说："美国有时会'忘记'那些在我们看来亘古不变和永恒的事物，但美国的历史也正是一部自身不断反思并争论的纪录。"这也许正是自由本身的内涵所在，它是开放的、积极的，勇于被反思与挑战，却从不会停下它延伸的步伐。
借新书《自由给谁看》之际，本次《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钱满素先生，请她谈谈她心中的美国政治变迁与美国价值的所在。
1.问： "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安兰德、罗斯巴德等人对于个人主义有着诸多定义。请您谈谈美国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迁？
答： 我觉得，个人主义在美国主要不是哲学问题，它作为人权与法治的基础，早已落实到政治法律的诸方面，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只有在顺应人性和社会实践的需求时才可能有生命力，如果将理论与产生它的实践相剥离，很容易成为少数人的智力游戏。思想来源于实践，哲学家们对个人主义所下的各种定义，大多是对各自所处社会现实的反应。他们可能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民众不是依据定义，而是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生活的，何况美国也没有法定的指导思想。
19世纪的爱默生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没有必要去强调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因为这是常识，他不满的是杰克逊时代的物质主义和民主泛滥。他的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自立，保持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一是抵制异化、物化，反对因追逐物质而丧失精神；二是提倡独立判断，不从众、不媚俗、不迎合，他以这种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来对抗他认为的时代弊病。
安·兰德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少年时遭遇十月革命，家庭受到冲击，在个人权利缺乏合法性的背景下长大。她21岁移居美国，激赏美国的个人主义，将保护个人权利视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她在《自私的美德》中说，利他主义者将为他人谋利称为"善"，为自己谋利称为"恶"，这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自私"无非是关心自己利益，为什么被视为恶？其实，安兰德说的"自私"也就是"正确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谈到了，他还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只有今天的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这个原则。
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犹太人，不过晚了20年。他在美国左派环境中长大，却是个右派，还不是一般的右。他强调"自我拥有权"，反对政府，推崇自由经济，他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至上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也可称为"个人至上主义"。他反政府反到无政府的地步，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政府干预日趋扩大的一种反应。
2.问： 建国时期，美国国父们对联邦主义有着什么激烈争论？您认为美国早期的反联邦主义因何而失败？
答： 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之争源于制宪，在制定宪法与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中出现了意见相左的双方：维护宪法的称为"联邦党人"，反对派称为"反联邦党人"。这种称呼有点诡秘，因为联邦党人本质上是国家主义者，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相对强大的全国政府，他们自称联邦党人其实有掩盖之意。反联邦党人才更强调国家的联邦性质，他们反对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威胁到州、地方和个人，这是美国人的传统，很好理解。但是这个新生国家若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一个整体政府，否则将沦为独立的十三州，后患无穷。华盛顿等政治精英决意召开制宪会议，就是为了结束独立后十几年的混乱局面，为美国奠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反联邦主义一派之所以失败，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诸如文化层次低、缺乏能干的领导和辩才等，但主要还是两点，第一，他们只是一味反对，却提不出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设想作为替代。第二，在维护个人权利和惧怕中央权力方面，他们的看法与联邦党人并无二致，所以当他们的要求通过"权利法案"纳入宪法后，分歧也随之消除，因此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失败。现在看来，宪法的制定和通过充分展示了联邦党人对国家的远见卓识，确实是棋高一着。
3. 问: 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治的重要原则，国父们是如何理解和设计的？与早期清教有什么关系？
答： 美国是个世俗国家，政教分离是立国原则，宪法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并规定任何公职不得以宗教标准作为任职条件。
17世纪初的清教移民与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是完全宗教化的。他们建立的殖民地称得上政教合一的神权，虽然政府与教会分开行使职权，而且官员与牧师不能兼任，但只有教会成员享有政府官员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政府权力牢牢掌控在教会手中，政府只是配合教会在治理民众。宗教是强迫的，大部分民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他们纳税支持教会，却不能参政，这种做法在民众觉醒后普遍遭到反对，难以为继。不过，清教实施的政府与教会职权分开，毕竟是政教分离的第一步。
西方基督教世界有过长时期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在付出鲜血生命的代价后，他们最终走到了"政教分离"，将信仰自由划归个人，政府无权干预公民思想，由此消除了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无疑体现了一种现代智慧，激发了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美国制宪者们熟读历史，非常清楚其中利弊得失。那么为什么设立国教不是良策呢？因为信仰须发自内心，强迫的就不成其为信仰，只会造成心口不一。而且宗教是人类特别执念的一个领域，信徒护教在所不惜，越强迫越反抗。可以设想，美国如果不实行政教分离会是什么局面？也许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是二百多年来教派之争不断，耗费大量国力，国家发展受阻；二是激战后一派独大，其他教派受压，给社会留下隐患，这两种结果都不具有积极意义。
4.问: 美国内战奠定了现代美国的性格与方向，林肯也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总统。可是同样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违法者"，他废除奴隶制破坏了宪法之中关于联邦权与州权的平衡。您怎么看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和其背后所象征的观念之争？
答： 是的，内战对美国具有多重的奠定意义：消灭奴隶制、结束联邦权与州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定经济发展方向等。美国先有州后有国，立国初期国民对本州的认同远超过国家认同，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姓自视为楚人齐人等，而非周人。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包含了联邦权与州权的矛盾，不过当时立国已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南方更多的是借州权之名，维护他们特有的奴隶制经济。
制宪者们为了能将十三州合众为一，不得已在宪法中默认了奴隶制，希望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能自己寿终正寝。南方则将这种默认视为州权，动辄以脱离联邦来威胁，这才有了激烈的联邦权与州权之争。林肯是律师出身，总统的职责就是维护和捍卫宪法，即使他非常厌恶奴隶制，在维护宪法上也从未动摇过。说他"违法"无非是因为他解放了黑奴，但是"解放奴隶公告"是他这个战时总司令作为剿灭叛乱而采取的适当和必要的军事措施。公告解放的仅仅是叛乱地区的奴隶，其他地区维持原状。这样的区别对待还受到广泛嘲笑，说林肯解放了他解放不了的奴隶，却不解放他能够解放的奴隶。而林肯这样做的苦衷就是不想违反宪法。作为总统，即使他为了正义而违法，也会严重破坏法治精神。直到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通过，奴隶制才在美国全境被彻底废除。
5.问: 美国政坛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驴象之争"，而深受古典共和主义影响的美国国父们在制宪之时恰恰是反对政党之争对于美国政治的分裂的。请您谈谈美国两党之争有怎样的源流，美国的政党体系又有怎样的流变？
答： 美国国父们笃信共和，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党派是某些人共同情感和利益的结合，有悖于公共利益，因此"君子不党"的他们反对并试图消除党争。然而，党争在民主政治中不可避免，因为人们一旦有了参政权，就要表达不同政见，在此过程中又必然联合成理念或利益的共同体，以便壮大力量，实现目标。美国建国后从未停止过党争，先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随后华盛顿内阁中又出现政见分歧，焦点是经济问题，外加其他观点冲突，形成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这样两派。
务实的美国人很快就认识到政党的必然，1804年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政党的存在。二百多年来，党派几经演变，曾经建立的政党不少，但真正重要的并不多。至于为什么始终是两大党的对决，而不是三党四党？这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因为意见分歧说到底主要是正反两方。政党历史中，联邦党与共和党算是第一次组合，后来联邦党消失，一度只有共和党，是个短暂的"和睦时期"。1824年大选后民主共和党分裂，杰克逊另建民主党，对方称为国家共和党，后称辉格党。民主党一直延续至今，但因为它在内战时是代表南方的政党，也曾多次重组。现在的共和党不是杰斐逊当年的民主共和党，而是内战前反对奴隶制的部分辉格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的新组合，林肯从一开始就是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内战后共和党作为胜利党长期执政，有了"老大党"之称，但民主党并未随着奴隶制一起被消灭，他们无间断地继续存在，内战后很快重返国会，并长期控制着南方诸州，现在的两大党在那时就基本成型。
到了大萧条，民主党的罗斯福成功推行新政，改造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并取得二战胜利。罗斯福连选连任四次，去世后任期由副总统杜鲁门续完。从罗斯福到尼克松，中间除了艾森豪威尔担任两届总统，一直都是民主党在执政。这个过程经历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等社会动荡，美国政策一直在向左转。这个趋势直到里根当选开始扭转，新保守主义登场。后来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大多徘徊于其间，特朗普上台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回到里根的立场，这就是美国政党的基本脉络。
特朗普的当选具有特殊意味。人们发现，2016年大选中党派作用似乎在减弱，民众表现出对华盛顿政客的普遍不信任，特朗普得到选民的支持多于共和党大佬的支持，不知这一新动向将如何影响美国日后的选举政治。
6.问: 建国以来，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原则。您认为二十世纪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介入欧洲事务的原因是什么？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首要原则即为"美国优先"，这是否会使得美国重回孤立主义？
答： 政策是随时势而变的，此一时彼一时，孤立主义是美国在当时时势下的选择：新生国家需要不受干扰地成长；西半球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以新世界自居不想介入旧世界的无谓纷争；弱小的经济无力外向扩展等，而那时交通信息的不便也提供了孤立的可能性。20世纪初，美国已是经济强国，随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正好为美国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机会。美国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战火烧不到自己国土，生产却受到战争刺激而迅猛发展。当然，美国也非常清楚法西斯对美国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于是将巨大国力投入战争，特别是在二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战争后的残败世界上更是一枝独秀，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特朗普虽然提倡"美国优先"，但科技已将地球缩小，各国经济政治缠绕在一起，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再回到孤立主义的立场，想回也回不去了。特朗普只是觉得美国在过去这些年的国际交易中吃了亏，他要更多地为美国盘算，你看他上任五百天来推行的政策，像是要自我孤立的样子吗？
7.问: 20世纪左翼激进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美国却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一直保持着距离。从思想资源与政治经济结构上来讲，您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未能在美国生根发芽？2016年大选也体现了美国东西海岸知识分子与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以及底层在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分歧，您认为这种巨大的鸿沟有着怎样的成因？
答： 美国人大多分开看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认为它们是一个体系里的不同阶段。苏联建立后曾在美国激起一阵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到苏德条约签订后便基本消退，但是一直有相当部分美国人（主要在知识界）信奉社会主义，虽然和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可能有出入。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治增添了不少社会主义成分，如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共产主义未被美国接受，还是因为阶级流动的美国不具备接受的土壤，很难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美国相对富裕，社会开放，穷人通过个人奋斗有望摆脱贫困，倘若不行还有社会保障来缓和矛盾。从政治上说，美国宪政成熟，普选制下民众有参政权，可以通过选举来改变政府和政策，不必再去另起炉灶。美国工会历来走改良道路，只争取福利，不另立工党，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阶级分析法似乎不适合美国。有些中国人以为民主党代表底层，共和党代表上层，其实未必，两党支持者都有穷人和富人，白人和黑人。1932年大选中，民主党的罗斯福出身名门，共和党的胡佛则是铁匠的儿子，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选民看的也不是候选人的出身，而是他的竞选纲领。
2016年大选中，东西两岸以民主党的蓝色为主，中部则大片共和党的红色，其实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格局，这与经济全球化也有一定关系。现今世界，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劳动力也不能全球流通，而经济却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工，这不能不产生问题。假设，美国负责高科技，中国负责制造业，结果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了，相关人员也赚够了，可是制造业却凋敝了，工人失业，形成铁锈地带。另一方，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了，成了世界工厂，高科技却受制于人，这难道是双方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在其他方面没有全球化的条件下，单单经济全球化是有困难的。对美国来说，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农村与城市矛盾加剧，这就是特朗普上台的背景。
8.问: 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态，此后历届政府的社会政策也逐渐左倾，提倡社会福利，实行对于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的政策倾斜。您认为目前美国政治中关于身份政治的争论从何而来？
答："身份政治"、"群体政治"都是1960年代后流行的概念，如今在美国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事关"政治正确"的敏感问题。身份政治的核心就是将人以所谓的"身份"（种族、性别、族裔、性倾向等）来分类，确定他们应有的政治立场。身份政治自认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显得很是高大上，其实它并不新鲜，不过就是将一个人出生时的状态来定义他，而进入现代前绝大部分人不都是生来注定的吗？不都是以阶级、门第、种性这样的身份活一辈子吗？虽然现在身份划分的方式不同了，本质还是出身决定一切。美国正是因为提倡人人平等，反对特权，才开启了一个共和新制度。现在一些美国人又要回到身份政治，似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就决定其一生，个人毫无自主余地，如此荒谬僵化的看法岂能符合实际？最后只是加剧了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共和体制下人人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或是加入某个群体，某人的公民权利便有所增加或减少。
与"身份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正确"是又一个高大上的名目，其危险在于法律之外另立一套是非对错的标准。制定法律是有明确程序和规则的，立法目的、方式、机构、审批等都必须符合规定，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具有合法性和尊严，才是公民必须遵守的。在宪法保障表达自由的美国，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人自说自话制定了一套标准，完全没有通过任何合法程序，却要全民来遵守，不知依据何在？若有人违反其标准，他们动辄给人扣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歧视等大帽子，气势汹汹，不依不饶，无非是不让人说实话说真话。这股风刮了几十年，美国人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反思"政治正确"是否真的那么正确。特朗普之当选，与他漠视"政治正确"不无关系，选民们愿意看到政客说真话做实事。
9.问: 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的当选对美国的福音派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您认为在世俗化的今天，为什么福音派在美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答：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不单是美国，全球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世俗化指的是政教分离，宗教退出国家政治，但不等于信教的个人和群体不能具有政治影响力。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世俗国家，但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自称信教。美国教派虽多，主要还是基督教，其中福音派又是主流，当然具有广泛影响，至少可以通过选票来表达诉求。基督徒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念，如一夫一妻为婚姻，而美国传统的法律与道德也一直与之相符，当年摩门教由于实行多妻制，他们聚居的犹他一直被联邦拒之门外，直到1890年废除多妻制以后，才被接纳为州。
然而这些年来在"自由派"政治的影响下，美国的政策逐步背离这些传统，比如同性恋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在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变性）之类问题上纠缠不休，奥巴马"厕所令"甚至让公立学校学生根据自己对性别的认同（而非出生证明和生理显示的性别）来选择男女厕所。性别居然也变得难以确认——不男不女、非男非女、又男又女，甚至忽男忽女，自由派确实自由到了极端。传统基督徒大惑不解，不少亚裔家长也受到惊吓，此外还有其他社会问题上的争议，总之你来我往，一波接一波，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转而支持敢于突破"政治正确"的特朗普。
最近，科罗拉多州蛋糕官司终于有了了结。六年前，两个男性同性恋者要求一家蛋糕店为他们制作专门的结婚蛋糕，店主同意他们购买任何现成的蛋糕，但拒绝为他们定制，理由是同性婚姻不符合他的基督教信仰。同性恋者上告店主，州法院判店主犯有歧视罪，店主不服，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6月，最高法院判店主胜诉，认为店主的宗教信仰应该得到尊重，并且强调"包容是双向的"，这一判词被认为具有扭转倾向的里程碑意义。
经济观察报书评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21.html
陶傑：中國的「互害型」國民
中國爆發假疫苗風暴，數以十萬計問題疫苗，因幕後的前國企以廉價為有力人士奪得、私有化再上市之後，獨自悶聲發大財，禍害幼兒健康，導致民憤。
但長達一星期，很奇怪地，「疫苗」此一關鍵詞，在中國網絡並未被屏蔽，亦即有人放任民憤擴大。
疫苗風波引起的大陸網絡民間輿論，也將矛頭內向，除了大罵此一國家富懶得無可醫治，亦指斥中國人民族性之不可救藥。
大陸網絡有意見領袖李月亮指出：中國是一個「互害型」社會。「互害型」（Nation of Mutual Persecution），這個特有之中國國情名詞，也不是今日才發現。
六年前中國網絡興起此詞彙，形容中國食品工業的各行業造假者，其實本人或後代也自食惡果：專出售灌水和化學牛肉的小販，可能自己吃的就是毒大米。出售毒大米的商人，固然發了大財，公司還可能為上市而舉杯慶祝，喝下的卻是工業酒精的假酒。
假酒銷量火紅，釀酒公司員工得到獎金，回家為他們的子女買到的奶粉，卻添加了三聚氰胺。奶粉企業的膳堂，廚房裡卻用化學牛肉烹製午餐。
中國人社會形成許多錯綜複雜的「互害生態鏈」。因為缺乏基本誠信和造假泛濫，加上 GDP 增長巨大，強國崛起意識亢奮，在這樣的社會關係狀態中，每一個中國人同時擔當加害者的角色，也在不知不覺之間，同時是多個受害者。
中國人社會的互相加害化，又隨著美國西方十多年貿易順差的縱容，令中國人短期內獲得物質消費的泡沫的亢奮幸福感。
兩千年農耕的鄉土和親朋鄰里社會，演化為今日的消費爆炸社會、陌生人網絡交易社會，中國人不再受孔子儒家鄉規鄉紳倫理的道德制約。一旦擁有毫無制約的「自由」，其人性之貪婪邪惡，即全面爆發。
新華社「瞭望」周刊記者李松，曾有「中國社會病」一書，指出中國互害型社會的原因，正是所謂「相應的制度改革」停滯不前。此一民族之劣根性在 21 世紀，比起一百年前魯迅的分析，由於今日擁有網絡和電子消費，即更上一層樓，槓上開花。
魯迅是中國民族性的診斷大師，對於中國人的本質描述奇準：「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又瞞和騙，造好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正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滿足著，即一天一天地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社會是人組成的，人是社會的細胞。甚麼樣的社會孕育甚麼樣的人民。何等質素的人民也造就甚麼樣的社會。
今日終有愈來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發現：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加害型社會」鍊條中的一環。可惜為時已晚。要擺脫此互相加害的生態鏈組織，唯一的辦法，是在此一生態鏈斷之前，賺夠了錢，然後移民外國。
移民加拿大美國之後，卻還有大量中國人在領取得西方國家護照之後，發現生活沉悶，無法融入西方文明主流社會；或還捨不得以前這條「賺錢生態鏈」的音樂中斷，卻又心癢難耐，常常想回去中國再撈一把。這樣一來，中國於西方國家的大使館，就可以組織海外中國人，繼續指揮行動，控制思想，組團回國，以上賓姿態，重返生態鏈，而希望以外籍華人身份，「繼續為祖國作出貢獻」，亦即上游至生態鏈之高端。
許多中國人大罵他人之無恥，卻不提自己參與之作奸犯科；看見別人巧取豪奪獲利而眼紅，卻忘記自己也常常破壞道德規則。當前李克強總理所指的突破道德底線，便是此一社會生態的最新註腳。
百年前的魯迅畢竟是偉大的先知。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8/07/20180730_90.html
但長達一星期，很奇怪地，「疫苗」此一關鍵詞，在中國網絡並未被屏蔽，亦即有人放任民憤擴大。
疫苗風波引起的大陸網絡民間輿論，也將矛頭內向，除了大罵此一國家富懶得無可醫治，亦指斥中國人民族性之不可救藥。
大陸網絡有意見領袖李月亮指出：中國是一個「互害型」社會。「互害型」（Nation of Mutual Persecution），這個特有之中國國情名詞，也不是今日才發現。
六年前中國網絡興起此詞彙，形容中國食品工業的各行業造假者，其實本人或後代也自食惡果：專出售灌水和化學牛肉的小販，可能自己吃的就是毒大米。出售毒大米的商人，固然發了大財，公司還可能為上市而舉杯慶祝，喝下的卻是工業酒精的假酒。
假酒銷量火紅，釀酒公司員工得到獎金，回家為他們的子女買到的奶粉，卻添加了三聚氰胺。奶粉企業的膳堂，廚房裡卻用化學牛肉烹製午餐。
中國人社會形成許多錯綜複雜的「互害生態鏈」。因為缺乏基本誠信和造假泛濫，加上 GDP 增長巨大，強國崛起意識亢奮，在這樣的社會關係狀態中，每一個中國人同時擔當加害者的角色，也在不知不覺之間，同時是多個受害者。
中國人社會的互相加害化，又隨著美國西方十多年貿易順差的縱容，令中國人短期內獲得物質消費的泡沫的亢奮幸福感。
兩千年農耕的鄉土和親朋鄰里社會，演化為今日的消費爆炸社會、陌生人網絡交易社會，中國人不再受孔子儒家鄉規鄉紳倫理的道德制約。一旦擁有毫無制約的「自由」，其人性之貪婪邪惡，即全面爆發。
新華社「瞭望」周刊記者李松，曾有「中國社會病」一書，指出中國互害型社會的原因，正是所謂「相應的制度改革」停滯不前。此一民族之劣根性在 21 世紀，比起一百年前魯迅的分析，由於今日擁有網絡和電子消費，即更上一層樓，槓上開花。
魯迅是中國民族性的診斷大師，對於中國人的本質描述奇準：「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又瞞和騙，造好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正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滿足著，即一天一天地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社會是人組成的，人是社會的細胞。甚麼樣的社會孕育甚麼樣的人民。何等質素的人民也造就甚麼樣的社會。
今日終有愈來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發現：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加害型社會」鍊條中的一環。可惜為時已晚。要擺脫此互相加害的生態鏈組織，唯一的辦法，是在此一生態鏈斷之前，賺夠了錢，然後移民外國。
移民加拿大美國之後，卻還有大量中國人在領取得西方國家護照之後，發現生活沉悶，無法融入西方文明主流社會；或還捨不得以前這條「賺錢生態鏈」的音樂中斷，卻又心癢難耐，常常想回去中國再撈一把。這樣一來，中國於西方國家的大使館，就可以組織海外中國人，繼續指揮行動，控制思想，組團回國，以上賓姿態，重返生態鏈，而希望以外籍華人身份，「繼續為祖國作出貢獻」，亦即上游至生態鏈之高端。
許多中國人大罵他人之無恥，卻不提自己參與之作奸犯科；看見別人巧取豪奪獲利而眼紅，卻忘記自己也常常破壞道德規則。當前李克強總理所指的突破道德底線，便是此一社會生態的最新註腳。
百年前的魯迅畢竟是偉大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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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界反思当年让中国入世决定
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美国社会中的精英开始重新反思过去的对华贸易政策，他们在问自己，是谁再次跟丢了中国？
有媒体报导说，川普（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变是急需的纠正还是灾难性的逆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将中国吸纳入世这一最初决定。
更在几年前，这位律师就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发出警告，如果允许中国加入WTO，重商主义的中国将成为一个"主导"贸易国，那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
这位律师就是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川普政府的现任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有意思的是，川普（特朗普）本人在2000年曾调侃说要竞选总统，并著书《美国：值得我们拥有》（The American We Deserve），书中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长期挑战"。
他还说，会任命自己的美国贸易代表，并取得更好的谈判交易。
纽时的文章还说，对2001年中国入世的评估决定了当今对华贸易激辩中的川普政府立场。
根据川普总统的年度贸易议程报告，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是川普政府贸易议题的一部分，同时包括更广泛地纠正美国长期贸易政策以及对国际贸易机构WTO进行改革。
18年前的两大入世警言成真
第一，18年后回头看，当时警告美国会流失大量制造业工作机会是对的。在克林顿政府2000年同意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国内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都表示反对。
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斯科特（Robert Scott）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入世，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给中国竞争对手。
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对华外国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十年后的1,240亿美元。放开的投资和进口限制，以及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中国快速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出现飙升。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奥托尔（David Autor）等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
回顾18年前，在美国制造业就业问题上，最早批评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当时美国国会激辩中，警告中国不会因为经济变得更开发自由的警言也成真。
克林顿当时打出的"中国自由愿景"获得很多精英的认同，他曾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自由。但是18年后，中国表现让人失望。
如果将互联网本身变成控制国家的工具。"这是奥威尔式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兼中国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告诉纽时。
中国经济的改革力度有减无增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力度已经开始减弱。它签署的入世协议中有明确遏制国有企业发展的条款，它当时也许诺只会以商业条款来运营国有企业，但18年来一直没有很好履行这一承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Nicholas Lardy）估计，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约20%。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他介绍说，中国指望这些公司成为半导体、电动汽车、机器人和其它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通过国有银行的补贴和融资为其提供资金。
中国支持龙头企业的举措引起了美国公司的抗议，现在这些公司发现自己正在与一个国家竞赛。例如，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中国的国家投资造成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许多这一行业的外国公司倒闭。
还有，中国至今未完全遵守世贸组织规定，允许外国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而它承诺不会强迫外国公司转让他们的技术，根据7月份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大约五分之一的在华外国公司——主要是航空航天和化学工业，表示他们已经被强迫交出技术，才能在中国做生意。
同时，中国也利用世贸组织机制本身钻空子。纽时的报导说，比如在一个案例中，它阻止了高科技产业所需的稀缺原材料出口，损害外国公司的利益；但当世贸组织通过一系列限制、准备对北京进行裁决时，它就取消障碍，但随后又下令阻止了另一种原材料出口。
哈佛大学的吴教授表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履行广泛的（WTO）义务，而是它能否遵从协议的精神。"
美国政治历史学者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曾表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欺诈能手，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举措在WTO和其它国际贸易规则的漏洞中自由穿梭。"
过去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也是问题所在.
到2005年之后，美国企业干脆停止了向小布什政府申请援用保障措施，因为美国政府在可以用的时间内，拒绝提供这类救济。在奥巴马八年任期内，也只批准了一起数量激增救济案例。
对后任美国政府的不积极作为，就连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谢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都指责说，她的继任者本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让后者履行协议。
一位前小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此的回答是，"通过提高保护主义壁垒无法实现国家利益。"这位前官员表示，进口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行为不当。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另一方面，对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导致失业的美国工人，过去17年中，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再培训计划或给失业职工的社会安全网项目投入资源。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美中贸易逆差是812亿美元，处于可控阶段；到小布什时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出现激增，200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2,790亿美元，是双边贸易的第一个历史高点。
到奥巴马时期，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中贸易短期下滑，随后再次出现第二轮猛涨，到2015年美中贸易逆差最高到了3,558亿美元。
现在到了川普上任，从钢铝税到301知识产权调查关税，中美双方的贸易角力在继续。
那位当年强烈质疑允许中国入世的律师、现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本周四（7月26日）出席国会听证时说，解决中共贸易问题需要时日。
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1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解决我们与中国的问题，靠依赖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提起更多案件，这种想法充其量是天真的，而且最糟糕的是会让政策制定者分散注意力，意识不到挑战的严重性。"它建议说，美国必须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
莱特希泽曾说过，美国应该单枪匹马，以严厉的关税威胁中国，甚至考虑在WTO中持极为激进的立场解决对华贸易赤字。
"我相信有些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大体上看，跟中国的贸易问题将持续多年。"他告诉国会议员。
有媒体报导说，川普（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变是急需的纠正还是灾难性的逆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将中国吸纳入世这一最初决定。
美国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阿特金森（Rob Atkinson）日前在《国家评论》上撰文说："谁跟丢了中国？"（Who Lost China?）
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陷入激烈争论，"谁跟丢了中国？"
"现在我们听到一场新的辩论'谁第二次跟丢了中国？'"他说，中国正朝着全球技术领先地位迈进，并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挑战美国，那么谁应当对这件事负责？
阿特金森认为，从历届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贸易经济机构、到中国本身，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美高级谈判代表：我非常失望
2000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结束对中国的年度审查程序，助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次年12月11日，中国就正式入世。
当时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高级谈判代表的卡西迪（Robert B. Cassidy）今年已73岁，他仍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当初美国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错了？
"当你退休时，你会想自己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告诉《纽约时报》说，"但是我没日没夜地工作，获得了怎样的结果？"
他说，他的工作只帮到了大企业，而不是普通工人。"我非常失望。"
18年后，克林顿宣扬的中国入世对美国"百利无一害"的情景非但没有出现，更是在短时间内养肥了新对手。
当时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官员们认为，他们跟中国官员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迫使北京同意削减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中国工业，并给予外国银行更多的自由经商权利，甚至让北京同意，如果在12年时间内确认因进口中国商品激增对美国造成伤害，美国可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最后这条是克林顿政府认为的"保命绳"。
中国开出的交换条件是，"只要"美国放弃一年一度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伙伴关系的法律程序，改为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但是在中国入世18年后，既没有达到当初倡导其入世时的乐观预期，更没有在政治和市场上变得更开放。克林顿政府当初万无一失的买卖为何失败？
中国最惠国待遇之殇
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需要和所有成员国达成协议，但最重要的是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的主导经济体达成协议。而获得美国对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承认是最关键的一环。
永久最惠国待遇是指《1974年美国贸易法》中的《杰逊−凡尼修正案》规定。该规定拒绝授予限制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但规定了总统有权每年对某一特定国家放弃适用《杰逊−凡尼修正案》，同时保留说，这种放弃可以被国会的联合决议推翻。
也就是说，每年美国总统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定，考虑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放弃适用《杰逊−凡尼修正案》。但从1989年之后，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的放弃适用决定发生激烈辩论，但没有哪一次推翻过。
情况一直到2000年前，克林顿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发表过多次的乐观演说。
《纽约时报》周五（7月27日）报导说，克林顿关于中国入世的理想主义言论，当时被华盛顿的大多数精英接受，但有一位贸易律师对此持怀疑态度。
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陷入激烈争论，"谁跟丢了中国？"
"现在我们听到一场新的辩论'谁第二次跟丢了中国？'"他说，中国正朝着全球技术领先地位迈进，并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挑战美国，那么谁应当对这件事负责？
阿特金森认为，从历届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贸易经济机构、到中国本身，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美高级谈判代表：我非常失望
2000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结束对中国的年度审查程序，助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次年12月11日，中国就正式入世。
当时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高级谈判代表的卡西迪（Robert B. Cassidy）今年已73岁，他仍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当初美国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错了？
"当你退休时，你会想自己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告诉《纽约时报》说，"但是我没日没夜地工作，获得了怎样的结果？"
他说，他的工作只帮到了大企业，而不是普通工人。"我非常失望。"
18年后，克林顿宣扬的中国入世对美国"百利无一害"的情景非但没有出现，更是在短时间内养肥了新对手。
当时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官员们认为，他们跟中国官员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迫使北京同意削减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中国工业，并给予外国银行更多的自由经商权利，甚至让北京同意，如果在12年时间内确认因进口中国商品激增对美国造成伤害，美国可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最后这条是克林顿政府认为的"保命绳"。
中国开出的交换条件是，"只要"美国放弃一年一度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伙伴关系的法律程序，改为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但是在中国入世18年后，既没有达到当初倡导其入世时的乐观预期，更没有在政治和市场上变得更开放。克林顿政府当初万无一失的买卖为何失败？
中国最惠国待遇之殇
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需要和所有成员国达成协议，但最重要的是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的主导经济体达成协议。而获得美国对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承认是最关键的一环。
永久最惠国待遇是指《1974年美国贸易法》中的《杰逊−凡尼修正案》规定。该规定拒绝授予限制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但规定了总统有权每年对某一特定国家放弃适用《杰逊−凡尼修正案》，同时保留说，这种放弃可以被国会的联合决议推翻。
也就是说，每年美国总统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定，考虑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放弃适用《杰逊−凡尼修正案》。但从1989年之后，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的放弃适用决定发生激烈辩论，但没有哪一次推翻过。
情况一直到2000年前，克林顿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发表过多次的乐观演说。
《纽约时报》周五（7月27日）报导说，克林顿关于中国入世的理想主义言论，当时被华盛顿的大多数精英接受，但有一位贸易律师对此持怀疑态度。
更在几年前，这位律师就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发出警告，如果允许中国加入WTO，重商主义的中国将成为一个"主导"贸易国，那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
这位律师就是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川普政府的现任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有意思的是，川普（特朗普）本人在2000年曾调侃说要竞选总统，并著书《美国：值得我们拥有》（The American We Deserve），书中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长期挑战"。
他还说，会任命自己的美国贸易代表，并取得更好的谈判交易。
纽时的文章还说，对2001年中国入世的评估决定了当今对华贸易激辩中的川普政府立场。
根据川普总统的年度贸易议程报告，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是川普政府贸易议题的一部分，同时包括更广泛地纠正美国长期贸易政策以及对国际贸易机构WTO进行改革。
18年前的两大入世警言成真
第一，18年后回头看，当时警告美国会流失大量制造业工作机会是对的。在克林顿政府2000年同意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国内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都表示反对。
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斯科特（Robert Scott）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入世，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给中国竞争对手。
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对华外国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十年后的1,240亿美元。放开的投资和进口限制，以及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中国快速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出现飙升。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奥托尔（David Autor）等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
回顾18年前，在美国制造业就业问题上，最早批评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当时美国国会激辩中，警告中国不会因为经济变得更开发自由的警言也成真。
克林顿当时打出的"中国自由愿景"获得很多精英的认同，他曾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自由。但是18年后，中国表现让人失望。
如果将互联网本身变成控制国家的工具。"这是奥威尔式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兼中国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告诉纽时。
中国经济的改革力度有减无增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力度已经开始减弱。它签署的入世协议中有明确遏制国有企业发展的条款，它当时也许诺只会以商业条款来运营国有企业，但18年来一直没有很好履行这一承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Nicholas Lardy）估计，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约20%。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他介绍说，中国指望这些公司成为半导体、电动汽车、机器人和其它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通过国有银行的补贴和融资为其提供资金。
中国支持龙头企业的举措引起了美国公司的抗议，现在这些公司发现自己正在与一个国家竞赛。例如，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中国的国家投资造成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许多这一行业的外国公司倒闭。
还有，中国至今未完全遵守世贸组织规定，允许外国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而它承诺不会强迫外国公司转让他们的技术，根据7月份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大约五分之一的在华外国公司——主要是航空航天和化学工业，表示他们已经被强迫交出技术，才能在中国做生意。
同时，中国也利用世贸组织机制本身钻空子。纽时的报导说，比如在一个案例中，它阻止了高科技产业所需的稀缺原材料出口，损害外国公司的利益；但当世贸组织通过一系列限制、准备对北京进行裁决时，它就取消障碍，但随后又下令阻止了另一种原材料出口。
哈佛大学的吴教授表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履行广泛的（WTO）义务，而是它能否遵从协议的精神。"
美国政治历史学者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曾表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欺诈能手，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举措在WTO和其它国际贸易规则的漏洞中自由穿梭。"
过去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也是问题所在.
到2005年之后，美国企业干脆停止了向小布什政府申请援用保障措施，因为美国政府在可以用的时间内，拒绝提供这类救济。在奥巴马八年任期内，也只批准了一起数量激增救济案例。
对后任美国政府的不积极作为，就连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谢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都指责说，她的继任者本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让后者履行协议。
一位前小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此的回答是，"通过提高保护主义壁垒无法实现国家利益。"这位前官员表示，进口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行为不当。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另一方面，对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导致失业的美国工人，过去17年中，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再培训计划或给失业职工的社会安全网项目投入资源。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美中贸易逆差是812亿美元，处于可控阶段；到小布什时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出现激增，200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2,790亿美元，是双边贸易的第一个历史高点。
到奥巴马时期，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中贸易短期下滑，随后再次出现第二轮猛涨，到2015年美中贸易逆差最高到了3,558亿美元。
现在到了川普上任，从钢铝税到301知识产权调查关税，中美双方的贸易角力在继续。
那位当年强烈质疑允许中国入世的律师、现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本周四（7月26日）出席国会听证时说，解决中共贸易问题需要时日。
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1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解决我们与中国的问题，靠依赖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提起更多案件，这种想法充其量是天真的，而且最糟糕的是会让政策制定者分散注意力，意识不到挑战的严重性。"它建议说，美国必须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
莱特希泽曾说过，美国应该单枪匹马，以严厉的关税威胁中国，甚至考虑在WTO中持极为激进的立场解决对华贸易赤字。
"我相信有些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大体上看，跟中国的贸易问题将持续多年。"他告诉国会议员。
—— 四叶草财经夜读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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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成中期选举关键
来源:
美国之音
距离现在还有一百天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落在哪个党派手中。民调显示民主党目前可能性更大。两党都同意川普总统将会是今年国会选举的关键。
最近，在蒙塔纳州的一次集会上，川普总统鼓励支持者们在11月选举中踊跃投票，帮助共和党获胜。
他说：“我们不会后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永远都不会投降。我们永远都不会退出。我们向前进获得胜利。”
对手民主党也为中期选举掀起了激烈的草根运动。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堪萨斯州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无党派的参议员桑德斯说：“这场关于谁控制众议院的战斗非常重要，结果可能将由一到两个地方的选举决定。我相信你们的能力，能够做到我希望你们去做的。这场选举不仅美国人，全世界都很关注。”
要成为多数党的话，民主党在众议院要增加大约24个席位，在参议院要增加两个席位。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捷认为，今年历史站在了能量充足的民主党这一边。
他说：“中期选举一般对在野党有利，也就是没有入主白宫的那个党。对于民主党来说，川普是一位非常不受欢迎的总统。他们很有动力。他们不喜欢他，所以他们会积极投票。”
但是川普敦促他的支持者改写历史，表现出对他的计划的支持。
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两党都把中期选举看成了对总统的全民公投。
他说：“我们很少看见总统在选举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非常关键。他就是太阳。绕着太阳转动的是行星和月球。”
布鲁金斯学会的伊莲·卡马克表示，考虑到川普的低支持率和中期选举的历史，民主党应当取得进展。
她说：“我想问题是，这会是一场民主党的波浪还是龙卷风？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多赢5席还是30席？我想还没有人能预测得到。”
川普的前竞选经理克雷·莱文多斯基表示，从川普的支持基础来看，共和党的表现会比预想的要好。
他说：“我想民主党会赢得更多席位。但现在来看，如果选举是今天举行的话，共和党在众议院还是会比民主党多占一两席。”
11月时，众议院的全部435席和参议院的100席将要改选，而选举的结果对川普这一任期接下来的两年会有重大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7/%E5%B7%9D%E6%99%AE%E6%88%90%E4%B8%AD%E6%9C%9F%E9%80%89%E4%B8%BE%E5%85%B3%E9%94%AE.html
美国之音
距离现在还有一百天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落在哪个党派手中。民调显示民主党目前可能性更大。两党都同意川普总统将会是今年国会选举的关键。
最近，在蒙塔纳州的一次集会上，川普总统鼓励支持者们在11月选举中踊跃投票，帮助共和党获胜。
他说：“我们不会后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永远都不会投降。我们永远都不会退出。我们向前进获得胜利。”
对手民主党也为中期选举掀起了激烈的草根运动。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堪萨斯州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无党派的参议员桑德斯说：“这场关于谁控制众议院的战斗非常重要，结果可能将由一到两个地方的选举决定。我相信你们的能力，能够做到我希望你们去做的。这场选举不仅美国人，全世界都很关注。”
要成为多数党的话，民主党在众议院要增加大约24个席位，在参议院要增加两个席位。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捷认为，今年历史站在了能量充足的民主党这一边。
他说：“中期选举一般对在野党有利，也就是没有入主白宫的那个党。对于民主党来说，川普是一位非常不受欢迎的总统。他们很有动力。他们不喜欢他，所以他们会积极投票。”
但是川普敦促他的支持者改写历史，表现出对他的计划的支持。
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两党都把中期选举看成了对总统的全民公投。
他说：“我们很少看见总统在选举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非常关键。他就是太阳。绕着太阳转动的是行星和月球。”
布鲁金斯学会的伊莲·卡马克表示，考虑到川普的低支持率和中期选举的历史，民主党应当取得进展。
她说：“我想问题是，这会是一场民主党的波浪还是龙卷风？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多赢5席还是30席？我想还没有人能预测得到。”
川普的前竞选经理克雷·莱文多斯基表示，从川普的支持基础来看，共和党的表现会比预想的要好。
他说：“我想民主党会赢得更多席位。但现在来看，如果选举是今天举行的话，共和党在众议院还是会比民主党多占一两席。”
11月时，众议院的全部435席和参议院的100席将要改选，而选举的结果对川普这一任期接下来的两年会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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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贷款提升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近几年借给了乌干达数亿美元用于建造新路。不过，一些乌干达人质疑这些项目带来的益处。建造这些工程的公司都来自中国，而乌干达纳税人最终为此付款。
由于乌干达缺少大型建筑公司，这些路建项目都落到了跨国公司手中，特别是中国。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修建一条从恩德培国际机场到坎帕拉的51公里长的高速路，这是他们在乌干达最大的项目之一。
建设这条路的花费为4.5亿美元，是乌干达整个道路建设预算的三倍。一些人质疑，为什么这样的工程不交给乌干达本地的公司呢？
乌干达建筑和土木工程承包商全国联会执行主任丹尼尔·罗空：“乌干达这里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中国政府部分拥有的。但是乌干达有乌干达政府和人民拥有的公司吗？没有。所以，我们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给本地公司一个机会，给他们成长的空间。”
乌干达承包商2017年曾游说政府把30%的高价值的工程项目留给本国公司。不过，今年早些时候，乌干达公共采购局和财政部撤销了这一规定。
当局表示，本地承包商的财务、设备和经验对这些大工程来说都是不够的。
建设部公关官员苏珊·卡泰克：“中国的公司提供了相对物廉价美的服务。所以，不是说国家在把工程特地交给中国做，这只是和价格有关。”
为了资助恩德培高速公路，中国进出口银行将20%的资金作为贷款提供给乌干达。
乌干达贷款网络组织的尤里乌斯表示欠中国钱可能会带来问题。
乌干达贷款网络组织协调员尤里乌斯：“中国人到这里来可不是做慈善的，每个非洲人都应该牢记在心。还有我们非洲人的发展，只有我们非洲人才能带领我们发展，而不是用别人的钱来做这件事。”
当地的承包商表示，政府必须最终通过并实施2005年提出的一个旨在支持乌干达建设行业的法案。
该法案要求政府通过要求跨国公司将知识转让给当地公司来帮助提高乌干达承包商的能力。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7/%E4%B8%AD%E5%9B%BD%E9%80%9A%E8%BF%87%E8%B4%B7%E6%AC%BE%E6%8F%90%E5%8D%87%E9%9D%9E%E6%B4%B2%E5%9B%BD%E5%AE%B6%E5%AF%B9%E4%B8%AD%E5%9B%BD%E7%9A%84%E4%BE%9D%E8%B5%96.html
美国之音
中国近几年借给了乌干达数亿美元用于建造新路。不过，一些乌干达人质疑这些项目带来的益处。建造这些工程的公司都来自中国，而乌干达纳税人最终为此付款。
由于乌干达缺少大型建筑公司，这些路建项目都落到了跨国公司手中，特别是中国。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修建一条从恩德培国际机场到坎帕拉的51公里长的高速路，这是他们在乌干达最大的项目之一。
建设这条路的花费为4.5亿美元，是乌干达整个道路建设预算的三倍。一些人质疑，为什么这样的工程不交给乌干达本地的公司呢？
乌干达建筑和土木工程承包商全国联会执行主任丹尼尔·罗空：“乌干达这里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中国政府部分拥有的。但是乌干达有乌干达政府和人民拥有的公司吗？没有。所以，我们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给本地公司一个机会，给他们成长的空间。”
乌干达承包商2017年曾游说政府把30%的高价值的工程项目留给本国公司。不过，今年早些时候，乌干达公共采购局和财政部撤销了这一规定。
当局表示，本地承包商的财务、设备和经验对这些大工程来说都是不够的。
建设部公关官员苏珊·卡泰克：“中国的公司提供了相对物廉价美的服务。所以，不是说国家在把工程特地交给中国做，这只是和价格有关。”
为了资助恩德培高速公路，中国进出口银行将20%的资金作为贷款提供给乌干达。
乌干达贷款网络组织的尤里乌斯表示欠中国钱可能会带来问题。
乌干达贷款网络组织协调员尤里乌斯：“中国人到这里来可不是做慈善的，每个非洲人都应该牢记在心。还有我们非洲人的发展，只有我们非洲人才能带领我们发展，而不是用别人的钱来做这件事。”
当地的承包商表示，政府必须最终通过并实施2005年提出的一个旨在支持乌干达建设行业的法案。
该法案要求政府通过要求跨国公司将知识转让给当地公司来帮助提高乌干达承包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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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芯片和疫苗都做不好，是道德还是体制？
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爆发后，中国高层表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官员对企业行为经常给予一个道德层面的解说。这样的情况也曾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前总理曾在2011年说："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一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今年4月份，中兴通讯因反复欺诈而招致了美国制裁。如今国内疫苗市场又出现大规模造假行为。欺诈和造假似乎成了中国很多企业经营的潜规则。 除非你认为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比外国人更愿意突破道德底线，这种用道德观念来解释企业作假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长春长生出事前市值达到239亿元。 很难想象这么高的估值是因为投资者认为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 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
驱动经济行为的力量不是道德而是激励，而影响激励的是体制的设计和执行。 中国不是道德出问题了，而是体制出问题了。或者说，即使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由体制的缺陷造成的。
中国体制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大力加强了一个低效率的监管模式—垂直的、纵向的、以政府为核心的监管，同时打压一个高效率的监督模式—横向的、以社会和媒体为核心的监督。
纵向监管的局限
中国企业和政府的监管体制以纵向监管为主。所谓纵向监管，即上级监管下级，下级监督上级。横向监督则是一种平行的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层级关系。
在中国，纵向监管一直都在做，但是效率不高。国务院2016年曾对山东爆发的毒疫苗事件批示，务求"彻查到底，绝不姑息"。而此次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总理又是痛批"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监管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甚至在2007年判处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死刑，罪名是受贿和疏忽职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消费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的卫生安全。我们也愿意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好中国消费品的质量和声誉。" 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即便在世界上每年执行死刑次数最多的中国也是少有的重判，这说明中国对食品药品监管的决心。
但是郑筱萸死刑被执行后不久就发生了2008年三鹿毒奶粉大规模的事件。严厉的上下级互相监管的真实效果并不理想。上级监管下级，管理范围广、成本高。因此，如果没有举报，很难自己发现问题。如果造假者是上级亲手提拔的人，监管者更会因此放松警惕，缺乏敏感度。再者，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在职责和组织上是不可分割的，处于同一个利益链下的双方很难实现真正的监管。而从下到上的监督效果则会因为害怕被打击报复而大打折扣。
纵向监管的效率不高还体现在对监管结果的公布不及时，或者公布的结果无法让人信服。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社会监督，政府信息披露时间和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社会压力。 2017年11月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产品处置情况称，有关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对涉事疫苗进行检验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公开资料显示，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国家药监局、吉林省食药监局或长生生物，均没有对有关调查结果进行通报，也未公布对接种者的后续补种措施。
直到今年7月20日，吉林省食药监局公开了对长春长生关于百白破疫苗的处罚决定，而此时已经距事发过去了九个多月。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省食药监局早在2017年10月27日就予以立案调查，但之后却迟迟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进展。同时，处罚决定书仅仅表示没收剩余库存186支百白破疫苗，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计344万余元。大众最关心的疫苗流向及召回记录、是否监测到对接种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何补救等问题的信息却并没有一同被公布，直到7月23日。
2018年7月23日，各大媒体援引山东省疾控中心消息，长春长生公司2017年生产的流入山东的252600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已全部查明，涉及儿童215184人，涉及儿童未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高。山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11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长春长生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后，山东省第一时间停止接种，并在三天内查明了相关批次疫苗的流向、库存、受种儿童及接种情况，封存了该批次未使用疫苗，同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儿童补种工作也随后展开。
但是该工作进展是直到今年7月23日才公之于众的，而且有山东民众在网上公布了接种本，表示孩子接种了问题疫苗，但从没有收到过补种通知。 显然，山东省疾控中心这种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的调查结果和声明不仅会削弱政府公信力，更会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
有山东网友表示7月23日前并没有接到过山东疾控中心发来的补种疫苗通知
图片来源：知乎
横向监督更为有效
这次疫苗造假事件也反映出纵向监管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专业性太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疫苗产品不合格实际是去年就披露了，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没有被注意的披露是没有社会效益的。媒体报道虽然有时不专业不准确，但是它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读者会马上了解情况和明白披露的信息。这就凸显出了横向监督的重要性。
最典型且最有效的横向监督是来自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在许多国家，媒体监督已经成为揭露丑闻的主要手段之一，企业或政府一旦卷入丑闻，一经查实往往会付出轻则罚款、辞职，重则破产、蹲监狱的代价。同时，媒体同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也迫使它们为争取读者、听众和观众，而千方百计地调查各种丑闻。目标越大，媒体越有积极性。一旦发现任何不轨行为的蛛丝马迹，便穷追不舍，使违法者很难长期不被发现和追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也是媒体横向监督的结果。2006年1月17日，一位神秘举报人在清华大学BBS上发布的一则神秘帖子——《汉芯黑幕》，痛斥陈进在汉芯研制过程中完全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拨款。一些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进行了艰难的追索求证，在举报人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下，汉芯芯片被证明是一起彻底的学术欺诈案件。
"汉芯"造假事件体现了横向监督的作用
图片来源：人民网
其实，汉芯这种打磨芯片造假的方式并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包括数位院士在内的一批专家却没能鉴别。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从申请、立项、到最后专家委员会评估，都有一个严格的过程。是否造假，在这个行业钻研几十年的专家、院士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来，没有拆穿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处于同一利益链条上的纵向监管失效。
美国很多公司作假都是首先被媒体曝出的，而不是被行业专家或政府监管部门揭露的。硅谷曾经红极一时的医疗公司Theranos作假也是由《华尔街日报》率先揭露的。 作为这家在2015年市值为90亿美元的公司的创始人， 伊丽莎白·福尔摩斯(Elizabeth Holmes)在今年六月已经被美国政府起诉。美国安然公司的丑闻最早也是由《华尔街日报》揭露的：2001年10月17日，安然公司公布季度财务报告突然宣布第三季度亏损6.38亿美元，其利润由盈转亏。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怀疑公司的领导层可能通过隐瞒债务、制作虚假财务报表等手段，从公司获得巨额财富。他们与安然领导层进行信息拉锯战，最终揭开公司背后的谎言。时任《华尔街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站负责人杰拉尔德·塞布说，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但是人们还没有及时并且完全的弄清楚各种情况的来龙去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在媒体报道一个星期后才着手对安然公司进行调查的。
中国横向监督面临困境
媒体舆论的横向监督虽然有效，但在中国面临巨大的体制设置的阻力。 当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衰微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王克勤是中国当代著名调查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2010年3月，时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2007年山西爆发的造成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的假疫苗惨案进行了曝光。他调查半年后推出了长篇报导《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然而，因签发王克勤的调查报告，该报总编包月阳被免职。又一年后，《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曾经引起全国轰动的山西疫苗案就此沉寂。
王克勤的遭遇是所有主动肩负起横向监督重责的调查记者所面临的共同压力。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曾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直言"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而到了2017年12月，他在完成《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时，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
中山大学这份《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深入地分析调查记者的总体特征、职业意识和生存状态。报告指出，该调研核定的调查记者从业人数已由原来的347位锐减到175位，减少幅度高达57.5%。此外，调查记者的任职机构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工作地点以北京为主。在择业动机、角色认知方面与其在六年前做的首次调研结果相似，但是出现职业认同感明显下降、工作自主空间收缩和职业忠诚度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职业满意度一栏，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新入行的调查记者和新媒体机构调查记者提升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也许这是中国企业和政府横向监督尚存的微光。
结语
中国不缺纵向监管，再加强纵向监管的边际效应只会递减。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向监督会起到更明显的效果。
虽然媒体的横向监督有时也会出错：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妨碍司法公正。但权衡媒体监督带来的好处和弊端，只有多一些横向监督的权限，才会少一些像中兴通讯，长生疫苗的造假事件。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亚生看G2"首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736.html
今年4月份，中兴通讯因反复欺诈而招致了美国制裁。如今国内疫苗市场又出现大规模造假行为。欺诈和造假似乎成了中国很多企业经营的潜规则。 除非你认为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比外国人更愿意突破道德底线，这种用道德观念来解释企业作假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长春长生出事前市值达到239亿元。 很难想象这么高的估值是因为投资者认为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 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
驱动经济行为的力量不是道德而是激励，而影响激励的是体制的设计和执行。 中国不是道德出问题了，而是体制出问题了。或者说，即使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由体制的缺陷造成的。
中国体制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大力加强了一个低效率的监管模式—垂直的、纵向的、以政府为核心的监管，同时打压一个高效率的监督模式—横向的、以社会和媒体为核心的监督。
纵向监管的局限
中国企业和政府的监管体制以纵向监管为主。所谓纵向监管，即上级监管下级，下级监督上级。横向监督则是一种平行的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层级关系。
在中国，纵向监管一直都在做，但是效率不高。国务院2016年曾对山东爆发的毒疫苗事件批示，务求"彻查到底，绝不姑息"。而此次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总理又是痛批"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监管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甚至在2007年判处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死刑，罪名是受贿和疏忽职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消费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的卫生安全。我们也愿意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好中国消费品的质量和声誉。" 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即便在世界上每年执行死刑次数最多的中国也是少有的重判，这说明中国对食品药品监管的决心。
但是郑筱萸死刑被执行后不久就发生了2008年三鹿毒奶粉大规模的事件。严厉的上下级互相监管的真实效果并不理想。上级监管下级，管理范围广、成本高。因此，如果没有举报，很难自己发现问题。如果造假者是上级亲手提拔的人，监管者更会因此放松警惕，缺乏敏感度。再者，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在职责和组织上是不可分割的，处于同一个利益链下的双方很难实现真正的监管。而从下到上的监督效果则会因为害怕被打击报复而大打折扣。
纵向监管的效率不高还体现在对监管结果的公布不及时，或者公布的结果无法让人信服。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社会监督，政府信息披露时间和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社会压力。 2017年11月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产品处置情况称，有关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对涉事疫苗进行检验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公开资料显示，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国家药监局、吉林省食药监局或长生生物，均没有对有关调查结果进行通报，也未公布对接种者的后续补种措施。
直到今年7月20日，吉林省食药监局公开了对长春长生关于百白破疫苗的处罚决定，而此时已经距事发过去了九个多月。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省食药监局早在2017年10月27日就予以立案调查，但之后却迟迟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进展。同时，处罚决定书仅仅表示没收剩余库存186支百白破疫苗，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计344万余元。大众最关心的疫苗流向及召回记录、是否监测到对接种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何补救等问题的信息却并没有一同被公布，直到7月23日。
2018年7月23日，各大媒体援引山东省疾控中心消息，长春长生公司2017年生产的流入山东的252600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已全部查明，涉及儿童215184人，涉及儿童未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高。山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11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长春长生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后，山东省第一时间停止接种，并在三天内查明了相关批次疫苗的流向、库存、受种儿童及接种情况，封存了该批次未使用疫苗，同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儿童补种工作也随后展开。
但是该工作进展是直到今年7月23日才公之于众的，而且有山东民众在网上公布了接种本，表示孩子接种了问题疫苗，但从没有收到过补种通知。 显然，山东省疾控中心这种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的调查结果和声明不仅会削弱政府公信力，更会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
有山东网友表示7月23日前并没有接到过山东疾控中心发来的补种疫苗通知
图片来源：知乎
横向监督更为有效
这次疫苗造假事件也反映出纵向监管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专业性太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疫苗产品不合格实际是去年就披露了，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没有被注意的披露是没有社会效益的。媒体报道虽然有时不专业不准确，但是它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读者会马上了解情况和明白披露的信息。这就凸显出了横向监督的重要性。
最典型且最有效的横向监督是来自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在许多国家，媒体监督已经成为揭露丑闻的主要手段之一，企业或政府一旦卷入丑闻，一经查实往往会付出轻则罚款、辞职，重则破产、蹲监狱的代价。同时，媒体同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也迫使它们为争取读者、听众和观众，而千方百计地调查各种丑闻。目标越大，媒体越有积极性。一旦发现任何不轨行为的蛛丝马迹，便穷追不舍，使违法者很难长期不被发现和追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也是媒体横向监督的结果。2006年1月17日，一位神秘举报人在清华大学BBS上发布的一则神秘帖子——《汉芯黑幕》，痛斥陈进在汉芯研制过程中完全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拨款。一些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进行了艰难的追索求证，在举报人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下，汉芯芯片被证明是一起彻底的学术欺诈案件。
"汉芯"造假事件体现了横向监督的作用
图片来源：人民网
其实，汉芯这种打磨芯片造假的方式并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包括数位院士在内的一批专家却没能鉴别。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从申请、立项、到最后专家委员会评估，都有一个严格的过程。是否造假，在这个行业钻研几十年的专家、院士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来，没有拆穿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处于同一利益链条上的纵向监管失效。
美国很多公司作假都是首先被媒体曝出的，而不是被行业专家或政府监管部门揭露的。硅谷曾经红极一时的医疗公司Theranos作假也是由《华尔街日报》率先揭露的。 作为这家在2015年市值为90亿美元的公司的创始人， 伊丽莎白·福尔摩斯(Elizabeth Holmes)在今年六月已经被美国政府起诉。美国安然公司的丑闻最早也是由《华尔街日报》揭露的：2001年10月17日，安然公司公布季度财务报告突然宣布第三季度亏损6.38亿美元，其利润由盈转亏。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怀疑公司的领导层可能通过隐瞒债务、制作虚假财务报表等手段，从公司获得巨额财富。他们与安然领导层进行信息拉锯战，最终揭开公司背后的谎言。时任《华尔街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站负责人杰拉尔德·塞布说，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但是人们还没有及时并且完全的弄清楚各种情况的来龙去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在媒体报道一个星期后才着手对安然公司进行调查的。
中国横向监督面临困境
媒体舆论的横向监督虽然有效，但在中国面临巨大的体制设置的阻力。 当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衰微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王克勤是中国当代著名调查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2010年3月，时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2007年山西爆发的造成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的假疫苗惨案进行了曝光。他调查半年后推出了长篇报导《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然而，因签发王克勤的调查报告，该报总编包月阳被免职。又一年后，《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曾经引起全国轰动的山西疫苗案就此沉寂。
王克勤的遭遇是所有主动肩负起横向监督重责的调查记者所面临的共同压力。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曾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直言"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而到了2017年12月，他在完成《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时，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
中山大学这份《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深入地分析调查记者的总体特征、职业意识和生存状态。报告指出，该调研核定的调查记者从业人数已由原来的347位锐减到175位，减少幅度高达57.5%。此外，调查记者的任职机构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工作地点以北京为主。在择业动机、角色认知方面与其在六年前做的首次调研结果相似，但是出现职业认同感明显下降、工作自主空间收缩和职业忠诚度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职业满意度一栏，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新入行的调查记者和新媒体机构调查记者提升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也许这是中国企业和政府横向监督尚存的微光。
结语
中国不缺纵向监管，再加强纵向监管的边际效应只会递减。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向监督会起到更明显的效果。
虽然媒体的横向监督有时也会出错：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妨碍司法公正。但权衡媒体监督带来的好处和弊端，只有多一些横向监督的权限，才会少一些像中兴通讯，长生疫苗的造假事件。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亚生看G2"首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736.html
美国媒体：情报显示朝鲜在建造新弹道导弹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建造新导弹的迹象。
这家报纸说，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很可能在沙门洞一个大型研究试射建造至少一枚、也可能是两枚导弹。
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朝鲜正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导弹的工厂曾制造出朝鲜第一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说，新的情报并未显示朝鲜扩大了其导弹能力，而显示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数星期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
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但是朝鲜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可以看到朝鲜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
不过，这家报纸说，很多分析人士和独立专家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仅具有象征意义，并说测试架可以轻易在几个月之内重建。
在6月的新加坡美朝峰会上，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但是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签署的协议没有包括如何以及合适朝鲜去核的细节。峰会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不再是核威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说朝鲜尽管保证放弃其核计划，但是仍然在生产核弹燃料。蓬佩奥被问到朝鲜的核计划是否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以及平壤是否谋求获得可以从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但是他拒绝做出回答。
不过，蓬佩奥对国会议员说，目前与朝鲜进行的会谈是显示去核行动正在进行之中的“可核查证据”。他说，金正恩了解美国对非核化的定义，朝鲜不是在“哄骗”美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7/%E7%BE%8E%E5%9B%BD%E5%AA%92%E4%BD%93%EF%BC%9A%E6%83%85%E6%8A%A5%E6%98%BE%E7%A4%BA%E6%9C%9D%E9%B2%9C%E5%9C%A8%E5%BB%BA%E9%80%A0%E6%96%B0%E5%BC%B9%E9%81%93%E5%AF%BC%E5%BC%B9.html
美国之音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建造新导弹的迹象。
这家报纸说，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很可能在沙门洞一个大型研究试射建造至少一枚、也可能是两枚导弹。
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朝鲜正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导弹的工厂曾制造出朝鲜第一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说，新的情报并未显示朝鲜扩大了其导弹能力，而显示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数星期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
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但是朝鲜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可以看到朝鲜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
不过，这家报纸说，很多分析人士和独立专家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仅具有象征意义，并说测试架可以轻易在几个月之内重建。
在6月的新加坡美朝峰会上，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但是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签署的协议没有包括如何以及合适朝鲜去核的细节。峰会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不再是核威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说朝鲜尽管保证放弃其核计划，但是仍然在生产核弹燃料。蓬佩奥被问到朝鲜的核计划是否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以及平壤是否谋求获得可以从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但是他拒绝做出回答。
不过，蓬佩奥对国会议员说，目前与朝鲜进行的会谈是显示去核行动正在进行之中的“可核查证据”。他说，金正恩了解美国对非核化的定义，朝鲜不是在“哄骗”美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7/%E7%BE%8E%E5%9B%BD%E5%AA%92%E4%BD%93%EF%BC%9A%E6%83%85%E6%8A%A5%E6%98%BE%E7%A4%BA%E6%9C%9D%E9%B2%9C%E5%9C%A8%E5%BB%BA%E9%80%A0%E6%96%B0%E5%BC%B9%E9%81%93%E5%AF%BC%E5%BC%B9.html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
来源:
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什么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梳理相关会议公报可知，中央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表述经历了从“政府性债务（2014年前）”到“地方政府债券（2015年至今）”到“隐性债务（2017年7月至今）”的变化。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2017年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政府性债务”有何异同？相同的地方在于都与地方政府信用密不可分、主要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在项目自身现金流不够覆盖债务本息时依赖于财政资金偿还，而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性债务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而出现的，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经过债务甄别纳入预算后大部分其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隐性债务从理论上来讲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不合规操作（如担保、出具承诺函）或变相举债（伪PPP、包装成政府购买等）产生。目前各界对于隐性债务仍缺乏统一口径和认定标准，未来如何处置、是否可以通过新一轮甄别使其显性化目前还未明确。
透视隐性债务的三个视角
目前市场上对于隐性债务的不同分类有些混淆，如不少人在提到隐性债务时会将棚改项目债务、城投债、融资平台等相并列，事实上它们是不同角度但又相互交叠的概念。
1. 投资端的视角。地方政府筹资后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棚改、保障性住房、扶贫项目等）、准公益性项目（交通运输、停车场、地下管廊等）和一般竞争性项目（房地产、汽车等）。其中，地方政府所形成的隐性债务主要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和准公益性项目。
2. 融资端的视角。地方政府进行筹资的主要渠道包括发行地方政府债、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等。其中，隐性债务主要集中于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基金中的违规操作部分，以及大量的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中。
3. 融资主体的视角。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另外，一些地方国企也承担了部分公益性项目，因而也具备一定的融资功能。此外，政府自身也会形成部分隐性债务。融资主体、投资端、融资端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投资端和融资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融资主体则是这枚硬币本身。若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编制成资产负债表，投资端的项目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融资端的各种债务是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则是这一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估算
1. 其他机构或学者的测算。我们根据BIS数据估计的我国2017年底隐性债务的规模约为8.9万亿元，而IMF估计的我国2016年底的隐性债务规模约为19.1万亿元。另外，国内学者常用的测算方法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去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余额，估算的结果一般在30至50万亿元之间。我们从上述三个视角大致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2.投资端的角度。以棚改为例，因棚改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可能在4.5万亿上下，其中存量棚改贷款约3.6万亿，与棚改相关的债券融资余额截至18年6月底的存量约0.57万亿，其他形式的债务规模可能也在0.5万亿左右。
3.融资端的角度。我国2017年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约为33万亿元，其中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非标融资流入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分别约为17万亿元、7万亿元和7万亿元。
4.融资主体的角度。我们将有公开信息披露的融资平台（主要是发行了wind口径城投债的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进行累加，得到2017年底各平台合计有息债务约为32.3万亿元，扣除掉部分已纳入财政预算的债务，2017年底隐性债务规模约为30.6万亿元。
隐性债务分析
1.相对于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增长迅速。从财政部官网披露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来看，自2014年以来，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年均增速仅为2.4%，年均增量也只有大概0.4万亿元。而我们估算的隐性债务年均增量约为8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77%，增速远高于显性债务。
2.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相对较高。财政部部长肖捷此前披露的2017年底政府负债率为36.2%，而根据我们的测算，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2017年底的政府负债率高达72.3%，高于国际警戒线。此外，我们可以根据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估计隐性债务中由财政资金偿还的比率为19.13%，这样折算的2017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5.9万亿元，即政府债务总额约为35.9万亿元，政府负债率约为43.3%，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总体来看，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7/%E5%9C%B0%E6%96%B9%E6%94%BF%E5%BA%9C%E9%9A%90%E6%80%A7%E5%80%BA%E5%8A%A1%E8%A7%84%E6%A8%A1%E6%9C%89%E5%A4%9A%E5%A4%A7%EF%BC%9F.html
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什么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梳理相关会议公报可知，中央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表述经历了从“政府性债务（2014年前）”到“地方政府债券（2015年至今）”到“隐性债务（2017年7月至今）”的变化。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2017年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政府性债务”有何异同？相同的地方在于都与地方政府信用密不可分、主要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在项目自身现金流不够覆盖债务本息时依赖于财政资金偿还，而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性债务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而出现的，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经过债务甄别纳入预算后大部分其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隐性债务从理论上来讲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不合规操作（如担保、出具承诺函）或变相举债（伪PPP、包装成政府购买等）产生。目前各界对于隐性债务仍缺乏统一口径和认定标准，未来如何处置、是否可以通过新一轮甄别使其显性化目前还未明确。
透视隐性债务的三个视角
目前市场上对于隐性债务的不同分类有些混淆，如不少人在提到隐性债务时会将棚改项目债务、城投债、融资平台等相并列，事实上它们是不同角度但又相互交叠的概念。
1. 投资端的视角。地方政府筹资后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棚改、保障性住房、扶贫项目等）、准公益性项目（交通运输、停车场、地下管廊等）和一般竞争性项目（房地产、汽车等）。其中，地方政府所形成的隐性债务主要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和准公益性项目。
2. 融资端的视角。地方政府进行筹资的主要渠道包括发行地方政府债、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等。其中，隐性债务主要集中于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基金中的违规操作部分，以及大量的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中。
3. 融资主体的视角。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另外，一些地方国企也承担了部分公益性项目，因而也具备一定的融资功能。此外，政府自身也会形成部分隐性债务。融资主体、投资端、融资端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投资端和融资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融资主体则是这枚硬币本身。若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编制成资产负债表，投资端的项目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融资端的各种债务是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则是这一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估算
1. 其他机构或学者的测算。我们根据BIS数据估计的我国2017年底隐性债务的规模约为8.9万亿元，而IMF估计的我国2016年底的隐性债务规模约为19.1万亿元。另外，国内学者常用的测算方法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去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余额，估算的结果一般在30至50万亿元之间。我们从上述三个视角大致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2.投资端的角度。以棚改为例，因棚改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可能在4.5万亿上下，其中存量棚改贷款约3.6万亿，与棚改相关的债券融资余额截至18年6月底的存量约0.57万亿，其他形式的债务规模可能也在0.5万亿左右。
3.融资端的角度。我国2017年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约为33万亿元，其中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非标融资流入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分别约为17万亿元、7万亿元和7万亿元。
4.融资主体的角度。我们将有公开信息披露的融资平台（主要是发行了wind口径城投债的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进行累加，得到2017年底各平台合计有息债务约为32.3万亿元，扣除掉部分已纳入财政预算的债务，2017年底隐性债务规模约为30.6万亿元。
隐性债务分析
1.相对于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增长迅速。从财政部官网披露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来看，自2014年以来，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年均增速仅为2.4%，年均增量也只有大概0.4万亿元。而我们估算的隐性债务年均增量约为8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77%，增速远高于显性债务。
2.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相对较高。财政部部长肖捷此前披露的2017年底政府负债率为36.2%，而根据我们的测算，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2017年底的政府负债率高达72.3%，高于国际警戒线。此外，我们可以根据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估计隐性债务中由财政资金偿还的比率为19.13%，这样折算的2017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5.9万亿元，即政府债务总额约为35.9万亿元，政府负债率约为43.3%，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总体来看，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7/%E5%9C%B0%E6%96%B9%E6%94%BF%E5%BA%9C%E9%9A%90%E6%80%A7%E5%80%BA%E5%8A%A1%E8%A7%84%E6%A8%A1%E6%9C%89%E5%A4%9A%E5%A4%A7%EF%BC%9F.html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智库对中美贸易战的严重错判？
来源：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指出，中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激进贸易政策的错误评估，很可能是中国目前智库组织在当前Political environment不断收紧的后遗症。报道引述一名中国的学者说，北京对社会每一个层面都采取严格的控制，包括大学校园，任何未经准许对政府政策的讨论，都可以遭到惩罚。
报道同时指出北京过于依赖透过类似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这些"后门"来了解和影响美国，但这些人的说话，特朗普根本就听不进去，而特朗普也不想跟他们讲话。
报道指出，中国对智库组织严加控制，又严厉对付特立独行者，都可能影响领导层处理外交事务，削弱北京对特朗普当下美国政情的了解。
报道引述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对特朗普连番出招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反应，似乎是乱了阵脚，而中国亦严重低估美国上层社会的反华情绪。
甚至到了上个月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问北京时，中国内部还有人指望华盛顿可以从善如流，停止对中国的关税威胁。但美国完全不为所动，并宣布从7月6日开始向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25%关税，北京被逼作出同等报复措施。华府现在又扬言将对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而且还威胁甚至对每一件进口的中国货征收关税。
报道引述一名要求身份保密的前美国政策谘询官员说："他们（政策制定者和智囊研究员）并不意识到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他们还以为特朗普在吹牛，他们仍然还是这样想。他们说，这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待选举过后一切将回复原貌。他们完全错了，他们完全错估形势。我觉得部分原因是他们与外界过于隔绝，部分是由于没有人够胆告诉北京，他们完全错了。"
南早引述消息来源和观察者报道，问题在于北京的政策，而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维持国内稳定，从而使得有些政策谘询顾问避免与美国的智库研究员进行深度的讨论，错失了解华盛顿最新的思维和想法的机会。
职事之故，在两国关系紧张以及敌视气氛浓罩下，北京至少在贸易战线上，完全欠缺一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面性战略。
报道指，President XI 在6年前向贪腐宣战，北京同时推出一连串的法规禁止过度铺张的开销，包括严格限制政府官员、学者和政策谘询顾问出国的次数。自此之后，很多官员必须交出他们的个人护照，一旦需要出国时，则改用政府发出的特别护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被禁止在海外逗留超过1个星期。
报道引述一名华中的电信大学的教授说，在这个政策下，学者很难获批出国。他说，他需要经过重重关卡，包括来自大学以及政府机关，方可获批出席今年夏威夷的一次国际会议。
这位教授说："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或校方中层的领导，必须要交出他们的护照和其他旅游证件，包括出入港澳的回乡证。"
一名经常到中国访问的前美国官员说，过去言论颇为开放的Chinese government顾问和官员，现在的言谈显得特别谨慎，甚至在非官方和私底下，都不愿意发表意见。他说："很难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只不过重申复述政府的官腔。这只会构成决策错误更高的风险，甚至是致命的错误。"
报道引述一名前美国政策顾问表示，北京过于依赖传统的后门关说，也是造成问题恶化的原因。他说，北京过于依赖华尔街和政治上层个别人物，其中包括前财长保尔森和基辛格，来了解美国政情，但这些人现在对特朗普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他说："特朗普根本就不听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讲话。我认为Chinese leaders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
北京开始时，曾指望身为白宫顾问的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和她的夫婿，来建立与华府的关系。但这个策略是短命的，特朗普的女婿因为卷入俄罗斯涉嫌介入2016年的美国选举丑闻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上星期，中国财政部在临危受命下，成立一个"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当中包含了20个智库，他们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如何"应对严峻形势"，要加强研究、谘政建言为宗旨，围绕美国政经形势、美国内外经济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开展基础性、政策性和前瞻性研究。
南早的报道指出，这个联盟其中有研究员披露，中国现有对美国事务的研究，其实学术水平不深，难怪北京面对贸易战时手足无措。
—— 墨道天下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340.html
南华早报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指出，中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激进贸易政策的错误评估，很可能是中国目前智库组织在当前Political environment不断收紧的后遗症。报道引述一名中国的学者说，北京对社会每一个层面都采取严格的控制，包括大学校园，任何未经准许对政府政策的讨论，都可以遭到惩罚。
报道同时指出北京过于依赖透过类似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这些"后门"来了解和影响美国，但这些人的说话，特朗普根本就听不进去，而特朗普也不想跟他们讲话。
报道指出，中国对智库组织严加控制，又严厉对付特立独行者，都可能影响领导层处理外交事务，削弱北京对特朗普当下美国政情的了解。
报道引述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对特朗普连番出招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反应，似乎是乱了阵脚，而中国亦严重低估美国上层社会的反华情绪。
甚至到了上个月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问北京时，中国内部还有人指望华盛顿可以从善如流，停止对中国的关税威胁。但美国完全不为所动，并宣布从7月6日开始向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25%关税，北京被逼作出同等报复措施。华府现在又扬言将对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而且还威胁甚至对每一件进口的中国货征收关税。
报道引述一名要求身份保密的前美国政策谘询官员说："他们（政策制定者和智囊研究员）并不意识到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他们还以为特朗普在吹牛，他们仍然还是这样想。他们说，这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待选举过后一切将回复原貌。他们完全错了，他们完全错估形势。我觉得部分原因是他们与外界过于隔绝，部分是由于没有人够胆告诉北京，他们完全错了。"
南早引述消息来源和观察者报道，问题在于北京的政策，而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维持国内稳定，从而使得有些政策谘询顾问避免与美国的智库研究员进行深度的讨论，错失了解华盛顿最新的思维和想法的机会。
职事之故，在两国关系紧张以及敌视气氛浓罩下，北京至少在贸易战线上，完全欠缺一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面性战略。
报道指，President XI 在6年前向贪腐宣战，北京同时推出一连串的法规禁止过度铺张的开销，包括严格限制政府官员、学者和政策谘询顾问出国的次数。自此之后，很多官员必须交出他们的个人护照，一旦需要出国时，则改用政府发出的特别护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被禁止在海外逗留超过1个星期。
报道引述一名华中的电信大学的教授说，在这个政策下，学者很难获批出国。他说，他需要经过重重关卡，包括来自大学以及政府机关，方可获批出席今年夏威夷的一次国际会议。
这位教授说："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或校方中层的领导，必须要交出他们的护照和其他旅游证件，包括出入港澳的回乡证。"
一名经常到中国访问的前美国官员说，过去言论颇为开放的Chinese government顾问和官员，现在的言谈显得特别谨慎，甚至在非官方和私底下，都不愿意发表意见。他说："很难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只不过重申复述政府的官腔。这只会构成决策错误更高的风险，甚至是致命的错误。"
报道引述一名前美国政策顾问表示，北京过于依赖传统的后门关说，也是造成问题恶化的原因。他说，北京过于依赖华尔街和政治上层个别人物，其中包括前财长保尔森和基辛格，来了解美国政情，但这些人现在对特朗普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他说："特朗普根本就不听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讲话。我认为Chinese leaders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
北京开始时，曾指望身为白宫顾问的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和她的夫婿，来建立与华府的关系。但这个策略是短命的，特朗普的女婿因为卷入俄罗斯涉嫌介入2016年的美国选举丑闻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上星期，中国财政部在临危受命下，成立一个"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当中包含了20个智库，他们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如何"应对严峻形势"，要加强研究、谘政建言为宗旨，围绕美国政经形势、美国内外经济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开展基础性、政策性和前瞻性研究。
南早的报道指出，这个联盟其中有研究员披露，中国现有对美国事务的研究，其实学术水平不深，难怪北京面对贸易战时手足无措。
—— 墨道天下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340.html
央行开闸放水4万亿，房地产又要起飞了？
编者按：7月28日北京时间晚上8:20，百度网首页推荐新浪一篇匿名奇文《央行开闸放水4万亿，房地产又要起飞了？》。该文指出，中国债务违约严重，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都以垮掉，全国25个省财政巨额亏空。文章说：“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早已毫无退路了，房产价格严重泡沫、汇率摇摇欲坠、贸易战烽烟四起、全社会负债进入庞氏局面，企业、地方、金融雷声滚滚，居民囊中羞涩，整个社会都没有空间加杠杆了。经济危机到来。”中国官方严格控制的网络媒体百度推荐新浪的匿名文字，宣布中国经济危机爆发，令人震惊。
央行开闸放水4万亿，房地产又要起飞了？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人民日报更是口风大变，向市场投放了一个重要消息：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7月23日各种重磅炸弹纷纷投下。央行投放5020亿MLF，这是创造MLF后的最大规模的投放，结合近期，监管层齐齐发布了资管新规执行细则、理财新规，这都是给货币政策松绑。
哪家日子都不好过
今年来，债券违约事件达到27起，违约债券达27只，涉及债券余额283.87亿元，包括15个发行主体。P2P平台更是接连爆雷，7 月以来，已经有 151 家 P2P 公司跑路、清盘或者逾期，股市触及上一波救市的2850点。
除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企业也频频出现问题。过去靠借债为生的企业开始频频出现问题，无论是海航集团、万达、盾安都是典型的例子。企业不好过，欠债不还钱，因此银行业也是忧心忡忡。
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在2019年将可能上升至15%，这将严重超过警戒线10%。这样的不良率，放在全世界，都是很惊人的。近期来，贵阳农商行、山西侯马农商行、修武农商行、山东邹平农商行、大连农商行等农商行都频频爆出资产不良率飙升，商业银行也面临不容小觑的危机。
再来看看拉动GDP发展的三辆马车的情况。
消费方面，今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低位引起重视，到了6月，消费增速也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投资方面，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速降至9.8%，投资增速创下6%的历史新低，其中唯有地产投资增速相对较高，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增速增速均持续低迷。
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5.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3.9%。其中，6月对美出口增长3.8%，增速下降23.8%。
可以说，三辆马车都已经垮掉了。甚至有人荒唐地提出将“医疗、教育、养老”当成提振内需的三辆马车。可想而知，中国经济差成什么样了。
最后来看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
今年上半年，除了个别省份，其余25省财政都是巨额亏空，财政缺口达数万亿。虽然今年上半年卖地收入达到26941亿元，同比增长43%，但也弥补不了财政缺口，毕竟地方债务高达40万亿元。正因为财政收入缺口太大，所以我们就看到安徽的教师、湖南的公务员、河南的警察，还有黑龙江的广电都掀起了一阵讨薪的风。命悬一线，经济减速的压力已无争议。
债务逼死人杠杆难再加
2017年，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6年的239.7%上升到242.1%，上升了2.3个百分点，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193.6%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很多发达经济体。
从政府债务来看，截至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3.48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29.95万亿元。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称，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但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想还债的，甚至许多地方连利息都还不起。
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来看，企业债务（主要是国企）明显偏高，已占GDP总量的167%，远远超过红色警戒线。虽然民企的杠杠率相对比较低，但央妈放水，水一般都流向了亲儿子那里，民企融资难问题一直存在。
在居民部门负债率方面，以居民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测算，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居民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超越美国的108.1%。从上面可以看出，如今，无论是地方政府杠杠率、企业杠杆率，还是居民杠杠率，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
于是通过连续降息5次、降准6次，以PSL贷款为资金来源的棚改货币化横空出世，为三四线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定向水源，开启了一场房地产的大牛市。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早已毫无退路了，房产价格严重泡沫、汇率摇摇欲坠、贸易战烽烟四起、全社会负债进入庞氏局面，企业、地方、金融雷声滚滚，居民囊中羞涩，整个社会都没有空间加杠杆了。
经济危机到来
如今，放水的按钮，成了人们闻之色变的魔头。其实，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债务危机。当借新还旧无法持续，撕口便会越来越大，债务违约面积会越来越大，便形成一次明显的经济危机。
无论是1994年墨西哥危机，还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是因为过度负债，再加上内外部套利者，形成羊群效应导致的。
中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是集权经济。通过行政手段可以迅速限制产能，将企业、政府的杠杆转移到居民部门，同时政府给国企背书避免了信用违约。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出现严重背离。
欧美经济都处于强势复苏轨道，美联储加息缩表的步伐清晰。反观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进行货币放水，必然带来资本外流的风险。在这不到半年时间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从6.25上涨到今天最高位时触及6.84。
在内忧外患下，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更严重的下行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央妈和财政部上周互怼了之后，又开始修复感情合好，共同放水。
继续放水，或许可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但长期看破坏力更大。毕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寅吃卯粮以债为生的模式，终有一天会以更大的破坏力出现。
今年3月份央妈MLF操作4325亿元，4月MLF操作3675亿元，5月MLF续操1560亿元，6月MLF操作6630亿元，7月13日MLF又续操了1885亿元，昨天MLF也操作了5020亿元。这么一算，今年以来，央行MLF操作至少有2.3万亿元。
同时，央妈今年以来还进行了三次定向降准，1月份释放4500亿元，4月份释放4000亿元，6月份释放7000亿元。三次定向降准，一共释放了1.55万亿元。
MLF加上央妈降准释放的资金，一共3.86万亿元！！！！我这还不算那些逆回购还有央妈其他短期投放的资金哦，加上去的话4万亿元绰绰有余！现在有一件事是可以完全确定的了：明年开始，全国人民共同喜迎物价全面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意图十分明显。
回顾央行货币政策基调，发现上一次“合理充裕”，还是2014年四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的事：
2014年12月-2016年9月，基调为“合理充裕”或者“充裕”，货币政策宽松，房价加快上涨；
2016年9月-2017年9月，基调为“基本稳定”，货币政策紧缩，房价增速回落；
2017年9月-2018年6月，基调为“合理稳定”，货币政策边际放松，房价上涨放缓；
2018年6月，基调为“合理充裕”，房价？
近5年百城住宅价格涨幅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在中国货币政策语境中，没有出现过“宽松”这一说法，“充裕”这个用词其实就是“宽松”的替代，“合理充裕”介于“定向宽松”和“宽松”之间，实际上就是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在货币政策放宽后，市场流动性资金瞬间暴增，房产作为目前优质投资品，不可避免的会成为热钱的第一去处，这也是前两轮楼市暴涨的基本逻辑。
再加上人民币加速贬值，现金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为数不多的能抵御通胀的房产成为投资首选，一切像极了五年前楼市暴涨前的情况。
不过，现在和前两轮房地产暴涨之前，唯一的不同是，现在的限购政策和贷款条件十分严厉。
第三轮房地产暴涨是否会如期而至？我们只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严厉的限购政策和贷款条件能否把热钱挡在房地产外面？
如果热钱不涌向房地产又能够去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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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总在风雨后！中国房地产持续高热困境的破局
老百姓热衷于房地产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持续二十年的高通胀，让每个老百姓都切身感受到“钱在发毛”，从而产生了“投资而去保值增值”的根本性冲动。高通胀一方面是因为强制结汇导致的输入型通胀，更关键的是政府太有作为，通过高房价从老百姓那里预支了太多的未来税收——高房价背后的高地价本质上是一种“过头税”。
输入型通胀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通过高进口关税抑制了国民对进口货品的消费，中国的国际贸易严重不平衡，出口的多，进口的少，宏观上让中国成为资本的尽流入国。老百姓消费进口品少，你让老百姓拿着庞大的出口利润发的工资不买房子该去买啥？
中国房地产高热的病因是政府“有所作为”的冲动，通过推高房价从老百姓那里获得“有所作为”的资金。解铃还须系铃人，根本还是在于政府要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去支持“有所作为”的冲动，否则，教导老百姓是没有用的。表面上的抑制房地产发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有所作为”的动机驱使政府获取大资金，而房地产是地方政府几乎是唯一的可以依靠的大资金来源。国内估计只有深圳一个城市有资格敢说可以不依赖土地财政，其实深圳还是依赖土地财政，因为政府这样来大钱快且容易，收税成本高且麻烦。
中国缺乏痛定思痛的经历。中国从1978算起，四十年走过了美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同期发展历程，看历史美国可是发生过好几次的系统金融大危机，而我们还没有过。打个比方，美国曾经经历过刨腹断臂式系统经济危机，中国在这四十年里不过是一直有严重的痔疮而已，别看举国上下这么多年一直对高房价哼哼唧唧，依然是该喝喝该吃吃，经济大发展，老百姓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内需消费GDP占比不断提升，中国全体对系统性经济危机还缺乏真切的刨腹断臂的阵痛与反思。过去二十年，所有“超前消费”的房地产资产购置都因为随后的房价一波一波的暴涨而被“填平”，政府每一次的规劝都“不相信政府的人暴富，相信政府的人错失低价购房机会”，这个由政府“挖的坑”应该怎么填平？
我7月28日刚刚做了痔疮手术，小手术而已，28天就康复的差不多又可以活蹦乱跳也算是超快康复，但其中头14天那种生不如死的术后体验让我心灵极度震撼。我坦承那种痛苦时候即便是要我告诉你我的银行卡密码我也招了。我深刻地意识到，失去健康的痛楚真的让一切都变成是浮云。我当即决定戒酒，把家里冰箱塞满满的啤酒全部送人了。手术的痛苦教育了我，效果远胜说教，深刻反省了原来巨大的痛苦都是平日里点滴的自我放纵累计起来的。只有当痛苦真的降临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动心忍性的感悟平日里那些自我放纵的快乐真的是不值一提，是没必要，而且是真的没必要。我决定从此平日里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你的健康，还是你做主，不从自身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指望医生高明乃是下下策。小手术小领悟，大手术大领悟，反反复复的手术带来反反复复的领悟，欧美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么反反复复的经历痛楚之后历练出来的“理性”。
中国政府如果不想办法自我克制，让老百姓始终心里有通胀预期，那么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热不可能根本性的得到缓解。
美国佬是从一次一次的系统性经济危机中学会的理性，中国上下到目前为止一次系统性经济危机还没有经历过，所以中国房地产持续高热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会得病，正如我们平日饮酒作乐时候的自我安慰一样的道理。中国需要一次系统经济危机的阵痛来教育上下，如果一次不够，那就来两次。
阴在阳之背（面）不在阳之对（面）。今日中国虽然处于处于大发展时期，但系统性经济危机也已经同步势如累卵地堆积到了很高的水平，我预计2025年之前会来一次，希望只是割痔疮而不是刨腹断臂。那之后，我们会再次意识到我们的渺小，我们会更加敬畏经济规律，我们会更加理性的克制自己日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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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2739
央行开闸放水4万亿，房地产又要起飞了？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人民日报更是口风大变，向市场投放了一个重要消息：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7月23日各种重磅炸弹纷纷投下。央行投放5020亿MLF，这是创造MLF后的最大规模的投放，结合近期，监管层齐齐发布了资管新规执行细则、理财新规，这都是给货币政策松绑。
哪家日子都不好过
今年来，债券违约事件达到27起，违约债券达27只，涉及债券余额283.87亿元，包括15个发行主体。P2P平台更是接连爆雷，7 月以来，已经有 151 家 P2P 公司跑路、清盘或者逾期，股市触及上一波救市的2850点。
除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企业也频频出现问题。过去靠借债为生的企业开始频频出现问题，无论是海航集团、万达、盾安都是典型的例子。企业不好过，欠债不还钱，因此银行业也是忧心忡忡。
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在2019年将可能上升至15%，这将严重超过警戒线10%。这样的不良率，放在全世界，都是很惊人的。近期来，贵阳农商行、山西侯马农商行、修武农商行、山东邹平农商行、大连农商行等农商行都频频爆出资产不良率飙升，商业银行也面临不容小觑的危机。
再来看看拉动GDP发展的三辆马车的情况。
消费方面，今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低位引起重视，到了6月，消费增速也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投资方面，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速降至9.8%，投资增速创下6%的历史新低，其中唯有地产投资增速相对较高，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增速增速均持续低迷。
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5.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3.9%。其中，6月对美出口增长3.8%，增速下降23.8%。
可以说，三辆马车都已经垮掉了。甚至有人荒唐地提出将“医疗、教育、养老”当成提振内需的三辆马车。可想而知，中国经济差成什么样了。
最后来看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
今年上半年，除了个别省份，其余25省财政都是巨额亏空，财政缺口达数万亿。虽然今年上半年卖地收入达到26941亿元，同比增长43%，但也弥补不了财政缺口，毕竟地方债务高达40万亿元。正因为财政收入缺口太大，所以我们就看到安徽的教师、湖南的公务员、河南的警察，还有黑龙江的广电都掀起了一阵讨薪的风。命悬一线，经济减速的压力已无争议。
债务逼死人杠杆难再加
2017年，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6年的239.7%上升到242.1%，上升了2.3个百分点，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193.6%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很多发达经济体。
从政府债务来看，截至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3.48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29.95万亿元。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称，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但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想还债的，甚至许多地方连利息都还不起。
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来看，企业债务（主要是国企）明显偏高，已占GDP总量的167%，远远超过红色警戒线。虽然民企的杠杠率相对比较低，但央妈放水，水一般都流向了亲儿子那里，民企融资难问题一直存在。
在居民部门负债率方面，以居民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测算，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居民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超越美国的108.1%。从上面可以看出，如今，无论是地方政府杠杠率、企业杠杆率，还是居民杠杠率，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
于是通过连续降息5次、降准6次，以PSL贷款为资金来源的棚改货币化横空出世，为三四线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定向水源，开启了一场房地产的大牛市。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早已毫无退路了，房产价格严重泡沫、汇率摇摇欲坠、贸易战烽烟四起、全社会负债进入庞氏局面，企业、地方、金融雷声滚滚，居民囊中羞涩，整个社会都没有空间加杠杆了。
经济危机到来
如今，放水的按钮，成了人们闻之色变的魔头。其实，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债务危机。当借新还旧无法持续，撕口便会越来越大，债务违约面积会越来越大，便形成一次明显的经济危机。
无论是1994年墨西哥危机，还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是因为过度负债，再加上内外部套利者，形成羊群效应导致的。
中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是集权经济。通过行政手段可以迅速限制产能，将企业、政府的杠杆转移到居民部门，同时政府给国企背书避免了信用违约。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出现严重背离。
欧美经济都处于强势复苏轨道，美联储加息缩表的步伐清晰。反观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进行货币放水，必然带来资本外流的风险。在这不到半年时间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从6.25上涨到今天最高位时触及6.84。
在内忧外患下，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更严重的下行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央妈和财政部上周互怼了之后，又开始修复感情合好，共同放水。
继续放水，或许可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但长期看破坏力更大。毕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寅吃卯粮以债为生的模式，终有一天会以更大的破坏力出现。
今年3月份央妈MLF操作4325亿元，4月MLF操作3675亿元，5月MLF续操1560亿元，6月MLF操作6630亿元，7月13日MLF又续操了1885亿元，昨天MLF也操作了5020亿元。这么一算，今年以来，央行MLF操作至少有2.3万亿元。
同时，央妈今年以来还进行了三次定向降准，1月份释放4500亿元，4月份释放4000亿元，6月份释放7000亿元。三次定向降准，一共释放了1.55万亿元。
MLF加上央妈降准释放的资金，一共3.86万亿元！！！！我这还不算那些逆回购还有央妈其他短期投放的资金哦，加上去的话4万亿元绰绰有余！现在有一件事是可以完全确定的了：明年开始，全国人民共同喜迎物价全面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意图十分明显。
回顾央行货币政策基调，发现上一次“合理充裕”，还是2014年四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的事：
2014年12月-2016年9月，基调为“合理充裕”或者“充裕”，货币政策宽松，房价加快上涨；
2016年9月-2017年9月，基调为“基本稳定”，货币政策紧缩，房价增速回落；
2017年9月-2018年6月，基调为“合理稳定”，货币政策边际放松，房价上涨放缓；
2018年6月，基调为“合理充裕”，房价？
近5年百城住宅价格涨幅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在中国货币政策语境中，没有出现过“宽松”这一说法，“充裕”这个用词其实就是“宽松”的替代，“合理充裕”介于“定向宽松”和“宽松”之间，实际上就是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在货币政策放宽后，市场流动性资金瞬间暴增，房产作为目前优质投资品，不可避免的会成为热钱的第一去处，这也是前两轮楼市暴涨的基本逻辑。
再加上人民币加速贬值，现金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为数不多的能抵御通胀的房产成为投资首选，一切像极了五年前楼市暴涨前的情况。
不过，现在和前两轮房地产暴涨之前，唯一的不同是，现在的限购政策和贷款条件十分严厉。
第三轮房地产暴涨是否会如期而至？我们只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严厉的限购政策和贷款条件能否把热钱挡在房地产外面？
如果热钱不涌向房地产又能够去哪呢？
—
阳光总在风雨后！中国房地产持续高热困境的破局
老百姓热衷于房地产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持续二十年的高通胀，让每个老百姓都切身感受到“钱在发毛”，从而产生了“投资而去保值增值”的根本性冲动。高通胀一方面是因为强制结汇导致的输入型通胀，更关键的是政府太有作为，通过高房价从老百姓那里预支了太多的未来税收——高房价背后的高地价本质上是一种“过头税”。
输入型通胀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通过高进口关税抑制了国民对进口货品的消费，中国的国际贸易严重不平衡，出口的多，进口的少，宏观上让中国成为资本的尽流入国。老百姓消费进口品少，你让老百姓拿着庞大的出口利润发的工资不买房子该去买啥？
中国房地产高热的病因是政府“有所作为”的冲动，通过推高房价从老百姓那里获得“有所作为”的资金。解铃还须系铃人，根本还是在于政府要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去支持“有所作为”的冲动，否则，教导老百姓是没有用的。表面上的抑制房地产发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有所作为”的动机驱使政府获取大资金，而房地产是地方政府几乎是唯一的可以依靠的大资金来源。国内估计只有深圳一个城市有资格敢说可以不依赖土地财政，其实深圳还是依赖土地财政，因为政府这样来大钱快且容易，收税成本高且麻烦。
中国缺乏痛定思痛的经历。中国从1978算起，四十年走过了美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同期发展历程，看历史美国可是发生过好几次的系统金融大危机，而我们还没有过。打个比方，美国曾经经历过刨腹断臂式系统经济危机，中国在这四十年里不过是一直有严重的痔疮而已，别看举国上下这么多年一直对高房价哼哼唧唧，依然是该喝喝该吃吃，经济大发展，老百姓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内需消费GDP占比不断提升，中国全体对系统性经济危机还缺乏真切的刨腹断臂的阵痛与反思。过去二十年，所有“超前消费”的房地产资产购置都因为随后的房价一波一波的暴涨而被“填平”，政府每一次的规劝都“不相信政府的人暴富，相信政府的人错失低价购房机会”，这个由政府“挖的坑”应该怎么填平？
我7月28日刚刚做了痔疮手术，小手术而已，28天就康复的差不多又可以活蹦乱跳也算是超快康复，但其中头14天那种生不如死的术后体验让我心灵极度震撼。我坦承那种痛苦时候即便是要我告诉你我的银行卡密码我也招了。我深刻地意识到，失去健康的痛楚真的让一切都变成是浮云。我当即决定戒酒，把家里冰箱塞满满的啤酒全部送人了。手术的痛苦教育了我，效果远胜说教，深刻反省了原来巨大的痛苦都是平日里点滴的自我放纵累计起来的。只有当痛苦真的降临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动心忍性的感悟平日里那些自我放纵的快乐真的是不值一提，是没必要，而且是真的没必要。我决定从此平日里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你的健康，还是你做主，不从自身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指望医生高明乃是下下策。小手术小领悟，大手术大领悟，反反复复的手术带来反反复复的领悟，欧美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么反反复复的经历痛楚之后历练出来的“理性”。
中国政府如果不想办法自我克制，让老百姓始终心里有通胀预期，那么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热不可能根本性的得到缓解。
美国佬是从一次一次的系统性经济危机中学会的理性，中国上下到目前为止一次系统性经济危机还没有经历过，所以中国房地产持续高热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会得病，正如我们平日饮酒作乐时候的自我安慰一样的道理。中国需要一次系统经济危机的阵痛来教育上下，如果一次不够，那就来两次。
阴在阳之背（面）不在阳之对（面）。今日中国虽然处于处于大发展时期，但系统性经济危机也已经同步势如累卵地堆积到了很高的水平，我预计2025年之前会来一次，希望只是割痔疮而不是刨腹断臂。那之后，我们会再次意识到我们的渺小，我们会更加敬畏经济规律，我们会更加理性的克制自己日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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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贸易战为什么不可逆转了？
原本以为，在八月到来之前，中美贸易战还有缓和或者休战的可能，但是随着美国两党达成一致对豆农提供120亿美元的补贴，川普女儿伊万卡关闭在中国刚刚拿到7个商标的服饰企业，欧美两个最为自由的贸易市场在重大分歧上达成妥协，中美贸易战很可能不可逆转了。
关于贸易战，我曾经打了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如果一个有钱人每年买你5000多亿美元的东西，你一天天过上了好日子，本该感恩才好，也要珍惜这份情谊，和这样的有钱人好好交朋友。不可思议的是，你却养了一帮人天天骂他，还养了一帮人天天喊着要超越他取代他，你说人家心里怎么想，会不会把你看成神经病？
正当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非盟首脑们在非盟组织大厦（中国援建）里听到了中国有关6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50亿美元是无偿赠送；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白宫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了120亿美元的豆农补贴计划。许多人从这两条信息中得出不同的解读，甚至由衷地感到了中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担当，相形之下美国则显露出了其狭隘性和封闭性。
川普的推文火药味也似乎愈来愈浓，川普的推文说，他们把贸易制裁的目标对准我们的农民，他们知道美国农民是我最热爱和尊重的，他们想用这种方式逼迫我继续让他们占美国的便宜。他们的手段一定会失败。过去我们对他们一直很友好—直到今天结束了！中国去年对我们有$5170亿的贸易顺差。
早在今年1月份，川普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说时即再次强调，美国对不公平贸易的行径不再“视若无睹”。川普对外发出警告说，“我们将会执行我们的贸易法令，致力恢复贸易体制的健全性。唯有坚持公平互惠贸易，我们才能打造出不仅对美国，也是对所有国家都行得通的贸易体制。”
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之后，中国高层声音很小，除了外交部商务部喊喊口号，声称要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就是媒体不断放狠话，抨击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向世界开火，中国对美国要以牙还牙。央海外新闻网还制作卡通片，将美国大豆当做有力回击川普的武器，向支持川普的农民票喊话，说一旦美国农民因为大豆而荷包受损，谁还会支持川普及共和党呢？
中国原打算通过给美国出口大豆和猪肉加税的方式，打击川普在中西部农业州的票仓，从而影响美国即将到来的中期议会选举，并以此逼迫川普在贸易问题上谨慎或者退缩。川普自已恐怕也没有料想到贸易战打响后，川普的民望会大涨，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甚至达到创纪录的88%。这次共和国和民主党抛弃成见，一致支持向可能受损的美国豆农提供120亿补贴，势必进一步加固支持川普的基本盘。要知道，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价值也只有140多亿美元。
半年很快就过去了，中国所期望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抵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并未出现，反而是WTO组织批评中国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欧盟与日本迅速达成了近乎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议。反观美国，在贸易问题上调门最高的都是主要政客，美国许多媒体的立场几乎与中国官方媒体一致，这样的奇葩现象在世界贸易争端中极为罕见。
7月16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外发出警告，倘若中国继续报复，美国不会退缩，将会采取强硬措施。彭斯表示，中方正努力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除非中方转变政策，否则美国不会让步。美国中情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甚至公开说，中国对美国发动的是一种冷战，这种冷战和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不同，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多方面的破坏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也表示，从反间谍的角度看，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广泛最重大的威胁。
7月18日，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接受采访时说，中美贸易战打到目前这个状况，是因为中国不想“解决美中贸易争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知道谁对谁错，他们盗窃知识产权、强迫转移技术、设置贸易壁垒等。库德罗认为，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关税最低的，平均大约是2.5%，而中国的关税平均大约是14%，这还不包括对进口商品加征的其他税。库德罗说，中方可以在一个下午就解决的问题：“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停止窃取知识产权、允许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拥有全部所有权”，但遗憾的是他们拒绝做出改变。
7月19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美财经电视台CNBC采访时表示，美国需要保护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在贸易问题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正处于“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就是只能一方赢，而另一方则必然输。纳瓦罗说：“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必须捍卫我们自己！”
7月24日，川普在推文中称，“欧盟明天将前往华盛顿商讨贸易协议。我有个主张，美国和欧盟同时取消所有关税、壁垒以及补贴。那样最终会被视为自由市场和公平贸易！希望他们能做到，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他们不会。”如果欧盟也做好了准备呢？WTO组织是否面临解体？
尽管媒体一再宣称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以及手段应对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尽管中国经济依然还在保持着高增长，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GDP并不代表一国的实力，正如空头大师查诺斯所言：“GDP不等于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82万亿人民币，当时折合美元13万亿左右，2017年美国GDP总量是19万亿美元，乐观的学者预测，再过几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最新的分析数据显示：中国真实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4，而货币发行却是美国的三倍！以2016年为例，中国公布当年GDP增长是6.7%，但是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显示当年中国GDP增长仅为1.1%。
中美贸易争端背后隐含着诸多复杂的其他因素，中美贸易争端如同自然世界的一场大风暴，或迟或早终究要来，躲是躲不过去的，越是迟来的大风暴，其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就越大！这场大风暴实际上差不多孕育了快二十年，大风暴的主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去年以来大风暴警讯就频频传来，经过数月的迂回曲折，这场贸易战依然不可逆转，大风暴依然呼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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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战，我曾经打了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如果一个有钱人每年买你5000多亿美元的东西，你一天天过上了好日子，本该感恩才好，也要珍惜这份情谊，和这样的有钱人好好交朋友。不可思议的是，你却养了一帮人天天骂他，还养了一帮人天天喊着要超越他取代他，你说人家心里怎么想，会不会把你看成神经病？
正当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非盟首脑们在非盟组织大厦（中国援建）里听到了中国有关6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50亿美元是无偿赠送；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白宫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了120亿美元的豆农补贴计划。许多人从这两条信息中得出不同的解读，甚至由衷地感到了中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担当，相形之下美国则显露出了其狭隘性和封闭性。
川普的推文火药味也似乎愈来愈浓，川普的推文说，他们把贸易制裁的目标对准我们的农民，他们知道美国农民是我最热爱和尊重的，他们想用这种方式逼迫我继续让他们占美国的便宜。他们的手段一定会失败。过去我们对他们一直很友好—直到今天结束了！中国去年对我们有$5170亿的贸易顺差。
早在今年1月份，川普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说时即再次强调，美国对不公平贸易的行径不再“视若无睹”。川普对外发出警告说，“我们将会执行我们的贸易法令，致力恢复贸易体制的健全性。唯有坚持公平互惠贸易，我们才能打造出不仅对美国，也是对所有国家都行得通的贸易体制。”
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之后，中国高层声音很小，除了外交部商务部喊喊口号，声称要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就是媒体不断放狠话，抨击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向世界开火，中国对美国要以牙还牙。央海外新闻网还制作卡通片，将美国大豆当做有力回击川普的武器，向支持川普的农民票喊话，说一旦美国农民因为大豆而荷包受损，谁还会支持川普及共和党呢？
中国原打算通过给美国出口大豆和猪肉加税的方式，打击川普在中西部农业州的票仓，从而影响美国即将到来的中期议会选举，并以此逼迫川普在贸易问题上谨慎或者退缩。川普自已恐怕也没有料想到贸易战打响后，川普的民望会大涨，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甚至达到创纪录的88%。这次共和国和民主党抛弃成见，一致支持向可能受损的美国豆农提供120亿补贴，势必进一步加固支持川普的基本盘。要知道，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价值也只有140多亿美元。
半年很快就过去了，中国所期望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抵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并未出现，反而是WTO组织批评中国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欧盟与日本迅速达成了近乎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议。反观美国，在贸易问题上调门最高的都是主要政客，美国许多媒体的立场几乎与中国官方媒体一致，这样的奇葩现象在世界贸易争端中极为罕见。
7月16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外发出警告，倘若中国继续报复，美国不会退缩，将会采取强硬措施。彭斯表示，中方正努力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除非中方转变政策，否则美国不会让步。美国中情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甚至公开说，中国对美国发动的是一种冷战，这种冷战和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不同，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多方面的破坏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也表示，从反间谍的角度看，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广泛最重大的威胁。
7月18日，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接受采访时说，中美贸易战打到目前这个状况，是因为中国不想“解决美中贸易争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知道谁对谁错，他们盗窃知识产权、强迫转移技术、设置贸易壁垒等。库德罗认为，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关税最低的，平均大约是2.5%，而中国的关税平均大约是14%，这还不包括对进口商品加征的其他税。库德罗说，中方可以在一个下午就解决的问题：“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停止窃取知识产权、允许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拥有全部所有权”，但遗憾的是他们拒绝做出改变。
7月19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美财经电视台CNBC采访时表示，美国需要保护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在贸易问题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正处于“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就是只能一方赢，而另一方则必然输。纳瓦罗说：“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必须捍卫我们自己！”
7月24日，川普在推文中称，“欧盟明天将前往华盛顿商讨贸易协议。我有个主张，美国和欧盟同时取消所有关税、壁垒以及补贴。那样最终会被视为自由市场和公平贸易！希望他们能做到，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他们不会。”如果欧盟也做好了准备呢？WTO组织是否面临解体？
尽管媒体一再宣称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以及手段应对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尽管中国经济依然还在保持着高增长，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GDP并不代表一国的实力，正如空头大师查诺斯所言：“GDP不等于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82万亿人民币，当时折合美元13万亿左右，2017年美国GDP总量是19万亿美元，乐观的学者预测，再过几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最新的分析数据显示：中国真实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4，而货币发行却是美国的三倍！以2016年为例，中国公布当年GDP增长是6.7%，但是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显示当年中国GDP增长仅为1.1%。
中美贸易争端背后隐含着诸多复杂的其他因素，中美贸易争端如同自然世界的一场大风暴，或迟或早终究要来，躲是躲不过去的，越是迟来的大风暴，其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就越大！这场大风暴实际上差不多孕育了快二十年，大风暴的主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去年以来大风暴警讯就频频传来，经过数月的迂回曲折，这场贸易战依然不可逆转，大风暴依然呼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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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美、欧、日创建新的共同市场之际
作者：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华民
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始创建新的共同市场，这个新的共同市场能否最终建成当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演变趋势，很可能重新成为局外人。正如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还在继续，世界只是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全球化，而不是失控的全球化，以便走出全球化发展的悖论。
面对美欧日的联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至少有以下几种看法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欧、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市场。这种期待别人失败来让自己走向胜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维逻辑上仍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之术；
第二，不管美欧日如何作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消费市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离不开我们，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可以说是严重的误判。
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如果我们还要推出更为严厉的制裁西方在华企业的政策，那么恰好满足了美国等国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损人利己。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确实举足轻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即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具有很高的替代弹性，从而很容易通过两个渠道被替代：一是伴随着国内成本上升加工制造业会逐渐向境外转移；二是因为有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而被替代。
当然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加入竞争，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相继加入，这就不能小觑了，因为他们的经济体量加总在一起足以构成对中国的替代，这也是决策层急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原因所在。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
最近刚刚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参观了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涵馆港，初步了解了日本的对外开放史。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与先进的西方接轨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国，粗暴地采取了拒外的做法。
1854年美国海军到达涵馆港，日本废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锁国"政策，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是在美国的军舰上签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各自代表本国的政府签署了被称之为"门户开放"的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开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维新的道路，于是便有了明治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残兵攻占涵馆（旧称箱馆），试图阻止日本的对外开放，结果酿成了明治维新后的一次内战。这场内战最后以明治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于是，日本在通向对外开放的道路再也没有遇到阻力。
反观清代中国，拒绝英国再三要求的自由贸易之请求，最后竟然采取了极度冒险的"以战拒外"之策，虽然成就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是却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会。
我们今天试图用"以打促和"之策来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与当时的选择非常相似。
日本的涵馆（内战）之战打出了一条通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鸦片战争却强化了我们民族的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由战败所带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就这样，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主战的中国与主和的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继续开展没有胜算的贸易战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其实，发生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两次贸易冲击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一旦遭遇贸易冲击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速，由此造成的增长缺口靠什么来弥补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产这只"老虎"来刺激竞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储蓄、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演变为房地产与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投资房地产不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负债行为，因为购房需要动用杠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再次面临贸易冲击，无奈之下，我们又放出基建这只"老虎"来刺激经济增长、填补由贸易冲击带来的增长缺口，其后果是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脱实向虚，普惠大众的经济结构演变成为对少数人有利的经济结构），而且还导致经济体制向着前改革时代回归。
今天假如我们仍然坚持贸易战的立场，由此造成的贸易冲击之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方法与力量来弥补贸易冲击留下的巨大规模的增长缺口？所以，结论是明确的，只有按照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才是正道。
我们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贡体系。自1648年10月24日签定的西荷和约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由联合国、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组成的世界架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级秩序上的朝贡体系已经不合时宜。
朝贡体系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朝贡体系的主导国家需要具有全面领先的优势；第二，这个体系的主导国家不仅要有钱、有市场，而且其价值观还须被成员国所接受。
这些条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贡体系也仅仅只涵盖了四个国家，即：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明朝，以及作为成员国的朝鲜、越南和日本。
朝贡体系为何在地理空间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明朝时期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东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国的西北方向则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中国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南亚的印度则是一个以信奉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对儒家文化都没有敬意，中国与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远西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所以，明朝中国虽有强大国力和文明的领先优势，但是所创建的朝贡体系之范围实为有限。
今天中国国力确实在增强，但说不上领先，再加上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的现代化，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复制。
我们经常说地球是个村庄，大家都是这个村庄里的居民。问题在于我们为何老是想着要去领导这个世界，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中国传统体制的遗产在起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财富是与权力正相关的，而不是与勤劳正相关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中国吃够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决意通过复兴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对权力和世界领导权的期望，使得我们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和担当，从而忘记了毛泽东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正确思想。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呼吁中国还需"韬光养晦"，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还是想要在实力具备后便要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
当没有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忙着去拉队伍，结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机。即，在全世界的的无产者还未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却在开始走向联合。如此格局，将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瓶颈。
—— 经济观察研究院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273.html
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始创建新的共同市场，这个新的共同市场能否最终建成当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演变趋势，很可能重新成为局外人。正如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还在继续，世界只是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全球化，而不是失控的全球化，以便走出全球化发展的悖论。
面对美欧日的联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至少有以下几种看法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欧、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市场。这种期待别人失败来让自己走向胜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维逻辑上仍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之术；
第二，不管美欧日如何作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消费市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离不开我们，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可以说是严重的误判。
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如果我们还要推出更为严厉的制裁西方在华企业的政策，那么恰好满足了美国等国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损人利己。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确实举足轻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即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具有很高的替代弹性，从而很容易通过两个渠道被替代：一是伴随着国内成本上升加工制造业会逐渐向境外转移；二是因为有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而被替代。
当然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加入竞争，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相继加入，这就不能小觑了，因为他们的经济体量加总在一起足以构成对中国的替代，这也是决策层急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原因所在。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
最近刚刚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参观了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涵馆港，初步了解了日本的对外开放史。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与先进的西方接轨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国，粗暴地采取了拒外的做法。
1854年美国海军到达涵馆港，日本废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锁国"政策，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是在美国的军舰上签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各自代表本国的政府签署了被称之为"门户开放"的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开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维新的道路，于是便有了明治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残兵攻占涵馆（旧称箱馆），试图阻止日本的对外开放，结果酿成了明治维新后的一次内战。这场内战最后以明治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于是，日本在通向对外开放的道路再也没有遇到阻力。
反观清代中国，拒绝英国再三要求的自由贸易之请求，最后竟然采取了极度冒险的"以战拒外"之策，虽然成就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是却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会。
我们今天试图用"以打促和"之策来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与当时的选择非常相似。
日本的涵馆（内战）之战打出了一条通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鸦片战争却强化了我们民族的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由战败所带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就这样，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主战的中国与主和的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继续开展没有胜算的贸易战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其实，发生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两次贸易冲击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一旦遭遇贸易冲击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速，由此造成的增长缺口靠什么来弥补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产这只"老虎"来刺激竞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储蓄、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演变为房地产与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投资房地产不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负债行为，因为购房需要动用杠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再次面临贸易冲击，无奈之下，我们又放出基建这只"老虎"来刺激经济增长、填补由贸易冲击带来的增长缺口，其后果是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脱实向虚，普惠大众的经济结构演变成为对少数人有利的经济结构），而且还导致经济体制向着前改革时代回归。
今天假如我们仍然坚持贸易战的立场，由此造成的贸易冲击之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方法与力量来弥补贸易冲击留下的巨大规模的增长缺口？所以，结论是明确的，只有按照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才是正道。
我们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贡体系。自1648年10月24日签定的西荷和约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由联合国、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组成的世界架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级秩序上的朝贡体系已经不合时宜。
朝贡体系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朝贡体系的主导国家需要具有全面领先的优势；第二，这个体系的主导国家不仅要有钱、有市场，而且其价值观还须被成员国所接受。
这些条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贡体系也仅仅只涵盖了四个国家，即：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明朝，以及作为成员国的朝鲜、越南和日本。
朝贡体系为何在地理空间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明朝时期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东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国的西北方向则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中国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南亚的印度则是一个以信奉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对儒家文化都没有敬意，中国与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远西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所以，明朝中国虽有强大国力和文明的领先优势，但是所创建的朝贡体系之范围实为有限。
今天中国国力确实在增强，但说不上领先，再加上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的现代化，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复制。
我们经常说地球是个村庄，大家都是这个村庄里的居民。问题在于我们为何老是想着要去领导这个世界，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中国传统体制的遗产在起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财富是与权力正相关的，而不是与勤劳正相关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中国吃够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决意通过复兴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对权力和世界领导权的期望，使得我们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和担当，从而忘记了毛泽东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正确思想。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呼吁中国还需"韬光养晦"，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还是想要在实力具备后便要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
当没有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忙着去拉队伍，结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机。即，在全世界的的无产者还未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却在开始走向联合。如此格局，将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瓶颈。
—— 经济观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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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五张牌"，方能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作者：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华民
本轮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债务，我们要消化这些债务，八到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也是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
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导产业没有出现。发达工业化国家只是在做再工业化，中国人在讲互联网，这些都不是推动经济强劲复苏的新主导产业。
经济史学上有一个长周期理论，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产生一个新主导产业，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主导产业的周期波动会不会引起经济危机，就要看政府的应对政策。如果政府出台好政策，就会把产业的周期波动变小，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危机。反之，放大的周期波动会加剧经济危机、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未来的主导产业是生命科学
未来的主导产业肯定不是互联网，应该是生命科学产业。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主导产业必须是最终品。互联网不是最终品，只是工具体系。工具体系无法成为主导产业，就如工业化时代，作为工具体系的流水线无法成为主导产业一样。
今天的中国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联网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为了依靠互联网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发生资金错配的问题，即有限的金融资源都涌入到不产生真实产品、带来利润的互联网领域，然后借助互联网把实体经济都干掉了。互联网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互联网领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这里所说的羊毛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利润，由于他们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所以利润就只能来自于被鄙视为"猪"的实体经济，结果，互联网行业的羊毛剪得越多，作为实体经济的"猪"就死的越多。
互联网产业越繁荣，实体经济越凋零。这种现象不仅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有关，也与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有关。在实行第三方支付的体系下，社会闲散资金会流向银行，银行因此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从而可以较低的贷款利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在一起时，社会闲散资金就会流向电商的支付系统，银行在丧失传统廉价资金的来源之后，便不得不通过向电商高成本拆借资金来增加其流动性，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上升。这样做，对于实体经济显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过电商来提高其闲散资金的收益，但是这会被企业利润下降引起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少所抵消，两者对冲后的净收益很有可能是负的。
此外，电商用这种方法来迫使银行业改革也并非是正确的做法，电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垄断行为，用一种垄断去反对另外一种垄断(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未必就会诞生一个有效率的银行或者金融体系。以"恶"治"恶"结果可能会更坏。
中国出不了天使投资人，因为我们不理解做事的意义。天使投资是美国的特产，因为美国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伟大的企业，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恶魔。恶魔是什么?别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资然后并表，中国大部分做投资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区别，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养老必须走向产业链。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国人的养老模式，比如说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去乡下种花卖花。这样他两边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产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产鲜花的收入。反观今天中国人的养老就有问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产性的和不可持续。从早上到公园体锻再到晚上在广场跳舞，既没有存量收入，也没有流量的财富创造和收入来源，这会导致代际贫困，等我们下一代人要养四个老人的时候，所有年轻人都将因贫困对未来失去信心。只有转向再就业养老，社会才会进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们是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从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化有两次飞跃，都和中国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九亿左右的中国人加入世界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发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镕基力促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化贡献巨大，也是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三大关键要素商品、资本、人口的流动均下降，经济全球化就此受阻。
经济全球化之初，每个国家都有完整的产品包，包括研发、生产等，由此也吸收了研发、管理、技工等各类人群就业。全球化之后，随着贸易做到了工序分工，产品包依据模块进行了区域分拆，美国处于负责研发的端点分工，中国处在负责加工制造的端点分工。这造成了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譬如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攀升。同时也导致了顶部增长，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长快速，90%没有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贸易会产生"冰川成本"，那就是运费。运费不会带来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贸易通常就会集中在世界各国的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由于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才有发展的空间，这就导致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人口流动，通过人口流动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目前做的远远还不够。部分政策还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转，不仅对加工贸易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商品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在今天这种货币纸币化与金融市场"脱体"(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和交易)的环境下，谁会越来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运用金融资本，可以动用杠杆的人会越来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穷人就是因为不能动用金融杠杆而变得相对或者绝对贫困。
我们急需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
美国有企业家的文化。美国文化对失败者没有从头再来的惩罚。美国的破产保护能确保企业家在无力继续企业经营时，能止损退出。中国没有破产保护，企业家经营企业失败，就只能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们叫淘汰，不叫破产保护。
法律的背后是文化和体制。如果文化和体制均有缺陷，过度或者过早立法，这样的法律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障碍。
美国有企业家，也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很快被企业家们进行产业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的科研实力也不俗，但缺乏企业家，两者无法更好的结合，结果专利数虽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张废纸"。中国的问题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大量科研实验室还在做毫无意义的研究。企业家更是稀缺。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急需科学家和企业家，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工科"的投入，而且还必须建立一个确保人力资本可以得到确定的技能与知识溢价的薪酬体系。资本家的富有可能仅对少数人有利，但是企业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幸运的事情。
美国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学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经济学帮助国家正确决策，优良的商科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这两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五张好牌"，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造成目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体制问题，第二是发展战略问题，第三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不做外贸，转而对外投资，这是不明智的。做外贸，我们只需要有优势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世界。而做对外投资，企业只有强势到打败天下无敌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国没有这种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不适合对外投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两类，收购(财务投资)和资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钱)。中国还很少具有真正意义的对外投资。
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只单纯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等不产生实际价值的产业的经济增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是在赌经济，而非发展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必须要有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首先我们必须回归邓小平路线，坚持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变。另外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给出了五张好牌：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第二，政府要转变职能，而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第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第四，取消户籍管理，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交易和流转，形成大农业。我们如能打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这五张好牌，中国又会产生一次伟大的经济奇迹。
—— 经济观察研究院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273.html
本轮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债务，我们要消化这些债务，八到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也是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
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导产业没有出现。发达工业化国家只是在做再工业化，中国人在讲互联网，这些都不是推动经济强劲复苏的新主导产业。
经济史学上有一个长周期理论，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产生一个新主导产业，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主导产业的周期波动会不会引起经济危机，就要看政府的应对政策。如果政府出台好政策，就会把产业的周期波动变小，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危机。反之，放大的周期波动会加剧经济危机、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未来的主导产业是生命科学
未来的主导产业肯定不是互联网，应该是生命科学产业。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主导产业必须是最终品。互联网不是最终品，只是工具体系。工具体系无法成为主导产业，就如工业化时代，作为工具体系的流水线无法成为主导产业一样。
今天的中国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联网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为了依靠互联网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发生资金错配的问题，即有限的金融资源都涌入到不产生真实产品、带来利润的互联网领域，然后借助互联网把实体经济都干掉了。互联网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互联网领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这里所说的羊毛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利润，由于他们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所以利润就只能来自于被鄙视为"猪"的实体经济，结果，互联网行业的羊毛剪得越多，作为实体经济的"猪"就死的越多。
互联网产业越繁荣，实体经济越凋零。这种现象不仅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有关，也与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有关。在实行第三方支付的体系下，社会闲散资金会流向银行，银行因此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从而可以较低的贷款利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在一起时，社会闲散资金就会流向电商的支付系统，银行在丧失传统廉价资金的来源之后，便不得不通过向电商高成本拆借资金来增加其流动性，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上升。这样做，对于实体经济显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过电商来提高其闲散资金的收益，但是这会被企业利润下降引起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少所抵消，两者对冲后的净收益很有可能是负的。
此外，电商用这种方法来迫使银行业改革也并非是正确的做法，电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垄断行为，用一种垄断去反对另外一种垄断(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未必就会诞生一个有效率的银行或者金融体系。以"恶"治"恶"结果可能会更坏。
中国出不了天使投资人，因为我们不理解做事的意义。天使投资是美国的特产，因为美国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伟大的企业，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恶魔。恶魔是什么?别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资然后并表，中国大部分做投资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区别，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养老必须走向产业链。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国人的养老模式，比如说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去乡下种花卖花。这样他两边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产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产鲜花的收入。反观今天中国人的养老就有问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产性的和不可持续。从早上到公园体锻再到晚上在广场跳舞，既没有存量收入，也没有流量的财富创造和收入来源，这会导致代际贫困，等我们下一代人要养四个老人的时候，所有年轻人都将因贫困对未来失去信心。只有转向再就业养老，社会才会进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们是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从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化有两次飞跃，都和中国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九亿左右的中国人加入世界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发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镕基力促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化贡献巨大，也是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三大关键要素商品、资本、人口的流动均下降，经济全球化就此受阻。
经济全球化之初，每个国家都有完整的产品包，包括研发、生产等，由此也吸收了研发、管理、技工等各类人群就业。全球化之后，随着贸易做到了工序分工，产品包依据模块进行了区域分拆，美国处于负责研发的端点分工，中国处在负责加工制造的端点分工。这造成了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譬如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攀升。同时也导致了顶部增长，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长快速，90%没有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贸易会产生"冰川成本"，那就是运费。运费不会带来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贸易通常就会集中在世界各国的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由于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才有发展的空间，这就导致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人口流动，通过人口流动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目前做的远远还不够。部分政策还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转，不仅对加工贸易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商品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在今天这种货币纸币化与金融市场"脱体"(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和交易)的环境下，谁会越来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运用金融资本，可以动用杠杆的人会越来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穷人就是因为不能动用金融杠杆而变得相对或者绝对贫困。
我们急需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
美国有企业家的文化。美国文化对失败者没有从头再来的惩罚。美国的破产保护能确保企业家在无力继续企业经营时，能止损退出。中国没有破产保护，企业家经营企业失败，就只能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们叫淘汰，不叫破产保护。
法律的背后是文化和体制。如果文化和体制均有缺陷，过度或者过早立法，这样的法律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障碍。
美国有企业家，也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很快被企业家们进行产业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的科研实力也不俗，但缺乏企业家，两者无法更好的结合，结果专利数虽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张废纸"。中国的问题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大量科研实验室还在做毫无意义的研究。企业家更是稀缺。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急需科学家和企业家，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工科"的投入，而且还必须建立一个确保人力资本可以得到确定的技能与知识溢价的薪酬体系。资本家的富有可能仅对少数人有利，但是企业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幸运的事情。
美国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学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经济学帮助国家正确决策，优良的商科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这两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五张好牌"，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造成目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体制问题，第二是发展战略问题，第三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不做外贸，转而对外投资，这是不明智的。做外贸，我们只需要有优势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世界。而做对外投资，企业只有强势到打败天下无敌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国没有这种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不适合对外投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两类，收购(财务投资)和资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钱)。中国还很少具有真正意义的对外投资。
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只单纯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等不产生实际价值的产业的经济增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是在赌经济，而非发展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必须要有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首先我们必须回归邓小平路线，坚持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变。另外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给出了五张好牌：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第二，政府要转变职能，而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第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第四，取消户籍管理，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交易和流转，形成大农业。我们如能打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这五张好牌，中国又会产生一次伟大的经济奇迹。
—— 经济观察研究院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273.html
Monday, 30 July 2018
人权观察报告：中国当局打压西藏社会团体
来源:
美国之音
人权观察7月30日星期一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利用他们所说的“打击黑恶势力”行动，来打击西藏地区的政治异议人士，压制当地公民社会项目。当局现在甚至把传统的社会活动，包括由宗教人士或家族权威人士对社区或家庭纠纷做出调解都视为非法。
这份长达101页的报告的标题是“非法组织：中国打压西藏社会组织”。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努力消除宗教和家族势力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
2018年2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布通知，公布了新规定的“有组织犯罪”形式，即“关于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举报内容共22条，其中包括所谓“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与达赖集团相互勾联，接受遥控指挥，参与实施分裂破坏活动；以寺庙为靠山，利用宗教控制、蛊惑、煽动、挟持群众对抗党和政府；利用宗教、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利用宗教、家族势力非法插手干预地界、草场、虫草、债务等民间矛盾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插手干预基层行政、司法等黑恶势力。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警察和中共干部对藏人日常生活几乎有着无限的权力，但现在当局能够仅仅以当局没有直接规定或批准的任何目的的集会起诉藏人。“
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中国接受了倡导结社自由、和平集会、言论和参与社会文化生活自由的权利的《世界人权宣言》，但是这些新规定是中国在西藏地区系统地践踏这些权利的最新例证。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中共干部和国家安全力量立即停止非法干预藏人社区独立社团的创建和运作。
理查森说：”北京一再宣称，西藏人民有自治权，他们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到尊重，但事实上藏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7/%E4%BA%BA%E6%9D%83%E8%A7%82%E5%AF%9F%E6%8A%A5%E5%91%8A%EF%BC%9A%E4%B8%AD%E5%9B%BD%E5%BD%93%E5%B1%80%E6%89%93%E5%8E%8B%E8%A5%BF%E8%97%8F%E7%A4%BE%E4%BC%9A%E5%9B%A2%E4%BD%93.html
美国之音
人权观察7月30日星期一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利用他们所说的“打击黑恶势力”行动，来打击西藏地区的政治异议人士，压制当地公民社会项目。当局现在甚至把传统的社会活动，包括由宗教人士或家族权威人士对社区或家庭纠纷做出调解都视为非法。
这份长达101页的报告的标题是“非法组织：中国打压西藏社会组织”。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努力消除宗教和家族势力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
2018年2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布通知，公布了新规定的“有组织犯罪”形式，即“关于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举报内容共22条，其中包括所谓“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与达赖集团相互勾联，接受遥控指挥，参与实施分裂破坏活动；以寺庙为靠山，利用宗教控制、蛊惑、煽动、挟持群众对抗党和政府；利用宗教、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利用宗教、家族势力非法插手干预地界、草场、虫草、债务等民间矛盾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插手干预基层行政、司法等黑恶势力。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警察和中共干部对藏人日常生活几乎有着无限的权力，但现在当局能够仅仅以当局没有直接规定或批准的任何目的的集会起诉藏人。“
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中国接受了倡导结社自由、和平集会、言论和参与社会文化生活自由的权利的《世界人权宣言》，但是这些新规定是中国在西藏地区系统地践踏这些权利的最新例证。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中共干部和国家安全力量立即停止非法干预藏人社区独立社团的创建和运作。
理查森说：”北京一再宣称，西藏人民有自治权，他们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到尊重，但事实上藏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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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的数字出来了 一带一路降温
来源:
法广
在外界质疑“一带一路”是否遭遇了困境的关头，中国商务部刚刚公布的一则数字似乎从侧面证实了一点，一带一路在降温。根据官方数字，中国今年上半年对“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降至76.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十五。
越来越多的中外专家开始怀疑，这个被形容为中国的新世纪丝路计划是否正成为北京的沉重负担？中国内部七月初传出的消息说，中国媒体已接获中央指示，降低“一带一路”的宣传力度。
根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只占到中国同期对外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十二点三。同一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主要投向了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印尼、泰国、柬埔寨等八个国家。
承包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至六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署的承包工程项目合约1922份，新签合同总金额降至47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减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但是仍然占到了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
由于先前投资的工程项目陆续完工，前半年在前述61个国家的合约完成金额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占同期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
据报道北京对“一带一路”要开始刹车，为什么？是为了应对让中国最初以为比较容易过关的中美商贸大战，还是终于体会到这是一项徒劳无功的工程？
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肆意发放的贷款，反而导致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恶化或者变卦，比如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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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在外界质疑“一带一路”是否遭遇了困境的关头，中国商务部刚刚公布的一则数字似乎从侧面证实了一点，一带一路在降温。根据官方数字，中国今年上半年对“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降至76.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十五。
越来越多的中外专家开始怀疑，这个被形容为中国的新世纪丝路计划是否正成为北京的沉重负担？中国内部七月初传出的消息说，中国媒体已接获中央指示，降低“一带一路”的宣传力度。
根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只占到中国同期对外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十二点三。同一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主要投向了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印尼、泰国、柬埔寨等八个国家。
承包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至六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署的承包工程项目合约1922份，新签合同总金额降至47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减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但是仍然占到了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
由于先前投资的工程项目陆续完工，前半年在前述61个国家的合约完成金额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占同期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
据报道北京对“一带一路”要开始刹车，为什么？是为了应对让中国最初以为比较容易过关的中美商贸大战，还是终于体会到这是一项徒劳无功的工程？
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肆意发放的贷款，反而导致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恶化或者变卦，比如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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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马来西亚变天大戏杂感
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在5月9日投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24小时，终于在隔天晚间马哈迪宣誓就任首相后，实现了政权轮替的历史壮举。
这是一出不亚于任何好莱坞大制作的人间大戏，耄耋之年的前首相东山再起，与当年的副手兼世仇安华一泯恩仇，共同推翻丑闻缠身的现任首相纳吉，也推倒了自己有份滋养壮大、垄断马国政治权力超过半个世纪的体制。三人的种种心理状态和相互间的关系张力，恐怕超越了任何编剧的想象力。
马哈迪、安华和纳吉三人的背后，也各有一个故事同样精彩的女人配合演出，偶尔甚至喧宾夺主，被形势推到台前唱说几段台词。安华5月16日出狱后的记者会上，被周边人怂恿亲吻妻子旺阿兹莎额头的新闻镜头，是两人因安华20年政治沉浮所导致的悲欢离合的甜蜜一幕。
安华在获释后所接受的一系列专访当中透露，纳吉在开票当晚得知大势已去时，曾经主动两次电话联络他，问安华他该怎么办。安华说自己“以朋友的身份”劝纳吉接受选民要他下台的现实，可是纳吉并不认输。安华说，纳吉在第二通电话时“就彻底崩溃了”。安华第二度被同样侮辱人格的“鸡奸罪”投入狱中，是在纳吉掌权时。“以朋友的身份”这一形容词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莎士比亚悲剧
纳吉和妻子罗斯玛的遭遇，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故事讲的是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在战胜归来的路上遇到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会当上国王，但他没有孩子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夫人怂恿他谋杀邓肯，做了国王。为了巩固权位，他又害死了邓肯的侍卫、班柯、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小孩。残酷的行为让麦克白越发冷血，在妻子因愧疚而发疯死去时毫不难过。邓肯的儿子最终联合英格兰军队，打败众叛亲离的麦克白并将之斩首。
马国舆论盛传纳吉惧内；热爱珠宝、名牌包的罗斯玛的政治影响力，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2000年访问马国，特地要求与她见面可见一斑。罗斯玛后来坦言，李光耀是要亲自评估她，以查实坊间关于她垂帘听政的传闻。闹出挪用一马公司巨款丑闻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罗斯玛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子里扎阿兹，他被指动用一马公司巨款，投资2014年获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华尔街之狼》。
从纳吉在败选后的表现看，他似乎表现出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态度，非但没有激烈地反抗，反而有点坐以待毙的认命样子。这一方面或许是自知对手马哈迪的能耐，另一方面恐怕也在通过这种消极态度，间接表达对大他两岁的罗斯玛贪得无厌的不满。罗斯玛个人欲壑难填（单是从纳吉的柏威年公寓就搜出的284个名牌手提袋，其中单价可高达数十万元），以及对仅是纳吉继子里扎阿兹挥霍无度的纵容，所闹出来的种种丑闻，是导致纳吉成为过街老鼠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也必须对个人晚节不保负起全部责任。但对照马哈迪夫人西蒂哈斯玛始终保持低调，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对夫君20年困难的不弃不离，甚至抛头露面代夫出征，成为新政府的副首相，纳吉夫妇的形象真的很难得人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
93岁的马哈迪东山再起，写下了近代政治史上罕见的一章。他不但掀起马来人海啸，冲垮自己一手所建立的权钱体制，更与被自己打入政治地狱的宿敌安华联手，这其中的恩怨情仇，恐怕也一言难尽。
1987年，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巫统B队挑战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巫统内的领导权，马哈迪的党内领导人选举险胜后清党，开除东姑拉沙里的所有党羽。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组织四六精神马来人党，强调要回归巫统在1946年建党时的初心。1988年，因为巫统B队挑战党内选举结果，提起公诉，法院基于技术理由宣布巫统为非法政党。 马哈迪立即重新组成只有A队成员的巫统。
因此，在技术上，今天的巫统其实是由马哈迪所创立的。为了防止再度面对权力挑战，马哈迪开始了权钱政治的游戏，用各种好处收买党内派系，逐渐形成了党主席利用政治献金巩固支持的政治文化。这一套游戏规则，被纳吉玩得虎虎生风，不但巫统最高领导人职务在党的常年大会上都不允许挑战，为了摆平越来越复杂的党内人事斗争，所需要的“弹药”自然也会越来越庞大。一马公司高达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纳吉私人银行户头，纳吉辩称是沙特王子的捐赠，哪怕有那么微小的可能性，果真是捐赠，或许也能部分反映纳吉为了稳固党内权力所需要的开销。
马哈迪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启用安华为副首相后，为了应对伊斯兰党的外部挑战，开始玩宗教政治化的游戏，放纵安华开始推动伊斯兰化，从公务员体系（设立宗教官僚机关）、推动伊斯兰高等教育、成立伊斯兰银行等等，在政治上架空了伊斯兰党的宗教威望之余，却导致了马国社会逐渐失去世俗化传统的空间，让马来人越来越容易接受中东的极端宗教思想，为伊斯兰党日后的壮大埋下祸根。当马哈迪于1998年因为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同安华意见相左而决裂后，安华的支持者在他入狱后纷纷转投伊党怀抱，最终让其伊党盘踞半岛东北角至今，并且也让主流政治因为宗教因素而易于变得紧张。
再来当然是作为种族主义者的马哈迪专门用来照顾马来人权利的土著政策了。这个政策，用安华出狱后对媒体的话说，是“在这个政策下，政府合约、生意、就业、教育及房屋优先考虑马来人……这项政策被指责为分化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国内少数民族不满遭政府种族歧视。”这个政策也导致大量非马来族人才外流，严重削弱了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更导致国内官商勾结，政治腐败，并且让种族关系因为经济不公平而紧张。
希盟执政靠的固然是马来人海啸，其他族群的支持也很关键。相信包括不少开明的马来人在内，马国民众对新政府的期望是改革不公平的制度，但是马哈迪所面对的问题，自己正是始作俑者。历史的反讽很直接，他如何拨乱反正，将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这当中可能必须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用一种洗心革面的姿态，告诉人民自己将痛改前非。这可能会是向来自负的马哈迪的表现吗？
就算马哈迪决心拨乱反正，几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以及马国马来人作为最大族群对于特别是华人社群的猜疑，和担心自身利益受损的政治现实，也意味着任何的改革都将是艰难和需要时间的工程。选举结果所营造的理想氛围，可能会让一些求好心切者对改革的缓慢或反复失望，新政府的蜜月期也因而提前结束。这些都是新政府甚至是支持改革的马国民众所必须意识到的挑战。
最关键的变数
马国政治变天是否代表否极泰来的最大变数，恐怕还在于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就如前面所言，安华个人也必须对马国政治的种族主义，以及其所导致的腐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与马哈迪一样，这也是历史赋予他自我救赎的难得机会。
但是安华已经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20年，而且是在接近权力巅峰的那一刻，并且是在风华正茂、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刻，从天堂一下摔倒地狱。逆转自己命运的黑手，正是马哈迪。这个深仇大恨如何化解，需要极大的人生智慧。马哈迪在2016年开始批评一马公司丑闻和纳吉后，出席了安华的法庭听证会并同安华握手寒暄，震惊了马国社会。这一预示两人即将政治携手，共同对付纳吉的一幕，开启了今年的变天大海啸。这也印证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的谚语。如今马哈迪和安华的共同敌人被打倒了，目的完成了，未来会将如何，还费一番思量。
至今，马哈迪和安华的政治合作还维系如常。尽管主要目标已经达到，然而政治上百废待兴，民众求变的殷切期盼，都不允许他们开始谋求自身的利益。从政者为国为民的意图不应该轻易质疑，可是他们行动的深层动机也不能忽视。或许以他们各自的历练以及当下不再年轻的现实，都意味着青史留名才是最正确的抉择。为了国家做正确的事，将是马国人民和他们彼此的大幸。
《联合早报》5月22日的社论说，安华自从被马国元首特赦出狱后，其一言一行均展现了高度的政治克制与智慧。他不但对将其二度入狱的纳吉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怨恨，更在公正党内部对马哈迪内阁任命出现鼓噪时，及时公开力挺马哈迪，并表明自己不急着任相或入阁，以确保新政府的稳定过渡。社论评价说：“这些让人乐观的迹象表明，遭遇政治磨难近20年的安华，仍然胸怀大志却更为沉稳内敛。”
或许，这样的乐观是有理由的。但是政治毕竟充满变数。安华形容马哈迪“变得愿意倾听和懂得商量”，显示两人经历这些年的起伏，都已经有所改变。但这也可能只是表明，眼前的局势迫使两人必须合作，一旦形势改变，彼此的主观意志难保不会出现冲突，届时两人是否仍然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冷静处理矛盾，彼此所代表的两股不同势力，会否对他们施加压力，都可能逆转目前积极的走势。
务实的期待
很多评论把马国变天归功于民心思变，认为人民摆脱心中的恐惧，用手中的一票，表达集体的意志。这个判断基本没有错，可是缺乏精英领导人的作用，光靠人民恐怕还是无法成事。马哈迪的出现是变天的关键因素，几乎已经是定论了。因为他，马来人才放心投给希盟的华人候选人；也因为他，政府体制内不满纳吉腐败的成员才会暗中呼应。
除了领导人，体制的韧性也是关键。在选举成绩迟迟不公布的5月9日那惊心动魄的24小时，负责国家安全的三名高级公务员公开表态，效忠国家宪法和人民意志，并一起觐见国家元首，杜绝了纳吉团队可能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念头，保障了政权最终的和平转移。
马国人民用和平的方式，坚定地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举措，至今已经成功了一半。被他们视为贪污腐败而人心尽失的政府是换掉了，可是新政府到底能够改革多少，改革多快，挑战的艰巨性不容低估。
不少清醒的马国友人私下表示，不只是内阁成员贪得无厌，底层小公务员的小要小拿，已经蔚为风气甚至成为一种老百姓本能接受了的生活习惯。所以新政府要改革的不只是台面上看得到的贪污腐败，还要解决深层的体制潜规则乃至人民和大小官员的心理。这种惯性才是最不容易改革的东西。
另外，因为长期不平等而紧张的种族关系，仍然是最大的挑战。马来海啸的出现之所以让专家跌破眼镜，是因为马来人对华人的猜忌和敌视，让巫统和伊斯兰党得以持续坐大。马哈迪和安华要如何顺应民意（非马来人和开明的马来人都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还是必须重视大部分马来人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担心；而既得利益正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几乎要自我否定的改革，其难度恐怕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所以虽然是变天了，可是能否迎来黎明的曙光，如今下判断可能还言之过早。
现在看来，变天好像理所当然，人民用选票踢走了纳吉政府，可是整个政权轮替的过程，仍然有可能会发生动乱危机甚至大规模暴力。马国民主体制的成熟，加上一点点的运气，避免了这种不幸的结局。希望马国朝野能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新出发，为后代奠定幸福的基石。
原载2018年7月第36期《怡和世纪》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8/07/29/%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f%98%e5%a4%a9%e5%a4%a7%e6%88%8f%e6%9d%82%e6%84%9f/
这是一出不亚于任何好莱坞大制作的人间大戏，耄耋之年的前首相东山再起，与当年的副手兼世仇安华一泯恩仇，共同推翻丑闻缠身的现任首相纳吉，也推倒了自己有份滋养壮大、垄断马国政治权力超过半个世纪的体制。三人的种种心理状态和相互间的关系张力，恐怕超越了任何编剧的想象力。
马哈迪、安华和纳吉三人的背后，也各有一个故事同样精彩的女人配合演出，偶尔甚至喧宾夺主，被形势推到台前唱说几段台词。安华5月16日出狱后的记者会上，被周边人怂恿亲吻妻子旺阿兹莎额头的新闻镜头，是两人因安华20年政治沉浮所导致的悲欢离合的甜蜜一幕。
安华在获释后所接受的一系列专访当中透露，纳吉在开票当晚得知大势已去时，曾经主动两次电话联络他，问安华他该怎么办。安华说自己“以朋友的身份”劝纳吉接受选民要他下台的现实，可是纳吉并不认输。安华说，纳吉在第二通电话时“就彻底崩溃了”。安华第二度被同样侮辱人格的“鸡奸罪”投入狱中，是在纳吉掌权时。“以朋友的身份”这一形容词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莎士比亚悲剧
纳吉和妻子罗斯玛的遭遇，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故事讲的是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在战胜归来的路上遇到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会当上国王，但他没有孩子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夫人怂恿他谋杀邓肯，做了国王。为了巩固权位，他又害死了邓肯的侍卫、班柯、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小孩。残酷的行为让麦克白越发冷血，在妻子因愧疚而发疯死去时毫不难过。邓肯的儿子最终联合英格兰军队，打败众叛亲离的麦克白并将之斩首。
马国舆论盛传纳吉惧内；热爱珠宝、名牌包的罗斯玛的政治影响力，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2000年访问马国，特地要求与她见面可见一斑。罗斯玛后来坦言，李光耀是要亲自评估她，以查实坊间关于她垂帘听政的传闻。闹出挪用一马公司巨款丑闻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罗斯玛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子里扎阿兹，他被指动用一马公司巨款，投资2014年获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华尔街之狼》。
从纳吉在败选后的表现看，他似乎表现出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态度，非但没有激烈地反抗，反而有点坐以待毙的认命样子。这一方面或许是自知对手马哈迪的能耐，另一方面恐怕也在通过这种消极态度，间接表达对大他两岁的罗斯玛贪得无厌的不满。罗斯玛个人欲壑难填（单是从纳吉的柏威年公寓就搜出的284个名牌手提袋，其中单价可高达数十万元），以及对仅是纳吉继子里扎阿兹挥霍无度的纵容，所闹出来的种种丑闻，是导致纳吉成为过街老鼠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也必须对个人晚节不保负起全部责任。但对照马哈迪夫人西蒂哈斯玛始终保持低调，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对夫君20年困难的不弃不离，甚至抛头露面代夫出征，成为新政府的副首相，纳吉夫妇的形象真的很难得人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
93岁的马哈迪东山再起，写下了近代政治史上罕见的一章。他不但掀起马来人海啸，冲垮自己一手所建立的权钱体制，更与被自己打入政治地狱的宿敌安华联手，这其中的恩怨情仇，恐怕也一言难尽。
1987年，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巫统B队挑战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巫统内的领导权，马哈迪的党内领导人选举险胜后清党，开除东姑拉沙里的所有党羽。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组织四六精神马来人党，强调要回归巫统在1946年建党时的初心。1988年，因为巫统B队挑战党内选举结果，提起公诉，法院基于技术理由宣布巫统为非法政党。 马哈迪立即重新组成只有A队成员的巫统。
因此，在技术上，今天的巫统其实是由马哈迪所创立的。为了防止再度面对权力挑战，马哈迪开始了权钱政治的游戏，用各种好处收买党内派系，逐渐形成了党主席利用政治献金巩固支持的政治文化。这一套游戏规则，被纳吉玩得虎虎生风，不但巫统最高领导人职务在党的常年大会上都不允许挑战，为了摆平越来越复杂的党内人事斗争，所需要的“弹药”自然也会越来越庞大。一马公司高达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纳吉私人银行户头，纳吉辩称是沙特王子的捐赠，哪怕有那么微小的可能性，果真是捐赠，或许也能部分反映纳吉为了稳固党内权力所需要的开销。
马哈迪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启用安华为副首相后，为了应对伊斯兰党的外部挑战，开始玩宗教政治化的游戏，放纵安华开始推动伊斯兰化，从公务员体系（设立宗教官僚机关）、推动伊斯兰高等教育、成立伊斯兰银行等等，在政治上架空了伊斯兰党的宗教威望之余，却导致了马国社会逐渐失去世俗化传统的空间，让马来人越来越容易接受中东的极端宗教思想，为伊斯兰党日后的壮大埋下祸根。当马哈迪于1998年因为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同安华意见相左而决裂后，安华的支持者在他入狱后纷纷转投伊党怀抱，最终让其伊党盘踞半岛东北角至今，并且也让主流政治因为宗教因素而易于变得紧张。
再来当然是作为种族主义者的马哈迪专门用来照顾马来人权利的土著政策了。这个政策，用安华出狱后对媒体的话说，是“在这个政策下，政府合约、生意、就业、教育及房屋优先考虑马来人……这项政策被指责为分化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国内少数民族不满遭政府种族歧视。”这个政策也导致大量非马来族人才外流，严重削弱了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更导致国内官商勾结，政治腐败，并且让种族关系因为经济不公平而紧张。
希盟执政靠的固然是马来人海啸，其他族群的支持也很关键。相信包括不少开明的马来人在内，马国民众对新政府的期望是改革不公平的制度，但是马哈迪所面对的问题，自己正是始作俑者。历史的反讽很直接，他如何拨乱反正，将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这当中可能必须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用一种洗心革面的姿态，告诉人民自己将痛改前非。这可能会是向来自负的马哈迪的表现吗？
就算马哈迪决心拨乱反正，几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以及马国马来人作为最大族群对于特别是华人社群的猜疑，和担心自身利益受损的政治现实，也意味着任何的改革都将是艰难和需要时间的工程。选举结果所营造的理想氛围，可能会让一些求好心切者对改革的缓慢或反复失望，新政府的蜜月期也因而提前结束。这些都是新政府甚至是支持改革的马国民众所必须意识到的挑战。
最关键的变数
马国政治变天是否代表否极泰来的最大变数，恐怕还在于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就如前面所言，安华个人也必须对马国政治的种族主义，以及其所导致的腐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与马哈迪一样，这也是历史赋予他自我救赎的难得机会。
但是安华已经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20年，而且是在接近权力巅峰的那一刻，并且是在风华正茂、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刻，从天堂一下摔倒地狱。逆转自己命运的黑手，正是马哈迪。这个深仇大恨如何化解，需要极大的人生智慧。马哈迪在2016年开始批评一马公司丑闻和纳吉后，出席了安华的法庭听证会并同安华握手寒暄，震惊了马国社会。这一预示两人即将政治携手，共同对付纳吉的一幕，开启了今年的变天大海啸。这也印证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的谚语。如今马哈迪和安华的共同敌人被打倒了，目的完成了，未来会将如何，还费一番思量。
至今，马哈迪和安华的政治合作还维系如常。尽管主要目标已经达到，然而政治上百废待兴，民众求变的殷切期盼，都不允许他们开始谋求自身的利益。从政者为国为民的意图不应该轻易质疑，可是他们行动的深层动机也不能忽视。或许以他们各自的历练以及当下不再年轻的现实，都意味着青史留名才是最正确的抉择。为了国家做正确的事，将是马国人民和他们彼此的大幸。
《联合早报》5月22日的社论说，安华自从被马国元首特赦出狱后，其一言一行均展现了高度的政治克制与智慧。他不但对将其二度入狱的纳吉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怨恨，更在公正党内部对马哈迪内阁任命出现鼓噪时，及时公开力挺马哈迪，并表明自己不急着任相或入阁，以确保新政府的稳定过渡。社论评价说：“这些让人乐观的迹象表明，遭遇政治磨难近20年的安华，仍然胸怀大志却更为沉稳内敛。”
或许，这样的乐观是有理由的。但是政治毕竟充满变数。安华形容马哈迪“变得愿意倾听和懂得商量”，显示两人经历这些年的起伏，都已经有所改变。但这也可能只是表明，眼前的局势迫使两人必须合作，一旦形势改变，彼此的主观意志难保不会出现冲突，届时两人是否仍然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冷静处理矛盾，彼此所代表的两股不同势力，会否对他们施加压力，都可能逆转目前积极的走势。
务实的期待
很多评论把马国变天归功于民心思变，认为人民摆脱心中的恐惧，用手中的一票，表达集体的意志。这个判断基本没有错，可是缺乏精英领导人的作用，光靠人民恐怕还是无法成事。马哈迪的出现是变天的关键因素，几乎已经是定论了。因为他，马来人才放心投给希盟的华人候选人；也因为他，政府体制内不满纳吉腐败的成员才会暗中呼应。
除了领导人，体制的韧性也是关键。在选举成绩迟迟不公布的5月9日那惊心动魄的24小时，负责国家安全的三名高级公务员公开表态，效忠国家宪法和人民意志，并一起觐见国家元首，杜绝了纳吉团队可能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念头，保障了政权最终的和平转移。
马国人民用和平的方式，坚定地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举措，至今已经成功了一半。被他们视为贪污腐败而人心尽失的政府是换掉了，可是新政府到底能够改革多少，改革多快，挑战的艰巨性不容低估。
不少清醒的马国友人私下表示，不只是内阁成员贪得无厌，底层小公务员的小要小拿，已经蔚为风气甚至成为一种老百姓本能接受了的生活习惯。所以新政府要改革的不只是台面上看得到的贪污腐败，还要解决深层的体制潜规则乃至人民和大小官员的心理。这种惯性才是最不容易改革的东西。
另外，因为长期不平等而紧张的种族关系，仍然是最大的挑战。马来海啸的出现之所以让专家跌破眼镜，是因为马来人对华人的猜忌和敌视，让巫统和伊斯兰党得以持续坐大。马哈迪和安华要如何顺应民意（非马来人和开明的马来人都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还是必须重视大部分马来人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担心；而既得利益正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几乎要自我否定的改革，其难度恐怕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所以虽然是变天了，可是能否迎来黎明的曙光，如今下判断可能还言之过早。
现在看来，变天好像理所当然，人民用选票踢走了纳吉政府，可是整个政权轮替的过程，仍然有可能会发生动乱危机甚至大规模暴力。马国民主体制的成熟，加上一点点的运气，避免了这种不幸的结局。希望马国朝野能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新出发，为后代奠定幸福的基石。
原载2018年7月第36期《怡和世纪》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8/07/29/%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f%98%e5%a4%a9%e5%a4%a7%e6%88%8f%e6%9d%82%e6%84%9f/
西藏問題：新「籌藏策」——一份旁觀者手記
唐丹鴻
由於中國宣稱擁有西藏主權，依據是「中國」皇帝的「冊封」，即達賴喇嘛的權力來源於「中國」皇權。而西藏人民贈給尊者的印璽，卻宣示達賴喇嘛的權力來自佛陀。出於對「被治者同意」、「主權在民」和「人民主權」的認同。
心理學研究證明，政治體制環境影響和塑造因應的社會人格。社會人格反過來又延續相應的政治體制。
一.為了版圖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問題給鄧小平的信》中，民運先驅魏京生先生明確認為西藏「主權歸屬不明確」，他也明確表示：諸種要點來看，西藏無疑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十七條協議》是城下之盟，按國際法是無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這封信，並不是譴責中共侵略吞併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決權。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鄧小平和毛澤東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擇非常正確，雖然和平解放辦法頗有城下之盟和緩兵之計之嫌」。他指責鄧小平的是，中共沒有遵守這城下之盟，沒能成功地「弄假成真變為既成事實」。他擔心西藏問題導致分裂，「引起多米諾反應還將波及遠不止12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沉浸在「振興中華」愛國情懷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飾中共吞併西藏「非常正確」，而且為了「使西藏能夠保留在中國版圖之中」，這位當時陷身監獄的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先驅，向剝奪他自由的專制統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繼續將西藏人關在中國大監獄的統戰計策。
2008年3.14從拉薩蔓延全藏大規模抗暴事件後，在流亡西藏，批評政府中間道路，主張恢復西藏獨立的聲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問題」
2009年自由亞洲電臺對民運圈西藏問題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個專訪，題目就叫《西藏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專訪中記者北明這樣問：「國際輿論一般認為，西藏的厄運是從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兵西藏、藏人被迫簽署《十七條協定》開始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遲至1959年之後，藏人才開始逃離他們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問中也設問：「為什麼達賴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當然，重點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薩事件，必須從1956年的四川藏區開始……」在隨後出版的書中，李女士也致力於引導讀者關注她所闡釋的「藏人為何暴動」、「達賴喇嘛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試圖構建的邏輯是：如果西藏問題是1951年（即《十七條協定》簽署）產生的，那為什麼1951年藏人沒有暴動，達賴喇嘛沒有出走？而由於中共1956年開始在康區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導致了藏人暴動，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因此西藏問題產生的時間點是1956年，由於「民主改革」嚴酷政策。
以「沒有暴動、沒有出走」，暗示「沒有問題」；以「暴動出走」推導出西藏問題是「官逼民反」——那麼此前西藏政府向聯合國提起申訴、昌都戰役和《十七條》等是什麼呢？李江琳女士分別於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薩》和《當鐵鳥飛過天空》兩本書，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國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條》，而明確代之以「歷史上邊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實的政治框架，將西藏人的國家認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對「中央政府」（中國）認同。
李江琳強調她的書是「學術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麼至少應以藏中雙邊的歷史敘述作為背景，才談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確引用藏方資料，比如從《血祭雪域》、《我故鄉的悲慘史》等書中，摘取各種暴動和屠殺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樣是這些藏人當代史書，其中藏人的歷史觀、主權觀、國家認同以及相應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沒能在李的書中成為參照——在領土、主權、國家認同等這些西藏問題的核心問題上，《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國西南西北四省藏區」（僅幾十年歷史），替換藏人政治地理敘事的康和安多（千年歷史）；以「四省藏區不屬西藏政府管轄」，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轄下的高度自治；以趙爾豐「改土歸流」、「設置州縣」、「民國建西康省」這類單邊的中式政治權力宣示，消隱了藏東康區被晚清政權血腥侵略、以及民國為霸佔藏東邊疆進行數次戰爭才得以「西康建省」等背景。
從清末「籌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條》，百年來血腥的吞併史，百年來藏人抵抗異邦擴張、抗拒異族統治的歷史，最至關重要的歷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將圖伯特淪亡前最後的抵抗，寫成了：「歷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動、出走，產生了西藏問題。『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起始點和本質，西藏問題其實是『共藏問題』」。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過專門史學研究訓練。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書還多處用細節性扭曲，微妙傳達「自古以來」，篩選性個案以示藏人有「中國認同」，以及過濾背景從而改變事件性質的寫法。《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從藏方史料摘取屠殺案例，用中共資料印證屠殺的真實不虛，加上對藏人苦難充滿同情的筆調，彰顯著作者的道德信譽。遺憾的是，過濾部分真相來寫歷史，以得出預先設定的政治化結論，卻喪失了對史實的尊重——這兩本以中共「政策問題」取代主權問題的書，在中國境內外民運、泛民運和自由派人士中贏得了廣泛讀者，民運理論家胡平老師撰寫了書評鄭重推薦。
通過繼後的觀察，恕我難忍不做這樣的批評：中共用「農奴」的假血塗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轉型知識份子們則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問題的起點與本質。這是二十一世紀版的「籌藏策」——將西藏問題「民主轉型」到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策略。
三.「友誼之橋」
2010年3月，在「中國青年基金會」主席、留學生孔靈犀的組織下，50多名漢人學生和40多名藏人學生，在紐約召開第一屆「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據組織者稱，「會議得到中國及漢藏兩族各界支持。受邀並確認出席的專家有若干位在美國各大學的學者，數位來自中國的著名學者和官員」。《北京之春》的報導說：「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的數位領事以及西藏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對本次交流活動給予了鼓勵、建議和幫助。」
李江琳女士的發言大意：「1956年以來『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對藏民族造成了極大痛苦，『治癒國家的創傷』首先需要漢人瞭解歷史，她認為藏民族會接受漢人的道歉，並在我國憲法所賦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團結中來」。
民主憲政學者王天成，向藏漢青年學生作了題為《以民主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演講。在報導的語境中，這一「民主方式」是未來的聯邦制的中國。王天成先生「讚賞達賴喇嘛尋求自治而絕不謀求獨立的中間道路」，他認為「漢人必須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願望」，同時指出，「藏人也應該理解漢人必須保持國家統一幅員遼闊的大國情感……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西藏獨立」。這位憲政學者也稱，西藏流亡政府中間道路政策提出的「將西藏三區的所有藏族都置於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中……由一個自治機構管理藏區，即所謂『大藏區』是行不通的」，「會使民主轉型複雜化」，「增加漢人對西藏獨立的擔憂」。
由此看來，「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西藏獨立」、「大藏區行不通」，這兩點不但是中共立場，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國統一」的漢人的立場。相容「民主」和「大一統」的漢人，是民主轉型精英們的最大支持者，同時也是「中間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支持「不謀求獨立」，反對「西藏三區統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願望，又不惜一切代價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著獨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國統一」的漢人，似乎也該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個變法的時代：設計滿清帝國轉型的知識菁英們，在為「十八省中國」與「多民族中國」爭論不休，梁啟超在抱怨支那人不愛國、「瓜分危言」在炮製、主權與疆域在想像、「中華民族」在發明、「籌藏策」在紛紜、利益集團在入侵開發康區和同化「藏蠻」、「衣帶詔」（體制內健康力量？）在集資、話語權在集結、軍閥們在成長、民族主義在養成、奴役之路在鋪展……
兩個月後，「中國青年基金會」在紐約舉行了第二屆「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達賴喇嘛應邀出席與中國學生與學者就西藏問題展開對話。據博訊的報導，「與會發言的專家包括國內高校的著名藏學專家，體制內官員……在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發展、建設和未來發表演講」。另據會議組織者孔靈犀介紹，「在這次會議的準備過程中，我們與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的幾位領事有過若干次建設性對話」。
「中國改革雜誌社」前社長、當時的「天下公言文化傳媒」研究員李偉東發言說，「若達賴喇嘛去世﹐其轉世的問題將會為藏漢的關係『帶來很大的隱患』」——不，實際上，絕大多數漢人，對達賴喇嘛轉世問題根本不懂、也不在意。達賴喇嘛轉世第14世了，從來不是「藏漢關係」的隱患，而是中共以及將來中國人統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憂患。因為，對西藏人民來說，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無上的，人民認受，這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權力合法性的真正來源，已經三百多年了。換言之，這也是中國統治圖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證。
會上以「民族問題評論家」身份發言的李偉東先生既是學者、也有「體制內官員」身份。李偉東建議達賴喇嘛「去政治化」﹐「回歸純粹宗教領袖的角色，來與中共妥協並重新開展談判……宣佈完全與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務切斷關係﹐然後尋求恢復自己在藏區的宗教領袖的地位﹐然後一心一意的重新專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務﹐可能對解開這個死結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宗教領袖對藏人社會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特點，從佔領圖伯特開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對中共而言，達賴喇嘛如果放棄政治權力，藏人認受的最高統治者就虛空了，而作為最高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又能穩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統戰部《關於爭取達賴集團和外逃藏人回歸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報告意見是：「……根據目前國內外的情況和鬥爭的需要，爭取達賴集團返回祖國，對我們是有利的……對達賴的工作，我們要特別重視。只要他願意返回祖國，我們可以作為宗教領袖對待……這對於穩定西藏，鞏固西南邊防，鞏固祖國統一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在這次「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上，達賴喇嘛說：只有在中國政府真誠的、實際的落實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會考慮返回西藏。
讓我們回顧一下，兩次「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海外民運學者們耐人尋味的措辭：「在我國憲法所賦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團結中來」，「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西藏獨立」、「『大藏區』行不通」、「宣佈完全與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務切斷關係」、「尋求恢復自己在藏區的宗教領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運圈的西藏問題專家。憲政學者王天成，目前是海外「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的所長。「中國改革雜誌社」前社長李偉東，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國民主轉型」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長。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傳《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寫到：「我明白，中國人在想辦法削弱我的政治責任，而我反對暴力的態度，正幫了中國人來摧毀人民對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對我作為政治領袖的信仰，但作為一個精神領袖，人民對我的信心是不會消失的，這是最主要的。世俗權力可以放下，或者說政治領袖可以讓別人擔任，但是作為宗教領袖無法卸責，這是我個人無法考慮的。因此，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許我可以從世俗的權力中引退……」
達賴喇嘛相信，政教應該分開，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們自己負責，選擇自己的領導人。達蘭薩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紀念集會上，達賴喇嘛正式宣佈，將以達賴喇嘛名號所承擔的所有政治權責交予民眾直選產生的領導人。達賴喇嘛簽署的最後一項政治法案，是憲法修訂案，正式放棄他的政治職位，為了加強西藏運動的民主結構，如此，即使在他身後，該運動仍能繼續向前。
四.「民主轉型」
2014年，原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憲政學者張博樹先生，由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出版了《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主要內容也在民主基金會資助的網刊《民主中國》連載。該書的主要框架是，歷史上「西藏臣屬中國」，因此以分裂固有領土完整為目的的民族自決，中國不承認。在未來「民主轉型」後的新中國，專制已終結，民族自決不必要。中國民主轉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礎上。
作者開篇設定了西藏問題的框架：一，西藏問題是人權問題，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對宗教自由的壓制；二，是制度問題；三，是漢藏對「過去數百年北京-拉薩關係的不同理解」；四，西藏問題的解決，有助於「未來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民族關係的整合和國家結構的重構。」
一、二基於「人權」和「制度」問題，把「共藏問題」學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作為權威依據，強調「1959年藏人『叛亂』的真實原因」在於中共的意識形態、政策和黨國制度。導向的「結論」是：「中國的民主轉型在體制內外溫和力量的主導下成功……民族自決將不再必要，因為專制已經被終結，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包括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開始獲得新的憲政體制的制度性保障」【《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十二.關於民族自決/民族自決與中國轉型】。
關於第三，張博樹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國西藏地方史》宣傳材料，「論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屬」於中國（中土政權），辛亥後西藏宣佈獨立沒有得到中華民國承認，1949年中共建政後佔領圖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權」——未來中國民主轉型後，根據聯大1514決議中有一條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壞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為目的之企圖，均與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不相容」，因此藏人沒有民族自決權。
張博樹先生認為西藏問題的這一層面，是漢藏對北京-拉薩關係的「不同理解」——但是，張先生不該以「理解」代替事實。「理解」是可以改變的，而中國在1949年以前從未統治過西藏、圖伯特人沒有中國認同這一事實無法改變。如果我們認同「理解」應基於事實，唯基於事實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質的話，那麼《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所闡釋的「西藏臣屬中國史」，就是一個在非事實基礎上「理解」的偽相，是對事實和本質的蔑視。
關於第四，《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表示，「中國民主轉型的戰略家」要「重構」的，是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新中國。依據是土地和「大一統」的漢人——張先生列舉了：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人口稀少，東部人口壓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資源；西部是戰略後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獨立不會是單獨事件，它會引發新疆獨立甚至內蒙獨立」，「任何正在臺上或準備上臺的人，無論他是自由民主派還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不管誰上臺，都擔當不起國土丟失一半的『罪名』，也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在未來民主體制中，轉型新政權必須考慮漢人，最大選民群體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轉型的合法性就喪失了大半」（詳見《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十二.關於民族自決）。
在此我想比較一下魏京生在監獄中就西藏問題給鄧小平的信。這封信對西藏歷史主權的敘述是誠實的，魏京生指責中共的治藏政策將導致版圖崩解，將被國人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權力的主體是中共，魏京生向權力者進言懷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為子孫後代」、「振興中華」的中華帝國意識形態局限。
在張博樹書中，歷史敘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對「獨立」的理由，是「民主轉型的戰略家」「必須考慮最大選民群體」漢人的支援，顯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權」對權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統」的漢人大眾，是「轉型新政權」權力的來源。正因如此，在充滿「民主轉型」的話語中，你看不到對「大一統」的反思，對「既民主又大一統」的懷疑。相反，用中共的歷史宣傳，論證「西藏臣屬中國」，「中共軍隊入藏是行使主權」，更像在為「轉型新政權」儲備權力資源——「既民主又大一統」的大眾民意。
張先生書中所說的「行動者」和「民主轉型戰略家」是誰或誰們？他們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論自由的平台，說著民主憲政的話語，帶一些學術、一些謀略、一些仁慈、一些頌聖……以及一點脅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國之內」為基礎的談判，才是「對中國民主轉型事業的最好支持」。與辛亥革命後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為未來民主新中國做著完美設計的戰略家們裡，他們排開了藏維蒙等其他民族的戰略家，假裝房間裡沒有大象。
五.「民主中國」
2016年8月，正在進行「中國民主轉型」專題研討的民運網刊《民主中國》，在我的文章《西藏問題：餓虎饑狼的獵物》中，刪去了關於達賴喇嘛權力來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時，西藏人民獻給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聖地佛陀敕言之統轄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觀世音金剛持達賴喇嘛如意佛王之印』。這方印璽是西藏人民拒絕滿洲或中國人干涉的標誌，是人民承認達賴喇嘛的明證，達賴喇嘛和甘丹頗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於此」——
不得不說，《民主中國》的這位編輯真專業：由於中國宣稱擁有西藏主權，依據是「中國」皇帝的「冊封」，即達賴喇嘛的權力來源於「中國」皇權。而西藏人民贈給尊者的這方印璽，卻宣示達賴喇嘛的權力來自佛陀。出於對「被治者同意」、「主權在民」和「人民主權」的認同和特別提醒，我文中例舉了這一證據，卻被《民主中國》精準地剔除了。顯然有人不想讓讀者知道這一證據，因為如果讓人知道了，就會讓他們設定的「西藏問題本質」顯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國》不但刪除了西藏人沒有「中國」認同的證據，還給文章加上偏離事實、也偏離作者原意的導讀，誘引讀者將主權問題理解為「統治者政策」問題。
《民主中國》拒絕恢復這段原文的理由是：「考慮在如此嚴酷時期，保留這塊探討中國民主轉型陣地，實屬不易。編輯為長遠計，有些對來文的修改刪節，應屬正常」——編輯甚至為此表達了個人苦衷，顯示「刪除」來自某種更大的壓力。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邏輯呢：正在進行「中國民主轉型」專題研討的「民主中國」，以「保留民主轉型陣地」之名，刪去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權力的合法性來源。
《民主中國》的刪改與中共的立場是異曲同工的。《朱維群：望達賴能轉變立場 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確選擇》中說：「達賴極力給自己的小集團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堅持稱『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達賴喇嘛作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對此我們嚴肅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國中央政府及其領導下的西藏自治區政府」。
在「刪除」的同期，《民主中國》刊發了幾篇涉及「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的文章，藉著宏大敘事的溢美辭令表達：西藏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分，達賴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遷徙」和「宗教與文化流亡」，是「中國內部」的「文明出軌」殃及了「藏族地區」；「藏區歸於民國……將來民主憲政後，『藏區』、『新疆區』都是『中華大家庭的一分子』」。
六.「戰略家們」
根據互聯網資訊：
「中國改革雜誌社」前社長李偉東、《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作者張博樹在美國成立了一個「中國戰略分析智庫」。李偉東是「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的社長，張博樹是執行主編。張博樹先生透露：「據我所知，像李偉東等一些體制內的學者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即北京把達賴喇嘛請回來主持藏區宗教事務，實行宗教自治，黨不再干預，但達賴喇嘛也不再過問西藏的政治……而如果習能打開和達賴喇嘛的重新對話之門，西藏問題有緩，對新疆乃至全國的『維穩』都會有説明……」。
顯然中國官方並沒有做出任何回答。張博樹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間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來談。比如，可以先爭取尊者回去，到五臺山朝聖亦可，舉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動亦可。這樣，對習中央而言，可表現党國的大度，符合變『壓』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對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爭取宗教環境方面的某種改善……尊者聽了這個建議後笑道：這是中間道路的中間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長，他在2010年「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上」，《以民主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為題演講。胡平是董事和名譽所長，李偉東、張博樹、陳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會議。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間道路的文章，多在陳奎德先生主編的《縱覽中國》發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專家們，在博文社視頻節目做《西藏問題與中國民主轉型》的系列專題討論。
2018年5月，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發起「華人聲援『中間道路』聲明」簽名活動。
2018年6月29日，張博樹、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專家權威身份在明鏡直播「中國研究院」做了《習近平與達賴喇嘛會相見？西藏問題的希望在哪裡》研討會。綜合這次研討會的印象：
專家們就「西藏是一個多大程度上的獨立國家」、「中國」、「中國人」等作了圓滑的調整。張博樹保留了他書中的觀點。丁一夫認同張博樹「從元代到滿清西藏臣屬中國」之說，丁先生似乎忘記了他在《達賴喇嘛不是您的敵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筆法，轉而「強調」不能淡化民國時西藏的事實獨立。紀碩鳴則提醒這事實獨立沒有國際承認。
李江琳強調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當代史，「否則漢人不能理解藏人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點和位置在哪裡」。但李女士心裡一定知道，如果她的書中不設定「歷史上邊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協議》的性質，那麼，「藏人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點」會不會與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須承認在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西藏新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56個民族在中國已經煮成了一鍋湯，蘿蔔、牛肉是不能分開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現種族屠殺」——看出來了嗎？觀點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終還是「統一」的。
專家們提出「淡化歷史問題，注重現實問題，淡化民族問題，注重制度問題」。專家們認為「中間道路」能帶動中國民主化，希望習近平與達賴喇嘛見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間道路仍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流亡政府闡釋中間道路的要點，除了眾所周知的不尋求獨立，要求三區統一實現中國憲法內名符其實的自治，還有尊重「三個堅持」，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挑戰社會主義制度。
中共堅稱：「所謂『中間道路』，實質上就是一個分裂主義的政治要求，中央過去沒有、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接受。」
民主轉型戰略家們，其實清楚知道中共絕不接受中間道路，正如胡平老師所說：「只因為中共已經在西藏建立起一黨專制，如果讓藏人自治，中共對西藏的一黨專制就保不住……」，但戰略家們仍然好像是中間道路最堅實的擁躉和最懇切的呼聲，因為中間道路承諾了「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民主轉型新政權預定的「合法性」。
政治體制環境會影響和塑造相應的社會人格。大一統專制國家製造了相應的教育體制和社會環境，生成了社會的專制人格，反過來又加固政治體制，成為「大一統」續命的力量。這類社會人格的個體或大眾，往往公開顯示他們反統治者的立場，抨擊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聲稱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們既嚮往民主人權，又為了大一統不惜借助極權者的相同手段：既寫歷史真相，又改編歷史真相；既言論自由，又言論審查；既探討民主轉型，又必須轉型為「多民族統一國家」。在民主大一統的新中國，「轉型新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是漢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實的自治」，又「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指令」；在這統一的美麗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權，但不包括民族自決權；分裂會導致種族屠殺，因為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反分裂」——「教育轉化中心」集中營已經關押了逾百萬人。
實際上，我們創造了並還在創造、經歷了並要繼續經歷極黑的時代。
達賴喇嘛簽署的最後一個政府法案，是修憲放棄他的政治權力。他在等待一位剛剛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權力者與他見面。
尊者也曾說過：西藏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最終的解決權在於全體西藏人民。
作者為作家，著有《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另有〈中國民主化與民族問題〉一文，收錄在《藏中港臺對話：2014-2016西藏研討會對話及論文》書中。
馬航MH370新報告出爐 最關鍵問題仍無答案
2018年 7月 30日
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航空MH370航班在從吉隆坡飛往北京途中突然從雷達中消失，留下眾多謎團。四年零四個月後，事故調查組發佈安全調查報告，但謎團仍未解開。
調查組周一（7月30日）發表的這份報告正文共有495頁。報告指出，事發航班可能被人故意操縱脫離航線，不過調查組無法確定具體對象。
而飛機失聯的真正原因仍沒有定論。MH370安全調查組負責人郭師傳（Kok Soo Chon）在發佈會上告訴記者，「我們不能排除其中有第三方的非法干預」，但沒有證據顯示有飛行員之外的人開過這架飛機。他同時表示，「只有找到殘骸才能有確定答案。」
報告中還指出飛機飛行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錯誤，包括空中交通管制方沒有啟動各種可用的緊急措施，造成搜救行動拖延。
今年5月30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表示，如果有新線索出現，MH370的搜索工作可能會重啟。
5月29日，在長達三個月的尋找沒有明顯成果後，馬來西亞當局叫停了美國深海勘探公司海洋無限（Ocean Infinity）對MH370的搜索工作。而在2017年1月，中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三國的聯合水下搜索也已中止。
此份報告最先向MH370乘客家屬公布，調查組還將於8月3日在北京舉行另一場情況說明會，向中國乘客家屬進行說明。郭師傳表示，這不是MH370的最終報告，而中國新華社報道稱，如果沒有新證據出現，調查組可能在不久後解散。
新報告：對飛行員背景及心理健康表示滿意
「晚安，馬航370」，這是這架波音777飛機發出的最後通信，來自機長扎哈里·艾哈邁德·沙阿（Zaharie Ahmad Shah）。當時飛機正離開馬來西亞領空，不久便偏離航線。
澳大利亞運輸安全局（ATSB）2017年發表的最終報告表示，失聯6周前，沙阿曾在家中用電腦軟件虛擬航班飛行，飛行航線與MH370後來的飛行路線「極為相似」。
馬來西亞警方此前得出結論表示，沙阿的飛行模擬器上沒有異常活動。
郭師傳表示，調查人員對飛行員及副駕駛的歷史進行調查後認為，調查組對他們的背景、訓練以及心理健康狀況表示滿意。
「我們不認為這起事件可能由飛行員們引起，」郭師傳稱，但同時強調，調查組沒有排除飛機在空中掉頭是人為操作的結果，也沒有排除飛機系統被手動關閉的可能性。
郭師傳還表示，機上乘客來自15個國家，這些乘客的身份背景都經過各自國家調查，沒有任何問題。
MH370機上共載有239名乘客及機組成員，其中有154名中國人。2015年1月29日，馬來西亞民航局宣佈，MH370航班失事，機上239人推測遇難。
過去四年中，圍繞MH370的猜測與傳言不曾間斷，使得這個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未解之謎之一不斷發酵。
郭師傳對此表示，調查組就社交媒體上傳播的每一種說法和謠言都進行了調查。報告指出，沒有發現飛機躲避雷達探測，沒有跡象顯示飛機被遙控接管，機上行李也沒有發現異常。
「沒有任何新的內容」
報告發佈後，機長沙阿的姐姐薩基娜（Sakinab Shah）對報告中關於沙阿的部分表示歡迎。薩基娜稱，報告對沙阿的性格、工作本質、工作經歷、家庭狀況沒有任何負面評價，對此她感到「非常釋懷，十分開心」，但也指出，「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我們希望找到飛機或殘骸」。
多數乘客家屬認為，這份報告沒有新發現。
「太讓人失望了，」空乘人員家屬奧斯曼（Intan Maizura Othman）說。「我很難過，這份報告裏沒有任何新的內容。」
北京市民姜輝的母親也是MH370乘客中的一員。姜輝對BBC中文表示，過去幾年，調查組每次發佈中期報告都是兩頁紙，而這次更像「是一個遲到了三年的中期聲明」，是對家屬「被剝奪的知情權的一種彌補」，沒有「突破性」內容。
姐姐在機上的宋先生也表示，對於這份報告「本身沒有期待」。「報告本身是在美國海洋無限沒有搜索結果的情況下發表的，所有家屬都沒有抱什麼期待，」宋先生說。他還表示，需要對同機型飛機是否存在缺陷進行調查，同時也需要更有能力的調查團隊。
疫苗事件七日后
来源:
凤凰WEEKL
当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遗忘。
当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遗忘。
2018年7月15日：长生生物被查：狂犬疫苗记录造假。
2018年7月19日：长生生物又曝出：因“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被罚款344万元。
2018年7月21日：自媒体文《疫苗之王》出世，引爆舆论场。
2018年7月22日：武汉生物40万只问题“百白破”疫苗被曝光。国家领导人对疫苗事件作重要批示。
2018年7月23日：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长生生物。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查明，28省份回应。
2018年7月24日：公告长生生物股票将被“ST”（警示投资风险）。
2018年7月25日：国家药监局：今起对全国45家疫苗企业全流程、全链条彻查。
2018年7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已展开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儿童补种。
2018年7月27日：国务院调查组：调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已基本查清长生公司违法生产狂犬病疫苗的事实。
从7月21日“疫苗事件”现象级刷屏开始，算到今天，时间已过去7日。
这7日中，又发生了“传媒圈性侵事件”，看客们乐此不疲，静候公知、大V、匿名者的连续爆料。还发生了郑爽胡彦斌的分合传言，掺杂着自媒体的飞速热点、cp粉丝的爱恨纠葛。
人们不断刷新手机屏幕，期待有更轰动的曝光，能填满茶余饭后，胃部消化的空虚。疫苗事件，被静静搁在了不远处的茶几上。
净利5亿，只罚300万。事关生命，怎能“罚酒三杯”了事？
小建的母亲，呆呆望着疫苗化验的回执单。单子上写着：送检疫苗经检验，为开水兑药，制成的假疫苗。4岁的小建被狗咬之后，疗程内的狂犬疫苗还未打完，就去世了。
不久前，这里还是热闹的一家4口。“你们俩谁吃完这碗饭，我就给他1元钱。”为鼓励俩儿子吃饭，小建的父亲搞了奖励游戏。但小建没吃完，蔫蔫地剩下了半碗多米。15天前，小建在果塘村里，被狗咬了。父亲立刻带他到卫生院，选了最好最贵的狂犬疫苗：700元打7针，包括两针加强针。可接下来的几天，小建的身体却越来越差：手肿、发烧，饭不吃、水不喝。第21天的凌晨，小建还是走了。为给儿子的死讨真相，夫妻俩送检了疫苗。化验报告出来，开水兑药的结果，让小建母亲当场情绪失控。
狂犬疫苗事关生命，可是出纰漏的事，却不仅仅发生在小建一家。
2009年，国家食药监局发现，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所产7个批次人用狂犬病疫苗，效价低于国家标准。而此时，涉事疫苗已被使用了21万人份。销售范围，已覆盖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90万剂疫苗紧急被叫停。
不久后，处罚结果被通报出来：延申公司：罚款2000余万，撤销公司狂犬疫苗产品批文；6名责任人，被处3年有期徒刑；7名制假者，10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相关行业；公司承担受害者狂犬病疫苗后续补种费。福尔公司：罚款500余万，收回公司狂犬疫苗药品GMP证书；2名责任人，10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相关行业。
公司承担受害者狂犬病疫苗后续补种费。几千万的罚款，几年的有期徒刑，这就是他们受到的全部处罚。后来，延申生物更名为“江苏全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申公司里面，别人被判了刑，董事长却依然“自由”，并悄然成为全益生物的董事之一。
而那些罚款，对比公司利润，更是九牛一毛。疫苗行业是暴利。据上市公司财报，今年一季度，整个疫苗行业，毛利率平均数高于50%，这一水平，完胜A股大部分行业。刚刚出事的长生生物公司，以91.59%的毛利率占据了行业首位。
这一次长生生物出事，涉及25万只问题疫苗，可想而知，其波及人群之广。但公司只不过收了344.29万元的罚单。
要知道，2017年长生生物营业收入15.53亿元，年度净利润为5.68亿元。区区几百万的罚款，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罚酒三杯，醉笑一场”，静候舆论翻篇了事。如果不是这次闹大，兴许它改头换面，养精蓄锐数年后，又变身另一家疫苗大厂。
时间过去了8年，小建的母亲，再没离开过家。小建当年被狗咬时，她正在外面打工。回来后，好端端的俩儿子，只剩下了一个。如今的她，寸步不离守着小儿子。因为果塘村里的狗很多，她害怕。
隐痛多年，疫苗乱象由来已久
2013年，王克勤“被离职”了。他是调查记者界的标杆，曾经是。“被离职”的原因，大约是几篇调查稿，做的火候不小。
王克勤，曾被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他说做疫苗这个选题的原因是：“孩子的生命最重要”。
2010年3月，王克勤历时半年，成稿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震惊海内外。稿子讲的不是新闻，而是掩埋2年的旧闻。2007和2008年，山西发生多起注射疫苗后，疑似不明原因的致死致残事件。
开篇的孩子叫王小儿。他是王明亮唯一的儿子，于2008年8月22日凌晨3时去世。王明亮说他儿子，是接种第二次乙肝疫苗后，出的事。医院最终的诊断，是病因不明。
与王小儿遭遇相似的，还有两个3岁半的孩子：阳泉平定的王仕超、阳泉市义井的刘一。他们都经历了：“接种疫苗——抽搐、发烧——诊断不明——死亡”。死前他们都曾被狗咬伤，均接种了狂犬疫苗。并且，都在第4针次后，出现发烧、抽搐、呕吐等症状。两个孩子，均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医院给出的诊断结论，均为“病毒性脑炎”。
而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8岁的强强、运城市垣曲县广场路8岁的豪豪、高平市三甲镇底池村17岁的靳中逸，都在接种乙脑疫苗后发病。他们的死因，都是被确诊的乙型脑炎。强强的父亲，曾激动地对记者吼：“我们给孩子接种乙脑疫苗，就是为了预防乙型脑炎，结果却患上了乙型脑炎。太荒唐了！”报道里，共出现了几十个孩子，他们有的已离世，有的落下终身伤残。
王克勤在报道中，深度质疑“问题疫苗”可能是导致孩子不明病因死亡、或伤残的缘由。文中提到，一些疫苗，因经销商违规操作贴标签，离开了冷链输送环境，故有变质成为“问题疫苗”的风险。官方的调查结果是：报道涉及的15名患儿均有疫苗接种史，但均未接种报道所说的“贴签疫苗”。其中，仅3例所患疾病与疫苗接种有关，且未发现山西省“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
山西疫苗事件唯一获得立案的，是尚彩玲家。尚彩玲的女儿韦彤，因注射麻风疫苗，诱发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她们打了3年官司，向违规操作的经销商索赔，法院并未支持。后来案件以和解告终，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案件以和解告终，10万元补偿，远不够给孩子看病。“熬不过他们了，只好先签了。给孩子看病时时刻刻需要钱。”涉事的疫苗经销商，后来继续经营，但是更换了公司名。王克勤所在的报社，更换了领导。
山西疫苗的舆论风波，就此打住。后来，王克勤在一次采访中说：山西疫苗案不了了之，山东及全国必出问题。8年后，让他一语成谶。
相隔10年悲剧重演，面对伤痛，何时能长记性？
付出过生命的代价，但悲剧再次重演的，不只是疫苗一件事。2015年衡阳某地，出现大规模儿童血铅超标。那是个人口仅4万的镇子。镇中血铅超标的孩子，竟超过了300人。铅是已知毒性最大、累积性极强的重金属之一。
后续调查显示，污染源是该地某化工厂。记者走访看到，厂区头顶烟尘弥漫，脚下污水管直通湘江。站在烟尘中，接受采访的地方负责人说：厂子排污是达标的。排污达标，超标的，只是孩子们身体里的血铅罢了。
2015年3月，衡东县人民法院立了案。共有53名原告上诉（51个血铅超标儿童，2个镉超标的成年人）。但法院立案不足1个月，却遭遇42人撤诉。原来，在立案之后，便有“工作人员”家访原告，从早晨坐到深夜，一家一家深谈。谈话后，不少人家选择了撤诉。最后开庭时，只剩13名原告。原本的索赔请求，由800万变更至206万。法院最终判决，总计赔偿2.6万元，只给两名铅中毒较深的患者。一场在全国舆论监督下的“大案”，就此了结。
官司打了，领导撤了，工厂关几天，还赔了钱。整套“正义流程”，走的一丝不苟。但通篇看完，却只读到了深深的无力。据悉，涉事化工厂，为当地骨干企业。不少铅中毒的孩子，都只拿到极低的赔偿。他们才是真切的受害者。但他们的正义在哪里？
整件事情，仿佛就是10年前，陕西凤翔血铅超标案重演。同样是化工厂，同样是骨干企业，同样声称排污合规，同样是大量孩子“被铅中毒”。那一次，凤翔总计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了32起群体性事件。当时，数百村民冲到东岭集团，推翻了厂外300米的围墙，砸烂了无数货车和工程车。谁曾想10年后，那一地狼藉还在。
官员出错了，可以免职；工厂停工了，过一段再开。可是铅中毒，将陪伴这些孩子几年、几十年，甚至整个人生方向，都会被扭转。受害人能得些金钱补偿。可他们的伤痛，又怎能用钱衡量？数千人的后半生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在10年之后，又能再次旧错重犯。在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上，我们此去路程尚远。群体记忆只有7天，但曾经的悲剧，绝不该遗忘
这些年，听多了医疗黑幕，人们心有余悸。关乎生命的药品，都能造假，行业缺乏底线，人们就会失去信任。不敢信报道，不敢信医院，不知该信谁，也不知能信谁。这次疫苗事件刷屏之后，许多人开始问：“疫苗能代购吗？”迷茫到无路可走，抱洋货做最后的稻草。这大概是时代浪潮下，人们最深切的无奈。
老百姓要求的，其实从来都不高。那些弄出人命的企业，是处罚了，它们被罚了点钱。而后，污染的，还在污染，产药的，接着产药。
报纸的头版打几天，就没有了。朋友圈刷屏刷几天，也结束了。看热闹的人群散了，事情就搁着，慢慢忘了。周围又塞满花花绿绿的消息，一片歌舞升平。可人们的心，不踏实了。教育、医疗、法律，是社会最后的底线，它们万不能洞穿。而医疗底线，关乎生命。恪守底线，要靠良心，也要靠铁腕与规范。
我们的疫苗问题，根上不是技术、研发、保存的问题。它是贪污的问题、是人性腐蚀的问题、也是制度待完善的问题。这腐蚀，不是第一次、不是第十次、也不是第一百次了。它只是随着疫苗事件的舆论引爆，又一次被拉出水面。有人说，群体记忆，只有七天。
人们看到世界晦暗的一面，而后为之悲哀、恐惧、震怒。但七日过后，又都遗忘殆尽。当我们的目光，飞速被新事件带走时，那些被消费完毕、又迅速遗忘的悲剧，会不会在七日过后，就此再无意义？
若真是这样，那这遗忘，本身就是悲剧。永远记得，在现状无力改变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行至文末，还余两句话：
1. 切勿恐慌疫苗，接种疫苗利远大于弊。
2. 局中人哀之而不鉴之，则后人永为局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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