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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1 July 2018

網絡民主的破滅:極端內容如何一步步操縱我們

戴維·羅布森
David Robson
2018年 7月 29日

21世紀初,當許多評論家還驚嘆於網絡的自由與民主前景時,美國法學專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已提出了嚴重警告。

桑斯坦認為,網絡這片虛擬的"美國舊西部"可能令我們打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及地緣障礙,對世界的看法更加公允,但也有可能建立新的壁壘,因為想法類似的人會聚集抱團,觀點一致,並只從相同渠道獲取信息。

桑斯坦寫到:「雖然有數以百萬的人在使用網絡擴展眼界,很多人卻恰恰相反,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偏見創建了一份《我的日報》(Daily Me)。」他們生活在「回聲室」裏(比喻在人際交流過程中,只承認或接受與自己觀點相近的回應),導致一國政治更加分化。

之後的評論家也同意這個觀點,同時指出科技平台本身也會加劇不同群體間的分歧。舉例而言,Facebook和Twitter可能發現你更容易點開《紐約時報》而非《每日郵報》的文章,那麼就會優先向你推送前者。

渥太華大學的杜波依斯(Elizabeth Dubois)說:「這樣做是因為信息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都瀏覽,這其實很有用,但你確實就待在一個泡泡裏,只收到這個平台或公司認為適合你、符合你需求的信息。」

如今,回聲室和「過濾泡」(比喻人為過濾信息)的危險已被視為老生常談,這解釋了民意為何分化嚴重,往往導致大家嚴格按照黨派站隊表態。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近78%的選民都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而特朗普(Trump)的選民中支持率僅31%。
但這是因為盲目的網上行為,還是有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

閲讀習慣毋庸置疑會塑造我們的政治觀點,現在還不能確定有的放矢的廣告對選民行為有多大影響,但最近一些研究認為回聲室和過濾泡的影響被誇大了,值得關注。

牛津大學的弗萊克斯曼(Seth Flaxman)與同事們發表的一篇文章研究了美國5萬用戶的瀏覽歷史。按照一般的看法,社交媒體及搜索引擎用戶傾向使用比較極端的新聞來源——譬如瀏覽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較極端)而非福克斯新聞(Fox News,較中立)——因此觀點也就更偏激。

但現實與上述有關網絡回聲室和過濾泡的一般看法相反,兩人調查的瀏覽資料發現,互聯網用戶瀏覽反對意見網站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媒體涉獵範圍總體更廣。弗萊克斯曼目前任職於帝國理工學院,他說:「出人意料的是,雖然你直接瀏覽的網站也就是平時會看的一兩個,例如BBC和CNN,但社交媒體因其特性能讓你接觸到許多其他信息源,增強你獲得的信息多樣性。」

弗萊克斯曼強調研究數據都是2013年的,現在情況可能會有不同,但皮尤研究中心(Pew)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調查也證實了他的看法,大部分人在社交媒體會收到各種觀點的推送。渥太華大學杜波依斯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

杜波依斯的研究以2000名英國成年人為樣本,發現大部分人已經突破了政治舒適區,主動尋找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新聞來源。按照杜波依斯的算法,只有8%的受訪者在媒體多元化方面得分過低,他們只瀏覽一兩個新聞媒體,缺少其他新聞視角,有活在回聲室的風險。

杜波依斯強調,即或8%也是個「令人擔憂」的數字,但已經比很多專家的預期低很多,現在大多數人都清楚反對一方對當前議題的想法。

當前也有證據表明,瀏覽更多元的新聞來打破回聲室和過濾泡出發點是好的,但也可能引起逆火效應(錯誤信息被更正後,更正的信息與人原本看法相悖,反而加深人們對原本錯誤信息的信任)——結果是加劇而非減少政治上的偏激。

按照這個思路,杜克大學的貝爾(Christopher Bail)領導團隊研究了1600多名Twitter用戶的政治觀點,之後花點錢請這些參試者關注一個「機器人」,這個機器人帳號會轉發不同政治黨派有影響力人物的推文。

超過半數的參試者關注了機器人,但在同性戀權利這類爭議上非但沒有變溫和,反而堅定了原有觀點。(對共和黨影響更大,他們變得更加保守,而民主黨的態度基本沒變。)

許多心理學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

其中一個是社會心理學的「動機性推理」,指在認知過程中主觀動機導致的認知失調。大量研究表明,人非常依賴自己的政治屬性,會投入大量認知資源來駁斥異己之見,從而更加堅定自己的想法。

同樣的,語言學研究也顯示,共和黨用戶越多接觸到較自由派的觀點時用詞會越情緒化。貝爾說:「我們發現他們對自由派意見領袖的負面情緒升高,尤其是應對過程中的消極感受增強,所以我們認為存在動機性推理。」

另一種解釋源自心理學的「自我縱容」現象——這是一種無意識行為,一旦我們在某種情況下表達過開放兼容的態度,自我道德信心增強,就無意識地以為今後自己有權發表偏見觀點。譬如200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奧巴馬的支持者後來表達出種族主義傾向觀點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因為在Facebook或Twitter上聽到過一些反對聲音,人們可能就覺得自己有權更加堅定已有觀點。至少,我認識的幾個關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的人就是這樣。

貝爾說要小心那些高調人士的轉發,這些人也許距離普通Twitter用戶很遠,大家並不怎麼喜歡「精英」,所以比較溫和的人髮信息是否同樣會有逆火效應,還有待證實。

這些都說明,不同於回聲室的觀點,網上政治言論問題跟我們聽取的言論範圍並無關係,而主要在於我們對言論不自覺的反應。正如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所言:「人們對反對方的態度,怎麼看都是更強的敵意。」

在網上的匿名交流方式似乎也令人更易動輒去駁斥他人,這讓討論氛圍變得更加劍拔弩張。

杜波依斯說:「社交媒體中回聲室(的影響)被嚴重誇大了,但並非沒有其他因素加劇政治分化。」

有關研究也不否認存在蓄意操縱用戶的社交媒體,及對之後政治事件會產生影響。譬如《科學》雜誌最近一項研究證實,虛假消息的傳播速度遠遠超過來自可靠信息源而且已被證實的消息。杜波依斯說:「可能大多數人不用擔心被困在回聲室裏,但他們還是會成為為特定廣告或錯誤信息的目標。」

消除網絡不和諧沒有捷徑,杜波依斯和其他專家希望在學校及大學開展媒體素養教育能有所幫助,向學生教授基本的批判思維和爭論中辨別偏見的方法,以及如何更聰明地評估新聞來源。

互聯網即將迎來30歲生日,但要找到暢遊網絡的最佳方法,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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