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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1 July 2017

九十年来干些啥?

来源:
德国之声



今年8月1日是中共建军90周年纪念日。90年来,这支军队都干了些啥:打赢内战,镇压学生,中美撞机,高层腐败,南海争端……

延安八路

中共军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经历了30年代的红军时期、长征,随后在1937年~1945年的国共合作中改编为八路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谈判也宣告破裂。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共军队最终获得了胜利。本图摄于1946年3月的延安。

1989年,北京

在1949年之后,中国军队经历了朝鲜战争、文革、中越边境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但本图也许是西方流传最为广泛的一张解放军照片,摄于1989年6月5日的北京长安街。时值“六四”戒严期间,一队坦克被一名北京市民拦下。这名“螳臂当车”的勇者,至今身份不明。

中美撞机事件

而在过去20年中,虽然没有参加重要战役,中国军队也发生了不少大事。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中国领空之外飞行,中国海军航空兵则派出两架战斗机进行监视。过程中,两国军机发生碰撞,中国飞行员被迫跳伞后不幸失踪,而美国侦察机也因负伤紧急迫降海南岛。这场事件曾一度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图为在海南岛拆卸并运送回美的受损美机。

海军361潜艇海难

2003年4月,中国海军361号柴电潜艇在领海内进行水下训练时,因操纵不当,造成充电用的柴油机迅速消耗完了舱内氧气而且,由于当时该潜艇正在进行无线电静默训练,因此艇外人员没能及时发现出了意外,使得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潜艇事后被拖回港口。这起事故也令多名海军高官遭到了处分。图为事故前的361号潜艇。

军队反腐

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腐败则是近年来所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反腐运动也同样波及到军内。2014、2015年,两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分别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图为2007年郭伯雄资料图。

军队禁止经商

中国军队腐败最严重的或属90年代。1985年,为节省军费开支,中央军委决定允许部队经商。但是几年后发现,经商导致部队不务正业、战斗力削弱,还滋生了腐败。1998年,中国彻底禁止军队、武警部队的一切经商活动。

新式武器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军费的开支也在同步快速增长,这也使得中国军队的装备得以大规模现代化。隐形战机、航母、新型驱逐舰等新型武器陆续加入现役。图为2016年底,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正在渤海水域进行训练。

南海争议地区巡航

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姿态逐步强硬,其中也伴随了军队的参与。中国军机多次在东海、南海的争议地区上空与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军机近距离接触。图为2016年夏,中国军方公布的一张空军战略轰炸机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黄岩岛上空巡航。

陆台军机近距接触

今年7月,中国空军的轰6战略轰炸机临近台湾飞行遭遇台湾的经国号战机。台湾军机还向大陆轰炸机进行无线电喊话。台军方表示,面对威胁,绝不示弱,也绝不回避,“台湾军方已经做好战略准备保卫台湾领空和领海的安全。”

不仅限于“家门口”

随着中国军力的提升,解放军的活动范围也突破了中国近海区域。7月中旬,中国海军高调派遣部队、舰只启航前往东非的吉布提。中国在这一战略要冲建设了该国首个海外军事补给基地。

开赴欧洲参加军演

而在7月底,中国海军派遣3艘新型军舰跨过半个地球,前往欧洲北部的波罗的海与俄罗斯海军会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事演习。这也是中国海军首次前往欧洲腹地进行演习,一路上被众多北约国家密切监视。图为7月27日,停泊在圣彼得堡港内的中国海军“运城号”护卫舰以及“合肥号”驱逐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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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官:同朝鲜会谈无果,必须行动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高级官员星期日表示,讨论朝鲜最新导弹试验的外交后果的时候已经结束,因为平壤对国际和平所造成的危险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已经昭然若揭了。

美国轰炸机星期日飞越朝鲜半岛,表现出军事实力,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指出,美国拥有所有的选择。平壤说,它最近一次导弹试射,是严厉警告华盛顿不要加大制裁。这种导弹被认为有能力打到美国大陆。但是彭斯表示,朝鲜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

在联合国,美国大使黑利表示,美国甚至不像以前那样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一次紧急会议,这是因为西方各大国对朝鲜已经谈够了。黑利还说,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直接采取行动控制平壤。

彭斯副总统正在美国的北约盟友之一爱沙尼亚访问,他在回答关于朝鲜局势的问题时说:“战略耐心时代已经结束”,将持续对朝鲜施压,让其永久放弃核弹道导弹计划。

美国军官有信心

彭斯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说:“朝鲜流氓政权的持续挑衅是不能接受的,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谋求和组织该地区和全球各国的支持,进一步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

平壤的言论,是在两架美国空军B-1B型轰炸机在韩国和日本的喷气式战机伴随下飞越朝鲜半岛的几小时后发出的。

北美航空防务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洛里·罗宾逊将军星期天下午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之音:“我要向我们的公民保证,美国北方司令部的信心保持不变,我们可以充分保卫美国免遭这种弹道导弹威胁。”

另外,美国导弹防御局表示,它成功地进行了第十五次击落中程弹道导弹的试验,作为箭靶的弹道导弹是从太平洋上空的一架喷气战机上发射的,军方说,位于阿拉斯加的防御系统发现、跟踪并且拦截了这枚导弹,用的是美国的终端高空地区防御系统,简称为萨德系统。

需要国际解决方案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中方知道必须对朝鲜采取行动,预期日本和韩国也会增加对平壤的压力。黑利在推特上写道:这不仅仅是美国面对的问题,也是需要国际社会解决的问题。

黑利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的问题:

“如果没有产生任何结果,那么紧急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已经有许多安理会决议针对朝鲜了。他们 违反了协议,而且不受惩罚。 ……如果安全理事会增加一项决议而不大大增加对朝鲜的国际压力,那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还不如没有,因为它向朝鲜独裁者发出的信息是,国际社会不愿意认真挑战他。”

黑利还说:“中国必须决定是否终于愿意走出这重要的一步。谈话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朝鲜政权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危险现在已经对所有人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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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表示有必要对朝鲜采取更多行动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和韩国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开一轮紧急外交磋商。

川普在东京时间周一上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安倍晋三对记者说,他和川普完全同意“必须采取更多行动”。

川普还试图联系韩国总统文在寅。但美国官员表示,文在寅目前正在休假。

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和美国将推动具体行动加强防务系统,确保在朝鲜威胁下两国人民的安全。朝鲜表示,上周五的导弹发射是给美国及其盟国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

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天表示,讨论朝鲜最新导弹试验的外交后果的时候已经结束,因为平壤对国际和平所造成的危险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已经昭然若揭了。

美国轰炸机星期天飞越朝鲜半岛,展示其军事实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指出,应对朝鲜所有的选项都在上。平壤说,它最近一次导弹试射,是严厉警告华盛顿不要加大制裁。朝鲜最新试射的导弹被认为有能力打到美国本土。但是彭斯表示,朝鲜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常驻联合个大使黑利表示,美国甚至不像以前那样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一次紧急会议,这是因为西方各大国对朝鲜已经谈够了。黑利还说,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直接采取行动控制平壤。

副总统彭斯正在美国的北约盟友之一爱沙尼亚访问,他在回答关于朝鲜局势的问题时说:“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将持续对朝鲜施压,让其永久放弃核弹道导弹计划。

美军将领有信心

彭斯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说:“朝鲜流氓政权的持续挑衅是不能接受的,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谋求和组织该地区和全球各国的支持,进一步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

平壤的言论,是在两架美国空军B-1B型轰炸机在韩国和日本的喷气式战机伴随下飞越朝鲜半岛的几小时后发出的。

北美航空防务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洛里·罗宾逊将军星期天下午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之音:“我要向我们的公民保证,美国北方司令部的信心保持不变,我们可以充分保卫美国免遭这种弹道导弹威胁。”

另外,美国导弹防御局表示,它成功地进行了第十五次击落中程弹道导弹的试验,作为箭靶的弹道导弹是从太平洋上空的一架喷气战机上发射的。军方说,位于阿拉斯加的防御系统发现、跟踪并且拦截了这枚导弹,用的是美国的末端高空地区防御系统,简称为萨德系统。

需要国际解决方案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中方知道必须对朝鲜采取行动,预期日本和韩国也会增加对平壤的压力。黑利在推特上写道:这不仅仅是美国面对的问题,也是需要国际社会解决的问题。

黑利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的问题:

“如果没有产生任何结果,那么紧急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已经有许多安理会决议针对朝鲜了。他们违反了协议,而且不受惩罚。……如果安全理事会增加一项决议而不大大增加对朝鲜的国际压力,那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还不如没有,因为它向朝鲜独裁者发出的信息是,国际社会不愿意认真挑战他。”

黑利还说:“中国必须决定是否终于愿意走出这重要的一步。谈话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朝鲜政权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危险现在已经对所有人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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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阅兵中党旗先于国旗,网民批违反国旗法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解放军7月30日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的行列中出现了三面旗帜,其中中共党旗领先于国旗,有网民指出,这违反了中国国旗法。

这次阅兵中,出现了中共党旗。在有些人记忆里,中国过去的阅兵中没有党旗。

护旗方队乘车接受检阅,军人举着三面旗帜,党旗在前,国旗居中,军旗在后。这彰显了中共党指挥枪,军队忠于党,反对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叫做国旗法。

人大曾立法:国旗领先其他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五条规定:“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

这一法律在1990年6月28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在美国社交媒体网站推特上,一些用户在谈到党旗领先的问题时分别写道:“此举已违反《国旗法》。违宪违法层出不穷,上行下效,依法治国成为一句笑话。”“阅兵仪式是以党旗做先导的、等于回复了‘军队国家化’的呼声”。“1944年2月14日《新华日报》社论: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党卫军是法西斯和蒋介石才干的事情,是欺骗人民的卑鄙手段”。

在新浪微博网站,也有人分别写道:“最大亮点:国旗在党旗之后。”“难道中国军队真的是个党卫军?”但是也有网民赞成这种做法说:“正确的答案再清晰不过:猎猎军旗,紧跟党旗,拱卫国旗。网上有些人就是爱瞎嘚吧。”

不知道中国今后阅兵是会延续这种党旗领先于国旗的做法而修改国旗法呢,还是遵照国旗法,让国旗领先党旗,还是法归法,做归做,二者并行。

党大还是法大?

1985年,有人问中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党大还是法大?”彭真说:“我也不清楚”。这一回答后来成为外界讨论在中国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时候必谈的案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过:“‘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宪法“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在中国,有法不知、有法不依的现象很多。即使是宪法这个根本大法,也有官员认为不过是门面装饰,说说而已。1980年代,当有人质疑某种做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时候,有个老干部说:宪法,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呀。我们怎能书生气十足,让它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呢?

《新波斯人札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版)这本书也有个故事说:某县县长听人说“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之后,勃然大怒,命令公安局局长“尽快追查散布此谣言之人”,还说:“谣言惑众,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有个局长报告说:“此谣言是宪法条文。”那位县长傲然一笑,冲口而出:“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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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八一”阅兵 任内解决台湾问题?


中共解放军周日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身穿迷彩服亮相,并站在吉普车上检阅解放军部队。习近平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军队“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这是中国自从1949年以来首次在“八一”建军节场合举行阅兵,阅兵展示了中国一些最新型的武器,如歼20、轰-6K、反辐射无人机。与此同时,曾任职香港《亚洲周刊》、并在2015年创办香港网络媒体“超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发表评论文章称习近平有意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文章引述接近北京涉台系统的知情人士说法指出,“可以肯定地说,在习近平任内北京要解决台湾问题!”海峡论谈今晚邀请中华财金法学会秘书长吴汉以及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郁芬深入分析。

取决十九大各方博弈与美中军力对比?

习近平曾经说过:“台湾问题终究要解决,总不能这样一代一代拖下去。”现在传出习近平有意要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郁芬表示:“最近武统台湾说法频传,应与美中在亚洲的较劲有关,加上北韩问题、中印边界对峙、19大又即将召开,对北京来说台湾或非当务之急,习近平想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但问题是习近平任期倒底有多久,取决于十九大对任期制度与接班人的各方博弈,武统传言对心理上的威摄力大于实质可行性。另一方面中国军力不断跃近,甚至对美国也造成威胁,两岸军力差距越来越大,所以美方对台湾的海岛防卫能力非常重视,希望台湾最起码要能保卫自己,万一北京武力犯台,至少能在美军驰援前撑一段时间。”

穿迷彩服阅兵压阵十九大  同时威摄国际?

中华财金法学会秘书长吴汉说:“习近平穿迷彩服为解放军八一建军90周年阅兵,过去中共领导人阅兵都是穿列宁装,穿迷彩服则是显示出一种战斗的准备,同时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状态下,对十九大有压阵的作用,加上中印边界剑拔弩张,习近平穿迷彩服阅兵,对国际上也有宣示作用。至于习近平能否在他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则取决于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对比,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派出小鹰号航母,现在亚太地区有两艘美国核动力航母,中国军力的成长可观,现在要看美国能不能罩得住亚太地区。”

习近平穿迷彩服高调阅兵究竟释放什么讯息?他能否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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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让当局头痛的“金融维稳”

来源:
美国之音

最近几个月,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做节目时,总有听众痛诉自己深受集资之害,数万元投资血本无归。痛诉之后就是痛骂政府不作为,抓了人也没帮他们要回钱。这些听众并不知道,目前社会矛盾的一大引爆点就是以集资、传销、理财产品等名目出现的金融诈骗案频发,据中国公安部不完全统计,亿元以上案件逾百余起,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金融维稳正成为中国当局深感头痛的问题。

中国“庞氏骗局”的新特点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中国经济早就陷入“庞氏增长”。“庞氏增长”这一词,是从美国庞氏骗局(ponzi's scheme)引伸而来。“庞氏骗局”之称源自美国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他于1919年成立一空壳公司,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兹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兹成功地在7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一骗局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被戳破。

中国的集资、理财产品与传销,本质与庞氏骗局相同。据中国公安部官员在2017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上的发言,2016年全国新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发案数量前十位省份合计新发案件3562起,涉案金额1887亿元。

京沪两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之地,其金融犯罪也代表最高水平。

今年6月,上海市发布《2016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其中涉及非法集资、理财产品等的犯罪问题。7月下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称北京市非法集资类犯罪发案数量、投资人数、涉案金额均呈上升态势,尤其是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如“e租宝”等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等案件频发,并引发如群体性事件等次生问题。将两地报告综合起来看,这种金融犯罪具有专业化新特点:

一、涉案公司组织结构严密,专业化程度高;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均采用集团化、跨区域、多层级的运作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复制出数量庞大的公司群,波及全国。这些公司实际控制在同一人之手,彼此关联,互相掩护,对投资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也造成了参与犯罪的人员数量远超过传统的非法集资案件。如“e租宝”、“申彤大大”、“中晋系”等均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层级众多,销售数额巨大。

二、与新兴金融业相关的非法集资案大量出现,一些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是指各类依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公司,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口号的导向下,虚构一些理财产品吸引投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平台。

三、追赃减损工作难,返还比例普遍偏低。北京的返还比例10%-30%左右。这与其他地方相同同,2016年,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兆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非法集资案件多年处置情况来看,涉案资金发还比例极低,基本在10%-30%之间,有的案件可能更低,基本称得上血本无归。今年4月,《半月谈》杂志在《涉案金额屡屡破亿能追回的九牛一毛——非法集资案追款善后问题调查总结》: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非法集资案件9500余件,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8200余件、集资诈骗案1200余件。返还比例最高的是“e租宝”,案发时,其未兑付集资款共计380亿余元。据业内人士计算,“e租宝”投资人目前可以返还的比例也仅为3成左右。大多只有10%左右。

四、投资人缺乏理性,易产生极端化诉求。这话说得比较隐晦,其实就是指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016年,“传播大数据”与非新闻曾对2015年群体性事件类型加以归纳,做出了相同结论:与中国金融系统影子银行的大规模商业欺诈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快速上升。

“影子银行”靠谁背书?

全国各地通过25家金控平台(即依托银行生存的影子银行系统)所做的业务,大都具备跨地区特点,国有银行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不断吸纳各种中小储户投资,所谓P2P是一种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一定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个人”、“第三方平台”、“小额借贷”是其中几个关键词。但几年之后,P2P业务模式就变成了金字塔骗局,中国有2520家经营P2P业务的网贷平台,绝大多数陷入破产,只有约1/20幸存下来。民生银行爆出30亿元假理财产品案,以及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动辄逾百亿资金,就是近年来较大的理财产品诈骗案。

中国政府高调宣称“金融去杠杆”,结果却“发现”杠杆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且很难被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而这个影子银行系统恰恰是正规金融系统培养出来并授信的。中国的金融系统的主干是国有银行,由政府信用背书,这些银行为了集资,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推出各种理财产品,骗得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经营不善倒闭,国有银行却无需负任何责任。国际评级机构穆迪2017年5月发布报告称,它测算出中国2016年影子银行资产已达人民币6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从2010年到2016年,金融系统发生了重点变化,大型银行资产所占比例从52%下降到28%,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所管理的资产却从9%激增至20%。

正是国有银行与影子银行系统这种夹缠不清的关系,加之各地方政府因监管资源不足、专业性不够及税收动力驱动,往往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放任不管,导致被骗的民众对政府产生怨念。

在传销活动及地方性小规模集资活动中,利用熟人关系网络行骗则是常见现象。江苏省是传销活动高发之地,当地公安部门总结案件发生原因时,发现传销者在发展下线过程中,多以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熟人为主要欺骗对象。传销者为了发财,不惜以亲情换取一己之利,甚至骗自己的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加入传销。公安部总结近年办理的各类金融诈骗案件时,发现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仍是非法集资重灾区,集资活动正呈现“下乡进村”的趋势。这种乡村融资活动,主要是依赖熟人网络进行。

以上分析证明,政府监管缺位、金融系统通过对影子银行赋权、投资者相信暴利神话,造成了近年来中国目前金融诈骗活动的猖獗,最后酿成危机。当局强调金融维稳,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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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习近平拿下孙政才一举三得

今年入伏之后,不仅北京的天气炎热异常,中国最高政治层面角逐的热度也急剧升高。执政党召开十九大的日子日益逼近,各方政治势力正在加紧在最高层人事安排上的争斗。这次大会之前的人事安排,既是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过去五年巩固政治权力成果的一次检阅,也将对今后五年中国的政治走向至关重要。不少人甚至认为这次大会的结果将能揭示习近平是否能够在五年之后的二十大上打破现有关于最高领导人任职年龄年限等不成文规矩,继续留任最高领导人。

最近发生的最具震撼的高层人士变动是孙政才的出局。两周前,孙政才被免去了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取代他的是习近平长期的盟友陈敏尔;本周一,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进一步宣布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孙政才是现有中央政治局中两位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成员,另一位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他们两位一直被视为是上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安排的隔代双星接班人。孙政才的出局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习近平而言,拿下孙政才是一举三得的政治战役。首先,在临近十九大时拿下最有实力竞争常委的人选,这是对党内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狙击。 在十九大之前,在任和卸任的领导人都希望在下一届的人事安排上发挥影响力。这些人事安排上的竞争常常与路线、政策甚至行事风格方面的争斗纠结在一起,很容易令党内争斗白热化。习近平快速拿下孙政才,旨在震慑政治对手以及潜在的入局或者入场的竞争者们,加大自己主导十九大准备的力度。

第二,通过拿下孙政才,习近平还表明,它不仅有愿望、也有实力打破一些不成文的党内规矩。例如,自六四以来,隔代指定最高领导人成为了一项不成文的规矩。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安排了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胡锦涛显然不是江泽民属意的接班人选,但是顾及到当时仍然在世的一些党内大佬,江泽民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还是让胡锦涛按计划接任。后来的胡锦涛也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属意的李克强,接受了江泽民安排的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继任人选。

根据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安排,胡春华、孙政才在十八大上成为进入政治局的仅有的两位60后委员。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他们能够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从而为他们在习近平之后的二十大上进行党、政"双接班"做准备。习近平拿下孙政才,表明他根本无意按照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行事。既然这个规矩可以打破,那就意味著其他类似的不成文规矩也可以打破。这表明,习近平很可能要挑战最高领导人任期和常委年龄限制的常规,在二十大后继续执政。

第三,毫无疑问,拿下孙政才也为习近平安排自己信任的官员进一步扫清了道路。在现有体制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上任后无法很快地组织自己的领导团队。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难题,无论是从有效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考虑,还是从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考虑,习近平都不得不打破常规快速提拔自己熟悉的官员。接替孙政才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尔是习近平在浙江时的旧班底,这几年进入提拔快速通道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等人。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74.html

管见:“历史文件”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今年"七一"之际,习近平到香港宣讲他的"一国两制"观念,突出强调他的所谓"底线",即不准"挑战中央权力",同时,外交部发言人公然声称,"《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还说,"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也没有监督权"。

习近平的宣讲,尽管他的强硬清晰可见,毕竟裹着漂亮的包装,而外交部的表态则赤裸裸地透出一股蛮横的霸气,把这个党专政的专制政权的嘴脸,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这个表态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共如此看待《中英联合声明》,那么,中美三个公报,中共与国民党的所谓"九二共识",以及,诸如此类,中共的所有中外联合声明、条约、协议及"关系"、"共识",其现实意义全都笼罩在疑问之中。

眼见事情不妙,外交部官员出面澄清,称《中英联合声明》"不能说没有(法律)效力",但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收回香港,随着香港回归,核心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与英国相关的权利亦已履行完毕",英国没有监督的权力。

当然,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背弃它的承诺。笑蜀先生曾编过书,名为《历史的先声》,记载这个党取得政权之前的言论,与现实做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党不愿意这样被人提醒,竟然查禁了这本书。然而,这一次由外交部出面背弃承诺,如此公开、正式,如此理直气壮,还真是少见。

■"一国两制"

《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双边文件,两国政府首脑郑重地签了字。如果要说它"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或者其"核心内容已经履行完毕",至少在形式上,不能由中共一家说了算。

这份声明的现实意义,或其核心内容是否履行完毕,不是随便一说就可以消失殆尽的。

如果这份声明只涉及香港主权移交,以及主权移交期间的过渡安排,那么,从20年前主权交接完毕,的确可以说,它成为了历史,不再有多少现实意义。然而,在这份声明中,双方政府先是声明确认了主权移交之事,然后,第三条,中国政府说明它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十二项说明,白纸黑字记录在案。这份声明的主要篇幅,就是这个说明。其中写明,"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将制定香港基本法予以规定,"并在五十年内不变"。这意味着,这份声明,在香港主权移交开始的五十年内,有其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把它"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说明,写进《中英联合声明》,是向国际社会做出郑重承诺的开明姿态。由此,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就有监督之权,而特别是英国,它移交了它对香港的主权,失去了治权,但是,它更有监督之权。

那么,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份声明只是"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或者再澄清说其"核心内容已经履行完毕",是什么意思?

或者,外交部是说,那第三条,是中国政府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不属于"联合声明",根本就是题外话,多余的话,本来不必写进这份声明。

或者,外交部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说明,已经"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显然,中共的外交部官员,他愚蠢,他蛮横,他与今日之文明世界格格不入。

不过,实际上他说的是今日中共当局的心里话。

或者说,他的可爱之处,正是他的愚蠢。

练乙铮先生提醒人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4年6月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实际上,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次,习近平到香港,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

依照《中英联合声明》,"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基本法中,也有这样的规定。

这相当于一种联邦制的安排,意在珍视香港的发展现状,寄希望于它的自治,体现"无为而治"的治理境界。若能落实,香港可以在一国之中保持其不同于内地制度的另外一制的运行,不失其"东方之珠"的风采。这在中国发展中有特殊的意义。应该说,这样一种构想,出现在"邓胡赵"主导中国改革开放之时,表明当时的中共尚有其活力。

但是,不难想象,一国之内,香港实行另外一制,两制并存的现实中,相互影响不可避免。

"一国两制"之灵魂在于"两制"。两制并存,那另外一制,以其经济繁荣、世界闻名的国际都市这一现实,证明它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它纳入到一国之中,它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自然会对内地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说"一国两制"构想伟大,那么,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寄希望于香港的发展现实和发展趋向,能够对整个中国产生积极影响。在保持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时间里,改革开放的变化或许会使得"两制"区别渐渐消失,不会再出现香港须经"社会主义改造"而融入内地的问题。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香港化"。

或许邓小平在其构想中有这样的不甚清晰的意识,善良的自由派的人们也愿意这样去理解这一构想。不过,即使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意图相当开明,他对"三权分立"敌意,却众所周知。这位政治家性情复杂,他思想中有矛盾状态。他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认定马列主义是真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进步,然而,他深知他的党建立的"社会主义"有其种种的弊端,且积重难返。他希望,收回对香港的主权而同时保持其制度不变,或许会为他的改革开放带来希望。

可以说,邓小平的构想中不乏美好的愿望,但是,他对共产党专政的坚持,其实注定着,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须遵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一样,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国香港化"只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更为现实或更为权威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是"香港中国化"。

"中国香港化",意味着香港体现的商业自由会影响内地,这是邓小平所希望的,而在自由熏陶下,公民社会在香港市民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则邓小平并不感兴趣。这种状况对内地发生影响,公民权利对内地民众产生吸引力,使得中共对"中国香港化"保持警惕,将公民权利对其权力的自然而然的挑战视为敌对或颠覆。

而"香港中国化",在经济上体现为权贵资本侵蚀香港社会,在政治上体现为将"两制"局限于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持续"大陆化","行政主导"取代"三权分立","普选"也被"小圈子"和"等额"之类"中国特色"改头换面,同时,公民权利的空间也渐渐缩小。

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一定就成为问题。两制在一国并存,意味着不同治理方式并存,表明这一体系的多元性,展现它的包容程度。然而,"国家治理体系"本身以专制为基础,缺乏包容性,这正是"一国两制"构想试图保护香港的特色不受侵犯、使其避开"国家治理体系"魔爪之初衷,现在习近平之所为,实乃反其道而行之。

"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管治",与"自治"大相径庭,完全背弃"无为而治",而所谓"依法"云云,在中共的字典里,倒真的是"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于是,中央政府"实行管治"的权力不容挑战,"高度自治"就确实"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中共或许以为,它没有说"实行管制"或"军事管制",对香港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中美三个公报

与《中英联合声明》相反,在中共看来,中美的三个公报,绝对不能说它们"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它们有所不同,《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说明了"两制",而中美三个公报,其核心内容是表达"一个中国"。基于这样的区别,中共越来越不在乎《中英联合声明》,说它"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中美三个公报,含有中美两国对"一个中国"的不同解释或立场,又有一个其身份为美国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牵制着,它们作为历史文件,对于中共,其现实意义简直大得不得了,生怕人家说它们"不具有现实意义"。

三个公报,先是"上海公报",为中美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而美方那个著名的"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实为神来之笔。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或为中华民国之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与表述实际上有分歧,"中国"对他们来说其实各有独特涵义,这在公报里没有明确说明,却是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或者可以说,这个说法,是后来台湾人所谓"各自表述"的先声。

然后是建交公报。它与"上海公报"之间有数年之隔,显然这一步走得不容易。日本人被基辛格访华及"上海公报"所震撼,但中美外交关系在政治作用下更为复杂,日本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反而走在了前面。

中美建交,这一步终于成功,客观规律却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几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即《与台湾关系法》,让中共见识了"三权分立"的现实作用。

为求补救,就再弄一份"八一七公报",否则,前面的两个公报,除了建立外交关系没有改变之外,"一个中国"似乎要变得"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了。但是,这个公报,其力度终究不及美国那个法案,美国对台军售得以延续至今。

关于"一个中国",中共的官方论述,传统上是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的立场,承认两头,去掉中间,不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所谓"一个中国",却不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什么,要由"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自己解决,但不可以武力解决。

"一个中国",中国和美国"各自表述",中国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不能强迫美国政府放弃它的表述,只好含糊其辞,强调美国支持"一个中国",尽量模糊美国的表述。或许,中美的三个公报,其"现实意义"就特别在于中美之间不同表述的差异;倘若美国不再坚持它的表述,这些公报的"现实意义"就差了许多了。

特朗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接了蔡英文总统的电话。他直呼"台湾总统",随后还发推特直言,接个电话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并不触犯什么。这样的举动,似乎是表明,中美三个公报要被这位总统宣布为"不具有现实意义"了,中共心里岂止不是滋味,更有震惊和愤怒。

经过这一场风波很,照理说,中共应该小心谨慎些,对于所有的历史文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要有切实的把握,不可以粗心大意。依照外交部的说法,中美三个公报,至少前两个公报,其"核心内容"乃两国外交关系,那么,外交关系建立之后,其"核心内容"履行完毕,就失去其"现实意义"。然而,《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包含对香港"两制"的说明,中美三个公报的"核心内容"包含对"一个中国"的说明,更隐含着中美对"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都不是随着主权移交或建立外交关系而"履行完毕"。

看来,外交部的丢脸表演,还没有结束呢。

■"九二共识"

所谓"九二共识",本身有很大的模糊之处,中共对它的态度也几经变化。如今,把它打造成为完全体现中共自己意志、与"一个中国"划等号的一大神器,大肆挥舞,强迫台湾人屈服。

关于"一个中国",中共有其官方论述三段论,台湾方面,则坚持"一个中国"为中华民国。这样,双方分歧很大,很难谈得拢。

一度,中共试图开明一些,尝试推出一个新的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它的涵义,可以解释为"一个中国"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局限于中华民国,"只要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试探,即"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明确为"包括国旗、国号及国歌",而且"国号的问题没有预设框框",选项之一,据说是"中华联合共和国"(United Republics of China),还据说,"叫什么国号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在大陆至少有人提过十多个统一后新国号的讲法"。也就是说,一种联邦国家的选择,一度浮现出来。

不过,中共本身,保守性根深蒂固,强悍有力,开明的状态则很不稳定。走向开明的"新三段论",如今似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这样,就毫不奇怪,要经过周折,才有所谓"九二共识"。

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坚持自己的"一个中国"。1992年两岸两会沟通协商,双方各持己见,而台湾方面展现灵活性,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是,中共以保守、僵硬著称,对此不能接受,于是贻误了达成书面共识的机会。后来,它有所醒悟,于错过时机之后才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算是达成了所谓"九二共识"。

交流协商之当时未能形成文件,双方分歧之下,一方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口头建议,后来,另一方书面表示尊重这个口头建议,如此而已。

这个所谓"九二共识",其共识应为两点,一是双方同意坚持"一个中国",二是双方默许对方坚持其"一个中国"的解释。因此,这是一个主要为象征意义的共识,一个尊重对方坚持自己观念的权利的共识。用习近平在香港讲的话说,这可以说是标准的"求大同,存大异",即在"一个中国"的大同之下,存着关于"中国"的对立的观念。

此后,中共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各表"所涉及的对方涵义,曾再度摇摆。这表明,中共根本就不具备"存大异"的包容之心。

再后来,形势变化之中,中共真正开了窍,转而将自己塑造为所谓"九二共识"的坚定的坚持者和捍卫者,而它的巧妙手法,是利用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衰颓,强势地将所谓"九二共识"突出为"一个中国",压制对方的"各自表述"。而国民党,因为力求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则竭力拉拢中共,为自己执政制造有利态势,对自己的表述保持一种屈辱的低调状态。最为典型的就是,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马总统未公开讲"各自表述",据说只在双方闭门会议上坚持了这一所谓"九二共识"的实质内容。

所谓"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其实是象征性的,相当脆弱,其实质意义,在于双方有权坚持各自对"一个中国"的理解。中共意欲推进统一,以强化象征意义而压迫实质意义,使得原本"求大同,存大异"的"九二共识"变了形,"大同"逐渐压倒"大异"。

国民党勉强支撑,但台湾人不满意,换为民进党执政。蔡英文总统宣称,"尊重"九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和谅解"这一"历史事实",认为"两岸都应该共同珍惜与维护"九二后"20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与成果"。这样的说法,对所谓"九二共识"没有明确承认,也没有予以否认。她试图扭转局面,重新平衡"大同"与"大异",这很正常──共产党的政府与国民党的政府之间达成所谓"九二共识",不能要求民进党的政府一定要接受,否则就"地动山摇",就动手实施制裁,压迫对方屈服。

不过,考虑到中共的所谓"求大同,存大异"其实只是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姿态,这也就并不奇怪。而这也恰恰表明,"求大同,存大异"的所谓"九二共识",作为九二交流协商之当时未形成文件、后来一方书面表示尊重另一方口头建议的"历史事实",其本身已"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中共现在全力坚持、力图使其"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是"大同"压倒"大异"的另一个历史故事,是虚幻的"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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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览文摘︱希特勒爱阅兵

希特勒对人群的演说中强调他们应当对自己和国家充满自信,德国人民因社会的净化取得了进步。希特勒希望人们认为这一运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更强调纳粹德国将持续千年,青年人将接过前人的责任。众人行纳粹礼,呼喊“胜利万岁”的口号则体现了与会纳粹党员的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万岁!德国万岁!”口号的气氛中达到了高潮。

2017-07-30 读览文摘




纳粹时代希特勒举办阅兵式是家常便饭 图片来自网络

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记下有一年希特勒访问意大利,墨索里尼特地安排希特勒检阅意大利的海、陆、空三军。第一天检阅海军,面对意大利最新式战舰,陆军出身的希特勒索然无味。第二天检阅空军,希特勒也没有兴趣。第三天检阅陆军,希特勒来了兴致,对意大利陆军赞叹不已,还不断地对随行的戈培尔进行“耳语”。

回到德国后,戈培尔立即着手落实元首的指示,召集德军进行阅兵训练。希特勒还别出心裁地将陆军与空军同时编队进行检阅。万事俱备后,希特勒邀请墨索里尼对德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安排墨索里尼检阅德国军队。齐亚诺说,此前首相对元首还有免疫力,当纳粹空军在纳粹陆军头上轰鸣而过时,墨索里尼成了希特勒的俘虏。

不管怀着何种心情观看纳粹德国阅兵,都不得不承认:纳粹阅兵,完全是日耳曼人守纪、团队、精确等民族精神的体现,无法超越。这一切,当然是希特勒的杰作之一。

成功促人奋进,从此之后,元首希特勒爱上了阅兵。大凡有其它国家重要人物来访,希特勒都会陪同阅兵。德国阅兵也一路高歌猛进,成了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纵观历史,大凡独裁者,都喜欢阅兵。阅兵从外观上给予了独裁者最大的心理满足。然而,众所周知,世界阅兵第一的德军,却被从不阅兵的美军完败。

阿道夫·希特勒再次飞临纽伦堡检阅他忠诚追随者的队伍。伴随着管弦乐演奏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旋律,希特勒飞机的阴影在地面上投下十字形,阴影掠过其下行进中的渺小人群。抵达纽伦堡机场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走下飞机,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集会开始,希特勒对青年发表讲话,他使用了许多军国主义的词汇,提到他们必须锻炼自己并准备牺牲。随后一行人与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一起检阅了德意志国防军骑兵和装甲部队。当晚希特勒对纳粹党低级别官员发表了另一个演说,纪念纳粹党上台的第一年并宣称党和国家是一体的。

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维克多·鲁茨三人穿过超过15万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的队伍,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敬献花圈。随后,希特勒检阅了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游行,希特勒和维克多·鲁茨针对冲锋队员发表了演说。

希特勒:“凭着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国家和帝国将在接下来的千年中永存。一旦我们的宣传承认了对方哪怕一丝的正确性,我们自己的正确性的根基就会因怀疑而被动摇。”

希特勒对工人的演说也提到了统一的内容:“劳动的理念不再是区分而是统一,在德国再也不会有将体力劳动视作低于其他劳动形式的人了。”

儿童也被希特勒用来传达统一的理念:“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团结的国家。你们,我的青年们,将建成这个国家。未来,我们不愿看到阶级差异和结党营私,你们也决不能允许它们在你们中间形成。将来的一天,我们要看到一个统一的国家。”

鲁道夫·赫斯:“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也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呼吁德国人民不要满足于现状及德国因战败而失去权利的现实。德国人民应当充满自信,寄信于德国境内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通过统一德国而增强民族荣誉感,这一过程中也消灭了不符合纳粹政权要求的事物。

希特勒对人群的演说中强调他们应当对自己和国家充满自信,德国人民因社会的净化取得了进步。希特勒希望人们认为这一运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更强调纳粹德国将持续千年,青年人将接过前人的责任。众人行纳粹礼,呼喊“胜利万岁”的口号则体现了与会纳粹党员的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万岁!德国万岁!”口号的气氛中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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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絜茹:「台灣,我待不下去了」:這是個讓年輕人看不見希望的社會

異鄉人手札 2017/07/17

今年是我畢業前的最後一個暑假,留學香港大學,並且剛在美國結束六個月交換生活的我,對於回到家鄉感到無比興奮。

但當我終於踏上這塊思念已久的土地後,如今卻有種迫不及待想要離開的衝動。

回台前同學曾對我說:「當你回到台灣,一定會不適應,因為美國是個會給人莫名自信的地方。」

我本來不怎麼同意──待了 6 個月後,我看見美國這個國家的缺點──這裡的人過分樂觀而較缺乏同理心,名校學生不見得比較聰明,只是多了一股自信,因為這是個近乎盲目講究鼓勵、正向的國度。甚至,儘管事實早已相差甚遠,所謂的「美國夢」仍然深根蒂固......


不過至少,在美國,人是為了自己而活。

讓年輕人看不見希望的社會

回來台灣當天,我和表姐從台北搭乘高鐵回家。經過將近 3 年,她才考上普考,那段日子她很辛苦,大學唸的是生物,要考公職必須一切從頭學起。

喜歡設計的她,當時卻沒有填科大或藝術大學,因為家人認為念大學,選三類組的科系總是比較「有前途」。而現在的她不一定比較快樂,但「至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在台灣,幾乎人人都想要穩定的工作,因為沒幾個人知道自己真正要的、真正值得的是什麼──我們以為自己自由,但其實幾乎從來就沒有選擇。

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她,那什麼時候會去做設計?
「設計也不好賺錢了。」她淡淡地回我。

如果今天她在美國,我知道她會做什麼選擇:她大學會選擇自己真心想要念的科系,她會很快樂──她會擔心未來,但同時她也會有自信,覺得自己能夠做得很好。畢業後她可能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但在美國的環境下,我相信她仍會不斷嘗試,直到自己找到新的目標。

因為到頭來,所有的侷限其實都源自於恐懼──這恐懼是家人、朋友和社會給你的──在你還沒真正開始生活之前,別人已經不斷地告訴你「應該要」如何生活。

在台灣,為了生存,你學會了膽怯。膽怯,只為了融入社會。

上台北的時候,我和高中同學約了見面,重考的她今年大二,轉了一次科系,對於未來仍感到徬徨。她說起今年夏天的旅行略顯興奮,對於西方國家她有種嚮往。我想起自己到美國之前也有種嚮往和期盼,認為他們的學生會「比較厲害」,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

有人說,亞洲人面對西方常有股自卑心態,並因此放大我們未知的事物:例如許多人常說,美國學生就是比較善於發言、比較有創意。但其實,善於發言只是透過練習而來的,很多亞洲學生有著更好的思辨能力和積極性。創意,也是整個環境和社會氣氛營造出來的:如果一個社會鼓勵人去追求與眾不同,就會孕育這種人。

但比自卑更可怕的是,當我們長期處在一個讓人感受不到希望的社會,並且對於其他國家產生盲目的嚮往後,這會成真──不再有年輕人會想留在這裡。

接觸不同國家的學生,讓我知道如今自己未來的希望不見得在西方,但更不會在台灣──為什麼這個環境讓我們感受不到希望?為什麼大學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感到徬徨?

在經歷回來台灣的幾次面試後,我深刻看見這個社會的問題,還有自己的不適應:


我的憤怒

上星期我到某台灣公司面試,面試主管鉅細靡遺地問起我的家庭背景,包括他們現在所居住的縣市。那時候我便開始疑惑,這三年來在香港、美國,經歷了那麼多次面試,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於我的家庭背景,比我眾多的實習經歷還要有興趣。這難道是台灣的面試常態嗎?我想。

直到我開始介紹起自己和朋友即將從事的計畫──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難民議題,主管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卻是:「跟你一起做這個計畫的,是你男朋友嗎?」

我愣住了,所以她又複誦了一次。我說不,但我心想,我不懂這個問題和我的計劃有什麼關係?甚至這種私人問題,根本與我的能力不相關──所以我履歷上的經驗都不重要,她顯然對於我的感情狀況和家庭背景比較關心。

後來我向許多朋友確認,大家反而用「妳怎麼這麼天真,妳還這麼『菜』,問背景、問關係、問私人狀態穩不穩定,這是很多台灣企業的面試常態啊!」的表情看著我。

我想,當時更讓我感到憤怒的其實是:她看起來不在乎我的能力,也不在乎我所帶去的作品,只因為我是大學生,她就斷定我沒有能力、沒有經驗,甚至非要靠家人或男朋友,才有可能進行「超齡」的計畫專案。

我不禁想到,此刻正有無數在台灣的大學生、碩士生,跟我一樣來應徵同樣或相似的職位,遭到不同公司同樣或相似的待遇,頓時為台灣的年輕人感到悲哀。

不久前在美國當地電視台實習,我說我對媒體有熱情、願意付出,但不會拍攝,也沒有影片剪輯經驗,負責人說沒關係,他直接把我跟專業的人安排在一起。於是,我很快地從實作中學會了影片拍攝與剪輯,做起他們的工作內容。

在美國,我體會到只要你願意付出、願意學習,就有人願意給你機會;只要你願意開口,就可能有人願意幫助你。所謂階級在美國當然存在,但更大的職位,帶來的通常是更多的責任,而不是階級的優越感。

然而在台灣,上位者似乎總認為現在的大學生沒能力、沒競爭力,抗壓性低又愛抱怨、愛花錢,因此只能、也只配做些基層工作,然後要求他們慢慢磨慢慢熬,等待那可能永遠不會來的升遷和更大的舞台。

許多高學歷學生,因此乾脆把心力都花在考公務員上,只為了追求安穩的生活,不肯相信自己可以放膽追求夢想;而沒有傲人學歷的年輕人呢?很可能更是從一開始就在社會的刻板印象與偏見下,放棄了自己。

「這裡的人,急著否定你的夢想,急著告訴你這多麼不切實際」

我想這種種現象,背後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這個社會從來就沒有打算真的「給年輕人機會」。我甚至認為,能力比我更好的人若只把眼光放在台灣,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待遇、做更大的夢。


為什麼我這麼說?

試想,當主管或是前輩們在還沒客觀認識你、了解你的能力之前,就以你的學歷和他們自己的主觀印象來定義你時,有多少年輕人,會因此就相信了自己只值得一個次等、不屬於自己的未來?

試想,當你有了夢想,其他人卻總是急著告訴你這多麼不切實際,而不是引導、告訴你可以如何做,才能把夢想化作實際時,有多少年輕人,會因此而失去燃起的鬥志?

「夢不能當飯吃」、「你別不知天高地厚」、「做人不要自以為是」、「默默努力一定會被老闆看見」.....這種話我們聽過無數遍,甚至自己也說得滔滔不絕,有如至理名言。但這是真的嗎?

在有機會瞭解這個世界之大,價值之多元以前,我們卻都已先學會說服自己去相信一套,甚至是「唯一一套」能被社會所接受的價值觀。

以前,我認為香港生活太匆忙、沒有生活品質,但現在我知道,就算被迫為生活努力,至少他們還有動力向前。而大步向前,才有機會。

我了解自己的憤怒,源自於兩種價值觀的拉扯:一個是相信自己可以達成夢想,做想做的事,積極就可以創造機會;另一個,則是不管我多麼努力,在台灣如今壓抑和階級僵化的環境中,卻始終看不見希望──我在香港學會的實際,在台灣被視為現實和市儈;在美國學會的自信和有話直說,在這裡變成了驕傲和不切實際。

回台灣將近兩個星期,我知道像以前一樣,我會重新學會適應這個環境,和這裡的人,並妥善地應對進退,但這一次,我不想再逼自己妥協了──

大學以前的 18 年,我好努力地想要融入這個社會,說服自己去接受它的價值觀,並且痛苦地以為我的徬徨、不想照著主流的路走,是因為我有病,有著適應不良或故意反叛的病。

但現在,我要選擇我自己的路,選擇我自己相信的價值觀。我的人生是我的,沒有人可以再告訴我該怎麼走。

台灣是我的家鄉,但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再回來。

《關聯閱讀》
「愛台灣,就是畢業了先不要回來。」──現在我明白,這句話背後的沉重
「回台灣。」

《作品推薦》
美國學生,你們沒有比較聰明:關於教育,我有話要說
「其實,我爸從小就教我不要相信共產黨」──來自中港台的我們同遊古巴,意外開啟的反思與對話
 

執行編輯:YUKI
核稿編輯:張翔一


楊絜茹:異鄉人手札
高雄人,目前就讀於香港大學,主修心理和媒體與文化研究。
成長的過程雖然跌跌撞撞,但一路上卻不是孤單的。喜歡電影和閱讀,然後將過多的情緒化做文字,來表達自己的心情感受。希望文字能夠有些許力量,來改變自己和身邊的人事物。
部落格:Jessie Yang Blog
臉書專頁:楊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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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0 July 2017

凯迪社区:反人类言论为何在中国自媒体上分外理直气壮

中国要走向世界先得回归人类

每年6月20日是“联合国世界难民日”,今年以央视为首的中国主流央媒专门组织了一批报道。这些报道介绍了目前国际上最主要的叙利亚难民问题,并对这些难民表达了同情之情;同时介绍了中国在解决难民问题方面的贡献。随后几天,自媒体上各种耸人听闻的文章满天飞,认为中国要开始大量接收这些来自中东的难民了。

有朋友让我就这个话题谈点看法。我跟他们讲: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民族,永远无法理解美国和欧洲对待难民的态度;我们不配谈论这么高大上的话题,说了也极少能够得到国人同胞的理解。现时我们更需要借国内热点事件,在唤起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方面尽点个人绵薄之力。话题打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我就觉得真可以就这个高大上的话题,写篇或许大家能够理解的短文。

我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现时社会矛盾尖锐,且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中国自身人口众多,民生福利尚不健全,确实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接收非华人难民。但最近自媒体上大肆炒作中国大量接收中东移民话题,根本就是无的放矢,而且暴露出许多人反人类、反人性的丑恶嘴脸。

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中国根本就没有接收过任何一个非华人难民入籍,而且中国政府从未答应将来会接收任何一个中东难民入籍。不过,为了显示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中国建立了极少量的难民“中转站”。这些难民的最终目的地还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这些暂时生活在中国的难民人数非常的少,目前一共只有138人,而且他们的食宿和医疗问题等都是联合国难民署完全负责,中国没有在这些难民身上花一分钱。

中国接收的人数最多的难民,是1979年以后从越南逃回来的华人,这些人一共有30万人,大部分都已经平稳地融入了当地生活,少部分重新返回了越南。此外,每到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战事,就会有上万名来自缅甸的华人难民,越过中缅边境进入中国境内,中方都会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般在战事平息后绝大多数人都会被送回缅甸。

正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做恶才没有底线

在难民问题上,中国自媒体发明了一些反人类、反人性的热门词汇,其中最有名的是“白左”与“圣母婊”,此外还有对某个宗教及其信徒的贬称。这些明显散布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极端反人类、反人性言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明令禁止的,也违反了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相关规定。但就我个人观察,大部分国人同胞说起这些反人类、反人性的言论来分外理直气壮,而且在中国严厉的言论管制背景下,这些极端言论在自媒体上却不会受到任何阻止。

什么叫“白左”?主要是说白人中的左翼分子(在西方政治语境下的偏左),其普遍特点是对少数族裔 、生态环境、LGBT群体、穷人低收入者,都抱有同情心。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反政治正确”,即许多中国人认为,不需要对弱者和少数族裔给予照顾,应坚持主体民族的优势地位,对敢于要求平等权利的少数族裔必须进行无情镇压。

什么叫“圣母婊”?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是指那些过分善良,总是站在人性、人权等道德制高点上,抛开国籍、民族、身份等社会属性,用圣母光环普照人间的人。极为恶心的是,在汉语中,“婊”其实就是婊子,即卖淫者,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对卖淫者是极为鄙视的。把“圣母”与“婊子”组合成一个词汇,也只有中国这样对宗教极端仇恨的国家和国民才想得出、做得到。虽然我本人是无神论者,顶多算一个慕道友,但基于我一直以来对信教人士的尊重,凡是网上攻击我“圣母婊”的人我都一律拉黑,凡是现实生活中嘲讽我是“圣母婊”的人我都立马与之绝交。在我看来,喜欢用这个侮辱宗教词汇的人,缺乏基本的教养。

一个将圣母贬为婊子的民族如何赢得世人的尊重

在中国网民看来,“白左”和“圣母婊”类似,都是同情心泛滥,对谁都想着给予人性的关怀,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两者的区别在于,“白左”的说法相对文明、正式,主要用在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上;而“圣母婊”则更为低俗,除了用于攻击持不同政治观点者,还广泛用于攻击在许多社会话题中的不同意见者。比如,前不久网上曝光驻马店一位年轻女性过人行横道被出租车撞飞,出租车逃逸后,受伤者躺在地上,许多经过的车辆和行人无一伸出援助之手,结果这位被撞女性再次被碾压,当有人谴责这些见死不救的路人时,有人就会跳出来说,路人不救自有苦衷,指责路人见死不救的人都是“圣母婊”。

一个14亿人的民族,自私自利堕落到了是非不分的程度,天天公然散布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仇恨言论;自己不愿意接收国际难民,却对欧洲接纳难民行为极度不满,每天为欧美人接纳中东难民带来的麻烦幸灾乐祸,甚至预言欧洲和美国会毁灭在这些外来移民的少数民族手中;对帮助弱势群体,以及志愿从事社会服务者,轻佻地称之为“圣母婊”。

这样反人类、反人性的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对言论实行严格管制的大背景下,能够大行其道,主要源于这些言论迎合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要包括:1、只有白人和中国汉人才是最伟大、最高贵、最聪明的族群,其他都是劣等民族;2、西方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设计和人权理念是虚伪、邪恶的,像中国这样人分三六九等的等级制度才是天经地义;3、宗教是异端邪说,只有无神论者才真正掌握了宇宙真理;4、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政治异己只有无情打击,才能让他们服服帖帖、老老实实。

当然,中国人对某个宗教、某个族群的厌恶与仇恨,还源于信息的管制和封锁,不清楚贫困与战乱才是产生恐怖分子的温床,而绝非某个存在了上千年的宗教和某个族群更邪恶。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族群都产生过非人的暴行,近百年来一些无神论国家和无神论者对人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即使如此,全世界文明国家和文明人类从未提出要把无神论者赶尽杀绝或严加隔离,相反,国际社会向受难者提供了大量的无私帮助,甚至为解救这些受难者许多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惟有科学、民主、宗教才能救中华

多年来在与人讨论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话题时,我发现绝大多数国人同胞缺乏两点最重要的基本常识:第一,许多人从来没完整地读过古兰经,更不必说对古兰经有准确、完整的理解,却喜欢断章取义地曲解古兰经教义,大部分甚至比原教旨主义者更极端;第二,许多人只知道近二、三十年来一些穆斯林国家陷于战乱,从而导致这些地方成为产生恐怖分子的温床,却不知道全世界有60个穆斯林国家,其中一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中国,且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刑事发案率、贫富悬殊程度远低于中国。因为无知所以狂妄,因为无知所以偏见,这是所有热衷于散布反人类、反人性言论者的共性。

我们习惯于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归咎于国家体制,但实际上国人同胞骨子里对某个宗教、某个种族的极端仇视,在自媒体上公然宣扬的反人类、反人性言论,不仅完全违背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且散布这些言论的人其政治立场不分左、中、右。换句话说,即使是那些自称信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中国人,大部分也对某个宗教及其信徒怀着深刻的敌意。这十分类似于大部分国人同胞对中医中药的迷信,以及坚定的反转基因立场。无论是反对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还是对中医中药和转基因的态度,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主流社会,都与中国大部分人抱着完全对立的立场。这就不能不做更深入的思考。

我认为,这些反人类、反人性的言论之所以在中国泛滥成灾,除了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国人同胞的无知、狂妄,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从百年前的义和团,到五十年前的红卫兵,再到今天的所谓爱国者,其实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民族基因或文化土壤;二是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带来的盲目自信,近年来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现在绝大多数国人同胞认为中国已经崛起,西方已经衰落,自信中国具备了走向世界,向全球推广中国成功治理经验的自豪与勇气。而在我看来,在中国这个公然将圣母贬为婊子的民族,在大多数国人同胞找归人性、回归人类之前,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指指点点,只会换来正常人类的高度警惕与鄙视目光,根本不可能赢得文明世界的尊重。

我还是坚持多年来的一贯倡导的立场:惟有科学、民主、宗教才能救中华——民主带来公平和法治,科学带来创新和智慧,宗教带来善良和自律。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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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颁布新法律收紧对俄罗斯“匿名”网络服务控制

来源:
法广

俄罗斯政府官员在周日宣布,普京总统颁布了一项将禁止俄罗斯网民使用虚拟专用网络等代理服务的新法律。普京政府近来加大了对俄罗斯国内在网络审查和信息封锁方面的努力,在今年5月就曾短暂传出中国社交平台“微信”被列入俄政府黑名单和被禁的消息。

俄罗斯国家立法机构联邦会议的两院在今年7月末,以担心“极端主义资料传播”为由,通过了一项禁止在该国内提供及使用虚拟专用网络等代理服务的法律。而该法律将禁止所有向俄罗斯网民用加密个人信息的方式登录在俄罗斯境内被封和违禁的网站。这一法律在本周日正式得到俄总统普京政府的颁布,并将在今年11月1号正式开始生效。

届时,曾在今年5月短暂禁止过中国社交平台“微信”的俄罗斯监管部门俄联邦电信监管局(Roskomnadzor)将负责收集并拟写,关于新的合法代理服务商名单,并对这一新法律内容进行落实。该机构同时还会与俄罗斯国内网络安全和警务部门合作,取得所有代理服务及相关用户的详细信息。

多家俄罗斯社会团体和反对人士,曾在上周日于首都莫斯科进行了民名为“为了自由的网络”的游行抗议活动,该活动得到了数千人的参与。在俄罗斯互联网是国内反对派用来交流,及民众用来查看非官方信息的主要工具,但近年来普京政府通过以“反恐名义”还加大了对反对声音的审查和封锁。

俄罗斯国会还在本月末通过了一项要求该国网民,必须用电话号码进行实名登记才能上网的新法律内容。俄联邦电信监管局还曾在今年6月威胁其国内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应用Telegram公司,要求其将全部用户数据移交给俄安全部门的协议,否则将对它进行封杀。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6%99%AE%E4%BA%AC%E9%A2%81%E5%B8%83%E6%96%B0%E6%B3%95%E5%BE%8B%E6%94%B6%E7%B4%A7%E5%AF%B9%E4%BF%84%E7%BD%97%E6%96%AF%E2%80%9C%E5%8C%BF%E5%90%8D%E2%80%9D%E7%BD%91%E7%BB%9C%E6%9C%8D%E5%8A%A1%E6%8E%A7%E5%88%B6.html

Saturday, 29 July 2017

RFI - 李柱铭指“租地”开了恶例以后港府只要租出示威区即可由大陆执法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

基本法草委成员李柱铭26日出席香港电台一个节目时表示,为了实行一地两检,特区政府租地给予大陆,使得香港“租界内”的港人被剥夺基本法的权利,是开了一个恶例的先河,因租地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例如港人的示威行动。

身为大律师的李柱铭在港台的节目上说,一旦这个恶例开了先河,很多问题都以用大陆执法而迎刃而解。

不过同场接受访问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慧珠却认为李柱铭的例子不大可能发生。唯北京马首是瞻的谭慧珠说,西九龙高铁总站内部设香港租界,完全有法律的依据。

李柱铭进一步指出,“无论任何时间,只要香港和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任何香港地方都可以租给内地政府,而租界内的港人就不会受到基本法保障。”

李柱铭说,开了这个租地先河之后,政府非常容易依据同一的法律理据,在未来去解决棘手的问题,例如2014年类似雨伞行动的示威再度重演,“只要香港和大陆政府达成协议,以短暂时间例如一个星期租给大陆,香港人就不能受到香港法律,包括基本法的保障了”。

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谭惠珠强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有基本法的法律基础。谭称在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之下,人大决定有权设定香港特区制度和政策,而人大决定会将涉及的灰色地带一一解决。她称,一地两检由香港主动提出,已经过拨款等程序,“不会发生无端白事将香港某一幅地租予内地”。

谭慧珠一直强调,像李柱铭所述的前景,不可能因为有了租地协议之后而会发生。

至目前为止,已有两个香港人就一地两检涉嫌违反基本法而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律政司袁国强表示港府欢迎任何挑战一地两检涉嫌违法的复核。



from RFI http://cn.rfi.fr/%E6%94%BF%E6%B2%BB/20170728-%E6%9D%8E%E6%9F%B1%E9%93%AD%E6%8C%87%E7%A7%9F%E5%9C%B0%E5%BC%80%E4%BA%86%E6%81%B6%E4%BE%8B%E4%BB%A5%E5%90%8E%E6%B8%AF%E5%BA%9C%E5%8F%AA%E8%A6%81%E7%A7%9F%E5%87%BA%E7%A4%BA%E5%A8%81%E5%8C%BA%E5%8D%B3%E5%8F%AF%E7%94%B1%E5%A4%A7%E9%99%86%E6%89%A7%E6%B3%95

德国之声|刘晓波逝世两周 妻子刘霞下落不明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已两周,其妻子刘霞仍下落不明,中国官方显然并不愿意讨论刘霞的去向。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政府拒绝回答有关人权活动家刘晓波遗孀刘霞去向的问题。一般认为,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期间在中国沈阳一家医院去世,此后,他的妻子刘霞一直下落不明。很多友人相信,刘霞目前被关押在一个受到严密监护的秘密地点。周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这位发言人表示,中国有关当局会依法保护刘霞的各项权益。

人权组织和维权人士对刘霞当前的处境表示担忧。有关人士表示,现年56岁的刘霞健康状况不佳,她很可能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中国政府拒绝透露刘霞目前人在何处。2010年以来,刘霞一直处于软禁状态。她最后一次的露面是在官方播放的刘晓波海葬仪式的视频上。德国政府也一直在努力联络刘霞,并在其自愿的前提下,帮助她离开中国。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被”保外就医”后,中国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拒绝刘晓波出国就医。刘晓波此前曾通过友人表达希望死在自由国度的愿望。被从监狱送往医院几周后,刘晓波因肝癌去世,享年61岁。因共同发起旨在争取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2009年,已被关押数月的刘晓波被判处十一年监禁。在刘晓波弥留之际,其妻子刘霞获准陪护。刘晓波去世并被迅速海葬之后,刘霞一直下落不明。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7/%e5%be%b7%e5%9b%bd%e4%b9%8b%e5%a3%b0%ef%bd%9c%e5%88%98%e6%99%93%e6%b3%a2%e9%80%9d%e4%b8%96%e4%b8%a4%e5%91%a8-%e5%a6%bb%e5%ad%90%e5%88%98%e9%9c%9e%e4%b8%8b%e8%90%bd%e4%b8%8d%e6%98%8e/

朝鲜导弹“已覆盖美国本土” 半岛导弹危机升级

来源:
BBC

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KCNA)周六(7月29日)确认了朝鲜成功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试射的消息,称“整个美国本土在朝鲜的射程范围之内”。

中国外交部周六发布声明,称中方反对朝方违背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普遍意愿进行发射活动。中国呼吁朝鲜停止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形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行动。

朝中社声明称,周四(7月28日)晚间,“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Hwasong-14)第二次试射成功进行。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成功试射了一枚同样类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7月27日下达了进行试射的命令并“莅临发射现场指导'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朝中社说。

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64周年纪念日。

“覆盖美国本土”

根据朝中社声明,此次试射的目的在于最终验证可以携带大型重量核弹头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的最大射程等整个武器系统的技术特点。

“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在朝鲜西北部地区发射,最高上升到3724.9公里,飞行998公里,用时47分12秒,落到公海上的目标水域。

“此次试射假设最大射程、用最大高角发射方式进行……重新验证了战斗部分离后重量战斗部在中间区段的姿势操纵特点,确认了战斗部在比实际最大射程飞行条件更严酷的高角发射方式中的再入大气层环境下也正确进行制导及姿势操纵,在数千摄氏度的高温条件下保持结构稳定性,核弹头爆炸操纵装置工作正常,”朝中社称。

“这次试射重新确认洲际弹道火箭系统的可靠性,显示了在任意地区和场所随时可以突然发射洲际弹道火箭的能力,并清楚地证明整个美国本土在朝鲜的射程范围之内。”

美国五角大楼称,这次导弹发射的时间是格林尼治时间7月28日15:41(北京时间23:41)。发射地点是位于朝鲜北部慈江道(Jagang Province)的一座兵工厂。朝鲜在晚间发射导弹非常少见,这个地点此前也从未发射导弹。这说明朝鲜拥有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发射场所。

分析:朝鲜导弹可能已经覆盖纽约

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资深助理研究员梅莉莎·哈纳姆(Melissa Hanham)分析称,相比7月初的那次洲际导弹试射,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射程更远,飞得更高。这意味着朝鲜导弹的覆盖范围比以前估计的要大,已经可以深入美国腹地。

在朝鲜导弹升空后几分钟,美韩日都发布了跟踪数据,涉及发射地点、射程、最高点以及飞行时间等参数。虽然最终的分析报告还未完成,但一些关键点已经明确。

第一,现有数据显示,这枚导弹的射程已达到约10400公里。由于这枚导弹通过陆基移动方式发射,因此如果朝鲜从东北部的港口城市罗津(Rason)发射的话,导弹就能达到纽约。

第二,美国报告指这枚导弹的发射地点是朝鲜北部的一家兵工厂,这和此前媒体普遍预测的平安道龟城市(Kusong)不同。还有些不同寻常的是发射时间,当地时间晚上十一点十一分在朝鲜的试射历史上非常反常。这可能说明朝鲜正在通过部署更多的发射地点和夜间发射来迷惑对手。

中国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六就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答记者问。

耿爽表示,中方关注当前事态发展。安理会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规定。中方反对朝方违背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普遍意愿进行发射活动。

耿爽称,中方敦促朝方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形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行动。同时希望有关各方慎重行事,防止紧张局势轮番升级,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美韩导弹演习

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作为对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的回应,美韩军队进行了一场实兵演习,演习动用了地对地导弹。

美军声明称,演习中发射的地对地导弹沿韩国东海岸射入韩国领海。

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Song Young Moo)称,韩国正在准备单方面遏制朝鲜威胁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快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系统(Thaad)。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6%9C%9D%E9%B2%9C%E5%AF%BC%E5%BC%B9%E2%80%9C%E5%B7%B2%E8%A6%86%E7%9B%96%E7%BE%8E%E5%9B%BD%E6%9C%AC%E5%9C%9F%E2%80%9D%7C%E5%8D%8A%E5%B2%9B%E5%AF%BC%E5%BC%B9%E5%8D%B1%E6%9C%BA%E5%8D%87%E7%BA%A7.html

曹长青:郭台铭投资美国与2020选总统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与很多来访的外国元首开过记者会,但这是头一次跟一个商人一起开新闻发布会,而且是来自台湾的企业家。原因是郭台铭要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建厂。这点正投川普所好,有利于他的繁荣经济、重建伟大美国的雄伟目标。

有台湾人批评郭台铭没把这100亿投资台湾,更不满他没在记者会(这个全美媒体、甚至世界曝光的机会)提到Taiwan。但这里郭台铭有他的难处,因为中国总理李克强曾亲自到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呼吁郭台铭公司把更多高端研发和产业链留在中国,并承诺“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投资环境”等,来拉拢郭台铭。另外,他在记者会不提Taiwan,另一可能是怕惹恼北京(本来中国就会不满他投资美国),使他在中国的资金被“王健林化”,不让转到海外。

在中美之间,最后郭台铭选择了美国,虽然他没把钱留台湾,但毕竟没到共产党的地盘,这无论对美国还是台湾,都有重要意义。

从媒体报道来看,郭到美国投资绝非心血来潮,他起码有五个理由:第一,他说美国经商环境好;二是美国法律健全;三是强调美国有创新基因;四是个人因素,他在美国住过11年,与前妻的两个孩子都在美国长大,他在美国有工厂,一切都不陌生。最后一个最重要,他推崇川普总统,他们都是商人,都是企业家,当然惺惺相惜;他直言,川普总统激起了美国政治生态对经济、招商的强化,美国将更重视商业和市场经济。

作为企业家,郭台铭有眼光,他看到了川普执政后,美国重振经济雄风的前景。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降到4.3%,而法国的失业率是9.5.%,超过美国一倍以上。欧盟28个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是8%。另外美国股市在川普当选后直线攀升,道琼指数和纳斯达克都增幅15%以上。这都是经济蓬勃复苏的信号。

而且川普总统要大幅减税,把企业税40%削减到15%,同时把个人最高所得税率39.6%减至33%。这些低税收的政策,当然也是吸引郭台铭们的重要原因之一。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商人都愿去低税率的地方,因为可以赚到钱。否则利润都被政府的高税收抢去了。

郭台铭想把资金从中国转移出来,不仅那里没有法治、官员索贿等,另外根据“2017年全球缴纳税款调查报告”,中国企业的总税率竟然高达68%!台湾企业的总税率是34.5%,高于香港(22.9%)和新加坡(19.1%)。所以他想在美国投资,既想离开中国,也不想在台湾本地,明显有他的道理。

听说郭台铭要来美国投资,引起七个州竞争,最后他把工厂选定在威斯康辛州。据说这是川普总统力荐的地点。

威斯康辛是美国中北部的一个州,人口580万,全美排第20位。川普力荐威州,尤其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威斯康辛是个对总统大选至关重要的“摇摆州”。美国50个州,约有40个在选前就已基本定局,例如纽约和加州,由于知识分子、移民和少数族裔多,所以永远都是民主党的地盘;而像保守派重镇的得克萨斯州和阿拉斯加,一定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所以最后竞争的关键,是十个摇摆州。威斯康辛不仅摇摆,甚至可以算作“蓝州”(美国民主党的颜色是蓝色,共和党是红色,所以美国选情被分为蓝、红两大块),在1984年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连任选举中获得横扫般的胜利、赢得了包括威斯康辛在内的49个州之后,威斯康辛就一直是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从没在那里赢过,直到这次川普打破了这个32年的禁忌。

但川普赢得很辛苦。第一,党内初选时,他在威州输给了克鲁兹,当时威州州长沃克(也曾参加党内初选,后退出)支持克鲁兹。而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希拉里在那里输给了主张社会主义的极左候选人桑德斯,可见威斯康辛的左派势力有多大。

虽然川普最后在总统大选时赢了威州,但却是险胜,在300万选票中,只赢了希拉里2万7千票,不到选票的1%。

所以这次川普力荐威州,很可能就是希望通过郭台铭投资,增加那里的就业率(首次三千,未来可能创造一万三千个工作机会),刺激经济成长,以促使他在竞选总统连任时再次赢得威州。

威斯康辛州长沃克对此更是兴奋,因为他也要寻求州长连任。其实他在美国政坛已创造奇迹,在过去四年中选赢过三次州长:2012年在州长任内,他因大刀阔斧改革,推行减税,削减福利,控制预算,并抵制左派工会干扰等保守派政策,惹来全美左派的同仇敌忾。当地民主党组织签名罢免他,导致二次投选,但他又当选。四年州长任期到了时,他又以54%比46%击败民主党对手而连任。但由于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败北等,导致他的民调下降到37%,现已回升到48%。如果有了郭台铭的巨额投资(这是美国近年来最大一笔外资),活跃了威州经济,会更增加沃克的政绩,对他再次连任州长明显有帮助,所以在新闻会上,沃克难掩兴奋之情。

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也出席了新闻会,因为他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联邦众议员;威州的经济提升,他的议员连任也更容易。他从1998年当上联邦议员,至今已19年。美国议员没有任期限制,他今年才47岁,还可以选很多届。

郭台铭要投建的工厂,主要生产无人驾驶车使用的面板在内的电子产品,这在美国还是一个空白,所以很有商业前景。再加上述政治因素,所以更受共和党和川普内阁的欢迎。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长和威州州长等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真是给足了台湾企业家面子。所以郭台铭也用英语致词强调这是双赢。

这里郭台铭没有提到另一个“赢”,那就是同一天台湾关于2020总统人选的民调,郭台铭也被列入。这次民调显示,如果是蔡英文对上郭台铭,蔡英文以38.1%败给郭台铭44.4%。这是绿营的新台湾国策智库做的民调。而在今年五月蓝营的《时报周刊》公布的民调,郭台铭(35.7%)也是打败蔡英文(24.2%),双方差距超过11%。由此,绿营内部已有很强的呼声,2020 应该选目前为台南市长的赖清德来做民进党候选人,而据上述绿营民调,赖清德以48.4%赢过郭台铭37.5%,赢幅超过10%。同时赖清德以更大差距赢过可能参选总统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朱立伦,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等。

但郭台铭如果参选,国民党能否礼让则是未知数。如果吴敦义、朱立伦们民调都没有起色,最后国民党们共推郭台铭,用copy美国川普模式,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知名财经评论专家谢金河断言,郭台铭可能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最大变数。这次川普总统大阵仗地(带副总统,国会议长,州长等)开新闻会介绍郭台铭的投资,是不是会增大郭台铭的总统梦?还要看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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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孙政才严重违纪,因为太像接班人

来源:
德国之声

历史上残酷无情的专制皇帝并不少见,但是人们仍然努力把中国政治拼入人类21世纪的文明版图。尽管一系列的宫廷争斗令人目瞪口呆,但是很多人相信,在那里仍然存在现代性的制度制约。习近平对此似乎有些烦恼:怎么才能让你们相信呢,我不是那样的人!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被调查,再一次让人脑洞大开。

在定点清除薄熙来、王立军之后,孙政才被派往重庆主政,显然肩负重任,前程远大。去年,他受到习近平的公开表扬,两人握手的照片见诸媒体。从官方标准照看,孙政才可谓气宇轩昂,印堂发亮。他本人也低调内敛,符合接班人形象。分析家们认为,今年秋天的十九大之后,孙政才有望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隔代指定接班人”与“集体总统制”

这个分析基于对中共权力秩序的理解。很多人认为,中共未必需要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稳定而有效运行的权力机制。其中一个制度是“隔代指定接班人”: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江泽民指定了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和李克强,胡锦涛又指定了习近平之后的孙政才和胡春华。其“政治智慧”至少包括两点:一,老人更能高瞻远瞩,放眼未来;二,本届和下届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力瓜葛,避免了更多腐败机会。

且不说“执行”这个制度期间中国腐败程度震惊世人,单是细想这个制度本身就会觉得颇为怪异——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其中一个传说就是常委们互相制约,令“古制难改”。最有名的理论要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教授胡鞍钢的“集体总统制”。胡鞍钢称,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倘若这种制度真的有效,那么人类政治应该停留在中国西周或者古罗马时代的贵族统治——那些制度也比“集体总统制”要完善得多。习近平显然没有耐心继续维护这层薄纸,摧枯拉朽地把它撕得粉碎,一人身兼十多个小组长,令政治局常委也成橡皮图章,成为“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在这个过程中,胡鞍钢教授吹嘘的比西方民主优越得多的监督机制到哪里去了?

新战略:习近平主义

兔死狐悲,孙政才被免职一周之后,在广州主政的胡春华在一次会议上强调“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在何处呢?那就是已成为宣传主体的“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主义”。

同样是这个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顾不上前后矛盾,抛弃了“集体领导制”学说,卖力地吹嘘起“习近平思想”来了。在一篇文章中,胡鞍钢说,“习近平经济学”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又是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创造性融合。其不仅是“中国之道”,更是“世界之道”;不仅是推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引,更会成为推动世界从“逆全球化”走向“新全球化”的思想号召。尽管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血债累累,但是就是“理论建树”而言,有网友评论道:这大概是马克思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了。

胡鞍钢只是一个例子,它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习近平主义”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教育、学术和媒体宣传正在塑造的新救世主——不仅要实现“中国梦”,而且要拯救世界。邓小平以后,官方否定“文革”,“警惕文革再来”成为知识界、文艺界的主流话语。习近平发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警示之后,那样的忧患意识也就越来越少了。

腐败真相:挑战中央权威

近日,一些社交媒体再次转发习近平“大总管”,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去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篇文章把所谓的反腐斗争说得很直白:“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不仅经济贪腐,而且政治野心膨胀,无视党纪国法,拉山头、搞宗派,直接挑战党中央权威,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中央果断查处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消除了严重政治隐患”。文章说,“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

党内服从得不够都是犯罪,遑论党外的“零八宪章”、“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女权行动派等等民间反抗力量。刘晓波被残忍地拒绝海外就医、刘霞丧夫后被失踪、709人权律师遭受非法关押及酷刑,都是“习近平主义”的结果。

接班人就在镜子里

就目前所知的信息看,孙政才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拉山头、搞宗派,直接挑战党中央权威,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失宠甚至“犯罪”的原因,很有可能仅仅因为他是传说中的“接班人”。分析者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男之所以马来西亚被暗杀,是因为他可能被中国扶持成为替补。不一样的是,传说中孙政才的角色根本不是“非常时期”的替补,而是按照中共的“政治智慧”构建的制度,成为习近平之后的正常接班人。

习近平通过此举表明:第一,他不需要遵守任何“古制”,按部就班地培养党的接班人;第二,他甚至不需要接班人,至少目前不需要。他的接班人就在镜子里,别的都是绊脚石。可以说,扫除一切接班人,是“习近平主义”当下的核心任务。胡春华将如履薄冰:他既要“全面服从”,但又不能让人误以为他已被选中。成为“接班人”标配,这件事本身就“严重违纪”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9%95%BF%E5%B9%B3%EF%BC%9A%E5%AD%99%E6%94%BF%E6%89%8D%E4%B8%A5%E9%87%8D%E8%BF%9D%E7%BA%AA%EF%BC%8C%E5%9B%A0%E4%B8%BA%E5%A4%AA%E5%83%8F%E6%8E%A5%E7%8F%AD%E4%BA%BA.html

博谈网:官派律师与死磕律师 绥靖与对抗哪个更有未来?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国知名律师陈有西,日前成了709家属李文足口中的官派律师。曾经的死磕律师陈有西近日连续发文批“死磕律师”,引起人们的关注。

请谁抓谁

7月28日,709家属李文足、王全秀、王峭岭等人再到最高法接待大厅,第11次控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非法阻止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王全璋,但她们再次吃了闭门羹。她们表示,在入口处,法警顺利放行其他人,却选择性特殊对待709家属,几个法警用壮硕的身体堵着入口,使709家属最终不得进入最高法。

709家属无法得到公检法机关的公平对待,代理709案的律师们饱受各种打压与阻扰,是709案两年来的一个常态。而被当局指派官派律师,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709案的王全璋律师之妻李文足为其聘请的辩护律师余文生和程海,到天津四十多次都见不到王全璋,但陈有西律师自称接到法院消息后,即会见到王全璋,并进到法院阅卷,而招来不少质疑,被李文足斥为是“官派律师”。

声援709案的律师们认为,这可能是王全璋受到当局威胁,仅能选择办案单位允许的律师。

律师权益关注网27日就发文表示,709案被判缓刑的李和平律师说,他在被关押的不同阶段都写过名单,一次列五人,并在每次的五人名单之后,都附上一句:“以上五人中任何两人或者我妻子认可并聘请的其他律师均可作为我的辩护律师。”然而这些交给预审、公诉、法官的名单,最终都没有音讯。 

李和平律师表示,他在里面得不到任何消息,无法作判断。专案组还一直威胁他:你只要列出要请的律师名单,专案组就会去抓人,“你不要再害人了”。

刚于7月21日解除取保候审的709案王宇律师则透过其他律师转传消息。王宇称她在里面也曾要求见律师,并提供律师名单,但警方却恐吓她:最好不要提供名单,否则警方会根据名单抓人。警方还骗她说,她以前提供的律师名单上的人都被抓了。在这情况下,迫使王宇开始选择那些她觉得相对不那么敏感而且没有什么交集的律师。

陈有西反批“死磕律师”

因微博上的发言,自26日以来受到许多批评的陈有西律师,仍持续在微博上为自己作解释,同时发文指责“死磕律师”。

27日他说:“死磕律师作为一个失真标签,已经成为严重破坏中国律师形象的一个祸害。也是导致中国官方将律师列为社会五种不安定因素之首的直接原因。”

28日又发文称,王全璋律师在案件将开庭的最后关头选择委托他辩护,二年多来他首次会见到王全璋律师,并及时通报家属,“让一些所谓‘死嗑阵营’的人很惊讶,很失望,很愤怒。可见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王的命运和下落,而更想将他当成一个事件的符号和工具。” 

针对26日称余文生和程海律师是因未年检而不能会见的说法,陈有西表示,是相关部门告诉他的。

陈有西新的发言,继续招来批评。北京律师梁政在推特说,如果中国多一些王全璋,少一点陈有西,那么当局在蹂躏国人时也许会多一份顾忌,他质问:连律师的执业权利都不能保障,谈什么依法治国?梁政律师指出:“709律师绝不是因为陈有西们污称的所谓死磕而被捕,他们是在一个系统性运动中被挑出来祭旗的。”

709案当事人李和平律师表示:死磕代表了律师及其委托人对公义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违法邪恶的抵制,怎么就成祸害了呢,怎么就成为有些人有些机构的打击目标了呢?与自然正义,与人性,与良心较劲,有明天吗?

据媒体人李蒙在《死磕派律师》文章中表示,死磕派律师的形成,萌芽于2009年底的重庆李庄案。陈有西作为李庄的辩护律师,被业界尊为死磕律师的代表。但后来陈与死磕派律师渐行渐远,2014年5月通过《人物》杂志的专访,表达了他对死磕派律师的看法——《绥靖比对抗更具建设性》。百度百科对陈的介绍说陈是中共党员,信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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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1769

【香港01】加藤嘉一:日本人關心的是:香港會不會變成中國那樣?

撰文:加藤嘉一

7月上旬到中旬,我在日本名古屋、大阪、東京等地方,跟政界、商界、學界、文化界等人士比較集中地交流了下關於中國的話題。
  • 中國經濟接下來能持續發展嗎?
  • 中國的勞動成本不斷攀升,又有政治風險,作為投資目的地,是不是已經不太合適了?
  • 中國最近在對外戰略上明顯帶有擴張的態勢?他們真正想要做什麼?
  • 習近平總書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掌握權力?是掌握得不夠,還是掌握得太多?
  • 中共的十九大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會不會做到2027年?
這些均是我聽到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我不知道跟香港讀者朋友們的興趣點和關注點有沒有一些重合的地方。我還是覺得日本國民挺關心中國問題的,連那些普通老百姓都關注中共十九大的有關動態,還是挺令人意外的。不過有一點值得讚賞,日本國民普遍認為,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外交還是軍事,中國的問題和動態很有可能影響日本的權益和未來,因此產生關注的動力。我也覺得,這是作為鄰國應該抱有的姿態。若一個國家社會的公民一點不關心外界所發生的事情,始終忙於自己的事情,活在自己的世界,那這個國家社會恐怕是沒什麼未來的。

可能是因為剛剛經歷了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吧,我所交流過的日本國民還是挺關心香港問題的,從單個話題來講,可以說是我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那麼,在本文中跟香港讀者朋友們分享一下我們日本人之間交流的狀態和角度吧。
大多數日本人是不瞭解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在“一國兩制”下具體的共存方式和制度分工。(視覺中國)
香港會不會中國化?

這是我遇到的最多的問題。我不知道這一問法是不是帶有日本國民性特有的曖昧。其言外之意應該是:
香港會不會被中國同化?

進一步或更極端地來說:
香港會不會變成中國那樣?

我很好奇香港讀者們接不接受來自外國人的這樣一個提法。我想,作為展開討論的前提,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大多數日本人是不瞭解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在「一國兩制」下具體的共存方式和制度分工,有不少人也不瞭解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關係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關係之間的異同。在他們眼裡,中國就是中國;香港就是香港;臺灣就是臺灣。包括去過這些地方的日本人,也同樣這麼認為。這次在東京正好遇到剛剛從香港旅遊回來的年輕女子,她就是興高采烈地說香港多好,多漂亮,食物多好吃,很吸引女生的地方……她說著這些話的時候,是根本不會想到位於北方的中國大陸的,更何況什麼一國兩制。在她看來,香港就是香港,拿著日本護照,抵達香港,入境,旅遊,出境,回到日本,僅此而已。

除非是那些長期關注中國問題,在香港從事金融行業,以及同時投資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商人等,否則的話,普通日本人對它們的認知就是停留在這個程度。當然,我必須說明一下,這些日本人是毫無惡意的,也絲毫不帶有什麼政治性。那些認知也是基於自身生長的環境自然產生的。

就一些普通來百姓而言可能是看到了香港回歸二十年的一些報導,就比較關注中國問題,或從事一些商業活動的人而言應該是注意到最近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格,我想,他們才提出香港會不會中國化的問題。

他們提出「香港中國化」的背景思考並不複雜,借用那些我交流過的日本人的語言來描述,大致就是這些;
  • 香港會不會失去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從而其社會環境被中央政府的邏輯和體制所支配?
  • 香港有一天會不會變成新疆那樣,大量的中國人移民過來,然後佔領社會的重要位置,本地人則不斷被邊緣化,最終失去自己原有的制度和文化?
  • 不是說“五十年不變”嗎?現在才二十年,好像已經開始被變化了。
  • 香港會不會很快就變成社會主義?即使表面說是資本主義和香港自治,實際上就是變成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是否是香港讀者朋友們平時所思考的東西,抑或,香港朋友們會不會有類似的想法或擔憂。在這裡,我只想跟讀者朋友們分享一下日本國民是從這些角度關心和討論香港問題的。而且,大多數討論者的初衷無疑是對香港社會的喜愛和對香港公民的尊敬。正因為有這些情感,才認真關心和討論。

其實,我也偶爾跟來自中國大陸,目前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年輕朋友聊聊香港的未來。
那些香港民主派的人就是不瞭解怎麼做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

香港近年的發展大多是中國大陸給予的,沒有了大陸,香港就是無法發展。
如果這樣下去,香港的許多高薪職位都會被大陸年輕人奪取,香港年輕人的競爭力越來越低。

我想,這些或多或少也符合現狀吧。

不過,我觀察最近有關香港的狀況和討論,站在一個喜歡香港社會和尊敬香港公民的日本人的立場,我想說的是,香港如何保證未來發展也好,香港人如何維護本土文化也罷,一切討論的出發點應該是,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外國人,大家比較普遍認同的那些香港社會的優點和魅力究竟是來自什麼地方,是什麼時間段的哪一群人發明,深化,維護下來的。這就是觀察事物和討論問題的初衷,只要弄清和回歸這一初衷,那麼,自然會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今天先點到為止,講到這裡吧。有機會再討論。

01博評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7/07/01-1647.html

割地削權賣港三步走

高鐵西九龍總站割地削權,實施一地兩檢,何只方便乘客。特區政府擬訂的「三步走」立法程序更方便,只須內地與港府達成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確認,就要香港本地立法。一地兩檢方案明顯違反《基本法》,但政府聲稱不會修改《基本法》或要人大釋法,比處理宣誓案的手法更惡劣,損害香港法治更透徹。再者,移動邊界至市區方便內地人員在香港境內執法這個「局」,並非石頭爆出來的,而是至少部署了10年,伏線是2007年《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當時特區政府向香港大律師公會摸底,時任主席正好今天負責推銷西九一地兩檢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一地兩檢的核心問題是《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全國性法律不會在香港特區實施,除了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並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在高鐵西九總站割地實施全國性法律,毫無疑問牴觸《基本法》第18條,租賃只是技術之詞,本質就是割地。
特區政府迴避上述問題,只說是引用《基本法》第20條,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授權香港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政府此舉無視一個大前提,任何授權都不應牴觸《基本法》其他條文或削弱香港司法管轄權。

港府主動請賜毒酒
袁國強擺出維護中央的姿態,一再說一地兩檢是特區政府要求的,以此反駁「大石砸死蟹」的指控。言下之意,特區政府自願割讓香港境內的司法管轄權,主動找死,請求皇上賜毒酒,還甘之如飴。
立法會議員宣誓官司,特區與中央政府裏應外合,粗暴改寫本地的宣誓條例,尚且以人大釋法包裝一下這個惡行。西九一地兩檢連這點門面工夫都慳返,此後凡牴觸《基本法》的舉措,特區與中央政府都可以照辦煮碗,方便地採用權宜的「三步走」方式處理,為所欲為。
一地兩檢是一個部署10年的「局」,有三個里程碑。一、2007年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通過《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時任法律界議員吳靄儀預見有來有往,先行在深圳灣割地實施一地兩檢,同一模式將來一定會搬到香港境內。政府當年向香港大律師公會摸底,認同公會的意見,不為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而修改《基本法》附件三,這個決定成為壞先例。當時公會主席是今天的袁國強司長。二、2008年條例草案通過後不久,建制派議員動議,促請政府在高鐵、機場、直升機場等口岸實施一地兩檢。三、2010年初在一片強烈反對聲中,立法會強行通過興建高鐵的撥款,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說過,兩地兩檢有經濟效益、高鐵通車初期難以實施一地兩檢、有後備方案等等,7年前的陳述已經像《中英聯合聲明》「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深圳灣口岸、建制派動議、撥款建高鐵,處心積慮的「三步走」,為今天的西九一地兩檢鋪路,亦是將來在香港其他口岸或位置割地削權的伏線,今日割一塊,明日割一塊,邊界隨着跨境列車移動,香港的司法管轄範圍萎縮,朝向毀滅。
有人講風涼話,告誡香港人在「內地口岸區」包括高鐵移動列車中只要不做違反內地法律的事情,例如不喊平反六四口號,一地兩檢何懼之有?可是,當高鐵列車明明進入了香港境內,駛向九龍,但乘客在車廂裏上Facebook都要懼怕觸犯內地法律,被車廂中的內地執法人員逮捕,這還算是香港嗎?
為少少車程方便而付出的沉重代價,是在地理和法治上香港自主範圍逐步被蠶食,值得嗎?

陳淑莊
公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from 蘋果日報 (香港)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727/20102898

假租界真割地的中國邏輯

有說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正常人的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各界指政府把九龍核心商業區的西九站逾10萬平方米,割予中國作租界,是違反《基本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指《基本法》「無define香港範圍」,而「香港特區」只是根據國務院1997年第221號令訂立,因此把西九站的範圍從「香港特區」劃出去,這範圍就不需要遵守《基本法》。
袁國強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大家當知道「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完全是廢話,因為無論《基本法》寫甚麼,只要把這些地方剔出「香港特區」的範圍,對香港以往一切保證以及法律都可以一夜消失,即明日中共即可對香港人實施一國一制,只要把「香港特區」界定為只限於禮賓府之內,其他地方都不再屬於「香港特區」了,又豈要守甚麼《基本法》呢?
以「袁國強邏輯」而言,港獨或者歸英派,只需要改口說「香港島獨立」或「港島九龍歸英」,只不過是爭取把這些地方劃出香港以外,一如西九龍站割地一般,完全沒有違反《基本法》?
香港人經歷了銅鑼灣書店的越境綁架,以至肖建華的「被帶走」,中共藉一地兩檢之名來作違反香港法律之事,證據愈加明顯。英國向中國抗議,質問身為英國公民的李波下落時,中國外交部竟指李波「首先是中國公民」,理由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然而,近日伊朗指控擁有美國國籍與中國國籍的「北京80後之光」王夕越作「美國間諜」,並判監十年,中國外交部竟以王夕越擁有美國國籍為理由──「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因此說王夕越不是中國人。同樣一條國籍法,同樣擁有雙重國籍,當中國政府要藉此綁架,就「首先是中國公民」;要中國政府負責與拯救,就立即「喪失中國國籍」,這種「中國邏輯」,說明法律在中共眼中只是政治工具,即使白紙黑字,也完全不可信賴。
強盜式搬龍門匪夷所思
多次胡亂事後釋法,特別是早前DQ六位立法會議員,早已表明《基本法》的公信力破產,因中共可隨意事後增減內容,度身訂做有追溯力的「法律解釋」,去針對中共的眼中釘。大家期望的是《美國─香港政策法》所引用,以至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可以稍為約束中共。然而,中國外交部發表《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沒有現實意義」的驚人偉論後,上星期在回應記者提問時,高舉1890年的《中英藏印條約》,要印度遵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這邊界條約一經簽署,不論政府更迭、國體改變、都不影響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中共自己簽署的不承認,卻同時強加印度守自己沒有簽過、由已滅亡的清朝政府與英國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更荒謬的是《中英藏印條約》就是英國擊敗藏軍戰後所簽的條約,甚至包括西藏割地,這種條約中國人一向稱之為「不平等條約」,以此為理由不作遵守;就香港97前途談判時,英國即以永久割香港島的1842年《南京條約》、永久割九龍半島的1860年的《北京條約》,以至1898年租借新界99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要求中共應允續租;中國長期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可是如今竟以這種條約來質疑印度,實在匪夷所思。
這種強盜式搬龍門的做法,這20年來香港人已經深受其害,多次釋法包括亂解特首任期,以至篡改《基本法》附件對普選的門檻與解釋等,都說明中共即使白紙黑字保證,只是用來欺騙世人,以及約束別人之用。為了一條高鐵,要在香港建立租界,再享有治外法權,中共今日所做的,就一如十九世紀的殖民帝國,而香港則由善良的殖民主,轉往殘暴的殖民主手中,令人憤慨。

林忌
時事評論員


from 蘋果日報 (香港)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727/20102906

李怡 - 目的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28日
袁國強就西九站劃出10萬平方米給大陸管轄,宣稱「基本法無define(定義)香港範圍」,至於香港本地法律同樣「無define香港territory(領土)」。
《基本法》是不是沒有定義香港範圍呢?讓我們看《基本法》「序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因此,《基本法》明言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法源是《中英聯合聲明》。而聯合聲明的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已經清楚界定香港地區的範圍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了。袁國強怎麼可以睜眼說瞎話指「基本法無定義香港範圍」呢?
至於《基本法》第七條說香港土地是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區管理並可出租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袁國強據此稱可以出租給國家。但這一條絕非意味出租後可以實行租賃者自己的法律而《基本法》及香港法律可不在那兒實施,根據第八條、第十八條,所有香港地區都無例外地實施《基本法》,並言明「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地區實施。因此,在《基本法》訂明的香港地區內實行大陸法律,並沒有法律根據。
袁國強又稱,「實行高鐵一地兩檢的要求,是由香港提出,內地亦是本着幫助香港的心協助」。
這個「此地無銀」的聲言,使人更懷疑「一地兩檢」不僅是因應中共的需要而提出,而且這根本就是香港要建高鐵的目的。甚麼意思?意思就是從香港前往大陸的便利來說,根本是不需要高鐵的,更不需要把高鐵站建在市中心。香港建高鐵的目的,就是以「一地兩檢」為藉口,把大陸專權政治的執法利劍,插進香港的心臟。因此,建高鐵是手段,藉高鐵搞「一地兩檢」才是目的。
法律界人士David Tang昨天在facebook上說,「高鐵最令我反感的,是特府打從Day One就存心欺瞞」,「甚麼48分鐘直達廣州,根本是惡意做假。火車到的,不是廣州市中心,而是番禺,不過站名叫『廣州南』而已,要再坐十幾個站地鐵才到市中心,最少半個鐘。更糟的是,48分鐘是指中間不停站的直通車,而直通車,一天卻沒有幾班,其他的,要60分鐘以上,再轉地鐵,就是一個半鐘以上了。現在的九廣直通車,也是一個半鐘多一點而已」。
還有,大陸大部份城市的高鐵站,都遠離市中心,為甚麼香港非設在西九不可?香港有52%即300、400萬人居住在新界,他們去大陸會直接從北區過境,要坐高鐵也去深圳坐,不會繞來西九的。
因此,高鐵不論從成本還是需求來說,根本不值得建。建高鐵的目的現在終於清楚了,原來就為了要弄個「一地兩檢」。
香港失去的,不是「割地」,而是由此開始並將逐漸擴大的中共在香港的執法權。
香港人還以為無所謂,以為沒事發生嗎?


from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47.html

Friday, 28 July 2017

美韩实弹军演 回应朝鲜导弹试射

来源:
美国之音

美韩军方联合演习,向韩国领海发射导弹,对朝鲜星期五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做出直接回应。

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发表声明说,这次联合实弹演习使用了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韩国的玄武二型导弹。军方表示,这两种武器系统可以全天候迅速部署,实施纵深精准打击。

美国一位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演习是美国东部时间大约下午5点半开始的。

白宫随后发表声明,称朝鲜的导弹试射是“鲁莽危险的行动”,会使朝鲜进一步受到孤立。

声明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保护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

朝鲜星期五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几周以来的第二次。这次试射比7月4日那次飞得更高更远。

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说,这次发射是在朝鲜北部的慈江道兵工厂进行的。

美韩国防官员以及非军方分析人员都说,这枚导弹飞行了“40到45分钟”,飞至3000公里的高度,飞行距离约1000公里,随后坠入日本海,距离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约160公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朝鲜星期五的导弹试射对日本构成了“严峻和真实的威胁”。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说,星期五朝鲜不同寻常的晚间试射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卡里斯上将打电话给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淳镇将军,讨论做出何种军事回应,并重申了他们对美韩联盟“牢不可破的承诺”。

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的导弹试射“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威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7%BE%8E%E9%9F%A9%E5%AE%9E%E5%BC%B9%E5%86%9B%E6%BC%94%7C%E5%9B%9E%E5%BA%94%E6%9C%9D%E9%B2%9C%E5%AF%BC%E5%BC%B9%E8%AF%95%E5%B0%84.html

方可成:一种消耗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会从和审查者的猫鼠游戏中获得一种奇特的成就感和快感。如果我通过变化选题角度和包装方式让某个本来敏感的话题得以顺利发表,或是使用春秋笔法含沙射影表达了批评,或是偷偷在一篇看似无关痛痒的文章中塞进了几个带刺的句子,那么我可能会得意洋洋地欣喜一阵子,自以为又在这场游击巷战中得了一分。

但是渐渐地,很多人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幻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面前,费尽心思学会的一点花拳绣腿,其实根本没有意义。我们曾经自以为豪的那些春秋笔法,那些弯来绕去的遣词造句,那些不足挂齿的雕虫小技,花费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消耗了多少时间精力。本来,这些智慧和精力,可以用于创造更伟大的作品,但现在,它们却毁于这种无意义的缠斗、这种人类之间的内部消耗。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写作者中有多少优秀的头脑,但他们将大量精力花费在寻找合适的绕路方法,花费在斟酌一个具体的用词(不是为了表达的美感,而是为了安全),有多少好作品就这样失去了诞生的机会?

更可怕的是,在长久的自我压抑之后,一些表达方式可能永远从我们自己的词典中消失了。我们可能永远不曾体会过,真正的自由写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们可能会永远丧失(或者从未拥有过)不受拘束、自由写作的能力,就好像一辈子生活在动物园里的狮子,只会在方寸之间踱步,从不曾在草原自由奔跑,甚至天性已经泯灭。这种痛苦和危险,足以令每一个写作者深深不安。

其实不仅是写作者,这种人类内部的自我消耗还影响着很多其他职业的人。有多少学者,为了顺利访问Google Scholar花费了几小时、几十小时?有多少互联网公司,为了内容的“安全”而徒增了巨额成本,削减了有潜力的业务?

现在,又有多少和内容创业相关的人,消耗在了“政策风险”上,比如萝贝贝,比如wulujia(小秘圈)。

有时候,我想放弃墙内表达,在墙外的英语世界里做一个不憋屈、不做无谓消耗的写作者。但是,当这样的写作失去了原本希望达到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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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1759

白宫内斗进入大众视野

来源:
美国之音
白宫内部一触即发的矛盾星期四进入大众视野。美国总统川普新任命的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对白宫里的对手展开措辞激烈的抨击,屡爆粗口,谴责那些对媒体泄漏信息,有损川普政府,让川普政府脸上无光的人。

纽约客周刊星期四在网上刊登了对斯卡拉穆奇的采访报道。斯卡拉穆奇在采访中矛头直指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和川普的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

华尔街银行家出身的斯卡拉穆奇是川普坚强的支持者。他首先对普利巴斯开火。他怀疑普利巴斯泄漏了白宫会议的保密细节。普利巴斯曾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跟很多重量级共和党议员关系密切,是川普政府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

斯卡拉穆奇通过电话接受纽约客周刊驻华盛顿记者采访时说:“普利巴斯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是个偏执狂。”

斯卡拉穆奇随即又将矛头指向班农,指责班农利用他在白宫的显赫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声望。斯卡拉穆奇用极度不堪入耳的话形容班农,说自己不是班农那种人。他说:“我不会利用总统的实力来建筑自己的声望。我是要为国家服务。”

川普上周决定任命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普利巴斯和班农都曾极力反对。斯卡拉穆奇进入白宫,也促使普利巴斯的盟友,白宫新闻秘书斯派赛闪电辞职。白宫通讯小组的另外一个成员也因为被控泄密而辞职。

纽约客文章的作者瑞安·里萨说,斯卡拉穆奇要求他透露一天前一篇报道的消息来源。这一要求遭到里萨拒绝后,斯卡拉穆奇“变得越来越愤怒,最终自己说服自己,普利巴斯就是那个消息来源。”

斯卡拉穆奇在谈到白宫泄密的工作人员时说:“我要将他们统统开除。我那天就开除了一个,明天还要开除三、四个。我一定会找到向你泄密的那个人。普利巴斯…他很快就会被要求辞职。”

接受完电话采访,斯卡拉穆奇又在推特上攻击普利巴斯,但是后来想想,还是删除了那条推文。他后来表示,他谴责普利巴斯的话被曲解了,包括他本人和普利巴斯在内的白宫所有高级负责人都决心找到向记者泄密的人,让他们卷铺盖走人。

普利巴斯和班农星期四晚上双双拒绝对斯卡拉穆奇指责他们的话做出回应。斯卡拉穆奇意识到自己的话掀起了政治风暴后,在推特上写道:“有时候我会说脏话,我今后会注意,但是我不会放弃为川普总统的议程奋斗,让美国再次伟大。”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7%99%BD%E5%AE%AB%E5%86%85%E6%96%97%E8%BF%9B%E5%85%A5%E5%A4%A7%E4%BC%97%E8%A7%86%E9%87%8E.html

易宪容:房地产泡沫的“灰犀牛”政府有能力应对吗

来源:
博客

如何来有效地防控中国金融风险,不仅最近中央政府各种重要的会议一直在强调,也有一些媒体用更为通俗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及分类,如“黑天鹅”和“灰犀牛”,从而让国人对金融风险认为更为具体、更为形象、更为关注,讨论得更为火热。这对有效地防控金融风险是大有裨益的。

有人就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存在三只“灰犀牛”,如房地产泡沫、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国内资金大量外流等。所以,中央部门有局长就明确表示,对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如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问题,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也就是说,政府已经达到共识,房地产泡沫可能是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是一只“灰犀牛”。但是,政府对房地产泡沫了解清楚吗?现实的市场及房地产企业对此又是如何反应呢?特别是为何现实市场及房地产企业与政府的共识会背道而驰?是现实的市场错了呢?还是政府认识不足?如果是政府认识不足,政府能够驾驭这只房地产泡沫的“灰犀牛”吗?

因为,这个月的香港H股市场,在香港上市场的国内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一直在持续上升,而在昨天(7月27日)有房地产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一天就上涨达到14%,随之其他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也都大涨。那么在香港上市的国内房地产公司股价之所以会快速上涨,有国际投资银行的分析认为,就在于上半年国内房地产公司的业绩十分强劲,房地产企业上半年平均完成全年销售目标56%,核心盈利预料按年增长25%,毛利率比去年同期扩大了2个以上百分点。而上半年国房地产企业的业绩如此强劲,主要受惠于2016-2017年这两年特别上半年的房价快速上涨。

国际投资银行的分析还认为,在香港上市的国内房地产公司不仅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强劲,而且在未来两年其业绩仍然处于在上升期,其利润率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这种分析与房地产上市公司对未来一两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尽管近来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但是房地产企业对此根本上就不在意。国内房地产企业不仅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也在积极地增加土地储备,以便迎来新的业绩增长期,但其净负债比率还是在上升(即使住房销售快速增长)。

也就是说,尽管在政府看到房地产泡沫是一只“灰犀牛”,也正在出台政策调控,以防控其面临的风险,但是市场及房地产开发商并非是这样认识的。房地产开发商并不在乎政府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因为目前仍然有更多的人涌入房地产市场。因为,当前涌入房地产市场购买住房者所看到的是房价还在上涨。只要房价还在上涨,就有投资机会,他们就会利用金融杠杆进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住房投机炒作者退出市场并非仅是几道调控政策出台就能够阻止的。

还有,在前两年国内银行业的业绩增长严重下降,其增长率甚至于在1%以下,从今年开始,这种情况出现明显好转,上半年国内银行业的业绩又开始喜人,增长强劲。国内银行上市公司的股价也出现持续走好。国内银行业受业绩持续向好的影响,基本上也看到国内房地产,看好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所以,尽管政府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信贷扩张有所减弱,但受这种业绩利益的驱使,国内银行业同样愿意向房地产企业及购买者增加信贷。从今年信贷增长数据来看,这种趋向是十分明显的。

也就是说,正因为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仍然还在上涨,房地产市场的住房投资炒作者才有愿意涌入市场,房地产开发商更有动力增加更多的住房供给,国内商业银行也意愿提供更多的信贷以增加其业绩。但是作为一个城市居民的住房拥有率高达93%以上的房地产市场,目前仍然还是以房价上涨在带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房地产泡沫只能地吹得更大而不会缩小,从而使得这只房地产泡沫的“灰犀牛”所潜在的风险可能会更高。因为,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房价下跌,市场房价上涨预期逆转,那么上述这样一种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循环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对此,政府所采取的取态就是既要遏制房地产泡沫,遏制资产泡沫,又要让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稳定。但是实际上市场上这种十全十美的事情并非容易达到,政府要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现实的市场力量肯定会推动价格再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泡沫这只“灰犀牛”,政府准备好了吗?能够驾驭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6%88%BF%E5%9C%B0%E4%BA%A7%E6%B3%A1%E6%B2%AB%E7%9A%84%E2%80%9C%E7%81%B0%E7%8A%80%E7%89%9B%E2%80%9D%E6%94%BF%E5%BA%9C%E6%9C%89%E8%83%BD%E5%8A%9B%E5%BA%94%E5%AF%B9%E5%90%97.html

专访裴敏欣:习近平终结了“后天安门秩序”,然后呢?

习近平上台后,告别了菁英分赃联盟的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终结了持续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破之后是否立?明年七月见分晓。

在政治学者裴敏欣看来,2012年是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强势拐点——它不仅拉开了中共领导人换届的帷幕,习近平的上台,更直接终结了此前两届中共领导人所延续了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然而,新秩序是什么?习究竟凭什么能够展开新秩序?眼下人们感受到的反腐败、高官落马、富豪自危、政治高压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吗?它又会将中国牵引向什么样的未来?

端传媒日前在香港专访了这位师承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并邀请他评点中国当下的政治现象与走势。

59岁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专长研究中国政治、中美关系以及民主化。他曾著有研究中苏改革比较的专著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94);研究中国转型陷阱的专著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2006)。而去年底,他关于中国的最新研究引起不少关注,包括2016年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发表的论文 Transition in China? More Likely Than You Think (《中国转型?比你所想的更可能》),以及同一时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这本新著,也是裴敏欣的书作首次推出中文版,译为《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2017年7月在台湾八旗出版社面世。

在评点当下政治局势之前,不妨回顾一下,裴敏欣在专著与演讲中不断阐释过的,他对中国的几个基本判断:


  1. 中国的专制体制已经进入衰落期。衰落期可以很长,衰落可以观察,崩溃无法预测。对衰落期的判断,裴敏欣个人认为是10年左右。
  2. 从社会经济现状和全球比较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亨廷顿所定义的"转型区",也即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发生转型的可能性高。但仍缺少主观条件。
  3. 中国的专制是后极权体制,不是威权体制,前者比后者对政党、经济、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控制要严密得多。中国已经错过了从后极权向威权转型的改革时机。以世界经验来看,后极权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以革命告终。
  4. 如今中国转型的最可能模式是改革和革命的混合("Refolution"),裴将之命名为"改良式革命"。
  5. 政权可以选择不主动改革,但不改有不改的成本,客观上难以长期持续。


在裴敏欣发表于《民主期刊》的论文中,他举例证: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于台湾1988年到1989年的水平,也高于韩国1987年的水平,在适合比较的35个国家之中,中国高于30个国家,不光进入了"转型区",而且进入了其中比较高的水位。另一方面,他又研究了全世界比中国人均 GDP 收入更高、但仍保留专制政体的国家,几乎全是产油国。裴敏欣认为,政治学研究发现,产油国可以通过自然资源开发获取暴利,养活专制,而不需要从民间摄取财富,因此可以不必民主转型,但中国则非常困难。若经济持续发展,能维持专制政体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样的框架中,如何看待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习显然深有所感,在他当政后的数次党内谈话都可见其忧虑。但他求诸的种种药方,能扭转局势,改变衰败期的本质吗?十九大临近,怎样判断中国会不会主动转型?

以下是端传媒专访裴敏欣的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最近提出,习近平终结了"后天安门秩序",究竟什么是"后天安门秩序"?

裴敏欣(以下简称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实际形成了一套内部运作的新型规则,一方面菁英利益共享,一方集体领导(分权),两者加起来,其实就是分赃,礼貌点叫权、利共享。而习近平的上台,终结了这种秩序,告别了菁英抱团、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他个人确立了领导权威。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端:为什么习近平可以打破后天安门秩序?

裴: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就是说,有偶然因素。第一个偶然因素就是,他碰到的两个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活着,且两人不合。在中国,一般前任领导人活着,你要巩固权力就很困难,但习碰上的情况恰好是,前两任领导人对他的害怕远远低于他们互相之间的怨恨。如果你是胡锦涛,下台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政治实力,如果聪明一点,你要和江泽民抱成一团来防止一个新威胁。从政治常理上讲,一个新领导人上来,胡跟江的派系应该成为一个联盟,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无法抱团,这就给习近平创造了一个逐个击破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在人事上的调动总体很顺,这就是所谓的天时。他碰上了相对弱的对手,而且不团结。

第二个因素更偶然,就是薄熙来倒台,现在看来后果的确很严重。因为薄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习近平叫板的人,但因为王立军事件,这个人很偶然倒台了,改变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格局:没有一个强势政治人物可以跟习抗衡,令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没有强有力对手的情况下迅速巩固权力。

而"人和"则是,他抓住了公众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心理,强势反腐。这也是不同阵营的最大公约数——人们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员腐败,要求整治,是一个共同需求。这也是在政治上迅速获得回报的一个举动。

端:我们稍稍回退一点,这样看,2012年是近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拐点。但此前一直有人认为,2008年是重要的拐点。您怎么看?

裴:2008年的确是拐点。有几层含义:

第一是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层一下子对中国模式有信心了。你如果去查2008年之前,中国模式这个词用的频率很少,08年之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都常常出现了。那一年奥运,中国一党专政下的盛世景象似乎出现了。

第二,从政治层面来讲,就是08之后,到了胡锦涛执政的第二届,"九龙治水"的现象更加明显,又出现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中央的权威极度弱化。08年之后,国内的经济政策开始有错误,四万亿、中国的信贷泡沫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同时,国内开始面临少数民族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挑战,拉萨、新疆、零八宪章,都是那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搞得"唱红打黑"运动,也是08年开始。

08年这一个拐点,放开了许多可能性,但也已经感觉,"后天安门体制"快要走到尽头。到了12年又是一个拐点,强势一拐。

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2012年习上台,打破了旧秩序,稳固了权力,之后要干什么?

裴:对,之后看他要干吗,是决定今后五年、十年中国政治走向如何发展的一个关键。破之后是否立,今年年底十九大落定,明年3月国务院人大的班子落定,基本上明年7月就见分晓了,到时候,习第二任往哪个方向走,会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基本政治学的分析。你没办法揣测一个人的动机,你只能做一些政治学分析。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均衡。因为均衡状态下你什么都不能干。打破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均衡内部,打破力量平衡,进行各方力量的重组。在中国,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这一种,在内部打破平衡,一下子保守派失去了发言权,技术派、改革派赢得绝对统治地位;第二种就是引入外力,比如毛泽东的文革,内部死板他没办法,于是引入外部的群众力量来打破。现在要看习在今后一年内,如何打破这种均衡。只有两种破法,没有第三种破法。过去五年,习打破的只是权力菁英的游戏规则,但还没有打破力量平衡。就算是反腐,中国的官僚体制有几百万人在那里,中央不到五千人,他根本还没有真动。

端:但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动,不是吗?

裴:他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这就是所谓的自保的生存战略。基本判断就是,均衡我打破不了,风险太大,那就考虑在不打破均衡的情况下,我如何自我生存。先是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巩固,然后通过政治体制本身的自我保护能力去巩固权力,加强控制。一个是对社会的控制,一个是对菁英的控制。

但不动也有不动的成本。对习来说,最大的危机就是他的表现、政绩能否持续。很简单,你能否提供实惠?现在是后意识形态时代,共产党干部没人愿意去延安住窑洞。不管是普通民众也好,政权菁英也好,都是实惠人,吃烟火食的人,如果你能把门面撑下去,能赚钱我就跟你走,这个任务完不成,指标达不到,那就麻烦了。社会会有直接反应,菁英接著会分化。但实证角度还是要量化,能撑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这个很不确定,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群众和菁英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最终是有限的。举个例子,为什么76年"四人帮"一下子就被推倒了,因为发生了综合性危机,该发生的问题都发生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到极限了。

端:您新出版的《出卖中国》一书里,非常细致地剖析了腐败的内在结构,给"官商勾结"、"权贵资本主义"这些已经陈词滥调的说法,配上两百多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是什么因素导致90年代以来勾结式腐败大规模出现,这些因素又如何导致整个体制走向衰败。我想问的是,习近平显然也看到了这种衰败,似乎为了不触碰一党专政的天花板,他在用各种各样的药方缓解症状。比如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你觉得,奏效吗?

裴:反腐有几种类型,运动式反腐是其中一种。但国际经验和中国历史经验都说明,运动反腐是无效的。很简单,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压。有效的反腐一定要是制度反腐。所谓制度反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要设立什么规章制度,那没用,而是一个全面的体系:政府对资源的支配、政府对自身权力的约束、反腐措施本身的透明度、还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包括舆论跟民间团体等。你如果看中国的反腐,形式非常单一,根本看不见其他的措施。理论上说,运动式反腐肯定失败。

但为什么还要这样搞呢?首先,从中共本身历史来讲,运动式反腐是共产党的惯用手段。从"三反"、"五反"到现在,刘青山、张子善到现在薄熙来、周永康,有很长的连续性;第二,运动反腐往往可以实现短期的政治考虑。如果你去看数字,中共领导人刚上台时——新任领导人第一任第一届第一年,每年送进监狱的人肯定要比以往多,江泽民、胡锦涛都是这样。去检索一下中央纪委资料里"移送司法"的数字就知道了。利用运动式反腐来巩固权力,这也是惯例;第三,它能短期满足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因为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是要做长期的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是看不见的,时间很长,没有政治回报,而运动式反腐的政治回报很明显:贪官送进监狱电视上一报导,大家就会觉得你干了事。所以运动式反腐一点都不奇怪。习近平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一般持续一年,但他起码持续了四年。以往一般都是刑不上大夫,一年最多动七、八个高官,而习一年要动三十几个。我认为这说明他想要改变八九之后的政治秩序。

端:您认为习的反腐运动真诚吗?您的书中也提到,反腐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权力布局,可能引发精英阶层更加大的互相不信任和敌意。但您觉得它和习的政治理念究竟有无联系?

裴:不谈动机,只看结果的话,从运动式反腐中看不到习的政治理念。只能看见改变政治秩序:以前权威不清晰,现在权威很清晰。政治理念就是说到底靠什么价值来治国,官员清廉是一个价值,但这不是完全价值,还有其他比如政府权力限制、个人尊严、个人产权人权得到保护等等,这些价值至少在这个运动之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

端:习求诸的另一个解方似乎是道德,从整治家风,到从严治党,推崇贤能政治。道德有用吗?

裴:道德的约束力太小了。我一直都把道德说成是最后一道防线。现在上上下下推道德反腐,其实是逢场作戏。这是成本最低的,就是他愿意说假话,一个说谎的成本而已,没有时间精力。但真反腐的话,成本就厉害了,监督政府的成本、舆论自由的成本,那才是真的。

端:全球秩序出现很多新变化,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觉得这会给中国发展和维系体制,带来新的空间吗?

裴: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也有弊。有利的部分,主要是意识形态。因为民主本身在衰落,至少是短期如此,对中共来讲,它的意识形态没有强抵抗,没有生存的威胁了,所以这对它有利。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国际环境对中国体制的维持是不利的。第一,共产党生存的法宝之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绩合法性。如果全球化倒退,那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首当其冲受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毫无疑问是中国。如果出口垮了,或者半垮,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打折扣,这是第一点不利之处;第二,现在美国讲"美国优先",你说是保护主义也好、孤立主义也好,总之不做老大了。但我一点都不认为,中国现在可以打开香槟庆祝美国霸权没了,轮到我做老大了;首先,中国不可能做老大;其次,在一个没有警察管的社区,治安可能更糟糕。无霸主无序,许多以前由美国承担的隐形成本马上会变成显性成本。战国时代不一定对中国好,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是搭了便车享受了无数好处的,而在战国时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现在无法预测的风险、危机。很简单,朝鲜,美国不管谁管?另外,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全球上宣称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但它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以前美国政府的化解方法是令中国融入西方秩序主导的世界,若这个秩序没了,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对着干,对抗风险很大。

端:您怎么评价中国近年来越来越积极的外交策略,比如"一带一路"?

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感到西方不行了、美国不行了,是时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但另外一部分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要知道许多政权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它是体制本来的惯性,它在国内就做惯了,不考虑换了环境事情影响会怎么样,不是理性不理性的问题,根本是习惯性的本能。比如"一带一路",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新领导上来要有所作为,想要抓住表面上的商机,以及战略互补性。但是对"一带一路"的风险、长期考虑、可行性都没有真正看到。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如果上面有指令,整个体制会被动员起来来实施这个指令。没有人会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带一路"可能是中国的陷阱。不只是中国,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很多难题只要一个政策出去就会迎势而解,不可能的。

端:您怎么看郭文贵和肖建华?这两个富商,一个流亡国外,以自媒体方式广传信息,一个从香港被带回大陆控制,销声匿迹。他们对中国当下的政治局面会有影响吗?

裴:郭文贵很简单,三个字:没影响。他是有很大娱乐作用,本来中国政治是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人物添油加醋,现在有故事了。当然他说的话你没有办法证实,谁都可以猜。他的出现应该是个偶然,一般有钱人都比较低调。反过来说,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都会有影响,那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出大问题了。所谓里应外合,他根本就没有"里应"。

肖建华比他有意思多了。要看可以分几层。第一层,在后天安门秩序下的富豪生存战略已经失效了。在后天安门时期(1992年到2012年),富豪的生存方式是给所有官员好处,摆平所有人我就安全。想不到高压反腐之下,所有人的秘密你都知道,一下子从最安全变成最不安全。以前一本万利的策略,变成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明时代变了。肖建华牵涉很多政治局委员、常委、前朝元老,你可以想象,他被绑架之后,基本上想要反对习近平布局的人都完蛋了,所有把柄都在他手里。不需要具体做什么,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证人、一个武器,好像核弹头制造的威慑平衡。

第二层,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涉及到所有经济层面,最深的是国有资产和金融,因为这里面可以一下子产生暴富。但肖建华揭示的更大问题是,权贵里面,权比贵更重要。中国的丛林法则里,有钱人只是很肥的猪,它不是老虎、狮子、狼,掌握政治权力的才是后者。猪再肥,在短期内他们只能跟虎狼暂时联盟,但到最终他们还是猎物,不是猛兽。虽说在世界上,除非有法治把权给限制了,否则永远是权比贵更厉害。但在其他威权国家,贵还是贵,它虽然比权弱,但它还是贵;中国的贵,可以一夜之间一钱不值,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因为共产党权太大,可以在物理上消灭对手,根本就毫无制约。

端:您怎么看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政策,这种政策,能否达到执政者想要的目的?

裴:我认为,北京对港台政策很难达到它的目的。这还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你如何赢得人家的心。你强硬,可以阻止人家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能力让人家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强力的权限。比如香港,人家不可能搞独,但是同理,也不可能跟你统,统跟独之间的空间太大,他可以成天做一些事情让你不高兴、让你头疼,最终成了一个无效的政策。

端:您在美国教书多年,怎么看学生这个世代的中国年轻人?

裴:我觉得要理解,中国年轻世代的成长,是没有经历过极黑暗的压迫的。像我们这一辈是见过的,亲身体验过那种荒谬是怎么回事,所以反弹比较强烈。毕竟作为一代人他们还是比较顺。但只要是人,基本的需求他们一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一定的自由,一定的尊重,一定的安全感,哪个制度能提供他,他就会对哪个制度忠诚。中国现在这个体制能提供大部分,不是全部。我对年轻人还是寄希望的。也有人说,出国更爱国,这是没错。但那是在国外爱国,没用的,他回国就是两码事了。在美国他是爱国者,在中国他就是叛逆者,这种案例太多了,一点都不奇怪。他在国外感到自己是少数群体,西方洋人是"他们",但到了回到中国,谁是"他们"?强权威权是他们,就成了他的对立面。


本文于7月20日刊于端传媒,端传媒现正进行集资计划,如果您喜欢本文,推荐购买端传媒付费会员

from 奇闻录

德国之声 | 专访:中共高层博弈 习近平有点孤立

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是近期中共政坛上一次不小的震动。而其继任、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此前就被“空降”到重庆。这一上一下,是否牵动到今年中共19大的人事安排?现代史学家、独立学者章立凡对德国之声谈了自己的见解。

德国之声: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因”严重违纪”被调查,他的继任强调重庆市要继续清除”薄王思想遗毒”。您认为他落马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章立凡:原因可能不只一个。首先,现任领导人对其前任安排的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这种方式不以为然,可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现在把孙政才拿下,实际上是废除了隔代指定的格局。未来要看的,一是现任领导会不会做完两届如期退休:另外他何时指定接班人,还是根本就抵触接班人的设置,而是想要搞终身制。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已经先后有三位跟下届入常有关的人选受到了狙击:被郭文贵爆料的王岐山、作为反制被抛出来的孙政才、被《南华早报》爆料的栗战书。这是三个回合,反映出当下中共高层在19大人事布局上的博弈……

德国之声:这场博弈的双方或各方都是哪些人?

章立凡:我想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应该包括习(近平)和王(岐山),另一方是利益受损的方面,习上台五年,基本上所有派系的奶酪都动过了,首先不满的就是上海帮,其次是团派。他们有可能从各自立场出发形成某种合力。

第三,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要拆散”习王联盟”,恐怕出手会比较重。我们看到郭文贵爆料的冲击可能使习王感到了危机,唇亡齿寒,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更紧固了。像拿下孙政才这样的事,肯定不是中纪委说了算,应该是习和王的共同决定。就19大的人事布局,习王的一致态度应该是比较明确了。

德国之声:有观察人士指出,现在中共多名省市级地方最高官员,即所谓的”封疆大吏”,都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而直接被委以要职,这是不符合常规的做法。您如何看这个现象?

章立凡:我觉得,18大原有的人事布局是团派全面接班,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里团派占了多数。习先生可能并不喜欢团派,但他要提拔自己的人,在19大上形成一个”习家军”全面接班的布局,就必须提拔一些原来官阶不高、但能为他所用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蔡奇、陈敏尔这样的人被破格提拔。

习的做法本身也是打破常规的,为的是实施19大主导人事布局的方案。当然在体制内也会引起不少抵制或微词。

德国之声:在19大的具体人事布局上,您认为有哪些名字现在值得一提?

章立凡:李克强相对来讲仍然能被接受。王岐山由于年龄原因本来不打算连任,不过处在现在这样一种非常状态,他是否会如期退休,也是可以关注的。此外习先生的亲信栗战书会不会受这些爆料的影响而中断仕途,我想大概不会那么容易。再有就是王沪宁,还有一些潜在的(人选)像汪洋、胡春华。在不同程度上,后几位都受到一些阻击。

德国之声:在您所说的权力的博弈中,习近平的一方占据上风吗?

章立凡:他的优势就是,从党国的名义上说,他是正统,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另外他现在在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同时他和”党鞭”王岐山在政治上有联盟。中共的权贵家族在贪腐问题上都有小辫子可抓,所以他们的对手即便可能有很大的势力,但出手的时候会有很多顾忌。想倒掉习,又怕伤了自己,投鼠忌器,不能放开手脚。

习先生也有他的弱势。由于他五年来得罪了所有的派系,包括体制外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相对来讲他比较孤立。在体制内,他妨碍了大家发财,现在体制就以怠工来”回报”他,做软抵抗。实际上很多贪腐官员都希望他下台。在体制外,他从意识形态上打压和管控了自由派力量,让后者觉得他是一个独裁者,并不支持他。

相对来看,习占的优势多一点,但是他还需要通过像《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样的电视片或”树立习思想”等宣传手法来维持自己的权威,以期在19大时形成一个拥戴他的局面,这也说明,他本身的权威还不够,才需要这样造神运动。

不过真正到19大召开、决定人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动,现在还很难预测。从以往经验看,18大前也是暗流涌动。我们看到的薄熙来事件和这次很相似,也是重庆的市委书记。当时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呼声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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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经济增长下的食物短缺

来源:
美国之音

关于朝鲜的经济状况有许多互相矛盾的消息,一方面朝鲜的经济在增长,另一方面朝鲜人民却由于旱灾而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这凸现了朝鲜这个全世界最孤立、最极权的国家之一存在着严重不平等。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朝鲜经济专家高明贤(Go Myong-Hyun)说:“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朝鲜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

朝鲜经济增长

根据首尔韩国银行的数据,尽管国际社会因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对其施加了制裁,去年朝鲜经济还是增长了3.9%,是17年来增长最快的。增长大部分来自向中国出口煤炭和其他矿物资源。

不过今年中国从朝鲜进口的煤炭减少了54%。今年3月,中国以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作为对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强硬遏制金正恩政府的回应。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星期三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朝鲜出口增长了近20%,达到16.6亿美元。尽管联合国制裁决议禁止向朝鲜出口飞机燃油,但中国对朝鲜的飞机燃油出口量还是增长了18%,同时手机出口量增长了90%。

增长的贸易大多进了少数支持金氏政权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的腰包。金氏政权据信为这些人提供住房、优越的工作。他们还能去2013年建成的马息岭滑雪场消费,去平壤的高级餐厅用餐,以及购买进口酒和名牌服装。

安全分析公司“记录未来(Recorded Future)”表示,少数朝鲜精英甚至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包括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和亚马逊、阿里巴巴等购物网站,而大多数朝鲜人被禁止与外界进行任何接触。

贫困的边缘

根据联合国今年的报告,朝鲜有250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生活贫困。在2016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朝鲜在118个国家里排名第98,“长期粮食短缺,幼儿营养不良,营养短缺”在朝鲜仍然普遍。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发布报告,警告朝鲜今年可能会经历2001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和驻韩代表马文森(Vincent Martin)在声明中表示:“需要立刻采取措施帮助受灾农民,防止最弱势的群体采取减少日常饮食等不良方法应对灾害。”

缓解情况

许多人谈到朝鲜的食物短缺就会想起1990年代的大饥荒。这场被朝鲜官方称为“艰苦的行军”的大饥荒导致300多万人死亡。但分析人士表示,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不太可能再发生大饥荒。

朝鲜近几年也经历过影响食物供应的自然灾害——2012和2014年遭受旱灾,2006、2007、2012和2016年遭受水灾,但都没有导致饥荒。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朝鲜问题专家哈格德(Stephan Haggard)表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是带有警告性质的,但朝鲜的天气是有可能转变的。”上星期,朝鲜半岛经历了大量降雨,据报还可能迎来三次台风。

朝鲜农业改革允许农民自留一部分粮食,还允许家庭拥有一部分自留地,这使得人们不再过分依赖低效率的政府农业统筹,也更有能力撑过粮食短缺的时期。

食物中的政治

朝鲜无视联合国制裁,花巨资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各国对是否应给朝鲜这样一个敌对的国家提供食物援助存有争议。高明贤表示,金正恩政府可以从核武器项目中抽调约3亿美元进口食物,来弥补旱灾造成的食物短缺。

高明贤说:“如果他们真的通过进口来想要弥补食物短缺,他们可以轻易拿出这笔钱。但他们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总能找到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食物援助。”

此外,还有人担心朝鲜政府会把援助食物在黑市上出售或是出口到中国去,以此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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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7 July 2017

删帖的规矩

因为呼吁言论自由,而被剥夺了言说的自由。

7月9日,在发表《我们为什么应该彻底取消审查制度》后,李银河被微博小秘书禁言三个月。

你还会为这样的新闻而唏嘘愤怒吗?还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和自己又有什么相干?甚至,还会拍手叫好?——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禁了更好。

我们的习以为常,也正成为侵噬我们自由的帮凶。

关于自由,我们说的总是太少。

言论到底该不该有边界?谁有权力设立边界?删帖应不应该有个“规矩”?

今天我们,来看看国际标准都是怎么说的。

1

言论自由有边界吗?有。
边界在哪里?

两条界限:

-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

(关联法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

典型的,如儿童色情、诽谤侮辱、仇恨言论(煽动国家、种族、宗教群体之间的歧视、仇恨以及暴力的言论)等。

言论并非不可限制。但对言论的限制,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

-必须由明确的法律规定,且公之于众 (合法性、可预见性和透明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以“相关法律法规”蒙混过关;

-限制措施应是必须的、且侵犯性最小的手段(必要性和比例原则)。

(关联法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人权事务委员会34号一般意见)

2

谁有权力审查言论?既然言论有边界,那到底谁有权力来审查某一言论有没有逾越边界?
来自联合国的人权专家,曾就此提出明确观点: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立法,必须由独立于任何政治、商业或其他不正当势力的机构加以实施。

(关联文件:A/HRC/17/2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Frank La Rue)

——如一些国家在不同领域设置了专业且独立的审查委员会;又如司法审查,由法院来判断某一言论是否触犯边界。

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呈现在公共空间的言论也呈指数增长。

公权力机构无力直接审查,而将言论审查的职责,苛加到提供网络服务的商业公司身上。

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服务商一旦 发现 其网站上有“非法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若不这样做,有可能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被责令关闭网站。

欧美国家则普遍采取“通知-关闭”(notice-and-takedown)的机制。服务商一旦 被告知 网站上存在非法信息,就要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删除。

为遵循这样的监管规定,服务商则会和用户签订“服务条款”,明确某些言论不得在其平台上发布,否则将遭到惩罚——如删帖、禁言、封锁账号。

由此,言论审查的权力,事实上下放到了各家提供网络服务的商业公司——这些社交网络的小秘书们,掌握了审查舆论的大权。

3

小秘书来审查言论,会带来什么问题?小秘书审查言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引发的,也是联合国级别的关注。
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各国小秘书的行为,有一肚子的槽要吐:

(关联文件:A/HRC/32/38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规定不明确

服务条款中对言论的限制,基本都是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制定。但用语普遍笼统宽泛,缺乏确定性,用户难以预测到底哪些内容会受到限制。

-执行不公正

选择性“执法”。例如不同的用户发表同一类言论,有的被删除,有的则不会。

-缺乏救济渠道

关于内容为何被移除或账户为何被注销,一些平台缺少实质性运转的申诉程序。

连人权专家也不得不感慨:审查这件事,对小秘书们而言,真是太难了。

审查本身就非常繁琐,还要处理大量的申诉。一些大的平台,干脆将审查业务外包。这些在公司岗位底端的小秘书,要面临”复杂的价值判断”、“具有文化敏感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还要做出 “涉及法律冲突的困难决定”——他们真的“没有能力根据表达自由和其他人权标准权衡权利和解读法律”啊!

最后的结果,为了避免背锅,小秘书们通常实行一刀切的过度审查。加上救济渠道的缺乏,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侵噬。

4

小秘书们的社会责任毫无疑问,对于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国家公权力机构负有首要责任。
这意味着,各国不得通过法律、政策或法外手段要求或以其他方式强迫私营部门采取对言论自由不必要或不相称的干涉。

(关联文件:A/HRC/32/38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联合国的专家尤其强调,当政府向平台运营方提出删帖、获取用户信息等要求时,必须符合经正当程序颁布的法律,程序透明,受到外部和独立的监督,并证明其采取的手段是为了保护他人和公共利益必要且相称的手段。

那当小秘书面对当局巨大压力,必须进行言论审查并采取措施时,他们又该怎么办?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核准的《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 给出了两条指引:

-透明度

以透明的方式披露风险和政府要求。

例如,披露政府提出删帖的理由,政府要求获取用户数据的次数、背景以及处理这类请求的程序、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服务条款的执行,也应是披露的内容。这种披露,是公众监督其标准是否明确合理、执行是否公正的前提。

-补救

建立透明的申诉机制,并在用户权利受损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补救、赔偿。

当前,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被小秘书侵犯的用户,通常利用民事诉讼或其他司法渠道寻求救济,但司法成本往往高昂。联合国人权专家则建议各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行业监督机构建立起申诉、投诉机制,作为保护用户权利的替代方案。

这一系列的“联合国标准”,距离我们遥远吗?

遥远。

是天方夜谭吗?

不一定。

这些“国际标准”,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应然图景。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理解,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应该有哪些限制,我们享有的自由应该是什么模样——我们才有可能去向往、珍视这样的权利,也才有可能为这副应然图景,而发声,而行动。

为永远自由的银河。为向往自由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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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21750

香港高铁,中国执法,“一地两检”为何遭质疑?

香港特区政府这个星期通过了广深港高铁在香港段的“一地两检”方案,这项方案将允许中国警方和入境检查官员在香港高铁站内执法。香港官员表示,这项安排有助于高铁项目发挥“最大的运输、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提出强烈质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权与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干预,甚至提出这是港府向北京“割让土地”。到底“一地两检”的目的何在?中国官员进入香港执法是否符合基本法?中国官员的执法权限又该由谁来决定?“一地两检”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二、三十年前在香港要回归的时候,香港人是忐忑不安、忧虑恐惧的。因为中国的国法已经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如果这种法律在香港实行的话,那么原来香港所享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没有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时候,就写入了第18条,清楚地规定,在香港行政区里是绝对不可以实行(中国)全国性法律的。如果现在在香港的市中心西九龙高铁总站,割出一个大约十万平方呎的面积来剥夺香港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而且规定在这个范围内实施全国性法律,由大陆执法人员执法,这使得香港人更加忐忑不安,因为港人原来根据基本法规定获得的地域面积因此而减少了一大块。所以才会有所谓港府向北京“割让土地”一说。

香港执业律师、前市政局议员黄国桐表示,一地两检代表着给香港法律打了个大洞,引进了大陆的法律。大陆和香港的法律是两码事。这样做也是公开邀请大陆的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就是香港放弃了自己的司法管理权。一国两制也会有所损失。基本法第七条所说的香港土地属于国家没错,但是并没有说想想也要上交司法管理权啊。

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在记者会上指,西九高铁站内的“内地口岸区”使用大陆法律。但在特定的民事及商业法律中,香港法院仍有司法管豁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安排?

梁家杰表示,在一般民事问题上是适用全国性法律的。但袁国强提到的这些是和高铁的合约有关的,比如对于高铁的保养和保险,是使用香港法律的。如果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人身保护令,比如你在这个口岸管辖区被内地人员无理拘留,如果在香港,你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这是一个民事程序产生的命令。但是在口岸管辖区,这个保护令是无效的。

不少网友举例提问,如果有民众在这个口岸用手机搜索敏感词,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黄国桐表示,这也是他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在高铁车厢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许多香港民众可能不了解,在车站、车厢里做一些自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但却触犯“天条”。中国警察有治安执法的权利,他们可以据此抓人的。

梁家杰表示,如果一地两检实行的话,一国两制基本上是“完蛋”了。有这么一个先例之后,其他口岸去用同一个先例来管理。越来越多使用全国性管辖的香港特区的地域,一国两制会遭到严重破坏。

7月27日包括近年来很少参与民主派活动的港大学生会参与了由民主派议员、学者和民间团体发起的预备会议,并宣布将在下周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把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建议里的荒谬之处点明。梁家杰表示,其实一地两检可以在别的地方进行,例如在广州和深圳两大站间都要经过的福田,福田在香港与深圳之间,与广州南站和深圳北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设置一地两检,就不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管辖权。

黄国桐则强调,一国两制已成事实,香港人都明白,但一国之下的两制不能消失,香港的法治制度应该继续沿用下去,黄国桐指出,香港基本法第2条说的很清楚:中央如果在香港设立机构的话,它的工作人员也要遵守的是香港法律。我们不能为了高铁的方便,牺牲法制的精神。

同样在7月27日,香港社民连成员曾健成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港府的一地两检或者暂缓其执行。不过黄国桐表示,港人可以要求法院解释和复核。但结果还要看将来的立法是什么样子的。港人不希望中央再来解释基本法。体制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9%A6%99%E6%B8%AF%E9%AB%98%E9%93%81%EF%BC%8C%E4%B8%AD%E5%9B%BD%E6%89%A7%E6%B3%95%EF%BC%8C%E2%80%9C%E4%B8%80%E5%9C%B0%E4%B8%A4%E6%A3%80%E2%80%9D%E4%B8%BA%E4%BD%95%E9%81%AD%E8%B4%A8%E7%96%91%EF%BC%9F.html

何清涟:孙政才落马,“接班人”名份惹的祸?

来源:
美国之音

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了。世界对孙的了解与兴趣,远低于他的前任薄熙来,人们说得最多的是重庆魔咒。虽然媒体谈到他的腐败,例如因名表多而得“表叔”之绰号、他妻子是民生银行夫人俱乐部成员、他儿子读康奈尔大学的每年7万美元学费问题,但几乎大多数媒体都明白,他是原先的“接班人”之一,祸起“山头主义”才是真正的原因。

东宫之变,两年前就有预兆

孙政才与胡春华二人在中共十八大上被选入政治局,一直被视为习李十年后的接班梯队。如果中共从江胡以来形成的“接班人梯队”制度不变,那么,作为这届政治局仅有的两位“60后”之一,在即将到来的十九大上,二人原本有可能凭借地位和年龄优势,被安排再高升一步,成为二十大的“接班梯队”成员之一。

但是,世事多变。2015年8月10日,大陆官媒发布消息《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中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更重要的是,文章点了被认为是“团派”干将的胡春华、周强、陆昊等多位党政大员的“名讳”,并举出浙江团省委书记周艳被“降格”任用的例子,指其折射出中共高层用人的新方向,而“团组织和团干部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

自那以后,谁都知道胡春华东宫之位无望,如今又轮到了另一位接班人孙政才出局,这就带出了一个大陆官场人人在想、人人都不敢说出来的问题:究竟是“接班梯队”需要更新,还是“接班人制度”生变?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其实都与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权力交接有关。西方国家众多研究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前苏联、中国、北韩等共产党国家在接班人问题的经验很不相同,未能总结出规律。本文仅就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进行梳理探讨。

红色专制政权的“接班人”选定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红色专制政权在俄国诞生以来,共产党政权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从来只有两种:一是死前指定;二是最高领导人死后,高层经过一番斗争,最后,或者臣服于一人,或者由一个领导群体共同执政。如果是高层臣服于一人,便成为个人集权领导模式;如果是领导群体共同执政,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模式。

苏共执政时期,从未出现过最高领导人生前指定接班人的情况。列宁死前对斯大林不满意,但苏共的最高权力最后落入斯大林之手;斯大林死后,虽然最高领导人迭次更替,但历任最高领导人一直未形成真正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因此,苏共长期处于集体领导模式状态。

而中共领导人则对“接班人”问题颇多琢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之后,举国饥馑,饿死几千万农民,他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把烂摊子甩给刘少奇去收拾,自己“退居”二线。1961年9月24日毛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首次告诉外国访客,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那是毛的“烟幕弹”,实际上毛那时已经在暗中寻找打倒刘少奇的机会,发动“文革”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接着,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两年之后林彪死于非命。毛泽东死后,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地位脆弱,很快就被迫辞职,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一批中共元老开始集体执政。“六四”之前,江泽民被指定接班,但江就任后随着陈云系保守派大佬的步调起舞,于是有了邓的南巡,宣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江这个接班人一度也风雨飘摇。

中共的“接班人”梯队制度化

邓小平晚年,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创立了共产党国家的首个“接班人”梯队制度化。这是指以十年到二十年为期,建立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梯队”,限定现任最高层成员的任期,对“候补梯队”成员刻意栽培,届满换人。胡锦涛被隔代指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便是这个“接班人”梯队制度化的结果;而胡锦涛在第二个任期依样画葫芦,又建立了新的“接班人梯队”,胡春华和孙政才就是主要成员。

本来,“红二代”才是邓时代高层最中意的“接班人梯队”,但多数“红二代”在“文革”时期依靠父辈权势关系,躲进部队里,逃避上山下乡,结果恢复高考时反而因任职军中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因此,他们当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为数不多,而在地方上基层任职历练过程中得以顺利升迁的,更是屈指可数。在有限的几个参加政治“马拉松长跑”的“选手”当中,陈云之子陈元“起跑”最快,其次是刘少奇之子刘源,可这两人都因官场风评不佳而不得不中途退赛,剩下习近平和薄熙来两位选手继续参赛,习近平成功到达“终点”。如今,绝大多数“红二代”已年近古稀,当年既未进入“接班人梯队”,现在当然只能到龄退休。

接班人梯队中“红二代”的缺席,给团干部让出了“天赐良机”。由于胡耀邦任总书记的年代开始强调干部的年青化、知识化,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许多人是原共青团干部,于是团系统的干部成为各级官员的“接班人梯队”这一未成文规则,也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直到2015年8月,团干部这一“钦赐”地位才被动摇。

个人集权和集体领导的“钟摆式”来回摆动

2016年2月2日,程晓农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宁馨的专访,在这篇题为“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的专访中,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即共产党领导模式的“钟摆论”,指出这类政权的领导模式通常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一般来说,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取代了集体领导,进入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程晓农认为,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全面腐败就死灰复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则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用腐败换政治稳定,会大量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这种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条件;当局的经济资源快要耗尽时,或者是倒逼改革,比如苏联,或者是“拧紧螺丝”、堵住“跑冒滴漏”,由此便转向个人集权领导模式。

未改极权性质,钟摆两端难论短长

目前,国内一些不满专制的知识分子对中共新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非常不满,视之为倒退,仿佛“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模式离民主化更近一些。这里必须廓清两个问题:

一、个人集权和集体领导这两种模式,都是共产党政权领导体制这块“硬币”的两面,非此即彼,无论哪一种,都与民主化毫无关系,不过是极权国家领导制度的不同形式而已。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那是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文革毒地依然在,只是缺契机》1、2,VOA,2016年5月17-18日)。

二、从制度层面看,不管共产党的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之间怎样来回摆动,其专制的制度层面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主要体现为政策松紧、政治高压大小。虽然在集体领导模式下,很多时候会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正是国内知识分子反感个人集权模式的原因,但是,集体领导模式并不必然保持宽松政策,一切视当局维系政权的需要而定。“六四”镇压就是最好的例子,镇压前后中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并未发生重大转变,但镇压之后的政治高压至今令许多过来人记忆犹新。集体领导模式下之所以会实行宽松政策,其实主要是统治者需要挽回民心,怀柔而已。一旦民众奋起呼吁民主时,集体领导模式的红色政权会毫不犹豫地残酷镇压;甚至仅仅是因为民间团体的规模过大,比如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其实并无民主政治诉求,也同样会遭到残酷镇压。

过去几年,国内经常用“九龙治水”来形容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这种高层的权力分散,是腐败升级到最高阶段的政治保障。现在,中国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机隐约可见,统治者为了保住政权,减少内部纷争,转向集权,以便对官员“拧紧螺丝”、堵住“外逃”之路。这与当年邓、江、胡时代实施怀柔政策的目的其实差不多,都是从延续政权寿命出发的。而官员的腐败有如白蚁,正在腐蚀政权的支柱之时,政权保卫战成为当局的首要任务,习近平视自己为保护红色政权的不二人选,实行多年的“接班人”梯队制度化自然就“退居二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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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中国持续对美实施网络间谍行为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资深分析师表示,与一些安全专家所称的北京在过去几年中抑制网络袭击的说法不同,中国持续对美国采取咄咄逼人的网络间谍行动。

中情局助理副局长、该局东亚任务中心主任迈克尔·柯林斯在最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召开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表示,“我们知道中国人在针对我们国家以及我们伙伴国家的的政府和产业部门采取网络间谍行为方面非常积极。这是一个非常切实和重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此采取更多行动”。

柯林斯表示,要解决中国的网络袭击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和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才能遏制得住”。

这番表态和许多网络安全专家的说法迥异。这些专家说,由于2015年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因此北京的网络间谍和信息窃取行动大幅下降。

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两国领导人曾经高调宣布达成了网络安全协议,表示两国同意减少针对产业界的网络间谍活动。

去年,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两年来针对美国实体的黑客袭击减少了百分之90。

中国针对美国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是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窃取了大约2千2百万份联邦工作人员档案资料。美国情报和安全官员表示,大规模窃取联邦人事管理局的档案资料可能是中国主要的黑客袭击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获得的意外情报收获。

另据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麦克·蓬佩奥日前在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高级编辑比尔·戈茨采访时说,长期来看,对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

蓬佩奥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未来都会对美国造成重大问题,但中国因为其良好的经济和不断加强的军事实力,是更大的威胁,

蓬佩奥说,“从中长期看,中国有能力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实力旨在全球范围内抵抗美国。他还列举了东海与南海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逃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曾表示,目前在美国共有2万5千名中国间谍。在采访中,蓬佩奥虽然没有证实这个数字,但他表示中国正在为削弱美国实力做出很多努力。另外,他也提到中国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商业与军事机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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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知的“社会信用体系”

来源:
德国之声

《新苏黎世报》聚焦了中国拟建的以个人数据评估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并剖析了潜在的危险。德国《星期五》报则将目光投向以打造中国大数据谷而走向经济振兴的贵州省会贵阳。

中国计划于2020年启动“社会信用体系”。这个听起来语义模糊的概念背后到底是什么,会给中国人的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

《新苏黎世报》首先谈到了中国有关部门掌握个人财务信用的现状。文章写道:“中国央行的数据库里有8亿人的金融资料。但只有2.2亿人曾经贷过款。信用评估领域的领头羊现在是蚂蚁金服。它隶属顾客群高达4亿人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有芝麻信用。该公司可以利用阿里巴巴自己的支付系统支付宝的数据,使用阿里巴巴的信息以及接受支付宝作为支付手段的自行车租借公司和饭店的数据。此外,蚂蚁金服还可以接触到最高法的档案和其欠债不还者的黑名单。”

在阐述了蚂蚁金服进行信用评估的一些手段和窍门后,文章接着写道,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中国的当权者正在和蚂蚁金服及其它一些服务商合作,但这些评估对他们还不够。文章说:“它(政府)更想知道近14亿中国人中的每个人有多可靠。此外,私人企业、国家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今后也将受到'社会信用体系'的评估。该系统现在还只有一个框架,但中国的当权者希望以四个标准对公民的信用进行评估:如何对待管理机构,是否守法,过去的金融活动和社会表现如何……”

文章认为,象违规在火车上吸烟、乱停车或者考试作弊这样的事今后都可能进入数据库。“按‘社会信用体系’评估表现好的人可以以优惠的条件贷款,可以为政府或国企工作,子女可能更容易得到好的培训位置。而获差平的人就惨了。”

文章写道,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一制度具体什么样,因此称其为“完美的监视国家”还为时过早,但趋势令人担忧,数据库的安全也会成问题。

贵州山区儿童在上学路上

打造大数据谷

《星期五》报以“数据带来发展”为题介绍了贵阳的转型。文章写道,作为相对贫困的省份,贵州2016年在中国31个省中,经济增长速度位居第三。贵阳附近的贵安新区反映了当地发展高科技的雄心。税收优惠、国家补贴、便宜的费用吸引了富士康、微软、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投资,对贵州大数据谷的投资几乎翻了一倍。不过,文章也指出,专家们警告,在争取数据人才方面,情况不容乐观。“该领域缺少能够分析数据社会含义的专业人士。在中国,这是因为许多人受到技术方面的培训,但没有学习分析和阐释。”

此外,文章写道,贵州有一百多万人年平收入不足2300元,农村居民不得不面对土质下降、洪灾,缺少淡水和医疗保障等问题,新开发区往往建在离政府机构近的地方,而最贫穷的人口并不生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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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峰:西九站比“租界”还不堪

来源:
苹果日报

有论者形容特区政府的“一地两检”安排是在香港境内划出一块中国的“租界”。这个比喻虽然政治不正确,大概也戳痛了某些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但却不能说没有依据或道理。清末、民初西方大国以及日本透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多个城市包括上海设定自己的司法及政治管辖区,区内执行的是西方国家自己的法律,由西方国家的警察维持治安及秩序,清廷或民国政府不得干涉,清廷官员要在租界活动也得看西方使领馆人员脸色,随时被阻挠。

租界曾助驱动变革

未来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的安排正是把这一片地方的司法管辖权交予内地,特区政府官员、执法人员不能过问。这跟百年前的租界不是有些相近之处吗?

当然,西九高铁站跟当年的租界还是有一点重要分别。百年前的租界如上海法租界、英租界是西方先进文化、文明的角落,也为有志维新、革命之士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特殊空间。辛亥革命前多少革命党人托庇在租界避开清廷专制政府的拘捕。历史学者菊池秀明写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就把这些租界视为驱动中国苏醒变革的“南风窗”。

可惜,今天的西九高铁站“租界”带来的却是象征专权、闭关锁国的“北风”,却是要把“北风”吹进香港这个拥抱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城市。从这方面看,这比百年前清朝租界还不如,还不堪呢!

说完历史,回到现代。处理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之所以劳师动众由中英两国在八十年代初花了两年时间反复会谈(还不计七十年代末港督麦理浩北访开始的摸底行动),再经长达五年的《基本法》草拟及咨询过程,为的就是确保香港的制度特别是法制能完好无缺的过渡到九七年以后,确保香港继续保有自由、开放、人权受尊重的社会环境,不受内地的政治纷扰动荡影响,不受内地法律法规干涉,也不会出现内地公安持枪在香港执行内地法律的可怕情况。

《中英联合声明》清楚指出,中国政府承诺采取一国两制方针,尊重及维持香港原有的制度、法律不变,不会把内地的一套搬到香港。而《基本法》更有多项条文列明香港实施的是普通法、衡平法等一系列原有法律,内地部门不管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干预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更不要说派官员、执法人员来港执行内地法律。

“港法治港”一笔勾销

今次西九高铁站的一地两检安排却把这些得来不易的宪制、法制原则及保障一下子丢进大海,把联合声明、《基本法》的核心元素“港法治港”一笔勾销,当作不存在。这可说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础,从根本上否定了香港作为独立司法管辖区的地位。港人怎能接受!

负责推销的官员如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说,今次“一地两检”安排完全是特区政府主动,是由香港特区提出,并非中央政府出手,所以不存在中央破坏一国两制系统的问题,港人无需忧虑有关安排成为先例。袁先生的解释不但荒谬,更清楚反映特区政府及官员的不堪。首先,特区政府是不是在北京官员明示暗示下才提出“一地两检”安排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假如北京没有示意而港官自动献身把西九高铁站部份地区划成内地租界,那反映特区政府官员从上到下自甘堕落,只为了“大白象工程”顺利上马不惜牺牲香港的司法管治权,不惜葬送香港市民权利的保障,不惜损害香港根本的利益。

而且,今次特区政府为了某些旅游上的方便,为了所谓不被边缘化而甘心阉割一国两制及《基本法》,自愿把土地连司法管辖权奉上;他朝为了配合大湾区的发展或其他内地规划再钻变革的空子,收窄香港司法管辖区就变得理所当然,停也停不了。对香港来说,今次先例实在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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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女子逃出中国讲述高僧之死

“我叫尼玛拉姆,我1990年出生在理塘。”

理塘县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在传统的西藏康区辖内。小时候,尼玛拉姆觉得自己和周围其她藏族女孩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村里人都知道,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的舅舅,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高僧。

尼玛拉姆:“舅舅有两个寺庙。给他钱、给他礼物的老百姓都一个一个排队的。他们很尊重仁波切,也很信任仁波切。仁波切把这些钱专门给那些没有父母的,更穷的。仁波切真的很好。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舅舅才这样说的,我心目中的喇嘛就像他那种样子。”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学者、作家王力雄曾这样描述这位喇嘛:“那是一位在四川甘孜州雅江县和理塘县一带主持宗教活动的活佛,多做善事,养了六七十个没人养的孤寡老人;给不通车的村子出钱修路,亲自参加施工;他办的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都是孤儿、残疾儿童或贫困家庭的儿童,每月花费上万元都由他出,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朴。丹增德勒因此得到百姓信任,成了受人爱戴的活佛。”

尼玛拉姆:“我们家有四个兄妹,家里有很多困难,所以我没有去过学校。我10岁那年去过一个学校,那是仁波切办的学校,但是那个学校关门了,中共不让开。自己的学校不能开,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才能开学校。舅舅每天都说,要读书,要读书,但是我作为他的外甥女,没有去读书,我真的很惭愧。”

12岁那年,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尼玛拉姆的人生:舅舅被抓了。中国政府指控他和另一名藏人策划了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长达8个月音信全无后,2002年12月,四川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

尼玛拉姆:“我在想,不可能啊,仁波切连个虫子都不杀,最大的罪过就是杀人,仁波切不会那样做。我想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格桑坚赞是设在印度达赖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上世纪90年代,他曾在甘孜州统战部工作。

格桑坚赞说,根据中共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策,在当地有很高威望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安排做了雅江县政协委员,成了一名统战对象。但是他在当地的很多做法,特别是保护西藏环境,禁止砍伐森林的举动,触及到一些当政者的利益。

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风波后,甘孜州当局在当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让僧人批判、诋毁达赖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抵制这些运动,更让他与当局的关系越发对立。

格桑坚赞认为,当局最终用一个所谓爆炸案的借口,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把他投入监狱。

年复一年,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关在四川东部的一个秘密监狱里,与外界几乎隔绝。

尼玛拉姆:“作为仁波切的外甥女,我真的很想去见他,提过很多次要求,但是他们没有答应。不止我个人,我们家乡有很多仁波切的亲戚都提了要求,但是都没有答应,除了我阿妈、大妈和小妈(可以探监)。

去探监的时候仁波切说,我挨了很多打。他们说你是个喇嘛,仁波切,你为什么不显灵啊。你不是说会显灵的嘛!但是我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你们也不能把他们当敌人。

他说,我没有做一点点违反法律的事情,我的案子必须要重新审判。你们请求上面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信访局,都提了要求,但是他们没有答应。”

日子如流水般一天天过去,尼玛拉姆长成了大姑娘。按照当地的风俗,她早早嫁人,生了个女儿,却再没见过舅舅。

2015年,丹增德勒仁波切入狱第13年的一天,家里接到一通电话。

尼玛拉姆:“有一天晚上我和阿妈吃饭的时候,我们理塘的司法局说,你们来局里一趟,有事情告诉你们。我和阿妈去了那里,他们说,说不定明天可以去探望你们的仁波切。我和阿妈说,好,谢谢,为什么你们说得这么突然?他说没关系(没什么),仁波切身体很好。”

7月2日,尼玛拉姆的妈妈和一个姐妹上路了。理塘县到成都600多公里,车程近12个小时。到了成都,上面却迟迟没有发话让她们去探监。

这样一连等了十天。7月12日晚10点左右,监狱突然通知她们,仁波切在当天下午病故了。

尼玛拉姆通过电话从妈妈口中得知这个消息。

尼玛拉姆:“她们说,仁波切被杀死了,仁波切没有了。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觉得是不是我在做梦啊。我的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

当时我在理塘,告诉了全村的人,仁波切去世了。我们全村的人都哭着去理塘的县上说仁波切是冤枉的。我们老百姓要求把仁波切的遗体给我们。但是他们没有答应。”

上千名雅江县藏人聚集在红龙乡政府抗议,要求解释仁波切的死因。当局派出军警镇压,数十名藏人受伤,当地通讯中断,主要道路也被封闭。

最终当局同意村里派八名代表去见仁波切最后一面,尼玛拉姆的名字却不在列。

尼玛拉姆:“我在想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仁波切的话,我真的很不甘心,命没有我就算了嘛。”

尼玛拉姆化装成病人出了村,奇迹般通过重重盘查,在成都与妈妈会合,又一道去了400多公里外的四川省第三监狱。

她们和数百名藏人一道在监狱门口静坐,要求当局交还仁波切的遗体,依照藏人的葬俗传统安排后事。但是这些要求一概被拒绝,当地官员坚持立即火化遗体,只允许几名亲属与遗体做最后告别。

尼玛拉姆:“我见到舅舅遗体的时候,舅舅的嘴唇是黑色的,之前他的几个徒弟给他换了僧衣。当时他们说仁波切的手指甲是黑色的。他们说仁波切是被用毒的。我听过大人们说,被用毒的人死了以后嘴唇和指甲是黑色的。我在舅舅的脚底下祈了祷,我会给你说出冤情,一定帮你说出你的冤情。”

返乡的途中,7月17日上午,在成都的一间旅馆里,尼玛拉姆和妈妈被理塘公安带走了,因为她们向外界透露了狱中的情况。

尼玛拉姆:“成都的一个律师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情况。我说你能不能来这里一趟,观察一下。我说是不是仁波切被毒死了,为什么我们要求的很多事情他们都没有答应?

开始把我们带到成都的一个飞机场里,然后带到雅安,差不多七八天,然后又来到自己的家乡理塘。他们把我关到一个秘密监狱。”

根据藏人作家唯色的记录,仁波切的遗体被强行火化后,骨灰装在骨灰盒里,交给了四位藏人。就在17日这天晚上,四川省和甘孜州的官员带着很多军警从他们手中抢走了骨灰盒,称上级有关部门要将仁波切的骨灰倒入大渡河。

半个月后,尼玛拉姆从监狱获释,仁波切之死一直缠绕在她心头。她萌生了逃出藏区的念头。目标——达兰萨拉,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聚居地。

尼玛拉姆:“本来我很希望有一天能见到我舅舅,我不能去外面,但是仁波切去世了,我在想我应该做点什么。我想是不是逃到外面以后,获得自由以后,我是不是能做一些事情?想到这些,我就很有勇气,不顾一切想办法跑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领袖,司政洛桑森格。我们藏人有困难的时候就是要告诉领头的。”

对于生活在藏区的普通人来说,即便是去趟拉萨都绝非易事,更不要说穿越冰封的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了。但是尼玛拉姆动身了,她没有告诉一个家人,也没有和6岁的女儿道别。

尼玛拉姆:“如果我跟她说我走了,她一定很伤心。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她都不知道我去哪里。”

在一位向导的帮助下,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尼玛拉姆抵达了达兰萨拉。

尼玛拉姆:“我也不敢相信,这是天意吧,或者是舅舅在安排。

我到了达兰萨拉以后,很自由,很高兴,我见到了很多领导,特别是洛桑森格司政,我可以把仁波切的冤情跟他说。我在藏区时日夜思念的,希望能够有一天见到达赖喇嘛,我见到了。我很开心。

我去了很多国家,也提了好多要求。舅舅不在了,但是舅舅的愿望,舅舅做的事,我告诉全世界人,让他们知道,舅舅被冤枉的事情。

还有我们藏族很多老百姓希望能够有一天见到达赖喇嘛,他们日夜祈祷,不停地等待。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机会说,没有哪个领导人理我们,所以我代替他们说,我觉得很开心。”

尼玛拉姆说,她不是一个有远大梦想的人,从没想到有一天会逃离家乡。假如舅舅没有蒙受不白之冤,她还会是那个普普通通、相夫教子的藏族女子。

但是作为一名仁波切的外甥女,她的人生或许注定不会平凡。

尼玛拉姆:“我很高兴这辈子能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我觉得我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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