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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了。世界对孙的了解与兴趣，远低于他的前任薄熙来，人们说得最多的是重庆魔咒。虽然媒体谈到他的腐败，例如因名表多而得“表叔”之绰号、他妻子是民生银行夫人俱乐部成员、他儿子读康奈尔大学的每年7万美元学费问题，但几乎大多数媒体都明白，他是原先的“接班人”之一，祸起“山头主义”才是真正的原因。
东宫之变，两年前就有预兆
孙政才与胡春华二人在中共十八大上被选入政治局，一直被视为习李十年后的接班梯队。如果中共从江胡以来形成的“接班人梯队”制度不变，那么，作为这届政治局仅有的两位“60后”之一，在即将到来的十九大上，二人原本有可能凭借地位和年龄优势，被安排再高升一步，成为二十大的“接班梯队”成员之一。
但是，世事多变。2015年8月10日，大陆官媒发布消息《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中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更重要的是，文章点了被认为是“团派”干将的胡春华、周强、陆昊等多位党政大员的“名讳”，并举出浙江团省委书记周艳被“降格”任用的例子，指其折射出中共高层用人的新方向，而“团组织和团干部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
自那以后，谁都知道胡春华东宫之位无望，如今又轮到了另一位接班人孙政才出局，这就带出了一个大陆官场人人在想、人人都不敢说出来的问题：究竟是“接班梯队”需要更新，还是“接班人制度”生变？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其实都与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权力交接有关。西方国家众多研究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前苏联、中国、北韩等共产党国家在接班人问题的经验很不相同，未能总结出规律。本文仅就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进行梳理探讨。
红色专制政权的“接班人”选定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红色专制政权在俄国诞生以来，共产党政权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从来只有两种：一是死前指定；二是最高领导人死后，高层经过一番斗争，最后，或者臣服于一人，或者由一个领导群体共同执政。如果是高层臣服于一人，便成为个人集权领导模式；如果是领导群体共同执政，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模式。
苏共执政时期，从未出现过最高领导人生前指定接班人的情况。列宁死前对斯大林不满意，但苏共的最高权力最后落入斯大林之手；斯大林死后，虽然最高领导人迭次更替，但历任最高领导人一直未形成真正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因此，苏共长期处于集体领导模式状态。
而中共领导人则对“接班人”问题颇多琢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之后，举国饥馑，饿死几千万农民，他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把烂摊子甩给刘少奇去收拾，自己“退居”二线。1961年9月24日毛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首次告诉外国访客，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那是毛的“烟幕弹”，实际上毛那时已经在暗中寻找打倒刘少奇的机会，发动“文革”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接着，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两年之后林彪死于非命。毛泽东死后，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地位脆弱，很快就被迫辞职，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一批中共元老开始集体执政。“六四”之前，江泽民被指定接班，但江就任后随着陈云系保守派大佬的步调起舞，于是有了邓的南巡，宣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江这个接班人一度也风雨飘摇。
中共的“接班人”梯队制度化
邓小平晚年，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创立了共产党国家的首个“接班人”梯队制度化。这是指以十年到二十年为期，建立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梯队”，限定现任最高层成员的任期，对“候补梯队”成员刻意栽培，届满换人。胡锦涛被隔代指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便是这个“接班人”梯队制度化的结果；而胡锦涛在第二个任期依样画葫芦，又建立了新的“接班人梯队”，胡春华和孙政才就是主要成员。
本来，“红二代”才是邓时代高层最中意的“接班人梯队”，但多数“红二代”在“文革”时期依靠父辈权势关系，躲进部队里，逃避上山下乡，结果恢复高考时反而因任职军中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因此，他们当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为数不多，而在地方上基层任职历练过程中得以顺利升迁的，更是屈指可数。在有限的几个参加政治“马拉松长跑”的“选手”当中，陈云之子陈元“起跑”最快，其次是刘少奇之子刘源，可这两人都因官场风评不佳而不得不中途退赛，剩下习近平和薄熙来两位选手继续参赛，习近平成功到达“终点”。如今，绝大多数“红二代”已年近古稀，当年既未进入“接班人梯队”，现在当然只能到龄退休。
接班人梯队中“红二代”的缺席，给团干部让出了“天赐良机”。由于胡耀邦任总书记的年代开始强调干部的年青化、知识化，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许多人是原共青团干部，于是团系统的干部成为各级官员的“接班人梯队”这一未成文规则，也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直到2015年8月，团干部这一“钦赐”地位才被动摇。
个人集权和集体领导的“钟摆式”来回摆动
2016年2月2日，程晓农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宁馨的专访，在这篇题为“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的专访中，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即共产党领导模式的“钟摆论”，指出这类政权的领导模式通常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一般来说，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取代了集体领导，进入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程晓农认为，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全面腐败就死灰复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则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用腐败换政治稳定，会大量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这种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条件；当局的经济资源快要耗尽时，或者是倒逼改革，比如苏联，或者是“拧紧螺丝”、堵住“跑冒滴漏”，由此便转向个人集权领导模式。
未改极权性质，钟摆两端难论短长
目前，国内一些不满专制的知识分子对中共新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非常不满，视之为倒退，仿佛“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模式离民主化更近一些。这里必须廓清两个问题：
一、个人集权和集体领导这两种模式，都是共产党政权领导体制这块“硬币”的两面，非此即彼，无论哪一种，都与民主化毫无关系，不过是极权国家领导制度的不同形式而已。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那是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文革毒地依然在，只是缺契机》1、2，VOA，2016年5月17-18日）。
二、从制度层面看，不管共产党的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之间怎样来回摆动，其专制的制度层面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主要体现为政策松紧、政治高压大小。虽然在集体领导模式下，很多时候会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正是国内知识分子反感个人集权模式的原因，但是，集体领导模式并不必然保持宽松政策，一切视当局维系政权的需要而定。“六四”镇压就是最好的例子，镇压前后中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并未发生重大转变，但镇压之后的政治高压至今令许多过来人记忆犹新。集体领导模式下之所以会实行宽松政策，其实主要是统治者需要挽回民心，怀柔而已。一旦民众奋起呼吁民主时，集体领导模式的红色政权会毫不犹豫地残酷镇压；甚至仅仅是因为民间团体的规模过大，比如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其实并无民主政治诉求，也同样会遭到残酷镇压。
过去几年，国内经常用“九龙治水”来形容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这种高层的权力分散，是腐败升级到最高阶段的政治保障。现在，中国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机隐约可见，统治者为了保住政权，减少内部纷争，转向集权，以便对官员“拧紧螺丝”、堵住“外逃”之路。这与当年邓、江、胡时代实施怀柔政策的目的其实差不多，都是从延续政权寿命出发的。而官员的腐败有如白蚁，正在腐蚀政权的支柱之时，政权保卫战成为当局的首要任务，习近平视自己为保护红色政权的不二人选，实行多年的“接班人”梯队制度化自然就“退居二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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