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崩溃因素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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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据熟知小城市诸种政商关系的某律师私言：该投资公司与本市工行业务关系密切，殒命行长早前以非职务担保，替前者拉资金，遭多名重量级债主逼迫，不得已跳楼。至于坊间所议一些官员不敢承认自己投巨额资金于“企业之家”，则是全国诸多崩盘事件的真正常态。
霸权性质的“阶梯利率”
我进行第一季度微观经济调查时，也是“企业之家”崩盘之前不到一周，有实体业主非常羡慕地讲述了“企业之家”的金融奇迹，如其囤积了几千吨钢材以及 操纵多家彩钢企业跟随其定价策略，云云。但是，钢材市场在两年内没有再火的可能，不排除囤积者“以货引钱”，也不排除在资金链绷紧时以极低价出售库存的可 能，从而让投资人吃亏。一位与该实体业主有密切业务关系的人士还告诉我：尽管他们均有很方便的机会从“企业之家”获得贷款，但利率太高而无法接受。
除了巨型国企之外的绝大部分实体尤其制造业厂商都会面临无从纾缓的资金压力，而在国有银行之外的融资体系“阶梯利率”让困境企业难以承担。我对一家 主要从事高附加值农业贷款的私人投资公司进行过个案调查（季度微观经济调查的一部分），它的“阶梯利率”从一分八三（月，百分率）起到第一次违约而展期即 升至二点○一三，再次则为二点一○四五。这里面有两大问题：一个是高附加值农业也是农业，生产周期难以极限性压缩；另一个是，投资公司的贷款期限大多限定 在三个月，故意以霸权规则盘剥农业借款者。
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以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来挤压过多的银行存款，这对所有从事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是利好。在社会层面上，它对保险业也会有促进，因 为投保金额没有破产赔抵限额；还有，对网络金融亦有促进作用，但是未经实体金融重大挫折的市场变故，网络金融仍然不会获得更大的市场机会。总的看来，存款 保险制度对超大型国企最有利，因为大量资金涌向股市，国企可以利用上市身份超限量融资。其如体制内经济学家、湖南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肖毅敏之言：“股票市场 为企业提供了没有期限、低成本的融资，是央企做强必然依赖的路径。”
失去公平的“股资主义”
在尚未出现逆势的股票市场火爆过程中，以做强做大为导向的南北车两大股份出现了股价数倍增值的效应，以致网络上称它们为“中国神车”，尽管企业合并 而股票尚未整合。在如此之神的背后，国企利益取向与国家政策取向高度的一致性却是极大的比内部人员交易更危险的事情。在较为专业的角度看三月初的二百五十 亿元人民币“工行转债”操作，它不仅用足了国家监管政策之便利，更以存款保险制度推行的内部资讯与实行时间信息获取了外界无从谋求的优势。如此，工行股价 上涨就不只是一个如“神车”那样的神话，更是一场政策魔术。
从改革的逻辑上讲，大量银行存款转向股市是应当的，也能从总体上降低全社会融资的利率水平。但政策设计者有不想向社会交待的系列预设前提，它可以用 “三个更多”来描述：让更多的资金进入股市，让国企有更多的盈余交给中央财政，让更多的货币盈余个体靠股市盈余生活。第三个“更多”可以理解为萨缪尔森的 “人民资本主义”之中国版，或者说让更多的人靠股市盈余生活可以大幅压缩实体经济规模，从而也减轻环境后果的压力。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靠股市盈余生活了， “人民资本主义”也就变成了“股资主义”。这几乎是一个犹如美国电影《雪国列车》那样的剧中人物之创意！
在“股资主义”系统中，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当国企以更多的盈余交给国家时，国家也就有能力将全民所有资产的红利派发给每一个社会成员， 如此，从逻辑上排除至少挤压了国企“股给人民”的主张。然而，这是根本无法变为现实的超级魔术，因为首先是现统治系统因无力解决社会不公而全面淡化了“问 题意识”；其次是扩展宏大的国家目标如“一带一路”等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水平。金融活跃且不论其风险，进一步地加剧社会不公已经是事实。绝大多数社会成员 没有货币盈余投入股票市场。
场外规模的“关联套贷”
即便占社会小比例的股票持有者正当地凭市场机会致富乃至暴富，但市场的风险性积累仍会给他们带来重创。过去的跌宕往往被股民们指为证监机构的不负责 任，因此，不得不为之的国家救市就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但是，现在的火爆程度令证监机构也担心起来，在沪指涨至四千二百点时，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开始呼吁股 民“要保持理性、冷静”。一些体制内经济学家私下里表示“中国股市正在重复大萧条前的美国”：实体经济清冷之后，资金涌入股市，而后经济崩溃到来。
不管股市是否理性或者有否第二次大跌，但实体经济与金融关系的场外化且规模化是一个至今未被重视的大危机因素。所谓场外化，一指本文开头涉及到的金 融从业者非职务金融活动，它虽不会使金融机构有法律风险，但也是挥霍金融资源的一种形式，这些表外业务的“表外”已经非常庞大；二是规模民企为延缓倒闭， 在子公司之间虚构交易——或利用合同套取贷款或开具不可能最终兑付的商业汇票已经非常普遍，由此也致实体间的债务数额激增。
虚拟交易合同以获取金融资源，可称为“关联套贷”。在具体运行中既有项目所在地的财政好处也有金融从业人员的好处，后者短期捞钱以抵销长期职业风 险。加计上述的非职务金融活动，两块的合计规模应当在七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而本文开头提到“企业之家”案例虽在小城市有冲击性，但即便包括了官员不愿报出 的部分，也就一亿元左右的规模。不过，由事件的现象则表明经济崩溃的因素不但未除，反而正在累加。
《争鸣》201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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