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文物館
由於東華醫院之董事會，全都是華人社會中最具影響力的精英，醫院在成立後除了是華民求診之地，亦逐漸成為華民處理社區事務的市政廳。華民可以參與東華的會議，並討論非關醫院運作的華人社區事務。東華總理亦會審理與華民相關之民事訴訟，並在較複雜的案件中幫助華民尋找律師。當時總登記官常兼任其他政府職位，接見華民之事需傳交其辦公室之文員，惟其官僚氣甚重。華民要向政府申訴，往往會先尋找東華總理，蓋華人精英常能繞過總登記官直接會見港督也。部分東華總理在中國捐官，在公開場合身穿官服，亦令華民把他們誤認為香港官員。
西人社會對東華醫院充滿猜疑，認為東華企圖成為第二個權力核心，威脅英國在港主權。然而，在一八七零年代末就任的港督軒尼詩相當重用東華精英，使東華之影響力能維持好一段時間。
東華醫院之總理多於中國有業務，此等聯繫又促成東華從事中國之賑災工作，並使其與中國官方保持良好關係。由於中國沒有在香港設立官方機構，東華醫院便成為在港華人與中國官方之間的橋樑，當上了中國在香港的非正式領事。這樣又使西人更加猜忌東華，將東華視為中國干預香港內政的工具。
在一八八四年，法國為爭奪越南向中國發動戰爭，而香港則是法國海軍其中一個補給站。中國遂透過東華的網絡，在香港發起群眾抵制法國。何亞美等親中東華總理，成為了這場運動的急先鋒。在一八八四年九月十一日，紅磡碼頭的搬運工人發起罷工，拒絕搬運法國船隻的貨物。警方終介入拘捕罷工工人，而法院亦迅即定罪並判處罰款。事件激起民憤，終在十月三日引致暴動，事件演化成中英兩國之外交危機。在兩國交涉後，兩廣總督張之洞去信東華董事局，示意要「適可而止」。香港政府亦讓步，容許罷工工人申請豁免罰款，卻發現已有匿名人仕代為繳交。香港華民的反法浪潮，終在東華精英的勸告下逐漸平息。但華民的騷亂、神秘的繳款人、再加上張之洞那句可圈可點的「適可而止」，令香港政府相信東華醫院暗中接受中國政府的指揮。
在一八八五年，廣東發生水災，東華積極募捐，籌得十萬港元賑災。在賑災之後，基金尚有餘額三萬。當時廣東當局準備修築堤防，需籌募資金。在未知會董事局的情況下，親中總理何亞美向廣東當局提及東華賑災基金之餘額，並建議可用之修築河堤。東華董事會卻認為初時既以賑災之名籌款，若將餘額用之於其他用途，會損害東華醫院之公信力。董事局遂決議將那三萬元，撥入下一次的賑災基金。
駱克與女兒之合照
廣東司庫去信東華，指廣東當局已向朝廷表揚東華，而朝廷亦會向東華賜下牌匾一幅。與此同時司庫亦吩咐東華需快上基災餘額。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東華主席關愷川、副主席盧芝田就此事會見總登記官駱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駱克囑咐在港府未有指示前，切莫輕舉妄動。但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駱克卻在報章上得知東華醫院已公開掛起該牌匾。駱克質問關愷川，關辭窮，稱牌匾是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由東華董事局因誤會而掛上。之後何亞美更火山加油，在一八八六年的華字日報上撰文，力撐掛起御賜牌匾沒有問題。
事件令東華董事局夾在中英兩國之間，處境尷尬。到了二月二十三日，關愷川在廣州工幹，卻被司庫召見，以恐嚇之語氣責備其遲遲不繳上餘款。關受驚過度，向董事局要求辭職，卻不被接納。與此同時，東華亦收到來自廣東當局的信件，暗示東華既被尊為縉紳，就當向朝廷盡責，並警告東華切莫生事。
事情的發展令香港政府震怒。香府聯絡了英國駐北京大使，後者再向總理衙門（外交部）投訴。英方指出東華醫院為英屬香港的慈善組織，首要向其捐款人問責，並強調中國官員無權向東華發出任何命令。總理衙門隨後知會英方已就事件向兩廣總督張之洞發電報，並已責成張勸籲廣東司庫勿再騷擾東華醫院。港府不滿中國政府未有道歉，但英國當局卻希望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事件卒告不了了之。
此風波反映了自十九世紀起，中國政府茲茲不忘的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並無視香港為政治實體的事實，片面地將香港華民視作中國的臣民。而中港政治文化差異所引起之衡突，亦是早已有之。這些風波令東華醫院陷入裏外不是人之境地，亦促使政府改革其行政吸納制度，使政府可在與華民交涉事宜上取得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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