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醫院
西人社會一直對東華醫院不存好感。他們一直質疑東華醫院已成為失控的獨立王國，而政府對東華的懷疑亦與日倶增。在一八八二年三月，信任華人精英的軒尼詩卸任，港督一職由猜疑華人的布政司馬師(William Henry Marsh)署任。馬隨即加強總登記官的職能，使之成為全職崗位，並讓總登記官成為立法局的當然官守議員。馬師之後去信東華，要求他們不要再幫華人繞過總登記官向政府申訴。到一八八四年四月，政府又增設助理登記官一職，增強其辦事會見華人的能力。時任總登記官駱克為漢學家，熟悉中國語言及風俗，舉止行為比華人更中國化，甚得華民愛載。在港府軟更兼施的情況下，東華處理華人社區事宜之功能，逐漸移至總登記官辦公室之上。
在一八七零年代末起，港府開始吸納華人精英入其管治架構，使華人可透過東華以外之渠道參與公共事務。這一方面能架空東華醫院，一方面亦能在政府直接操控的情況下與華人精英分享部分權力。在一八七八年，伍廷芳被委任為首位華人太平紳士，到了一八八零年伍還被任命為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伍後來決定移居中國，並成為中國的外交官。是以港府於一八八三年委任黃勝接替伍廷芳的位置，自此香港立法局常設一華人非官守議席。
在十九世紀末，香港社會急速演變，社會出現了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受過自由主義思想啟蒙、行為舉止西化的新一代華人精英。他們大都從事法律、醫療等專業，與以南北行商人為主的老一輩精英較少關連。他們亦不如舊精英那般著種華人傳統價值，亦傾向支持港府動用國家力量促成香港社會的現代化。新的行政吸納制度成為新一代精英獲取影響力之渠道，使其迅速冒起，成為與以東華為首的舊精英抗衡的力量。
在一八九四年五月，香港爆發鼠疫，促成東華醫院在政治影響力上之衰落。在五月十日，國家醫院院長J. A. Lowson醫生到東華醫院巡視，發現東華未有做好病人的地址登記，其登記疾病的分類法跟隨中醫概念、令西醫難以從中確認鼠疫病例。他質疑東華管理混亂，亦怪責東華醫院未能發現首批鼠疫患者。在五月十五日，政府派西醫到東華醫院監察其運作，並一度將醫院內的鼠疫患者強制送往醫療船Hygeia隔離。到了後期華民怨聲載道，政府才將隔離病房遷至堅尼地城玻璃廠。經過東華醫院努力斡疑，政府才不情願地容許病患移居廣州，或是移送往界限街以北的荔枝角醫院。
東華醫院再之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境地。鼠疫令華人社會意見分歧，較保守的華人認為東華精英辦事不力，未能保障醫院及病人免受西式醫療的入侵。部份華民情緒激動，發起騷亂、襲擊東華主席。而比較西化的華民，則應為東華精英縱容無知的華民大眾，為討好對疫情無知的守舊群眾而犧牲公共衛生。輔仁文社成員、南華早報創辦人謝纘泰在報章發表評論，抨擊東華精英的決策。
鼠疫令香港的西醫群起攻擊東華醫院，政府及輿論一直為東華之存廢爭論不休。政界普遍應為東華之慈善服務對社會有益，但需引入西方醫學以改善其醫療服務。不過，有個別西醫堅持要廢除東華醫院，而最保守的華人精英則堅拒引入任何西方醫學。政府終於一八九六年二月五日成立東華醫院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內部意見分歧，但大都同意應保留東華醫院，委員的分歧，在於醫院該引入多少西方醫學的成份。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港督威廉羅便臣會見新一屆東華總理，提出其改革東華之方案。方案建議醫院聘用一華人西醫以提供西方醫學之意見，加設一全職監督處理醫院日常運作，並讓國家醫院之醫生擔任訪問醫師監督其運作。東院總理終同意改革，並勸服街坊團體。港府滿意東華的表現，便承諾負擔華人西醫的薪酬、批地予東華建西醫新翼、並取消聘請全職監督的要求。
東華醫院是保住了，但其政治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之後政府又在東華董事局之上，另立顧問局，當中包括政府官員以及政府委任的成員。而東華醫院亦敵不過時代的潮流，逐漸成為一間以西醫為主的機構。東華醫院，及其後的東華三院後來發展成舉足輕重的社會服機構。東華董事局仍是社會名流雲集之地，但整體上卻已轉化成行政吸納制度中較不顯眼的部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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