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拆除“定时炸弹”
在接近 80 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要的检举人仍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康生从 5 月 5 日到 6 日一共讲了 8 个小时。张春桥也在旁相助，他向会议简要介绍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情况，该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了“除西藏外”全国各地一万多封读者的来信，由此可见该文章引起的争议之大。
5 月 7 日，陈伯达在发言中回顾了彭真的历史，竭力证明他“反对毛主席”的迹象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并不只有毛的亲信才批判了前述 4 人已变成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周恩来在 5 月 21 日宣称：
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
周用所谓“四大家族”来代指 4 位遭到清洗的领导人，这个奇怪的标签并不是“四人帮”的前身，而是中共在解放前指斥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周这是在火上浇油，不管是周还是刘少奇都没有意识到，后来还有所谓的第五大“家族”——刘少奇自己。5 月 23 日，会议决定正式解除 4 人的职务。毛后来在跟胡志明解释清洗修正主义分子的问题时，虚伪地告诉胡“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对于这场毛“很久以前”就想进行的清洗，1966 年 5 月周恩来这样描述道：“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刘少奇在一个月后称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场精心组织的冗长的会议是一个枢纽，它既是中共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大清洗，也是文革中的第一次大清洗。
根据一位参与者后来的会议，“从会议开始到结束，一切都是笼罩在极其紧张的政治气氛内。”毛已经离别北京达 6 个月之久，此时仍未现身，他通过康生来传达信息和“指示”。在 5 月 18 日全体会议上，林彪是哟在康生指导下为其准备的讲话稿，指责彭、罗、陆、杨 4 人试图进行“修正主义篡夺领导”，图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古文观止》里的《辨奸篇》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他们（彭、罗。陆、杨）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几乎可以肯定，林不“详细说”的原因是他所说的“材料”还不充分。他不时脱离讲稿，用猥亵的言语弥补额、内容的贫乏。在1966年9月大范围发布的这一讲话官方定稿中删去了这些猥亵言语。
起诉书
政治局在会议期间发布了六份中央文件，阐述了清洗彭、罗、陆、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外国观察家们慢慢地才注意到了后者。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告诉国内听众，美国的“专家们”在“仔细监视事态发展”。华盛顿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承认：“我们过了五年才真正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4月30日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详细报告是由军委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起草的，附件有罗的检讨，罗的四位高级同僚叶剑英元帅、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将军的揭发发言，以及一封写给毛的信，谴责“彭真同志在揭发罗瑞卿的会议上的丑恶表演”。这份报告在5月16日下发，总号是中发（1966）268号。
类似的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错误”问题的详细报告没有公布。政治局只在简短的声明中声称要“解释”这些错误的性质，宣布成立中央专案组来“进一步调查”罗瑞卿和彭真两人的“反党活动和非正常的组织联系”。
中发（1966）267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彭真的“错误”和文革，显然它是上述六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该文件内容有一份毛在会议召开前早就审阅过的《通知》，6份附件。后者不仅包括综述彭真所谓“错误”的文件，还有一篇关于他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的文件；《二月提纲》的全文，据称是彭真“修正主义”确凿证据；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编定的大事记，追溯了从 1965 年9月开始的“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
接下来是对《通知》进行表决。用一位与会者的话说：“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
在文件中不但有普通的排印错误——如果有人敢于指出了的话，很容易得到纠正——还有政治性提法上的重要矛盾。考虑到中共领导人对于语言问题的高度敏感，《通知》提到文革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提法，这值得人们高度注意。在平常的时候，长期为毛代笔捉刀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康生——他在 1975 年去世时，《人民日报》刊登的讣告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人在党的媒体上展开过代理人的斗争，就“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权利”，“阶级社会”和“有阶级的社会”等等意义几乎相同的提法争论不休，据说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别，能坚持“正确”使用它们据说是社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之一。
但是，在那个场合，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通知》甚至没有明确下一步要进行的到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通知》中这两个提法是并存的。此外，它偶尔提到，文革不仅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大革命”，重复了刘少奇对于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有很多史学家认为它是文革的彩排）的描述——一场“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超过了中共以往的历次运动。从这一点来看，《通知》的起草者至少事先已经仔细想过了自己要干什么。文革是中共针对修正主义发起的最雄心勃勃的行动：“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26/mao_last_revolution_14/